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古族的论文

“傣泰民族”是东南亚、南亚地区一个较大的族群，除分布于中国西南地区外，主要分布于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印度等国。中国将这个族群称为“傣(Dai)”，缅甸称为“掸(Shan)”，印度称为“阿萨姆(Assam)”，老挝称为“佬(Lao)”，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称为“泰(Thai)”，一般合称为“傣泰民族”。    由于历史久远，我们也许已不可能再准确地探寻傣泰先民在秦汉以前的情况，但自秦汉以来的历史是可以追溯的，傣泰民族源于云南高原的古人类是毋庸置疑的。云南有史记载以来，最早生活的族群是“滇”、“嶲”、“昆明”、“哀牢”等族群，“滇”在今云南东部建有“滇国”，“哀牢”在今云南西部建有“哀牢国”，滇国和哀牢国之间还有未开发的地区，主要是“嶲”、“昆明”等游牧民族活动区域。汉武帝曾派使臣前往西南地区寻找通往印度的民间商路，汉使抵达滇国后，就因为“昆明”等游牧民族的阻挠无法前行，但从民间探寻到这些游牧民族以西地区有个文明国度，因当时汉使也无法得知这个文明国度的具体情况，便根据自己的理解将这个国度记为“乘象国”，实际上这个“乘象国”就是“哀牢国”，也就是傣史中记载的“达光王国”。    哀牢国和滇国是同时期存在的云南古国，哀牢国位于今云南西部，滇国位于今云南东部，哀牢国与汉朝并存直至汉朝灭亡还在延续，而滇国则在汉武帝年间亡于汉朝。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占领滇国后，也占领了大片哀牢国领土，但哀牢国凭借辽阔的疆域，迁都后仍得于延续，滇国统治者则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反汉斗争，古滇人在滇国统治者与汉朝的冲突中大量涌入哀牢国境内，逐渐融入古哀牢人形成最初的傣泰雏形。     古哀牢人吸收古滇人、古昆明人、古嶲人等古族群形成的傣泰民族，到底继承了多少古滇人的特征我们无法知晓，但通过考古获得的大量资料证明，古滇文化的特征只有在今天傣泰民族的身上才能找到一些，这也说明了傣泰民族就是古滇文化的传承民族。     在当年滇国中心地带的晋宁石寨山墓地及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大量滇国文物，展示了一幅古滇文化的粗略图景，有力地证明了当今傣泰民族与古滇文化的传承关系。在这些古滇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铜器，包括农具、生活用具、乐器、贮贝器等，最可贵的是这些出土文物除了有动物、建筑用具等图案外，大多有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雕刻与雕塑，不少贮贝器上还雕塑有宗教祭祀、战争及家庭生活的场景，使我们能直观地窥见滇人的生活与文化。在各种滇国出土文物中，有不少都反映了与当今傣泰民族直接的文化关联，如干栏式建筑、纹身、耕田等等。这其中对孔雀的崇敬，更加判定了当今傣泰民族与古滇文化传承关系。孔雀是傣泰民族最崇敬的吉祥动物，是善与美、勇敢的象征，在各种神话中，有很多英雄及圣贤都是孔雀的化身。孔雀在傣泰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傣泰文化的特征之一，不仅有大量的民间传说、绘画、歌舞、雕塑等来表现孔雀，通过孔雀来表现人们种种美好的意愿，在现实生活中傣泰民族也爱饲养孔雀，孔雀在其文化中的地位之重在其他民族中是不能相比的。在出土的滇国青铜器中就有刻孔雀图案的铜锄、铜铲，孔雀造型的青铜扣饰、铜孔雀、孔雀杖头等，还有不少青铜器上有孔雀的图纹。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片刻纹铜片上，上方刻的是一只巨大的孔雀，而下面的牛头、海贝、虎、马、人物等，都只有孔雀的一半大，甚至更小，这一图案的组合反映了孔雀，通过孔雀来表现人们种种美好的意愿，在现实生活中傣泰民族也爱饲养孔雀，孔雀在其文化中的地位之重在其他民族中是不能相比的。在出土的滇国青铜器中就有刻孔雀图案的铜锄、铜铲，孔雀造型的青铜扣饰、铜孔雀、孔雀杖头等，还有不少青铜器上有孔雀的图纹。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片刻纹铜片上，上方刻的是一只巨大的孔雀，而下面的牛头、海贝、虎、马、人物等，都只有孔雀的一半大，甚至更小，这一图案的组合反映了孔雀在当时滇人心目中的重要性。在“纺织场面贮贝器”的胴部刻有4只孔雀，同时在器身上还有圆雕孔雀4只。在傣泰社会中，孔雀可以镇邪。在滇池地区出土的不少青铜器上雕塑有孔雀口衔蛇、用爪践蛇的场景，甚至在石寨山M12号的一个贮贝器上，还有一名妇女在用蛇喂孔雀。