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抵免研究论文

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其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效率促进和质量提高的特殊作用,服务贸易研究成为世界性的前沿课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服务贸易论文，供大家参考。

服务贸易论文 范文 一：我国企业服务贸易下税收政策论文

一、服务贸易相关产业的税收政策有待完善

(一)旅游业的税收政策及其不足

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规定是2008年修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第五条第二款。明确以全部价款减除可扣除的费用之后作为营业额，适用税率为5%。旅游业相关税收政策存在以下不足。1.旅游涉税政策单一，但影响行业税负因素较多。旅游涉税政策主要就是营业税暂行条例，缺少对整个行业上下游及周边服务行业一起考虑的综合性政策。与旅游相配套的包括吃、住、行、娱、购等各行业，而这些相关行业税负的叠加也将间接带动我国旅游业的税负上升。对以门票收入、代理收入缴纳营业税的企业，因自身业务开展而发生的费用无法在流转税环节扣除，存在重复征税的可能性。2.旅游税收优惠政策较少。对于旅游消费者而言，在境外旅行购物时，一般都会考虑购物的免税或退税政策，而在国内旅游购物税收政策较少，仅为海南省离岛免税政策和上海在世博会期间的世博园区相关政策。对于旅游服务的开发和提供者而言，可以享受到的旅游行业税收优惠政策也十分有限。

(二)交通运输业税收政策及其不足

目前，对交通运输业已实施征收营业税向征收增值税改革，税率从营业税3%变为增值税11%(小规模纳税人3%)，交通运输业税收政策不足在于以下两点：1.交通运输相关产业税收优惠政策较少。税收政策对于交通工具装备制造、国际运输服务公司背后的支持或辅助等行业的扶持有限。例如研发费用中，用于营业税项目的原材料消耗进项税额不能扣除;还有对基于互联网商务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物流业，其相应的仓储厂房可享受土地使用税、房产税优惠等较少。2.船舶登记政策、船员优惠政策力度较小。船舶购置往往金额巨大，购进时的关税、进口增值税等税收成本较高，对中方所有者的“方便旗”船舶进行单独发文的税收减免力度较小。此外，中方船舶往往青睐于雇佣中籍船员，但我国对于中籍船员的个人所得税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

(三)与企业走出去的税收政策待完善

与企业走出去密切相关的税收政策主要是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及在 财税 [2009]125号文件中详细规定了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此外，尽管已与一百一十多个国家签署税收协定，但也有尚需完善之处。一是需要用实物及配套服务等形式出资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若不具备出口经营权则不能享受增值税免抵退政策。二是对于境外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取得的各项境外所得，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均应计入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这使得企业在应对不可预见的经营风险时，容易遇到资金瓶颈。三是对于国家鼓励支持、或战略需要、以及具有明显贸易创造效应的被投资企业，其经营产品(如矿石、原油等)或服务的进口没有对应的关税、增值税减免。

二、提升服务贸易相关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策部署，推进金融、 教育 、 文化 、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需要完善相关税收政策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加快推进“营改增”步伐，使增值税进一步扩围到服务贸易相关领域

对服务业课征增值税是国际较为通行的做法。目前，我国服务贸易项目中的旅游、建筑、 保险 、金融尚处于应纳营业税范围。今后，对已经适用增值税的服务项目中，需要在退税政策方面予以创新，探索适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免抵退税政策;对于尚未达到条件扩围入增值税范围的如金融、保险等服务应当考虑给予跨境服务减免营业税;探索不限于技术性离岸服务外包的增值税免税政策。

(二)构筑有助于服务业产业链上下游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

从有助于服务业发展出发，针对服务业产业链各环节，构筑和完善相关的税收政策。比如：促进旅游业发展，可参考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的优惠政策;给予旅游业企业在品牌推广、服务提升等方面研发支出予以加计扣除。重视如旅游、船运、航空等行业从业人员的培养，给予特定职业或岗位个人所得税优惠。为激发旅客购物需求，除机场免税购物以外，可在部分城市试点境外游客购物退税政策，并考虑在合适的旅游景点推广。

