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经济期刊

LawandEconomy是一份国际性的学术期刊，专注于研究和讨论法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该期刊的研究范围包括经济理论、实证研究、政策分析、比较研究等，旨在推动学术研究和实践的发展。LawandEconomy期刊的文章质量非常高，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是一份值得推荐的学术期刊。

在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研究仍大量涉及社会制度问题，因此对于法律问题的研究并未中断过。 从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到李嘉图，从德国历史学派的罗雪尔到美国制度学派的康芒斯，毫无例外地都在经济研究中涉及到社会法律制度问题。此后，随着20世纪20～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主导地位的确立，社会制度问题被视为资源配置问题的既定前提搁置在一旁，作为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逐渐被冷落。可是，由于在19世纪下半叶大量垄断组织的产生和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出现，导致了相关国家反垄断法律的陆续颁布和政府在公共事业领域的干预及管制的扩张，因此，与反垄断法律和公共事业管制有关的法律方面的经济研究，仍然在进行。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整个60年代，是法律经济学的初创时期。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重要人物亚伦·戴雷科特（Aaron Director）教授在1958年创办了影响深远的《法律与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印发），并和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罗纳德·科斯教授一起担任主编 。科斯于1961年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标志着法律经济学的问世 。由于上述有关人和事都发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所以，可以认为，芝加哥大学是法律经济学运动的直接源头。在法律经济学的整个初创时期，法律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法律经济学运动融合在整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运动和“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运动中。从非主流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在当时呈现出一种“一体两翼”的发展格局。所谓“一体”是指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经济学理论及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所谓“两翼”是指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詹姆斯·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和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为代表的非市场行为经济学研究。后两者并不直接以法律经济学研究为目标。重要人物及著作罗纳德·科斯教授是法律经济学初创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法律经济学的学科创始人，其经典之作《社会成本问题》是法律经济学学科创立的里程碑。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通过对外部性问题独辟蹊径的分析，得出结论：当交易费用为零时，不同的产权界定将不会影响资源配置的结果；反之，当交易费用不为零时，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导致出现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 。此外，在法律经济学的初创时期，还有两位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位是阿门·A·阿尔钦，另一位是戈多·卡拉布雷西。阿尔钦在1961年发表了《关于产权经济学》一文，运用效用理论和最大化方法研究了产权制度问题；卡拉布雷西则在同一年发表了《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法的思考》一文，从经济学的视角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侵权的法律问题。 法律经济学在70－80年代经历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代表人物与研究成果，例如：理查德·A·波斯纳与《法律的经济分析》（1973年），沃纳·Z·赫希与《法和经济学》（1979年），A·米契尔·波林斯基与《法和经济学导论》（1983年），罗伯特· 考特和托马斯·尤伦与《法和经济学》（1988年）。同一时期，有关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也纷纷问世，例如：美国爱默里大学的“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和《法律经济学》杂志、迈阿密大学的“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和《法与政治经济学杂志》、华盛顿大学的《法和经济学研究》杂志以及在纽约出版的《法和经济学国际评论》；在英国也成立了“工业法研究会”等机构，仅牛津大学就出版了《工业法杂志》和《法学、经济学与组织研究杂志》。此外，一些著名的大学，例如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牛津大学、约克大学、多伦多大学等，纷纷在法学院、经济学院（系）开设法律经济学课程。一些著名大学的老牌法学杂志，例如《哈佛法学评论》、《耶鲁法学评论》、《哥伦比亚法学评论》、《多伦多大学法律杂志》等，也开始纷纷重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刊登有关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法律经济学由于自身的不断成长，已经开始逐渐从新制度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具有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的相对独立的新兴学科。重要人物及著作在法律经济学的蓬勃发展时期，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理查德·A·波斯纳教授是最为杰出的一位代表人物，他的著作《法律的经济分析》是一部类似于法律经济学“百科全书”的经典作品，这部著作在1973年的出版，标志着法律经济学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同一时期，随着法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扩展和深入，法律经济学对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例如，美国总统里根在1981年任命了波斯纳、博克和温特3位在法律经济学方面颇有造诣的法学家为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同年，还通过并颁布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 进入90年代以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比较平和的发展时期，没有出现新一代的 “领军人物”，也没有出现具有明显“突破性”的新论著，研究领域中具有权威性的文献基本上仍是70－80年代出版，并在90年代经过完善、补充、修订的新版著作。在一些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许多论文所做的工作大多是对已有论题的深入挖掘。例如，在2000年春季号的《法律经济学杂志》上，用极大的篇幅刊登了科斯、弗利兰德、卡莱因等人的一组文章（共5篇），反思12年前由阿尔钦等人提出的有关费希尔兄弟车辆制造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在1926年的兼并故事，以及相关的资产专用性、长期合同与“套牢”（Hold－up）的关系问题。但是，进一步的观察仍然可以发现，9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还是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预示着法律经济学运动在新世纪中的发展趋势。9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显示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经济哲学”的色彩有所突出，一些学者试图将经济学、法学、哲学三者结合起来研究，使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更具根本意义的法律制度框架方面，从而推进了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经济法理学” （Economic Jurisprudence）运动。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在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扩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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