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译本研究论文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有两千多年以上友好交往的历史，文学翻译有别于一般的专业翻译,要求译者不仅具有较高水准的双语能力,还要对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日本文学翻译论文集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日本文学翻译论文集篇1 浅谈日本文学翻译中异文化的传达 摘要：文学翻译有别于一般的专业翻译，要求译者不仅具有较高水准的双语能力，还要对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此外，还需要具备对于所译文学作品及作者文学风格的读解能力、语言表现力、丰富的想象力以及自我认知度、身心投入度、生活阅历等等。可见，文学翻译不仅是一项语言活动，也是一项认知活动，更重要的是异文化间的传递。因而，译者算得上是跨文化交流的使者。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异文化信息，乃是译者应尽的义务。本文结合田山花袋《棉被》的1987年黄凤英?胡毓的中文译本，浅谈日本文学翻译中异文化的传达。 关键词：日本文学 文学翻译 异文化传达 文学翻译对于在阅读用不熟悉的语言而写成的作品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理解某部作品，当然，最好的是能够直接阅读原文，在不能阅读原文的情况下，就只能依靠译本了。今天，越来越多的读者都只选择阅读译本，从而文学翻译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当然，适当的翻译技巧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其中，译者，是读者阅读译本，理解原著的重要媒介，是原著和读者之间的桥梁。而译本是异文化传达的重要途径，将日本文学作品中的日本文化转换为中文传达给中国读者，从而达到异文化传达的目的。 一.《棉被》的中文译本 本文所选取的《棉被》是日本私小说的创始人田山花袋的代表作品之一，主要是讲男主人公时雄厌倦与妻子的生活，对女弟子芳子产生了爱恋之情，并在想象中把其作为自己真的情人。芳子的发香、笑容、眼神充斥着时雄的生活，一次次产生性欲的冲动，但又囿于传统，只好强压自己心头的爱欲。当芳子有了年龄相当的男友时，他因无法占有芳子而居然让她的父亲把其接走以此来拆散芳子与男友。在芳子离开之后，时雄盖上芳子的棉被，埋头闻着芳子棉被上的余香，肆意地哭泣发泄。为避免文章过于冗长而偏离主题，在这里，主要截取第一章到第四章的译文作为分析的对象。 1.促进异文化传达的翻译之处 我们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从现存的很多文化表象来看，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有很多的共同点，但也具有其独特性，因此在语言的体现上也各有不同。 在用语方面，在与日语原文一致的基础上，采用适合汉语习惯的翻译方式，必要时加上一些动词，使得译文更贴近中国读者的阅读模式。比如在翻译“�セルの背�に、麦藁帽、藤蔓の杖をついて、やや前のめりにだらだらと坂を下りていく。”这句话时，翻译为“他身着条纹西装，头戴麦秸草帽，手拿藤蔓手杖……”，像使用“身着”“头戴”“手拿”这样的动词，更形象的描写出了主人翁的穿着打扮。还有在翻译“一行�いては�を留めてそのことを思う。また一行�く、また留める、また�いてはまた留めるという�。”这句话时，译者对同一个动词“留める”采用了不同的译法，分别翻译为“停住”“撂下”，既避免了重复，又使译文更加生动。 在段落方面，对于很长的一段原文，会根据句子间结构，分解为比较符合汉语语言习惯的短句。比如在翻译“神�の女学院の生徒で、生まれは�中の新�町で、渠の著作の崇�者で、名を横山芳子という女から崇�の情を以て充たされた一通の手�を受取ったのはその�であった。”这一段时，会将这个长句拆分为两个句子，把表示时间的“その�”前置，翻译为“就在这时，他收到了一位名叫横山芳子的女子的一封来信，心中充满了崇敬之情”。之后，再翻译对“横山芳子”个人情况的介绍，“这女子是神户女学院的学生，出生于备中新见町，是他的作品的崇拜者”。这样，就可以很明确将所有信息毫无遗漏的传达给读者。与此相对的，是将两个分句合并为一个句子来翻译，比如将“けれど文学者だけに、この男は自ら自分の心理を客�するだけの余裕を有っていた。年若い女の心理は容易に判断し得られるものではない、……”这两句话的意思进行整合，翻译为“他是个文学家，按理应该有能力客观地分析出自己的心理状态来，只是年轻女子的心理不容易判断”，更能让读者充分理解原文的意思。 在文化方面，众多周知，日本人有很多习惯跟中国人不一样，为了方便读者接受和理解，会采用中国式的说法来对原文进行翻译。比如将“�褥から出たばかりの�君を助けて……”中的“�褥から出た”翻译为“做完月子”，这样就很能贴近中国读者的生活，并且不偏离原意，对中日间异文化的传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2.中日异文化传达的偏差之处 由于语言文化间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存在对异文化理解上的偏差，从而会出现误译、错译的情况。 在语言方面，首先，有可能在翻译的时候存在对日语单词的误解，比如在日语中“妻子”这一单词意思是妻子和孩子的意思，在译文中只是译为了“妻室”。根据《现代汉语大辞典》中对妻室的解释只有“妻子”的意思，相当于日语中的“妻”的含义，所以在这里存在一个误译的情况。又比如“西洋�の二�の一室”中并不是说一幢两层的西式洋房中的一间，而应该是“一幢西洋式的二层楼房，其中一间……”，在这强调的是在这幢洋房的二楼，并不是洋房本身有几层。其次，就是有些单词直接采用了日文汉字式的翻译，没有译成相对应的汉语，鉴于这些单词并非是汉语中的词汇，所以对于没有学习过日语的读者来说，在理解上可能会产生不解，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比如“……どうか将来��てずに弟子にしてくれという意味が返す返すも�いてあって……”，在日语中“��てる”是就那样放置不管的意思，在这里却将“��てる”直接翻译为“见弃”，根据《�代汉语大辞典》记载，汉语中并没有“见弃”这一单词，如果一定要解释的话，这里的“见”有点类似于“见谅”的见，是表示被动的动作，但是跟原文“��てる”的意思相距甚远，如果翻译为“弃置”应该会更恰当。