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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方法研究论文

摘要：回眸中国民族声乐及其历史，其昭示着原生态唱法这种民族声乐艺术形式的存在意义。原生态及原生态声乐演唱艺术的起源和不同分类所生发的独特的阐述，让人们逐步认识到中国民族声乐中的原生态声乐的独到演唱艺术。本文从自然、实用、即兴三方面对原生态声乐艺术特征进行阐述，以领会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独有的艺术魅力。也正因如此，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对原生态声乐演唱的文化、艺术风格和民族性三个层面进行论证，方可以突出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的重要性。以此为基础，在教学中选取打破理性思维教学模式、引导学习者联系生活、注重个性的培养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分析研究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的教学方法创新，并能审视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启发更多的教学者对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更加重视和关注，以引导更多大众关注民间传统文化的新发展。

关键词：原生态唱法；声乐演唱教学；教学方法；创新

一、了解民族声乐中的原生态声乐演唱艺术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语言文化、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生产劳动、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都对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国风格迥异的民族民间声乐艺术形式和流派唱法艺术体制。原生态声乐艺术在民族声乐中最能原原本本的展现中国各个民族和地域的风土人情，是最原始生存状态的声音，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和修饰的民族声乐艺术形式。原生态唱法的出现成为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中举世瞩目的一朵芳花，博得众人关注。

（一）认识中国民族声乐及其历史发展

中国民族声乐是劳动人民表达自己情感、意志、思想的一种艺术形式，其中传统的中国民族声乐基本上就是中国的原生态声乐，而现代的中国民族声乐是指在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歌、戏曲、说唱等传统演唱艺术精华，通过借鉴吸收美声唱法后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民族演唱艺术形式。早在春秋时期，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国风》就是当时的北方民歌。20世纪以前，原生态民歌是中国民族声乐演唱的主要形式，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和开放思想的形成，中国开始有了西洋式的声乐教学，出现了现代民族声乐艺术，使得中国民族声乐艺术进入一个转型期。现代民族声乐艺术有了科学的演唱技巧和与时俱进的演唱内容，但是原生态声乐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着其他演唱形式替代不了的自然和淳朴风格，同样应该被人们重视和关注。

（二）原生态的定义及原生态演唱的起源

原生态一词来源于自然科学中的生态研究领域，是指大自然赋予人最原本的一种生活状态，不具有复杂性、装饰性、技术性、利益性、时尚性，是最简单的、淳朴的一种存在状态，基本可以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来形容。所谓原生态演唱就是在特定的环境区域内，由当地的人们在劳动生产生活过程中，按照本民族的语言习俗和演唱方法自然形成的，不具有任何专业修饰和外来影响的民间作品，其中以原生态民歌的演唱方法为代表。原生态唱法的首次提出，见于2004年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举办的“西部民歌大赛”中。原生态唱法中土生土长的劳动人民和不加任何专业技巧装饰的'原汁原味嗓音，赢得了人们的点赞和关注。原生态声乐演唱是相对于学院派的民族声乐唱法而言，当地人民群众自创的积累，通过世代口头相传相授的方式继承了民间音乐艺术的精华，是中国民族传统习俗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原生态声乐艺术的不同分类

原生态声乐艺术根据其演唱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独唱、重唱、对唱、群体齐唱、多声部合唱等。其既有委婉柔美的抒情也有高亢激昂、豪迈奔放的酣畅，曲调都非常优美，具有较强的艺术魅力。根据其地域不同，又可分为北方原生态民歌、南方原生态民歌，高原的原生态民歌、平原的原生态民歌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民歌。由于各地原生态民歌的语调、语气等会因其区域和地貌的不同产生出不同风格特质的原生态民歌，例如北方的粗犷、高亢，南方的细腻、悠扬等。根据原生态声乐艺术的演唱内容不同，原生态声乐演唱的题材和功能不同，又可以分为劳动号子、信天游、爬山调、内蒙古的长短调牧歌，等等。

二、探究原生态声乐演唱的独有艺术魅力

原生态声乐艺术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体现，是各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发展沉淀下来的文化遗产，拥有着自身不可磨灭的艺术特性，正是这样的艺术特征使得原生态声乐能在现代的艺术生活中独放光芒。

（一）原生态声乐演唱的自然艺术特征

原生态声乐演唱直接产生于民间，并长期流行于农工、船夫、牧羊人或者劳动妇女之间，由大众口头创作，并在流传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是随口而出的俗语，不具有专业性，因其原始、贫乏单一的语汇，使得原生态声乐处于自然的艺术状态。这种自然不等同于随便和无秩序，而是顺其自然的流露情感和创作作品，细细体会就能感觉到原生态声乐在自然中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情感。例如，黎族原生态作品中唱道：“砍山我来迟了，迟到是留恋锅里的田螺，流连在纱纺的老婆。”还有其他作品中唱道：“要猪怕猪脏，要狗怕狗吠，要鸟怕鸟飞，只要亲人做伴长相随。”这些原生态作品的歌词通俗易懂，都具有自然不刻意的艺术特征，表达出的却是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生活和情感。

（二）原生态声乐演唱的实用艺术特征

原生态声乐演唱作品的产生多半是人们在劳动中创作的，与劳动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原生态声乐艺术出现的初衷是为了实用，其次才是审美。例如劳动号子是最早出现的民歌载体，它的产生是人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发出吆喝或者呼号，为的是释放身体负重的压力或者协调步调，这些吆喝和呼号后来通过被人们美化，发展成声乐艺术形式，劳动号子的实用性就在于协调和指挥人们劳动。随着其实用性的出现，更多人开始关注并把它美化起来，在有节奏和韵律的配合下，逐渐展示出原生态声乐艺术的独特魅力。

（三）原生态声乐演唱的即兴艺术特征

原生态声乐演唱，都是看到什么唱什么，想到什么编什么，有感而发，即兴自创。实际上是方言腔调的音乐化，不需要考虑技术层面的要求，不用经过加工提炼，只需专注于自己有感而发的演唱就可以，展示的是“最本色的原作品”。歌词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情感即兴及其“口语化”的民俗特征，在结构、文法、修辞、艺术逻辑、形态规律等方面形成了诸多新的族域性文化特征。例如，原生态民歌中山西的山曲《三天路程两天到》：“大青山高来呦乌拉山那个低，马鞭子一甩我就回口里，不大大那个小青马，我多喂上两升料，三天的那个路程我两天到。”歌词源自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由于民间歌手不懂得专业的创作知识，不能像专业作曲家一样运用民歌素材创作民歌，只能靠即兴的情趣、始发冲动及强烈的情感支配而“创作”。

三、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的重要意义

由于民族声乐的创作曲目较为单一和重复，千篇一律的民族声乐状态使得听众出现了听觉、视觉的疲劳，所以人们开始想要追求新鲜刺激的艺术形式，渴望和期盼民族音乐多元化。原生态声乐演唱显示出自然、质朴、粗犷的特点，是民族声乐艺术的另类展现，具有别具一格的新鲜感和民族特色。因此，为了迎合人们愿意复兴传统文化的潮流，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的意义十分重要。不仅因为学院派的民族唱法是在原生态声乐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好的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有利于传统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引起更多人对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的关注。

（一）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的文化意义

原生态声乐演唱是工业时代前的自然的、乡村的、朴拙的、非商业化的文化。其中蕴藏着源自大自然的生态文化，例如有民族民间文化、原始文化、方土文化等，涉及到社会科学中的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需要在教会学习者演唱技巧的基础目标下，对学习者进行原生态声乐文化的教育和指导，让学习者在宽阔的声乐文化视野中学习原生态声乐，不仅有利于学习者对声乐技巧的掌握，更有利于学习者今后的深入探究和创作。例如，在藏族原生态民歌《翻身不忘共产党》的教学中，同样要为学习者讲解该作品的时代背景、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让学习者在了解相关文化中掌握原生态声乐演唱。

（二）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的艺术风格意义

原生态声乐演唱虽然是一种自然状态的演唱形式，不用经过专业修饰和提炼，但也不是随意的唱就可以的，也需要教学者在教学中不能忽略对艺术风格重要性的教学，逐渐思考出一些方法和理论，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提炼和选择来指导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让学习者能够随心所欲的演唱原生态声乐作品时，流露出纯粹、质朴和干净的声乐艺术效果。例如，在学习不同艺术风格的原生态声乐作品时，抓住每一部原生态声乐作品中的闪光点很重要，掌握艺术风格精髓才能在丰富多彩中彰显个性。

（三）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的民族性意义

原生态声乐演唱过程直接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社会、劳作、风土人情、爱情婚姻等日常生活，是认识一个民族情感、性格、历史、民风民俗的重要名片。所以，做好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对于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推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有着不可限量的作用。

四、创新原生态声乐演唱教学的教学方法

从历代所有民间艺术形式的发展过程中看，几乎一切的民间艺术都是专业艺术产生的源泉和根基，任何一门艺术门类都是从生活走向艺术，从艺术走向专业。原生态声乐演唱艺术也不例外，原生态声乐演唱艺术作为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根基，只有把原生态声乐演唱搬进教学中来，不断进行扩展教学和创新，才能让原生态声乐演唱艺术不断从原生态走向艺术舞台，由粗糙走向经典。

（一）在原生态声乐教学中打破理性思维教学模式

在现实教学中，教学者往往过分强调教学内容的合理性和共性，注重教学方法的重复高效性，容易淡化或忽略教学方法的创新性。这样的教学模式在原生态声乐教学中，容易限制学习者的个性兴趣发挥，教学者应该打破习惯性思维的按部就班教学模式，毕竟原生态声乐教学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教会演唱技法，而是要让学习者走出单纯理性的思维，融入自己的感受和思考感性地学习原生态声乐，给学习者一个广阔空间去认识、研究原生态声乐演唱艺术的现实意义和创作借鉴。

（二）在原生态声乐教学中引导学习者联系生活

舍弃了原生态声乐艺术的情感人文成分，单纯追求知识与技巧的教学，只会让学习者对原生态声乐演唱艺术产生缺乏个性和生命力的理解。由于原生态声乐大多形成于种地耕田、采药摘茶、行船放排等生活生产实际中，演唱技术是从生活中摸索而来，反过来又被用于表达生活情感。所以，教学者要在原生态声乐教学中，让学习者把学习原生态声乐演唱与生活联系起来，教会学习者用声音去表达生活，传递情感，脱离僵硬的声乐演唱技巧学习。

（三）在原生态声乐教学中注重个性培养

原生态声乐演唱每一句每一腔都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突出的艺术个性，如蒙古的长调，苗族的飞歌，羌族的酒歌，等等，可谓是“一方水土出一方人，一方人唱一方歌”。教学者要让学习者对原生态声乐的声音有正确的判断，有自己独特的感受，而不是盲目的、错误的模仿。教学者要培养学习者独到的个性思维，才能让学习者在声乐作品面前有自己的思想，不再唯师命是从，才能不埋没学习者的创新才能。结语原生态声乐演唱艺术是要依靠原生态的生活环境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原生态声乐演唱艺术的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为原生态声乐是中国民族声乐的根基，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言、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和民族特色，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现代社会的文化发展和审美趋于多元化，对民族声乐中的原生态声乐的传承和发展毋庸置疑。今后在教学中，要注重在保护原生态声乐作品的前提下，朝着保护它、研究它、发展它、推广它的方向进行教学改进，要积极吸收原生态声乐艺术中的传统文化和音乐精髓，做到既保留特色又不断与时俱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立岗编著.声乐教学法[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

[2]俞子正等著.声乐教学论[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1999.

