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雅杰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通知

1、闻一多——枪杀遇难

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著名社会教育家、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他为《学生报》的《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题词：“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来！”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持人为了闻一多的安全，没有安排他发言。但他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并握拳宣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2、邓稼先——“许身国威壮河山”

1979年，在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破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邓稼先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

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闻一多，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

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七子之歌》。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1935年考入志成中学，在读书求学期间，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曾秘密参加抗日聚会。

后在父亲邓以蛰的安排下，他随大姐去往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8年至1950年，他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他就毅然回国。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闻一多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邓稼先

一看你这样提问题,就知道你相当不专业.宪法案例:例一：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 刘燕文系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通过了博士研究生的综合考试；导师认为其博士毕业论文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并予以推荐；同行专家评议认为其论文也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可以答辩；论文答辩委员会经过答辩认为其论文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建议授予其博士学位；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分会经过表决认为其论文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也建议授予其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经过表决认为其论文没有达到博士学位水平，决定不批准授予其博士学位。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根据这一决定，作出了不发给毕业证书的决定，而发给结业证书。由此引发讼案。 本案有许多法律问题值得研究，但在诉讼中原被告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北京大学是一个综合性院校，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是由多学科的专家组成的机构，而这些专家中只有一人属刘燕文所读学科，即只有这一人能够读懂刘燕文所写论文。换言之，不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决定是由一批“门外汉”作出的。1980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所确定的学位授予体制是，由论文答辩委员会提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建议，而由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无疑，北京大学的做法是符合《学位条例》的规定的。而刘燕文及其代理人认为，《学位条例》所规定的这一学位授予体制是不合理的，侵害了公民受宪法保护的受教育权。那么，判断《学位条例》的规定是否合理的依据是什么呢?当然只能是在地位上和效力上高于它的宪法。因我国的法院无权依据宪法审查法律是否合宪，即法院没有违宪审查权，故虽然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法院最终不予以认定。 问题：在根据宪法制定了法律的情况下，当事人在诉讼中认为适用于该案件的法律违反了宪法的规定、原则、精神，而法院无权依据宪法审查法律，当事人的宪法权利通过何种途径获得救济呢? 例二：王春立等诉北京市西城区选举委员会案 王春立等42人为北京民族饭店下岗人员，在下岗期间正逢北京市西城区人大代表选举。民族饭店选区将王春立等42人列入了选民名单并张榜公布，但未发给选民证，也未通知参加选举，致使王春立等42人未能参加选举以行使自己的选举权。王春立等42人据此向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选举委员会的行为违法，同时并要求经济赔偿。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该裁定不服又向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中级法院对上诉人的上诉予以驳回。(注：我国选举法和民事诉讼法对选举纠纷只规定了一类案件，即选民名单案件。在选民名单公布以后，某人认为选民名单存在问题，或者认为应当列入选民名单而没有列入，或者认为不应当列入选民名单而列入时，可以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由选举委员会对申诉作出决定，如果对该决定不服，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即选民名单案件，人民法院在选举结束前作出判决，一审终审。我国所有的法律对除此以外的其他选举纠纷案件的诉讼问题没有作出规定。) 问题：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在没有法律具体化的情况下，公民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无法通过法律诉讼获得救济，(注：我国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及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从我国宪法关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宪法监督权的规定看，人民法院不具有宪法监督权，即人民法院不能根据宪法进行合宪性审查判断。)其应当通过何种途径获得救济呢?如果既不能通过普通的法律诉讼获得救济，又没有相应的宪法诉讼或者其他途径获得救济，宪法确认的公民权利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水中月。 此类案件或者事件还有一些，如男女同学读书期间同居怀孕，所在大学依据本校的规定予以开除处分，学校的规定是否违反了宪法的原则或者精神?夫妻在家中观看黄碟， 公安派出所依据现行相关的规定，进入住宅将夫妻两人带走，现行的规定是否违反了宪 法的原则或者精神?等等。 笔者预计，在未来的几年中，涉及宪法问题的案件或者事件还会大量出现。原因在于：(1)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权力优位于私权利，私权利之于 公权力处于服从的地位，甚至是绝对服从的地位。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私权利绝对地服从于公权力的观念逐渐遭破弃。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界限由宪法和法律在具体问题上的利益衡量而确定，同时，公权力存在和作用的基本目的也是围绕着私权利的更大、更好实现。(2)由公权力优位的观念所决定，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并不遵循“有限政府”的原则，而是本着“便于管理”的原则，这样，就与现代公权力行使的一般要求相冲突。最突出的表现是，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有一些任意性的要求或者说有一些武断的要求和规定。这些要求和规定缺乏正当性和公正性。(3)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的一些要求和规定，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而并不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或者说，与市场经济体制是相抵触和矛盾的。(注：例如，政府在作出一些规定和提出要求时，并不考虑其必要性或者正当性，而是从有利于行政管理出发。由是，一些企业也纷纷进行效仿，在进行招聘时，无端地规定限制性条件，诸如年龄条件、学历条件、身高条件、户籍条件、性别条件等等；国家机关或者企业事业单位在设计表格时，从来不考虑为什么要当事人填写这些内容，是否有权力要求当事人填写这些内容。)民法案例:王某在某地风景区旅游，爬到山顶后，见一女子孤身站在山顶悬崖边上，目光异样，即心生疑惑。该女子见有人来，便向悬崖下跳去，王某情急之下拉住女子衣服，将女子救上来，在救人过程中，王某随身携带的价值2000元的照相机被碰坏，手臂被擦伤：该女子头部也被碰伤衣服被撕破。王某将女子送到山下医院，为其支付各种费用500元，并为自己包扎伤口用去20元。当晚，王某住宿医院招待所时，已经身无分文，只好向服务员借了100元，用以支付食宿费。次日，轻声女子家人赶到医院，向王某表示了感谢。 问：（1）王某与轻生女子之间存在何种民事法律关系？ （2）王某的照相机被损坏及为治疗自己伤口而支付的费用该由谁承担？为什么？ （3）王某为该女子支付的医疗费等费用能否请求其偿付？为什么？ （4）王某向服务员借的100元应当由谁偿付？为什么？ （5）王某能否请求该女子给付一定报酬？为什么？ （6）王某应否赔偿女子衣服损失？为什么？第一个问题:属于民法上的无因管理行为.因为该男子对轻生女并没有法律上和双方约定的义务. 第二,三个问题:王某的照相机及治疗费由轻生女赔偿,王某给轻生女垫付的治疗费,由轻生女返还.如她是未成年人由家长承担. 第四个问题:由王某偿还给服务员,然后由轻生女或其家长返还给王某. 第五个问题:针对你所说的案例,是不可以,因为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前约定.当然轻生女或其家长,自愿给付,那是另一回事. 第六个问题:王某不应赔偿轻生女的衣服损失.理由是:王某的行为是为了轻生女的利益.王某对轻生女衣服的损坏,既不是故意,也没有过失.刑法案例:案情如下: 案情： 一.某日，某市畜产品公司职工胡某在擦地板时见财务室的柜子没锁，会计已去水房打水，周围也没有别人，于是从柜子里取出空白支票一张并加盖了印鉴。次日，胡某填好支票，到银行以支取购货款的名义在支票上签上了本公司采购员李某的名字，支取现金人民币2万元。 试问： 1．胡某的行为如何定性？请说明理由。 2．如果胡某在大街上捡到一张已填好的金额为2万元的支票，马上到银行支取现金，则胡某的行为如何定性？ 3．如果胡某窃取了本单位的盖了印鉴的空白支票后，但自己不敢去取。找到其好友王某，对王说：捡到一张转帐支票，请王到银行帮忙取出来。王便到银行冒充某市畜产品公司采购员李某的名义，支取了现金2万元。问对王某的行为如何定性？ 二.甲在担任某机械厂（集体性质）副厂长期间，利用自己掌握的进原材料的决定权，多次从进原材料的的单位收受回扣，共计40余万元，用于自己购房。 问：甲的行为该如何定性？为什么？案例一：1、胡某构成盗窃罪。因为胡某采用秘密方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单位财物，数额较大，已经可以构成盗窃罪。因财物非系胡某利用职务之便取得，所以其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另，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盗窃具有金钱价值的有价证券、空白票证等，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可以构成盗窃罪。 2、胡某冒用他人支票的行为构成票据罪。 3、王某的行为构成票据罪，因为他在明知此票据为他人所有的情况下以他人名义支取，且数额较大。 案例二：甲的行为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因为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本罪。（刑法第163条）

