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与人生为主题的论文

人生是一顿饭，文学是胡椒面儿。要想吃得有滋有味儿，调料是很重要的，但却并非必不可少的。

论对《 红楼梦》 的阐释 “英雄所见略同”的说法不能说不精辟至极，即使以此来评说近二百年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况且已经有人以此比附过《红楼梦》 与《 战争与和平》 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产物① 。当然，这是有前提的：首先，评说者非“英雄”莫属；其次面对同一个对象而评说。唯其如此，才会 “所见略同”。“略同”也只是说大略相同而已。 其实，对《 红楼梦》的批评和阐择，更普遍的情况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回顾自《红楼梦》 产生以来的红学批评史，红学家们都力图进人《 红楼梦》 ，进人曹雪芹的创作天地。力图获得对曹氏与《红楼梦》 一个大略相同的认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然而所获只是各种看法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不但没有求得“略同”，反而大有众说纷呈的态势。 评点派着眼于小说文本现象的具体阐释与评价，这是“见木不见林”的阐释；而索隐派则文着重于小说文本之外的考释与索隐，这是比附、牵强的阐释。这正如茅盾先生评价王梦阮、沈瓶庵和《红楼梦索隐》时所说：他们的索隐“广征博引，而穿凿附会，愈出愈奇”, “不能自圆其说”。此后的新红学家又着重于作者的考释，联系到《 红楼梦》 的故事，推而衍之，故而又出《 红楼梦》 乃作者自传一说。当然，这样的阐释自有其科学客观的一面，然而，僵化地、固执地以为小说即作者，就又难免偏颇。上述的批评家虽有进人《红楼梦》 的愿望，但是取径失法，显然也无由进人《 红楼梦》 。现当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家阐释《 红楼梦》 ，比较地科学了一些，客观了一些，然而也是各执己见，各有千秋。 当代文学评论家都乐于向作者—— 当然作者必须还活在人世——打探作品的意旨，让作者表态、定案。曾经就有人致函钱钟书先生，想打听本人对《 围城》题旨的看法，以便澄清是非。结果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主张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不该插嘴。”这不仅是钱先生明智明理的回答，而且是他对文学作品一旦产生便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的科学阐释。假如《红楼梦》分的作者还在人世的话，他也会赞成钱先生的说法的。具体到《 红楼梦》 的创作、阅读和批评中来说，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红楼梦》 是作者在自己的特定时空环境中的创造，阅读和批评则是阅读者与批评者特定的情境，或者说是其“个人天地”中的事。显然，这二者是未可同日而语的两码事。 海德格尔论“解释”时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以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② 很显然，海德格尔强调的是“解释”者个人的“先行”条件的存在，亦即“解释”者领会能力、解释能力及其“先见”、“先知”等等条件。解释有待解释的东西，是因为有待解释的东西已经处在解释者的领会之中。换言之，要阅读过《红楼梦》 才谈得解释《 红楼梦》 ，而解释凭借的是阅读时的“领会”。具体到某一个阅读者，对《 红楼梦》 的解释自然也只能建立在一个阅读者的领会程度的基础上，而这当然也只能是这一个阅读者个人的解释了。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比如红学家读《红楼梦》 ，《 红楼梦》 就在红学家的领悟中展开；一般读者阅读《 红楼梦》 ，《 红楼梦》 就在他们的领悟中得到解释。这恐怕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言：看人生是因作者不同，看人生又因 读者不同；一本《 红楼梦》 ，“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 ，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 ”，③ 如果再区别各个阅读者各不相同的“个人夭地”及其所在的时空背景，那情况会更复杂。五、六十年代的红学家着眼于《红楼梦》 的社会的、思想的意义，是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政治环境。近十年的红学家又注重于《 红楼梦》 的艺术的、更深层次的哲学的意义阐释，也是因为近十年的政治的、文化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红楼梦》 的阅读、阐释与批评，始终是个人的、历史的。 