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落第诗研究论文

科举制———具有世界影响的考试制度中国考试在世界上占有特别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中国拥有悠久的考试历史。中国是考试制度的发源地，考试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在中国考试史上，最重要的是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科举的影响既广且远，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远播海外，对东亚和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是指历史上日本曾在公元8至10世纪一度仿行过科举，韩国（朝鲜）、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对西方的影响是指英、法、德、美等国曾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东亚科举文化圈在日、韩、越三国中，日本是最早仿行科举，同时也是实行科举制时间最短的国家。公元7至8世纪之际，日本引进中国的律令制度，实行与唐制基本相同的贡举制度。日本的贡举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和医、针等二科。然而，日本科举理论上虽人人皆可参加，实际上只限于官僚子弟占绝大多数的大学寮学生报考。因此唐朝科举较具平民色彩，日本科举则带有浓厚的贵族化气息。由于贵族干政、学官世袭，到10世纪以后，日本的大学寮基本上为贵族所把持，博士推荐大学寮中的学生参加科举，不是依据才学高下，而是以资历名望，致使科举日渐流于形式化。11世纪以后，虽然在形式上还继续实行式部省试，但考生皆由权贵推荐，应考者几乎是无条件及第。科举制至此已完全异化，此后再也没有实行科举制度，以至现代许多中国人甚至日本人都误以为日本历史上从未引进过科举制。然而，在8、9世纪，日本确实曾经实行过科举制度，至今也还可以考证出不少当时的进士及第者。当时日本人所写的有关科举及第和落第诗，与唐代的同类诗歌如出一辙。如《日本诗纪》卷17菅原道真《绝句十首，贺诸进士及第》中《贺和平》诗云：“无厌泥沙久曝鳃，场中出入十三回。不遗白首空归恨，请见愁眉一旦开。”《贺橘风》诗云：“四十二年初及第，应知大器晚成人。”《贺田绕》诗云：“龙门此日平三尺，努力前途万仞强。”《贺野达》诗云：“登科二字千金值，孝养何愁无斗储？”纪齐名编辑的《扶桑集》中，收有菅原淳茂的《对策及第后伊州藏刺史以新诗见贺，不胜恩赏，兼述鄙怀》诗，描写久困科场后金榜题名的喜悦心情：“穷途泣血纪兼秋，今日欢娱说尽不？仙桂一枝攀月里，儒风四叶压人头。”与唐代孟郊进士及第诗异曲同工。而三善善宗《落第后简吏部藤郎中》的“被病无才频落第，明时独自滞殷忧”则反映出应试落第者的痛苦。[1]这些诗都具体生动地证实了日本实行科举制度的情形。另外，中国清代陆心源编《唐文续拾》所收菅原道真《请秀才课试新立法例状策问征事可立限例事》、《对策文理可详令条事》、《请被补文章博士一员阙共济杂务状》等文，也是有关日本实行科举制的史料。[2]韩国历史上的科举是中国域外实行科举制最长、也最为完备的科举。从公元958年起至1894年止，科举制在韩国历史上存在了936年。高丽朝科举从唐宋科举制借鉴而来，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属中国科举的。高丽朝恭愍王十九年（1371年）明太祖遣使来颁科举诏后，高丽科举乡会试程式一依明制，第一场试《五经》义，限500字以上，《四书》疑，限300字以上；第二场试礼乐论，限300字以上；第三场试时务策，限1000字以上，要求惟务直述，不尚文藻。中式后再考书、算、律，书则观其笔画端楷，算则观其乘除明白，律则听其讲解详审。李朝于公元1392年取代高丽朝统治朝鲜半岛后，立即继续实行科举制。李朝太祖元年（1392年）定科举法，初场罢《四书》疑和《五经》义，改试讲论，目的是为了“抑词章蹈袭之弊而务得穷经实学之士”，但实行数科之后，实践证明并不能选拔到“经学杰出之才”，于是在太宗七年（1407年）吉昌君权近上书请改定科制、罢讲论而复试疑义，并乞中场罢古赋而试以论、表各一道及判一道。权近还认为“汉吏之文，事大要务，不可不重”，建议设立考试诗赋、吏文、经典、汉语的“汉吏科”，与正科同榜唱名。[3]李朝还扩大生员进士试的规模，并仿《礼记·王制》的古语，称生员进士为“司马”。高丽朝中叶以后一般是三年一试，每科取三十三人，李朝将三年一试称为“式年试”，属于“大比之科”，通常录取人数也是三十三名，后期式年试录取人数常达四十至五十名。李朝还根据需要临时加科，称为“别试”，相当于中国明清时期的恩科，凡遇皇帝登基、行幸、万寿、太妃附太庙称庆，册封世子、世子行冠礼、世子入学称庆等庆典都开别试，而且每十年开一“重试”，允许堂下官等现任官员赴考。此外还有增广试、谒圣试、春塘台试等科目，这些式年试以外的科目少则录取三名，多则录取四十余名，通常录取人数为十余名。李朝的科举甚至比同时期的中国还更为频繁，几乎每年都开科，达到了十分兴盛的程度，在社会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中国在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因而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4]万历十七年（1589年），礼部郎中高桂说：“我朝二百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5]而李朝在光海君统治期间，与中国非常类似，也有“我国公道，唯在科举”之说。[6]当然李朝也出现不少与中国科举类似的弊病，也不时有关于科举存废利弊的争论，直至高宗三十一年（1894年）停罢科举制为止。越南科举从公元1075年始，至1919年止，是东亚三国中最迟实行科举也是世界上最晚废止科举的国家。与高丽一样，越南实行科举和中国五代十国时期许多地方割据政权实行科举有类似之处，都是看出科举对选拔人才稳定社会有积极作用才模仿采行。