在傣泰民族的观念中，蛇是性恶、凶猛的动物，这些青铜器造型上孔雀与蛇的组合表达的正是以善抑恶的愿望及孔雀的伟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蛇是东南沿海“百越”诸民族普遍崇敬的对象，而在傣泰民族中相反，这一点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傣泰先民与所谓的“百越”有很大的文化差别。滇人的孔雀文化有力地证明了当今傣泰民族与其的传承关系。滇国又一个重要的与傣泰文化有关联的因子是水稻种植。在云南境内，95%以上的地区都是山区，古滇国所处的滇池地区是云南最大的一个平坝，依山傍水，便于灌溉，是种植水稻的理想地方。滇池地区考古证实了滇池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通过考古发现证明，云南种植稻的历史始于新石器时代，是栽培稻的发祥地之一。傣泰民族是中国种植水稻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而研究表明在云南民族中种植水稻历史最久远的就是傣泰民族。云南其他民族种植水稻的历史均不超过千年，各民族志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哈尼族、德昂族等民族还有傣泰民族教他们种植水稻的传说，说明当时掌握稻作技术的民族只有傣泰民族。古滇国的稻作农业与傣泰的稻作传统相对应又是傣泰民族与古滇文化有传承关系的又一个重要佐证。    傣泰民族中关于今天昆明称谓的传说也是傣泰民族与古滇文化有传承关系的重要佐证。在傣泰语中，昆明被称为“勐些”，意思是“失去的领地”。“勐”是傣泰民族中特殊的行政区域概念，有国家、城邦、地方等内涵。据傣泰的历史文献及今天仍然流行的传说，远古时期傣泰的部分先民就居住在“勐些”，后因与其他民族发生战争而失去“勐些”，才向西迁徙。这也说明了昆明地区在古代曾是部分傣泰先民的家园。     另外，还有滇国的“滇”这一称呼，很可能就是“傣”的变音。当时司马迁在写《史记》时记录一些他听说的地名或部落时都是用汉字记音，他用汉字记下了“滇”这一部落的名称，我们今天很难判断记录的准确性，但音大至是相近的。对于傣泰来说，“傣”是这一民族最古老的自称，“滇diān”与“傣dǎi”的第一个字母都是“d”，用方言来发音“滇”与“傣”十分相近。当时的语言与今天的汉语并不相同，更加大了司马迁记音的糢糊性，这也是不能用今天的汉语来研究“滇”的含意甚至通过滇的字解来解释“滇”作为记录一个古代民族的真正含意的重要原因。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长期的发展或迁移中衣食住行种种都可能发生变化，但最可能被人们长期记住而保存下去的就是自己的族称，这已是历史所证明了的。滇人作为形成傣泰民族的主要来源之一，傣泰传承其自称的可能性非常大，“滇”源于“傣”这一族称是可以信的。在大量滇人涌入哀牢国以后的数十年，汉朝对哀牢人的称呼也变成了“掸dǎn”，“掸”和“滇”、“傣”的发音也极其相似，更加有力地说明了“滇”和“掸”都源于“傣”这一族称。在中国的史籍中对傣族的记录有各种称谓，如“乌蛮”、“白蛮”、“白衣”、“金齿”、“黑齿”、“白夷”、“僰夷”、“摆夷”、“水摆夷”、“旱摆夷”等等，但这些记载都不是傣泰自己的称谓，这些史籍上或民间的它称并不为傣泰民族认可，甚至很多傣泰民族根本就不知道“摆夷”是什么民族。他们从古至今都自称为“傣”。在缅甸，傣泰民族被称为掸族，但当地傣泰从来不用掸来称呼自己的族属，他们仍自称“傣”，音稍微轻一些则变成“泰”。 综上所述，当今傣泰民族是古滇文化的传承民族，滇人也是傣泰民族主要的族源之一。

寒假作业~~~

中国古代文化中心南移历程及体现文化中心的迁移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运动现象。它是在经济中心转移的牵引力和政治中心转移的推动力共同作用下逐步迁移的。然而，数干年来中国和世界文化中心迁移的历史表明，一旦世界文化中心转移到某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的文化中心转移到某一个地区，它又会进一步促进这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一千多年来中国文化中心的南迁，尤其是近百年来东南沿海新月形文化带的形成，为东南沿海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这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我们不能从理论上真正认识到这种历史的必然性，那么，在实践中，在制订经济发展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就会瞻前顾后，踌躇不前;就会失去机遇，遗恨千古。一、文化中心转移的内在机制经济中心(又称经济重心)即经济最发达的核心地区。