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嚼字杂志作者

啃书本打一成语───谜底：咬文嚼字读书杂志是清代王念孙先生在校勘方面的代表作，也是清代朴学的代表著作。该书校勘《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内篇》，诸书中文字，后经出土文献验证，多有可征之处。《书目答问》录80卷，另有余编2卷。同治九年金陵书局刊本

朱先生提出，无论阅读或写作，必须有“一字不可放松”的谨严态度。他指出，“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感情上推敲”，“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感情，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这些话很有见地。为了凸显它，朱先生更举了贾岛推敲诗句的典故加以阐释，引录如下： 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劝他把“推”字改成“敲”字。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说的好听一点，都说“推敲”。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些，但是他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来独往，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寺里有人应门。他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假如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平添了搅扰。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二册56页） 朱光潜先生作为美学大家，举的这个例子推陈出新，从设想诗的意境、人物的身份性情以及音韵特色几方面对此典故认真推敲，希望运用文字者带着应有的谨严，这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朱先生此论一出，读者眼目一新，在语文学界影响巨大，几成定论。但再查找一下此典故的出处，仔细推敲一番贾岛的全诗，我们就感到朱先生却恰恰犯了一个不够谨严的错误：断章取义，抽取一句而忽略了全诗。我们来看看原诗的全貌：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这首五言律诗描绘了友人李凝居处幽雅的环境和对这种幽雅环境的向往。诗的首联直接写李凝居处幽静，简直隔绝尘世，绝无纷扰；颔联写夜晚池边树上栖鸟静宿，僧人来访；颈联写荒园眺望所见，小桥流水分隔郊野，白云浮动，山石也仿佛随着云脚在移动；尾联写这种环境引人羡慕之极，决心来此一起隐居，不负所约。全诗意境幽美，特别是中间两联可见贾岛锻字炼句的苦心。朱先生单引颔联，一反古人定见，认为“推”比“敲”好，理由有：从意境上看，是孤僧步月归寺，在寂静的夜里一“推”而推出独居的冷寂意味来；“敲”则显得拘礼。从上文语境来看，“推”字似乎更“调和些”,“敲”则会惊起宿鸟，打破岑寂，平添搅扰。那么，这位僧人究竟是访友还是归寺，他要进的门到底是李凝幽居之门还是寺门呢？从全诗来看，尤其是就题目而言，访友之说倒还更合理些。僧月下敲的是友人的门，更能反应出李凝居住环境的清幽寂静，颇少俗人往来，透露出一种高雅的生活情趣。这与《陋室铭》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句有着同工之妙。我们不能一见僧就只联想到归寺，何况贾岛也曾出家，号无本，诗中的僧人身上也许原本就有贾岛的影子在。由此看来，僧敲幽居之门与全诗的情境更为吻合。再来讨论一点：全诗的意境到底是朱先生所言的清冷岑寂呢，还是寂静中透着温情？我们想清幽并不等同于冷寂，君子之交也是舒展恬淡而非冷漠如冰。白居易诗“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赵师秀诗“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等句不就是在清雅中透出一丝温馨吗？友人月夜来访，或品茗或吟诗，更添雅趣。怪不得尾联写道：“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如果只是一味的死寂，那样的幽居还有谁肯来？少了这么一点人情味儿，诗的感染力也势必会被削弱。在这访友而非归寺的前提下，在这景静而非情冷的意境中，一个音节响亮的“敲”字，敲破岑寂，惊起树鸟，只能是用来反衬清幽的意味，而不是“平添搅扰”了。古人对此“敲”字设想“佳处”是“音节响亮”，我们认为“敲”字“佳处”不仅是音节响亮，而且合乎月夜访友之意境，更在于用反衬手法突出了境界幽雅之美，“鸟鸣山更幽”嘛；而且这还能使人联想到友人相见之亲切、高山流水相和之欢娱。原典故写韩愈“立马久之”，定一“敲”字佳，实际上他会是经过了全面的思考品味，才敲定了这么妥帖的不可更易的一个字。韩愈真不愧为古文运动的领袖，只可惜言之不详，使朱先生推敲，又使我们至今仍“推敲”不止。当然，朱先生对此典故可能是信手拈来，误记了出处及原诗，但他是美学大师，影响巨大，《咬文嚼字》一文又是名文经典，力倡“谨严”，容易使读者尤其是中学生，认为朱先生所言为唯一正确的，因此有必要对此“推敲”再作推敲。由此我们又想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桩公案。在1935年，朱先生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一篇鉴赏唐诗的美学文章，摘取了唐诗人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诗而踢开他的全篇，又用这两句来概括作者的全人，还用这两句来批评屈原、阮籍、李杜等不够“静穆”伟大。鲁迅先生指出，这种“以割裂为美”的摘句办法，是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者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关，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倘恍。鲁迅先生还举出陶潜的例子来，说在摘句作怪之下，一摘引“悠然见南山”就忘记了《述酒》和《读山海经》中陶潜金刚怒目的一面，而“捏成他单是一个飘飘然”，但历来的伟大作者，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题未定草七》，见《鲁迅全集》卷六）鲁迅先生当年对朱光潜先生的批评，似乎也可以移用到“推敲”这里。从对《咬文嚼字》一文的探究中，至少能得到这样一些启示：评价诗文的字句，尤其是品味细微精妙之处时，要从诗文的整体入手，把握其背景、思想感情和意境等；评论文学更要顾及全文，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作者所处社会的状况，要做到知人论世，万不可从全篇中摘一二佳句随意引申，而引读者入迷途。我们读名家大师的作品，也要敢于提出疑问，多问几个是否真有道理，是否真的如此，也就是要“站着读”、思考着读，而不是一味顶礼膜拜。这对于我们提高素质，培养创新精神是大有益处的。同时，这也是对大师们所倡导的科学、严谨治学精神的真正发扬。

孙欢《咬文嚼字》创刊发行于1995年1月，发行者为上海文化出版社，今为32开，约50页的文艺月刊，主要内容则为纠正媒体艺人、名家作品的错别字。因内容颇具特色，《咬文嚼字》已成为中国境内汉语文化品质“捍卫者”角色，并共发起了多次“社会查找错字活动”，并造成一定影响。例如，2007年，台湾艺人伊能静新专辑的“纶巾”念法与稍早神舟六号错写成“神州六号”的反应，与该刊物有密切关系。除此，该月刊亦于同期刊登汉字错误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