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农村社会治理更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在2020年要全面完成脱贫目标,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变迁,在较短的历史时期要经历更多的深刻变化。农村社会治理问题,说到底就是群众工作创新问题。 要深入调查研究,把握现实情况,社会治理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要转变工作方式,提高治理水平,以增强社会治理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创新工作方法,增强实际效果,实现社会治理服务全局工作效益的最大化。 转变社会治理理念。领导艺术上,实现由行政命令向教育引导转变,更加注重用民主协商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 管理方式上,实现由简单管理向综合服务转变,更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服务型、阳光型政府建设; 工作重心上,实现由群众上访向干部下访转变,更加注重干部作风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工作方法上,实现由“堵”向“疏”转变,更加注重用合理引导和科学分析的方法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 工作力量上,实现由少数部门负责向齐抓共管转变,更加注重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形成全员、全方位参与社会管理工作的新格局。 完善社会管理制度。一是通畅沟通对话渠道,完善领导接访、干部下访、网络对话等制度,保障群众话有处说、怨有处诉、难有处解、事有处办。二是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完善群众合理诉求反映、矛盾预防调处等长效机制,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三是健全民主决策机制,完善民主参政、民主决策等制度,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加强社会治理队伍。 增强社会治理合力。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切实把问题化解在本属区、解决在基层,不能将矛盾和问题推给上级、推向社会。坚持党政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带案下访和包案处理信访问题等制度,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切实加强领导,按照统一领导、部门协调,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格局,进一步整合资源、明确责任、通力协作,形成社会管理工作的强大合力。
写作思路:从文章的写作目的、中心主旨入手,以使文章中心思想鲜明、深刻地表现出来,正文:
十九大报告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这既是对广大青年的谆谆嘱托,也是对青年一代的殷殷期望。2020年,在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之年,青年干部更要坚定信念,开拓进取,创新发展,助力脱贫攻坚工作圆满完成。
坚定信念,夯实脱贫攻坚之基。打赢脱贫攻坚战,我们要有必胜的决心,要坚定信仰、鼓足干劲、强化担当,以时不我待的精神苦干实干,承担起为群众脱贫致富的重担。
所谓青年心中才有阳光,脚下才更有力量。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与责任担当,青年干部的精神才会富足不“缺钙”,才不会得“软骨病”,从而在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进程中,时刻保持干事创业的激情,调动一切力量扶真贫、真扶贫,为群众解难事、办成事,夯实基础,才能更好的建筑大厦。
开拓进取,筑好脱贫攻坚之厦。脱贫攻坚作为近年来举国上下最受瞩目的重大民生工程,越往后难度越大,越需要青年干部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青年干部是践行脱贫攻坚的重要保障,要在各个岗位上不断历练成才,练就过硬本领,熟悉和掌握精准脱贫方法,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全面发力补齐扶贫短板,把每个措施抓扎实、把每个问题解决彻底,才能突破“中梗阻”,切实打通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将脱贫攻坚的大厦建筑好。
创新发展,装好脱贫攻坚之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创新是发展的引擎,是脱贫的最佳途径。青年干部要主动深入基层,与贫困群众谈心,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把扶贫政策和村情村貌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才能和优势,带头思考;
把改革创新与扶贫结合起来,把扶贫与扶智和扶志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因地制宜的脱贫之路,真正的脱贫之路就是引进淡水扶贫,使扶贫工作有成效,使扶贫不返贫、带领百姓脱贫致富,将脱贫攻坚的成果变的更加美好。
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顺利完成脱贫攻坚工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青年干部定要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踏实肯干,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好每一项脱贫攻坚工作,奋力谱写新时代青年干部的华章。
精准扶贫论文精选三篇
加大投入力度 健全补偿机制
要开创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工作新局面,必须要认真解决广大农民群众
饮水安全问题、集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问题、农村畜禽水产养殖治污问题、化肥农药白色污染的防治问题、水土流失防治问题、农村秸杆综合利用问题、提高农村清洁能源利用率问题,等等。而解决好这些问题,加大投入力度、健全补偿机制,则至关重要。