[3]徐晓懿编著.声乐演唱与教学[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6.

[4]付晓玲.原生态民歌的理性思考——有感于第十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增设原生态演唱组[J].民族音乐,2006(3).

[5]田青编著.原生态唱法的当代意义[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四、结语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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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歌飞扬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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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音乐论文过程中，正确地标注以及合理地引用参考文献不仅关系到音乐论文的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态度。下文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关于音乐论文的参考文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1] 付娜. 儿童二胡启蒙教材的比较研究[D]. 河南大学 2014

[2] 王扬扬. 唐代教坊考述[D]. 河南师范大学 2013

[3] 王珣. 邓州罗卷戏的历史与现状[D]. 河南师范大学 2011

[4] 汪怡帆. 小学音乐教材中的歌曲分析及歌曲钢琴伴奏的特点[D]. 中央音乐学院 2014

[5] 张倩. 两汉魏晋太常音乐机构考辨[D]. 河南师范大学 2011

[6] 杜化丽. 《全唐诗》中琵琶史料的研究[D]. 河南师范大学 2011

[7] 刘欢. 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施及教学现状探析[D]. 贵州师范大学 2014

[8] 李建荣. 姜夔自度曲的音乐创作风格研究[D]. 河南师范大学 2012

[9] 桑玉婷. 少年儿童手风琴启蒙教材研究[D]. 上海师范大学 2014

[10] 王婷. 郑州市小学校外古筝教学现状调查研究[D]. 河南师范大学 2014

[11] 王越. 论发展我国小学音乐教育中的个性化音乐修养[D]. 中央音乐学院 2014

[12] 陈兆君. 钢琴即兴演奏在小学音乐课中的运用[D]. 中央音乐学院 2014

[13] 柴森. 新课标下小学音乐课堂教学的思考与探索[D]. 河北大学 2014

[14] 孙近钧. 新乡市小学生管乐课外实践活动的形式与途径研究[D]. 河南师范大学 2014

[15] 陈晓静. 谈明清时期以“真”为美的音乐审美观[D]. 河南师范大学 2012

[16] 王哲. 临清时调研究[D]. 河南师范大学 2011

[17] 徐忠奎. 宋代说唱音乐的商业性特征研究[D]. 河南师范大学 2011

[18] 栗晓洋. 民间音乐-西平大铜器的调查与研究[D]. 河南师范大学 2012

[19] 于琼芳. 河南浚县庙会中“踩高跷”的调查与研究[D]. 河南师范大学 2013

[1]郝红英。九十年代中国文化中的怀旧倾向[D].华南师范大学 2002.

[2]郑恺。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研究[D].河南大学。2008

[3]刘可欣。流行音乐研究[D].北京大学。2003

[4]张婧。论大众文化中的怀旧情结[D].山东师范大学。2013

[5]贾永平。审美中的怀旧现象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2

[6]王志辉。“中国风”流行音乐的价值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2009

[7]郭星星。大陆校园民谣与台湾校园民歌比较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11

[8]王耀宗。中国当代校园歌曲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8

[9]张秀娟。大众传播语境下流行歌词的古典回归[D]福建师范大学。2012

[10]魏蕾。唐宋诗词在现代流行歌曲中的潜行与显现[D]中南民族大学 2012

[11]丁洁。电影音乐类型探析[D]天津师范大学。2010

[12]王丽娟。大众审美情趣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D]陕西师范大学，2010

[13]杨秀敏。论当下中国流行音乐新趋势[D]山东师范大学。2009

[14]王黎。流行音乐与文化消费[J].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2

[15]吴磊。关于中国流行音乐与大众传媒的思考[J].苏州大学学报。2004

[16]李广平。现代流行歌曲的歌词创作特征[J].北京：词刊。2004

[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2]赵玲玲。《文学与怀旧--论民族记忆的艺术传承》[M]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3]朱光潜。谈美[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4][苏]列。谢。维戈茨基着，周新译《。艺术心理学》[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5]于润洋。音乐美学史学论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6]杜洪泉。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概论。[M]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

[7]管建华。中国音乐审美的文化视野[M]中国文联出版社。1995

[8]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M]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9]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10]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11]孙蕤。中国流行音乐简史[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12]陶辛。流行音乐手册[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

[13]周志芬，赵一萍。音乐与戏曲[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8

[14]傅雪漪。戏曲传统声乐艺术[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

[15]陶东风。社会转型期审美文化研究[M].北京出版社，2002

与离歌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意气，是李白“仰天长啸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高歌；意气，是杜甫“致君尧舜上，当使民风淳”的肺腑之言；意气，是毛泽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壮怀…… 人要有意气，有自己的意志和气概，要意气风发。人不能没有意气，就像傲视苍穹的红杉不能没有坚固的根基，芳香四溢的鲜花不能没有给予它自信的阳光。人有意气，才能有豁达的胸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苏子有意气，虽遭官场与文场一齐泼来的污水，但他仍意气风发，“侣鱼虾而友麋鹿”，心胸豁达可见一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遭人诽谤的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还，虽有昭昭若明星之德，日月齐辉之才，终化为泡影，但他仍意气风发，“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酒入愁肠三分酿成月亮�七分化为剑气，秀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若无意气，他怎会有如此豁达的胸襟？人有意气，才能有千古留名，流芳百世，才能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几百年的风风雨雨，早已涤荡了风波亭的点点残血；几百年的潮起潮落，早已淹没了零丁洋里的声声叹息；几百年的猎猎西风，早已拂走了牧羊的老者；几百年的漫漫黄沙，早已淹没了西域路上的声声驼铃……然而，岳武穆的满腔热血，文天祥的一颗丹心，苏武的一根竹杖，张骞的十几年牢狱之苦，早已映入史册，成为民族的精神瑰宝。若无意气，他们怎会有如此壮行？人有意气，才能摧不垮，压不倒，追求不泯，意志不衰。还记得舞台上那尊慈祥博爱的千手观音吗？邰丽华，虽是聋哑人，但她有意气，手臂练得青肿了，脚底磨出血泡了，她始终坚持练习。最终，她用手指勾勒了人性的美好，用舞姿诠释内心的感觉，感动中国，感动你我。若无意气，她怎会从不幸的底谷达到艺术的巅峰？意气，是成就人生所必需的。然而，现实生活中缺乏意气之人委实不少，他们在温柔富贵乡中疲软筋骨麻木神经，在歌舞升平中平息了壮志，在灯红酒绿中丧失人性……凡此种种，我们要坚决反对，打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扫清道路。人，要有意气，要意气风发。

1. 前言在《中国文学史》上，袁行霈已经明确提出，“稼轩词所创造的战争和军事活动的意象，又使词的意象群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换。”[1]（162）即已经认识到辛弃疾词的军事意象的存在，并且明确提到弃词中含有“刀、枪、剑、戟、弓、箭、戈、甲、铁马、旌旗、将军、奇兵等军事意象”。[1]（162）但是书中并没有深入探究这些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含义，只是说到“密集的军事意象群，连续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更能体现辛词的个性特色”，那究竟这些意象体现了词人什么个性特色呢？词人大量运用这些意象词语究竟是要表现他一种怎样的思想呢？鉴于这些疑问，本文就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词语进行一些探讨，希望能了解到其中的含义。2 军事意象的内涵刘宗朝在《试论辛弃疾词中意象的运用》[2]中也有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做了分析研究，其文章中提到“辛词中仅‘剑’这一意象就有十八处”，然后列举了其中的一些句子，最后得出“这里的‘剑’是作者壮志难酬的象征”的结论。这种运用统计学的分析方法是科学的，但是但是通过列举了统计出来的句子就直接下结论，未免过于牵强。因此，笔者把统计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和传统的具体词作内容分析法结合起来，最后才给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下一个总体的结论。数据分析笔者以“唐诗宋词网”下载的《辛弃疾词全集》电子版[3] 作为蓝本，运用计算机统计工具，对一些宋词中描写战争普遍出现的词语做了统计。具体数据是：“剑”字在辛词中出现过4处，“醉里挑灯看剑”，“剑气已横秋”，“想剑指三秦”，“倚天万里须长剑”；

风筝春风徐徐，杨柳依依；炊烟袅袅，鸟语叽叽。春天到了，又看到了风筝。风筝飞在高空上，虽无翅膀，却能飞翔，在空中摆着各种姿势。或立、或卧，自由自在，悠然自得。地上的人们赞美着风筝，我也看入迷了。突然，风筝抖动了一下，我一怔——原来风筝的主人在收线，只见它不情愿的下沉着，却又极力地向上飞去，被拽了一会儿，便彻底服输了，无奈的降落下来。我又一怔，似乎明白了什么。我久久凝望着那根细线——似铁索、像麻绳。风筝犹如一个渴望自由的囚徒，被锁在里面。风筝们都想飞上天空，这是它们远大的理想。幸运的是，它们会在主人的帮助下很轻松地飞上天空，实现它们的梦想。但它们的命运始终都掌握在主人手里，只要主人一拉绳子，虽不情愿，也要被迫飞下来。一瞬间，似一场梦。若想真正的自由，就要挣脱那根绳索，凭自己的力量去飞翔。人也是一样，虽然理想远大，假如不独立，也不会成功。即便在亲人的帮助下辉煌了、有成就了。但是，在成功与未成功之间缺少什么——磨难。没有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黑暗何来黎明？有一天亲人无能为力收线了，梦想破灭了，辉煌结束了，贫困就会来到你身边。摆脱那根绳才是当务之急！风筝脱线需努力，人要自立需加倍努力。笼中鸟儿飞不高，盆里青松长不大。

