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李鸿章的论文研究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借用毛泽东对李鸿章的评价〝舟大水浅〞意思是〝志大才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借用左宗棠对李鸿章的评价〝误尽苍生〞意思是〝祸国殃民〞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列举两大事件：中法越南条约，中法大战，清兵在余州大捷，收复10余州县。然后镇南关大捷， 先后收复广威府、黄岗屯、鹤江等地。此后，一路势如破竹，乘胜追击法军，攻克文渊城，直逼谅山，终获谅山大捷。南洋水师也告捷，2艘法国军舰遭重创回去修理，2艘鱼雷艇被击伤搁浅。法国舰队无计可施，每日在港外游弋，不敢内侵。台湾对法军也有基隆和淡水捷报，法军损失三分之一兵力。此刻法军怕了，法国游行四起，政府内部也群起斥责内阁总理茹费理的远东政策，迫使内阁要求停战和谈。李鸿章同意了，最后居然签了法国最初的条件，不平等条约。而站在左宗棠一边，对法军英勇抗战的将领也对李鸿章主和不服。李鸿章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兵备道刘敖，将他们充军流放。而左宗棠突然死亡。 因李鸿章签了〝中法越南条约〞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法国又得到很多权益，法国有中法越南边界越境特权，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法国长驱直入云南﹑广西和广州湾（今湛江市）﹐无须交战，并使之与越南一度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李鸿章签了〝中法越南条约〞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它隐藏着非常大的利益交换，变相割地，因为西方惯用的回扣贿赂，就是你给越多利益，从利益里回扣越多的钱给你，李鸿章卖国怎么可能不大手笔。主和派会演变成仇杀程度，可见除了枱底贿赂利益，别无其他解释。以李鸿章的才智想不到后果？如果，万分之一的机会，他真是蠢才治国，那他只能是滔天大罪和大罪之分。假洋务实贪污和卖国：1871年-最早入侵中国的电报通信是英国、俄罗斯、丹麦，密秘铺设从香港至上海、日本长崎水线，全长2237海里。秘密从海上将海缆铺入扬子江、黄浦江设到上海市内陆。中国所有商业和政府的高层秘密都在英国，俄罗斯、丹麦、以及后来强大的日本掌控之中。中国人从法国得到电报机的知识，于1873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报机，1875年在福建船政学堂附设了电报学堂，培训电报技术人员。这是中国第一所电报学堂有全面成熟的电讯技术。并先在福州铺设后又在台湾铺设。电报是自己研发的，有自己的电码术语和技术，不易被截获。呈报给清政府，李鸿章出面拒绝采纳，然后于1881年利用中堂（宰相）之权行贪腐之私，派手下盛宣怀建立国办电报业，钱去了盛宣怀就是去了李鸿章口袋里。表面是国办电报业，实是跟丹麦勾结，国内通讯不设防，没有自己的电报机和技术，全部仰赖西方技术，令中国电讯业倒退几十年。洋务的目的就是有自己的科技，自己掌控，李鸿章倒行逆施，中国那能不弱不穷。李鸿章甲午战争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管海陆军，任用手下非船政大学毕业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总司令），理由陆军比海军勇猛，必须由陆军之人带领海军，其私心之重，可谓司马之心路人皆知。因为丁汝昌的原因，北洋水师成了李鸿章的私家军。丁汝昌不但没有基本海战常识，还把陆军的歪风带到海军，舰队在平时训练中弄虚作假，水手纪律松懈。舰艇机器维护极差，煤炭用的是劣等货，船速减了三分之一，钱到那里去了？军火采购也存在严重问题，李鸿章亲戚包办军火采购，炮弹质量问题很大，根本就不能用来发炮。在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前严重错判局势。看看北洋陆军豪无气节，未打争先恐后逃亡，致使北洋海军腹背受敌全军覆没，北洋陆军跟北洋海军比，有天壤之别，不说就知道谁之错。 问题是，李鸿章成立北洋水师处心积虑，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私家军，那算什么功劳？那只能算掠夺他人之功，那懂得珍惜水师成立之不易，没有亲身经历，那知道培养水师人才之辛酸。北洋水师一步到位，班底全部来自福州船政，除了水师提督（总司令）丁汝昌之外，他本身海军知识和管理一片空白。国内舰船也是来自福州船政造船厂，李鸿章不过是借用左宗棠和沈葆桢的功劳，来标榜自己洋务的成就而已。不要忘了，福州船政创立人是左宗棠，经营人是沈葆桢。李鸿章本身没有知耻近乎勇的隐忍，没有与时俱进的触角，更没有为宰相的胸襟，显而易见是，争权夺利，诿过于人，粉饰洋务，粉饰贪赃，这些才是李鸿章的真能力。否则北洋水师怎么可能全军覆没。除了私心之外，中国随便任何一位庸碌之才也不可能让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是有才，因其私心过重成了低劣之才，连庸碌之才也不配。清朝时，李鸿章签订了30多个不平等条约，之前有没有收回扣？（回扣是西方惯用的贿赂手法，暗中从多得条约利益里，回扣给代表签约之人让他让利），尤其是不平等条约《中法越南条约》，中国之南在越南，南山不倒天朝不亡，割一地而牵全国，越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越南人的意志是以中国的意志为根本。这么容易就割了？并且附带变相割地，云南和广西。但李鸿章的巨额财富说不清，道不明。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所有西方都要指明李鸿章谈判签约。《马关条约》事件：礼部侍郎上奏了一份供词。李鸿章曾经串通日本间谍，因此事干系太大，军机处看礼部侍郎上奏了一份供词奏折后，没敢呈给光绪皇帝，李鸿章侥幸逃过刑罚。但无风不起浪，因此联想到，李鸿章遭遇日本人枪击，枪手手按轿夫肩上，近距离射击，子弹入观骨下非致命点，只开一枪，枪威力偏小。这情节跟台湾总统陈水扁非常像，用苦肉计转移视听，尺度刚好不致命。然后日本媒体配合减白银一亿两，天衣无缝。因此李鸿章再次坐稳宰相之位。李鸿章当时绝对有必要演这一出戏。日本减少赔款的原因不过是世界列强干涉而已，《马关条约》签订仅仅六天后的4月23日，俄罗斯、德国和法国联手，就为了自身利益不受侵犯，迫使日本把辽东还给清政府。日本减少一亿两是急着签约，三国介入有可能拿不到钱。在谈判期间俄国一直通过外交干涉，甚至于不惜一战。李鸿章为什么不为中国争取？因此也可以理解为，李鸿章为日本争取了两亿银两索赔。后来跟俄国签1896年《中俄密约》时，沙皇以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是解封俄国资料得来的。