第三点就是存在有明显的错译之处。比如这个句子“ごその向うに寺の�やら”，译文时翻译成“对面的寺院”，实际上，这句话应该是“对面的寺院门口”。又如“�ろ京都で�れてからで”中将“京都”错译成“东京”。 在句子和段落方面，比如“……(中略)��にものを言ったりする女学生の群の中に入っていては、家庭に�われた少女のように、��に物を�ることがどうして出来よう。”中，对“家庭に�われた少女”的理解，联系前后文来看的话，并不是针对横山芳子一个人来说的，译文中翻译为“象她这样一个在家庭里长大的少女”是不符合原文的，在这里指的是当时这样的一群人。还有“路を行けば、美しい今�の�君を�れての睦まじい散�、友を�えば夫の席に出て流�に会�を�やかす若い�君、ましてその身が骨を折って�いた小�を�もうでもなく、夫の苦���には全く��牛で、……”，从这句话来看是对妻子“细君”的一些抱怨，但是译者翻译为“他外出时常看到有人带上合乎潮流的妻子，亲亲热热地一起散步……”，从译文来看有一种事不关己的感觉，跟原意的表达有一点出入。 对于误译、错译的出现，首先是对日语理解的不充分，其次是对日本文化圈事象的理解存在偏差，如果译者对自身文化圈的事象不能精确把握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二.关于日本文学翻译中异文化传达的思考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作为异文化传达媒介的文学翻译的“优势”和“难点”。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对于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文化上的理解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从翻译技巧看 文学翻译应该是将作者以及其作品的意境，用甚至超出原文的境界表达出来。好的翻译，可以透过译文看到原文的光辉，并且发扬光大。如果不是这样，翻译就会沦为只是传达原文意思的一种工具而已。而且，翻译在目标文化的社会或是文学系统中应该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而这个位置也决定了其翻译策略。 很多人都会认为只有忠于原文才是翻译的价值，翻译作品直接体现了译者的风格，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优秀的译者在翻译作品时，不仅仅是对语言进行直译，还必须要符合阅读翻译作品的读者的阅读习惯，语言习惯等等，而且这个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文学翻译必须在此基础上，成为原著和译著的桥梁，向读者传达日本文学和文化，并且介绍本国的文学和文化，以促进文学以及异文化的交流。 严复提倡的“信达雅”可称为翻译的基本准则。当然，也适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译文也需要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很好的表达出原著的精髓。在此基础上，也要求译者有较高的语言能力。语言能力直接影响译者对作品的翻译，这种语言能力，是指基于两种语言之上的字词、语法以及综合运用能力。 2.从文化传达看 与此同时，译者也必须熟悉日本的文化，特别对文学作品的译者来说，尤为重要。毋庸置疑，文学作品反映的是那个国家的文化，并且受到地域、民族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作为文学翻译者，必须理解两种语言下的文化背景和特质，才能很好的理解作品中的人物，抓住人物性格和心理状态的变化。 中日两国文化上差异的多面性给日本文学翻译带来的困难也是多方面的。语言是文化载体，它反映了文化，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文化的语言形式是多层次、多方位的。词汇是语言各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而对词汇的解释也必然体现着文化之间的差异。 由于中日两国历史发展的不同，因而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历史文化也不尽相同。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时，常会遇到由于历史文化差异而出现的词不达意的情况。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为历史典故，它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具有浓郁的开放气息和鲜明的个性，饱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因此，若要对典故进行恰当的翻译，就必须了解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在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形成的习俗文化和地域文化方面，中日两国也不尽相同。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有时候会采用不同的言语形式来表达。在打招呼、称谓、道谢等方面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约定俗成的民族文化或固定思维。 语言是文化密不可分的一个重要因素。语言的交流更多地传承着文化交流的功能，语言能力必须与文化能力有机结合，才能达到在日本文学翻译过程中准确无误表达语言和传递文化信息的目的。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也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正是文化信息的跨语言传达，才使人类有了今天的高度文明。在翻译实践中如何处理好语言中的文化个性是很重要的。