孙悟空对于《西游记》的重要性，在于他身上英雄性格所具有的无比力量。正是基于这点，才使他成为全书的焦点人物，成为倍受世人关注与讨论的对象。孙悟空是一个“大英雄”，“真英雄”，这无庸置疑。至于他是一个怎样的英雄，给他一个完整而全面的定义，未免太难。由于作品内容，人物，思想的庞杂，加上“西游”、“神魔”、“诙谐”这道道神秘的面纱，给作品增添的朦胧，迷离和神韵，立场不同，角度各异，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文艺鉴赏的二度创造性是允许这么做的。是什么类型的英雄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在于英雄性本身所具有的感召力，启发力，影响力。要知道一个真正英雄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经一番寒砌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本文主要从剖析孙悟空英雄性格的成长，成熟，完善，来认识孙悟空崇高的人性美，感受与体味英雄本色背后的英雄意义。一、“仙石迸猴”成佳话，洞天福地猴中王—“美猴王”英雄《西游记》开篇明义，第一回标题“灵根充孕源流出，心性修成大道生”这两句话实际讲的是小说中心人物孙悟空奇异的诞生历程：“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风化一石猴，五官俱全，四肢皆备……”“仙石迸猴”的传奇诞生，既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纯天然的生命体，又预示了日后必有一番奇特的人生经历与轰轰烈烈的作为。从一个普普通通的石猴，一跃而为“花果山水帘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既不是天意造化，更不是靠虚伪，欺诈手段谋取，而是凭真本事，真功夫。发现“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他的勇敢，机智可见一斑：众猴白手连呼三声：“哪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来，不伤身体者，我等拜他为王。”石猴随即两声高叫“我进去！我进去！”……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使他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石猴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猴王”的位置。但这毕竟是他的少年时光，生命的“懵懂”之龄，心智肤浅。勇敢之举难免夹带“自发”意识。自己这一跳，能不能达到他们预定的要求，顺利完成任务，心里肯怕还没底，只因难抑一时冲动，只为要出人头地，别无他虑。再加上他是趁“王”这重赏而去，勇敢本色中又掺杂着几许争强好胜。发现“洞天福地”后，众猴们都已陶醉于快乐之中，他却一人端坐在上，‘列位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何不拜我为王。从他乘“王”而去，得“王”而归，这种实至名归的背后掩盖不住的是他的逞强好胜，好出风头的顽劣性，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少年式英雄“美猴王”的应有表现。“仙石迸猴”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他自命不凡，伴随他一生历经无数的坎坷磨难，英雄豪气始终未被困厄所消磨。二、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齐天大圣”英雄生命总要不断向前发展，人生也要从懵懂之态走向新生。对于孙悟空还是美猴王的他，其思想早已超越了年龄的限制。思想的先行，使他的生命日渐成熟起来，从而为他由美猴王顺利过渡到齐天大圣敞开了大门。这是一种生命的自觉，为他那种挑战传统，蔑视权贵，战天斗地的反抗精神铺平了道路，这时候的孙悟空已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齐天大圣”。生命的自觉首要体现于他对生命的深虑：“众猴又笑道‘大王好不知足，我等日日欢会仙山福地，古洞神州，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王拘束，自由自在，乃无量之福，为何远虑而忧也？”猴王一语道破心机：“今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老王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内？”“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美猴王忧的是“不能躲过轮回，不能做到不生不灭，与天地山川齐寿”，于是海外“寻师访道”，求学问能也就势所必然。正因为他畏惧的是生命无常，那么他想要的必然是“永生永寿”的法术技能，对于师父须菩提祖师提供的“流字门中之道，静字门中之道，动字门中之道”，根本不会放在眼里，而对“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七十二般神异变化”情有独钟，也正如此，为他后来西天取经“降妖服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齐天大圣”之旗的打出，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不仅要做一个与天地山川“齐寿”的“大王”，更要做一个与天地神佛“齐平”的“大圣”，从大王到大圣，这可谓生命自觉的第二个标志。“齐天大圣是什么？”“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第7回），这就是他的铿锵之言，也是他以“英雄”为自己正名的豪迈之气。为什么要做“齐天大圣”？仅仅因为玉帝的“轻贤”（“弼马温”未入流）？不！这顶多只是诱因。根本原因在于他骨子里所渗透的反抗权威，蔑视尊严的勇气与胆量。加上他有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上天，入地，下海，七十二般变化超强的本领，一根横扫天下妖魔的如意金箍棒，又何愁“齐天大圣”旗帜不出，名号不响。学成归来的他没有忘记他的理想乐土“花果山水帘洞”，更没有忘记他的“猴子猴孙”们。当听说他的家园被占，猴儿遭受欺侮时，他咬牙切齿，“力逐”混世魔王，拉开了他反抗的序幕，同时为了重振家园，永葆基地，他“九幽十类尽除名，四海千山皆拱伏”（第3回），这一切为他接下来的“大闹三界”准备了现实基础。“大闹三界”是他震天动地反抗性的集中体现，又是此时英雄本色的淋漓尽致的表现。“地府除名，龙宫索宝，大闹天宫”这是孙悟空欲将自己的威名“远播”而做的三件大事，使“无人不知其名，无人不晓其能”。特别是“大闹天宫”更把他敢争，敢拼，敢斗的反抗性英雄性格展露无遗。大闹天宫实际上有“两闹”。缘于天廷的两次招安都不遂他之意愿，因而有“大闹”之举。一闹天宫是一次招安他当了“弼马温”，而“弼马温”（未入流）即不入天神之流，孙悟空一气之下打出南天门。“二闹”天宫是二次招安“齐天大圣”之职有名无实，连参加蟠桃大会的资格都没有，于是他“搅乱蟠桃大会”，“偷御酒”，“窃仙丹”把他的满腔愤恨尽情发泄。与天廷的“神兵神将”进行了正面交锋，其场面之激烈可以想象。然而，纵有十万“神兵天将”也难敌“齐天大圣”只手。“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第7回）。纵观“二闹天宫”，“一闹”远不如“二闹”，一闹其实是为“二闹”作铺垫，是“二闹”的预演，从而把孙悟空的反抗性层层深入地推进。“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第7回）更是把他那反抗精神推向了一个光辉的顶点。青年时代的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但难免行事鲁莽，不考虑行为后果和应担负的责任，有力量，有本事，而无深刻的理想，有对生命的自觉，而无追求理想行为的自觉，以“英雄”为自己冠名未免“狂妄自大”，“皇帝轮流坐”更暴露其“目空一切”。言行举止凡此种种，无不是在炫耀自我。“自以为是”的嚣张气焰必然遭到震慑，“大闹天宫惨败遭压五行山下”就是明证。是他那心高气傲，目中无人的情理必然。所谓“物极必反，乐极生悲”这既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更是一种宝贵的经验。三、西天取经显英豪，功成正果美名扬—“斗战胜佛”英雄“吃一堑，长一智”。孙悟空被压五行山下五百年，这是怎样的五百年？与孤独寂寞为伍，靠“渴饮铜汁”，“饥餐铁弹”度时光的艰苦生活。这种落难落魄的煎熬，与其说是一种惩戒，即对他那种年轻气盛，唯我独尊的傲岸品性的威慑，不如说是对他人格，人性的一次磨练。是一次自我重新认识，重新定位的良机。这既是他生命旅程中必经的一个过程，又暗示了他日后必将干出一番“惊天纬地”的业绩。诚如孟子所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卷十二《告子下》）。这段艰难的岁月，孙悟空进行了沉痛的反省与深刻的反思“靠意气用事，大闯大闹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唯有干一番大业绩，才能取信于人，‘英雄’二字才会名副其实。”“西天取经”是孙悟空毕生为之追求的崇高理想和献身的正义事业。从“大闹天宫”到“西天取经”，从“齐天大圣”自诩英雄美名到“斗战胜佛”（这是取经后如来封赐的），昔日不可一世的孙大圣，如今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英雄。这是英雄性格的完善，人性之美的升华。“追求理想的百折不挠，坚忍不拔，忠于事业的矢志不移，一往无前”是这一阶段英雄性的核心，也是由生命的自觉到生命的自为的光辉再现。（一）坚定，彻底的斗争精神西天路上孙悟空以力保唐僧取经为神圣使命，“降妖服魔”责无旁贷。一根如意金箍棒“扫尽天下不平之事，除尽天下不仁之人”，“敢问路在何方！”的英雄豪气跃然纸上。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画皮，什么刀山火海，什陷阱诡计，孙悟空万难不屈，百折不回，顽强与之奋战，直至最后的胜利。八十一难之中，无论是“黄风怪”，还是“大蟒精”，抑或是“白骨精”等等，孙悟空那种除恶务尽，决不与任何邪恶势力妥协的斗争精神贯穿取经始末。（二）敢为崇高理想而献身西天取经是孙悟空追求的崇高理想，而这一理想的实现过程与他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交织，渗透在一起，互相辉映。1，战胜自我：勇于战胜他人的人不容易，而勇于战胜自己——自我内在缺陷人性弱点的人更不容易。孙悟空确是这么一个“斗战胜佛”。“真假美猴王斗争”一回，非常精彩。“六耳猕猴”假冒充猴王，招摇撞，孙悟空怒不可遏，从花果山到“落伽山”，南天门，“阴司地府”，直到“雷音寺”，搅得天翻地覆。如来指出妖猴的真相，孙悟空难解心头之恨，“一棒”将他打死。这是两种思想的正面交锋，也是两种人生追求的“现实碰撞”。五百年的磨难与反省，孙悟空脱胎换骨，就必须与内心另一个自我“彻底绝裂”。2，忍辱负重：西行途中孙悟空被师父“一度气跑，两次遭贬逐”。首次气跑是“心猿归正，六贼无踪”（第14回），孙悟空对拦路抢劫的歹徒首开杀戒，反遭师父责备“无故伤人性命，全无一点好善之心”，孙悟空一气之下跑至东洋大海，“一度遭贬逐”是“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第27回），孙悟空对狡猾多变，想吃唐僧肉的白骨精义无反顾地给予“三打”，唐僧反而将功变罪，“一纸贬书”，无情地“逐走”孙悟空。“二度遭贬逐”是“神狂诛草寇，道昧放心猿”（第56回），对于一伙剪径的强盗，孙悟空毫不留情，一一除尽，师父决然将他再次“逐走”。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贬逐”，莫大的冤屈，孙悟空却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一心以事业为重。“身回水帘洞，心逐取经僧”（第30回），从而表现出宽广的胸襟与气度，这些放在“齐天大圣”那时的他是万万行不通，办不到的。3，勇于牺牲：作为“圣僧”的高徒，每遇妖魔鬼怪，或遭阴谋诡计，他都主动请缨，冲锋在前，与邪恶势力，搏斗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孙悟空的身影。“圣僧夜阻通天水，金木垂慈救小童”（第47回），通天河的金鱼精“为祸一方”，每年要吃一对童男女，孙悟空为民除害，与猪八戒变成陈家的小儿小女，充当妖怪的“口中之食”，其敢于牺牲的精神，苍天可鉴。在对敌斗争中，即使身遭伤害，一样毫无畏惧，舍生忘死。迎战红孩儿时，被“妖孩”的“三昧真火”，弄得“火气攻心”，“三魂出舍”，差点丧命，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师父啊！”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师父的安危，以及取经大业的成败。其勇于牺牲之志，感天动地。4，接受磨难：“艰难困苦，玉浴于成”。艰难困苦是磨厉人格之最高学府。“斗战胜佛”这道神秘光环的背后是泪水，汗水，甚至血水的凝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西行路上的磨难一为身外的“邪恶势力”，对此孙悟空凭借大无畏的精神与超强本领（筋斗云，七十二变化，如意金箍棒）能够较顺利驾驭。一为取经路上与孙悟空形影不离的紧箍儿与紧箍咒，这可谓最大的磨难。它的作用与威力，不止是肉体上的折磨之苦，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蜕化之痛”，这就需要孙悟空有超越常人的意志与毅力，接受它的考验。实践证明，在每一次那阵阵撕心裂肺，生不如死的惨痛之声中达到自我人格的不断完善，人性的不断提升。（三）不为狭隘的物质利益所囿，坚定的信念“英雄难过美人关”。西行中有多少美色的诱惑，孙悟空都不为所动，其心诚志坚，非同一般。而同为取经营垒中的猪八戒，却抵挡不住贪色之欲。每遇美女子，就心旌摇荡。他本为天廷的“天蓬元帅”，只因“酒醉戏嫦娥”，而“被贬”凡间为猪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他在“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第23回）得到深刻教训后仍不思悔改。无论是高家庄的“浑家”，还是西梁国女王，都使他“垂涎浴滴”，“心痒难挠”。甚至对“盘丝岭盘丝洞中的七个女妖（蜘蛛精）也要尽情调戏一番，贪色本性暴露无遗。权势与金钱同样是考验英雄的试金石。孙悟空为了取经大业的成功可以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还会在乎那权势与金钱吗？把他们视同无物。我们看到了一个忠于理想事业，保持崇高精神生活的“英雄大丈夫”的光辉形象。什么才是真正的“有所为，有所不为”。而猪八戒贪财爱钱，瞒着师父，师兄，师弟私藏银两，为一己之私，“意乱情迷”，时有表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被师父“贬走”后，他却想着与师弟私分行李，“各奔前程”，“一拍散伙”。虽然他最终没有离开取经队伍，但他这种被猥锁的物欲所“迷塞心胸”，目光短浅的毛病确实给取经事业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有时甚至是很坏的影响。（四）警惕之心，清醒之志，深隧之神“识时务者为俊杰”。何谓“时务”？即指我们生活的环境，其中隐含着许多对我们不利的因子。既要“识”，首先必有警惕之心。“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防人之心不可无”。只有明辨善恶曲直，洞悉正邪黑白，才能“有理有利有节。”《西游记》虽以唐僧西天取经故事为线索，但唐僧似乎并不是全书的正面人物形象，很多时候作者把他放在与孙悟空对立的层面加以善意的讽喻。唐僧身上集中了封建儒生的迂腐和佛教信徒的虔诚，他成天念叨着对一切“妖魔虫豸”讲仁慈，“行恕道，”是非不分，善恶不明，正邪不清，人妖颠倒，自己对恶势力一味的屈服，软弱，却对忠心耿耿保护他安全，肃清西行路上障碍而“除妖灭怪”的孙悟空不能容忍。轻则斥责惹祸生事，残酷不仁，重则骂他“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甚至“念咒贬逐”。唐僧这种迂腐不堪给西行之途“蒙上”多少阴影，给孙悟空频添多少艰难困苦。由“美猴王”到“齐天大圣”再到“斗战胜佛”，孙悟空一生走过了一个不平凡的战斗历程。生命从“自发”到“自觉”再到“自为”，我们看到了一代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回答时间：2010-12-2 20:50向TA求助回答者：落木纷飞来自团队快乐大本营 | 四级采纳率：25%擅长领域：电视脑筋急转弯音乐教育/科学参加的活动：暂时没有参加的活动相关内容2009-3-5 孙悟空性格特点分析 210 2009-4-3 孙悟空的性格特点及故事情节4 57 2011-3-7 孙悟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2011-2-19 结合相关情节，说说孙悟空的性格特点和作者塑造这一形象的目的！ 3 2011-1-27 孙悟空的性格特点更多关于孙悟空的性格特点的问题>>等待您来回答0回答YY里面我没进频道但是开的自由发言别人可以听到我讲话吗?0回答湖南卫视以前就播了一集以后一直没播的偶像剧是什么?0回答海信液晶电视为什么把数码相机接入后读不出图像来？要怎样调试下吗？0回答关于这张图，是钟铉上什么综艺节目的。。。0回答求最新好看的的偶像剧0回答回家的诱惑在哪里有看？要快播的，急.......0回答电视棒....1回答5求音乐：天天向上"幸福生活秀天生注定干这行"中朗诵《离歌》地背景曲...更多等待您来回答的问题>>其他回答共1条孙悟空的性格特点孙悟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绝不是那种没有责任心的得过且过。恰恰相反，他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以他的性子，既然当着和尚，既然和尚的任务就是撞钟，那么，这个钟就一定要撞的，不撞不行。这是力量型性格的显著特征，他们非常看重实际的效果，对自己有一个起码的要求，并以此为荣。在他们生活中的每一天，他们都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和追求。他们非常在意手头上的工作，并且设定切实可行的高标准，然后努力达到这一标准—这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和孙悟空一样，所有力量型性格的人都是一些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人。完美型的人在想，活泼型的人在说，和平型的人在看，只有力量型的人切切实实地在干。有些时候，力量型选择的做事办法并不是很妥当，但他们想到自己毕竟做了一些实事，心情就会感到踏实。是的，在所有的人中，力量型是最务实的一群。他们不太愿意关注那些远在天边的事情，而只在意如何把手头上的工作做好。做一天和尚，就肯定要撞一天钟。至于以后干什么，他们想得很少。因为一味地讲究务实，力量型的人总是显得没有远见，他们对自己的活动所造成的长远后果常常缺乏足够的考虑—而这恰好是完美型的长项。在这一点上，完美型与力量型刚好可以形成优势上的互补。与孙悟空恰恰相反，完美型的唐僧是一个相当有思想深度的人。他喜欢考虑人生的价值等一系列深刻的问题，他关心每一件事的长远影响，他总是希望与自己有关的事情能够做到完美无瑕。因此，完美型的唐僧能够指导力量型的孙悟空去做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工作，克服任性胡来的毛病。然而，由于完美型的唐僧总是试图做出正确的决策，以至于经常显得优柔寡断。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完美型的人会热衷于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即使是这样，他们对自己的决策仍然不太放心。因此，人们有时候会嘲笑他们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行动，恰好是力量型的人的长项。力量型的人认为，与其等到100%的把握再采取行动，不如在55%甚至1%的时候就抢先出动，因为计划没有变化快，只有行动才会带来结果。孙悟空有一句口头禅：“俺老孙来也！”这是他对自己行动迅速的一种嘉许。一方面，正是这种当机立断、注重行动的作风，才能够快刀斩乱麻，迅速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每一件麻烦事。可是，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他不假思索的性格，会惹出许多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麻烦。唐僧：众所周之，唐僧就是个幌子，他别名叫江行僧，在江里捡来的婴儿你就要说他是恐怕也没人跟你翻脸，何况是多少世金蝉子转世的虚衔呢？我还说我sieg上辈子是岳飞呢谁敢不信，敢不信谁上地府户籍处查查去，不对的话你就回来要我的命。既然李世民要让他当大唐的形象大使，自然得跟相关方面打好招呼了，四面八方得了好处不免树大招风，才引得路上的妖魔鬼怪愤愤不平，每欲除之而后快，至于那些女妖精和国王公主要不是看在他是天朝皇上的把兄弟想攀个亲戚的份上谁肯多瞧他一眼？这还不算，为了让唐僧的经历更坎坷，更曲折，取经路上还设计了不少的“托儿”来为他歌颂德，与其说是为难还不如说是护送，为的是抢在那些真妖怪前面把唐僧转移。所以唐僧取回来经才那么的深入人心，时至今日还有人信呢。唐僧师傅教育我们要以德服人，面对前面的妖怪，你可以坦我的背着手说：你尽管抓，抓到你服为止。