(三)进一步完善鼓励企业走出去相关的税收政策

对风险投资型、资源获取型、贸易互补型、实物输出型等不同特征投资形式，针对性地制定优惠政策。如对海外非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给予一定比例的免税额度;被投资企业的当地产品进口时减免对应的关税、增值税;国内企业以实物及相关服务出口投资给予增值税出口退税认定等。考虑到汇率波动对大额交易可能产生的影响，允许企业选择一定时期内最优汇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对于不以避税为目的企业利润留存给予一定的免税期限，以提高企业在当地再投资和扩大生产经营的能力;用已征收税款建立应对海外投资综合风险的税款资金池，在企业遇到对应风险项目时，给予适当退税帮助。

服务贸易论文范文二：CEPA实施对服务贸易合作的影响

CEPA实施对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合作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受内地市场准入限制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的发展远远滞后于货物贸易[1]。1995年，香港输往内地的港产口占香港外发加工贸易的比重为，而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出仅占香港服务总输出的。此后，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服务贸易逐渐出现上升趋势，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的服务贸易更加紧密。至2000年，中国内地首次取代美国成为香港的第一大服务贸易输出地和输入地。

在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顺利发展以及香港服务经济与内地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背景下，CEPA出台对于加快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合作的促进效应受到广泛关注。CEPA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两地实现货物贸易零关税、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以及实行贸易投资便利化。内地对香港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主要涉及的42个行业，包括管理咨询服务、会展服务、 广告 服务、会计服务、建筑及房地产、医疗及牙医、分销服务、物流、旅游、银行、证券及期货等服务行业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服务行业的开放方式主要为两种：一种是完全开放，即以独资的形式从事特许经营，如物流、零售服务等;另一种是以比世界贸易组织更低的门槛进入内地市场开设分去机构，如银行及保险。2004年CEPA实施以来，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出与输入上升趋势更加显著,特别是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入。近年来，香港与内地互为双方最大的服务贸易伙伴，且继续保持着上升趋势。2004年以前，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入基本处于持平状态;2004年以后，香港至内地服务输入明显上升。从服务贸易总量分析，2010年，香港至内地服务输出额为2305亿港元，是2004年CEPA开始实施时服务输出额的两倍，占香港服务输出总额的;香港至内地服务输入额为1047亿港元，占香港服务输入总额的。从服务贸易部门类别分析，香港自内地的服务行业进口基本保持稳定，2004~2007年，香港自内地的商贸服务、旅游服务、运输服务进口额在香港相应行业服务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保持在45%、30%、25%左右。除旅游服务外，香港与内地的服务贸易主要是运输贸易和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这两项服务贸易的发展和香港对内地(特别的珠三角地区)的直接投资及由此形成的“前店后厂”产业分工格局密切相关，同时与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和物流中心的地位密切相关[2]。

实证分析

1理论基础

CEPA虽然没有对外设立统一关税，但其零关税、开放服务贸易等规定同样适用关税同盟理论。维纳提出用“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来衡量关税同盟的效果。贸易创造效应是指由于关税同盟国之间取消了关税，从而引起的在本地生产成本较高的产品被同盟国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所取代，因而新的贸易在同盟国之间被创造出来。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同盟国之间的关税保护相当于对非同盟国的减税歧视，使得原来来源于生产成本较低的非同盟国的产品转而向生产成本较高的同盟国转移。

2模型构建和数据采集

巴拉萨模型是研究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经典模型。该模型假定：区域贸易合作之前进口需求收入弹性是固定不变的，区口需求收入弹性大于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则表明存在贸易创造效应;当区域外贸易合作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小于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则表明存在贸易转移效应。本文试图运用巴拉萨模型对CEPA实施前后香港和内地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进行比较，进而得出两地在服务贸易领域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为方便检验CEPA实施前后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本文在巴拉萨模型中加入虚拟变量D，CEPA实施前D=0,实施后D=1。本文选取1995～2010年的香港服务输入、香港来源于内地服务输入和内地服务总进口值作为样本进行计量分析。其中，香港相关服务贸易数据来源于香港政府统计处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内地服务进口数据来源于中国服务贸易统计年鉴。因内地按来源服务输入尚未进行统计，本文采用香港政府公布的按目的地划分的至内地服务输出值来代替内地区域内服务进口值。

