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询问论文参考文献

专著《侦查构造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27万字 《侦查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38万字《刑事诉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万字编著1、主编《刑事诉讼法学学习指南》，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总万字《荆楚诉讼论坛》（第一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总万字2、副主编《诉讼法学》 ，群众出版社2006年11月版，2万字《法理学教程》，群众出版社 2006年11月版 ，3万字《法理学教程》，湖北警官学院（校内用书）2002年版， 万字《刑事诉讼法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万字3、参编《刑事诉讼实训指南》，法律出版社2014年7月版，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00问》，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万字《新编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万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万字《公安行政执法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万字《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6万字《〈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解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万字合著《检察机关自侦办案模式转变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12月版，万字《婚姻法学释解》，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承当字数25万字《刑事诉讼程序改革之多维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3万字 1、1996年第2期，“试论‘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确立的方式及其内容”，《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哲社版）》（政治类核心刊物），第二作者2、1996年第3期，“试论我国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警学经纬》，第二作者3、1996年第6期，“公安工作与新《刑事诉讼法》”，《警学经纬》，第二作者4、1997年第6期，“对单位犯罪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警学经纬》，独撰5、1997年第4期，“公安行政处罚的缺陷及其调控”，《犯罪对策研究》，第一作者6、1997年第2期，“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如何处理与律师的关系”，《武汉检察》，独撰7、1997年第3期，“轻刑化与中国刑罚改革的思考”，《云南警学》，独撰8、1999年第6期，“试论我国物权立法的若干原则”，《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独撰9、2000年第1期，“浅析公务悬赏广告”，《公安部管理干部学院山西分院学报》，独撰10、2000年第1期，“悬赏通告之法律分析”，《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独撰11、2000年第2期，“论物权行为理论的借鉴与吸收”，《河北法学》（法律类核心期刊），独撰12、11/2002，“论网络犯罪的特点与综合调控”，《新世纪公安侦查工作思考》（第三届中西南地区侦查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独撰13、2002年第12期，“刑事诉讼法学与刑事侦查学的比较教学研究”，《公安教育》，第一作者14、10/2002，“浅析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独撰15、12/2002，“公安警察院校大学生个人主义倾向及原因剖析”，《公安警察院校大学生综合素质研究》，武汉出版社，独撰16、2003年第4期，“中国区际刑事诉讼法律之比较研究”，《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独撰17、2004年第2期，“公正与效率之间的艰难抉择——论辩诉交易在我国的可行性”，《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第一作者18、4/2004，“刑事侦查中被害人权益保障问题研究”，《侦查理论与实践》（2004年北京市侦查学会第七届年会论文集），独撰——本文获得该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19、8/2004，“关于公安法学教育定位的若干思考”，《走向现代公安法学教育之路》（中国首届公安法学教育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独撰——本文获得该研讨会优秀论文一等奖20、2004年第4期，“中俄刑事陪审制度的沿革及展望评述”，《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第一作者21、10/2004，“前科消灭的证据价值研究”，《法商研究》（2004专号）（法律类核心期刊），独撰22、2004年第4期，“我国侦查构造的改革基础及完善目标”，《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独撰23、8/2004，“侦查程序中被害人权益保障的理论基础及完善”，《侦查学论从》（第五卷）（第五届中西南地区侦查研讨会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湘新出准字（2004）第064号独撰——