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主题论文

从甲午战争至今，东亚经历了以“殖民、战乱、革命”为主的60年和以“和平、冷战、竞争”为主的60年。未来东亚是走向“安全、合作、统合”还是“对抗、冲突、内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前景。东亚战略格局几乎每十年发生一次重大变动。目前安倍晋三内阁的某些做法，与甲午战争前十年及伊藤博文内阁有相似之处。这预示着未来十年日本国家模式转型有脱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使中日矛盾再度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中国需要深入、客观、全面地了解变化中的日本，加强协调，妥善应对。甲午战争120年来的警示与启迪第一，自甲午战争至今的120年来，之所以出现“战争”与“和平”两个甲子，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直接相关。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国家模式必然导致中日战争，甚至海洋国家之间的战争；二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国家模式，则没有造成中日军事冲突。目前，日本国家模式正处在新的转型期，尽管难以轻易复活军国主义，但如果日本以维护本国安全为由，逐步突破战后自我约束而脱离和平发展道路，也会以新的形式威胁中国的安全与主权。第二，东亚大国关系格局之所以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较大的变化，与相关国家发展模式成败引起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有关，同时也取决于各国当权者更迭后的决策偏好。继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安倍晋三内阁再度把中国视为主要军事对手的对外战略，正使中日矛盾第三次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其原因之一是，在二战后建立“反华包围网”方面，50-60年代美国的对华冷战政策、60年代至70年代苏联的“亚太安全体系”均告失败，如今日本的安倍内阁似乎在做第三次尝试。2013年，在东北亚陷入孤立的日本，竭力诱导美国、拉拢东盟各国制衡中国即其表现之一。尽管目前中日矛盾的时代背景及矛盾性质与历史上的有所不同，但未来十年，这种矛盾如何变化将决定东亚战略格局走向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第三，无论国际格局如何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无内乱则外患难至，靠人帮不如靠自强。中国要不断增强硬国力与软国力。在硬国力方面，科技、经济强，国防方能强。在软国力方面要抓一个核心，即提高法治化、科学化的正确决策能力与落实执行能力。中国要切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经济总量曾是日本的三倍以上，但还是遭到日本的入侵。原因就在于中国海空军事力量薄弱，陆军则在军阀混战中自相残杀。因而“中国梦”的实现决不能以GDP所反映的经济规模总量来衡量，而要看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先进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拥有坚实的国防力量，同时要维护好国内社会政治的安稳，防止国际上“八国联军”式的“暴力的多边主义”对中国或中国周边地区的“包围”。第四，与国际格局变化相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需要从时代高度判断。在帝国主义殖民时代，后起的大国往往通过战争重新分割世界，谋求霸权，曾两次引发世界大战，中国均饱受其害。二战后，殖民主义体系不复存在，帝国主义难以通过占领殖民地建立世界霸权，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在加深，因而国际力量多极化与新兴大国崛起不需要依靠战争手段，而可以采取和平方式。战后，日本、德国都曾经历了和平崛起的历程。而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经历这一历程，其国防力量增强绝不意味以武力侵略别国。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符合本国利益与世界潮流，而谋求突破战后宪法自我约束、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则有违世界潮流和日本的根本利益，并可能给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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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甲午战争——日本“百年国运”之豪赌G1001 张诗锦甲午战争，一个中国人人皆知的名词。1894年爆发，伴之以令国人不堪回首的耻辱，再一次用鲜血染红了中国近代史。泱泱大国的中国惨败于东方小邦日本，腐朽的清政府在又一次重击下摇摇欲坠，而日本则在战争赔款下青云直上，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朝贡体系被打破，日强中弱改变了千年以来在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平衡局面。日本赌赢了，它改变了东亚的面貌，甚至世界的面貌，直至当代„„ 一.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的原因 日本人不仅想称霸世界，而且还制定了一整套战略方针。