因此，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不能仅限于对原文的复述，还必须考虑到消除二者语言文化上的差异，这样才能发挥出日本文学翻译中异文化传达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田山花袋.蒲�.[M].新潮文库(日本).1997 [2]黄凤英・胡毓.棉被.[M].海峡文芸出版社.1987 [3]肖海燕.文学翻译中的文化意象及其翻译.[J].三峡大学学报.2006(7) [4]周福娟.中国文学翻译之管窥.[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5) [5]贺立杰.日本文学作品翻译中的理解与表达.[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1) 日本文学翻译论文集篇2 浅谈日本文学作品中拟声拟态词的翻译方法 【摘 要】本文以川端康成的短篇小说《伊豆舞女》为研究对象，以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叶渭渠和李德纯的中文译本为例，将文中出现的拟声拟态词与译本进行对照分析，考察汉语表达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汉译时的翻译技巧。 【关键词】拟声拟态词;翻译;《伊豆舞女》 一、引言 在日语词汇中，拟声拟态词，可以说是与日本人的感情表达方式密切联系，在日常会话和文学作品中广泛使用。其数量和变化形式也很多，成为日语学习者的难点之一。比起日语的拟声拟态词，汉语虽然也大量存在拟声词，但是拟态词却往往被归类为形容词。根据章银泉(1988)，汉语中声音描写词有一千一百多条;而浅野鹤子(1991)表明日语的拟声词有347个，拟态词有1300个。所以很多情况下，日语的拟声拟态词不能完全一一对应的翻译成汉语的拟声拟态词。另外，日语拟声拟态词的特点在于它将语音和语义直接结合，通过声音直接和神态直接诉诸人的感官而唤起某种情感或情形，所以外国人理解起来很困难，加上文学作品中的拟声拟态词，不能亲自看到或听到对方的声音和看到对方的神情，只能通过作者的描写去感受，所以翻译起来就增加了难度。本稿通过《伊豆舞女》 这篇短篇小说中两个译本的拟声拟态词的翻译为例，考察日汉表达特点的异同，并进一步探究日语拟声拟态词翻译方法和技巧。 二、先行研究和本稿的研究内容 日语拟声拟态词的汉语翻译，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徐一平(2010)提出了“使用相对应的汉语象声词，根据原文造象声词，翻译为叠词，翻译为形容词”等迄今为止出版的以翻译的文献为基础的拟声拟态词的汉语翻译方法。 梁传宝，高宁(2000) 指出，在翻译的时候应该注意汉语象声词语的选择以及注意清，浊音与拟声拟态词的意义变化。 文学作品中的拟声拟态词翻译目前国内主要有以下成果。 赵鲲(2012)指出，直译，创造新的象声词，翻译为名词，形容词，叠词等方法。 罗继英(2011)，通过对日语拟声拟态词的结构形态，意象内涵，语法功能等方面来分析如何汉译象声词。 本稿以日语拟声拟态词的结构形态为基础，把《伊豆舞女》中出现的拟声拟态词进行分类。然后选出《伊豆舞女》的两个不同的汉语译本中关于拟声拟态词的例句，对日语拟声拟态词的具体翻译方法做出考察，并说明在翻译时应该注意的地方。 三、《伊豆舞女》中的拟声拟态词 《伊豆舞女》虽然不是川端康成的诺贝尔获奖作品，但以其一贯的表达方式，也被当做是他重要的哀婉小说之一。其中拟声拟态词的使用也是一大特色，《伊豆舞女》字数大约为17000字左右，而文中的拟声拟态词有46个，有些句子甚至一连出现好几个拟声拟态词。如： 私はほうっと深い息を吐いてから、ことこと笑った。(我的心仿佛是一泓清泉，猛地深深吐了一口气，嘴角露出微微的笑意。) 原文连续用了ほうっと和ことこと两个拟声拟态词，来描写主人公当时的心境和样子，译文也相应了运用“猛地深深吐了一口气”“嘴角露出微微的笑意”生动的传达了原文的意境。 通过拟声拟态词的运用，原文把自然现象中风声，雨滴声描绘得生动传神，特别是主人公颇多的内心活动和舞女的一举一动，使人如临其境，感同深受。所以要求译者不能只是用枯燥的语言传达大致意思，需要在翻译拟声拟态词的时候考究相应的汉语拟声拟态词或者是用其他词汇来替代。 李镜儿(2007)汉语中的拟声拟态词按音节结构分为A式，AB式，ABCD式，AA式，ABB式，AABB式，ABAB式，ABCB式和特殊式等12种。陶振孝、徐一平(1998)把日语拟声拟态词分为ABAB式，ABっ式，AっAっ式等13种，而《伊豆舞女》中出现的有8种。 四、《伊豆舞女》中拟声拟态词的汉译 日语的拟声词可以对应汉语的象声词，这是因为日汉拟声词的性质与音节结构很相似;拟态词一般翻译为形容词，副词，动词短语，惯用句等，因为汉语中没有完全对应的拟态词，所以往往一个日语拟态词翻译时需要用说明式的方法，比如在翻译日语「くたくた」的时候，一般就用“累得筋疲力尽，累得要命等”。而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只是要传达作者的基本意思，还要传神，尽可能的重现原著高水平的文学功底。本稿将对《伊豆舞女》中的拟声拟态词译本进行考察，分为以下几种翻译。(在此，笔者将根据拟声拟态词的分类，并结合叶谓渠和李德纯的译本中对原文出现的拟声拟态词的汉译进行考察，本稿把叶谓渠的译本简称“叶译本”，李德纯的译本简称“李译本”。) (一)日语拟声词的汉译表达 日语的拟声词大多可译成汉语的中的象声词，这是由于在性质上象声词与日语的拟音词较为接近，音节结构相似，对于同等事物音声的表达也很类似。因为汉语中的象声词也有拟态的作用，所以日语中的一部分拟态词也可以通过直译来表达。 1.译为象声词 (1)译为汉语的AABB或者ABAB型 ①暗いトンネルに入ると、冷たい�がぽたぽた落ちていた。 叶译本：走进黑��的隧道，冰凉的水滴滴答答地落下来。 李译本：我走进黝黯的隧道，冰凉的水珠嘀嘀答答流了下来。 两个版本都直接音译为相对应的象声词，是原文声音或者样态的的重现，使人感觉真的听到水滴声一样。 ②二人が�し出したのを�て、うしろから女たちがばたばた走り寄って来た。 叶译本：姑娘们看见我们两个人谈开了，便从后面急步赶了上来。 李译本：女人们看见我们两个搭了腔，也从后面吧嗒吧嗒跑过来。 李译本用象声词吧嗒吧嗒来修饰跑的时候的声音，使人仿佛感觉到日本女性穿着木屐走路的样子，仿佛身临其境。 猜你喜欢： 1. 日本文学方面的论文 2. 浅谈日本文学论文开题报告 3. 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美文 4. 日本文学的历史时期划分 5. 雪国读后感