与长恨歌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时作者35岁，任周至县尉。关于这首诗的写作缘起，据白居易的朋友陈鸿说，他与白居易、王质夫三人于元和元年十月到仙游寺游玩。偶然间谈到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这段悲剧故事，大家都很感叹。于是王质夫就请白居易写一首长诗，请陈鸿写一篇传记，二者相辅相成，以传后世。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称那篇传叫《长恨传》。《长恨歌》共分三大段，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惊破《霓裳羽衣曲》”共三十二句为第一段，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生活、爱情效果，以及由此导致的荒政乱国和安史之乱的爆发。其中开头八句写杨贵妃的美貌和被唐明皇所求得。明是唐皇而诗中却说“汉皇”，这是唐朝人由写古题乐府留下来的习惯。倾国：指倾国倾城的美女。御宇：指作皇帝，统治天下。从“春寒赐浴华清池”到“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十八句，写杨贵妃的受宠和由此形成的杨氏家族的豪贵。华清池：在今西安市东临潼县南的骊山上，上有皇帝的行宫，以温泉闻名。凝脂：比喻人的皮肤洁白光润。步摇：古代妇女的一种头饰。“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写唐明皇的迷恋声色，荒废政事。“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写杨贵妃被宠的程度，简直是形影不离。接着作者又用汉武帝宠爱陈阿娇，要为阿娇造一座金屋子的典故来比喻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贵妃一人受宠，杨氏族门立刻权势逼人。哥哥杨国忠当了宰相，几个姊妹都被封为大国夫人，争权斗富，不可一世。杜甫的《丽人行》就是写的这桩事。皇帝后妃也是人，也有情欲，这点与平民没有区别；但是皇帝手中有无尚的权威，他的情欲往往和这种无尚权威的运用密不可分。这就使他们的爱情效果与平民大不相同了。好色并不是了不起的罪过，但由好色而导致滥加封赏，使坏人窃弄权柄，紊乱朝纲，这就离亡国灭家不远了。所以我们评论帝王的爱情一定不要离开他们生活的具体内容及其社会效果。“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这四句又和前面的“从此君王不早朝”相呼应，进一步描写唐明皇的迷恋声色，荒政误国。唐朝统治者这种豪华奢侈的生活，是建立在残酷地掠夺劳动人民，使劳动人民陷于极度贫困的基础之上的。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描写了一段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骊山上的享乐生活后，接着说：“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又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正是因为统治集团如此昏庸腐朽，阶级矛盾又如此尖锐，所以当安禄山这个大野心家一旦发起叛乱，唐王朝这座炫人眼目的金字塔立刻就倾倒崩溃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正是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过程。渔阳：郡名，郡治在今天津蓟县。这一带有时称渔阳郡，有时又称范阳郡。安禄山当时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大本营就在渔阳。鼓：军中使用的乐器。渔阳鼙鼓，即指安禄山率领的造反军队；安禄山发动叛乱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霓裳羽衣曲：舞曲名，开元中来自西凉。据说唐明皇曾亲自对它进行过加工润色，并为之制作歌辞。杨贵妃进宫后，善为此舞。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共四十二句为第二段，写马驿兵变，杨贵妃被杀，以及从此以后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朝思暮想，深情不移。其中开头十句讲马嵬驿兵变。九重城阙：指首都。皇帝的宫廷有九道门，故称皇宫曰九重。烟尘：指敌警。千乘万骑西南行：指唐明皇等离长安往四川逃跑，事在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翠华：指皇帝的仪仗。西出都门百余里，其地即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西。六军：古称天子的军队，这里指唐明皇的卫队。不发：不再继续前进，这里即指兵变。当时乱兵先杀了杨国忠及杨贵妃的两个姊妹，又逼着唐明皇将杨贵妃赐死。花、翠翘、金雀钗、玉搔头：都是杨贵妃头上的饰物。“黄埃散漫风萧索”以下八句写唐明皇在前往成都的路上以及在成都的日子里对杨贵妃的思念。云：山中的空中通道。剑阁：即剑门关，古时陕西四川间的险要关塞，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峨嵋山：在今四川峨嵋县西南，不在由陕西入四川的路上，这里是诗人为强调川陕间山路艰难而漫加堆砌。李白《蜀道难》中有所谓“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同误。“天旋地转回龙驭”以下四句写唐军收复长安后，唐明皇由成都回京再次经过马嵬驿时的见今思昔，对景伤情。天旋地转：指形势变化，唐军收复两京。事在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九月、十月。龙：指唐明皇的车驾。不见玉颜空死处，只有空坟，而尸体不见了。从此故事增入神话色彩，当时有种传说，说杨贵妃已经“尸解”成仙而去。“君臣相顾泪沾衣”以下二十句写唐明皇回京后的见物思人，悲不欲生。信马归：听凭马自己行走，极言人心无绪的样子。太液：大明宫内的池水名。未央：汉代皇帝居住的宫殿名，这里借指唐代的大明宫。西宫：太极宫，唐人称之为“西宫”或“西内”。南内：兴庆宫。唐人称大明宫、太极宫、兴庆宫为三大内。大明宫是当时的皇帝唐肃宗居住的地方。已经退位的唐明皇回京后先后曾被安置在太极宫和兴庆宫居住。梨园弟子：指昔日曾经侍奉过唐明皇的宫廷歌舞班子，据说唐明皇曾亲自教过他们排练。椒房：后妃居住的宫室，以花椒和泥涂壁，一取其香，二取其多子。阿监：太监。青娥：指宫女。以上两句分承唐明皇与杨贵妃，是说昔日曾经侍应过他们的人现在都已经老了。鸳鸯瓦：房顶上俯仰相扣的屋瓦。翡翠衾：用翡翠羽毛装饰的被子。以上层层铺陈，说明唐明皇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无物无景不在勾起他对杨贵妃的怀恋。文／韩兆崎来源：中广网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 “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开元盛世无比怀念的情绪。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导火索。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的中心话题。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杨妃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八○六），当时诗人正在今陕西同至县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下面，诗人具体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黄埃散漫风萧索” “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响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 “不早朝”、 “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的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的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黄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也才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人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