越南科举始于李朝仁宗太宁元年（1075年），但李朝科举只举行过四次，且录取人数不多，影响不大。陈朝建立后，陈太宗建中八年（1232年）设立太学生科，从太学生中考取进士，并以三甲定高下。在举行过十次太学生科考之后，为了扩大科举取士的范围和影响，陈睿宗于隆庆二年（1314年）创设进士科，考取了五十名进士，越南进士科至此方才确立。黎朝以后，则模仿中国明朝科举。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遣使颁科举诏，准许安南、高丽、占城士人在本国乡试毕，贡赴中国京师参加会试。明成祖永乐四年（1401年），安南重入中国版图，设交趾布政使司。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明廷撤官吏军民北返，安南再次独立，黎利于次年（1428年）正式称帝，国号大越，至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受明朝册封为安南国王。越南黎朝的科举出现兴盛局面。与韩国科举相比较而言，到后来越南科举似乎与中国科举更类似，阮朝甚至还于明命十年（1832年）在科场中引进八股文这一标准化的考试文体。[7]总的来说，越南科举在正规性、权威性和满足行政职位的要求、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等方面皆逊于中国科举。但与日、韩科举比较起来，越南模仿中国科举在有些方面却更到家，例如韩国科举史上长期未设立贡院这种大规模的科举专用考场，而越南不仅在科场中采用八股文，还建立了规制严整的专用试场，与中国明清时的贡院十分相似。中国科举也是越南科举创制时的主要依据。科举制被东亚三国所模仿，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形成，对各国文化水平的提升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科举西传：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除了被东亚国家所效法以外，科举制对世界的重大影响更主要体现在被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中曾说：“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近代以来，中国不断学习西文、西艺、西政，现代许多制度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在反向文化交流中，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制度文明被西方借鉴的最突出的事例。以往邓嗣禹等人的研究虽举出了大量资料说明英、法、美等国建立文官考试制度曾受中国科举的影响，[8]但因为没有举出直接指明“这是借鉴中国科举而来”的资料，因而被一些人认为此说尚不能确立。笔者认为，由于东西方文化和国情之间的差异，18、19世纪的欧美国家不可能像10、11世纪的高丽、越南等东亚国家那样照搬中国的科举制，朝鲜科举有进士和状元，越南科举连贡院和八股文也学过去，这种情况只能出现在汉字文化圈的国家。而且，相对于有形的器物文化而言，无形的制度文化之借鉴总会产生“橘化为枳”的变异，也不像器物文化那么直观。考察西方国家是否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关键是看其是否吸取了考试选才的本质精神———公开竞争、平等择优，至于考试的内容和具体方法不可能会一样，因此，在已证明西方考试制度是将科举考试的平等原则借鉴过去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找出英美等国实行文官考试之后的明确的定性说法，则可以使科举西传说得到确立。过去，科举制曾影响欧美国家的观点虽然存在着争议，但许多对此问题较了解的人士还是肯定此一论点。1972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创价大学创始人池田大作先生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就曾谈到：“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罗马制相比较，中国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约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或大或小，它成了统一中国和巩固秩序的支柱。但它同样是有限度的。鸦片战争时，在侵略中国的英国人心目中，当时的制度是极为优越的。英国人曾考虑以后英国是否也要采用。各种议论的结果，同样在英国也确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任用行政官的制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9]1870年以前记载科举制的西方文献至少有120种以上相关文献，有明确的史料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在1896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环行记》一书中，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谈到科举时便说：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它的突出特征令人钦佩，这一制度在成千年中缓慢演进；但它需要（就如它将要的那样）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 [10]丁韪良十分清楚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系模仿中国科举制度而来。