这就是所谓的“大陆政策”。公元1865年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统治，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但是由于日本地域狭小。资源短缺难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日本需要扩展自己的发展空间。中国当时处于清朝末期，政治腐败，军事落后，经济分散。面对西方国家的侵犯只有招架之力。面对日本步步紧逼，清政府并没有认真备战，把大量资源用于兴建颐和园和操办慈喜的生日庆典，其实中日两国关系在此之前就已经极度恶化，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1890-1899年间强占了大清的附属国——琉球王国。对中国来讲，朝鲜是中国的战略屏障，中国绝对不愿意看到在朝鲜出现一个敌对势力。而对日本来讲，朝鲜就像一把匕首插向它的腹部。因此朝鲜一有风吹草动，中日两国全都紧张起来。而在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这成为中日战争的导火索。 列强的态度：面对中日战争，西方国家肯定不会漠不关心，俄罗斯本来把东北和朝鲜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会允许日本插足这一地区事务，但是由于欧洲的形势更为严重，俄罗斯的战略重心在巴尔干半岛，它无暇东顾。对日本的行动只能睁一眼，闭只眼。英国面对俄罗斯的战略压力只能寻求日本的帮助来平衡俄罗斯。对日本的行动表示支持。美国、德国、法国都有某种投机心理，希望在中日战争中有所收获，因此也支持日本发动对中国的战争。 二.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儿肖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三.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的影响 战后日本国内迅速弥漫起一种自大而又鄙视中国的风气。当时日本的各大报刊纷纷主张通过这次战争进一步征服中国,由天皇来统治中国。《时事新报》刊登社论说“日本开战是为了文明开化的进步”,内村鉴三甚至以英语发表论文说“中国是进步的大敌”,这样一来,在日本的一般国民中就产生了“战争有理,蔑视中国”的心理,为日本全面侵略打下了民意基础。就连日本小孩都唱起“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这样轻侮清朝人的歌谣。另据记载,当时许多日本人甚至公然以“豕尾奴”之类的字眼直接辱骂首批清朝留学生,使后者因无法忍受此种侮辱而愤然归国。 还应指出，以上数目尚未将日本通过此次战争从清朝掠夺的财物计算在内。据统计，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所得的赔款及财物，总计约合库平银亿两，折合日币亿元。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其数目是日本实际军费支出的倍，也是日本当时全国年度财政总收入的倍。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日本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5亿1千万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日本国民都觉得无比的富裕！”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清朝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赔款中80%投入了工业建设和购置军备，特别是重工业，三菱集团等均曾受益，日俄战争时日本的战列舰全是在甲午战争后进的货。其他的即全都应用在扩军侵华的准备上；一方面从娃娃抓起，培养了三十年后全面侵略中国的后备军；另一方面用于制造杀人武器的物质基础，使得日本彻底走上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之路。 四.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甲午中日战争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果是中日双方签订了《日中媾和条约》通称《马关条约》，它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是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社会的极其重要的步骤：首先在领土方面，日本割占了中国台湾，是继沙俄之后在中国割占领土最多的国家，迫使台湾和祖国隔离，并且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此后帝国主义各国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其次在赔款方面，巨额的赔款接近于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3倍，远远超过了中国财政的承受能力，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以主权作抵押大借外债，便利了列强通过贷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再次在设厂方面，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满足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战前列强在中国设立工厂还不算“合法”，现在却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先后享有这项新的特权。