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在列强眼中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面庞慈祥，双眼明亮，闪烁睿智，包含幽默。他从不向人提要求，但总能获得满足。他很轻松地与人交谈，不会使人紧张……对妇女礼貌，喜爱儿童。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 G.亚历山大————后鸦片贸易为英国国会议案所禁止。李鸿章也得到同时代优秀人物的认可，比如（在义和团之乱时）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出面与诸大臣商议对策。北京不保，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中央政权面临崩溃，国家将陷入彻底无序的混乱。为免出现这种情况，群臣合议，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的代表。此外，中国的电报业也是由这批学生开拓的。李鸿章积极学习新鲜事物，一次问一个留洋生什么是“抛物线”，小伙子解释了半天，李仍一头雾水。小伙子急了：“撒尿就是抛物线！”李恍然大悟。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 。”而且这个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李鸿章在世人眼里是“卖国贼”，可是每个人都有过，亦有功，他为了清王朝，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专门为清王朝制造军事用品。在70年代时，他还为清王朝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物局，有为清王朝创造民用工业。他为清王朝做的这些事，谁能否认？ 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时，他还深深的自责过，在无人签订这个丧国辱权的条约时，慈禧太后却派他去签订，这也不是他心甘情愿的，而是慈禧太后指使的，在他签订条约时，他还当场吐血，可曾有过人知道他的痛，他的苦，他也不能违抗命令，宁愿背上“卖国贼”的骂名也要去签订，他也是爱国的，我们不能只看他的过，不看他的功！