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包括丁韪良在内的一些人士不断明确指出欧美文官考试制度系从中国借鉴而来的情况下，在当时欧美国家中没有任何人否认过这一点或声称文官考试制度是其自身发明创立的，说明一般西方皆认可这一事实。如果这一说法站不住脚，当时就必然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因此，笔者认为，在找到上述当时明确指出英美等国文官考试制度曾借鉴中国科举制的宝贵资料后，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欧美各国在18世纪以前，文职官员的选用，或实行个人赡徇制，或实行政党分肥制。这些文官任用办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政府之中，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行政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和工作连续性的中断。而科举制实行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向平民开放，标榜公开取士，惟才是举。当西方人知道遥远的东方帝国竟然有这么一种奇妙的文官制度时，不禁产生出特殊的兴趣并大加赞誉，进而仿效。比起贵族等级制或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度来，科举取士无疑具有其优越性。科举考试制度虽然产生于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但其“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精神却具有超越封建时代的特性，是中国封建社会难得的较为公平的制度。科举从形式上看相当公平，“朝为田舍郎”可能“暮登天子堂”，这种将相本无种、茅屋出公卿的官员选任办法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可以保证行政管理人员维持较高的文化素质进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考试选才的公平客观性又可以排除人情关系对官员任用的困扰，因此引起西方人的兴趣并受到赞誉，进而借鉴科举制，建立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制西传欧美并影响世界，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之一。如美国学者柯睿格1947年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发表的论文中便指出：“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的最重要贡献之一。”[11]中华文化在物质文明领域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在精神文明或制度文明方面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则是科举制。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而言，在一定意义上，我认为科举制可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过去已有一些人将中国的某种东西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如说汉字是“第五大发明”、中医的经络理论是“第五大发明”等等。不过，这些“第五大发明”都只是中国人自己说说而已，总不免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因为这些东西并未被世界普遍采用，西方人也不这么说。但是，将科举制与四大发明相比的首先是西方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已有西方人将科举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与四大发明相比。例如，1835年7月，一位留居中国的英国人在英文杂志《中国文库》上撰文讨论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采用了考试竞争原则，并预言：“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的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现在尚须显示中国已经如何阻止这一制度的美中不足，就像在几乎所有她的其他科学和技术中的不足一样。”[12]英格尔斯当时的预言并没有错，东印度公司实行的文官考选制度为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积累了经验、开辟了道路，科举制最终通过英国对世界各国的文官制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科举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古代考试制度，其重要性超出中国之外，具有相当的世界意义，更何况科举文化对现代中国还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科举”很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隋、唐、宋 隋炀帝 时的科举分两科，一称明经，另一称頲士。虽然唐代大大增加了科目数量，䠆明经和进士仍是选拔官员的主要科目㠂 明经科的主要考试内容包括帖经和墠义。帖经有点像现代考试的填充，试顠一般是摘录经书的一句并遮去几个字考生需填充缺去的字词；至於墨义则映一些关於经文的问答。