本文获得该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24、10/2004，“论我国对沉默权应有的正确取舍态度”，《侦查讯问与人权保障研究》（公安大学侦查讯问与人权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独撰25、10/2004，“刑事证据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证据学论坛》（第八卷），中国检察出版社，独撰26、2004年第6期，“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不容置疑”，《比较法研究》（法律类核心期刊），独撰27、2005年第1期，“论程序分流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的构建”，《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公共安全》，独撰28、2005年第1期，“清代刑事救济程序研究”，《中外学术导刊》，独撰29、2005年第4期，“刑事免责制度的实践意义及构建模式”，《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独撰30、2005年第2期，“论刑事免责制度在侦查程序中的构建”，《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第一作者31、5/2005，“论侦查程序中的刑事免责制度”，《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增刊）（民族类核心期刊），独撰 32、6/2005，“侦查构造的独立性问题研究”，《江汉论坛》（增刊）（社科类核心期刊），独撰33、8/2005，“新闻自由与侦查不公开的冲突与互动”，《中国诉讼法判解》（第三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独撰34、10/2005，“境外赌博犯罪查处的程序法视角研究”，《诉讼理论与实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独撰35、11/2005，“抓捕怪案中的侦查方法评说”，《侦查论坛》（第四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独撰36、1/2006，“论我国刑诉法对公约“特工行动”的借鉴与吸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独撰37、2006年第1期，“程序法视角下的境外赌博犯罪研究”，《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独撰38、2006年第2期，“职务犯罪的预防及惩治研究”，《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第一作者39、2006/02/17，“惩处境外赌博犯罪面临的四个问题”，《检察日报》，2006年2月17日第3版，独撰40、4/2006，“清朝乾隆53年之逮捕证考究”，《警史钩沉》（内刊），独撰41、6/2006，“论死刑复核的权力运作及制度建构——兼评最高法院死刑复核权的回收”，《首届法律适用国际高层论坛优秀论文集》，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作者42、7/2006，“刑事诉讼构造的研究起源及概念辨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增刊），独撰43、7/2006，“侦查公开若干基础理论问题辨析”，《侦查学论丛》（第七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独撰44、2006年第4期，“我国构建预审法官制度的否定性思考”，《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独撰45、10/2006，“我国《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再修改研究”，《江汉论坛》（增刊），第三作者46、10/2006，“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再修改的具体建议”，《江汉论坛》（增刊），第二作者47、11/2006，“人权保障与警察机关的权力规制”，《公安教育的人文视域》，武汉出版社2006年11月，独撰48、12/2006，“城市自杀秀中的警察角色定位研究”，《构建和谐社会与城市纠纷解决机制》（内刊）[全国副省级城市法学会第18次年会论文汇编（二等奖）]，第一作者49、11/2006，“平等抑或平衡：侦查构造中的侦辩关系辨析”，《现代侦查》（第二辑），群众出版社2006年11月，独撰50、2007年第1期，“侦查程序中的非法取证问题评析”，《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第一作者51、2007年第一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零容忍理论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增刊），第一作者52、2007年第2期，“赌博罪与非罪的若干新视点研究”，《政治与法律》（法律类核心期刊），第二作者53、2007年第2期, “创新与发展:江西新余、萍乡警务改革模式之评析“，《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独撰54、2007年第3期，“论诊所法律教育在公安院校教学中的应用”，《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独撰55、2007年第3期，“城市自杀秀中的若干警务认识误区探析”，《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独撰56、2007年第4期，“公安院校实施诊所法律教育的难点分析”，《公安教育》，独撰57、2007年第5期，“侦查权权力属性热议之冷思考”，《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独撰58、2007年第6期，“零容忍执法政策若干理论问题之评析”，《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ISSN1671第一作者59、2007年8月上旬刊，“中部崛起理论的程序法制研究”，《商场现代化》（经济类核心期刊），独撰60、2007年第9期，“境外赌博犯罪的经济危害及惩处