为了50分写3000字多累啊，不过这个题目感觉好和谐，从甲午看，除了骂李鸿章骂慈禧骂清朝骂封建还能写什么，客观看李鸿章倒是有不少好写的

李鸿章一生可谓阅尽沧桑，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他睁眼看世界,师夷图自强，身担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之重任，到死却只能发出“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的哀叹，诚可悲哉！ 北洋水师是他主导建立的一支近代海军，船坚炮利，总吨位号称世界第八，亚洲第一。却在甲午海战中，一败于丰岛，再败于黄海,三败于威海，以致全军覆没。个中缘由，深堪究诘。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以农业为基础，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意思形态的农耕文明，从根本上缺乏征服冒险探寻未知的精神。农耕文明讲求的是聚族而居，精耕细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切都非常有规律。对一切活动的结果也可以预知，"种瓜的瓜,种豆得豆"正反映了这一点。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仁义""中庸"，这造就了中华文明内敛性和非竞争性的集体人格与文化心理。面对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海洋产生的海洋文明，习惯于乘风破浪探寻未知的彼岸，这使得他们对海洋有一种先天的亲和力。长期的航海冒险开辟了新航线，发现了新大陆，获的了巨额商业利益，同时也催生了保护贸易利益的海军。这样就形成了以海军保护海外贸易，以贸易利益发展海军的良性循环机制，海外贸易和海军都得了长足的发展。反观之中国，虽然也有绵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领海，但以小自耕农为国家的主体，大部分的生产生活用品都能自给自足，人民也以"七十者可以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种低水准的平等生活感到满足，别无它求，自然无大规模交换贸易之需要。帝国统治者更自认为“天朝抚有四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郑和的七下西洋主要目的是"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并且这种大规模的远航为官府所垄断，民间几乎是寸板不得下海。这种行为没有制度化，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没有内在的经济利益要求，跟皇帝的治国理想及执政风格有很大的关系，故明宣宗以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地进行过了。这就使我们帝国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对海洋的认识从理论到实践都非常陌生，遑论海军的建设和制海权的重视。在世界尚未连成一片，海洋时代尚未到来时，在农耕文明尚未与海洋文明发生冲突时，我们依然可以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但当两种文明以武力的方式争雄于海上时，中国必将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士大夫开始认识到没有一支强大而有效的海军，中国便不可能自保，更不能对付“泰西”海上大国。创建近代海军成为中国努力“师夷长技”的一项迫切而坚巨的任务。李鸿章在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后，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为强敌所环伺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强敌”。尤其是在1874年，日本这个中国人在平日里都不怎麽提及的岛国在一翻革新买几艘军舰之后，便胆敢侵犯台湾，更使他及清政府的一些官员更清楚地认识到了海军的重要性及急迫性。西方国家虽然侵略成性，但距中国尚远，而日本近在肘腋，“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清政府在一场持续大半年的“海防大讨论”后，决定南北洋并举，任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沈葆桢为南洋大臣，每年拨给400万两经费筹建南北洋两支水师。 19世纪是一个海洋时代， 美国历史学家、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马汉（1840－1914）。于1890年出版了《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提出了“海洋中心”说。中心思想是商船队是海上军事力量的基础；海上力量决定国家力量，谁能有效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要控制海洋，就要有强大的海军和足够的海军基地，以确保对世界重要战略海道的控制；海军威力＝力量＋位置，海军必须以“集中”为战略法则，同时要重视“海上交通线”、“中央位置”和“内线”；海军必须积极出击，不能消极防御。这从理论上为各国扩充海军争夺海上霸权提供了依据。 甲午中日战争的暴发表面上是为了争夺朝鲜，但实际上更是为了争夺黄海的制海权。中日之间为隔海作战，必先由舰队决战于海上以争得制海权，此时的陆战退居次要地位。如无海军提供运兵后勤之支援，在陆地作战势必更加困难。是故谁能掌握黄海的制海权，谁即能取争夺朝鲜的胜利。