进士科的考试丠要是要求考生就特定的题目创作诗 、 赋 ，有时也会加入帖经。 唐高宗 时代以后，进士科的地位慢慢超越了栎经，成为科举中唯一的重要科目。造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进士科考生需蠁发挥创意方能及第，而明经只需熟读砓书便能考上。而且进士科的评选标准砚严格，考上的人数往往只是明经科的堁分之一。当时曾有一句说话：「三十蠁明经、五十少进士」，道出了进士科砄难度。 另外，在武则天时代开始，亠设立了 武举 考试，用以挑选武官。 宋代大部份晠间的科举内容与唐代分别不大，但 王安石 执政时，曾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把堖经、墨义和诗赋等考试都取消了，改砺以经义 (解释经书) 、论 (对时局的评论) 和策 (提出解决时弊的办法) 作为考试内容。然而， 苏轼 等人对该项改革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元 元代的科举虽然对自身的统治影响不大，但它的内容却有重大转变。第一是 科举不再分科，专以进士科取士。第二考试的指定读物有所变动。新的规定 ，如果经义的考试内容包括 四书 ，则以 朱熹 著述的《四书集注》作为主要的依据㠂 这两项改动并没有随 元朝 而消亡，而是成为明、清两代 八股文 的基础。 明、清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在乡试及会试皆以 ??书的内容命题，要求考生以古人的语 ??阐述经义，「代圣人立言」，用 八股文 作答。八股文有很多格式上的要求，栵为讲究形式。只有到了科举最后一关用以决定名次的殿试，才会改为考时堙策问。但是考生答策的内容很多时都䠦不重要，清朝的皇帝便惯以试--的书泠取定殿试名次的高低。 热衷科举的人 识 四书五经 ，其他以外的知识，统统都成了「杂堸」，很多读书人都是一概不通。讽刺砑举的小说 儒林外史 中便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笑话：有人对栎朝的进士--开玩笑说：「今下如果是 四川 的 苏轼 来考，文章亦只能是第六等了。」--筠道「苏轼既然文章不好，考不上也罢亠。」原来他竟然不知谁是苏轼。 而就 是对四书五经的内容，科举亦只要求求循前人的思想，以华丽词藻作出合乎式的漂亮文章；不求有独立思考、创新见解。考生的实际见识和才学在八股文的要求下反而被忽略。於是不少考生舍四书五经，专门钻研为应付考试 ，称为“帖括”的八股文范文选刻 。当时一些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意即考取功名后便可弃之如敝屣。曾经有人将八股文与「 鸦片 」、「 缠足 」并列，认为是荼毒中国人的三大害㠂 晚清时力主废除科举的 康有为 与 梁启超 两师徒，可算是一对才学与考试成绩䠍相乎的典型例子。 梁启超十二岁便兠学成为秀才，十七岁举人，被称为神章，算是科举得意。但梁启超中举后自诚「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遇覠康有为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窍不通，反耠要拜老秀才康有为为师。相反，康有炠书香世家，家中有--，年少已熟读经史子集古今典籍。虽然康有为名满广东，但他十六岁成秀才，获贡生身分后 是乡试六试不售，失意科场二十载。十六岁时方才时来运转中举人，得以徒弟梁启超一同上京赴考，会试最终以首名及第成为会元，高中进士。

西方的考试制度是参考清朝 的科举,晚清时在美国出现,称洋科举 西方学术界公认: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源子中国的科举制所以说中国的科举制对整个西方都有悠久的历史影响的“目 前 ，西 方学术界公认: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源子中国的科举制。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产生影响可追溯到十六世纪后半期。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科举制度的是葡萄牙的两位传教士克鲁兹和胡安•冈萨雷斯•德万多萨。前者著有《中国游记》一书，对中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作法倍加称颂，后者在《伟大的中国》中则详细介绍了科举考试的方法和内容。这两本书在欧洲出版后，广泛流传，尤其是后者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真关注。据统计，1570-1870年，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中国官吏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书籍达70种之多。。具体来看，英国文官系统形成时期(19世纪后半期)，其一些主要刊物《绅士杂志》、《伦敦杂志》等先后撰文介绍中国录用官员的程序和方法，主张采用科举考试制度。美国文官系统的形成，也深受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1867年10月，《北美评论》杂志撰文称誉中国的科举考试取士制度;1968年5月，一个州议员在向国会递交的报告中，专辟一章来论述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引起参众两院的广泛的兴趣。。“法国大革命在其教育计划中高度重视竞争性的考试。耶稣会士介绍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模式。’