经济中心的转移，是导致文化中心转移的基本的、稳定的、也是最大的牵引力或推动力。当然，经济中心的转移是逐步过渡的，是在地理环境变迁、社会政治动乱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由一个地区渐次向另一个地区迁移的。根据作者长期研究的结果，从上古到秦汉时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一直稳定在中原地区。从魏晋到南北朝时期，拉开了江南经济开发的序幕。虽然此时中国的经济重心仍在黄河流域，但是已经开始微微向东南倾斜。唐代中叶的安史之乱使黄河流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全国的经济中心基本上完全转移到了长江流域的下游地区。自宋元以来的干余年间，由于黄河流域环境不断恶化，长江流域条件优越，致使中国的经济中心始终稳定在江南地区，而且从未出现过再度回复到黄河流域的任何可能性。这种南盛北衰的格局起码还会维持若干个世纪或更久。正是由于中国经济中心转移的这种基本趋势及其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格局，吸引着中国的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先后在北宋王朝末叶和灭亡之后相继转移到了江南地区。换言之，如果没有经济中心的转移，另两类中心的转移就很难实现。政治中心一方面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另一方面，由于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势的不断转换，它有时往往脱离经济发达地区而向斗争的第一线转移，它对文化中心转移的影响是有条件的、不太稳定的。当两者转移方向一致的时候，政治中心则往往促进文化中心地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从夏、商、周三代到北宋灭亡的三干多年间，中国的政治中心始终在黄河流域，并且沿着西安—洛阳—开封轴心缓缓自西向东迁移。其中历时最长者当属西安。自秦汉到隋唐的千余年间，长安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它领导中国文化第一次在汉代、第二次在唐代登上了世界封建文化的高峰。公元1127年的开封陷落和宋室南迁，标志着中国的政治中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江南。杭州和南京曾一时成为偏安王朝的首府。然而，由于塞外游牧民族对农业王朝的威胁并未消除，所以，中国的政治中心便在明朝初年北上燕赵，北京成了最近数百年间中国的政治中心。二、中国文化中心转移的历史轨迹1.中原文化时代根据我们对2500多年来中国历代人才地理分布的空间转换过程所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夏商时代文明起源一直到北宋灭亡的300。年间，中原地区始终支撑着中国文化的江山。故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原文化时代”。从上古到秦汉时代，由于中国的经济中心稳定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因而这里人才辈出，学风浓厚，齐、鲁、关、洛为学术重镇。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崛起，百家争鸣，各持学说，各据地域，学风弥漫于黄淮之间的鲁、齐、楚、魏、卫、韩、赵地区，尤以孔子讲学的鲁国学风最浓。东汉时代，中国的文化中心仍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春秋战国时代文化发达的齐、鲁、宋、楚、韩、卫一带，学风依然浓重。就东汉的行政区划分来看，也是以充州学风最盛，而充州又首推陈留郡鼎盛。从三国时代开始，随着中国经济重心(中心)的微微向东南倾斜，历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一直到安史之乱以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基本上转移到东南地区，南方学风经历了长达六、七百年的逐渐兴起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中心由北向南艰难转移的过渡时期。唐代学风的全国分布仍然表现出北盛南弱的总态势。在学风浓重的黄河流域，学风分布的轮廓恰似一把以关中为柄的巨型扇子，扇叶覆盖了今天的晋南、冀南、鲁西、苏北、皖北以及全部河南省域。人才最密集的地区在当时河北道南部的赵州、冀州和流州。与此同时，南方学风日渐兴盛，长江三角洲和杭州湾沿岸人才尤为集中。这一形势的出现预示着中国文化中心的南迁已经正式拉开了序幕。