研究”，《科技信息》，独撰61、2007年11月，“侦查公开与程序参与原则之研究”，载于《公安学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独撰62、2008年1月，“程序法视野下的中部崛起理论研究”，载于《首届中部崛起法治论坛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独撰63、2008年3月，“从侦查程序的完善看刑事诉权的缺失与构建”，载于《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与前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独撰64、2008年第9期，“刑事被害人诉权行使渠道之现实性分析————以“产婴证奸”现象为切入点“，载于《求索》（中文核心期刊、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期刊），独撰 65、2008年第5期，“警察临战若干基础性问题的法学诠释”，载于《湖北警官学院学报》，P51-P55，ISSN1673-2931，CN42-1743/D，独撰66、2008年第4期，Jurisprudence Views on Producing Infant to Prove Rape，Journal of Politics and Law（季刊），P73-P76，独撰67、2008年11月，“证据视野下的“产婴证奸”现象考量”，载于《证据学论坛》（第14卷），P146-P153，法律出版社ISBN9--0，独撰68、2008年11月，“对检察官客观性观点的几点质疑”，载于《检察论丛》（第13卷），P251-P261，法律出版社ISBN9--4，独撰69、2008年12月，“刑事诉讼法修订中的专家意见比较与评析——以公安机关侦查执法活动为视角”，载于《现代侦查（第三卷）》，群众出版社ISBN9--2，P1-P10，独撰70、2009年第1期，“侦辩交易的提出及若干形态分析”，载于《四川文理学院学报》，P27-P30，ISSN1008-4886,CN51-1533/G4，独撰71、2009年第1期，“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的慎用警力原则研究”，载于《湖北警官学院学报》，P10-P14，ISSN1673-2931，CN42-1743/D，第一作者72、2009年第2期，“医患矛盾之激化与警察介入纠纷之利弊考量”，载于《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ISSN1671-685X，CN14-1287/D，独撰73、2009年第3期，“刑事诉权视野下的侦辩交易研究”，载于《法治研究》，ISSN1674-1455，CN33-1343/D，独撰——本文被《首届中国警学论坛文集》（罗锋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ISBN978-7-81139-337-8/）全文转载。74、2009年9月，“重点学科建设基础性理论之研究”，载于《荆楚诉讼论坛》（第一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ISBN978-7-81139-660-7，P9-17，独撰75、2009年12月，“公安招录改革背景下的侦查学教学内容研究”，载于《侦查学论丛（第10卷）》（中西南地区公安政法院校侦查学术研讨会2009年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ISBN978-7-81139-833-5，P478-484，独撰76、2009年第6期，“公诉权的客观性与追诉性之评述”，载于《北方法学》，ISSN 1673-8330，CN23-1546/D，P100-105，独撰77、2010年第1期，“公诉权基本属性特征之定位”，载于《云梦学刊》，ISSN1006-6365，CN43-1240/C，P76-80，独撰78、2010年第2期，“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的慎用强制措施原则研究”，载于《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ISSN1008-8121，CN36-1213/D，P91-95，独撰79、2010年第3期，“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的慎用武器警械原则研究”，载于《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ISSN1671-0541，CN22-1307/D，P18-22，独撰80、2010年3月，“我国公安教育发展回顾与改革前景探析”，载于《公安学论丛》（第四卷），法律出版社ISBN 9--7，P96-110，独撰81、2010年第5期，“网络民意在交通肇事案件处理中的价值评析”，载于《交通企业管理》，ISSN1006-8864，CN42-1302/F，P71-72，独撰82、2010年第10期，“纺织类高校法学专业发展定位及其展望研究”，载于《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ISSN1672-6847，CN35-1268/C，P57-58，独撰83、2010年第30期，“当代湖北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诉权解读”，载于《学理论》，ISSN1002-2589，CN23-1106/D，P65-66,独撰84、2010年12月，Learning and absorbing Clinical Legal Education in Police College ，载于2010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EEET2010)，EI、ISTP收录85、2010年12月，“情报收集工作中若干新科技侦查手段研究”，载于《侦查学论丛》（第11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ISBN978-7-81139-8？-？