民政论文题目

摘 要我国新婚姻法确立的婚姻无效制度，是一个进步。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还不能使无过错方和弱势方的正当权益得以充分保护。我国立法和其他国家有很大差异，这必然引起与其他国家法律冲突。因此，应对此进行思考。关键词：无效婚姻制度 自始无效婚 可撤销 思考一、 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建立我国在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中未明确规定有“无效婚”，但从中可推导出，未取得结婚证而同居的，属无效婚姻。得不到法律保护。此后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首次明确提出“无效婚”概念。其第24条规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公民，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婚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此后，我国在2001年4月28日修正的《婚姻法》正式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3）婚前有医学上认为不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4）未到法定婚龄的。”第41条“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另外，2001年12月7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包含的34个条文中就有16个涉及婚姻无效。从后二者中可以看出我国婚姻法中比较系统地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它有利于法官在判决时有明确的规定可遵循，有利于当事人在较早阶段参照法条推知自己的诉讼结果，有利于调整婚姻秩序，通过判决不合法婚姻无效的方式来维护法律威严。这无疑是一个很大进步。此外，《婚姻法》第12条还规定了“同居期间所得财产，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体现了对无过错方和弱势方的保护。这实际上是“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原则”的贯彻。但是，这一原则并没有在无效婚姻制度中得到彻底地贯彻。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按照该无效婚姻制度的处理，则自始无效和被撤销婚姻成立之初就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不是夫妻，双方无权依法继承对方的无遗嘱死亡财产；一方没有义务扶养一直与他共同生活并采信他们已婚的另一方。但在现实生活中，新婚姻法所归纳为无效婚姻的几种情况里面，存在着恶意当事方采取种种手段对善意当事方的欺诈、利用以及对责任的逃避等现象，在此情况下，新婚姻法规定的双方不存在任何婚姻关系这种制裁方式并不能真正达到对恶意方的制裁，反而帮助了恶意方逃脱婚姻责任，实际上让恶意方推脱应承担的责任，而善意方却无辜受害。同时，也不能很好地保护无过错方和弱势当事人的应有权利。二、 我国规定的无效婚姻的具体表现1、 事实婚姻新婚姻法第8条规定应补领结婚证，《解释》第5条进一步加以具体化“未按婚姻第8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士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1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照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依该《解释》起诉到法院后，法院应告知补办结婚登记，补办后，则按有效婚姻处理；如未补办，按照解除合同关系处理，即视为从未存在过婚姻关系。《解释》第6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8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一方死亡，另一方以配偶身份主张享有继承权的，按照本解释第5条原则处理。”而按第5条当法院告知其补办结婚证书时，按《婚姻法》第8条规定，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结婚登记机时关进行婚姻登记，但因一方当事人死亡，另一方当事人单独是无法进行登记的。《解释》第6条规定的情况实际上绕了个大圈子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从上可看出，在1994年2月1日以前不符合婚姻事实要件，2月1日后才符合实质要件但不符合形式要件的，在补办结婚登记的前提下，确认为有效婚姻。但一方面双方争议严重到需要法院解决，说明补办登记的可能性已是非常微小，另一方面，补办登记后就有了结婚证，不再是典型的事实婚姻了，因此，我国婚姻法基本上是不承认事实婚姻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未婚同居现象呈上升之势，而且范围广泛，既有受教育程度高的知识分子，又有程度较低的一般社会青年，通过这种社会现象形成的社会关系直接对个人身份、财产、子女亲属等都有影响，而新婚姻法却给这种重要的社会关系留下空白。2、 近亲婚《婚姻法》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但是，并没有血缘关系的自然血亲和无血缘关系的拟制血明确加以区分。