3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软件对应用的巴拉萨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各回归方程F检验结果显著，拟合优度在以上。从表1可以看出，CEPA对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不同。CEPA实施后，香港的服务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均大于CEPA实施前，说明香港存在总服务贸易创造效应，但不存在维纳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具体地讲，香港总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增加了，而区内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降低了，说明香港从内地进口的一部分服务产品大于本地生产。区外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上升了，表明香港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成本低于内地的服务贸易。内地的总服务贸易创造效应明显，但同样不存在维纳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内地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增加了，区内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降低了，说明内地从香港进口的一部分服务产品成本大于本地。CEPA实施后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比CEPA实施前高，所以内地没有以香港的服务贸易来替代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可见，香港与内地仍未充分享受到CEPA的优惠政策。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香港与内地服务业发展状况和分部门服务业出口竞争力优势的分析表明：香港与内地在交通运输、旅游及金融等服务贸易方面有较强的互补性。在内地有明显比较劣势的交通运输和金融方面，作为国际转口贸易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与金融中心的香港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在香港有明显比较劣势的旅游领域，内地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在服务产业结构上，香港的会展、中介等领域的丰富 经验 、优秀人才及国际标准能够弥补内地的相应不足。因而，CEPA的实施会有利于两地经济的发展。根据数据统计，香港与内地的贸易依存度在逐年增加，服务贸易关系更加紧密。然而通过巴拉萨模型检验发现，香港与内地仅存在总的贸易创造效应，而不存在区内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转移效应，表明CEPA的实施效果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服务贸易领域还未充分体现。香港与内地之间服务贸易受内地市场制度、政府壁垒等因素限制仍需大力推进CEPA的各项政策实施，加快内地与香港在服务业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对接与资源整合。不同社会体制和法律体制、人文环境、语言环境等均会造成两地服务业合作在实际操作中的障碍，例如法律制度、会计准则等。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做到以下几点：(1)加强对CEPA优惠 措施 的落实，进一步改善内地经济环境，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港商向内地扩展服务贸易的交易成本。(2)虽然CEPA降低了香港服务贸易进入内地市场的门槛，但是审批程序的耗时耗力，在操作过程中的不规范大大削弱了CEPA对两地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3)作为亚洲金融中心，香_特的金融优势应发挥在服务贸易领域，尽快完善香港人民币清算体系，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消除服务贸易中不同币种的限制。同时，充分发挥香港的金融体系，香港银行应在内地增设营业机构和代表处，为内地企业提供先进的金融服务，加强两地在金融行业的服务贸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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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分析论文

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出台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而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税收政策体系的构建与优化要以税收政策作用于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的方式和规律为重要依据，当前对于税收政策如何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的机理性研究相对缺乏，仅有少数学者从产业视角提出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思路与措施，还难以为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需求下税收政策体系的系统优化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

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特征及其税收政策导向

1．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的耗散结构特征。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的要素及活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复杂开放系统，受到系统内部构成和外部环境的综合影响，其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在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内部，存在创新要素子系统和创新活动子系统，其中创新要素子系统包括技术子系统、人才子系统、资金子系统和设备子系统等，创新活动子系统包括研发子系统、中试子系统和产业化子系统;由于创新要素的投入，使得创新活动得以持续进行，而创新活动的开展又不断地积累创新要素。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活动及绩效不但取决于系统自身的结构与功能，更重要的是，还受到外部环境条件的深刻影响，是系统内外部因素综合交互作用的结果。耗散结构理论认为，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与能量，能够形成并维持一个有序结构，即耗散结构。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尤其是在外部环境(税收政策、科技政策等)的作用下，具备耗散结构的特征。

2．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导向。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的运行，需要投入大量的创新要素和持续开展创新活动，该系统需要借助于外部力量，形成并维持一个耗散结构。由于战略性新兴企业需要持续投入大量创新资金，且往往缺乏配套的高端科技人才，就企业自身力量及其创新需求相比，其创新要素相对不足;同时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需要不断取得新兴技术突破，其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与应用及市场开发缺乏前期基础和可借鉴的经验，存在较高的创新风险和不确定性。上述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要形成和维持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的耗散结构及其良性循环，就必须使税收政策导向能够改善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运行的环境，以解决其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引导和激励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税收政策的导向性应体现在:第一，从激励创新活动来看，税收政策应注重创新过程的上、中、下游的全面激励和协调，其中重点是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以消除技术突破和市场开发风险引发的创新意愿和动力不足。第二，从激活创新要素来看，税收政策一方面引导企业加大创新要素的投入和累积，提高创新要素的贡献率;另一方面引导社会资金、人才等资源流向战略性新兴企业，弥补资源不足。第三，税收政策不但能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自身的发展，还能加强企业与产业链条上其他主体的合作，并加快企业技术扩散，充分发挥对其他主体和其他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