《长恨歌》的叙事艺术，既有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赓续，又有拓展与突破。《长恨歌》对叙事艺术的创新和发展，表现出与现代审美观念惊人的契合，其叙事策略与叙事话语，穿越千年岁月，具有某种现代品质和价值的美感特征。其美感特征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诗艺之间彰显着“不同之同”、“同而不同”，具有一种“坚奥的美”(［英］鲍桑葵)。这是《长恨歌》研究尚未触及的阐释空间。因此，在现代审美理念的观照下，我们将在重读中收获新的审美感悟和文化信息，作品也会在重读中焕发新的艺术生命和价值。换个角度说，文本在形成中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也会重现在后世的审视中。这种解读所发掘的内涵和价值，对创作和批评都是很有意义的，而不是仅仅印证西方文论、现代文论的有效阈限。叙事意识的多元性《长恨歌》被誉为“古今长歌第一”(《四友斋丛说》卷二五)，其引人入胜，令人激赏，不只是故事和人物，还有其叙事态度和叙事方式。而决定其叙事态度和方式的是叙事意识。正是叙事意识的多元性，使得《长恨歌》的创作在审美范畴突破了传统的樊篱。 l、疏远“载道”、“言志”、“明理”的诗学传统，在古代文人最有心理障碍的题材中，挑落了君臣纲纪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在《长恨歌》大胆纵情的书写中，耽入爱河的帝妃与世俗红尘男女没有本质区别。男女主人公情的痴绝乃至性的沉湎，在毁灭中的无可奈何，在心灵创伤中难以自拔，在幻灭无助时憧憬超自然的力量，“生命情调”的体验尽显于诗人笔下。把“生命情调”表现得如此大胆、坦率、执著、真实，这在中国古代叙事诗中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的。“载道”、“言志”、“明理”的诗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古代的文学“工具论”。国人直到20世纪末才算是挣脱了“工具论”的枷锁。白居易竟然在千年之前冲破了“工具论”的桎梏，不能不让人敬佩其文学上的胆气和识见。诗人对历史中的玄宗和杨妃并非没有腹诽和讽喻，我们只要检索《长恨歌》以外的白诗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但是，在以民间传说为素材来塑造新的文学人物时，诗人不但疏远了传统诗道，也否定了惯于讽喻的自我。正是这种疏远和否定，催生了新的文学典型。这里，对美的理想形态的憧憬、想象与追求，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式和创作定式。 2、背离“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圣人之规，在中国封建时代视为文学正统的诗歌领域，将笔触伸入到神灵世界，不仅写了“不见玉颜空死处”的怪异，又写了碧落仙界的神奇。这在诗中不是作为典故偶而涉及，而是建构了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叙事框架。其构思立意从总体上背离了孔子之说。在封建时代的主流文化中，这种叙事意识并不被认可。唐朝孟棨《本事诗�6�1嘲戏》载：“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也?’”可见，从正统中出走需要怎样的胆识和才力。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使《长恨歌》中的李杨故事具备了完整性和传奇性，其“有一定的长度”的完整性正暗合亚里斯多德提出的史诗标准，而故事的传奇性则回应了唐朝新兴的传奇文学的审美诉求，具备舞台表演可能的潜质。 3、走出“红颜祸水论”，颠覆历史本事，使女主人公在人性和情感的坐标中获得正值的定位。《新唐书�6�1玄宗本纪赞》代表了典型的传统看法：“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这里既把安史之乱归罪于杨妃，又对玄宗没有汲取所谓的历史教训充满惋惜。而白居易在《长恨歌》的创作中，则与“红颜祸水论”彻底划清了界限。纵观白居易诗作中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对女性才德的激赏所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我们就不难理解白居易为什么摈弃了祸水论，不难理解诗作为什么对玄宗夺媳秽行、杨妃因忌悍出宫以及与安禄山关系暧昧之类的闱壶之玷一律芟刈，不难理解杨妃为什么在诗中获得全新的人格定位和情感定位。诗中的杨妃已不是原来的历史人物，而是获得新生的文学形象。白居易以崇高的诗美祭奠杨妃，是因为这位风华绝伦才艺超群的女性，在个人生死存亡家国兴衰续绝的关头，以身殉国，以死殉情，以女性的牺牲换取男性生命的拯救，在神化成仙后又以女性的宽宥实现了对男性心灵的拯救，充满了自我牺牲的圣洁感情和人生选择智慧的痛苦。“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根据审美理想和人物性格逻辑的叙事，表现了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义的真实。 4、接近乃至认同世井传说的价值判断，使得《长恨歌》的叙事具有某种平民化书写的风格。关于李杨故事在民间传说中的原貌，我们只能从零星材料和《长恨歌》、《长恨歌传》的追溯中略知大概。在世人的传唱中，历史远去留下的深刻背影，不是五千年前那场浩劫的罪魁祸首，而是兼具动乱的当事者和受害者双重身份的传奇人物。时过境迁五千年，时空的距离效应蒸发了历史的血腥，过滤了历史的沉重，留下了男女主角的风情和憾恨，并藉此拨响诗人感伤的琴弦。当李杨情史在民间传说、坊间传唱中经过宽宥的洗涤，乃至蜕变之后，白居易则顺应延续这个轨迹，使之脱胎换骨，经过圣洁化、理想化的艺术处理，在中国诗歌史中推出先前不曾出现过、后来也不再出现的文学形象。这种叙事，不仅仅是题材处理的方法问题，而是审美价值在叙事中的一种转向。联系到白居易生平与人民的接近，诗风的平易近人，对民间文学的关注与借鉴等等情况，《长恨歌》叙事的民间立场、民间意识，就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创作的自觉。 5、对文学张力的营构意识。被称之为“诗的共同特点”的文学张力，源于英美新批评理论家艾伦�6�1退特1937年《论诗的张力》一文，随后被用之于包括角色、结构、情节、语言等等在内的文学各个层面的研究。诗的张力被认为具有多义性、情感饱绽、包孕矛盾对立、内在的动感等特征。千年之前的白居易不可能对文学张力作出概念的界定，但是他的创作主张却有相似的论述，并体现在他的诗作中。白居易在述及感伤诗的创作时说：“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谓之感伤诗”。这近似一篇创作过程论，又逼肖诗歌文学张力理论的古代版：在创作过程中，外在的事物与内心的情理及其之间多种对立的文学元素，在感遇(感触、感觉、感悟、体验)中牵、动、随、形(牵连、冲撞、抗衡、比较、映衬、交合、生发)，使受众的思维不断在多极之间往返、游移，在多重观念影响下产生立体感受(张力)。《长恨歌》作为感伤诗的代表作，鲜明地体现了诗人对这种文学张力的营构。《长恨歌》的题旨具有多维向度：它既是民间传唱的意蕴升华，又是历史本事的颠覆文本；既是诗人情感历程的纪事载体，又是对历史、人生、情感去向的诗意追问。诗人对笔下人物一往情深，提供了命运转化的支点，却又不得不残酷地让他们走向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与阅读期待形成巨大的反差，却又反常合道。诗中的玄宗以天下之主却不能庇一妇人，陷入无从消解的悔恨；杨妃太真侧身仙界却心系红尘，坚守誓盟却无力回天，只得溺于绵绵不绝的长恨。诗中互文、叠映、闪回、逆收，使叙事充满了张弛开阖起伏跌宕的动势。这些作为有机整体的文本中相互矛盾因素的组合和相互作用形成巨大的文学张力，不断冲击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考验读者的审美鉴赏能力。应当说，《长恨歌》叙事中的这种“不动之动”的文学张力的生成，只能来自诗人的有意识经营，而其识见才情又足以副之。叙事意识的复杂多元，镕铸了《长恨歌》叙事艺术众美兼具的品格，既体现出传统诗艺的濡染，又有与现代美感的契合。其审美判断有极大的接受面，由此引发题旨判识的见仁见智，引发审美冲动的多彩多姿，诗作因此成为一部把美和情与广大受众永久分享的文学经典。《长恨歌》中的故事不再是历史的影像，而是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式。这种叙事个性，带来了叙事结构的开放性和叙事形态的复杂性。叙事结构的开放性所谓“开放”，与“封闭”相对，指与外界有联系。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与环境有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则为开放系统。叙事结构作为一个系统，其开放性的界定，应指文本形成过程与外界有联系、与环境有信息交流，具有某种有意设置的不确定性和缺失性。《长恨歌》的叙事，与民间传说、历史本事、时代氛围、作者情感历程紧密联系，并产生互动。在叙事中，历史本事不断离散并受到颠覆，民间传说作为基本素材受到过滤和扬弃，时代情绪和呼唤影响叙事的调式并得到体现，诗人的情感历程隐含于叙事之中并烙上鲜明的印记。千百年来，《长恨歌》的叙事艺术给受众带来震撼、愉悦和陶醉，而叙事中的空白处、简略处、存疑处和缺失处则带来了困顿、疑窦、期待的失落和求索的欲望，受众以史书纪事与逸闻、民间传说、诗人情殇之史与相关诗作、同题材创作的作品(如《长恨歌传》《长生殿》)去论证、注释、解读文本，与诗中的男女主角形成对视和交流。文本在形成和阐释中的信息交流互动，使《长恨歌》的叙事结构成为开放系统。其开放性，表现在叙事的诸多节点中，其中又以高潮结局部分为最。 l、恩宠部分的空白处杨玉环的入宫，诗中以“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一笔带过，而夺媳的复杂过程则成了空白。杨入宫后受到专宠，诗作对惊艳、赐浴、恩幸作了种种渲染，而宫闱中争宠的勾心斗角和因忌悍和不检点而出宫的秽行丑闻则消解得无影无踪，杨氏一族恃宠而骄败坏国政的种种劣迹则置之空缺。渔阳鼙鼓作为叙事的转折出现在背景中，而没有和玄宗沉湎女色构成因果关系。这些空白、间断所遮蔽的历史本事、宫廷秘闻在民间传说甚至在《长恨歌传》中均有生动的陈述，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猜测和征索。叙事在历史本事的间隙和边缘机巧穿行，行文和本事若即若离，不即不离，似乎要指向讽喻，似乎在导向讴歌。其飘忽的叙事形态把要表达的张扬到极致，要规避的轻轻撇过。这些间断和空白是一种有意识的叙事犹豫和游移，富于诱惑，易成误导，所形成的开放性，提出一种无言的邀请，致使千百年来为其主旨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2、马嵬事变的简略处马嵬事变是人物命运和情感去向的大关节。天日无辉、风云骤变的场景，急转直下、存亡取决于呼吸之间的情势，生死抉择中百转千回的心态，种种激化的行为冲突、心理冲突，本应形诸文字，何况白居易又是擅长繁复的高手，但在诗中仅简缩为四句：写玄宗的屈服——掩面救不得的无可奈何，写杨妃的屈死——婉转蛾眉马前死。就是这四句，也是为后文张本。玄宗因屈服而受到苦思无期、天人睽别的命运惩罚，杨妃因为屈死而得到神化成仙的命运补偿。叙事把极易出彩、出戏的场面、行动、心理、情感以简笔出之，把偌大的再创作空间留给他人施展身手，也把一个个问题留给读者思索、拷问：承诺和情感为什么如此脆弱易折?君威和智术为什么这样不堪一击?难道是别有隐衷，只得秘而不宣?还是出于叙事策略的考虑，“伤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万山” (唐窦弘馀《广谪仙怨》)，真正的幽深本不宜诉诸繁复的文字? 3、“不见玉颜空死处”的千古之谜明明“婉转蛾眉马前死”，何以改葬时“不见玉颜空死处”?全诗这一真正难解之处，并非疏忽，乃是故意留下的疑窦。