目前,贫困地区农村环境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遏制,从笔者在农村调研来看,根本原因之一,在于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资金投入严重不足。譬如在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等问题处理中,缺少运行资金、难以保障;建污水处理厂,以现在贫困农村的经济状况来看,收取排污费不现实,运行资金还是要靠政府补助为主。此外,处理生活垃圾和污水,缺少相应的治理设施,也因资金投入明显不足。解决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资金投入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实际出发,首先确立起“政府主导、部门主体、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思路。
坚持政府主导,为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资金保障,这无疑是国家应当考虑的。虽然国家在农村饮水、沼气建设、水土流失防治、林业发展、新农村建设等多方面给予了投入,但与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需求相比仍显得杯水车薪。贫困地区政府财力十分有限,难有较大作为,环境治理投入必须主要靠国家。
首先,要落实好中央有关政策,譬如国家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护林建设、石漠化治理、防沙治沙、湿地保护与恢复、坡耕地综合整治、退牧还草、水生态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在项目和资金安排上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倾斜;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结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创新生态资金使用方式;合理调整贫困地区基本农田保有指标,加大贫困地区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力度。
其次,国家应该统筹考虑,譬如在下达的农业项目资金、交通建设资金及其它专项资金中环境治理资金应占一定比例,强制性推进环境治理;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中的环评经费应留一定比例给当地乡镇政府用于环保项目建设。只有通过国家的环保项目投入、其它项目的环保投入、地方政府投入、群众个人投入的多元投入机制,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环保投入严重不足的现实,才能实现农村环保的综合治理,改善农村环境。
在环境治理投入上,实施生态保护补偿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是调动各方积极性、保护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譬如提高森林覆盖率既可以涵养水源,又可以防止水土流失和防沙治沙,促进降雨、净化空气、维护粮食和水资源安全,减轻洪涝灾害,提供可再生能源,还可以保护动植物的多样性。森林还是陆地上最大的储碳库,最大的吸碳器,也是最长久的固态碳形态,具有调节气候的重要功能。贫困地区由于森林覆盖率较高,每年既为国家做出了重大的生态贡献,又为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国家应该尽早从财政角度设计生态补偿机制并出台相应的生态补偿政策,通过补偿的形式激励长江、黄河上游地区持之以恒地抓好生态建设,有序推进农村环保工作,达到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为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创造宽松的生态环境。
近年来,各有关地区、各有关部门有序推进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总体来看,生态保护补偿的范围仍然偏小、标准偏低,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措施行动的成效。应按照国家有关“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要求,坚持“谁受益、谁补偿”等原则,到“十三五”末,实现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重点领域和禁止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重要区域生态保护补偿全覆盖,补偿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跨地区、跨流域补偿试点示范取得明显进展,多元化补偿机制初步建立,基本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确立新思路 运用新方式
为解决日益突出的农村环境问题,近年来贫困地区相继开展农村环境治理,并取得一定成效和经验,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呈现稳定趋好。但是,随着 脱贫攻坚 的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贫困地区农村环境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不少农村被生活垃圾包围,畜禽养殖造成污水横流,大量使用塑料农药化肥致农业面源污染日趋严重。推进贫困地区环境治理,需要确立新的思路,采取新的方式。
确立新思路。贫困地区村庄特别是自然村落普遍规模较小、面广分散,加上复杂的历史、区域等因素,特别是目前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着力补齐扶贫开发这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既要补齐贫困居民生产生活条件落后的“短板”,又要补齐贫困区域经济发展滞后的“短板”。在此背景下,如何因地制宜开展农村环境治理,最为迫切的是需要确立新思路,运用新方式。这就是要把脱贫攻坚和环境治理结合起来,转变扶贫开发和环境治理方式,实现脱贫攻坚与环境治理的双赢。