以此，我们可以对《 红楼梦》 的阐释作一些这样的归纳：一、对《 红楼梦》 的种种阐释，其实质都在表明各种不同的阅读、批评及作品之间的相关性或即 “关系’；二、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是有前提的，这就是说，阐释开非一种独特的无制约的立场，它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三、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不是“看”，不是“旁观”，而是把主观投人于其中的理解性阅读，是对并不十分了然于“目”的本文的释读；四、对《红楼梦》 的理解，归根结底是阅读者的自我理解― 我们不仅读《 红楼梦》 ，《 红楼梦》 也在读我们。以笔者而言，《 红楼梦》 就读出了笔者本人的治学能力。换句话说，就是阅读者把自己对《红楼梦》 的领悟给予了《 红楼梦》 ，阅读者也从阅读《 红楼梦》 中提高了自己的领悟力。 总之，对《 红楼梦》 的阐释构成了阐释者与《 红楼梦》 的双向交流。交流的结果则是：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愈来愈深人，阐释者也在阐释的过程中深人自己。这就是文学阐释学所认为的，我们在“本文语境”中，本文在我们的“阐释语境”中。《红楼梦》 的批评者力图同《 红楼梦》 及潜隐的作者对话，但是终不能、也不可能独立于《 红楼梦》 之外对《 红楼梦》 作出纯粹客观、绝对精确的界定。 说到这里，联想到近年来文学批评的理沦与实践中时兴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批评，非得以所谓的“科学化”、“精确性”来划一文学作品，来划一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与批评，显然有悖于文学的特性。因为文学是人学的经典命题，己经规定了文学自在的性质，所以，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与批评也就不能不是自由的。以此作为阐释《红楼梦》 的出发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如下事实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一）对《 红楼梦》 的阐释批评只能是“百家争呜”，在具体问题上的探索和研究，也只能求大同存小异，完全的精确的绝对一致的看法是永远不存在的；（二）伴随着阅读者“先在”领悟的变化，伴随看阅读者“个人天地”的差异，对《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也是永无止境的，这也是“红学之树常青”的根木原因所在。（二）即使是阅读者处于同一时空环境、文化背景之中（即使把同一“时代精神”，同一“池城影响”等等都归属其中）对《红楼梦》 的阐释仍然会存在着“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的阐释结果① 况且，《 红楼梦》 又非一般的交学作品，对其阐释也自然并非易事。仅以其文本的表述语言而论，要获得比较一致的理解就相当困难。红学史上诸多批评家打了上百年笔墨官司也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多是在其语言的丰富而旨深意远的语义阐释上。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而语言则是一种人为规定的符号（见索绪尔《普遍语言学教程》 ）。用语言符号编码，是作家的写作；用语言符号解码，是读者的阅读。语言符号编码而成的“本文”，是读者与作者的中介，也是我们理解作品与阅读关系的关键。而《红楼梦》语言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是含混浮泛，亦即语言的模糊性。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具有象征性，与语言实际指称的对象并不同一。比如《 红楼梦》 中有一句颇多争议的话，即“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争议不休的重点在“色”、“空”二字的真正意蕴上，当代红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色”、“空”泛斥之为宿命学说．从而视其为评说的禁区。“色”、“空”概念按其能指看，本是佛家语。然而，当它出现在《红楼梦》 中时，它又不只是佛家之言了。究其所指，范围相当宽泛，其中很难说没有道家的“有”“无”之意。参照《 红楼梦》 再三强调的“真”“假”说．也不能说其中没有一点儒家的去假存真的思想，所以我们说，《红楼梦》 语言中的能指并非专能，所指也不止一指。由此可见，力图统一说法的对《 红楼梦》 之阐释，无论如何也无法突破《 红楼梦》 语言的非确指性障碍。 《 红楼梦》 语言的模糊性是其短处，恰又是其长处。说是短处，是因为其模糊浮泛产生的歧义太多，影响到对作品含义的总体性把握。说是长处，是因为模糊而产生的审美体验的多向性，增强了作品内在意蕴的丰富性。