86、2011年第2期，Principle of Three Cautions in police response to Mass incidents，载于Asian Social Science，ISSN 1911-2017，独撰87、2011年第2期，“两型社会与武汉ETC收费系统之正义解读”，载于《中外企业家》，P80-83，ISSN1000-8772,CN23-1025/F，独撰88、2011年3月，“Means of stealing secrets and anti-stealing by electronic technology in Secret War”，载于《2011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zzy Systems and Neural Computing（FSNC2011）》，IEEE Catalog Number: CFP 1114M-PRT, ISBN 978-1-4244-9216-9，P354-357，独撰89、2011年3月，“Escaping the Siege：Problems and Solutions about Law Disciplines in WTU”，载于《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ocial Science（ICASS 2011）》（ISTP收录），IERI，USA出版，ISBN 978-0-9831693-8-3，P422-426，独撰90、2012年第1期，“刑事附带民事诉权之滥用及其规制”，载于《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ISSN1009-3699,CN42-1596/C，P67-70，独撰91、2012年第1期，“刑事诉讼中举报权之滥用及其规制”，载于《武汉纺织大学学报》，ISSN1009-5160、CN42-1818/Z，P16-19，第一作者92、2012年第1期，“达马斯卡权力模式下欠薪入罪现象分析——以《刑法修正案（八）》第41条为切入点”，载于《长江论坛》，ISSN1005-3980,CN42-1344/D，P55-59，独撰93、2012年第1期（下），“纺织类高校诊所法律教育的应用现状调研报告”，载于《群文天地》，ISSN1009-6302,CN63-1027/G2，P282-283，独撰94、2012年2月，“诊所法律教育方法在我国发展现状之评析”，载于《2012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ocial Science（ICASS 2012）》（CPCI收录），IERI，USA出版，ISBN 978-1-61275-006-4，P239-244，独撰95、2012年第2期，“纺织类高校专业存在及发展的评价标准研究——以武汉纺织大学法学专业为例”，载于《纺织教育》，ISSN1000-615X,CN31-1013/G4，P118-121，独撰

对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的思考 -----【作为论文，对其中的一些关键点还是应该有数据支持，比如你实习时所在的分局的年发案数据、现场勘查数据、十类必勘案件数据、技术破案所占比例等等，有的话会更加完善。在这里我不提供，因为互联网不允许摆出数据来——这是泄密滴……】---------------------------------------------------------------------------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人、财、物的进一步大流动，使得刑事犯罪形势日趋严峻化；同时，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为公安机关侦查破案提供了有力武器，另一方面也被犯罪嫌疑人所利用，犯罪嫌疑人往往借助高科技手段，提高自身的犯罪能力及反侦查能力，智能化、高科技化犯罪现象越来越突出。因此，当前的刑侦工作必须实现侦查工作与技术工作的有效衔接与配合，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破案率，有效地遏制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的稳定。一、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概述刑事技术，亦称刑事科学技术，是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方法，发现、记录、提取、识别和鉴定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各种物证、书证，为侦查、起诉、审判工作提供线索和证据的各种专门技术的总称。刑事技术检验是刑事侦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刑事侦查活动的一项重要措施。只有在刑事技术渗透到刑事侦查各个环节中去时，才能真正转化为物质力量，使侦查人员由单纯的体力型向科技型转化，使在刑事办案中获取的各类物证更具价值性和证据性，对犯罪分子的认定作用和打击力度进一步加大。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加强及与国际法的逐渐接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对刑事侦查各环节进一步加以规范。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的刑事侦查工作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模式，仍然墨守陈规，靠打“车轮战”、“人海战”，靠“程咬金三板斧”式的审查讯问方式，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无法向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的答卷。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刑事侦查提供了获取科学证据的强大武器，为提升刑事侦查战斗力提供了广泛的空间。把科学技术提高到“第一战斗力”的地位，改变思路，从观念到行动上真正重视起科学技术的巨大潜力，通过加大侦查的科技含量，持续地增强控制、发现、揭露、制服犯罪的能力，无疑是刑侦改革的重要内涵。所以，各级刑事侦查部门越来越认识到刑事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提出了“科教强警、科技强侦”的战略措施，从而使刑事科学技术在侦查破案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实践证明：在社会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刑事侦查工作中，刑事科学技术将成为第一破案力。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看到，由于侦技人员所处的地位不同，各自的工作方法、方式和工作对象不同，相互之间难以形成有效地衔接配合，分离脱节现象严重。