值得注意的是，从唐代开始，福建泉州的学风已经兴起，历宋、元、明、清而日渐兴盛，终成我国东南沿海又一学术重镇。北宋是我国文化中心自黄河流域彻底转向江南的关键时期，这时的长江流域在文化实力上与黄河流域旗鼓相当。当然，由于传统力量的支持，黄河流域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人才和学风密集于西安一洛阳一开封轴心线上，其中尤以作为北宋“文化首都”的洛阳独领风骚。在南方，北宋时代学风最盛者为福建路，次为两浙路。福建学风之盛，显受朱熹影响。他虽为安徽人，但出生和讲学均在福建，形成所谓“闽学中心”。2.江浙文化时代宋室南迁标志着中国文化“江浙时代”的开始。在此后的七、八百年间，从长江三角洲到杭州湾沿岸，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人才迭出，群英荟萃，被誉为“人文渊蔽”。从南宋到元、明，学风盛行江、浙、赣地区。南宋时代学风的分布，在我国南方自西而东形成所谓五大学风盛地，即四川眉江、资江流域的蜀学、湘江流域的湖南学、赣江流域的陆学、钱塘江流域的浙学和闽江流域的闽学。元朝虽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牧者王朝”，并且建都于大都(北京)，然而中国学风南盛于北的总趋势仍未改变，其中以江、浙、赣和皖南学风尤盛。到明代，中国学风南盛北衰的局面已成定局，形成了以江、浙、赣为主体的长江下游学风密集区，尤以苏州人才密度最大。清代学风敛聚江、浙和皖南。江西学风到清代明显衰减，人才密集区收敛到苏南、浙江和皖南地区。其中苏州人才之众，冠绝全国，次为常州、扬州和杭州。在浙江，浙西学派以治经学为主，浙东则以史学见长。皖南人才集聚于宁国、徽州二府。福建学风与人才分布于闽江和晋江两岸，前者有闽县、建宁，后者有晋江、安溪等学风盛地。3.东南沿海新月形文化带的形成近百余年来，由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中外文化相互交流的影响，使得我国人才一学风密集的地区逐渐由清代的江、浙、皖南三角地带渐次顺着江、浙沿海向南发展，初步形成了北起江苏南部、历浙江、福建而至广东的我国东南沿海新月形文化带。根据我们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改称院士，下同)籍贯统计的结果发现，在统计的242位学部委员中，北方(吉、辽、京、津、冀、鲁、豫、陕)为49人，占全国的20写;南方(皖、川、鄂、湘、赣、苏、浙、沪、闽、粤、黔)多达193人，占全国的80。这是自宋、元、明、清以来我国南盛于北的人才分布总格局的继续和发展。在南方人才分布的态势方面，一个显而易见又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学部委员的出生地集中分布于东部沿海的江、浙、闽、粤四省，从而形成了与弧形海岸带一致的所谓“新月形文化带”。地处新月形文化带北端的江苏省，是人才最密集的地区。全省有学部委员58人，远远超过我国北方8个省市学部委员的总数(49人)，占全国的将近1/4(写)。仅次于江苏者为浙江，全省有学部委员40人，占全国总数的1/6()0上海也是人才与学风密集的重镇，全市有学部委员11人。福建省共有学部委员24人，与北京、天津、吉林、辽宁、河南和陕西等6个省市学部委员总数相等，占全国的1/l0a广东省有学部委员20人，占全国学部委员总数的三、东南沿海的机遇1.岁月悠悠，千载难逢中国文化中心由北方向南方的转移过程，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漫长岁月。显而易见，从公元前1900年夏王朝后期中国文明起源②到先秦时代，黄河流域文明在长达3000多年的时间中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即使到汉唐时代，黄河流域的文化优势仍然十分明显;北宋时代，尽管中国文化中心南移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但中央政府仍然采取“竭三昊以奉西北”的政策，以遏制文化中心的转移。只是在最近的七、八百年间，中国的文化中心才彻底移到了南方，而东南沿海新月形文化带的形成，如果从中国文明起源时代算起已经经过了整整38个世纪。岁月悠悠，机遇瞒珊，来之不易，千载难逢，东南沿海人应当更加珍惜这一大好时机。2.东亚经济一文化地理的新格局数千年来，在中国国内文化中心逐步向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在向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辐射、传播，形成了披染中国传统文化风采的“汉文化圈”。到20世纪中后期，出现了东亚经济一文化地理的新格局，它以独具东方风韵的经济文化共同体的面貌登上了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历史舞台。