如西方评论者之所言，两国交战，“必其先能主海，而后运兵保民，惟所欲之，无不如志；且使败于陆路，仍可登舟而返。而不第此也。东海往来，一帆风顺，日卒之犯中国，华师之保朝鲜，举不啻朝发而夕至，海权之所关系，尤为重大。” 然甲午海战，北洋水师一败再败，曷其所以然也?试论之如下： 一 清政府 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的过程中，八旗军和绿营军畏敌如虎，不堪一击，毫无战斗力可言。湘军与淮军趁势而起，戡定大乱，再造中兴。曾国藩李鸿章因之而成国之柱石中兴名将，黄褂红顶位极人臣，然而湘淮二军毕竟是清政府体制之外的私人武装，对清政府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清政府对之猜忌甚深。曾国藩深谙为臣之道，在克复金陵后，裁撤湘军自减羽翼以让朝庭安心，自己也能持盈保泰善始善终。淮军得以保留一方面是因为战事未息尚需用兵且李鸿章此时威望尚低易于掌控；另一方面是李左有隙，清政府大力扶持左宗堂的楚军对抗淮军，并且湘淮两军也渐露矛盾。但清政府对李鸿章及淮军始终抱有戒心,从根本上防止它发展壮大。 建设近代化海军，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清政府维护其统治的需要。但二十年中，北洋海防经费从未解足份额过，每年实际收入仅100万两左右。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制定北洋舰队正式成军后，拨给海军经费更少，北洋舰队没有再购入一艘新式军舰，部分应更新的火炮等亦未进行。其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的战略眼光狭隘，发展海军目的仅限于自保，看不到近代海防科技的发展日新月移，人力物力投入力度远远不够；以小农经济基础的封建国家，生产力水平落后，财政收入十分有限，鸦片战争以后，各种赔款接连不断无异于雪上加霜，只得靠各种捐厘税金来维持一支近代化海军，这已是十分困难而海军经费还被大量挪用；但担心李鸿章挟北洋以自重难以驾驭也是重要因素。同时南北洋并举而不让李鸿章总办，也不难看出清政府以南洋制衡北洋的意图. 二 李鸿章及清政府官员 李鸿章虽然是"洋务运动"的领，倡导并身体力行"师夷长技以自强"，但从本质上讲他还是封建帝国的官员而且是一位精于权谋算计的官员，他所做的一切的最终目的是为获到更高官位，攫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他把淮军和北洋水师当作自己的政治资本，为了壮大北洋水师可谓"机关算尽"。他大量挪用南洋水师的经费及招商局的官款榨取地方财政等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加深了与湘系集团和同僚之间的重重矛盾，影响南北洋不能和衷共济。 作为军功起家洋务崛起的李鸿章与同辈官员比起来，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见识，知道洋枪洋炮的威力，了解西洋科技的伟大。但他同时也是"四书五经"培养出来的传统知识分子，没有经过近代的高等政治军事教育尤其没有接受系统的海战知识的教育’没有亲身经历大规模的近代海战，缺乏战略眼光，对制海权更是闻所未闻。在海防上李鸿章奉行守口主义主张以陆守为主，他对后来崛起的德国十分注意，对普鲁士人布哈里所著的《防海新论》更是青睐有加。对该书提出两国交兵，往堵敌国海口，封锁敌国海岸，不容敌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如沿海数千里敌船处处可到，若处处设防，以全力散布于甚大之地面，兵分力单，一处受创，全局失势，故必聚积精锐，止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的理论深以为然。死守海口，消极应敌，将“活”的舰船变成了“死”的炮台。丰岛海战后，李鸿章派北洋舰队出海巡弋，又提出了“制敌保船”的基本方针，他的所谓“制敌”，仍寄希望于“作猛虎在山之势”的威慑；这不过是虚张声势以吓敌罢了。对于对中国海军情况了如指掌的日本来说，当然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甲午海战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19世纪八十年代，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名曰"清流派"的政治派别，它主要由一部分不掌实权的言官和一些素有才名的翰林学子组成，同治皇帝的老师大学士李鸿藻与父子两代同为帝师的翁同龢是其领袖。他们敢于上书言事，评议时政,要求改革弊政，在沙俄觊觎中国西北，日本侵略朝鲜、琉球以及法国侵略越南等问题上，都提出强硬主张，反对妥协。但他们多放空言殊少务实，正由于他们不涉实务没有过失，无可指责，所以能够把自已打扮成天道人心的代表，抢占道德的制高点，把当日技术与法制不能解决的问题泛道德化，不同的政治主张被解释成道德上的至善与极恶，动辄口诛笔伐不遗余力。清政府对其暗中放任，间或利用其奏章博取广开言路的名声，达到抑制"洋务派"平衡各方政治力量的目的。海军发展未能中央化,而系责成沿海督抚独自办理,是清政府近代海军尤其是北洋水师发展的一个致命伤.这使得有人以"则是水师者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也"为借口阻挠北洋水师的发展.户部尚书翁同龢也常对于海军经费加以挑剔，不肯与之合作.且北洋水师与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水师属于平级单位互不隶属,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无权调动另外三支水师,这就埋下了战时互不相救的隐患.虽然中央成立了海军衙门,名义上全国的海军事务辖于中央，实则仍是各地区的督抚负责.