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薛琨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教学改革研究论文

摘要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是环境工程专业学生必修的主干课程，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对具有扎实专业知识和优秀的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需求量增加，这对传统的教学体系和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论文结合本课程的教学实践，从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期待可为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及其他课程的教学提供参考。

关键词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是环境工程专业学生必修的主干课程，是涉及运用现代的物理、化学及生物的方法解决固体废物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重要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工程应用性，课程的主要内容是从事环境工程的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务必理解并掌握的专业知识[1]。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设置的目的是使学生理解并掌握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置与资源化的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理论结合实践的能力，提高学生专业综合素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固体废物的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加，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置与资源化显得尤为重要。不断涌现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的一些新技术和新方法，如何将其及时、有效地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是从事本课程教学人员重要思考的内容。此外，社会对具有扎实专业知识和优秀的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需求量增加，这对传统的教学体系和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高效培养具有厚实的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的理论知识和较强分析解决实际环境工程问题的综合能力及创新思维的高级人才，是固体废物的处理与处置任课教师需认真思考的问题。目前，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不丰富及考核方式单一等[2]。本论文结合本课程的教学实践，从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及考核方式等方面提出了改革措施，期待可以为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的教学提供参考。本课程改革针对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内容和环境工程的专业特点，融合学生、社会、教师三方的需求，将体现本门课程教学的“指向性、实践性”的原则作为课程改革的最终目的。首先，根据学生和社会对该课程的要求，调整课程指导思想，将掌握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基本理论，重点强化实践应用技能，培养工程设计能力作为教学主线。具体来讲，将课程内容分为基本理论、实验及现场实习与实践四个教学环节，建立一套完善的课程教学体系。

1高效讲授教学内容

本校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选用的教材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蒋建国教授编著的固体废物处置与资源化（第二版），“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规划教材。本教材从体系结构到内容系统全面，充分体现基础理论和工程实践相结合的特点，同时，讲授过程中以何品晶教授主编的《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技术》和宁平教授主编的《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作为参考。课堂讲授过程中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增强师生互动，提高学生参与感，有效吸收课堂知识。此外，增加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在课程讲授中增加一些该技术领域的最新成果，及时对于教学内容进行动态的调整，在坚持教学大纲的前提下，尽量为学生介绍该领域内最新的处理技术、前沿的研究动态和重要的科研成果。为开拓学生视野，可增加餐厨垃圾处理、污泥处理的内容介绍，在讲授垃圾填埋技术时，可以介绍将垃圾填埋气回收利用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相关的内容。

2优化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的运用，是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同时，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习兴趣。因此，选择适合的教学方法，是保证教学内容有效转化成学生所掌握的知识的重要途径，是教学环节的重中之重[3]。

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

将多媒体教学有效辅助课上知识的传授将每节课的重点、难点及学生需要下节课预习的内容展示出来，使得学生印象深刻。针对难以理解的工艺或设备，制作成动画，形象地展示出来，帮助学生易于掌握。例如，在讲授固体废物的分选部分，涉及多种分选方式及设备，采用和公司联合开发的仿真软件，将抽象的设备和工艺动态的展示，大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巩固对知识的掌握。

采用案例式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美国卡内基小组《准备就绪的国家：二十一世纪的教师》中提出的一种教学方法，即把实际案例有效地用在教学活动中，让学生在实际案例的学习过程中，提高学习兴趣，更深刻掌握所学的理论知识，并可以将理论知识用于指导实践活动，提高学生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教学效果[4]。在案例式教学法中，选择案例时，需紧密结合课程的理论知识和课程的重点，并有思考的空间。比如在介绍生活垃圾的收集与分类部分，向学生讲述在垃圾分类有丰富的经验的德国和日本的分类方式，用多媒体形象地展示其收集设备，分类方式以及国家对公民的垃圾分类的教育。日本的垃圾收集与分类形成了以公民参与为中心的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5]，这些成功的案例给我国垃圾分类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学生在学习中更加重视垃圾分类，同时将学到的知识去影响更多的人，为其走向社会，奉献社会提供机会。重视实验与实践实验实习与科研实践环节都是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最有效途径。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实验

