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树独先天下春”的梅花是中华大地的奇葩,是众多民族的骄傲。据调查,梅树野生于自西藏经滇、鄂、皖、浙直至台湾等10个省、区的山林,在我国已有3000年以上的应用历史。神、姿、色、态、香俱居上乘的梅花,至今约有两百多个形形色色的品种,都是从古代的野梅引种驯化、精心选育而得的精英。 梅花是家梅中的一大分支,家梅系由野梅演进而来。近百年来,植物学家、园艺学家和园林工作者在广大地区采集、调查了不少野悔。这些野生的梅树、是梅花原产于我国的铁证,也是对梅花原种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活材料。 在西南山区,野梅分布的地段多较高。如在西藏波密等地,就在海拔2100~3300米处发现野生梅林。云南省除南部外,野梅几乎遍布全省,而以滇西北之下关、大理、洱源一带为多(海拔1800~2600米)。在四川,则主产于丹巴、汶川、广元、万源、西昌、会理、汉源等山地丛林中,海拔1300~2500米。而在鄂西宜昌、恩施等地,野梅就分布在较低海拔之山地(300~1000米)。故西南山区,尤其是滇、川二省,乃我国野梅的分布中心,并延伸至鄂西一带。 至于野梅分布的次中心,则系鄂南、赣北、皖南至浙西的带状地区。如在鄂南的咸宁市汀泗区聂家乡长丰大队后山海拔170米阔叶常绿与落叶混交林中,就有散生的野梅。野梅在江西省主产于景德镇市瑶里乡区石塔三矿区香菇场混交林中,海拔约300米,系零星分布。安徽省歙县以及黄山风景名胜区东坡芙蓉桥附近(海拔约200米),1984~1985年还有野梅零星分布。浙江亦有野梅散生于常绿阔叶树为主的混交林中。此外,在广西、福建亦发现有野生梅树。 我国古人应用梅子至少已有3000年以上历史。《书经·说命》载;“若作和羹,尔唯盐梅”,这是殷高宗对宰相傅说他的重要性:好比做羹汤时用的盐和梅那样。按商代之盐与梅,犹今日之酱油和醋。这种古代的烹调习惯,至今仅在云南下关等地,由白族人民保存了下来。 1975年我国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正好与《书经》的记述相互印证。考古学家在殷墟掘出一具精美的食器——铜鼎,其中满盛炭化了的梅核。核扁圆形,两端尖,似较鲜物略小,呈栗黑色,而表面密布蜂窝状小凹点——正是梅核的典型分类特征。经碳14鉴定,距今已有3200多年。早在商代中期,古人已用梅子(果梅)于食用了。 稍迟,关于梅树和梅子的记述越来越多。如《周礼·天官》云:“饮食之笾,其实干萚”。经查核,萚就是食用梅子的古称。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的著名民族歌集《诗经·召南》中,有一首《慓有梅》的诗篇,它是一首热情奔放的情歌,姑娘将梅子投掷给她看中的小伙子,寓意至深。同时,《慓有梅》反映出当时在陕西召南地区,梅树是相当普遍的。也就是说在距今至少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引种野梅使之成为家梅的驯化过程就已经开始了。 在长江流域,古代艺梅也是从生产梅子(果实)开始的,例如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的出土文物中,许多陶罐里都盛有保存完好的梅核和梅干。同时出土的竹简上记有“梅”、“脯梅”、“元梅”等字样,这都是当时梅子加工制品的名称。这说明早在西汉初期,我国长江流域人民早已引种栽培梅树,并多方利用梅子加工食品了。另外,在湖北江陵汉墓出土的陪葬品中,亦发现有梅核,其历史时期与长沙者相若。 在远古时代,先民采集野生梅子主要是以作加工食品或供祭祀之用。但因梅花冰中孕蕾,雪里开花,玉白朱红,暗香浮动,在北风凛冽的隆冬季节,唯有它“独先天下春”。于是人们在以果为主要目的过程中,也逐渐一并欣赏了它的神、姿、色、态、香之美,引起了人们对梅花的喜爱和向往。而在长期的驯化和栽培过程中,正好又有个别植株出现了复瓣、重瓣、台阁,奇异的花瓣或萼片,新奇的枝姿等等,于是有心人使其另行繁殖、栽培,从而培育成若干专供观赏的梅花新品种。 