鉴于此，孙中山曾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西方世界之所以看中科举制度，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核心则是科举制度的合理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一个传教士官给一个议会议长的信中找到答案:“您可以看到这种各级考试制度是一种明智的政治制度，除了中国人天性爱好他们的文字以外，这种频繁不断的考试使他们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始终不懈往上攀登，防止他们无所事事，吃喝玩乐而对国家制造麻烦。”“他们取得业士资格后，为了保住这个资格，几乎一生都要不断地去经受新的考试或者再去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同时，他们“用中西文化几比较的眼光着本土人司空见惯各类现象，从中抓住值得他们借鉴之事物。”科举制度“有利于打破世袭贵族的政治垄断状态，符合资产阶级平民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要求。”而且，“西方近代教育制度中行之有效的学士、硕士、博士分级学位制，就有这种科举取士(秀才、举人、进士— 原文注)制度的遗迹。刘海峰先生认为，18世纪以前，欧美各国的文官任用方式“不可避免的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于政府之中，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行政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和工作连续性的中断。而科举制度实行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向贫民开放，标榜公开取士，惟才是举。比起贵族等级制或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度来，科举取士无疑具有其优越性”。根据刘海峰先生的考证，可以下这么一个结论:至少，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长期 以来 ，我国对科举制度更多是“贬”，都只看见其消极的一面，而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却鲜为国人所知’。实际上，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明显受到我国科举制度的影响。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科举考试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中对西方和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堪与物质文明领域中的四大发明相媲美的贡献。刘海峰教授则誉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欧美 各 国 在18世纪以前，文职官员的选用，或实行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或实行个人赡拘制、政党分肥制。这些文官任用办法不可避免都会导致任人唯亲，带来结构性的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政府之中，而因政党更迭大批撤换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影响工作的连续性。而我国的科举制度倡导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向平民开放，标榜公平取士，唯才是举。因此，当西方了解了我国的这么一种文官制度后，大为赞赏，进而仿效，成为近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胚胎。因为科举制度体现“机会均等”原则，这正适合了在资本主义启蒙时期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比起贵族等级制、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度，科举选士无疑具有优越性。由于中国科举考试的示范以及文官考试制度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驱使，西方国家在19世纪前后纷纷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1791年，法国首先试行文官考试，到1875年文官系统基本形成。1806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学院，1829年为东印度公司选用文职人员实行公开考试，1855年，英国政府开始推行文官考试，并在1870年使其制度化和正规化。由于英国当时国力强盛，所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较系统且卓有成效，因而成为其它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效法的榜样。1883年，美国也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于1893年进一步完备。科举 制 对 欧美现代文官制度建立的影响，堪称为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18世纪之后，我国已落后于西方，在西学东渐的大趋势下，中国人不得不学习西文、西艺、西政，而科举制则是屈指可数的反被西方人学习的中国特产之一。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五权宪法》中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实际上，我国科举制很早就对一些国家产生影响。比如，公元788年，朝鲜就开始仿唐制实行以儒学为标准的科举考试制度，直到1893年才废除。越南从1075年开始也以儒学为准实行科举考试，直到1915一1919年间才正式废除。日本则在公元676年设立大学寮，大学寮分经、音、书、算四科。人学资格及手续、科目考试的内容及方法，都与唐代科举制度类似。20 世 纪 80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逐渐深人。当我们在引进思想与效率、要借鉴西方文官制度以建立公务员制时，人们才发现原来西方文官制度竟然还是从我国的科举制度学过去的。1983年，当时的美国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应邀来北京讲学时曾说，“当我被邀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