在我们已经建立的.实验平台体系中，第一阶段是基础验证性实验，主要培养学生的基本实验技能和动手能力，主要的实验有典型固体废物热值的测定，固体废物水分、灰分的测定，危险废物（飞灰）的水泥固化，和填埋场稳定化过程模拟；第二阶段是分析研究性实验，实验条件为已知，但实验结果却是未知。以填埋场渗滤液性质测定实验为例：从天津市双口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取垃圾渗滤液，垃圾填埋时间久的部位产生的老龄渗滤液和填埋时间短的新鲜渗滤液。学生分组完成，每组均测这两个样品的BOD、COD、PH、电导率、SS五个指标。学生需要根据渗滤液的测得数据，分析不同时期渗滤液的性质区别，得出实验结论。

在实习环节

组织学生到天津市双口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实习，了解垃圾填埋的工艺，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及填埋气的收集。要求学生总结实习期间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法，实习期间定时召开分组讨论会，并邀请实践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一起交流实习心得和收获，这些对于学生积累工程经验，提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都有很大帮助。

课外科研实践

结合课程教学内容，定期招募研究小组和本科生创新计划成员，设立适合本科生的固体废物处理处置领域的研究项目，对于课上的讲授内容形成一个补充和拓展，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创新思维，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3建立多层次考核方式

在教学改革实践过程中对课程考核方式进行适当改革,采用期末考试、课程实验及过程性考核相结合的多层次考核方式。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的课程总成绩由课程的期末成绩和实验成绩两部分组成，课程的期末成绩占70%，实验成绩占30%。重视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的实验，提高学生解决实验和实践过程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成绩由实验报告和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综合表现给出。课程的期末成绩的比例分别为期末试卷卷面成绩占70%，平时成绩占30%。平时成绩主要根据考勤、作业及课上问题的回答给出。在重视平时成绩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培养学习兴趣，提高学生上课的主动性，集中学生注意力，积极思考和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引导学生跟紧课堂节奏，提高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1]谷晋川,梅自良,江元霞，等.“固体废物的处理与处置”课程短学时教学体会,高等教育研究,2006,22(4):37－39．

[2]黄向东,薛冬.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教学存在问题及改革，广州化工，2013,41（11）295－296.

[3]田文杰，王利剑.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教学的改革与创新.洛阳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19(3):97－98.

[4]赵如金.“固体废物的处理与处置”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科教文汇,2008,(18):48－53.

[5]吕维霞杜娟.日本垃圾分类管理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5（1）39－53.