他们在中国“合法”地经营许多轻工业，利用中国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直接增强了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最后在开放口岸方面，《马关条约》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口岸的通商通航，又使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从江浙到四川全部向帝国主义开放。总之，《马关条约》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但同时促使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中国人民掀起了爱国救亡运动的高潮。 五.中日甲午战争对当今中国的启示 很多人认为甲午海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腐败，但是，科技实力不济同样不可忽视。联系当前中国的许多先进设备仍然需要进口，我们应当引起相应的重视。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世界工厂”，“但真正有多少东西的核心技术是我们自己的？”中国国内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也有一定的认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早已令人耳熟能详。但是，更多的是喊口号，热血沸腾，而日本在科技上的投入已经超过了GDP的3％，中国尚且不到1％。除此以外，在投入程度并不充足，科技水平并不高的情况下，中国科学界的道德建设同样令人担忧。中国科学院近日完成名为《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的咨询报告，抨击中国科学界存在“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盗名欺世”“屈从权力”“学术霸道”“权学交易”“心态浮躁”“科研欺诈”等八宗罪，直指中国科学界“道德沦丧”。 中国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后也逐渐开始全面化，刚开始是经济，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也在逐步开始，而其中加入WTO，参与到整个世界体系中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另一位专家也对本报记者指出，中国应该从1894年被日本击败的现实中吸取教训，身为当时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腐败。而目前官员中存在的一些腐败问题也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政治体制上如何更好地使国家得到发展，无论任何时代都是一个必须不断探讨的命题。他认为“当时造成战争失败的一些原因近年来甚至也有一些苗头，当然程度上没有那么严重”。尽管今非昔比，但是以史为鉴能够让中国发展得更好。众所周知，修建颐和园的款项很多都是从北洋海军的军费中挪用的。据统计，这些钱足够再组建10个北洋海军。一个突出的事例是，撞沉“致远舰”的日舰“吉野号”原来就是中国在诺丁汉船厂定购的，但是由于缺乏经费，才被日本所购买。联系到前段事件的审计风暴，大量的款项被各级政府机关挪用或者截留。当时，北洋海军陷入浴血奋战之际，南洋海军却在一旁看热闹。“这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宏观调控不力，地方割据，各自为战。而中国今年以来在经济过热上的调控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中间也出现了像铁本事件这样的不和谐音符，其他诸如三农问题，拆迁问题仍有不少得不到解决，这其中地方保护主义的因素仍然存在。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要从甲午战争中吸取的教训。” 虽然甲午战争中我们惨败于日本，但日本为准备这场战争而付出的一切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的成败并非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它得益于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时刻警惕以及一只常备不懈的军队。国家的强大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它来源于国家长期的战略筹划和全国若干代人的辛勤努力。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日/本观——从决策者错误知觉角度分析中国甲午战/败的成因摘要：1894年甲午战/争中，“天齤朝上国”的大/清国竟然败在“东夷小国”日/本手下。笔者认为，甲午战前，中国国内自上而下充满一片轻视藐视日/本的风气，在这种情况下，对日的认识产生了严重的错误知觉，而这种错误的认知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走向战/争的失/败。关键词：清政府日/本观；错误知觉；甲午战/败 引 言：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乃至远东近代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齤件，这次战/争不仅对中日两国和两国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使远东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关于甲午战/争失/败原因问题，有研究深度已经深入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的某些深层次原因，即认知层面上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认知这个角度对甲午战/败的成因作一探讨性研究。