《礼记· 乐记》 云：“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 中训“依”为“隐”( “衣者隐也”)意即着衣的目的是为了隐身，故“衣”有“隐”义。反训之“衣”为“显”也，因为“衣可资炫饰”，于是隐身的衣反有“自彰之效”。此即语言的相反相成、同体歧用之妙。若依据此意阐释《红资梦》 中的表述语言，我们又会获得什么样的阐释解读的结论呢？《红楼梦》 本文就是“衣”，既有“显”义也有“隐”义。“显”者即能指，“隐”者即所指即使是能指，也并非专能；是所指也非止一指。这是在特定的时空天地中，作者在刻意追求含混浮泛的语言来表达白己的人生体验。因其表达的体验复杂，所以赋予小说语言的所指功能也相当宽泛。 当然，阐释《 红楼梦》 ，《 红楼梦》 本文并非不可本，但依凭本文也须小心翼翼切莫被作者的本文创造所迷惑而误人岐途。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其意是说诵诗读书不可死在句下，而须层层剥笋，以觅其质。对于《红楼梦》 的阅读与批评，既要重视《 红楼梦》 本文对于阐释思路的导引作用，又要防止“尽信书”而上当，更不应该“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仅是作者结构小说主题的点睛之笔，也是提交给读者阅读阐释作品的一把钥匙。如上所述，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对《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是不可穷尽的。那么是不是说，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永远不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呢？显然不是的。其实，对《 红楼梦》 正确的阐释时时都在得出。但是，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一种正确的阐释，并不意味着在相同的问题上不会得出另外的也是正确的阐释。比如考证派红学家胡适先生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考证，就比较接近实际。至少，他将作者的生平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且他将考证与《红楼梦》 的阐释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了《 红楼梦》 乃作者之自叙的说法。结论的正确性，我们无以否认。但是很显然，此说对《 红楼梦》 的解释远不是充分的。一说即一切说，一切说即一说，都是对伟大文学作品《红楼梦》 机械的僵死的宗教裁判。且不说这样的评判是对《 红楼梦》 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而且是对文学作品特殊性的极大的抹杀。 罗兰、巴尔特曾从结构主义的立场说过，文学本文是“一个大的句子”，那是用解析文本结构的法则去阐释文学本文。而最切合文学本文实际的阐释，莫如把文学本文看成是：“一个大的比喻”，或者是“一个大的象征。”文学与人生，犹冰山喻大海。卡夫卡的《城堡》 就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小说中的主人公千方百计要想进人一座城鸯，右城堡管辖的村子里定居，但是，尽管城紧就在照前，路上也看不到障碍，就是无法接近，努力越大，距离越远，最后终于被勒令离开。故事的喻义可以作多方面的阐释，人与目标，人与权力，人与自我，人与自由，等等复杂而缠扰人生的命题，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领悟。钱钟书的《围城》 、海明威的《 老人与海》 、福楼拜的《 包法利夫人》、李商隐的《 锦瑟》 ，都莫不是关涉人生的大比喻。曹雪芹的《 红楼梦》 也是一个大比喻，贾宝玉的人生实践犹如红楼梦，从更宽泛的意义看，实在又是人生如梦的大比喻。当然《红楼梦》 的喻义远不止如此简单、笼统。许许多多困扰人生的命题都在《 红楼梦》 的比喻中显现。试想一想那“太虚幻境”，想一想宝、黛的来历及 缘份，想一想宝玉颈项上那块命根子的“宝玉”，甚至再想一想江南还有一个分裂体—— 甄宝玉的存在，甚至那“判词”、那“好了歌”… … 我们就不能不承认《 红楼梦》 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是一个人生意蕴无限的大象征。 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一定是“此非彼也”，然仅仅是“似是而非”；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也会是“此即彼也”，然又仅是“似非而是”。是比喻，《红楼梦》 本文就是显在的“此”，以显在的“此”就可以窥见隐潜的“彼”；是比喻，《 红楼梦》 本文可本，决不可脱离本文去考索所谓的隐潜的“彼”；但是，《 红楼梦》本文也不可全本，因为依凭显在的文本并不能探索尽潜隐的非止一指的喻义与象征义。故而，对于本是一个大比喻的《 红楼梦》 的阐释，只能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如《 中庸》所道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方能领会赏析，妙的文心。 