两者相结合。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使7亿农村贫困居民摆脱贫困,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但是,全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832个扶贫重点县、片区县,万个贫困村,万个贫困户和5575万个贫困居民。据统计,95%的贫困居民和大多数贫困地区分布在生态环境脆弱、敏感和重点保护的地区。因此,贫困地区农村普遍面临着消除绝对贫困与环境治理保护的双重严峻挑战。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与2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高度重合,四川旺苍等多数扶贫重点县境内都包含禁止开发区域,贫困地区整体上是国家、区域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在功能定位上以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为主要任务。
还要看到,这些地区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滞后、教育资源缺乏、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脱贫难度大,属于扶贫开发工作的硬骨头。只讲消除绝对贫困,不顾环境治理保护,将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只讲环境治理保护,不考虑消除绝对贫困,也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做好环境治理保护扶贫工作,就是要将生态环保理念融入到发展和扶贫工作中,推动贫困地区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环境治理保护与消除绝对贫困的内在统一。这样,既能达到扶贫减贫、促进公平的目标,又有利于保护治理贫困地区农村自然生态、提升当地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运用新方式。一方面,必须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特别要深化精准扶贫,做到对象识别、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扶贫监管精准等“七个精准”,做到发展特色产业、引导劳务输出、实施易地搬迁、结合生态保护、着力加强教育、开展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脱贫的“七个脱贫”。这也就是说,既要做到纵向分层“七个精准”,又要做到横向分类“七个脱贫”,织牢“7+7”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纵横网络。
另方面,必须要清醒认识到“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转变环境治理方式。当前从整体上看,贫困地区总体需求正在从“盼温饱”“求生存”向“盼环保”“求生态”转变,生态环境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青山绿水、宜人景色等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大的财富、最重要的资本。做好环境治理保护工作,就是要突破眼前、短期利益局限,统筹好当前与未来、短期与长远、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努力破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在适度开发、缓解贫困的同时,也为贫困地区留足持续发展的生态资本,走出一条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优化环境的新路子,建立起统筹推进环境治理和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
因而,要大力加强行业扶贫,改善当地人居环境;要进一步细化政策措施,加大环境治理力度;要加强环境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加快解决环境突出问题;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机制、落实责任,切实推进环境治理。
强化法治力度 提供治理保障
从笔者在贫困地区农村调研情况来看,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发展观念和策略层面上的原因、农村特定原因以及环境法治层面上的原因。在农村环境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遏制的诸多原因中,比较突出的是缺少依法有效监管使环保链条断裂在“最后一公里”。依法治理农村环境问题既是根本手段也是必由之路,应从立法、执法和法律监督几方面着力,改善立法不足、执法偏软,管理不善,监督不力的状况,使农村环境问题得以标本兼治。
实施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有效治理,有法可依最为重要的一环。虽然在立法方面作出了不少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譬如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但是,面对日趋严重的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立法问题仍然有待加强。部分环保法律仍属空白,造成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处理难。譬如,在个体养殖污染问题的处理过程中,目前国家对个体养殖、特别是微小型养殖场的管理并未做具体标准要求,法律监管还是空白,面广量大且不属于规模养殖的微小型养殖场普遍存在选址不当、污染严重等问题,导致环境纠纷不断。由于无法落实责任主体,个体养殖污染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总之,法治化是从源头上防止和加强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重要制度保障,要应时而为,顺势而变,及时修订完善农村生态环保有关法规。同时,还应建立健全贫困地区农村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还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要健全执法管理体制,建立起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专门环境治理机构,国家环保总局对全国环保进行统一部署、管理、指挥、协调,各地政府参与辅助本地环境治理机构工作。