税收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的机理

从结果来看，税收政策有助于向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引入负熵，促使系统总熵不断减少并形成耗散结构的有序状态，提高了企业自主创新成熟度及绩效;从过程来看，税收政策为自主创新系统创造了开放性、非平衡、非线性和涨落等耗散结构条件，从而使战略性新兴企业具备持续创新的条件，促进了自主创新过程中的要素整合与活动协同。

1．税收政策向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引入负熵。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在与外界的交互作用中，系统总熵S不断发生变化，系统总熵的变化ds包括两部分:系统内部活动产生的熵dsi和系统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引起的熵流dse，如式1所示。ds=dsi+dse(1)其中，dsi单调递增，且大于等于0;dse大于、小于或等于0。税收政策能够通过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向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引入负熵，从而使系统熵增为负，且始终保持一种低熵状态。

(1)税收政策下的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熵变原理。在税收政策作用下，能够促使战斗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形成并维持耗散结构，如图2所示。税收政策体系的合理性及其有效实施有利于向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引入负熵，加速其形成和维持耗散结构。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活动(尤其是在企业发展初期)具有战略性创新资源需求大、新兴技术开发强度大、新兴市场开拓难度高等特点，不但使企业面临极高的技术风险，而且对企业引导和创造市场需求的“主导设计”要求较高，使企业研发、产业化和赢利的前景在短期内不明朗，抑制了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可见，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强、创新要素不足、创新资源配置不合理(未能将关键资源配置到关键创新环节、创新活动协同性差)、创新扩散的缓慢过程或技术流失等因素使战略性新兴企业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产生熵，影响其创新的效果。为了加速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税收政策需要向企业自主创新系统引入足够的负熵，使系统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战略性新兴企业在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税收政策(税种重点是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关税，优惠方式主要是减征、免征、抵免、扣除、退税以及低税率)通过向自主创新系统引入负熵，抵消系统内部产生的熵，使系统在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总熵减少，形成耗散结构，实现持续创新。

第一，降低企业创新成本，直接引入负熵。为了使企业能够降低创新成本，税收政策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向企业自主创新系统直接引入负熵，从而抵消企业创新主动性不强、创新要素不足、资源配置不合理等产生的熵: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创新风险准备金税前扣除等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可以引导和激励企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并降低企业的相对研发成本;另外，鉴于企业需要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且其成本较高，针对企业引进创新人才发生费用税前计入成本等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创新人才的使用成本;此外，企业用于技术升级换代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用途的增值税和关税等优惠政策，能够改善和提升企业的创新基础条件，提高创新效率和节约创新成本。

第二，提高创新要素贡献，直接引入负熵。为了使企业创新要素贡献率得到提升，税收政策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向企业自主创新系统直接引入负熵，从而抵消企业及其创新人才创新主动性不强、创新要素不足等产生的熵:通过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或按比例扣除税金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可以提高用于研发和生产等先进固定资产的使用率和贡献率;通过创新人才、个人知识产权转让收入、科研奖励等个人所得税优惠，以及人才教育与培训费、福利费等税前扣除的企业所得税收优惠，可以提高人才素质与能力，激励人才在企业中发挥其创新的主动性，为企业创新作出积极的贡献。

第三，鼓励企业对外合作，直接引入负熵。为了鼓励企业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税收政策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向企业自主创新系统直接引入负熵，抵消创新要素不足产生的熵:通过对外投资合作业务境外所得税抵免、外部研发支出所得税加计扣除、出口退税、进出口关税优惠等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出口与合作业务，加快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工艺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或技术升级。