中国封建科举制度摭谈--------------------------------------------------------------------------------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要为统治者服务，就有个选什么人、用什么标准选人，用什么方法选人的问题。中国封建时代长达二千多年，这历代统治阶级是如何利用选考、招生来网罗人才的呢？从选拔制度来看，汉代以后、隋朝以前，实行的是“选举”制；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至清光绪27年（1903年）大约一千三百年，实行的是“科举”制；到近、现代则实行的是招生考试制度（人们一般比较熟悉）。这项工作可以在学校进行，如太学、国子学以及各类学校在学生中招生、考试；也可以通过选考，即“选举”和考试进行。 太学学生基本是按等第、身份来选拔的，不需要入学考试。但学校内有定期考试制度。这种考试只是为了确定官阶官职。考试内容完全是儒家经书。所谓“选举”，一是以身份、门第来挑选“贤良”、“孝廉”、“九品”等；二是以儒家经书作为选举考试的唯一内容。“选举”盛行于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下面着重谈科举的兴起、废止及其影响。一、科举的兴起与废止。科举亦叫开科举士。即由国家设立许多科目，通过定期的统一考试来选拔人才、分配官职。这种制度是从隋炀帝大业二年设立进士科为开端，一直到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隋朝采用士科的方法来选拔官职，以此来代替九品中正（即九品三等，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三级，层层上报直到吏部尚书。始于魏朝，晋及南北朝都相沿袭用）和地方官的选职。从而将读书、迎考、做官紧密地联在一起。这一方面使得世族地主沿着这一方向取得参与政权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又可以从世族手里夺回选人权力，以此来巩固他的统治势力。所以“科举”是一项新的政治举措，它有力于中央集权，故被以后各个朝代所沿用。不过由于考试内容专重儒经，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先天不足之症。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腐化没落，官方规定的儒经范围、标准，越来越狭窄，从而路子也越来越狭窄死板，直至废除。隋末农民大起义给世族地主以沉重打击，但也有一些世族地主在夺取政权中担任了唐王朝要职。地主阶级内部的这种新变化，不仅为科举制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到贞观、永徵年间又有了更大发展。唐制取士之科，多沿袭隋制。但参加科举的范围扩大了，来源有三：一是学校出身的学生，每年中央由国子监祭酒和地方各州县学校挑选学业成绩合格的学生，送到礼部应试；二是乡贡。一般读过儒经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应试。从县到洲，再到尚书省，逐级考取；三是科举，由天子直接招考，大都根据统治者本人喜好和切合当时政治需要而特设科目。据说唐文宗前后共考过数十种科目。武则天还亲自命题考试，开了科考中殿试的先例。此外，还允许学武之人参加科举考试。这种考试由兵部主持，叫武举。唐代科举科目（如秀才、明经、进士等）虽然很多，但最受社会重视的还是进士科。录取的比例差别很大，一般百人中选一、二人。当时有人把中进士比喻像登天一样。有“五十少进士”之说，五十岁作了进士还属年轻的。白居易29岁及第进士，是十七个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及第进士后，“凡旨授官，悉由于尚书。文官属吏部，武官属兵部，谓之铨选……其择人有四事：身、言、书、判。”（《通志、选举志》）“铨选”，即衡量选定的意思。其标准指：体貌丰伟，言辞辩正，楷法遒美，文理优长。经吏部考取后才给官做。而皇亲国戚、功臣子孙、贵族则可直接应吏部考试；五品以上子孙还可不考试。宋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和内容，沿袭唐、五代之旧，仍以孔孟之道为唯一内容。不过，由于建国后为防止地方势力的滋长，加强中央集权，需大量补充官员到国家各级政权中去，故大力提倡科举，并在形式上作了调整和改革。首先，放宽考试、录取范围，扩大录取名额；其次减少考试层次，取消了吏部考试一关。一旦录取后立即授予官职，名茅列前的可得到较高官职。再次，确立了殿试制度。宋代考试内容十分重视帖经、墨义，几乎各科都考。王安石变法，还实行“经义”取士，颁布了“三经新义”。后“经义”演变为八股文。元朝带有明显的民族政治色彩。元代科举终止了七十八年。在延佑二年（1315年）才开科取士。以《朱注四书》（宋代朱熹解释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开始于元代，到明清成为法定的唯一内容。明朝“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明史、选举志二》）以八股文取士始于成化年间。