东亚经济一文化地理的新格局以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区为依托，呈同心圆状向太平洋方向辐射、扩散，大体上形成了四个经济一文化带。其中第一带为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带;第二带为包括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大新月形文化带;第三带包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四个国家或地区，即通常所说的亚洲“四小龙”;第四带即经济发达的日本。显而易见，包括东南沿海在内的中国大陆东部沿海新月形文化带正处在十分有利的经济一文化地理位置上，它不仅背依腹地辽阔的黄河一长江流域，具有丰厚的资源储备，而且面对东亚经济率先腾飞的日本和“四小龙”，具有引进外资和技术的捷足先登的优势。深而言之，由于第三带和第四带同处于“汉文化圈”之内，因而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具有血脉相联的文化传统，这就使得东部沿海地区比起西方国家来更容易学习日本成功的经济，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随着世界文化中心向亚洲一太平洋地区的转移，东南沿海经济腾飞的光环已经高悬中天。主要参考文献:①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e②夏绷:《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责任编辑廖智宏〕〔作者简介〕王会昌，男.萦古族,1943年S月生，河南省南阳人，理学硕士，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地理来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地理》和《古典文明的摘篮与墓地》。

黑龙江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存有大量的遗址、历史文献以及民间口头传说等，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了一条清晰可辨的“红色文脉”。但是，由于以往学术界过多用沦陷区的视角来看待黑龙江的红色文化，对黑龙江红色文化的成因考察多半归结为30年代中共满洲省委对革命文艺活动的领导，以及日本侵略初期忙于战争疏于文化钳制等因素。而对于在20世纪初，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哈尔滨所处的向东北和关内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俄苏文化的中心地位，以及黑龙江“华洋杂处”的“国际主义大家庭”环境对近现代黑龙江精神的塑造等地域文化现象，缺乏文学与史学学科的整合、互补研究。因此，恰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俄苏文学的本土化，才使黑龙江在现代意义上与关内文化形成对接，在黑龙江文化人或流亡关内或坚守乡土的文化选择中，实现了关内关外文化的精神遇合这一重要理论建构的机缘。“红色之路”在历史文化资源挖掘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应尊重和还原历史。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的中转站，先天存在着一条联系中国和俄苏之间的“红色之路”。早在1920年中共建党前夕，瞿秋白在哈尔滨滞留50多天，就指出哈尔滨“先得共产党空气”。王观泉在研究瞿秋白时发现，这条“红色之路”在1928年之前，隐蔽地充当了我党与共产国际的往来通道。当时除了人员往来，哈尔滨还存在大量苏联“红党”创刊的报刊杂志，以及通过中东铁路在哈尔滨广为流传的俄苏报刊书籍。据统计，1928年6月28日至7月25日，仅1个月内，哈尔滨海关就扣留了中东铁路传来的红色“书籍8种，报纸57种，杂志27种，合计3157件”。1922年，安怀音在红色气氛浓厚的哈尔滨办《大北新报》副刊《杂俎》，发表《文学家与革命家》首倡革命文学。此后《东北早报》、《哈尔滨日报》也发表《唯物史观与文学》、《时代的牺牲——高尔基〈说部〉集》、《我也来谈谈革命文艺》等革命文论。1925年，任国桢受党委派在哈尔滨以《东北早报》编辑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其间还翻译了鲁迅非常赞赏的《苏俄的文艺论战》，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苏联文艺论战的书，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影响巨大。