第四，加速企业创新扩散，直接和间接引入负熵。为了加快企业向外扩散创新成果，税收政策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向企业自主创新系统直接和间接引入负熵，抵消企业创新主动性不强和创新扩散产生的熵:通过实施技术转让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新产品或高新技术产品增值税减免、出口退税、关税优惠等税收政策，一方面向企业直接引入负熵，使企业得到直接的经济补偿;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快企业创新扩散速度、扩大创新扩散范围和提高创新扩散效果，使更多的社会资金加快流向企业，向企业间接引入负熵，此时创新扩散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可为企业新一轮的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五，引导社会资源流向，间接引入负熵。为了引导全社会资源流向战略性新兴企业，税收政策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向企业自主创新系统间接引入负熵，抵消企业创新要素不足产生的熵:通过针对高层次人才的个人所得税优惠，引导优秀人才和团队流向战略性新兴企业从事创新创业活动，间接向自主创新系统引入负熵;通过鼓励风险投资的企业所得税优惠，间接影响社会风险资金投向战略性新兴企业，拓宽企业资金渠道，加速研发与产业化。

(2)税收政策下的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演化规律。税收政策可以使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演化过程呈现无序到有序、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的规律，从而使企业自主创新成熟度不断提高。第一，系统由无序向有序转变。税收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向系统引入负熵，当使得dse＜0且满足|dse|＞dsi时，ds＜0，即系统熵增为负，系统总熵S减少，系统由无序向有序转变，此时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由不成熟向日渐成熟转变。第二，系统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转变。随着税收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强，以及战略性新兴企业对税收政策利用程度的提高，税收政策一方面向系统引入越来越多的负熵，使得dse＜0且|dse|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还促进了系统内部创新要素之间、创新活动之间以及要素与活动之间的良性互动，使系统内部产生的熵dsi减少，从而不但满足|dse|＞dsi，而且使|dse|－dsi不断增大，使系统趋向低熵状态，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转变，此时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成熟度达到理想的状态，自主创新水平高。在税收政策的作用下，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不断增加，技术与市场不断成熟，进而推进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成熟度越来越高，该过程是系统有序度逐渐提高的演化过程。税收政策作用下的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有序度演化模型如图3所示。图中A→B→C代表着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的一般演化方向，即自主创新成熟度由低(技术和市场都不成熟)向高(技术和市场都成熟)的转化过程，在该过程中，系统由无序向有序、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对于处于不同自主创新系统有序状态的战略性新兴企业，税收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推进作用各有侧重，但最终体现为促进自主创新系统有序度的持续提高。例如，对于技术先行(D)状态，即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和领先，但是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自主创新系统有序度较低，此时税收政策的重点应是加速技术转化，促进创新产出;当技术和市场成熟度较高(C)，即自主创新系统有序度已经较高时，税收政策的重点应在于加快创新扩散和新一代技术研发，促进系统向高级有序转化;对于市场先行(E)状态，税收政策的重点应是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鼓励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合作研发以及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提升技术水平;当技术和市场成熟度较低时(A)，此时自主创新系统处于无序状态，税收政策应全方位地引导企业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和产业化，加快企业成长。

2．税收政策为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创造耗散结构条件。税收政策能够为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提供形成耗散结构的必要条件，即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以及涨落。

(1)税收政策提高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的开放性。虽然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是一个不断与外界交互作用的开放系统，但是，要使该系统形成并维持一个耗散结构，必须使系统外部引入的'熵流为负且足以抵消系统内部活动产生的正熵，才能逐渐降低系统的总熵并向耗散结构的有序状态转变，可见，开放性是耗散结构形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税收政策的直接支持和间接引导下，不但为战略性新兴企业投入创新资金、加强对外合作创新和加速创新扩散提供了激励和保障，直接引入负熵，还促使全社会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以及创新创业资金流向战略性新兴企业，间接引入负熵，进而使企业利用外部资源的能力加强，源源不断地与外界进行输入与输出活动，系统的开放性日益增强，能够保证向系统引入足够的负熵。税收政策的上述作用使得“开放性增强+引入足够的负熵”成为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形成并维持耗散结构的充分必要条件。