清代科举基本沿用明代旧制，但所贯彻的则是民族歧视政策。明清科举弊端更多。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政权，对知识分子实行软、硬两手。硬的，大兴文字狱，实行血醒镇压；软的，控制人们的思想，而科举制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二、八股文的起源、形成及危害。八股文大约从宋朝开始，到明朝己完全形成了，清朝最盛行，“惟读《四书》，谢绝学问，帷事八股。”（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八股文是什么？“是完全没有内容，专讲形式的文字玩弄。这种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就八股文格式而言，死硬规定每篇必须有破题、承题起讲、题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等几个段落，每段又规定一定的句数。“题比”又名“入手”，是引入正文的开始。“虚比、中比、后比、大结”四个部分属正式议论，又称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股者，对偶之名也。”四个段落各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一般称八股文。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介绍，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要求，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连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再如宏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共两扇立格，则每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八股考试是以《朱注四书》为中心内容的，大约有四百多年。由于题目的限制，为避免重复，防止应举人抄袭成文（实际当时就有应敷科举在市场出售的八股文选本——新科利器），于是出偏题、怪题。有什么单扇题、双扇题、三扇、四扇起，上全下偏，上偏下全，截上截下，甚至有单词独句字的所谓“枯窘题”。“譬如《中席》‘及其广大草木生之’，则上回去‘及其广’，下去‘木生之’三字，但以‘大、草’二字为题，如此之例，不可殚书。无理无情，以难学者。”（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八股取士，从内容看，以孔孟之道为唯一的，存在明显局限性；从考试形式上看，偏题怪题，死记硬背，牵制了人的思想和智力发展；另外，考试要盘查身体看有无藏匿，以考生为敌。不仅场内派军人监督，连场外也要派军警守卫。为防止考生作弊携带东西入场，在入场前要洗澡，换上官方特制的衣服。到清代，考生在考场上的全部用具都作了严格规定。当时有这样的诗句来形容考场实情：“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句功名误煞人。”“闺房磨人不自由，英雄便向彀中求。一名科举三分幸，九日场期万种愁。负凳提蓝浑似丐，过堂呼号直如囚。袜穿帽破全身旧,襟解怀开遍地搜。”（摘自《浙江乡闱诗》）由此可见八股陈腐，形式陈旧，八股取士的科举制的弊端是很明显的，它只能摧毁人才，只能使国家文化学术水平大大下降。可以说八股科举毁掉了一代知识分子。“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当代很少有称职（胜任）的官吏。”（《通志、选举志》）这说明八股科举是培养不出、也选拔不出真才实学的人来。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进步思想家都大声疾呼批判科举，连蒲松龄、吴敬梓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把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地步。他们是以生动的文学形象来全面批判八股科举的。三、科举考试的程序、级别。现以清代科举考试为例，一般包括三级考试：院试、乡试、殿试。院试，在府城或直隶洲地举行。考试对象是及格的童生。在院试前有两次预备考试，在童生参加考试的基础上，选取部分及格者。主考官称“学道”、“学台”，又称宗师。如《儒林外史》第7回说：范进中了进士，‘钦点山东学道’，即由他去主持院试。学道任期三年，期内必须逐个到直隶府、洲去主持两次考试。院试是从童生中考取秀才，并要对秀才进行甄别。院试录取名额，根据府、洲、县的生源多少来定，多者二十几人，少者七八人。像《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都是考了几十回、几十年才考中的。“秀才”一般来说没多大学问，只要八股能成篇就有录取的希望。秀才身份比普通人高—等。高在他有了接近官员的资格。秀才见了知县可以不下跪，甚至可以和知县分庭抗礼。中了秀才，生活一般没问题，至少可以教书。乡试，在南京、北京，各省省府举行，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举行。考试时间八月初九至十七。每场三天，一般考三场或四场，故有“九日场期”一说。因考试时间在秋天，故称秋闱。考场一般称“闱房”。参加乡试者必须是秀才。通过了这次考试的秀才，才可取得举人的称号。主持考试的官员称主考。录取名额各省不等，大省百余人，小省五六十人。在明清时代，考上举人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是—件大事。因考上举人后，不但可以参加更高一级的会试，考取进士；既或考不上进士，但也有了做官的资格。范进中举，他自己高兴地发了疯；邻人也多来奉承，送田产、送银子、送奴仆等。这说明一个读书人考上举人，确实是举足轻重的一件大事，因把自己列入了特殊阶层。对老百姓来说，一个举人简直是天上的星宿下凡。