一、甲午战/争前日/本的变化 日/本位于亚洲东北部，是西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国。其领土同我国大陆最近处仅相隔 400 余海里，同台湾岛更仅相隔 100 多海里，因而被称作我国的“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仅有4000万多的人口，37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因此不管从人口还是国土面积来说，日/本都是一个面积小且资源困乏的小岛国。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成为日/本发展历史上由弱小向强大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的二十年，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进步最快的20年，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逐步成为强大的新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同时，日/本也明确地制定了侵华战略，并把侵\略中国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为此，日/本全力备战，一旦时机成熟就要付诸行动。而此时，面对日/本发展的重大变化以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和决心，当时的清政府是怎样认识的呢？他们是否真正认识到了日/本的变化呢？ 二、 甲午战前清政府的日/本观中国是最早认识日/本的国家，《山海经 •海内北经》中有“南倭北倭属燕”之语，此为中国称日/本为倭的开始。《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段关于日/本的历史记载： “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成书于三世纪的《魏书•倭人传》对日/本列岛作了将近两千字的描述。以后中国官修正史中都专门列有日/本传。在中国古籍中日/本往往被描写成虚无缥缈的仙岛神州，任意涂抹神秘色彩。正史中的日/本传也是因袭陈说，很少有对日/本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也不愿意为此花费力气。到清代中后期，中国对日/本的了解仍然甚少，对于日/本的地理都没有正确认识。福建巡抚徐继畲在自己1848年所编的《瀛环志略》中把日/本说成由对马、长崎、萨摩三岛组成，实际上长崎、萨摩同在九州岛，而对马则是朝鲜海峡的一小岛。魏源名著《海国图志》60卷中也无日/本的记载。1．传统看法：日/本为“蕞尔小国”，挑战中国“不自量力” ，不值得在乎在中国官僚士大夫传统的思想中，国土面积的大小一向被看作国家强大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小瞧日/本的观点在清/朝官僚士大夫中比较流行。他们一直认为日/本国小民贫，完全不可与中国比拟，举不足恃。两江总督刘坤一曾说：“以日/本手掌之地，而又土瘠民贫，如欲与中国为难，多见其不知量矣！” 福建道监察御史臣安维峻在1883年日/本侵/略台湾期间，他曾对日/本有如此评价：“倭夷之在外洋，国小而俗贪。其地，曾不能当中国一二行省之大”。另有御史庞鸿书在奏折中也称：“日/本蕞尔小国，近年以来，诸事张皇，国弩久虚，必不能于倭日久征战。” 工部尚书怀塔布等同样认为：“日/本弹丸，狡焉思启，皇上挟中国人全力取矢，零以加遗，鼯鼠、螳螂自救不暇。” 晚清名臣张之洞指出：“我不能庇累朝臣仆之琉球,复不敢抗蕞尔暴兴之日/本，日/本甚穷,华市一绝,商贾立窘,严修海防静以待之,中国之兵力财力,纵不能胜俄,何至不能御倭哉?相持一年,日/本穷矣。”可见，当时清/朝官僚士大夫们大都形成轻视“蕞尔小国”日/本的观念，这种成见实际上妨碍了他们对日/本的正确认识。 2．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对日看法：日/本“外强中干”，变法“难持久远”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对日/本的变化，国内官僚士大夫们要不然不知道，要不然对此也是一知半解。日/本国力的迅速发展,并未引起清政府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关注。直到1874年，日/本公然派军队侵/略台湾，中国的官僚士大夫们才开始睁眼看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最早评价的是1874年浙江海宁人陈其元所写的《日/本近事记》。他把明治维新看成是一次篡权夺位的改朝换代。 对于明治维新，王韬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一般官僚士大夫们的看法。他认为:日/本“维新以来,崇尚西学,仿效西法,一变其积习,而焕然一新，甚至于改正朔,易服色,几与欧洲诸国无异。盖其意以为非此不足与之抗衡也，然日/本自此财用益绌,帑藏益虚,国债积至巨万,外强中槁,难持久远。”“其实所学西法,亦徒袭皮毛,未得其精,而已嚣然自足矣。”3.甲午战/争前10年：轻日思想根深蒂固 19世纪70年代中国与日/本建交之后，清政府中，驻日和驻朝公使、南北洋大臣、总理衙门、礼部、军机处的官员大都在与日/本交往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日/本的认识。在甲午中日战/争前10年，作为对日主要决策者李鸿章和清/朝其他高层官员虽然已在防日，但他们的轻日思想根深蒂固。