这样,才能有效地制止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要强化执法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执法水平。目前,贫困地区农村基本上只有县区一级有环保机构,不像公安、工商等部门,几乎在各乡镇都设有办事机构。乡村没有专职的环境监管工作人员,环保日常监管和服务工作断在基层。农村环境治理主要由县级环保部门下属监察机构负责,人手少、执法手段又极为有限,有的县要不是乡镇数量多要不就是地域宽广,不用说日常监管就是全部走一遍,也得跑上十天半月,所以,基层环境污染问题很难监管。因此,特别应充实加强基层环保机构和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同时也要妥善解决好他们的待遇问题,做到赏罚分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环境治理执法人员应由权力至上向法律至上转变,由人治向法治转变,在行政执法中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要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进一步明确每个执法岗位和执法人员的执法任务、权限、标准、程序及违法执法、不作为应承担的责任。完善行政处罚报告和备案制度,制定和完善工作程序和廉政规范,强化执法人员执法资格管理。还要加大处罚力度,以环境法律的规定标准为尺度,尽量考虑规定标准的上限,使违法成本高于违法收益;环境治理要向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相融合的行政刑法方向发展,形成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相结合的机制。
与此同时,还应加大法律监督。近年来,在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中,权力机关的监督和行政机关的监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团体组织的监督主要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出现,而舆论监督程度还很低,作用也很有限。司法监督主要是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在环境监督领域这块基本上是空白。群众的监督主要表现为以环境评价制度等为内容的公众参与,这要求在加强公众宣传的同时,培养一批环境监督员,并给予必要的保障。贫困地区农村环境保护治理的执法监督机制应由两个监督层面组成,即一个方面是上级政府把下级政府关于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开展的好坏作为政绩量化考核的一项依据;二是环保机关形成上下级的垂直监督关系。譬如国家环保总局要从法律和行政上对各级环保机关各部门加大稽查力度。对个别环保机构工作不力或不作为进行严格查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及法律责任。这两种监督制度的实施,既能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的发生,又能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威,保证贫困地区农村环保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
法治是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的关键,但决非农村环境治理的全部,还必须注重环保教育与环保法治相结合、环境制度安排与环境法治相呼应等多方面的配合与协同。
扶贫工作作为党的富民政策的组成部分,作为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深入改革的内容,越来越受到全党的重视和全社会的支持。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要继续抓好扶贫工作。因此,如何搞好扶贫工作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宋家垭村的剖析,找出贫困地区贫困的成因,并提出一些对策。南漳县薛坪镇宋家垭村是一个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14元的贫困村,辖7个村民小组,1 2 5户,586人。 过去这里传着一句顺口溜,是对这个地方的一个真实写照:“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吃粮靠救济,油盐靠鸡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宋家垭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经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l来了,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里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生产力十分低下,农民生活比较贫困。据统计,宋家垭村年人均纯收入19 8 9年只有156元,经过市民政局两年的扶持,1990年为187元,1991年达到了214元,仍比全县年人均纯收入493元的水平低。一、成因浅析调查表明,造成贫困地区长期贫困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其自身内部的原因。从宋家垭村贫困状况的分析结果表明,主要是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因相互交织,共同促成。1、自然资源贫乏。宋家垭村地处山区,位于南漳县西部,平均海拔800多米,耕地面积678亩,人均耕地只有亩。这里资源贫乏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山上没有砍的。这里虽然山场面积大,但是山上到处都是裸露的岩石,没有土层,长不成大树,只有一些灌木生长在石缝之中。二是地下没有挖的。据地质技术人员勘探,这里没有重要的矿藏可挖。三是耕地贫瘠。这里的耕地一部分在山沟里(当地叫冲),大部分分布在半山坡,是用石块垒起来的梯田(当地叫架子田),土层很薄。这种耕地既不保墒,也不保肥,更不保温,粮食产量极低。尽管近年来采用了一些新技术,投入了大量的良种、化肥,地膜,但年亩产粮食一直在700斤左右徘徊。四是水源十分缺乏。宋家垭村无水源,庄稼需水和人畜饮水全凭老天恩泽。近年来我市民政局拿出2万多元帮助村里建了近百口蓄水池,缓解了人畜饮水的矛盾,但对庄稼旱期灌溉却无能为力。