红学家吴组湘在一次学术讲话中说过：“《 红楼梦》 里的描写就像一座冰山，很小一部分露在水面上，大部分沉在水底下 ”。《红楼梦》写出来的如同冰山露在水面上的那一些，另一部分没有明写出来，需要读者把书中描写到的联系起来进行思索。”显然借冰山比喻《 红楼梦》 的本文是套用了海明威 谈创作的一段名言。海明威讲道：“我总二是试图根据冰出的原理去写。相对显露出来的部分，有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上的”。⑥ 《 红楼梦》 潜于水面之下的部分很多，比如说王夫人同贾母之间的矛盾就是藏在“水”底下的，没有直接写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对待林黛玉的态度上。王夫人绝不会接受林黛玉做儿媳的，而以贾母言，自然是心疼外孙女儿的。矛盾的尖锐冲突，只有经过阅读者对于文本的具体考察才能进一步阐释。但是，由于潜在内容的模糊性与不可知性，所以阐释的取向也很难趋于完全一致的，这也是《红楼梦》本身的隐密所造成的。 从阐释学的观点看，《 红楼梦》 这样的优秀作品只能是可解而又未可尽解的。这正如歌德曾说：“优秀的作品，无论谁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把《红楼梦》 比作一个球，释义者便可围而作面面观，那么处处都是进人《 红楼梦》 这个球的核心的“切入”点，于是所获也就各异。即便已经有几代人，甚至仍需几代人，在自己选定的“切人”点上辛勤探索，并且几近核心，但是仍须意识到《红楼梦》 潜在意蕴的丰富性。把《 红楼梦》 比做试金石，它也在测 试着我们—— 阅读、释义者自身的“含金量”，读得深者得之自深；读得浅者得之自浅。是个人的领悟力限制着对《红楼梦》 的释读，而《 红楼梦》 本身无比深厚的蕴含，却是经得起任何人的释读的。 因此说，对《 红楼梦》 的阐释和评说，必须具有较高的领悟力。所谓的领悟力，主要是指在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学理论素养基础上的“悟性”，亦即直觉的审美力。《红楼梦》 是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典范之作，在思想的、艺术的表达方式上，具有突出的民族特征。譬如说，思维的直观性是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表现在艺术上，则强调灵感思维，相信“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红楼梦》 中这一特征表现得龙其突出。即以艺术形象的创造而论，客观物象的构成固然重要，但《 红楼梦》 更强调意象和意境的创造，把追求天人合一、物我浑成看成最佳艺术创造。在艺术的表现和表达上，《红楼梦》 务求简约、不求穷尽。追求的极致是司空表圣 所谓的“不著一字，尽见风流”，讲究的是神、气、韵、味。与之相适应的阐释，必须具备“妙悟”, “心领神会”的直觉审美力。《 文子，访德篇》 云：“上学以神听之，中学以心听之，下学以耳听之。”列为“上学”的“以神听之”，就是通常所说的神会，也就是悟。唯其有上学之“悟性”，才可深释《红楼梦》 。在悟性高下不一、“先见”各有差别的情况下，对《 红楼梦》 的阅读、阐释与批评，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必定会是“仁者见仁，知见者智”。

文学与人生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没有多彩的人生，就不会产生美丽的文学，所以说：“文学是人生的表现。”但是文学又不完全是人生体验。吴密先生在他的《文学与人生》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文学是人生的精髓”—哲学是汽化的人生，诗歌是液化的人生。小说是固体化的人生—均从各种含水的不纯物质中得来的，戏剧是爆炸的人生。“初读这段文学，并不知其意，但得出一点结论：文学泊于人生，但又作用于人生。一、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样式有多种，谓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但无论作何种文学，为文者均有其水平之高低，文采之优劣；人生亦有多种，但不论是何种人，均有其人品，所以为文者其人品之高低，谓之曰高尚，低俗，伟大渺小，卑微等等。一部文学作品（或一篇文章）都有它的内涵及思想，通过鉴赏一个人文章的内涵及思想，可以看出为文者的为人。所以说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在C•汉密乐顿的作品《小说之素材与方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美国某君，搜集一人之手迹、支票、帐单、照片等，以作小说，试验卒失败。”意思就是说，一人想用真实的人生为写作对象，来写一部小说，但最终失败了。可见文学不是真实的人生经验。（至少小说表现的不是真实的人生）即吴密先生所说的：人生≠真实的与直接的经验。所以，准克地再现人生的做法在文学的做法在文学创作中是不可取的，也是很难做到的。