所以“花梅”应是从“果梅”中分出来的一支奇葩,时期约始自西汉初叶。如《西京杂记》载:“汉初修上林苑,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有朱梅、胭脂梅”。又载:“汉上林苑有侯梅、同心梅、紫蒂梅、丽友梅”。虽然这些品种只有名称,但从字面上看,当系“宫粉”之类的观赏品种,其中或已出现若干重瓣新品。稍迟,杨雄著《蜀都赋》,有“被以樱、梅,树以木兰”等记述。可见距今约两千年前,梅已在成都作城市园林绿化材料应用了。 整个晋代,梅花常见栽培,诗人吟咏渐多。如东吴名将陆逊之侄陆凯,曾做过丞相,其文辞优雅,有个文字挚友范晔在长安。他在春回大地、早梅初开之际,自荆州摘下一枝梅花,托邮驿专赠范晔,并附短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春”可以“寄赠”自陆凯始,从此梅花传友情,传为佳话。 到了南北朝,梅花应用更多,有关诗文、韵事也盛。如《金陵志》云;“宋武帝(刘裕)女寿阳公主日卧于含章殿梅下,梅花落于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号梅花妆,宫人皆效之”,这可能就是梅花图案用于美化的发端吧。其它的如宋元年间均有梅花诗文。其中尤以何逊《咏雪里梅》诗、庚信《梅花》诗及萧纲《梅花赋》等,最为脍炙人口。凡此种种,足见梅花栽培、应用渐盛,日益为文士所欣赏。因此从汉、晋至南北朝,“梅于是始以花闻天下”。 及时至隋(581~618)、唐(618~907)、五代(907~960),梅花栽培渐盛,品种也有所增益。这就引起了文人雅士更多的关注,纷纷用梅花作为创作的主题,促使梅之声誉大噪。象唐代名臣宋璟在东川官舍见梅花怒放于榛莽中,归而自感,遂作《梅花赋》,有“相彼百花,谁敢争先!莺语方涩,蜂房未喧,独步早春,自全其天”和“谅不移于本性,方可俪于君子之节”等赞语——这对梅花得高名和艺梅规模的扩大,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唐代咏梅诗篇不少,如杜甫、李白、韩愈、杜牧、柳宗元、白居易、张九龄、李商隐等诸多名家俱有梅花诗。据《华阳县志》载:五代初,王建据蜀称王,留在成都辟梅苑。孟知祥在成都称王时,别苑中有老梅卧地,称为“梅龙”。凡此种种,足见早在唐及五代,不论华东、华中或华西,都已有较多的梅花栽培。而其中心地区,则为东西遥望的杭州和成都平原。 至隋、唐、五代时的梅花品机主要仍属江梅、宫粉等型。而在四川,则始有朱砂型品种出现(时称“红梅”)。如《全唐诗话》载:“蜀州郡阁有红梅数株”,今日祟庆县朱砂梅花名品仍多,实有其历史渊源。 宋、元400年(960~1368),是我国古代艺梅的兴盛时期。此际梅诗、梅文固多佳作,梅画、梅书亦脱颖而出,盛极一时。同时,梅花新的系、类、型和品种有所增加。梅花缤纷,梅影阵阵,在历史上形成了艺梅的一个高潮。 仅以梅诗而论,北宋林逋(和靖)隐居杭州孤山,不娶,而植梅放鹤,号称“梅妻鹤子”,传为千古佳话。其《山园小梅》诗中名句“疏影横斜水清饯,暗香浮动月黄昏”,最为胜炙人口。再如北宋之苏轼、秦观、王安石等,南宋之陆游、陈亮、范成大等,皆有甚多著名梅花诗词流传至今。王安石《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陆游《梅花》:“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皖花溪。” 南宋范成大是位赏梅、咏悔、艺梅、记梅的名家,曾在苏州石湖辟范村搜集梅花品种12个,约于1186年写成中国、也是全世界第一部梅花专著——《梅谱》。足见时至宋代,梅花栽培日盛,品种不断增加,艺梅已成为社会群众的风尚了。 元代有个爱梅、咏梅、艺梅、画梅成癖的王冕,隐居于九里山,树梅花千株,自题所居为“梅花屋”,其《墨梅》画及《墨梅》诗均名扬天下。王冕《墨梅》:“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用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此外,元代赵孟俯、杨维帧、谢宗可、僧明本等,皆有梅诗名作。