早期在防日的同时，对日/本极其轻视。“为我患者，日/本其小小耳”然“以中国之力，拒泰西中国则不足，拒日/本一国则有余”李鸿章虽然看到日/本的严重威胁，但认为“韩虽可虑，有俄在旁，日断不遽生异心，我当一意联络俄国，使俄不侵占韩地，则日必缩手”。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日/本地狭财匮，今虽倔强东海之中，其力量亦断不能多购铁甲也”同治十二年（1873年），李鸿章在《覆孙竹堂观察》函中说“鄙意当时彼即出京，拙不在我，何至起衅，衅既由彼，何至动兵，即使兴兵，有何畏此小国……其遽能强压我国耶？”李鸿章后来也曾经说过“方倭事初起，中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足深忧。”中日战/争爆发之初，西方列强也都普遍认为中国海防力量强于日/本，对最终获胜的希望为“中国七，日/本三”。中国通赫德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败小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初期,国民轻视日/本之心膨胀到极点。国内报刊认为日/本不堪一击的论调铺天盖地。1894年7月20日，在中国城市颇有影响的上海《申报》论道：“日人本短小若侏儒,从无高至四尺以上者,不似华人之身体高大体态昂藏。一经开仗,我华兵以大压小,其不致糜烂者几希,日人其奈之何哉?” 7月28日《申报》再次评论曰:“以我堂堂天齤朝,幅顺之广大,人民之多,财赋之厚,兵卒之精,十倍于尔,尔乃不自量力,轻启兵端是不明乎大小之势矣。”这些评论充分暴露了评论者对日/本变化的一无所知以及陈腐的旧观念。而可悲的是，这种自大轻日的成见在整个中国社会的国民意识中占据绝对主流的地位。三、清政府对日/本的错误知觉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甲午战前清政府对日/本的情况认识不足，又由于认识不足，清政府内部从上而下存在对日轻视、藐视之风。清政府官员对日/本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错误知觉：一是藐视日/本，称日/本是蕞尔小国。在清政府眼中，把国土面积大小当作评价国家强大与否的标准，对日/本有很强的历史成见,日/本历史上就是师从中国，跟在中国后面。这一错误认知表现明显，从官僚士大夫们到清政府高官对日/本基本上都是持如此观念，不管是守旧派的还是后来对日有所了解的，对日/本的评价都是从日/本小国无作为的想法先入为主。二是鄙视日/本明治维新。晚清官僚士大夫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情况，或是一点都不知道，或是一知半解。清政府对日/本明治维新也不大关注，更不用说专门去了解与研究，即使后来有一些游日学者以及后来清政府派到日/本的考察团对日/本明治维新情况有所介绍，这些介绍也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巨大变化。清政府对日/本的看法已形成一个定势，虽然看到日/本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但是认识上没有根据日/本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从而导致认识僵化。三是看轻日/本意图，认为日/本不敢发动侵华战/争。当时清政府内都有日/本潜在威胁的认识，但是因为局限于对日/本的轻视态度，所以当时陷入了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知道对方有这个野心，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对方不具有这个实力和决心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他们的决策也就出现了很大的矛盾性，即一方面对日/本有防范措施，在日/本侵/略台湾之后的大兴海军，各地加强防备；但是另一方面没有真正重视防御日/本，更没有全力以赴的去做好抵御日/本的物质上准备，导致海军军费挪用，不再购买新舰的事齤件的发生。四是小看日/本国力和军力，过高估计本国的国力和军事海军力量，未能对双方军事力量有一个正确的、确切的认识。七八十年代清政府自以为中国海军和陆军力量足够强大，日/本不是中国的对手。正是由于清政府从上到下这种轻视日/本之风的存在，战前清政府没有做好完善的准备来加强国防；战/争前夕没有紧急筹措兵力全力作战，一心借助调停；而到了战/争后期，局势一再恶化的情况下，仍然自欺欺人认为可以扭转战局；这一系列的行为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败。结语： 甲午战/争前的三十年，是日/本国力发生变化侵/略战略开始制定的三十年，但是清政府大部分人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的变化，仍然用蔑视的眼光看待日/本的国力、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侵/略备战，最终导致了没有积极对日防范。清政府对日/本认识不足导致对日/本的轻视和多方面的错误认知，进而导致对日预防不足和决策的失误，是战/争失/败的认知方面的原因。参考文献：[1]中国史学会主编 邵循正等 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日战/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2]《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台）文海出版社 , 1966年影印本[3]戚其章主编 ,山东省历史学会编 .《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济南 ： 齐鲁书社，1986年版[4]戚其章 王如绘主编, 《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