挑战命运命运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冥冥之中好像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操控着。它有时像个蛮横的君主，不由分说地决定着每个人的生命。它有时又像一个任性的孩子，随意地更改着他人的将来。因此，我们会抱怨他的不公：为什么有些人一出生就注定拥有了一切，随便举出他们身边的一小点优势却是别人可能奋斗一生也很难得到的；为什么有些人如此凄惨，一出生就带着巨大的缺憾。我们还会咒骂他的无常：为什么要让一个花样的少女突然死于癌症；为什么要让风华正茂的青年突然遇到车祸，活活切断了原本属于他的美好的前程和生活等等。在他的这种神秘而巨大的力量面前，我们显得渺小而无力。很多人很“聪明”地选择了做一个听话的孩子——既然命运是如此的，即使我很贫困潦倒，我也不需要再做多少的努力，那些都是白费力气而已。唯一能做的是乖乖地听天由命。于是，这个世界上就出现了这么多平凡的芸芸众生。他们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匆匆的过客，他们没有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和意义。自然的，他们也不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们浪费了自己的生命。还有些人成为了一个成天只知道抱怨的“懦夫”——为什么我没有生下一个很富有的家庭？为什么不幸会降落在我的身上？这一类型的人最终活在了自己的阴影之中。他们用咒骂和仇恨伤害着自己也伤害着身边的人。确实，出生和死亡都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上帝呀——我们的命运就放在自己的手中。作为人，我们具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可以主动地去改造着我们的环境，创造着我们的未来。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就曾经说过：“是懦夫把自己变成了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了英雄”。是的，我们需要也必须对自己负责。我们自己决定把自己变成什么样子。而且必须明白的一点是：起跑前所拥有的优势并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自己对前途的信念与准备才是成功的关键。我们必须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怎样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勇敢地去面对，勇敢地去挑战。一步一步来，你想，你就能。就好像一个广告语所说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山，往上走，即使是一小步也是新高度”。有向前走的勇气和决心就有成功的机会，故步不前就只能在原地悲叹。也许，在前进的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很多的考验和挫折。但是，只要自己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和保持良好、乐观的心态，那么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可以克服。因为很多时候，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也不是什么困难，而是自己。如果自己先投降了，那么就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了，一切都彻底的完了。生命只有一次，生命又是何其的珍贵。因此，我们要尽力让自己的人生活得有价值。这就需要我们做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向命运提出挑战，而不是心甘情愿地被他牵着鼻子走。在奋斗的过程中，也许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挫败与无奈。但是，我们毕竟去努力了；去尝试了；我们看到了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景；我们得到过也失去过，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种意义。人生来不是被打败的，我们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成为命运的主人。