特别是在现场勘查、侦查讯问等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对刑侦工作中的侦查和技术人员来说，强调任何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都是不对的。必须清醒认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必须做到各局部的有机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的效能。在技术和侦查最应密切衔接的“一线”基层责任区刑警队，问题尤其突出。因此，刑事技术部门在思想上要强化与侦查工作衔接的意识，既注重本专业的发展拓宽，又注重与侦查部门的密切协作；刑事侦查部门则要紧密依靠刑事技术的科学力量，多联络、多沟通，使我们每一起案件的侦破和办理都存在技术因素。美国著名学者克里希南在《现代犯罪侦查导论》一书中专门论述了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关系：“侦查员和实验室意见的交流。首先要会辨认、采集原物确凿证据，然后把它们送抵实验室进行检验。侦查员和犯罪实验室检验人员间的密切合作，是充分利用相互间的才能的基础……犯罪实验室在刑事犯罪侦查中所起的作用在日益增长，这大概是警察作假想训练时，在某个犯罪的实际侦查过程中，对警察的各种职责有了起码认识的缘故……同侦查人员磋商，有助于实验室的科学家恰当地安排他们的试验，也有助于他们避免做不必要的工作。”二、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的表现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应在现场勘查、审查讯问、发现和认定嫌疑人三个阶段有效地衔接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刑事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中第一破案力的作用。（一）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现场勘查阶段的衔接配合现场勘查是侦查破案的第一道工序，是刑事诉讼活动的首要环节。刑事案件现场是犯罪行为的发生地，是犯罪证据的保留地，是犯罪信息的储存地。正是因为犯罪现场如此重要，所以长期以来公安部都是严格要求现场勘查要遵循“依法、及时、全面、客观、细致”的原则。所谓犯罪现场勘查，是指侦查人员依据法律规定，为从犯罪现场收集证据，研究犯罪信息而进行的犯罪现场访问和犯罪现场勘验、检查的总称，是一项综合性的侦查措施。犯罪现场勘查的两大核心内容是犯罪现场访问与犯罪现场勘查、检查。现场勘查工作是刑事侦查工作的起点和基础，又是刑事技术工作的重头戏。但在实际工作中，现场勘查工作与侦查工作存在脱节现象，部分侦查员认为现场勘查工作仅是技术员的事，与自己无关，结果现场勘查时有些侦查人员不到场，绝大多数案件的现场勘查情况无人过问；部分勘查人员技术至上观念较重，侦查意识不强，常常是就现场看现场，就痕迹论痕迹，不能依据现场实际及客观态势对犯罪及其过程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判断、推理，以致在接下来的现场分析环节中不能切中要害、一针见血。也就是说技术人员只能谈技术ABC，而不能讲侦查一二三，不能科学地进行现场重建，更加有效地服务侦查，指导破案。在某些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眼中，现场勘查当作是例行公事，仅仅起着弥补法律卷宗的程序作用及为已破案件提供一套现场记录的资料及出具鉴定佐证的作用而已，这种状况导致了侦查工作严重脱离犯罪现场。出现这一结果，主要是由于侦技人员的片面认识造成的。因此，如果在现场勘查中侦技人员有机结合、相互交流，技术人员同时加强侦查意识，既讲技术，又讲侦查，科学地重建现场，必能有效地服务侦查，指导破案。要提高刑事技术在侦查破案中的作用，使刑事技术真正成为提高破案率的现实力量，把刑事技术和侦查破案有机结合起来，必须首先过好现场勘查关。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都要改变观念，打破刑事技术人员只单纯埋头于现场勘查，侦查人员只管制作调查访问笔录，相互间不闻不问的状况，两者应是一个共同的战斗体，技术人员要有侦查意识，侦查人员要有刑事技术意识，共同来承担起现场勘查和现场调查访问工作。这样便于侦查人员在侦查的初始阶段就能“吃透”现场，了解现场，立足现场来看问题，分析案件研究侦破方案能从现场出发，避免了脱离现场的胡思乱想和无客观依据的乱想瞎猜。及时地对一起现行案件进行勘查，对于技术人员而言，在时空上缩短了到达现场的时间，既有利于现场的保护和痕迹物证的采集，又有利于技术人员及时了解案发情况，发现犯罪动态，提取有价值线索，并能及时将第一手的现场信息反馈给侦查员；对于侦查人员而言，既有利于侦查员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可使案件快速侦破，又利于侦查员熟悉技术业务，掌握科技手段，充分了解案件的发展动态和痕迹物证情况，及时把现场信息转变成活的侦查资源，从而增加了破案效能。可见，积极利用现场信息，可以将许多案件的侦破工作解决在现场勘查阶段。（二）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审查讯问阶段的衔接讯问犯罪嫌疑人，是指具有侦查权的侦查人员为了查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犯罪情节的轻重而依法对其进行的一种面对面的审查活动。讯问的目的是为了查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犯罪情节的轻重。审查讯问工作是对归案的犯罪嫌疑人，为证实其犯罪进行的面对面的强制性的调查活动，是侦查工作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侦”和“审”的统一。当前的模式是，审查讯问是侦查人员个体的事，勘查现场是技术人员的事，技术人员很少甚至几乎从未参与到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讯问中去，导致了侦查人员审讯时就案论案，工作粗糙，在一些现场条件差，无过硬证据的案件中难以找到有效的突破口，审查讯问很容易陷入僵局，从而影响侦查效果。因此，初次审查讯问工作最好由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共同参与，制定周密的讯问计划。在开始审讯之前，侦查员应该尽可能多地占有现场资料，了解串并案情况。