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赋税史论文题目

以下是简单介绍：春秋鲁国——初税亩，中国赋税制度的开始；北魏、隋——租调制；初唐——租庸调法，交谷物叫租，调是交绢、绵或布、麻，以绢或布代役叫庸。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中唐——两税法。分夏秋两季交税，由按丁征税变为按田亩和资产征税。改变了税收方式， 由人丁税向以土地财产为主要依据收税，使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宋——王安石变法中：募役法（由政府雇人服役），方田均税法（清丈土地，防止偷税漏税).明朝——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赋、役、杂税合并为一，一律折银交纳，改按丁数和田粮摊派。简化了征收名目和手续，有利于防止豪强官吏隐田逃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折银制度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对货币地租的产生和部分农产品的商品化有积极推动的作用；清——康熙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实行摊丁入亩、地丁银。以下是赋税制度的具体详情：赋税是中国古代国家宏观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是统治者为维护国家机器运转而强制征收的。赋税制度是随土地制度或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的。赋役是维护封建统治和剥削、掠夺人民的工具，是运用国家政权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的手段。封建财政管理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点，就是如何保证赋役来源和加强对赋税的攫夺。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制度含义很广泛，一般包括：以人丁为依据的人头税，即丁税；以户为依据的财产税，即调；以田亩为依据的土地税，即田租；以成年男子为依据的徭役和兵役；其他苛捐杂税。贡：是臣属将物品进献给君主；赋：原指军赋，即君主向臣属征集的军役和军用品；税：由“禾”“兑”两字组成，“禾”指农产品，“兑”即送达，其本意是社会成员向国家送交农产品。 1、赋税制度的变化（沿革）夏商周（奴隶社会）：实行贡赋制度，这是赋税制的雏形。当时还没有土地税或地租（1）春秋初税亩从春秋末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 、鲁国开始实行“初税亩”。规定不论公田（井田）和私田，一律按实际亩数征税。这是我国征收土地税的开始。它承认私田合法，这就承认了私田主人对土地的所有权。标志着井田制的瓦解。特征：是我国征收土地税的开始。（2）秦汉赋税：编户制度政府把农民编入户籍（称为编户），实行按编户征收租赋和征收徭役、兵役的制度。我国封建社会完整的赋税徭役制度正式形成。是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兵役的依据。编户齐民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农民的负担有四项：田租（土地税）、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兵役。秦朝由于赋税繁重，导致短命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轻徭薄赋，但汉朝田租轻而人头税重。西汉的编户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完整的赋税徭役制度正式形成。汉代田租较轻而人头税较重。特征：我国封建社会完整的赋税徭役制度正式形成。两汉赋税制的主要内容是“租”和“赋”两项。租是土地征收的税额，交纳粮食。从景帝二年（公元155年）起，终汉一代田租基本是三十税一。赋以丁计，包括算赋、口赋。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口赋是专对儿童征收的人头税。赋交钱币（在历史上，租、赋、税的概念又往往相互混用）。影响：这一赋税制度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汉代统治者轻徭薄赋，迅速恢复发展了社会生产；其二，加剧了土地兼并，引发了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其三，少地或无地的农民为逃避难以负担的赋役，或托庇豪门，加强了豪强地主的势力，或沦为流民，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大量的编户齐民从政府的户籍中消失。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 曹魏时，战乱频仍，人口流移，官府籍簿散佚，无法按丁征赋，而户比丁易于统计，且较稳定，故改为按户征收，是为“户调”。户调又何以纳绢或布帛而不纳货币?这是由当时商品货币关系减弱以及纺织业的兴起所决定的。曹魏时将调以固定的赋税形式确定了下来，并按户征收，遂形成“户调”。（3）北魏，租调徭役制。孝文帝改革实行与均田制配套的租调制，受田农民，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租粟，调（户税）帛或麻，还必须服徭役和兵役。特征：调指户税（财产税），以农户为单位，它是与均田制相适应的（4）隋唐租庸调制从西晋至唐中叶，商品货币关系虽有所发展，但自然经济仍占绝对优势，各封建政权仍然使用租调这种赋税征收方式，有所变化的是隋唐在租调制的基础上开始征收“庸”，故又称“租庸调制”。租庸调制开始实行于隋朝，唐朝进一步加以完善。原因：A、吸取隋亡教训；B、唐初政局混乱，经济衰败，财政困难。——因此减轻人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成为当务之急。