比较文学译介学论文

比较文学是一个大的方向，译介学就是其中的一个小类别，下面就是我为您收集整理的比较文学译介学论文的相关文章，希望可以帮到您，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可以分享给更多小伙伴哦！

比较文学译介学是比较文学学科赖以存在的传统基础。它的研究对象包含了文学翻译、翻译文学与翻译理论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展开了译介学的三个不同层面：（1）对文学翻译的研究重在文学语言与转换之技术与技巧的研究，是对翻译损益之技术评估，作为传统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它是翻译学研究必备的基础条件。（2）对翻译文学文本的研究，重心则落在译本的价值评价之上，它所关心的重点是对不同译本间的比照与得失研究。（3）翻译理论研究则涉及翻译理论范式的转换及其意义的史论性研究。由此译介学的性质是对语言转换现象所导致的文学关系乃至文化关系间的沟通、理解、误解及其意义的理论探讨。

谈翻译，就意味着谈作品，谈作品的生命，作品的命运与它的特性；谈作品如何照亮了我们的生活；谈翻译，就是谈交往，转换和传承，谈本己与他者的关系；谈母语与别种语言；就是谈人的语言存在，就是谈谎言与真相，背叛与忠实……

——A。博尔曼（1942—1991）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速度不断加快的时代中，翻译变得日益日常化，语言间的转化需求变得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急迫，也更不可或缺。而全球一体化的各种制度建设中，如国际法的建设，对各种传统、文化更深人、准确的了解也变得更为重要。翻译研究，也从过去学科内的分支角色转化成独立的研究领域，并成为对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条件反思的对象：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建立起来的概念与其他文化的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以往由西方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是否因为语言文化本身的限制应当重新反思？而各种非西方的社会科学主体是否可以完全绕开西方知识体系来反思自身，并加入到西方学界对整个社会科学基础的批判重建中来？

本文所说的译介学，即翻译学，既是比较文学学科赖以存在的传统基础，又是对其存在局限性的冲击乃至挑战。发生于欧洲的比较文学，从起源处就根植于欧洲文化的巨大翻译传统之中：古希腊语言是在接受并改变了菲尼基语音系统而形成的；它与希伯莱文化的相互关系至今还是欧洲学者研究的中心；拉丁语传统更是对古希腊与希伯莱传统的一种翻译转化式传承；在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之前，欧洲知识界共享的是这种共同的知识与精神传统。文艺复兴在整个欧洲兴起的翻译热潮，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后来欧洲现代民族语言文学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现代民族语言的发展，也在欧洲文明内部引入了新的知识环境：过去共享的精神传统，现在因民族语言的发展而出现了沟通壁垒，欧洲知识精英开始需要学习别国语言以便去了解别国文化。而比较文学，特别是作为法国学派代表的影响研究的问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影响研究往往与翻译密切相连。而且，在大多数现有的译介学与影响研究的论述中，两者常常重叠在一起，难舍难分。所以，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翻译是比较文学学科产生的基础条件之一。

再则，从比较文学研究者所必备的学科条件来看，掌握比较对象双方的语文，具备一定的翻译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否则的话，比较工作的成效与存在必要性就丧失了。

那么，既然翻译这么重要，为什么译介学的形成没有与比较文学学科诞生同步，而要等到20世纪30—50年代呢？其中的原因是多重的，一是与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相关：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特别重视作为思想文化媒介的语言本身的研究；二是对非欧洲语言文学现象的研究越来越依赖翻译，而翻译的特性，如它所传达的信息的真伪，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知识有限性问题就日益变成问题的中心。由此，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新发展的一部分来加以介绍，也就有其自明的合理性了。

“译介学”的法文对应词应是la traductologie，词根由“翻译”与“学问”两部分构成；而英文常见的说法则是Translation Studies，可直译为“翻译研究”或“翻译学”。总之，它是关于翻译的学问。译介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文学翻译、翻译文学文本和翻译理论三个方面。由于它所关注之重心在于两种文化转换中的语言媒介，故被称做译介学，亦可称之为译介理论。

译介学涉及的这三个方面是彼此相互联系也相互区别的：（1）对文学翻译的研究重在文学语言转换之技术与技巧的研究，是对翻译损益之技术评估。作为传统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它是翻译学研究必备的基础条件；（2）对翻译文学文本的研究，重心则落在译本的价值评价之上，它所关心的重点是对不同译本间的比照与得失研究；（3）翻译理论研究则涉及的是翻译理论范式的转换及其意义的史论性研究。译介学的这些研究对象决定了其性质：它是对语言转换现象所导致的文学关系乃至文化关系间的沟通、理解、误解及其意义的理论探讨。三者的侧重面所呈现的乃是翻译从实践到理论整体问题轮廓，缺一不能成立。

