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蒙古族民歌的论文的参考文献

长调是蒙古语 “乌日汀哆” 的意译。“乌日汀”为“长久”、“永恒”之意，“哆”为“歌”之意。在相关著作和论文中，也将其直译为“长歌”、“长调歌”或“草原牧歌”等。      根据蒙古族音乐文化的历史渊源和音乐形态的现状，长调可界定为由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畜牧业生产劳动中创造的，在野外放牧和传统节庆时演唱的一种民歌。长调旋律悠长舒缓、意境开阔、声多词少、气息绵长，旋律极富装饰性（如前倚音、后倚音、滑音、回音等），尤以 “诺古拉” （蒙古语音译，波折音或装饰音）演唱方式所形成的华彩唱法最具特色。      早在一千多年前，蒙古族的祖先走出额尔古纳河两岸山林地带向蒙古高原迁徙，生产方式也随之从狩猎业转变为畜牧业，长调这一新的民歌形式便产生、发展了起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逐渐取代结构方整的狩猎歌曲，占据了蒙古民歌的主导地位，最终形成了蒙古族音乐的典型风格，并对蒙古族音乐的其他形式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可以说，长调集中体现了蒙古游牧文化的特色与特征，并与蒙古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心理、世界观、生态观、人生观、风俗习惯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贯穿于蒙古民族的全部历史和社会生活中。长调的基本题材包括牧歌、思乡曲、赞歌、婚礼歌和宴歌（也称酒歌）等。      狩猎音乐文化时期，其音乐风格以短调为代表，民歌具有结构短小、音调简洁、节奏明了、词多腔少等特点。 整体音乐风格具有叙述性与歌舞性，抒情性较弱，这也是原始时期人类音乐艺术的共同特征。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到，一些明显带有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特征的蒙古族民歌，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如《追猎斗智歌》、《白海青舞》。      伴随着狩猎生产方式向游牧生产方式的转变，第二个时期的音乐风格也发生了从短调民歌向长调民歌风格上的演变，形成了蒙古族音乐史上的草原游牧音乐文化时期。       从音乐形态学角度上看，此时期既保留发展了狩猎时期的短调音乐风格，又逐步创新形成了长调音乐风格。就长调民歌本身而言，此时期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简至繁、由低至高的继承发展过程。因此，从公元7世纪至公元17世纪的千年历史中，蒙古族民歌发展的总趋势可概括为：以短调民歌为基础，以长调民歌为创新。       草原游牧音乐文化时期是长调民歌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也是蒙古族整体音乐文化风格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大约自公元18世纪（清朝中后期）起，随着历史变革及发展，北方草原与中原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增强，各民族间的融合交流步伐加快。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也渗透到部分北方草原，文化交流更为频繁。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短调叙事歌、长篇说唱歌曲等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形成了蒙古族亦农亦牧音乐文化时期。这一时期的蒙古族长调民歌，保持了其自身特色且更加成熟。       长调民歌所包含的题材与蒙古族社会生活紧密相联，它是蒙古族全部节日庆典、婚礼宴会、亲朋相聚、“那达慕”等活动中必唱的歌曲，全面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心灵历史和文化品位。代表曲目有《走马》、《小黄马》、《辽阔的草原》、《辽阔富饶的阿拉善》等。       长调民歌的研究涉及到音乐学的诸多分支学科，对它的研究与保护实际上就是对历史悠久的草原文明与草原文化类型最强有力的传承与保护。20世纪，蒙古族长调民歌承载着的是蒙古民族的历史，更是蒙古民族生产生活和精神性格的标志性展示和思想的载体。       2021年5月，蒙古族长调民歌（乌珠穆沁长调）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蒙古民族是重视礼仪的民族。从《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可以看到，成吉思汗肇兴于朔漠之时，各种礼仪已经整然有序。成吉思汗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遣侍臣刘仲禄“如朕亲行”的虎头金牌去迎接邱处机。邱处机所到之处，蒙古族群众皆以稽首礼夹道欢迎。到元代，蒙古族的礼仪又有新发展。元初，衷从本俗之礼（即蒙古族礼仪，见《元史·礼乐》），至元六年，忽必烈又“稽诸古典，参以时宜”，丰富了蒙古族的礼仪。十三世纪出使蒙古草原的柏朗嘉宾说，蒙古人非常讲究礼仪，“十分尊敬别人，互相间不论谁都是友好的”。蒙古族这种尊敬别人的风尚，至今仍能到处可见。在今日草原上，蒙古人见面必互相致问候，即使邂逅相遇的陌生人也要问好。如是平辈熟人则互问：“赛音白努？”（意为你好）接着互相问全家好，草场好，牲畜好，最后互问“索宁尤白那”（意为有什么趣问，或有什么新闻）。如客人需要到家里叙谈，主人则前边引路，行至蒙古包或板升（房子）门前，主人站在门外西侧，右手放在胸前，微鞠身躯，左手指门请客人先进。进入室内落座后，则用奶茶相待（农业区则用红茶待客）。当客人离开时，主人则送至路上，然后互致“白日太”——再见。