关心技术人员的检验结论的依据是什么，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比如现场痕迹是如何形成的，受害人的致伤、致死原因，在多种伤并存的情况下，哪一种伤是主要致死因素等等。尤其要注意分析把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痕迹特征、作案过程的细节特征和反常现象，做到心中有数，从而最大限度地深挖罪行。另外，技术员通过参与到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讯问，从技术角度分析犯罪嫌疑人供述，反思和解决现场勘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这有利于对已勘查现场的得失总结，有利于技术人员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也有利于进一步的案件串并的汇总工作。（三）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发现和认定犯罪嫌疑人阶段的衔接配合发现和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刑事侦查破案的主要目的，但在传统的侦查模式中，单纯依靠摸底排队、调查访问的做法已无法适应当前刑事案件的发案特点。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地区间不平衡和人、财、物大流动这个大环境的影响，外来流窜犯罪已呈逐年上升趋势，典型特点是“两头在外”，即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都是外地人。且以侵财型、跨省地市、系列型为主要特征。犯罪分子异地作案、异地住宿、异地销赃，团伙作案、时分时合、交叉结伙，手段多样，对侦查破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侦查部门要想有效地遏制其扩张恶化，必须更新观念，转变机制，紧密依靠刑事技术中的科学技术力量。1、要充分发现和利用犯罪痕迹物证及各种信息。技术部门要及时将含有现场信息、手段特点、物证资料等串并汇总材料传递给侦查部门，便于侦查部门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去发现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及时消化案件信息，将有关信息传递到特情耳目，并及时进行阵地控制等，当发现嫌疑人员时，及时将刑事资料送技术部门查对，便于及时认定犯罪嫌疑人，从而在调查审讯中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2、应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能及时地发现认定犯罪嫌疑人。以现代科技对付现代犯罪，应是刑事侦查破案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缩短破案时间的制胜捷径。当前，在全国各级公安机关逐步建立起了指纹自动识别系统，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成熟，这一系统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破案力。此外，DNA检验鉴定、声纹鉴定、笔迹鉴定等高科技手段的应用，更使公安机关破案如虎添翼。相信随着21世纪科技的迅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应用到公安工作中来。三、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的前景展望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有效衔接是靠人来完成的，作为主体的人应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侦查员和技术员的业务知识应该互相融会贯通，这就需要两者加强学习，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著名刑侦专家刘持平说过，未来刑侦工作发展的趋势是，侦查人员技术化，技术人员专业化。一名好的侦查员必须掌握现场勘查常规技术，包括勘验工作中所涉及到的有关痕迹，物品的寻找、发现、固定、分析、提取、包装、运送、保全等工作以及现场照片的拍摄、制作，现场图的绘制，现场勘验笔录的制作，现场录像的制作，侦查测量、登记等。要了解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中的运用情况，要在详细占有现场资料的前提下与技术人员分析现场情况，交流意见，为准确分析案件确定侦查方向、范围打下基础。同时要增强侦破案件的证据意识，结合侦查获得的线索，提醒技术人员注意现场证据的提取，为破案积累更多的条件。一名好的技术员应该也是一名好的侦查员，应该具有良好的侦查意识。将侦查意识和思维运用到现场勘查中，将勘查现场的情况客观完整地提供给侦查人员，并及时了解侦查人员工作中发现的可疑情况，结合现场勘查，为侦查工作提供更加准确、全面的分析意见，为案件侦破打下基础。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基层侦查部门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技术人员，这些基层的所谓的技术人员与侦查人员通称为侦查员。刑事技术部门应直接参与到侦查办案中去，真正实现技术与侦查的接轨。作为基层刑事技术部门，太专业化了并不利于技术工作的开展，会狭隘技术人员的视线。考虑是否让技术人员来参与案件的侦查和办理，不能只局限于只让技术员参加案情分析会，而不让其参与后续的侦查工作。对刑事案件尤其对一些恶性的大要案件、系列流窜案件及一些含有技术手段的案件，有技术员的参与，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积极参与案件的侦破，将有利于技术员开拓思路，有利于现场勘查、案件串并工作，有利于提高技术人员突破案件的能力，有利于实现技术员专业性和实战能力的统一。总之，作为公安工作的生力军的刑事侦查工作和刑事技术工作，一定要有机地衔接在一起，发挥整体功能。针对新形势下的犯罪特点，制定出可行性的预见方案，大胆引进新技术、新成果、新手段和新方法，这样不仅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少走一些弯路，少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还能培育出侦查破案的新增长点，为提高破案率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