每一部文学著作都是生活细节为对象，再加之以想象，赋之以深邃的思想才完成。四大名著无一不是在历史事件（或家庭琐事）的基础上改编，提炼其精华，投之以作者的感情才形成的：《红楼梦》中作者将自己的生活经历附加在贾宝玉身上，但又加了一些虚幻境、空空道长等），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与广度；《西游记》作者以历史事件玄奘西游为小说线索，加之以孙悟空、猪悟能等传奇人物，使小说主题立刻升华；不是单纯表现唐僧师徒四人如何与妖魔斗智斗勇，而是表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由生活的向往。细细品味吴密先生对几种文学作品巧妙的比喻，终于体会了“文学是人生的精髓”。真实的人生是混有杂质的一盆水。但在文学作品中，人生便是已经除去杂质的清水、纯净水，而其中哲学是“汽化的人生”，最好为纯净，所以哲学是人生中最精华的部分—精神；诗歌是“液化的人生”，较哲学次之，所以诗歌表现了人的思想情感，是理想化的；而小说最劣，它只是在真实人生的基础上稍稍加工而成，所以小说重在记事，辅之心肝肤浅的情感表达……所以，“文学是人生的精髓”。文学源于人生，是人生的表现，同样，文学作品也反映了人的思想。现在中国文学有诸多缺失，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种，即宣传文学——专门作为宣传达室的工具；闲谈文学——缺乏作文的严肃性；消遣文学——低级趣味的文学。从这些文学中就可以看出作者们的低级超味，作文的不严谨，为人的不严肃。读过韩寒的《一座城池》的人，再了解一下韩寒这个人就会真正体会到“文如其人”。二、文学于人生之功用我们为什么要作文学？因为文学于人生有非常大的作用。读《史记》，我们可以了解太史公坎坷艰难的人生；读《离骚》，我们懂得了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我们知道了“公正是灵魂的优点，也是获得幸福的手段，它是其他各种德行的基础“。于是我们学会了公正……所以，文学之于人生等一大功用及涵养心性，培养心志，培养道德。文学还可以促进真正文明。文学改变了人的意识，使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改变，从而促进人的进步。所以，一切优秀文学都在宣扬与体现人的规律，最终让人进步，促进真正文明。除此之外，文学还可以让人通晓人情：《红楼梦》“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人章“。可以让人了解世事：”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也可以增强人们的爱国之心：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学作用于人生，功效甚广，但一定是好文学才可以促进人养成好品质。最佳文学作品含有人生最大量的、最有意义的部分 ，而且让读者爱到启迪,得到乐趣，这才是文学与人生的最佳契合点。

其实，我对“文学与人生”这个主题并没有多少的深刻的感悟。毕竟对很多人生的重要时刻我都还没有经历，少了很多经验和阅历，真要谈什么人生，也只是故作老成罢了。但要说说关于文学带给我的一些浅显的感性的感受，还是能说出点什么东西的。毕竟10几年的读书生涯以来，也颇有些感悟。 文学是人生的写照，人生是文学的源泉，文学与人生诗意的共栖。循着以身相许的文学情结，诸多人将梦的触角伸向文学，将无人能解的思绪，化作章章问句，萦绕心头。 想起来这样一段话：“我想，文学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无论何时，总要积极提倡的。即使没有人提倡他，他也不会灭绝。不惟如此，你就想禁遏他，也禁遏不来。因为稍有点子文化的国民，就有这种嗜好；文化越高，这种嗜好便越重。○1” 人创造文学，文学也正是表现了人这种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主观内心精神世界，才获得了与人本身一样无限丰富多彩无限生动活泼的真实性、具体性和现实性，就像镜子，即使再擅长伪装的人，也会在文学这面“镜子”里反映中最真实的自己，悲与喜、爱与恨、生与死、感性同理性、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与矛盾都都原形毕露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在文学的世界里，感受他们抑或是自己的情感流露，并且代入自身去体验或者重新回味自己那些注入在文字间的情感。这种美妙的体验应该也就是有这么多人因文学而感伤，因文学而欢乐，因文学而感悟世界。 文学最基本最伟大的功能就是给予意义，是对人类的生存赋予意义。比如我们都知道的荷马史诗、希腊悲剧、《神曲》、《浮士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还有屈原、史记、唐诗宋词等等，不管它们是什么题材体裁，实质上都是告诉人们生活的意义。 不管是在精神迷茫的时候，还是在情绪晦暗的时候，或者在我们陷入迷狂的激动时刻，文学总会给予我们可靠的心灵指引。人们通过阅读，以至聆听和观看文学，领悟到人生或世界的某种真相，点燃起心中生存的信念，寻找到个人的生存目标。 