论教育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来源：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作者： 王 鉴摘 要：教育与生活关系十分密切。起初，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中有教育，教育融入社会生产与生活之中。后来随着专门教育机构——学校的出现，教育与生活开始了分离，并且越来越表现为一种隔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斯宾塞提出了“教育为未来生活做准备”的观点，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的主张，当代哲学大师胡塞尔与哈贝马斯则从现象学的角度论述了“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这些都为当今理解“生活世界”与“教育世界”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关键词：教育；生活世界；教学生活最近几年，随着西方哲学思潮对教育领域的影响的不断扩大，教育领域从后现代哲学的理论解释教育现象与规律的研究也随之增多，“生活世界”对教育研究的影响就是其中之一。教学论领域也出现了许多关于“教学生活世界”的研究成果。但从目前来看，此类研究生吞活剥的较多，真正在理解哲学领域“生活世界”基础上把握教育与生活关系的研究较少。不管是从发表的一些文献中，还是在相关的学术研讨中，大谈西方哲学中“生活世界”的人较多，静下心来分析现实中的教育生活世界的人较少。许多大谈教学生活世界的人，还没有很好地深入过课堂生活之中，不熟悉课堂教学生活而从“形而上”去理解教育世界，就显得有点似是而非了，他们本身就生活在一种脱离教学生活世界的文本世界之中。如果要真正理解教育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研究者就必须熟悉学校生活与课堂教学生活。一、教育与生活：从“准备说”到“过程说”教育与生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从教育起源的角度来分析，教育乃人类社会生活需要的产物，人类最初的教育就是融人社会生活与社会生产当中的。从远古的传说到原始社会的教育，都证明了这一点。如神农氏教人拓荒耕种、伏羲氏教人织网捕鱼、燧人氏教人钻木取火的传说中，教育就是为了生活而产生的。原始社会中的生产劳动教育、宗教信仰教育、音乐舞蹈教育、生活习俗教育等都是在人们的生产过程与生活过程中完成的。简单地说，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中有教育，教育融人社会生产与生活之中。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文化需要传递下去，以便人们能更好的生产与生活，传递文化需要教育。有经验的、掌握着一定文化的老人首先成为人类教育的先行者。在成年人外出劳动的过程中，老人承担了照顾年轻一代的任务和传递文化的任务，这就是最早的专门教育的形态。随着人类文化积累的逐渐丰富、文字的出现、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等因素的影响，专门的培养人的学校才在原始社会末奴隶社会初出现。尽管是专门培养人才的机构，但最初的学校与人类社会的生活关系仍是十分密切的，从读写算到生活知识的传授，几乎成了学校教育的全部。随着人类文化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学校教育的内容更加多样化、复杂化和专门化，从事教育职业的教师也越来越职业化，这样，以校园围墙为标志的学校教育就从内容与方法上逐渐远离了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形成了以“课堂为中心”、“教材为中心”、“教师为中心”的封闭式教学场所。从此，人类社会生活是一个世界，学校教育生活是另一个世界，教师和学生成为短暂停留于生活世界而长期驻足于教育世界的生活另类人。学生尚可经过十余年的经历从学校教育世界迈上生活世界，尽管有许多不适应但学生必须迈向生活世界，而教师一旦选择了这一职业，就将终生生活于教育生活世界。这些对人类生活世界了解不够、理解不深的教师，在基本与世隔绝的学校中培养着年轻的一代，使教育生活世界越来越走向远离人类社会生活的道路。面对这种危险，教育家们开始了对教育的改造，并通过政府行为及教育改革来完成这一使命：英国实证主义教育家斯宾塞指出：“我们只有短暂的生命，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我们追求知识的时间是有限的。时间之有限，不仅因为生命短促，而且更是因为人事繁杂。因之，我们应该慎之又慎，把时间用于最大效果的地方。”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斯宾塞提出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的教育命题。他认为“真正价值的衡量，见于普通常语中，这是没有争论的。无论何人，当他为某种特殊知识争论价值时，他必须指出这种知识对于他的人生生活有什么用处。”“怎样生活？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问题。怎样生活，非仅限于物质方面，而且有很广泛的意义。一个包含各种特别问题的普遍问题是：在各种情况下的各个方面的行为的正确指导，即如何治身；如何养心；如何处事；如何立家；如何尽公民的义务：如何利用天然的资源，来增进福利；如何善用我们的才能，达到最高效用，以求人己皆利；要言之，如何经营完善的生活?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件大事，亦就是教育所应教导的一件大事。为我们完善的生活作好准备，乃是教育所应完成的功能；一种教育课程是否合理的判断，就要看这种功能的完成程度如何为准。”[1]（P418-419）这就是斯宾塞关于教育与生活关系著名的“准备说”。