首开怀疑杨妃死于马嵬先声的，是俞平伯先生(《小说月报》20卷2期《<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俞氏在详加剖析后认为：当年死于马嵬的蛾眉并非杨妃，而是她的替身，她逃走后当了女道士。“不见玉颜空死处”，实指玄宗回朝改葬，却发现杨妃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临邛道士升天入地，其实是“明皇密遣使者访问太真”。“只是唐之女道士迹近倡家，非佳话也”，“而太真以贵妃之尊仍不免风尘之劫，贻闱壶之玷，可恨孰甚焉……明皇知太真在人间而不能收复水，史乘之势甚明”，终于铸成千古长恨。另一种破解来自后世学者对刘禹锡《马嵬行》的剖析。白居易的诗友刘禹锡提出杨妃服用金屑酒致死而不是缢死的新说法，其本意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要为“平日服杏丹，颜色真如故”张本，因为服用了急救用的杏丹杨妃死而复生，故马嵬坡留下的只是空死处。还有一种破解是杨妃逃脱大劫流亡日本，并以在日本留下种种遗迹和传说为证。而为了破解这一疑案，走得更远的，是直指李白诗集中《寄远十二首》为李杨两地书，杨妃不仅活着，还与玄宗青鸟往返，再续前缘，《寄远十二首》就是他们的秘密通信。“尸解”则是洪异的《长生殿》对“不见玉颜空死处”的解说和演绎，谓杨妃原系蓬莱仙子，因过暂谪人间应劫，尸解后复藉仙班。也许还有更多的破解有待从历史的深处打捞，不知能否找到开启这段尘封往事的钥匙。看来“不见玉颜空死处”不是叙事行文的疏忽和破绽，而是诗人精心设计的文学“黑洞”，以吸纳、包容种种秘闻、传说，给解读的千思万绪留下了巨大的腾挪空间。 4、没有结局的结局天子使者对蓬莱仙山的拜访是全诗的高潮。玉妃托物致词之后，按叙事的逻辑和惯性承接而下的应是天人相见的盛会。同以民间传说为素材作于《长恨歌》之后的《长恨歌传》就是这样处理的：“复坠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初”。根据《长恨歌》、《长恨歌传》创作的《长生殿》最后一出，则铺排了李杨同登天界，再证前缘，永为夫妇的盛大场面。这种结局亦多为后世戏曲编撰所采用。白居易却在读者延颈眺望之际，让叙事戛然而止，留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绝响，陷翘首以待大团圆结局的读者于惊愕震撼和困惑费解之中。这就在读者心中刻满了问号：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人物命运和情感去向?为什么要生生扭断情节，在不该结束的地方截止叙事?为什么置读者乐见大团圆结局的期待心理于不顾呢?这种没有结局的结局，也是意味深长的结局。面对叙事收束与传统期待的反差，读者也许会根据“天上人间会相见”这一渺茫的期愿和无望的慰藉编织一条光明的尾巴，读者也许会根据“昭阳殿里恩爱绝”的提示感悟玫瑰色的结局缺乏情理依据。逆收叙事的非逻辑指向带来的丛丛疑问、种种可能，凸现的正是叙事结构的开放性。《长恨歌》叙事结构的开放性扩大了叙事空间，多元的叙事意识获得相应的承载，丰富的叙事资源获得足够的容纳；解放了叙事策略，叙次章法和表现手法因变革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叙事语汇的多义性和陌生化得以生成；优化了叙事形态，使之具有腾挪转合的动势和空明洒脱的意境；强化了叙事效果，诗中的空白处、简略处、谜障处、反常处无一不是无言的邀请，召唤并吸纳解析和演绎。叙事形态的复杂性叙事的常规以逻辑关系为据，以时空转移为序，但是多元化的叙事意识和开放式的叙事结构，带来叙事逻辑的变异和叙事手法的变化，使《长恨歌》搜奇记逸的文本呈现出非常而复杂的形态，叙事学中的一些通常法则已不足以描述其叙事形态和特征。这表现在： 1、互文、叠映使意象、叙事单元互相生发《长恨歌》的意象营构和叙事单元组合在表层上是顺时顺承的，但互文、叠映使得彼此之间互相生发，叙事形态因之具有勾连错综、指涉多向的特点，非设伏、照应、补叙、插叙之说所能涵盖。“六军不发无奈何”，“君王掩面救不得”是“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赓续和印证。正是李杨爱情的过于奢华，才有了聚九州之铁铸此长恨。相思部分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诸多景观，无一不辐射、叠映着昔日承欢待宴的场景，明叙今日之凄楚，暗寓往昔之欢情。高潮部分的“雪肤花貌参差是”，“九华帐里梦魂惊”，“犹似霓裳羽衣舞”，“梨花一枝春带雨”，与恩宠部分的“温泉水滑洗凝脂”，“芙蓉帐暖度春宵”，“缓歌慢舞凝丝竹”，“回眸一笑百媚生”前后绾挽、彼此映发，使当年的繁华隐含沧桑的阴影，使后来的沧桑具有繁华的衬映。女主人公遥寄钗钿重诉密誓，则是昔日欢场的闪回，像一束追光，照亮了逝去的红尘富贵和玄宗的思念追悔，使之具有感情和思想的内涵；又像谜底的浮现，使杨妃的殉难获得理性和情感的支撑。这种互文性构成了叙事形态的多维向度，意象是复合的意象，情感是复合的情感，尽显欢情、离情、悲情的彼此倚伏和互相生发。对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把握，不仅存在创作的整体过程中，也存在叙事单元之间。随着物象转移和意识的流动，读者的情感和思维不断在悲欢两极之间往返、游移，产生复杂多向的立体感受。 2、情节陡转带来叙事聚焦人物的转换马嵬事变是情节的第一次陡转。在情感的摧折和爱情的灾难中，首当其冲牺牲的却是女性。其后的诗情和文字亦为之一变，浸透了伤心月色的苍白和梨花泪雨的晶莹。曲折的叙事和凄美的情思交织在一起，带来情节的两分和叙事聚焦人物的转换。相思部分明写玄宗实则处处写杨妃。终日泪垂，长夜漫漫，秋夜梧桐寒雨点点滴滴彻夜连宵敲打玄宗悔恨煎熬的灵台，玄宗的深悔正是杨妃深情的反衬。苦思无梦方士寻觅是情节的再次陡转，叙事之舟由生之此岸驶向灵之彼岸，使故事绝处逢生，玉妃太真成为叙事的聚焦人物，玄宗则成为叙事中的影子人物。这种转换表现了情爱本体超越时空的力量和情爱主体执著追求的精神，展现了另一种境界另一种风流。 3、纵笔入幻，以幻写真作为世俗世界的人物，李杨故事当终结于玄宗无望的相思，像白朴的《梧桐雨》那样结撰故事。既然生离死别尚不足以一申长恨，那末绮情传奇便突破时空，演绎到碧落仙界。突破时空界限，改变叙事逻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虽早已有之，但白居易的创造性在于：①设置灵界作为一种精神彼岸的象征和存在，诗人借此表达对历史、生命、情感去向的追问和关怀。②虚构中类象的精确描写实现了审美超越。如果揭去神话的外衣，玉妃哀婉的形象、情深的致词、凄美情愫，很难使人相信这一切发生在奇幻的神仙世界而不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过去我们认为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显例，现在看来，诗人是以奇幻玄想解构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又借精确的虚拟创造了另一种真实性。天子使者的到来，玉妃再次面临抉择。马嵬之变，杨妃选择殉难拯救了玄宗的生命，表现了女性的牺牲精神。如果说第一次抉择是出于被动的话，再次抉择则处于居高临下的主动。既然“昭阳殿里恩爱绝”，玉妃就有充分的理由选择规避和拒绝。玉妃却以中国女性的宽容大度，原宥了玄宗的动摇和失误，以情盟的坚守拯救了玄宗的灵魂。为情而牺牲，又为情而永生，玉妃也因此成为唐诗中的爱情女神，成为歌德所说的“引导我们走”的“永恒之女性”(郭沫若译《浮士德》)。韩愈以文为诗，而白居易以传奇为诗，虽被时人讥之为传奇体，却自有其文体创新价值。这不禁使我们想起陈寅恪先生的判识：李杨故事由世俗延伸到灵界，始自白居易、陈鸿，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构思，说明白、陈“洵为天才之文士。” 4、逆向收局生成的悲剧价值《长恨歌》无视阅读期待，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卒章显志应对题中明旨，形成惊心动魄的审美冲击力。诗人悲天悯人，为欲望和追求构建了诸多人性的支点，但善意的初衷却无可奈何地走向感伤归宿。神灵无所不能的法力，文学虚拟无所不达的笔力，都没有给男女主人公带来情缘再续的团圆，而是永无绝期的长恨。人力和天力都无法挽回的悲剧结局，充满了玄关因果的神秘，让读者百思难得其解作出是耶非耶的明确判识，使我们联想到希腊悲剧的宿命主题——命运是不可逆转的。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分裂和对立，是各种哲学的基础，人天分裂对立也是人类悲剧地位形成的根本原因，悲哀也就成了所有文化的底色。长恨的哲学内涵正是人天分裂对立的不可改变，成为诗作现代美感特征的基本核心，感伤正是对人类悲剧地位的敏锐感受和表达，形成笼罩全篇叙事的情感基调。玉妃在天堂对爱的无望坚守比死亡更残酷，但这种坚守表达的正是对命运的抗争，表现的正是悲剧精神。古典的“中和”之美，被绵绵不绝的感伤所冲击、所改变、所遮掩，诗作便逾越了“哀而不伤”的诗教，弥满感伤、凄美的悲剧氛围。《长恨歌》演绎的爱情悲剧、命运悲剧、时代悲剧、美的悲剧蕴含的审美价值，不仅指向个体而且指向普遍，不仅指向历史而且指向未来。 5、叙事形态的对象自我化《长恨歌》的叙事形态，带有诗人情感历程和体验的鲜明印记。白居易早年与邻女湘灵恋爱，青梅竹马、赠物寄情而红线难牵。诗人为了寻找流落河北的恋人，远涉北上终因难觅芳踪，留下《冀城北原作》。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而饮恨终身，不时形诸忆念并散发为贯穿一生的伤情歌咏。从青年时代的诗作《潜别离》、《寄湘灵》，到40岁作的《夜雨》、46岁作的《感情》、50岁作的《紫袖红弦月明中》，吐露的正是生离死别永无后期的情殇长恨，比肩连理的青春誓约，赠物表情永结始终的情语，念兹在兹魂牵梦绕的相思，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伤痛，心共花发无人解惜的哀婉，“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的凄清……如果将这些连绵不绝的诗章与《长恨歌》对照读来，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两者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方式以及情深不永的结局是何其相似相通。《长恨歌》的诗行，栖伏着诗人青春初萌的悸动，明灭着诗人梦断情殇的泪光。玄宗的思念追悔就是诗人的思念追悔，对杨妃精魂的寻觅就是诗人对失落的青春感情的寻觅。诗人与笔下的人物泪眼相对，椎心沥血，渐行渐近，融为一体。从对象自我化的意义上说，《长恨歌》就是诗人青春感情之旅的豪华版。“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感知到自己，就同时感知到一个独特的宇宙。”通过对李杨情殇之史的吟唱，诗人完成了对自我的寻找、对自我的审视、与自我的对话。同时，诗中的虚拟因生命情感的真切体验而获得真实的品质。《长恨歌》的叙事形态具有复杂性的特征，但并没有失去内在逻辑和节奏控制，意象营构、单元组织、情节安排的顺逆、奇正、张弛、起伏、虚实、繁简、疏密、抑扬、开阖，“收纵得宜，调度合拍”(《养一斋诗话》卷一)而不落痕迹。叙事通过风华掩映、异彩纷呈的复杂性实现了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和人物形象的生动性。结束语《长恨歌》的横空出世，使中国古代诗歌缺少叙事巨构杰作的说法成为偏颇。叙事经典的缺席，对于唐代诗歌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长恨歌》使诗歌黄金时代的唐朝获得全面成就而雄视百代。作为经典，其文学性是穿越文化性的，是超越历史和时代的。“虽然这一切并不一定那么有意识和自觉，然而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个体的非自觉活动来展现。文化史也不例外”。作为叙事诗的经典之作，《长恨歌》的诗艺精灵像不倦的舞者，穿越广袤的空间，历经千年岁月，仍活跃在审美舞台，其“坚奥的美”从古典出发却情动现代，产生于一个时代却拥有所有的世纪，属于一位诗人所创造却认同于整个人类。作为经典文本检验时，中国与西方文论、古典与现代文论都可以对其进行有效阐释，又都不能完成终极阐释，继续阐释也就成了必要。