在养子女相互间、养子女与养父母之婚生子女间属于无血缘关系的拟制血亲，他们的婚姻是不存在的遗传障碍的。如果解除收养关系，那么也不存在伦理道德的障碍了，并不会损害他人及社会利益。《婚姻法》第7条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这一规定对婚姻关系确立以前的结婚行为做出禁止，如这种婚姻关系已经确立，那么可根据该法第10条中“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姻无效”为理由，申请法院判决婚姻自始无效。而《解释》第8条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中可看出，如前所述的通过收养方式形成的具有拟制血亲关系的当事人间，如婚姻关系被当事人的近亲属以婚姻法第10条“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为理由，申请法院判决婚姻无效时，婚姻当事人双方通过解除收养关系等方式而使得双方间不再具有亲属关系，那么按照《解释》第8条，法院应判决其婚姻无效。同样，当事人可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其不违反婚姻法第7条关于禁止近亲结婚的规定可以结婚。而我国婚姻法中没有把自然血亲和拟制血亲区别开来的情况下，那么按上述条文规定，自然血亲关系的亲属间是否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解除其亲属关系，而使得其可以结婚或其已结婚有效呢？3、不同意婚不同意婚包括欺婚、虚假婚、胁迫婚、不适龄婚等。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口流动越来越大，在双方准结婚后，因为双方户口所在地相隔太远，所以实际情况往往是甲方从自己户口所在地办理结婚证。如果甲制造了一个假的材料，到乙方户口所在地办理结婚证。而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甲结了婚，而后甲却以其材料是假的，双方无合意为由主张婚姻无效，这属欺婚，现在很多工作单位都在分房等方面给予已婚者和未婚者不同待遇，有不少人就假借合谋结婚的形式得以享受分房待遇，这是虚假婚。还有进行人身荣誉、财产危胁以达到结婚目的，这是胁迫婚。除虚假婚、不适龄婚外，其他几种至少一方当事人无过错的，往往是被侵权的结果，比如胁迫婚，欺婚等。他们往往是女方、被迫尽配偶的义务。如果把这些全部做自始无效处理，不保护无过错才应享受的配偶权利和向恶意方追偿权利的话，则无法体现法律实质意义。《婚姻法》第10条规定了“未到婚龄的，婚姻无效。”《解释》第8条规定“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很明显，未到婚龄结婚的当事人或其近亲属申请法院宣告婚姻无效之时，如双方当事人已满婚龄，则其婚姻有效，法院不得宣告自始无效。反过来，如“申请时”有一方未到婚龄，则法院应宣告婚姻自始无效，即使女方怀孕甚至已有子女并共同生活多年。而实际上不适龄婚姻中，如女方已怀孕，则各方的申请宣告无效权归于消灭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孩子的出现使得各方不可能再恢复原状，视作婚姻从未存在过，这一点应仔细重新考虑，宜把已至婚龄和怀孕一起作为消灭宣告无效的诱因更为妥当。4、疾病婚《婚姻法》规定：“婚前患有医学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无效。这主要是一些治疗难度较大且会遗传的疾病。把这种情况作为禁止结婚的条件， 其目的是为下一代及其配偶生命健康权考虑，让配偶摆脱困境。但这只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考虑，而没有考虑到主观善意和恶意的因素，比如甲和乙之间有着极其浓厚的感情，在准备结婚前甲被发现有某种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然而，为了有利于甲的治疗并让其度过幸福的后半生，乙自愿与甲结婚，并担起照顾甲的责任，并自愿不要孩子。这对甲来说，无论从心里上还是从生理上的病情治疗来说，都是极其有益的。而且对于乙，可以从对爱人的照顾与生活中得到幸福。反之，乙可能后半生生活中感到悔恨和遗憾。这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不会损害到任何第三人利益。还比如，甲故意隐瞒其犯罪事实，在和乙生活了多年后死去。而根据《解释》第7条规定，有权申请婚姻无效的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后者以“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为申请理由”的，因此，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如果甲的亲属以“疾病婚”为由要求法院裁定婚姻不符合法定要件而自始无效。那么乙在付出了大量心血，财物而甲死亡后，乙却不能以配偶的身份继承甲的遗产，不能以配偶的身份向第三者追偿对甲的的侵权。上述情况下，如果未死亡，而乙因照顾甲而身心疲惫，反需要甲照顾时，甲却可以弃之不顾，不给乙治病。原因很简单，他们的婚姻是无效的，甲没有法定义务照顾乙。这无论从俗理道德法理的实质正义还是以民法的保护私权的精神来看，都是不公平非正义的。如果把这个案例不做自始无效处理的话，则在婚姻被法院撤销之前，甲和乙之间的关系按夫妻的权利、义务处理，甲和乙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乙可以配偶的身份继承甲的遗产。