而昆明温泉对岸曹溪寺一株元梅,趾曲蟠飞,老态龙钟,年年犹开重瓣粉红花,且可结实。笔者多次往观,确认其为七百余年前古物,且系原木。查曹溪寺元梅原有两株,其一在“文革”期间死去,甚为可惜。现存此株元梅恐系国内最老的古梅,弥足珍贵。由上所述,足见元代虽当兵乱,而艺梅、咏梅之风未衰。 到了明(1368~1644)、清(1644~1911)两代,艺梅规模有所扩大,技艺水平续有提高,新品种大量涌现,这些在书、文、诗、画中均有反映。如明代王象晋箸《群芳谱》(1921),记梅花品种19种之多,且各附简单记载,还将它们分属于白梅、红梅、异品等三大类。书中对梅花的栽培、繁殖等,亦有若干论述。在此前后,周文华著《汝南圃史》(1620),徐光启箸《农政全书》(1636),皆列记若干梅花品种。 至清而梅花栽培益盛,品种增多。如陈淏子作《花镜》,记载了21个梅花品种,其中“台阁梅”、“照水梅”乃前所未有者。“扬州八怪”中,以咏梅、画梅著称者不乏其人。而金农、李方赝等,则更以善于画梅而名扬四海。 关于明清之古梅,应以杭州超山之明梅为最。超山大明堂原有宋梅20株,传系苏轼1056年由杭州移来手植。但宋梅年老株衰,后渐陆续死去,最后一株亦于1933年2月枯毙。现存的一株所谓“宋梅”,系明代分本,树高米,最大冠幅米,老态龙钟,干已空心,着花略稀,品种名“大叶猪肝”,萼紫瓣白,花瓣5~8枚,花径达~厘米,仍能结实。 辛亥革命之后,梅花栽培又有新发展,品种续有增添。如《华阳县志》(1934)中即记有成都梅花品种八个。此时的沪、宁、苏、杭、扬(州)、(无)锡、渝、穗、汉、昆等地私家园林,搜集的梅花品种也不少。上海黄园还从日本引入“洒金”、“垂枝”等类、型梅花品种数十,并将艺梅经验编入《花经》(1949)一书中。 解放前,曾勉教授1942年发表专论梅花之学术论文,并记载重庆的梅花品种15个,是为科学整理我国梅花品种之始。汪菊渊与笔者在1945年拟定了中国梅花各类品种检索表,以成都20个品种为例,进行了中国梅花品种科学分类的首次尝试。1947年7月,笔者著《巴山蜀水记梅花》,作为上海园艺事业改进协会丛刊发行。1949年2月,在沪举行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属梅花展览会。 解放后,梅花栽培的规模与技术均有飞跃的发展,品种也迅猛增加。从1958年起,除特殊情况外,每年春节在武汉东湖风景区举办梅花展览会。近年南京、无锡、上海、合肥等城市也常组织梅展,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梅花引种驯化和新品种选育研究,在最近几十年已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北京已有“送春”、“北京玉蝶”等耐寒品种可以露地越冬,在武汉也有“单凝馨”、“华农玉蝶”等先后脱颖而出。 梅花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与国人的文化与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除我国外,仅东方的日本、朝鲜有较多的梅花栽培。在日本,甚至还有“梅之会”的组织,并发行专门刊物《梅》。 而在整个西方,则只大洋洲的新西兰开始重视梅花,有5~6个品种用于商品生产性的梅花栽培。追溯史乘,始知迟至15世纪中,我国的梅花才借道朝鲜东传日本。早年(1879及1884)传于欧洲之少数梅株,则系由日本辗转运去的。目前欧洲仅在英、法等少数国家的植物园内,有梅花数株点缀共间而已。至于美国的梅花是由日本转去,至今仅50~60年的短暂历史,且被误称为“日本杏”,载培、应用很不普遍。 西方除新西兰人开始了解到梅花特易形成花芽,系绝佳之促成花木已用于切花生产性栽培外,其余国家大多不知道梅花的优点,也不会欣赏梅花的神、姿、色、态、香之美。而在东方的日本,由于受到西化的影响,梅花栽培也有走下坡路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