闻一多(1899～1946)闻一多的简单生平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huá），号友三，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 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 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 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 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 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 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 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 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 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中国诗人，文史学者。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 。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生于湖北浠水。1912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1920年7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秾丽的风格。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为其重要成员。同年12 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的学术演讲，次年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1922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绘画，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其间创作、发表了《太阳吟》、《孤雁》等诗，表达对祖国的思念。还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1923年印行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后，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1925年自美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1926 年发表论文《诗的格律》，提出新诗要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诗人。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 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 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 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 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 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 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 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 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 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闻一多是口的巨人，行的高标。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人文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人文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三联 《闻一多选集》1951，开明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人文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云南人民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 邓稼先(1924-1986)安徽怀宁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邓稼先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16岁的邓稼先随姐姐赴四川江津读完高中。1941年至1945年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后，邓稼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 1948年10月，邓稼先赴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在他取得学位后的第9天，便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58年8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随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他主要从事核物理、理论物理、中子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统计物理和流体力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他自1958年开始组织领导开展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从而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1979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去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huá），号友三，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1943年后，因目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于是奋然而起，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 闻一多 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更英勇地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遗著由朱自清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人文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人文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三联 《闻一多选集》1951，开明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人文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云南人民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邓稼先：邓稼先 邓稼先(1924-1986)安徽怀宁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邓稼先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16岁的邓稼先随姐姐赴四川江津读完高中。1941年至1945年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后，邓稼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 1948年10月，邓稼先赴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在他取得学位后的第9天，便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58年8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随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他主要从事核物理、理论物理、中子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统计物理和流体力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他自1958年开始组织领导开展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从而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1979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去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安徽怀宁县人，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8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9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