但是，这么一来，医学上认为不能结婚人就和普通人结婚的后果是相同了，如果甲有后代的话，则他们的后代可能会给社会带来负担和危害，故简单地同意这类结婚不可行。故未偿不可以在当事人自愿同意生孩子的前提下允许结婚，并制定一系列的针对违反此前提的惩罚措施。应该认为，在承认现实基础上，把婚姻撤销前这段当事人间的关系视为通常婚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便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当事人权利，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实现对实质正义的法律精神追求，而且是体现公平与正义的。5、重婚重婚一般被认为是严重违背伦理道德、社会公益的。比如甲与乙结婚后，甲又与丙结婚。丙会被认为第三者插足，与甲的婚姻会判决无效，其权益得不到婚姻法保护，甲丙甚至会受到刑法的惩罚，尤其是当甲属于现役军人的妻子时情况更是如此。我国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第256条“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结婚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但是，如果甲采取种种方法欺丙，隐瞒其与乙已婚的事，而丙又处于一个智力正常情况下无法知道或不可能知道甲乙已婚的事实，并深信自己与甲的婚姻是合法婚姻状态中，则简单地判决自始无效，致使丙与其子女处于生活困境中，无法从甲得到和丙作为配偶已尽义务相称的补偿，显然对甲不公平。这样的法条实际上充当了保护侵权者的角色。在丙知道自己与甲婚姻属重婚以前，单方合法的权利、义务在已受损害情况下，不能一概制裁，而不加以保护其应有的向对方追偿的权利，如前所述，《婚姻法》不承认事实婚姻，因而有配偶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就不算重婚了，这是典型的以表现形式规避重婚之名而行重婚之事。在此，我们要反思一下申请婚姻无效的主体问题。《解释》第7、10条规定了申请主体的范围除胁迫婚外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在胁迫婚中已知前述，申请主体除受胁迫当事人外，应扩大到受胁迫方的近亲属。第7条把“利害关系人”限定为某一方或双方的近亲属，这个范围过于狭窄。因为现实中可能存在着明显利用婚姻恶意进行逃避债务的情形。比如甲欠乙大量债务，但甲不愿偿还，于是甲未到婚龄或与其有禁婚亲属关系的丙通过某种方式拿到结婚证。但并不从事实质的婚姻生活中，以到将采取适当时机再以未到婚龄，禁婚亲属关系为申请宣告婚姻无效。因《解释》仅规定婚姻当事人及其某一方或双方近亲属有权申请法院宣告婚姻无效，故乙无权提出申请。于是丙可以在暗处处理子女自己的财产后，和甲协商留下证明双方同意把各自财产当作婚姻财产的书面证据，通过这种方式，乙因婚姻关系取得甲一半财产，而甲偿债时却仅仅以甲在婚姻财产中的份额为限，这样大大减少了甲的偿债能力，因而损害了乙方的债权。所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当事方明显地有着利用婚姻形式恶意逃避义务之目的，对有权申请婚姻无效的“利害当事人”应当扩大解释。三、 无效婚姻制度的理论思考在民法中，不合法的民事行为分为无效和可变更、可撤销。无效的法律后果自始无效、恢复原状；撤销事由包括欺诈、胁迫、乘人可危、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撤销权人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是请求撤销还是变更，由撤销权人自由选择。而婚姻关系的双方当事人身份事实及子女切身利益，不可能恢复原状。所以《婚姻法》把无效婚姻的几种情况都纳入到自始无效范畴的做法不能很好地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公正和人文关怀。应该只把严重违反社会公益的几种情况归入自始无效婚。而把其他的归为可撤销，不具追溯力，即把当时双方在婚姻撤销宣告生效前的关系作为普通婚姻中夫妻间的关系处理。婚姻法是私法、是民法的必要组成部分、私法是以规范私人之间基本生活关系，保护当事人民事权益为目的法律，是有利法、是平等之法。因而婚姻法应以保护私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确立亲属权应有位置，作为其基本价值取向。其主要目的不在于制裁，而在于解决纠纷、分清责任保护无过错方、弱势方利益，调整社会秩序。而且，规定的的制裁也应为保护无过错方、弱势方的权益而制裁。正如陵孟德斯鸠认为“写这本书的目的就要证明这句话，适中宽和精神是立法者的精神……。”①以想象的某种至善境域为借口，而对一件不是坏事加以禁止，这很有必要。②所以，立法者应保护和制裁并重，制裁应服务于保护。③体现在无效婚姻制度中，应尽量减少自始无效婚姻种类范围，而在可撤销婚中。也应以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精神为目标，强调对善意的已尽配偶义务的无过错方、弱势方作为配偶应享有的权利以及向恶意方追偿权利的保护，这将使得可撤销的结果渐渐趋同于离婚的结果，英国学者甚至作出了无效婚姻制度已日益消亡的判决。行吗？

社区相关问题（社区建设、社区服务、社区矫治、社区发展）养老问题（机构养老、家庭养老、农村养老、养老模式比较等）留守儿童、城中村相关的问题……《社会工作与民政工作的比较》，《机构养老与社区服务》《中国城镇机构养老及其模式选择》《中国农村机构养老及其模式选择》《中国农村机构养老的出路》《新时期我国养老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对策》太多了，我也是学社会工作的，刚刚毕业，论文很好写哈！

