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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方法研究论文

摘要： 回眸中国民族声乐及其历史，其昭示着原生态唱法这种民族声乐艺术形式的存在意义。原生态及原生态声乐演唱艺术的起源和不同分类所生发的独特的阐述，让人们逐步认识到中国民族声乐中的原生态声乐的独到演唱艺术。本文从自然、实用、即兴三方面对原生态声乐艺术特征进行阐述，以领会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独有的艺术魅力。也正因如此，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对原生态声乐演唱的文化、艺术风格和民族性三个层面进行论证，方可以突出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的重要性。以此为基础，在教学中选取打破理性思维教学模式、引导学习者联系生活、注重个性的培养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分析研究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的教学方法创新，并能审视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启发更多的教学者对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更加重视和关注，以引导更多大众关注民间传统文化的新发展。

关键词： 原生态唱法；声乐演唱教学；教学方法；创新

一、了解民族声乐中的原生态声乐演唱艺术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语言文化、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生产劳动、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都对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国风格迥异的民族民间声乐艺术形式和流派唱法艺术体制。原生态声乐艺术在民族声乐中最能原原本本的展现中国各个民族和地域的风土人情，是最原始生存状态的声音，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和修饰的民族声乐艺术形式。原生态唱法的出现成为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中举世瞩目的一朵芳花，博得众人关注。

（一）认识中国民族声乐及其历史发展

中国民族声乐是劳动人民表达自己情感、意志、思想的一种艺术形式，其中传统的中国民族声乐基本上就是中国的原生态声乐，而现代的中国民族声乐是指在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歌、戏曲、说唱等传统演唱艺术精华，通过借鉴吸收美声唱法后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民族演唱艺术形式。早在春秋时期，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国风》就是当时的北方民歌。20世纪以前，原生态民歌是中国民族声乐演唱的主要形式，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和开放思想的形成，中国开始有了西洋式的声乐教学，出现了现代民族声乐艺术，使得中国民族声乐艺术进入一个转型期。现代民族声乐艺术有了科学的演唱技巧和与时俱进的演唱内容，但是原生态声乐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着其他演唱形式替代不了的自然和淳朴风格，同样应该被人们重视和关注。

（二）原生态的定义及原生态演唱的起源

原生态一词来源于自然科学中的生态研究领域，是指大自然赋予人最原本的一种生活状态，不具有复杂性、装饰性、技术性、利益性、时尚性，是最简单的、淳朴的一种存在状态，基本可以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来形容。所谓原生态演唱就是在特定的环境区域内，由当地的人们在劳动生产生活过程中，按照本民族的语言习俗和演唱方法自然形成的，不具有任何专业修饰和外来影响的民间作品，其中以原生态民歌的演唱方法为代表。原生态唱法的首次提出，见于2004年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举办的“西部民歌大赛”中。原生态唱法中土生土长的劳动人民和不加任何专业技巧装饰的'原汁原味嗓音，赢得了人们的点赞和关注。原生态声乐演唱是相对于学院派的民族声乐唱法而言，当地人民群众自创的积累，通过世代口头相传相授的方式继承了民间音乐艺术的精华，是中国民族传统习俗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原生态声乐艺术的不同分类

原生态声乐艺术根据其演唱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独唱、重唱、对唱、群体齐唱、多声部合唱等。其既有委婉柔美的抒情也有高亢激昂、豪迈奔放的酣畅，曲调都非常优美，具有较强的艺术魅力。根据其地域不同，又可分为北方原生态民歌、南方原生态民歌，高原的原生态民歌、平原的原生态民歌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民歌。由于各地原生态民歌的语调、语气等会因其区域和地貌的不同产生出不同风格特质的原生态民歌，例如北方的粗犷、高亢，南方的细腻、悠扬等。根据原生态声乐艺术的演唱内容不同，原生态声乐演唱的题材和功能不同，又可以分为劳动号子、信天游、爬山调、内蒙古的长短调牧歌，等等。