中国人都比较熟悉的《史记》的人物传记部分，其实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源头。中国文化的现实精神，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都与《史记》以来的精神脉络相通。《史记》提供了面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提供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道德判断标尺，提供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样板，提供了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造的理想，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文学参与文化价值建设的鲜明范例。《史记》所确定的价值尺度对后世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和文学形象塑造所产生的样板作用是巨大的，它的平民性、道德取向而非成功取向，包括它对权威和既定秩序的批判性态度，都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和中国文学的细节中。 鲁迅先生说“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2，然而他自己，虽可堪称文学的勇士，却仍然竭力逃避着这个现实又残忍的社会。亦或是，他确已无路可走。他曾坦然他的心分外地寂寞，因而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鲁迅的世界就是那么令人费解，初识鲁迅觉得他有无病呻吟之嫌，他用自己偏执的想法去套用整个社会，他行走于孤寂而无人能解。也曾幻想如果当初他放下所谓的姿态，平息心中对于现状的不满，或许他可以生活得快乐点儿，接受了现实，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愤慨，因而便不会有如此这般的孤寂。 但是我错了，鲁迅怎么会允许自己那么做。他站在时代的峰尖，他纵观着世态万千，他饱受摧残痛不欲生，他声嘶力竭却仍显得那么的焦措无力。至于一种无人能明的境地，他又岂能不孤寂？鲁迅的寂寞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它是这个时代的，更是整个社会的。譬如蒙克的《呐喊》，被现实社会挤压的只剩柴骨嶙嶙。 其实生于现代的人类也是寂寞的，没有心灵的追求，聊表慰藉的只剩物质的寄托。鲁迅的寂寞源于那个时代的悲哀，是一种无人能明亦无人可诉的聊赖。而现如今的寂寞，则是冷机器下漫无目的的追寻的悲哀。不知道想要的是什么，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心中空无一物却奢想着一飞冲天。没有生死相许的文学，没有痛入心扉的煎熬，有的是连成一片的寂寞成灾。因为缺乏安全感，因为无所谓绝望也无所谓希望的人生观，因为一份执着与贪恋。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也读不懂自己了。总觉得无所适从，心便如三毛般随处流浪。三毛也可算一个我们无法完全窥知的人，她是如此的独特与神秘，即便是荷西，怕也无法完全洞悉她的内心○3。她将心承载着文学一同去流浪，日子如风般吹过船舷，三毛的船却始终没有航向。也许荷西曾经担任过几时的舵手，牵手三毛共同度过那如歌的岁月，徜徉在撒哈拉金色的画卷里，彼时的三毛应该感受不到太大的寂寞吧！可随着荷西的离去，带走了三毛停留的理由，她继续流浪。 文学是作家心灵的寄托，也许他们并不奢求别人可以读懂他们的寂寞，不过确实明白者也只是寥寥。他们的寂寞更多是写给自己看的。无人时，自己聆听着自己的寂寞，体味着非凡的人生况味。很多时候，我们茫然无终，不知何去何从，似久留池塘的鱼儿，早已厌倦了这汪浅滩，渴求着大海却惧怕着惊涛骇浪。然而，究竟是什么，使我们的心如此的寂寞？是上一代的遗传还是这一代的悲哀？是有欲无求还是可求无欲？是无暇顾及还是无力涉足？ 不过寂寞也好，就像鲁迅说的，起码他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4。忠于自己的心，足以屏蔽外界的喧嚣，亦如佛家禅礼：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5学者心中似都有那么一种顿悟，将身心高高束起，免受凡尘灰埃所附。鲁迅用希望的盾抗拒着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他明知道盾的后面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寂寞的鲁迅高声呐喊，寂寞的三毛四处流浪，他们确乎在找寻一个寄托，一个足以抵抗寂寞的港湾。 深陷文学的人往往都是寂寞的，我们因为生活而生活着，偶尔驻足思忖着前进的方向，有时侯风带来了心的讯息，于是我们循着心的指引，踏上新的征程。 海德格尔说的“诗意地栖居”,其实就是看透世俗喧嚣的凡尘，寻求一份心灵的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