斯宾塞从教育为未来生活做准备出发，将人生的主要活动分为若干类：与维持自己生活上有直接关系的活动；为获得生活上的必需，与维持自己生存上有间接关系的活动：关于抚育教养后嗣为目的的活动；关于维持正常社会和政治关系的活动：闲暇时为满足爱好和情感的一切活动。斯宾塞已经意识到了教育与个人生活内在的一致性，主张教育应像个人在自己的社会生产生活中成长一样，采取自我教育与自然教育的方式。斯宾塞的教育理论为批判当时的经院主义教育而提倡实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为教育领域重视科学教育打下了基础。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儿童哲学的进步，斯宾塞的“教育准备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即儿童走上社会所需要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儿童做准备的这些年还要不要快乐地生活？难道要牺牲儿童的快乐生活而为成人生活做准备吗?“教育准备说”虽然从学科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方面考虑到了教育与生活的关系，但是它轻视了儿童真正的生活，是一种以成人的生活世界强加于学生生活世界的表现，缺乏从儿童生活世界向成人生活世界过渡的关注。这也表明早期关注教育生活世界的教育家既认识到了生活世界对于教育的重大意义，又难以从理论上解决二者分离的现实，从而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之中。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正是在不满于斯宾塞“为完美的生活做准备”的教育观而提出了“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学校即社会”的著名观点，从而成为关注教育与生活的又一位伟大教育家。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论述“什么是学校”时指出，“学校主要是一种社会组织。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因此。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准备。”这就是杜威关于教育与生活关系的著名的“过程说”。杜威认为，教育领域的许多失败是由于忽视了把学校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这个基本的原则，“现代教育把学校当作一个传授某些知识，学习某些课业，或养成某些习惯的场所。这些东西的价值被认为多半要取决于遥远的将来；儿童所以必须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他将来要做某些别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只是预备而已。结果是，它们并不成为儿童的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因而并不真正具有教育作用。”[2]（P7）所以，改变教育的这种状况就需要从学校的改造做起：“学校必须呈现现实的生活——即对于儿童说来是真实而生气勃勃的生活。像他们在家里、庄邻里间、在运动场上所经历的生活那样。不通过各种生活形式，或者不通过那些本身就值得生活的生活形式来实现的教育，对于真正的现实总是贫乏的代替物，结果形成呆板而死气沉沉的局面。”[2]（P6）所以学校应当把现实的社会生活简化起来，缩小到一种雏形的状态，学校生活作为简化的社会生活。就应当从家庭生活里逐渐发展出来，就应当采取和继续儿童在家庭里已经熟悉的生活。随着儿童的成长，再从家庭生活逐渐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办面。杜威进一步指出从两个方面来加强教育与生活的联系：一是教育即生长，从儿童生长的角度重观儿童的生活世界。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就是不断生长，就是生活。用杜威的话说就是“教育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无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教育过程是一个不断改组、不断改造和不断转化的过程。”[2]（P29）儿童的生活世界与成人的生活世界是不同的，虽然他们都在生长，但他们的区别不是生长和不生长的区别，而是各有适合于不同情况的不同的生长方式，儿童生活世界将来是要向成人生活世界发展的，但在他们没有成人之前。学校教育就应该保持这种相对的儿童生活世界的独立性。二是学校即社会，从学校变革的角度重新考虑儿童的生活世界。“儿童的社会生活世界是他的一切训练或生长的集中或相互联系的基础，社会生活给予他一切努力和一切成就的不自觉的统一和背景。学校课程的内容应该注意从社会生活的最初不自觉的统一体中逐渐分化出来。……因此，学校科目相互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生活。”[2]（P8）杜威是真正地发现了教育与生活的关系，并力倡生活教育的教育家，但是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观点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难免陷入了教育上的实用主义，杜威的论断还带有明显的宗教的、阶级的或时代的局限，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但这一探索毕竟为人们进一步思考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入现代以来。