二、探究原生态声乐演唱的独有艺术魅力

原生态声乐艺术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体现，是各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发展沉淀下来的文化遗产，拥有着自身不可磨灭的艺术特性，正是这样的艺术特征使得原生态声乐能在现代的艺术生活中独放光芒。

（一）原生态声乐演唱的自然艺术特征

原生态声乐演唱直接产生于民间，并长期流行于农工、船夫、牧羊人或者劳动妇女之间，由大众口头创作，并在流传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是随口而出的俗语，不具有专业性，因其原始、贫乏单一的语汇，使得原生态声乐处于自然的艺术状态。这种自然不等同于随便和无秩序，而是顺其自然的流露情感和创作作品，细细体会就能感觉到原生态声乐在自然中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情感。例如，黎族原生态作品中唱道：“砍山我来迟了，迟到是留恋锅里的田螺，流连在纱纺的老婆。”还有其他作品中唱道：“要猪怕猪脏，要狗怕狗吠，要鸟怕鸟飞，只要亲人做伴长相随。”这些原生态作品的歌词通俗易懂，都具有自然不刻意的艺术特征，表达出的却是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生活和情感。

（二）原生态声乐演唱的实用艺术特征

原生态声乐演唱作品的产生多半是人们在劳动中创作的，与劳动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原生态声乐艺术出现的初衷是为了实用，其次才是审美。例如劳动号子是最早出现的民歌载体，它的产生是人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发出吆喝或者呼号，为的是释放身体负重的压力或者协调步调，这些吆喝和呼号后来通过被人们美化，发展成声乐艺术形式，劳动号子的实用性就在于协调和指挥人们劳动。随着其实用性的出现，更多人开始关注并把它美化起来，在有节奏和韵律的配合下，逐渐展示出原生态声乐艺术的独特魅力。

（三）原生态声乐演唱的即兴艺术特征

原生态声乐演唱，都是看到什么唱什么，想到什么编什么，有感而发，即兴自创。实际上是方言腔调的音乐化，不需要考虑技术层面的要求，不用经过加工提炼，只需专注于自己有感而发的演唱就可以，展示的是“最本色的原作品”。歌词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情感即兴及其“口语化”的民俗特征，在结构、文法、修辞、艺术逻辑、形态规律等方面形成了诸多新的族域性文化特征。例如，原生态民歌中山西的山曲《三天路程两天到》：“大青山高来呦乌拉山那个低，马鞭子一甩我就回口里，不大大那个小青马，我多喂上两升料，三天的那个路程我两天到。”歌词源自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由于民间歌手不懂得专业的创作知识，不能像专业作曲家一样运用民歌素材创作民歌，只能靠即兴的情趣、始发冲动及强烈的情感支配而“创作”。

三、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的重要意义

由于民族声乐的创作曲目较为单一和重复，千篇一律的民族声乐状态使得听众出现了听觉、视觉的疲劳，所以人们开始想要追求新鲜刺激的艺术形式，渴望和期盼民族音乐多元化。原生态声乐演唱显示出自然、质朴、粗犷的特点，是民族声乐艺术的另类展现，具有别具一格的新鲜感和民族特色。因此，为了迎合人们愿意复兴传统文化的潮流，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的意义十分重要。不仅因为学院派的民族唱法是在原生态声乐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好的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有利于传统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引起更多人对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的关注。

（一）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的文化意义

原生态声乐演唱是工业时代前的自然的、乡村的、朴拙的、非商业化的文化。其中蕴藏着源自大自然的生态文化，例如有民族民间文化、原始文化、方土文化等，涉及到社会科学中的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需要在教会学习者演唱技巧的基础目标下，对学习者进行原生态声乐文化的教育和指导，让学习者在宽阔的声乐文化视野中学习原生态声乐，不仅有利于学习者对声乐技巧的掌握，更有利于学习者今后的深入探究和创作。例如，在藏族原生态民歌《翻身不忘共产党》的教学中，同样要为学习者讲解该作品的时代背景、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让学习者在了解相关文化中掌握原生态声乐演唱。