成吉思汗制定的大札萨中说，行路时经过用餐人的旁边，要下马与之共席用餐。这是蒙古族传统的礼俗之一。据《蒙古秘史》说，朵奔蔑儿干猎于脱豁察黑温都尔山林中，遇见兀良哈歹人杀三岁鹿而烧其肋脏者，朵奔蔑儿干说：“朋友，将分子肉来！许之。”兀良哈歹人自己把鹿身上象征福气的部分和皮子留下后，就把鹿肉全部分给了朵奔蔑几干。此事说明款待行路人，是蒙古族的传统美德，并沿袭至今。行路热在与用餐人共席用餐时，也必须对主人特别敬重，如不是特别饥饿，略作共餐的表示即可。古代蒙古人见面时有互赠皮条之俗。后来，哈达传入蒙古地区后，为蒙古人所吸纳并成为蒙古族最上之礼敬用品。凡遇喜庆佳节，宾客迎送，或朋友见面，首先互献哈达表示庆贺。同时也是丧葬时表示哀悼的敬谒礼品。哈达的质料分丝绸、或绢纱及用白布制成的普通品。以白色为主，也有蓝、红、黄、绿色的。蒙古族历史上则注重蓝绫哈达。其长短不等，一般礼尚往来所用者为一尺三寸至三尺，特别重大礼仪时才用三尺以上的哈达。至今蒙古族仍把哈达作为重要礼敬用品，敬献哈达时，献者躬身双手托着递给对方，受者也躬身双手接过，并表示谢意。献哈达分敬献和互递，朋友相见则互递，专门拜访某人或对政治、宗教界高级人物则敬献哈达，其质料也上等。哈达原为藏族的礼敬用品。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拟指哈而言。但哈达成为蒙古族人民日常交往礼节中的礼敬用品，当在明末及清代随着喇嘛教的盛行，广泛流行起来。据说，北京崇文门的别称“哈达（德）门”，就是因为清代蒙古人进京拜谒时多为蒙古族的历史文化现象，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由于在清代鼻烟壶风靡一时，大约从乾隆初年开始，“料烟壶之制”兴盛（见《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几乎官商所必备，在蒙古地区也流行起来，朋友见面，第一件事互赠鼻烟，以示敬意。此俗在内地虽于民国以后渐衰，但在蒙古族中仍盛行。特别是在伊克昭盟地区，一直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鼻烟壶仍是人们见面时的必备之物。无论贫富，也不分男女，平时都以一个精美绣花小口袋装上鼻烟壶，悬于左胁下，在会客时，彼此取出互递鼻烟壶。递鼻烟壶也分长幼，即长者向晚辈递鼻烟壶时，只上身略屈，以右手递过去就行了。但晚辈必须一腿弯曲双手接受，恭敬的嗅一下后躬身奉还。晚辈向长者递鼻烟壶，也必须一腿弯曲双手奉上，长者接过后略表笑意即可。现在这一习俗渐衰，除在民间婚礼和喜庆之日仍有使用外，已不多见，基本上为互蒙纸烟所代替

我国有着悠久而丰富的音乐分化遗产和优秀的传统，有独特的美学思想，理论体系和创作方法。由于民族音乐文化长期根值于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为人民所喜爱，所以，重视民族民间音乐，就是尊重本民族人民音乐欣赏习惯的连续性，运用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实施美育，就可以极大提高这种教育的感染力、可行性和深刻性。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让�6�1雅克�6�1卢梭曾说过：音乐艺术不在于对象的直接摹仿，而在于我们的心中唤起当看到这一事物时所体验过的情感。音乐作为22艺术所给予人的艺术感受叫美感，通过美感使人们得到思想感情上的满足。同时，在潜移默化之中通过艺术所反映的生活美在欣赏者的思想中引起情感功名和情感体验，从而祈祷激发人们的生活热情，最终达到服务于社会的目的。 审美就是感受、感知和创造美，是人类一种主动追求没的实践活动。它要凭借相应的审美对象才能完成对象对于主体的意义在于对象上面所凝聚的生活和精神的实质。一方面，人们在审美活动中通过形象，促进情感来理解和体察对象世界；另一方面，审美又是一种高尚的情趣，是一种自由的鉴赏，美作为一种理想与道德境界紧密项链。康德认为，人的审美判断同时具有认识和道德的双重属性。审美教育，是培养人感知、感受和创造没的教育，培养人的审美能力审美情操，即美育。通过审美的陶冶达到生命的和谐和思想的升华。 那么，作为审美对象的民族民间音乐究竟美在哪里？作为民族民间音乐精髓的民歌、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及民族乐器曲何以能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延续发展至今？并对我们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得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一）民歌--朴实美、简洁美 民歌是由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并在人们一代一代的口头相传中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的一门艺术。一般都短小精悍，易于传唱、记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地方特色。如蒙古族民歌《牧歌》、陕北民歌《脚夫调》、《兰花花》等这些作品，在音乐语言、音乐风格上都单纯朴实，清新自然，音乐没有繁复的地位，又没有浓重的和声，知识在独具特色的伴奏音乐的陪衬下，充分发挥旋律的美丽，整个音乐朴实无华而又充满生机，使学生易于接受，同时又能产生极大的感染力。 （二）戏曲音乐--特色美、精致美 戏曲音乐由于它是音乐与戏剧紧密结合的综合艺术，既具有音乐艺术的听觉特征，又需要与剧情紧密结合，需要塑造人物形象，还得注意与舞台动作的配合；既要有戏曲的剧种特色、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有要有代表本剧种的声腔、语言的地方特点及时代特征。如《迎来春色换人间》就体现了上述特征，这一唱段，作品从内容出发、从人物出发、根据唱词的格律、情绪，予以精雕洗琢，深刻地表达了剧情，塑造了完美的人物形象，运用其独特的艺术手段，通过剧中的人物与情节给人以麦的艺术享受，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