人们一直在不断地思考教育与生活的主题，从教育与生活融为一体到教育与生活的相对独立再到教育完全远离生活并脱离社会生活，人们在不断地追问这二者之间到底该保持什么样的张力，才能一方面使教育与社会生活保持联系，另一方面使教育又相对独立于社会生活。后现代哲学的大师们从“生活世界”概念出发，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二、生活世界与教育世界：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当代哲学领域探讨“生活世界”的主要思想家都是现象学的大师，代表人物是胡塞尔和哈贝马斯。在20世纪的20年代之前，“生活世界”作为一个概念被胡塞尔零星地使用过，但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这一概念成为胡塞尔哲学中的根本性概念。尽管胡塞尔本人没有明确地提出过“生活世界”的内涵，但从他对这一概念的论述与运用中还是可以归纳出其基本的涵义的。在胡塞尔的哲学概念中，与“生活世界”同义的还有“周围世界”和“生活周围世界”，它们所表达的都是直观视域有关的空间与时问上的形成过程。这一概念在胡塞尔的著作中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涵义：第一，“生活世界”是一个非课题性的世界。即现实世界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不言自明的前提，不将它看作问题，不把它当作课题来探讨。用胡塞尔的话来说，“生活世界是一个始终在先被给予的、始终在先存在着的有效世界，但这种有效不是出于某个意图、某个课题，不是根据某个普遍的目的。每个目的都以生活世界为前提，就连那种企图在科学真实性中认识生活世界的普遍目的也以生活世界为前提。”[3]（P461）可见作为生活世界是人们生活在其中但并不意识到其存在的存在，就如同空气一样，人们无法离开它但并不是人们时时都想着它。第二，生活世界是一个奠基性的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自然态度”相对的是“客观科学态度”与“哲学反思的态度”，后面两种态度都是将现实世界作为课题来探讨的，都是在“生活世界的态度”的基础上探讨客观世界的，而“生活世界的态度”本身是先验的现象，“只要我们不再陷身于我们的科学世界思维，只要我们能够觉察到我们科学家是人，并且是生活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整个科学都与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个——主观、相对的——生活世界之中。”[3]（P133）第三，“生活世界”是一个主观、相对的世界。生活世界随个体主观视域的运动而发生变化，每个人的生活世界是各不相同的，因而生活世界的真理是相对于每个个体而言的真理。第四，“生活世界”是一个直观的世界。即生活世界是一个日常的、伸手可及的、非抽象的世界，因而也是一个直观地被经验的世界。我国学者倪梁康在研究现象学及其效应时归纳出胡塞尔“生活世界”的内涵：生活世界是一个非课题性的、奠基性的、直观的、主观的自然态度中的世界[4]（P13）。我认为，理解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应该把握好两个维度：一是从胡塞尔的著作中更进一步理解并归纳出其对生活世界最本真的涵义，二是从生活世界相对的科学世界与哲学世界的比较中深化对生活世界的理解。不管怎样，生活世界始终是科学世界与哲学世界的前提。科学世界与哲学世界不同于生活世界的关键在于它们都是超主观的、超相对的客观，它们既建立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之上。又不同于生活世界而试图从主观相对性中脱身出来。如果从胡塞尔哲学来理解教育世界的话，它主要属于科学世界的范畴，但同时有着哲学世界的涵义，即它是不同于生活世界的，但又以生活世界为前提。生活世界是教育世界的根基与源泉，教育的有效性与意义最终要回到生活世界，而自教育为完善生活做准备始，教育世界就基本上淡忘了这一源泉。我们的教育处在一个被科学技术和信息符号覆盖的异化了的生活世界，随着人们对科学世界的进一步反省与认识以及对教育世界的追问，人们的主体意识正逐渐觉醒，提出了回归生活世界的要求。教育源于生活世界，以生活世界为前提，又回归生活世界，这是当前人们从现象学的“生活世界”出发对教育世界的基本认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哈贝马斯就在其著作《理论与实践》和《认识与兴趣》中已经关注“生活世界”这一概念了，而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与《现代主义的哲学讨论》中，更是用了专门的篇幅来讨论“生活世界”的概念。哈贝马斯哲学中的“生活世界”概念受胡塞尔“生活世界”概念的影响很大，不同的是他对胡塞尔“生活世界”中的非课题性与奠基性特征进行了强调与深化，成为其关注的焦点，而对“生活世界”的主观性与相对性置之不理，或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4](P349)。对于胡塞尔“生活世界”的非课题化状态，哈贝马斯进一步称之为“隐含的知识”、“非课题性知识”或“背景知识”，他认为，“胡塞尔用非课题性知识这个概念指出了一条说明生活世界这个意义基础的途径”，并且重申，“与所有非课题性知识一样，生活世界的背景也是隐蔽地、前反思地当下存在着。”[5](P85-86)对于胡塞尔“生活世界”的奠基性作用，哈贝马斯称之为“直接的可靠性和无疑的确然性的基础”或“意义基础”，主张“先验意识应当在生活世界的实践中得到具体化。”[5]（P15）哈贝马斯之所以对“生活世界”的非课题性与奠基性产生兴趣并展开长篇大论，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哈贝马斯确信，交往行为的基础就建立在‘生活世界’所代表的那种无疑的(非课题性的)、根本的(奠基性的)信念之中，换言之，交往行为理论。