(2)税收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的非线性作用。税收政策能够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内部各要素和各子系统的非线性作用，从而使系统具备形成耗散结构的内在动力和必备条件，使系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断出现新的更加有序的耗散结构状态。例如，激励企业创新人才和团队的税收政策，能够使创新人才具备竞争与合作的意识，在创新过程中既相互竞争、又通力合作，形成一种复杂的非线性作用关系;另外，税收政策是从研发到产业化的整个创新过程出发来引导和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既可以避免战略性新兴企业只注重短期利益而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也可以引导企业将重要创新资源投向自主创新的关键环节，此时，在税收政策的作用下，研发、产业化等各子系统之间不是简单的分割并形成独立个体的线性叠加效应，而是形成一种互惠共生、互为反馈的非线性关系，各子系统之间产生耦合作用并协同发展，实现倍增效应。

(3)税收政策改变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的涨落并维持系统的非平衡性。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受到系统内外部多方面、多层次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例如，市场需求的变化、新技术的出现、产业政策的调整、创新人才的流动等，这些因素往往是创新系统不可能完全正确预测或掌控的，当这些因素发生作用时，会引发企业自主创新系统的涨落。税收政策能够放大积极性涨落、降低破坏性涨落，有助于使系统跃迁到一个新的稳定的有序状态。例如，税收政策能够通过激励创新人才进而减少企业人才流失的破坏性涨落作用，使这种消极涨落得以衰减，进而消除涨落的破坏性干扰，避免系统向低级状态演变;另外，税收政策通过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和加强人才培训，优化创新环境、提高人才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使企业能够根据环境变化不断快速开发出新技术或新产品，放大微涨落为巨涨落，不断取得技术突破，及时满足市场需求，不断达到新的动态平衡。

结论

本文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的特征，提出其税收政策导向，揭示了税收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的机理，即向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系统引入负熵，为系统创造开放性、非平衡、非线性和涨落等耗散结构条件。揭示税收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的机理，可为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中国税收政策体系优化提供科学的依据。未来应进一步加强以下研究:一是明确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在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方面存在的不足及其优化方向和重点，二是构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体系，三是设计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实施的配套管理方法和保障措施。