社会学论文，就写社会热点现象吧，理论加实践

农民工的保障问题研究不错哦哦

这个选题还可以啊，关键是你怎么写好这个选题，多查些资料和实例，转型中的困难和前景等等。近年来，十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救助工作，坚持把建立和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和谐十堰的大事来抓，不断完善政策、加大投入、强化措施，初步建立了以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和灾民救助为基础，以医疗、临时救助为补充，以教育、住房等专项救助相配套的社会救助制度框架，城乡困难群众得到了适度普惠的社会福利救助，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一、十堰市社会救助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1、农村低保实现从无到有制度化。全市农村低保工作起步于2007年，由定期定量救助整体过渡形成农村低保制度。初始保障人口万人，月人平补助30元。自2008年以来，全市连续三年扩大农村低保保障规模，并适时提高了补助水平。到2010年底，全市农村低保对象由万人扩大到万人，增长了倍，占全市农业总人口的10%；月人均补助由30元提高到62元；年资金发放总量由6400万元增至亿元，增长近3倍，基本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常态制度化的低标准、广覆盖预期目标。 2、城市低保实现应保尽保规范化。全市城市低保制度从1997年开始启动建立，经多次扩面和清理工作，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自2008年以来，全市城市低保对象稳定在9万人左右，占非农业人口的10％；月均补助由117元提高到144元，增长23%；年资金发放总量由亿元增加到近亿元，增长28%。在低保金的管理和发放方面，建立了分类施保、临时物价补贴、补助金银行代发、补助标准自然增长等机制，基本实现了规范运行、动态管理的应保尽保。 3、五保供养实现集散结合标准化。全市纳入五保供养政策保障对象29103人，现有农村中心福利院174所，床位15349张，农村福利院集中供养15221人，集中供养率。对分散供养对象，采取居家供养、亲友寄养和签订供养协议等方式，使散居五保对象的基本生活得到较好照顾。同时，全市农村五保对象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财政补助标准，分别由2008年的每人每年1500元和1000元提高到2011年的每人每年2100元和1600元，增幅分别达到40%和60%。2008年以来，全市累计发放五保供养资金亿元，基本实现了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按标施保。 4、医疗救助实现及时补缺人性化。全市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制度始建于2005年，经过多次调整和完善，基本形成了一次性大病比例救助、门诊救助、资助参加居民医保、资助参加新农合和定点医院优惠减免的“五位一体”救助和服务体系。2008年以来，全市累计筹措城乡特困医疗救助资金亿元，发放8982万元，全额资助城乡低保对象、五保对象参保参合66万人次，参合参保率达到100%；实施门诊和住院医疗救助万人次；大病救助全面取消了病种限制，降低了起付线，城区救助封顶线已由初始年份的3000元提高到8000元，有效缓解了城乡困难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5、救灾减灾实现协同联动科学化。自2008年到2010年期间，全市共有万人次遭受各类自然灾害影响，紧急转移安置灾民万人次，倒塌房屋14061户38570间，农作物受灾万公顷，因灾直接经济损失59亿元。在开展减灾救灾工作中，全市不断加强救灾减灾体制、机制建设，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工作流程及预案，建成了一批救灾物资仓库，自然灾害应对能力逐年提高。三年来，全市累计筹措发放自然灾害救助资金亿元，对万人次的灾民实施了生活和医疗救济，恢复倒塌房屋38570间，实施危房改造工程3942户，有效保障了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和灾区社会稳定。6、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及时互动常态化。自2008年以来，全市坚持“文明救助、自愿救助、无偿救助”的原则，接待和劝导流浪乞讨人员28800人，实施生活救助和送返救助23360人。同时，加大了对流浪儿童和病患人员的救助保护力度，累计救助流浪未成年人3894人次，精神病人、危重病人和传染病人310人。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救助站）项目正在建设之中，即将竣工投入使用。 二、加强十堰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做法1、建制度，力促社会救助与时代发展同步。市委、市政府把建立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作为夯实社会救助工作前提基础、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依法行执的基本要求，及时研究和制定社会救助工作政策保障依据，先后出台了《关于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十堰市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全面加强新时期民政工作的意见》、《关于将符合条件的特困失地农民纳入城乡救助保障范围的通知》、《关于规范城乡贫困群众大病救助工作的指导意见》、《十堰市市级城乡贫困群众临时<特别>救助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文件。