且在中央成立是这个号称为“新内务府”的海军衙门，非但对于海军毫无建树，反而使本来困难重重的海军发展更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 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中各地督抚权力日增,已有尾大不掉之势，再加以地方主义的思想太重，各怀畛域之见，此疆彼界，而难以同舟共济。湘淮二系之间，更是时有摩擦。远在海防与塞防之争时，湘系领袖左宗棠即与鸿章的意见不合，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另一湘军领袖刘坤一，也是李鸿章的反对者，不论在两广总督或两江总督任内，都不肯与之合作。甲午战争时，还有人认为只是李鸿章一人,北洋水师一军,直隶一省与日本作战，与南方的海军并不相干。致威海告急，而南洋舰队却坐视不救， 三 海军官兵 作为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并没有受到过近代军事教育，更无统率近代化舰队决战海上的实战经验.他曾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后来转投淮军，率领骑兵英勇作战，当太平天国败亡时，他已升总兵，相当于一支骑兵师的师长。陕甘总督左宗棠指挥西征收复新疆的战事，因素知丁汝昌作战英勇，奏请发往甘肃差遣。此时丁汝昌因赋闲在家无事可做,便来投奔李鸿章谋求官职,李鸿章不愿丁汝昌西行，便以丁汝昌“伤病复发”为由，把他留在天津。他能当上北洋水师提督北洋主要靠的不是他的才能,而是他的性格内向处事温和没有野心和对李鸿章惟命是从,以及他和李鸿章的同乡关系.李鸿章任命丁汝昌为北洋水师提督目的是要将北洋水师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成为名副其实的"李家军". 北洋海军左翼总兵兼带“镇远”舰的林泰曾是福建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并入英国高士堡海军军官学校深造，而后上英国地中海舰队“孛来克柏林"号铁甲舰实习，后有改上“潘尼洛布”、“阿其力及“威灵顿等舰实习. 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以第一名成绩成为福州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1876年，被派赴英国学习海军，三年，上英国地中海舰队旗舰“马那杜”号实习，担任见习大副。次年，因病自塞浦路斯离舰返回巴黎休养，四年痊愈，重返地中海舰队实习，上“拉里号”。 北洋水师除丁汝昌以外的中高层将领大都受过近代军事教育并出洋留过学且在世界一流的舰队里实习过,但他们在当时应该是清政府里一群奇特的将军,他们靠的是学习或别的事情而不是靠军功得以身居要津.李鸿章注重对他们军事素理论素质的培养而忽略了实战经验以及政治素质的培养,下层官兵就更不用提了. 在清王朝的这个大染缸里,缺乏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严格纪律约束的北洋水师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透过它那钢筋铁骨散发着腐烂的气息. 丁汝昌在刘公岛上盖起商铺用以出租获利,各船管带平时把经费用在个人前途的“经营”和享乐，把舰船保养备战的钱挪作他用。 海军官兵更是大肆参与走私.平日里演练更是流于形式,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先量好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百发百中。还有一个细结值得注意,丁汝昌刘步蟾最后是以吞食鸦片的方式自杀的,这说明了什么?他们早已是"瘾君子"了. 当东乡平八郎参观北洋水师时,他用戴着的百手套抚摩了一下中国军舰肮脏的栏杆,然后看到了炮管杂乱晾晒的衣服.回国后他说,如果我们和这支军队发生战争,我们必将胜利.这个故事的真伪,已经不显得重要,这是两支不对等的军队的战争.他们的云壤之别精神状态.已决定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 丰岛海战时，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不宣而战，“济远”开始还击。双方炮战1小时20分钟，方伯谦见敌我力量悬殊，下令转舵向西北方向逃遁，日舰“吉野”从后追来，方伯谦下令挂白旗，后又令加挂日本海军旗。“吉野”依然紧追不舍，“济远”水手王国成等自发使用150mm尾炮，向“吉野”连发4炮，命中3炮，"吉野"顿时火起，船头低俯，不敢前进，“济远”得以逃离战场。回威海后，方伯谦捏报“鏖战四点钟之久”，并“击死倭提督”。 黄海战争一开始，刘步蟾命令士兵在有效射距外慌忙开炮，首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而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和英员泰莱皆从桥上摔下，严重受伤。而战前丁汝昌犯了一看似无关宏旨实则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没有指定在水师提督负伤"旗舰"被击坏的情况下,由哪位将领哪支舰船继续指挥.所以海战一开始北洋舰队就处于群龙无首各自为阵的状态,这就是哪里是平日严阵以待、训练有素的舰队？战场厮杀时,激战中落伍的日舰“比睿号”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我定远舰在相距四百米距离上发射鱼雷，未中。“致远”沉没，，济远管带方伯谦惊恐万状，连忙挂起“本舰重伤”的信旗驶出阵外。济远舰在逃跑时慌乱中又撞到了正在搁浅中的扬威号，扬威舰被撞得裂开了一个大洞，不久便在黄海沉没。扬威管带林履中悲愤交加，跳海身亡。“广甲”见舰“济远”逃，也随之逃跑。日本先锋队四舰转而围攻“经远”，将“经远”划出阵外，中炮沉没。