与难忘的歌声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毕业论文的引用

难忘的大学生活将要结束，我们都知道毕业前要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一种有计划的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形式，来参考自己需要的毕业论文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毕业论文的引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参考文献反映科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完整的参考文献是毕业论文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正文一起构成严谨的科学研究过程的完整表达形态，既能体现论文在学术上的承续关系和科学依据，又可以反映论文作者的科学态度与品质，也能反映论文本身的学术内涵和价值，还能为读者的进一步研究指引方向，避免重复劳动，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情报价值。

一、目前参考文献引用标注情况的调查报告

1、参考文献的数量

参考文献的数量既反映学生在进行毕业论文研究时信息检索能力，也反映学术动向和理论来源的基本线索。从图1可以看出，教育技术专业毕业论文文后参考文献引用数量，虽然各届数据略有变化，但变化幅度不大，40%多的论文的参考文献为5~8篇，约40%的论文参考文献为9~12篇，12篇以上的仅为12%，篇均参考文献引用数量为9篇。

2、参考文献的类型

在本次统计中，根据我国发布GB 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3]中参考文献的类型，分为著作、期刊、论文集、报纸、标准、电子文献、学术论文、报告和未定义类型文件进行统计，其分布见表1。从表1的比例，可以发现期刊占58%，成为教育技术专业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主要参考文献的来源;著作占32%，为第二大研究资料来源。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网络越来越普及，信息获取变得更加容易，电子文献成为第三种主要参考文献。另外，对学术论文、论文集、报纸、报告、标准等不同类型的文献资料都有引用，但引用量较小，合计仅占5、1%。

3、参考文献的时效

一般来说，参考文献的新旧程度可间接反映研究者所拥有知识的新旧程度，从而可以看出他是否了解本学科本领域最新的研究动向，据此可从一个侧面来判断该论文学术水平的高低。[4]从图2可以看出，学生毕业论文文后参考文献3年内文献的引用数量从2007届的53%下降到2009届的41%，学生完成论文对近期文献的引用数量不升反降，值得关注。

4、参考文献的质量

引用参考文献提倡著录权威的、高水平的、前沿性的文献，这不仅说明作者的眼界、水平和科学态度，也反映出论文的起点和深度，增加文中论点、论据的可靠性。图3显示学生引用参考文献中核心期刊从20xx届的16%到20xx届的18%，比例虽然略有上升，但都不足20%，总体比例还是不高。

5、参考文献著录的规范程度

正确著录参考文献表明对他人劳动的尊重，避免抄袭、剽窃的嫌疑，体现作者科学的作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从图4可以看出，2008届的论文参考文献著录的规范程度最高达到70%，这与当年学院进行的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加强毕业论文监管不无关系，2009届的参考文献著录的规范程度较低，只有57%，高达43%的参考文献著录不规范。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参考文献数量偏少

毕业论文反映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和学生对学科发展方向的把握，是学生综合能力和科研能力的体现。统计结果显示，学生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数量总体偏低，46%的论文的参考文献仅为5~8篇，篇均参考文献数为9篇，数量偏少的参考文献说明学生信息检索能力低，令人怀疑其对所选的研究课题的认识是否全面而深入，必定影响论文的学术水平。