第一个层面表面上似乎只涉及翻译的技术问题，因而常常被向往理论的人所低估。但翻译技术性难题往往也是翻译理论中的难题，其中最典型的难点，可能就是诗歌翻译问题。在西方，从但丁到蒙田，从伏尔泰、狄德罗到里尔克（Rilke）、雅各布逊（Jakobson）都重复一句话：诗不可译，因为诗歌是“声音与意义之间不确定关系的一种延长”，不可译性就是诗歌的本质与价值所在。在汉语诗论传统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言已尽，意无穷”也是评价诗歌价值高下的标准。诗歌在同一语言中就具有“技术上”不可转译的特征，更不用说移入外语语境所面临的“技术”难度了。但这些理论上的结论，都是从具体实践操作中屡战屡败的经验中总结出来：诗歌的节奏、语音与整体意象语境从技术上对抗翻译，因而也成为翻译理论中的难点和研究制高点。比如，美国诗人庞德翻译中国古诗时，强调了汉字的表意、象形特征，突破英文语音文字所特有的诗歌传统，因而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新诗运动。但这场运动反过来影响一些中国诗人也尝试开拓汉诗的外形特征，效果却渺渺。殊不知汉诗正因为它的外型表意不表音，诗歌传统才如此追求严格的韵律。这诚然既是技术问题，更是文化问题。  第二个层面重在对原作之多种译本的比照研究，讨论其得失长短。比如，周兆祥对汉译《哈姆雷特》的诸种文本比较研究，不仅盘点了这些译本艺术上的得失，也带出了20世纪中国接受西方戏剧的具体语境。而后者已介入接受研究领域，也就是说从文本（texte）研究进入到了文化语境（contexte）研究。戏剧的接受语境超出了诗歌、小说的书面个体阅读接受范畴，既涉及舞台再现体系，又涉及直接面对观众的“集体”阅读场域。因其二度转换，即舞台转换，要直接面对进入剧场的接受者，其方式与情境，更能立体勾勒出原作所遭遇到的文化转换难度，从而综合呈现接受语境中对该作品的文化理解的具体状况：如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戏剧舞台上所搬演的莎剧，基本上都将莎式的性格悲剧演义成中国式的伦理悲剧，显示出传统戏剧模式、社会心理模式在接受西洋剧中的强势解释力。

如果说译本比较研究与原作的关系依然紧密，二度再现的文化语境研究已进入对原作与译作所承载的不同文化更深、更广的信息差异的辨析的话，下述现象可以说更远离了原作及其文化语境：翻译文本本身成为接受语境中的一个新的创作契机，自备一种艺术价值，自成一种艺术风格。最为人熟知的例子是翻译家林纾的公案。严格地说，林纾不能算翻译家，他只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但会听故事，而且更擅长转述故事。其“文笔”让钱锺书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家都为他所“诱”，而“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第二个例子是美日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寒山热”：在中国本土默默无闻的寒山诗译成日文后在日本大受青睐，长期流传，备受尊崇，其“俯拾皆是的佛教道教色彩”不仅“使他享誉东瀛”，而且经由日本，风行美国，与1958—1965年间在美国的文化运动中成为“垮掉的一代”的理想英雄，使它所承载的禅宗信息演化为一场美式的精神运动。第三个例子也是大家熟知的庞德英译唐诗个案。指责他的译文充满误读，英文文法不通，已完全无法解释他所掀起的20世纪美国的那场新诗运动。他独特的解读视角与其说是对唐诗的误读，毋宁说是“悟”读，如果他关注的是唐诗严格的韵律要求，而非汉字意象所造成的视觉特点，情况又会如何？总之，上述三例已不属狭义上的翻译研究，而属于广义的文化转换工作，即进入了影响研究、接受研究的范畴。因为原文的价值已不是重点，译文如何不忠于原文也不那么重要，它开始了自身的文化历险。文学史家将之纳入历史时所关注的，也不再是原作及原作者，而是译者与译品本身的特有价值，前者常常只作为后者的语境而进入史家的视野。这种翻译观中的“原著中心论”向“译文中心论”转向，其实是从对翻译“信、达、雅”与“神似”的基本诉求，转向对译者与译品的“创造性背叛”及其“艺术个性”的要求。前者是翻译的标准，后者是创造的标准，不在同一个评价范畴内。后一个标准是可欲难求的。严格地说它，是对一般意义上的翻译评判标准的超越。

第三个层面是从哲学角度讨论翻译研究所涉及的各种理论性问题，包括对翻译性质的理论思考，对翻译研究的范式（paradigm）转换之意义的梳理，对翻译史论研究中的标准的研究与评价等。

翻译的性质为何？关于这个问题的提问、反思与论证，在翻译史上构成了各种不同的翻译理论范式的基础。如为《圣经》翻译定下原则的古罗马翻译理论家圣·杰罗姆（Saint Jerome）说，“翻译是对意义的兼并”，也是“对意义的捕捉”；对现代翻译理论有深刻影响的本雅明说，“由于它所携带的那样一种语言种子，翻译间于文学创作与理论之间”。海德格尔说：“任何翻译本身都是一种解释。不需声明，它的存在就携带着解释原有的基础，开口与诸种层次。反过来，解释不过是忍而未发的翻译之完成罢了……本质上，解释与翻译不过是同一件事。”