同时，各县市区党委、政府均相应出台了一系列社会救助文件和管理制度，这些社会救助制度互通、互联、互补，构成一个有机的制度体系，编织了一张广覆盖、有效能的社会救助网络。 2、增投入，力促社会救助与民生需求合拍。全市各级党委政府把增加资金投入作为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重要保障，最大限度满足救助对象的基本需求。2008—2010年，全市筹措社会救助资金总额 亿元，其中争取中央和省级补助达 亿元，占总量的86％，市县两级政府安排亿元，占总量的14%。其中2010年全市社会救助资金总量达亿元，比2008年亿元增幅40％。同时，2008年以来，市县两级政府连续四年把城乡低保（包括困难失地农民救助）、农村危房改造、农村福利院建设等工作，作为硬性指标列入政府为民办实事内容，公开向全市人民承诺，并逐一兑现落实，累计投入办实事资金4800余万元。 3、抓规范，力促社会救助与公平正义相伴。以规范管理促进社会救助结果的公正，切实提高救助对象保障质量。全市对申请农村和城市低保的对象，按照村（居）、乡镇（街道）、县级民政部门三级评审和村（居）、县级民政部门“两次公示”的程序进行，通过“入户调查、收入核实、民主评议”三个环节进行把关。对集中供养的农村五保对象，按照“本人自愿申请、村委会民主评议、乡镇审核、县级民政部门审批”的程序操作；对分散供养对象，发证到人，与监护人签订监护责任书，落实责任。同时，在对低保对象实行分类管理、分类施保基础上，通过建立限期保障制度、公益劳动制度、优先就业培训制度、低保对象常年公示制度，采取抽查制、举报制、电脑核准、入户调查等办法，加强对城乡低保的监管，确保了社会救助政策在落实中的公开透明和公平正义。如在城市低保工作方面，全市有9个县市区获省A级规范化管理荣誉称号。 4、促合作，力促社会救助与公共服务联动。在实施社会救助过程中，建立了民政、财政、审计、监察、银行等相关职能部门协作配合的救助资金社会化发放机制，形成了“民政部门核定对象和补助标准，财政部门核拨资金，银行代发到人，审计、监察部门监督”的发放模式，实行低保对象专户专折，银行免收入户费，资金直达低保对象个人账户，提高了兑付实效。建立了卫生、教育、司法、劳动保障、扶贫、供电供水、慈善等部门多渠道、多领域的救助格局，有力缓解了困难群众的医疗、入学、住房等生产生活方面的经济负担，取得较好成效。三、推进十堰社会救助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1、补助水平偏低，城乡反差较大。从城乡低保补助水平上看，全市实际保障水平尚不足全省平均水平。全市城市低保月人均补助144元，比全省平均水平163元低19元，在全省17个市州中排名第11位；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62元，比全省平均水平66元低4元，在全省17个市州中排名第10位。同时，城乡保障水平差距较大。城市低保标准为每月280元，农村低保标准为每年800元，平均每月元，且只是参照标准，城乡低保标准相差倍。城市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144元，农村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仅62元，城乡低保对象补助相差倍。 2、筹资渠道单一，对上依赖较强。全市社会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特别是对中央和省的依赖程度较高，渠道单一，在挖掘社会资源、拓展筹资渠道方面明显不足，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尚未建立。以2010年为例，全市城市低保资金总量亿元，其中，中央和省政府补助资金达到亿元，占总量的90%。地方配套市、县两级配套1963万元，仅占资金总量的10%；全市农村低保资金总量亿元，其中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亿元，占总量的89%，地方配套资金1852万元，仅占总量的11%。同时，在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下，因县级财政底子薄、财力弱，市级财政又无法给予补助，存在部分县级财政配套不足的情况，特别是在农村低保和五保方面较为突出。 3、救助设施欠缺，承载功能较弱。从农村福利院现状看，全市有农村福利院174所，床位 15349张，平均每所福利院只有 88张床位，全市五保对象平均集中供养率仅为，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近5个百分点。由于部分福利院年久失修，设施陈旧，服务功能和承载能力严重不足，全市尚有部分对象愿意入院集中供养，但受福利院床位和服务设施限制，难以对其实施集中供养。同时，我市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近两年自然灾害呈现强度越来越大、频次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损失越来越重的特点，备灾救灾任务艰巨而繁重。目前部分县市区避灾场所建设滞后，缺乏必需的救灾应急避难场所和临时安置点，且不同程度缺乏必要的应急物资、设备、器具等。 4、人员经费不足，服务能力较低。目前，全市乡镇（街办）一级从事民政工作的干部共有231人，而专职的仅有20人，社区（村）一级专职人员更是空缺。