（二）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的艺术风格意义

原生态声乐演唱虽然是一种自然状态的演唱形式，不用经过专业修饰和提炼，但也不是随意的唱就可以的，也需要教学者在教学中不能忽略对艺术风格重要性的教学，逐渐思考出一些方法和理论，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提炼和选择来指导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让学习者能够随心所欲的演唱原生态声乐作品时，流露出纯粹、质朴和干净的声乐艺术效果。例如，在学习不同艺术风格的原生态声乐作品时，抓住每一部原生态声乐作品中的闪光点很重要，掌握艺术风格精髓才能在丰富多彩中彰显个性。

（三）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的民族性意义

原生态声乐演唱过程直接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社会、劳作、风土人情、爱情婚姻等日常生活，是认识一个民族情感、性格、历史、民风民俗的重要名片。所以，做好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对于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推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有着不可限量的作用。

四、创新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的教学方法

从历代所有民间艺术形式的发展过程中看，几乎一切的民间艺术都是专业艺术产生的源泉和根基，任何一门艺术门类都是从生活走向艺术，从艺术走向专业。原生态声乐演唱艺术也不例外，原生态声乐演唱艺术作为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根基，只有把原生态声乐演唱搬进教学中来，不断进行扩展教学和创新，才能让原生态声乐演唱艺术不断从原生态走向艺术舞台，由粗糙走向经典。

（一）在原生态声乐教学中打破理性思维教学模式

在现实教学中，教学者往往过分强调教学内容的合理性和共性，注重教学方法的重复高效性，容易淡化或忽略教学方法的创新性。这样的教学模式在原生态声乐教学中，容易限制学习者的个性兴趣发挥，教学者应该打破习惯性思维的按部就班教学模式，毕竟原生态声乐教学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教会演唱技法，而是要让学习者走出单纯理性的思维，融入自己的感受和思考感性地学习原生态声乐，给学习者一个广阔空间去认识、研究原生态声乐演唱艺术的现实意义和创作借鉴。

（二）在原生态声乐教学中引导学习者联系生活

舍弃了原生态声乐艺术的情感人文成分，单纯追求知识与技巧的教学，只会让学习者对原生态声乐演唱艺术产生缺乏个性和生命力的理解。由于原生态声乐大多形成于种地耕田、采药摘茶、行船放排等生活生产实际中，演唱技术是从生活中摸索而来，反过来又被用于表达生活情感。所以，教学者要在原生态声乐教学中，让学习者把学习原生态声乐演唱与生活联系起来，教会学习者用声音去表达生活，传递情感，脱离僵硬的声乐演唱技巧学习。

（三）在原生态声乐教学中注重个性培养

原生态声乐演唱每一句每一腔都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突出的艺术个性，如蒙古的长调，苗族的飞歌，羌族的酒歌，等等，可谓是“一方水土出一方人，一方人唱一方歌”。教学者要让学习者对原生态声乐的声音有正确的判断，有自己独特的感受，而不是盲目的、错误的模仿。教学者要培养学习者独到的个性思维，才能让学习者在声乐作品面前有自己的思想，不再唯师命是从，才能不埋没学习者的创新才能。结语原生态声乐演唱艺术是要依靠原生态的生活环境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原生态声乐演唱艺术的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为原生态声乐是中国民族声乐的根基，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言、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和民族特色，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现代社会的文化发展和审美趋于多元化，对民族声乐中的原生态声乐的传承和发展毋庸置疑。今后在教学中，要注重在保护原生态声乐作品的前提下，朝着保护它、研究它、发展它、推广它的方向进行教学改进，要积极吸收原生态声乐艺术中的传统文化和音乐精髓，做到既保留特色又不断与时俱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立岗编著.声乐教学法[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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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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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写毕业论文的话，应该比较要学术点吧。《禁色的蝴蝶》—洛枫，非常有思想，讲哥哥在舞台，电影里面的颠覆性。一般学校的图书馆都有这本书，我就是在我自己学校的图书馆看的。淘宝应该也有卖的。还有一篇是台湾的周慧玲教授的一片论文，《明星过程、性别越界与身体操作，从张国荣谈起》写的也非常好。学校图书馆也有下的，我也是在学校图书馆看的。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