若是风调雨顺年成尚好,若是遇到灾害,粮食就会减产或绝收。前几年曾多次在玉米扬花压米的关键时期出现“卡脖子旱”,致使好端端的庄稼大量减产。2、交通运输不便。产品能不能转化成商品,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交通运输。如果交通运输不发达,产品运不出去,永远实现不了它的商品价值。宋家垭村恰恰是在这个环节上存在问题。这里地势高、山多,125户人家分散居住在几十座山坡上和14条沟沟洼洼里,往往是一座山一个洼就是一户人家。通往各家各户的路都是羊肠小道,行走十分不便。1组3户农民住在海拔1200米的高岭寨,那里山高坡陡,道路更难行,全村农民运输全靠肩挑背驮。最远的几户,到村委会交售定购任务粮或买化肥,要用背篓背三、四公里,翻越六、七座山,走两个多小时。冬、春大雪封山后,农民们不能出门,只能呆在家里。由于交通不便利,这里山上生长的柿子、核桃、白果、樱桃、香椿、薪柴等土特产无法运出上市,白白地被烂掉或自己消耗了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信息也很难传播到这里,使这里变成了"世外桃源"。3、商品意识淡薄。贫困地区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品意识淡薄。他们没有经商或从事商品生产的欲望,总是停留在“养猪为过年;养鸡弄几个油盐钱,种田求个肚儿圆”这个旧观念的圈子里,不敢大胆突破。如宋家垭村有这么两个例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一是各家各户每年杀猪以后,不是拿一部分到市场上去销售,变成现金,然后用于生产投入,而是分割成若干块,用松烟熏一熏保管起来,留着自家慢慢吃。宋家垭村每户每年平均熏猪肉200多斤,最多的户有400多斤,使资金不能快速周转,发挥其应有的效益。二是农忙以后,青壮年劳力不是出去找活路,跑生意,搞副业,而是呆在家里享清闲,好端端的劳力和宝贵的时间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4、产业结构单一。 贫困地区农民往往不注意因地制且调整产业结构,传统的种田顾肚子观念很难改变,这是造成其贫困的一条重要内因。据统计,宋家垭村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毛收入)为万元,其中农业收入万元,占;林、牧、副业收入万元,占。集体有一个由市民政局扶持的粮油加工房和一个小商店,个体加工和商店是个空白。桑蚕生产按说是宋家垭村一个占地少、收益大、见效快的经济项目,但在这里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生产,各家各户只是在田边地头,房前屋后栽了少部分桑树。全村今年春、夏、秋三季养蚕才60张,潜力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今年市民政拿出资金4430元,购买了万株桑树苗和320棵速成白果树苗,让村里发展桑园和白果园。开始农民们还不乐意接受,舍不得拿好田,后经工作队员反复宣传,部分农户才算拿出了5分当家田种植桑树和白果树。5、社会化服务程度低。这是造成贫困的一条外部原因。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由过去的集体经营,变为单家独户的分散经营,这就要求有较高程度的社会化服务与之相配套。但目前贫困地区的社会化服务程度较低,不能与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据调查,目前少数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向农民群众征收过多,为农民提供各种服务较少。如宋家垭村每户每年向镇兽医站交5元钱家畜家、禽防疫费,但兽医站却不发防疫药,不打防疫针。农户的家畜、家禽生了病,兽医站从不过问或治疗,即使费力把他们请来,还要交医疗费。一组农民刘高峰家养有一头80多公斤重的肥猪和一头老母猪,由于畜医站未发防疫药,未打防疫针,生病后又无人治疗,结果今年上半年得病后杀了一头,下半年另一头只差三天就要下仔的老母猪又病死了。刘高峰今年仅此一项就损失700多元,他的爱人还大哭了一场。另外,农民急需的化肥、农药、柴油等物资也很难买到,出售粮食、蚕茧不能完全领到现钱,存在打白条现象,农业生产因此受到严重影响。6、文化教育落后。文化教育落后是贫困地区的一个通病,也是造成贫困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者即人起着掌握生产工具、改造劳动对象的重要作用。人的素质优劣,直接影响到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而人的素质的提高,只有依靠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但目前贫困地区文化教育远远落后于城市和富裕的农村。这里农村没有电影、电视看,没有收音机和广播听,书报杂志也很难看到,农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村办小学师资和教学条件也差,一、两个民办教师带七、八十个学生,一、四年级合一个班,二、三年级合一个班,两个老师既带语文,又带算术,其它课程只有砍掉。由于教学条件差,学生升学率极低,大部分只能读个小学。据统计,宋家垭全村586人中,高中毕业钩有14人,初中毕业的有45人,小学文化程度的有180人,文盲、半文盲为216人,占总人口的。村干部的文化结构也极不相称,全村6名干部中有初中文化程度的2名,另4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很难想象,象这样文化教育状况的地区,怎能快速摆脱贫困,走上富裕道路。二、对策展望如何使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道难题。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联结民政、财政、科技、供销等众多部门,并且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企于短期内即达目标。针对上述分析的原因,我们可以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切实加强领导,建立扶贫工作责任制。实践证明,搞好扶贫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进一步体现党的宗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政治大事;是落实党的富民政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具体行动;是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稳定农村局势的实际步骤,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和重要的经济任务。