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两税合一。本文在对新《税法》与现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从六个方面阐述了新《税法》的突出特点。新的《企业所得法》（以下简称新《税法》），将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目前新的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正在紧张的拟定之中。新《税法》与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现行条例”）相比，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法律效力等级提高法律效力等级是指在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各种法的渊源下，由于其制定主体、程序、时间、适用范围不同，导致各种法的效力不同，由此而形成的法律效力等级体系。法律效力等级遵循一定的原则，主要是宪法规定法至上原则、等差顺序原则、新法优先原则。根据我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以及《地方各级人民公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立法体制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立法权，制定法律；国务院及所属各部委，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抵触的前提下，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但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有权依照当地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国家税收中，凡基本的、全局性的，都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税收法律的形式制定实施，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对国内纳税人，还是涉外纳税人都普遍适用。除《宪法》外，在税收法律体系中，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其他机关制定税收法规、规章的法律依据。新《税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并通过，其法律效力高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行政法规作为一种法律形式，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处于低于宪法、法律和高于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地方规章的地位。现行条例是1993年12月13日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在法律效力等级上它显然不及新《税法》。二、企业分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自然人按照其法律地位，可以分为税收上的个人居民和个人非居民。居民与非居民，在税收领域中是一对相联的有特殊含义的概念。所谓居民是指按照该国法律，由于住所、居住时间、注册登记地或管理机构所在地，或其他类似标准，在该国负有全面纳税义务的人，包括个人居民和法人居民。非居民是指凡不符合该国居民身份，在该国负有有限纳税义务的人。居民与非居民身份的确定，能够区别不同类型的纳税义务人，明确划税收管辖权。凡确定为该国居民的，就成为该国税收中的无限纳税义务人，即其来源于国内、国外所得征税。非居民作为有限纳税义务人，仅对其国内所得征税。居民身份的确定与否，还关系到居住对本国居民缴纳的外国所得税能否给予抵免。新《税法》将企业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居民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居民企业应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非居民企业，是指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但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企业。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应当就其所设机构、场所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以及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三、实行“四统一”在原“两法”分立的企业所得税模式下，存在着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双重不公。“两法”在实际税率、税前扣除标准、税收优惠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曾经为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这种安排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使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高于外资企业；此外，民营企业在企业所得税上，税前可扣除费项较小，享受税收优惠限制较多，造成民营企业实际税负较高。这种由于资金来源和企业所有制性质不同导致的税负差异，人为形成了内资、外资企业、民营、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平等地位，有违WTO的国民待遇原则。为了体现税法公平原则，新《税法》规定了“四统一”。一是统一适用范围。即除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外，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统一适用新《税法》，依照新《税法》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二是统一税率。将企业所税率统一为25%，同时规定两档特别税率：对符合规定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照顾性税率，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三是统一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就工资、捐赠支出、研发费用、广告费等的扣除办法和标准进行了统一。四是统一税收优惠。建立“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间接优惠为主，直接优惠为辅”的新税收优惠体系，对国家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给予优惠。“产业优惠为主”就是以提供税收优惠，以引导资金和资源投入到目前国家需要鼓励和重点扶持的产业和项目，包括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鼓励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农业发展及环境保护与节能节水、支持安全生产。上述“四统一”能够使内外资资企业税收负担实现公平，共同享受同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税前扣除标准。有利于减少税收对市场竞争的扭曲，调动内外资企业两个积极性，促进内外资企业和谐发展。四、实行源泉扣缴源泉扣缴是指以所得支付者为扣缴义务人，在每次向纳税人支付有关所得款项时，代为扣缴的做法。新《税法》实行源泉扣缴的办法，对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立机构、场所没有实行联系的，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实行源泉扣缴，以支付人为扣缴义务人。税款由扣缴义务人在次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时，从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的款项中扣缴。对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取得工程作业和劳务所得应缴纳的所得税，税务机关可以指定工程价款或者劳务费的支付人为扣缴义务人。五、实行特别纳税调整特别纳税调整是相对一般纳税调整而言。一般纳税调整是指按照税法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如果企业财务、会计处理办法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时，应当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计算纳税所作的税务调整，并据此重新调整计算纳税，如国债利息收入，会计上作当期收益处理，而按照税法规定作为免税收入，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需要作纳税调整。特别纳税调整是指税务机关出于实施反避税目的而对纳税人特定纳税事项所作的税务调整。包括针对纳税人转让定价、资本弱化、避税港避税及其他避税情况所进行的税务调整。为防范和制止企业使用各种避税手段规避企业所得税，新《税法》新增第六章特别纳税调整内容，体现“严征管”原则。一是对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交易原则确认收入和分摊费用。独立交易原则，也就是公开交易原则，是指完全独立的无关联关系的企业或个人，依据市场条件下所采用的计价标准或价格来处理其相互之间的收入和费用分配的原则。它已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接受和采纳，成为税务当局处理关联企业间收入和费用分配的指导原则。二是防范避税港避税，由居民企业或由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率明显低于25%税率水平的国家（地区）的企业，除非由于合理的经营需要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少分配的，其中利润中应归属于该居民企业的部分，应当计入该居民企业的当期收入。三是企业从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四是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所得额时，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六、引进税收抵免、税收饶让制度。为克服双重征税给跨国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国际上普遍采用税收抵免、税收饶让制度来避免双重征税。税收抵免，就是纳税人居住国对纳税人的收入，允许在本国应纳税额中扣减已在收入国缴纳过的税款。新《税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居民企业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税所得，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取得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应税所得，可以从其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抵免限额为该项所得依照新《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以在以后五个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第二十四条规定，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可以作为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联额，在新《税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抵免限额内抵免。税收饶让制度是指居住国政府应收入来源国的要求，将其居民在境外所得因享受来源国给予的税收优惠，而实际缴纳的税款，视同已纳税款而在居住国应纳税款中给予抵免。税收饶让制度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它是缔约国之间意志的产物，必须通过双边或多边安排方能实现；它的目的是为了使来源地国利用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和措施真正收到实际效果。目前，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79个国家或地区中，有15个国家在税收协定中包含了税收饶让条款。新《税法》引入了税收饶让制度，第五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外国政府订立的有关税收协定与本法有不同的规定的，依照协定的规定办法，即如果外国政府同我国政府订立的税收协定中包含有税收饶让条款，应当依照税收协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