写作思路：根据题目要求，多方面写出对李鸿章的看法。

作为清末重臣，中兴元老，中国工业革命当之无愧的先驱——李鸿章。甲午战争后，穷兵黩武的明治维新成了文明的代表，而你推动的以民生为本的洋务运动反而被国人贬为“维护腐朽制度的尝试”，不知道那时你的心情如何。

封建王朝日趋末落，中国早已脱离世界发展的轨道，独自做着离心运动。多少灵魂在无奈中麻木，而你号召先进的知识分子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面对动荡不堪的政局，你完全可以逃之夭夭，亦或以死明志，得一精忠爱国的芳名，但你没有，是说你太天真还是太蠢，偏偏要在兵荒马乱的时局中“逞强”。

也许你知道，死亡对于一个落后的民族而言无济于事，拨开民族的阴霾才是重要之事。于是你操练海军，创建北洋舰队，用微弱的力量与外敌抗争，开启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上天并不怜悯你，甲午战争成了你的滑铁卢，让你声音狼藉。不久后，朝廷需要你了，任你为“议和全权大使”，赴日商定协议。

难道你不知道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会让你成为百姓的“公敌”吗？你的付出最终换来的是满天唾沫，声声刺耳的“卖国贼”、“亡国奴”将你骂得无处遁形。其实当时的晚清如同一间“破屋”，而你就是那裱糊匠，东补西贴，既不能将破屋推倒重建，也不能将其修好，最后那残局还是需要你来收拾。问问历史，过客匆匆，多少人懂你？

梁启超评价你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之遇……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美国总统格兰特称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我不了解你的过去，不敢随意评价你，但我知道议和主意起于慈禧，割地赔款也经朝廷同意……最后你却要承担如此深重的责任。

真的，太多的无奈让你成为众矢之的，太多的伤痕让你体无完肤，拨开历史的迷雾，依旧可见你铮铮的爱国忠魂。是功是过？是对是错？或褒或贬？或悲或喜？这一切早已化作缕缕青烟，可历史的那片星空却因你变得纠结、美丽。

李鸿章无论他如何迫不得已，如何耿耿孤忠，他执行的就是慈僖的卖国政策，他签定的就是出卖民族利益国家主权的卖国条约。 他的洋务运动，他的等等其他捍卫主子的忠诚。功是功，但卖国的罪也是不容质疑的。 有人说：站在什么什么立场上，李鸿章如何如何。站在什么立场？评价李鸿章是为了教育后人，只能站在民族的立场上。除非要教育我们后人继续效忠大清，可以站在其他什么什么立场上。 所以我的结论是：李鸿章是卖国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