范进中举后，他的丈人胡屠户说：“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殿试，由会试、复试、殿试三种组成。会试由礼部主持在北京举行，三年一次，即在乡试的第二年（逢丑、辰、未、戌年）举行。某年举行的称为某科，如壬午举人，就是壬午科举人的省称。考试范围是全国的举人。考试日期为三月初九至十七，考三场，每场三天。四月发榜。因在春天考试，又称春闱。录取名额二、三百人不等。录取者，先以礼部名义发表，称为贡士。主持贡士的官员称大总裁。复试仍由大总裁主持，参加考试者必须是会试录取的贡士，只考一场，考八股经义。复试分一、二、三等，这等级与后来的授职有密切关系。殿试是最高一层，地点在太和殿，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一场。通过会试考取的贡士才可取得进士的称号。殿试分三甲，一甲三名，称进士及第，各有其号，从上往下：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六、七十名，称进士出身。三甲称同进士出身。一、二、三甲总称进士。中了进士，对读书人来说，功名到头了。殿试后还有一个考试，叫朝考，与功名没什么关系，只是为了授予官职。在殿试后若干日举行。通过此次考试，进士可获得他们应得的官职。明清规定：一甲三名在会试揭晓以后，立刻授予官职。状元照例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的编修（正七品）。清代翰林院主管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起居、典籍文件。四、科举制对人们的影响。从以上介绍可看出，科举制与读书、做官是直接相联的。可以说，越读书，越往科举制度上爬，就越有做官的希望。请看“久旱逢甘雨，异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白马紫金鞍，骑出万人看。借问谁家子，读书人做官。”“学乃人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选白坊刻《千家诗》的眉头）这历代流行的诗歌，讲的中心思想都是读书做官，追求功名富贵。由此可见，科举制极大的剌激了读书人的功名心。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崇尚科举，是因通过这一途经可以走上仕途，获得荣华富贵。它不仅具有强大的刺激力，而且读书做官成了一种强烈社会意识，强烈社会心理。这种意识、势态、风气构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这股强大的社会势力挤压着读书人去走科举之路。不仅读书人、知识分子要沿着这一阶梯往上爬、走上仕途；更可怕的是社会上广大阶层的人也都受到这一影响，并且大而且深。他们也都认为这是一条正轨的路，读书人必经的路。在《红楼梦》一书中，史湘云、薛宝钗，包括袭人都劝说过宝玉要走这一正轨之路。事实证明，在封建社会里，谁在这条路上走得好、爬得高，谁就受重视，谁就能得到荣华富贵。宝钗不就登上了宝二奶奶的宝座吗！而林贷玉由于不说这些“混账话”，不走仕途经济之路，就为贾家所不容。不仅社会是这样，家里人甚至连妻子也是这样。在唐代德宗贞元初，有个读书人叫杜告，他考好多次都落榜了。他妻子压力很大，在杜告又一次落第后，她派人给杜送去一首诗，说他丈夫的的确确有奇才，可为什么年年都没被录取呢？感到害臊，“君若来时尽夜来。”说她丈夫若回家，只能半夜回来，别叫旁人看见。我们看在这种社会风气下，这妻子也对丈夫摆出了一副势利眼。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微型小说《镜听》，说一家两个儿子都是读书人，两个儿媳妇在家料理家务。一年两个儿子都去赶考。报子来报，大儿子考上了，此时两儿媳妇都在厨房里做饭，父母高兴，就到厨房告诉大儿媳妇说，你丈夫考上了，你别在厨房干了，到外面凉快凉快去吧。二儿媳妇一个人在厨房干活，只因丈夫没考上，眼泪汪汪。一会儿报子又来报，二儿子也考上了。二儿媳听说后还没等婆婆说话，把手上活一撂也到外面去凉快了。我们看这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风气，非但进了闺房，也伸进了厨房。所以有人这样总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两句是极好的概括、总结。也正因为一举成名天下知，所以读书人才十年寒窗去苦读；也正因为一举成名天下知，所以大家都往这条路上挤、去奔走、去苦读。读书人在八股科举的诱惑下，变得灵魂空虚、道德低下。由于八股的禁锢，使知识分子，穷则百无一能，愚顽酸腐，做统治者的奴才；达则贪赃枉法，期压百姓，做统治者的帮凶。在这一点上，吴敬梓、蒲松龄等是有比较清醒、深刻认识的。在《儒林外史》第一回里，吴敬梓借助理想人物王冕之口说：“用《五经》、《四书》八股文，这个法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在这里文木山人指出了读书人腐化堕落的根源之—，就是来自八股取士制度，说它不好并给予深刻批判。由于走八股取士之路可以通向富贵，因此人们都往这条路上挤，不惜把自己灵魂变得空虚，道德变得低下。因此把文章学业、道德品行看得轻了，去追求做官，或逃避现实，退隐遁世。这不就把路引偏了吗！这第一回不仅是我们读《儒林外史》一书的总纲，同时也可见吴敬梓那对封建科举制持批判的鲜明态度。他所提倡的是文行出处，而否定、批判的则是功名富贵。

唐代科举取士制度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与其说是一项考察制度，倒不如说是一种遴选文化。这项考察制度，或者称为这种遴选文化，不仅给予莘莘寒门庶族士子们鲤鱼跃龙门、出世入仕的机会，而且作为一种符号标志表征着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因此，不得不承认，唐代科举取士制度与唐人诗赋创作可谓是息息相关。

科举考试靠是个创作，直接促使唐代士人创作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