是建立在生活世界现象学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生活世界’这个概念所展示的那个领域使哈贝马斯发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本质联系，为他提供了将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中的可能性。”[4]（P350）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进一步从社会、交往、与人的关系出发，指出现代社会的科学和技术不仅使生产力现实对生产领域的统治坚不可破。同时也使意识形态实现对人的统治成为铁的事实。整个社会成为科技时代的社会，成为实证科学支配的社会。人也成为科技的奴隶，现代化的过程造成的最大的负面影响在于人的主体性的失落。为了解放人、拯救人，哈贝马斯提出了“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两个关键概念，“工具理性”发生在生产领域，“交往理性”发生在日常生活领域，现代社会的症结在于工具理性已经跨越了生产领域而开始浸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因此，人类必须通过张扬“交往理性”以解放并拯救自己。可见，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的关注焦点与他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分不开的。如果我们再从哈贝马斯的论述中审视教育世界的话。它是属于“工具理性”统治下的黑暗时代。教育改革的任务就是进一步通过弘扬人的主体性。倡导“交往理性”来解放教育，进而解放人类自己。从教育世界的主体来看，教育的主体，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他们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交往和他们之间在学校中的交往行为，都受到了科技时代“工具理性”的影响而缺乏人的主体性的表现。从这点来说，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与“交往行为”理论提醒当下的人类社会的教育在培养什么样的“人”一一工具的人？还是生命的人？——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三、重构课堂教学生活世界：从“关注知识”到“关注生命”在讨论了教育史上教育家关于教育与生活的关系以及当代哲学领域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不妨将目光放在教育生活世界中更为具体、直观的课堂教学生活世界中。马克思指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6]现实生活就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课堂对于教师与学生来说是他们存在的主要生活场所，从课堂教学活动的视角来审视教师与学生的教学生活与学习生活，即课堂生活是关注教育生活世界的一个主要内容。所谓课堂教学生活世界就是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非主题性的、奠基性的、主观的、直观的存在，是教师和学生将课堂教学作为其生命存在的展现的过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参与的教学活动是一个科学的世界，这一科学的世界是以其生活世界为基础的。作为教师与学生的生活世界就是指教师和学生作为一般人的存在的世界。具有自然、习惯、非课题、非预设、自发本能等特点。这些特点在课堂教学中自然而然地要有所表现，否则教师和学生作为人就会被异化。“让课堂焕发生命气息”的例子揭示出现实中的课堂就明显地异化了教师与学生。教师与学生生活在课堂教学的科学专业世界当中，失去了其生活世界的基础，使教学世界完全成为一个与生活世界隔绝的目标性、科学性、规范性、预设性、非交往性的过程，成为一个教师与学生为了知识而存在的过程。从而使人的认识活动先于人的存在。人异化为认识的工具。更进一步讲，一方面。教师与学生的课堂生活世界与其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正在逐渐地缩小，日常生活世界的时间与空间正在被无限扩大的教学专业事件所填充。使教师和学生封闭地生活在一个狭隘的、没有生命情趣的世界之中。另一方面。教师与学生的教学生活世界缺乏交往体验。缺乏生命的表现，缺乏与现实生活世界的联系，并不断地被放大而侵占教师与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正因为这样，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与教学专业世界同时被异化。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他们生活得不像一个正常的社会化了的人，在专业的课堂教学世界中，由于失去了其生活世界作为基础，使专业世界成为异化人的存在的主要工具。面对如此过于重视工具理性而轻视交往理性的教学生活世界，教育家们开始对教学生活世界进行重构。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的教学生活世界重构沿着两条思路进行：一是在课堂生活世界中注入日常生活世界的基础，使课堂焕发生命的气息，使课堂教学与教师、学生的生活经验与体验联系起来；二是把本该是教师与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时间与空间还给他们，使他们作为人的存在先于作为教师与学生角色的认识，使日常生活经验中有经验、有体验、有交往，进而为课堂教学专业世界提供基础。这是两个维度的建设，一方面是要把课堂教学的专业世界建立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是日常生活世界要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可能性。