全市民政部门常年直接救助和服务的城乡社会救助对象达38余万人，平均每个乡镇（街办）专兼职民政干部，承担着直接服务1500人的工作量。同时，全市社会救助工作经费总量年平均仅有250万元，对38万直接服务的救助对象来说，年人平仅有6元，远不能满足在社会救助中调查摸底、建档立卡、材料报表打印、交通通讯等实际需要。由于人员经费紧张，造成社会救助服务功能和质量弱化。四、当前十堰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任务1、加大城乡低保一体化建设力度。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紧扣“改善和保障民生、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这一主线，从保障城乡困难居民基本生活的长远利益出发，以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救助差距为目标，坚持“城乡通开、量力而行，城乡一体、应保尽保，制度整合、分类管理”的原则，十堰城区在茅箭区，各县市相应在“竹房城镇带”、“汉江生态经济带”区域内分别选择一个乡镇街办，加快推进城乡低保一体化试点工作。在今年试点基础上，利用3—5年时间，逐步搭建起完善的城乡低保一体化的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 2、加大城乡低保五保资金投入力度。一是通过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按照公共财政支出要求，加大城乡社会救助资金的投入。在加大向上争取力度的同时，按标准足额落实城乡低保、五保地方配套资金，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吸引社会闲散资金，参与社会救助工作。同时，加强社会救助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安全。二是逐年加大社会救助工作经费的投入，并对基层适当予以补助，以确保社会救助工作顺利推进。三是建立健全保障标准和补助水平自然增长机制，适时调整城乡低保标准，切实提高城乡救助对象补助水平，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满足救助对象基本需求。“十二五”期间，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年均增长20%，农村低保保障人口达到并保持在25万人左右，人均补助水平逐年提升并达到100元/月，并随着政府财力增强，逐步提高保障水平。3、加大社会救助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采取政府投入为主、单位包联帮建、社会各界和群众捐资帮扶等多种形式筹措资金，按计划、分阶段新建和改扩建一批农村乡镇福利院，增加床位设置，完善服务设施，争取通过3—5年努力，全面提升集中供养保障能力，使自愿集中供养率达到80%以上，使75％以上的乡镇中心福利院达到省级模范福利院标准。自2011年起，各县市每年至少改扩建福利院3所以上，使其逐步达到省模范福利院标准，各区确保辖区内五保对象自愿条件下全部入住福利院。同时，把避难场所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现有场所的维护管理，加注“避灾标识”，并在此基础上，加大资金投入，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新建一批避难场所。4、加大乡镇基层服务能力建设力度。全面落实省编办《关于加强乡镇民政组织建设有关意见》文件精神，在乡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加挂民政办公室牌子，并启用民政办公室印章，乡镇机关除现有1名民政助理外，再明确1人从事民政管理工作。同时，根据乡镇规模按照“以钱养事”的办法，设置公益性岗位1-3个（3万人以下设1个岗位，3-6万人的设2个岗位，6万人以上的设3个岗位），专职从事民政等社会救助工作。同时，不断改善办公条件，落实好基层干部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加强业务培训和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为推动社会救助事业稳步发展，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5、加大社会救助规范管理力度。一是坚持“程序、阳光、制约”原则，健全制度，创新机制，全面推行社会救助规范化管理。在更高水平更高标准上谋划社会救助工作，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动态管理，应退尽退，规范运行，确保城乡低保、五保等工作公开、公正、透明、有序。二是按照“生活设施标准化、院容院貌田园化、内务管理宾馆化”的要求，加强福利院管理和服务。三是规范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工作。积极推进医疗救助与新农合、居民医保的衔接、互动，完善和健全事前、事中、事后救助方式。简化和规范临时救助程序，做到标准适度、程序规范、手续齐备。四是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逐步健全综合协调机制，推进救灾减灾协调发展。通过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和管理措施，使全市社会救助工作总体上达到制度健全完善、审批程序规范、操作阳光有序、服务管理优质、人民群众满意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