以哈尔滨为中心，在东北各地还分布着共产国际的反帝情报组织、罢工抗议的工人群体和反帝爱国的进步学生群体。黑龙江大地上演绎的红色文化之所以没有“一过性”，而是形成了“红色文脉”，缘于黑龙江从接受十月革命影响为起点，形成了20年代俄苏文化翻译潮（灿星社）、30年代左翼文艺创作潮（牵牛房、星星剧团、哈尔滨口琴社、寒光电影公司等）、40年代工农兵文化实践潮三大文化热潮。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在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代表性人物和群体中，流亡关内的东北左翼作家群体的运行轨迹及人物命运。这个群体凭借在哈尔滨习得的马克思主义俄苏文化精神资源，融入中国左翼文化大潮，在抗战中汇聚到革命圣地延安，抗战胜利后又返回黑龙江，自觉地进行红色文化的再建过程。黑龙江文化“走出去”又“返回来”的轨迹，从现代意义上再次回答了东北地域文化主体身份认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历史融合认同等国内外重大学术问题。“红色文脉”：地域文化显著标识“红色文脉”的理论建构对当下黑龙江文化精神的传承具有重要价值。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再造工程的不断扩张，房地产业的持续升温，导致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遗址遗迹被推倒铲平。相关历史人物居住的纪念地、发生过重大事件的活动场所也已荡然无存。通过实地考察来串起完整的历史图景已越来越难。以往经常用于少数民族文化“抢救”的词汇也频频出现在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中。譬如，中共满洲省委临时省委旧址、《哈尔滨新报》旧址、东华学校旧址、中共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旧址、中共六大代表秘密接待站旧址、瞿秋白参加哈尔滨劳动大会旧址、金剑啸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天马广告社旧址、萧红困居东兴顺旅馆旧址等大批纪念地都相继被呼吁“抢救”过。然而，相对于地域历史文化遗址遗迹大面积消失，当我们出现精神危机时却需要向所剩无几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求助！20世纪90年代末，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物质丰富了精神却空虚了的现实面前，普遍感到理想和信仰的缺失。在众多“戏说”、颠覆、搞笑的文化娱乐中无法找到心灵慰藉。“怀旧”情绪普遍上升。其中，回归革命信仰，在“红色经典”故事中寻找生存价值，从“革命经典”到“红色经典”言说策略的转换，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隔膜，也使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以文化产业的形式顺利地进入当代人的消费视野，获得更进一步的“历史再现”和精神认同。时至今日，将20世纪上半叶可以支撑“红色文脉”的历史文献归拢起来，发现这段历史尽管留有许多未解之谜，但较之古代文献提供的情况要好得多。黑龙江流域古代诞生过东胡族系、肃慎族系等三大古族系。东胡族系后裔和肃慎族系后裔先后建立了北魏、辽、金、元、清等封建王朝，奠定了今日的中国版图，维护了中华民族多民族大家庭的统一，传承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质。但是，北方渔猎游牧民族的迁徙习惯，以及朝代更迭、地下文化资源尚未完全探明等诸多因素，使得古代文化在文献资料上尚存在着某些断层。近现代红色历史文化在历史遗存上则保存了相对完整的承继关系。黑龙江“红色文脉”之所以应该受到关注和重视，还在于其传承的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之后的地域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是现代性基础上文化自觉的产物，呈现着经由国际主义大家庭长期熏染形成的自由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至今仍然在黑龙江文化传承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构成了地域文化的显著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