因此,各级党委、政府应切实加强对扶贫工作的组织领导,把扶贫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常抓不懈。具体讲,其一,要成立扶贫工作常设机构,配备素质较高的干部,组织协调扶贫工作,研究、交流扶贫工作方法和经验。其二,建立扶贫工作责任制,坚持采用派驻扶贫工作队和工作组的有效形式;实行对口承包,不脱贫不脱勾,并具体规定一些奖惩办法将责任落实到人。其三,要组织和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支持,帮助扶贫工作。2、制定扶贫规划,确立扶贫目标。要想使贫困地区改变贫困面貌,首先必须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选准主攻方向,制定一个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扶贫规划。规划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总体规划,即通过扶贫应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应达到的总的目标;二是年度规划,即每年所应实观的目标;三是各项具体规划,如人才培养规划,科技兴农规划等。规划必须因地制宜,并且具有可操作性。各地实践证明,凡是制定了一个好的规划的地方,那里的扶贫效果就明显。反之,若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人一套搞法,其结果只会是年年扶年年贫,浪费了人力、财力和物力,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贻害无穷。3、扶本、扶智,增强造血功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其根本原因有两条:一靠政策,二靠科技。长期以来,我们做了大量的扶贫工作,国家拔出了大批救灾、救济款物,并取得了显著效益。但一个值行注意的问题是,在扶贫过程中,由于对人才与技术的开发与扶持不够,其结果是:“救济年年搞,年年不温饱,专靠钱和物,穷根断不了。”这说明光靠输血只能维持生命,只有传授技术,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才能健康成长。扶贫工作必须抓住“扶本扶智”这个根本。扶本扶智就是要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苦干实干精神,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就是要发展教育,输入信息,更新观念,改变人的愚昧状况;就是要向广大贫困户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传授一技之长,发展生产,使他们获得脱贫致富的实际能力。4、分清贫困户类别,因人施扶。我们在调查中发观,虽然一个村是贫困村,但穷衬里也不乏富裕户。为什么在相同的客观条件和外部环境下,却有穷有富呢?这就需要对贫困户进行分类,再分析原因,最后因人施扶。目前农村贫困户按其原因来分,大致有如下十种类型:(1)缺劳力型,(2)缺资金型,(3)缺技术型,(4)缺门路型,(5)经营无方型,(6)痴呆傻弱智型,(7) 孤老(小)型,(8)懒惰型,(9)家大口阔型,(10)天灾人祸(包括疾病)型,等。对这些不同类型的贫困户,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扶持办法。如对缺劳力型户,我们就要发动同村同组农民义务帮工,并减免其义务工,帮助他们发展食用菌,桑蚕、家禽等轻体力、技术型、收益大的生产项目。对懒惰型户,一是要扶志,即帮教立志,使其克服好逸恶劳的恶习。二是制度约束,防止其外出乱跑。三是诚心帮助,解决其具体困难。对天灾人祸和患病致贫型户,政府和集体要及时扶持资金和物资,给予救济,使其增强抗灾自救的能力,尽快恢复生产。5、认真贯彻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人口控制问题是一个关系到贫困地区能否最终脱贫致富的关键问题。在贫困的农村,人口增长速度要尽快控制住。不能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要采取措施,克服近亲生育、人口素质下降的倾向,避免痴呆傻和弱智等新的贫困因素再生。如果贫困地区不把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工作抓好,即使我们的财富和生产能力不断增加,但有相当大一部分被新增人口吃掉,结果仍旧摆脱不了贫困,达不到小康。特别是我们农村基层政府、村民委员会,要把好第一关,坚决执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为控制人口做出积极的努力。6、跳出“以粮为纲”的圈了,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病根。贫困地区要彻底摆脱贫困,普遍面临着调整产业结构的艰巨任务。以选择发展具有当地优势的产业为目的的调整,是扭转贫困地区经济恶怀循环的一大工程。如宋家垭村人平只有亩地,种粮食充其量只能混个肚儿圆。若充分利用当地荒山坡地,大力发展优质烟叶,茶叶、桑蚕、板栗、核桃,白果、杜仲、枣皮等收益大的经济项目,再辅之以其它工付业项目,尽快脱贫致富是不成问题的。7、发挥上级和基层两个积极性,启动内在活力。区域贫困、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制定了许多扶贫的优惠政策,上级每年把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投放到贫困地区。这有它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即从客观上助长了当地政府和农民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因此,扶贫工作必须注意把上级政府扶贫的积极性与当地政府、村民委员会和农民脱贫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结合起来,改变过去那种把扶贫工作单纯看作是上级政府的事,而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和部门处于应付被动地位的状况。当地政府及其部门有责任、有义务向农民及时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等社会化服务,同时应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杜绝乱摊派,减少不合理的收费,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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