2、参考文献类型相对集中

研究结果显示，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类型主要集中在期刊和著作，当然期刊的知识更新速度快、一次发表数量多、知识覆盖面广、影响广泛，并能反映专业科研新动向，而著作的知识稳定、内容深、研究的问题成熟、知识结构体系系统，成为主要参考资料未可厚非。但是毕业论文的写作具有明确的专业性和目的.性，参考文献类型越是多样化，越是广泛而全面，越能说明作者研究视野的开阔性和对特定课题进行深入研究，越能反映出该文的研究水平所处的位置。

3、参考文献时效相对较长

学生毕业论文的引用参考文献的时效性较长，有53%以上的文献资料是3年前出版的。教育技术专业是发展中学科，新技术、新理论、新观点、新设计、新工艺、新方法层出不穷，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全部来自多年以前，很难让人信服它反映了最新的科研成果。

4、参考文献质量不高

高水平、高质量的参考文献能反映该学科领域最新的、最前沿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发展动向，越具有新的观点、新的分析材料和新的数据或结论，越有利于显示论文的研究起点、深度和广度。但数据显示，毕业论文中高达83%的参考文献来自一般的刊物，权威的、有影响的文献只占17%。

5、参考文献著录不规范

参考文献著录格式的规范、严谨，可以提升毕业论文的科学性和可信度[5]。统计显示，有34%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不统一、不规范、不准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学生对待科研的严谨态度。

三、正确引用和标注参考文献的对策建议

1、对学生进行相关培训

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无论是学生还是指导教师都应充分认识到参考文献的数量、类型、时效和质量直接关系到论文的品质。应端正科研态度，意识到参考文献的重要性，使参考文献引用达到规范化。[7]在美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学术论文写作就被列为高等院校的应用写作教学内容，日本也把学术性论文写作作为应用文体来教授[8]。根据国外经验，开设学术性文章规范课程，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遵守相关规范的素养，培养学生形成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习惯，规范引用参考文献，减少抄袭和侵权现象。如开课条件不成熟，可邀请校内外一些论文写作水平高的教师或专家，开展学术论文写作规范讲座或咨询活动，有针对性地指出论文写作中常出现的问题和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让学生掌握论文写作的规范和技巧。[9]此外，学校的学报编辑部网站或校园宣传栏，也可定期开设学术性论文写作规范专栏，通过电子留言板、电子邮箱来回答学生提出的写作规范问题或遇到的种种疑问，帮助学生提高论文写作水平，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

2、发挥指导教师的把关作用

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指导教师直接面对学生的种种疑问和问题，指导教师的专业素质直接影响学生论文的完善和质量的提升，因此，指导教师也要不断学习，形成严格按标准指导论文的主动性和善于识别错误的敏锐性。对参考文献的获得、取舍、引用，给予专业的指导;对于规范的引用，应多一份耐心和细致，不厌其烦、认真把关，指导学生不断修改，一步步规范完善论文，为提高学生论文质量奠定良好的基础，让他们在不断修改论文过程中，增强论文写作的规范意识以及提高规范引用参考文献的能力。

3、建立参考文献审查模式

将参考文献引用纳入学生毕业论文质量评估体系，对参考文献著录的有关事项进行认真审核，建立参考文献审查模式，成立审核小组。从总体上把握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的基本情况，对参考文献的数量、类型、时效性、质量等进行考察，时效性不强的应予以删除，并建议作者补充较新的文献，对于数量过少或质量较低者，可建议作者适当增加一些高质量有影响的文献资料。审核参考文献著录格式、著录顺序及其在文中的标注情况，消除转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最后，通过数字化资源检查所引用的文献是否正式出版物，是否完全或部分剽窃他人作品等做出判断并正确著录参考文献。[1]总之，参考文献作为学位论文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规范化引用是论文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的量化标准，也是严肃的科学态度体现，不可掉以轻心，需要通过作者、指导教师和审核者共同努力，使参考文献的合理引用和规范著录走上正确的轨道。

幼儿教育论文参考文献(一)[1] 李雪晗. “幼儿园选择”问题的深层含义及其社会学思考[J]. 当代学前教育. 2009(03)[2] The Child Care and Development Block Grant:Background and Fundin.[3] Sheridan,S.,Schuster, of pedagogical quality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across na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hildhood Education . 2001[4] and Childhood Programs. . 1989[5] 胡彩云，李志宇. 城乡家长对幼儿园期望的比较[J]. 学前教育研究. 2009(06)[6] 连玥，马玉俊. 浅析父母对托幼机构的教育需求[J]. 科教文汇(下旬刊). 2008(11)[7] 李江帆，主编.教育服务产品理论研究[M].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8] 徐晓东，邵文其，洪仙瑜等着.社会转型与办学体制创新[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9] 朱家雄着.幼儿园课程[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10] Jane King Teleki,Sherry Buck-Gomez. Child Care and Early Education: Satisfaction with Services Among Rural Families[J].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Journal . 2002 (3)[11] Bernard Spodek. Reform of Chinese kindergartens: the preparation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J].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 1988 (1)[12] 张丽娟着.儿童教育与幼儿园管理研究[M].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13] 比尔·约翰逊(BilJohnson)着，李雁冰主译.学生表现评定手册[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14] 潘月娟，刘焱. 美国托幼机构教育质量研究述评[J]. 比较教育研究. 2008(08)[15] 刘晓晔. 对家长学前教育价值观的调查与思考[J]. 学前教育研究. 2008(04)[16] 邢利娅，白星瑞. 建国后我国学前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演变[J]. 学前教育研究. 2008(03)幼儿教育论文参考文献(二)[1] 亢晓梅. 师生课堂互动类型理论比较研究[J]. 比较教育研究, 2001,(04) .[2] 俞国良,罗晓路. 教师教学效能感相关因素研究[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01) .[3] 辛涛,申继亮. 论教师的教育观念[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01) .[4] 伊文婷. 师范生教师职业信仰的近况、理由与对策[J].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2005,(04) .[5] 俞国良,辛自强,林崇德. 反思训练是提高教师素质的有效途径[J].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1999,(04) .[6] 林正范,徐丽华. 对教师研究的认识[J]. 教师教育研究, 2006,(02) .[7] 高潇怡,庞丽娟. 教师的儿童学习观与其教育的关系研究[J]. 教师教育研究, 2007,(03) .[8] 任淑萍. 新课标下历史教师的转变[J]. 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4,(03) .[9] 史献平. 教师信仰:实施素质教育的内动力[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01) .[10] 辛涛,申继亮,林崇德. 教师自我效能感与学校因素关系的研究[J]. 教育研究, 1994,(10) .[11] 石中英. 论教育实践的逻辑[J]. 教育研究, 2006,(01) .[12] 肖川. 作为理想主义者的教师[J]. 辽宁教育, 2007,(Z1) .[13] 刘莉,杨艳芳. 教师教育信念研究综述[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8,(12) .[14] 黄乾玉. 论教师的教育信仰及教师的教育幸福[J]. 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01) .[15] 吕国光,王嘉毅. 中小学教师新课程信念的调查研究[J]. 当代教育科学, 2004,(13) .[16] 姜美玲. 课程革新情境中的教师信念与教学实践:叙事探究[J]. 当代教育科学, 2005,(20) .[17] 王永跃. 从支配到支持:建构主义视野中的教师[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S1) .[18] 康武. 信念——数学教师的方向性不足[J]. 数学教育学报, 2003,(02) .[19] 林智中,张爽. 如何通过质化研究探求教师的信念[J]. 全球教育展望, 2008,(08) .[20] 任永泽. 我们现代需要样的儿童观[J]. 现代教育论丛, 2010,(04) .

[1].幼儿园教学活动设计反思的三维框架及其应用.《教育探索》.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年10期.甄丽娜.仇晓春.[2].儿童与知识——一个值得反思的幼儿园教学哲学问题.《学前教育研究》.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年10期.郑三元.[3].完整经验的概念解析及其对幼儿园教学的启示.《学前教育研究》.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年5期.陈纳.[4].高结构低控制理念在幼儿园教学中的应用及其要求.《学前教育研究》.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年2期.张玉敏.许卓娅.[5].多媒体技术在幼儿园教学中的运用.《学前教育研究》.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年6期.周榕.[6].幼儿园集体教学中教师提问的现状及其改进.《学前教育研究》.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年2期.王春燕.林静峰.[7]."最近发展区"概念解析及其对幼儿园教学的启示.《学前教育研究》.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年9期.赵南.[8].试论幼儿园教学的游戏化实践策略.《新课程·上旬》.2016年2期.赵彩丽.[9].幼儿园教学从儿童出发:应然与实然之差异.《学前教育研究》.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年12期.顾荣芳.[10].幼儿园教学活动中游戏精神的探寻与重塑.《学前教育研究》.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年6期.刘慧.二、幼儿园教学论文参考文献学位论文类[1].幼儿园教学游戏化研究.被引次数：18作者：范元涛.学前教育学西南大学2011（学位年度）[2].幼儿游戏的教学价值及其实现.被引次数：18作者：陈维霞.学前教育学山东师范大学2009（学位年度）[3].多媒体辅助幼儿园教学的现状与对策研究.被引次数：12作者：赵楠.学前教育学东北师范大学2011（学位年度）[4].奥尔夫音乐教育理念下的幼儿音乐教育——以河北师大第二幼儿园教学为例.被引次数：1作者：王芳芝.音乐学河北师范大学2014（学位年度）[5].多媒体技术在幼儿园教学中的应用.被引次数：9作者：何凡.教育·现代教育技术东北师范大学2008（学位年度）[6].言它与言我——幼儿园教学中师幼问答语研究.作者：吴婵.学前教育湖南师范大学2013（学位年度）[7].幼儿园生命关怀教学研究.被引次数：2作者：邵小佩.学前教育学西南大学2012（学位年度）[8].支持儿童带着理论前进——基于儿童朴素生物理论的幼儿园教学.作者：魏婷.课程与教学论四川师范大学2009（学位年度）[9].幼儿园教学用书评价研究——以某省2011版《幼儿园数学活动》为例.作者：陈曼丽.学前教育学哈尔滨师范大学2012（学位年度）[10].精心预设灵动生成——幼儿园教学活动预设与生成之研究.被引次数：2作者：胡冬群.学前教育学湖南师范大学2009（学位年度）三、相关幼儿园教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1]Problemsolvingby56yearsoldkindergartenchildreninacomputerprogrammingenvironment:《Computers&education》,被EI收录EI.被SCI收录.[2]《Journalofscienceeducationandtechnology》,被SCI收录[3]EverythingINeededtoKnowAboutTeachingILearnedinKindergarten:《SIGCSEbulletin:ACMSIGCSEAnneHaworthHeatherSimmonsLizSchimanskiPamMcGarvaEileenKennedy《Language,cultureandcurriculum》,20091[10]CountingSou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