圣·杰罗姆在翻译活动中看到的是原文（经文）中的绝对意义，所以他要求绝对忠诚于原文，强调“逐字对译”与“因义对译”原则。本雅明在翻译中既看到了创造的“原创性”，也看到了它所具有的理论的“反思”特质；而海德格尔则在翻译现象中看到的是译者的“理解”与“解释”之主体活动。后两者的见解可以说是18、19世纪以来由德国哲人施莱尔马赫（1768—1834）为代表的对翻译的反思模式（强调保存原作中的“陌生性”，主张译本本身就具有某种“次语言”的价值）的延续。古典模式将原文神圣化，认为原文中有绝对的意义，翻译活动不过是解经活动的附属部分，译者应当是原文的忠实的役者；近代模式则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不认为原文只有一种绝对的原义，每一个译者都可能发掘出原文不同的含义，而翻译活动也是一种创作活动，译本也有它特有的价值，是不同于原文语言，也不同于本土文学作品的“第三种语言”。

关于翻译理论范式的思考，在西方一直伴随着翻译实践活动的展开，一直是“经验”与“反身自省”的同步活动。中国有漫长的翻译历史，也形成了一些对翻译的论说：从西晋以来翻译佛法发展出来的“格物法”，到近现代译家严复倡导的“信达雅”说、傅雷的“神似”说，以及钱锺书的“诱、媒、讹、化”论。不过，对这四种论说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比如各说之间有否发生范式的转化？如果有，其理论意义为何？这种理论探讨的意义还在于它关系到其他相关领域标准的建立。例如，翻译史怎么写？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4）提供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别的可行标准？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1991）的写品有什么标准上的不同，为什么？翻译文学史的材料选择标准是什么？实录法？对原作传播的贡献大小？译品本身的价值和影响？这几种写法各有不同的标准，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尽相同。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翻译问题日益突破学科界限而成为对人文社会学科基础思考的综合理论性问题。这种趋势使得传统比较文学视阈中的文学翻译身份定位受到冲击，或者说使它不再可能以故步自封的方式存在。否则，它很可能被吞没掉而不自觉。同样有“文化翻译”特征的文化人类学，尽管20世纪40年代以来也将“文化翻译”当作其方法论的特征0来界定，而且由于它“对其翻译工作中的‘化’的一面”过于自信，而自以为寻找到了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语法”，并成为“文化科学”，而受到非西方人类学者的批判，其“文化翻译之‘诱”’被认为“变相地强化了文化不平等的格局”，成为人类学界反思“文化翻译”的权力关系，“讹”的方法论价值的问题性场域。但将翻译纳入学科的方法论基础，非但没有削弱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基础，反而使之更具有自身反省的能力。这一点是否值得比较文学借鉴？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人类学与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从一开始就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特征。区别在于人类学翻译的是广义的他者社会文化文本，人类学者以自身的认知模式直接介入对他者文化的理解与“解释”之中，并追求建立普适的知识体系；而文学翻译所面对的，则是一种间接的文本，是对原作者之自我文化理解的翻译与解释。两者不在同一知识谱系中，因此，同样一个“讹”与“化”，涉及问题的性质与效果全然两样。比较文学只有在这种开放性的自省中，不断思考自身的存在合法性及学科边界，才能保存与发展自身的阵地。

当翻检《钦定词谱》时，我们发现“图谱合一”在明代万惟檀时就已经完成，“黑白圈平仄标注法”、“句中韵”是张埏用力处之一，“去声字”、按字数多少排列是万树的发明，无论是从词谱体例还是内部具体设计，可以发现其创新之处并不多。

《钦定词谱·凡例》谈到：调以长短分先后。若同一调名，则长短汇列，以“又一体”别之，其添字、减字、摊破、偷声、促拍、近拍以及慢词，皆按字数分编。

至唐人大曲如[凉州]、[水调歌]，宋人大曲如[九张机]、[薄媚]，字数不齐，各以类附辑为末卷。

每调一词旁列一图，以虚实朱圈分别平仄，平用虚圈，仄用实圈，字本平而可仄者上虚下实，字本仄而可平者上实下虚。至词中句法，如诗中五言、七言者，其第一字、第三字类多可平可仄，似不必拘谱，内亦参校旧词，始为作图。至一定平仄，别谱有异同者，必引证其句，注明本词之下。又可平可仄。中遇去声字，最为紧要，平声可以入声替上声，不可以去声替。沈伯时《乐府指迷》论之最详，谱中凡用去声字不可易者，悉为标出。表面看来，《钦定词谱》只是所收词调增多、考证更加准确而已。事实上，其更臻完美的思考与精益求精的设计使它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

一、词调前系调名考证词调是词体构成的重要部分。在唐五代时期，词调本事对词的内容、风格有限制作用。到了北宋，由于苏轼等人以诗为词，日渐打破了词调本事对内容的限制，词调与词内容的关系日渐疏远。