为了完成这一重构。课堂教学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第一，课堂教学从知识世界回归人的世界。知识的世界是工具理性的世界，它是人的产物，是为人的存在而服务的。可是当这种存在的量不断增长的同时，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学生很容易成为知识继承的工具。这样，知识的存在就先于学生作为人的存在，课堂教学世界成为教师与学生面对知识、传递知识与继承知识的过程。课堂教学完全成为科学世界的一部分，失去了人文性的特点。人的世界首先是生命的世界、生活的世界。在课堂中的教师与学生作为活生生的人，有情感、有生命、有体验，而这些不能因为知识的重要而被轻视或者忽视。从知识世界向人的世界的回归。在课堂管理的制度方面，就要废除传统的对课堂教学人为强加的清规戒律，解放教师与学生，不要把课堂教学过程看得过于神圣而教条化、程式化；在教师的学生观方面，不要把学生看作是万能的，其实学生的发展是渐进的，学生的能力是有限的、学生的能力是有差异的、学生的承受能力是弱小的、学生的精力与时间都是有限的。教师应该理解学生，还学生一个健康的学习过程。在课堂教学的评价方面，重视对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注重其作为专业的教育教学人员的自觉意识的培养。使教师成为最主要的课堂教学的评价者，成为评价的主体并引导教学。对于学生的评价要多元、全面，不能过于强调以考试的成绩作为评价的标准。第二，重视课堂生活世界的两个组成部分及其关系。课堂生活世界必须看成是教师与学生的专业生活世界，即科学世界的一种，但这种科学世界始终是以教师与学生的生活世界为基础的。传统的知识型的课堂教学是惟一的专业世界，是没有日常生活世界作基础的科学世界。虽然不能强化日常生活世界在课堂专业世界中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但必须看到教师与学生作为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对于教学生活世界的意义。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经验、体验、交往是教学生活世界中教师从事教学工作和学生进行学习活动的基础，不仅在教材内容、教学方法上注意人的直接经验与知识文本的间接经验的结合，而且在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课堂纪律等方面也要体现出人性化、生命化的日常生活中的特点。这样才能建立真正的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才能形成人性化与规范化的纪律与制度，才能形成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相结合并第三，还教师与学生专业生活世界之外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时间与空间。教师与学生走进学校、走进教室就应该强化他们的角色定位与功能，走出学校与教室就应该强化他们的作为人的一般生活的存在。而现实的状况是教师与学生一旦进入其角色，就成为与常人不同的另类人，就成为失去日常生活的专业人。一方面是教师夜以继日、年复一年的辛苦耕耘，他们作为正常人的衣食住行活动、交往活动都受到教育教学生活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学生失去了休息日、睡眠时间、娱乐时间、交往活动、兴趣爱好的学生生活世界。他们日常生活世界被教学专业世界所覆盖，日常生活中的体验、交往、经验、兴趣、娱乐等开始冻结或消失，所谓要结合的直接经验根本就是一片空白。还教师与学生日常生活世界的时间与空间就是解放教师与学生，就是解放未来的人类自己，不解放教师就不能解放学生，不解放学生就不能解放人类自身。让教师与学生有自己的生活经验与体验，是一个人健康存在的前提，失去这个前提意味着失去一切。当前教育改革中课程的多元化、教材的地方化、实践学习的制度化等都力图让教师与学生回归日常生活世界的同时在专业的科学世界有所发展。参考文献：[1]斯宾塞：教育论[A]，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2]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l 987。[3]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现象学哲学导论[A]，胡塞尔全集：第6卷[M]，海牙：马蒂努斯•尼伊霍夫出版社，l976。[4]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5]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维[M]，法兰克福／美茵， 1988。[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教育的负向功能是指，教育这一系统和文化活动在作用于社会和人(环境)时，在其对人和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即产生正功能时，它对社会和人(环境)产生的消极作用。所谓消极作用是指，教育在作用于社会和人时，所产生的与主观期望结果不一致，非参与者所明确知晓的后果。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教育对社会和人(环境)的消极作用及对社会和个人(环境)的积极作用是同时发生、相伴产生的。在以往的历史中，常常由于教育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并且在主观上我们更关心教育的积极作用，因而我们忽视了教育的消极作用，从而未能将教育的负向功能置入我们的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