而自《教坊记》、《乐府杂录》、《碧鸡漫志》始，研究者开始关注词调的渊源流变，并对一些词调进行了本事溯源。到了明代，词学家们更加关注词调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杨慎考证词调3O余个，而董逢元《词名征》开始了词调系统的研究。到了清初，毛先舒对词调进行了大范围整理，编成《填词名解》一书，考证词调近四百。而查培继在编纂《词学全书》时，把《词名集解》作为第一部分出现，这是词谱史上第一次把词调与词谱对等看待。惜毛先舒的考证仍需深入，很多词调本事并未揭示清楚，甚至造成了一些失误。

从专门的词谱书籍来看，之前的编纂者似乎对词调的内容兴趣淡薄，从周瑛的《词学筌蹄》、张铤的《诗余图谱》到程明善的《啸余谱》、谢天瑞的《新镌补遗诗余图谱》再到清初赖以邻等人编制的《填词图谱》、万树的《词律》，他们基本上并未对词调的渊源流变进行较为详细的解说，偶然仅是简单的对词调进行一下溯源，说明词调的创始情况，而作为图谱的附庸存在。而《钦定词谱》最用力处即在于此。《钦定词谱·凡例》介绍道：词名原委及一调异名之故，散见群书者，悉为采注。

这种把调名考证融入词谱中的方法，可以有效的指导填词者“选调填词”。填词者只要一部《词谱》在手，不需要再查阅哪个词调适合填写什么风格、内容的词，直接翻阅《词谱》就可以完全解决填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大大方便了填词者，为清代的“填词须选调”理论的兴起及深人人心作出了重要贡献。

《钦定词谱》在词调考释上用力甚多，编纂者广搜博采，从经史子集中搜集各种有用材料来考证词调的渊源流变，如对词调[竹枝]的考证，《填词名解》仅简单的介绍道：唐乐府名，有蜀[竹枝]，有江南[竹枝]，有渔家[竹枝]，徐士俊云：泛言[竹枝]者，蜀词居多。

而《钦定词谱》却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考证：唐教坊曲名，元郭茂倩《乐府诗集》云：“[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里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按《刘禹锡集》与白居易倡和，[竹枝]

甚多，其《自叙》云：“[竹枝]，巴渝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雎舞。其音协黄钟羽，但刘白词俱无和声，今以皇甫松、孙光宪词作谱，以有和声也。

这样精彩的考证在书中比比皆是，读之使人神清目爽，心下快然。同时，《钦定词谱》对前人妄自解说词调的作法采取了存而不论的求实态度，如在（抛球乐]下注日：唐教坊曲名，《唐音癸鉴》云：“[抛球乐]，酒筵中抛球为令，其所唱之词也。”《宋史·乐志》：“女弟子舞队三日[抛球乐]。”按此调三十字者，始于刘禹锡词。皇甫松本此填，多一和声。三十三字者始于冯延巳词，因词有“且莫思归去”句，或名[莫思归]。然皆五七言小律诗体。至柳永则借旧曲名，别倚新声，始有两段一百八十七字体，《乐章集》注林钟商调，与唐词小令体制迥然各别，以同一调名，故类列之。这种打破明人妄自解说的态度与作法，表明了清人注重实据的严谨态度，如果遇到不清楚的词调，编者还会在例词之后再加解释，如[添声杨柳枝]： 按《碧鸡漫志》云：黄钟商有[杨柳枝]曲。仍是七言四句诗，与刘白及五代诸子所制并同。但每句下各添三字一句，乃唐时和声，如[竹枝]、[渔父]，今皆有和声也。旧词多侧字起头，第三句亦复侧字起声，度差稳耳，今名[添声杨柳枝]。欧阳修词名[贺圣朝影]，贺铸词名[太平时]。《宋史·乐志》：[太平时]，小石调。

接着编者在顾复例词后注日：此调有唐宋两体，唐词换头句押仄韵，宋词换头处押平韵。按张泌词前段起句“腻粉琼妆透碧纱”，“腻”字仄韵，第三句“金凤搔头坠鬓斜”，平仄全异，后段起句“倚着云屏新睡觉”，“云”字平声，第二句“思梦笑”，“梦”字仄声，第三句“红腮隐出枕函花”，“红”字平声，“隐”字仄声，许桨词前段第三句“不知屏里画潇湘”，“不”字仄声，后段起句“重叠衾罗犹未暖”，“重”字平声，此两词皆换头处押仄韵者，故谱内可平可仄处之。

大概是编者仍担心读者理解不够通彻，其在“另一体”后继续注日：此词后段第二句仍押平韵，每句后添声俱用“仄平平”，宋词皆照此填，与唐词小异。

按此体见《梅苑》及《乐府雅词》，皆作[杨柳枝]。又按贺词八首名[太平时]，多用前人绝句，添入和声，即[添声杨柳枝]也。《词律》以[太平时]另列一体者，误。按欧阳修词前段第三句“垂杨慢舞彩丝绦”，“慢”字可仄，谱内据此，其余参校唐词。

细致考察的结果是：一方面大大提升了《钦定词谱》典范价值，为《钦定词谱》成为填词典范，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种考证让词调的内容大大丰富起来，为词调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