目的：缓和阶级矛盾，保证封建剥削，巩固封建统治指导思想：轻徭薄赋内容：租是田租（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纳定量的谷物）；调是人头税（交纳定量的绢或布）；庸是纳绢代役（指服徭役的期限内，不去服役的也可以纳绢或布代役，无年龄限制，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特征：“庸”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作用： A、保证农时，减轻负担，开垦荒地； B、保障了政府赋税收入，巩固了府兵制。租庸调制实行的社会经济意义：（1）以庸代役，农业生产时间较有保证。封建赋税形式，从内容看大致可分为三种：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形式。劳役是封建国家对农民的直接的人身控制和奴役，劳动者失去任何自主。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服劳役又直接影响农业劳动时间的适时安排。租庸调制允许劳动者交纳实物代替劳役，即以庸代役，一方面使劳动时间增加，同时，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劳动积极性也相应提高。由租调制到租庸调制的转变，标志着对劳役地租这种最落后的赋税形式的否定，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2）剥削量减轻，有利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唐前期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历时一百年繁荣局面的出现，正主要是兴革封建财政、经济管理体制、实行租庸调制和均田制的结果。诚如太宗所说：“今省徭薄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则其富有矣。”（《贞观政要·论务农》）租庸调制的局限性：租庸调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自然受到封建国家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的限制。从阶级局限看，封建国家兴革赋税制度，适当减轻人民负担，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和加强对劳动者的更多榨取。因而，轻徭薄赋是有限度的，每当经济转机，生产发展之后，统治者的剥削也随之加重，结果阻碍了经济发展，激化了社会矛盾。从历史局限性看，它不可能超出赖以存在的生产力水平，并要受封建土地管理体制的制约。随着经济发展和土地管理体制的变化，租调制这一赋役制度就失去了历史作用和存在价值。有关唐朝租庸调制的基本内容的史料：“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二斤，皆书印焉。凡丁岁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见《唐六典》卷三）郑樵在评价唐朝这种赋役办法时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者，十一之税也。调者，调发兵车井田之赋也。庸者，岁役二旬，不役则收其资。役多则免调。过役，则租调俱免，无伤于民矣!”（见郑樵《通志·货一》）思考：唐朝的租庸调制与前代租调制有无本质区别?其主要不同在哪里?有何积极意义?从郑樵的评价材料中找出该制度对农民有益的证据。租庸调制自唐高祖李渊颁布，始成定制，后经唐太宗直至唐玄宗开元年间，一直承袭。开元之后，租庸调制赖以存在的基础均田制瓦解，租庸调制随之破坏，被两税法取代。以上制度的共同点是以人丁为主要收税标准。不同点是，唐朝开始有了纳绢代役。（5）唐中后期两税法。唐中叶产生的两税法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特别是土地（均田制）关系变化的产物。它适应了当时丁口转移、商品货币经济有所发展的新情况。原因：唐朝后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政府手里无地可分，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这种变化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发展的结果，是由土地兼并造成的。（武则天至玄宗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遭到极大破坏，这样就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脱离户籍到处流亡。安史之乱后，这一情况更加严重，实际上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按丁征收赋税的租庸调制也已无法执行下去。这种状况使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减少，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朝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结果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并造成了赋税制度的进一步混乱，唐朝财政面临崩溃。唐德宗即位后，宰相杨炎建议改革赋税制度。建中元年（780年）唐朝政府颁布两税令，实施两税法。）目的：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增加税收，改行两税法。内容：780年，宰相杨炎建议（1）课税对象：“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两税法将课税对象由过去的主户扩大到客户，并对商人重新规定税率。客户纳税，反映了其地位由非法到合法的变化及其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轻。扩大征税面，保证财政收入，这是制定两税法的目的之一。（2）征课内容：包括户税和地税。唐代征赋名目繁多，除租庸调外，后又有地税、户税、青苗钱等各种杂税。两税法则“置两税以总之”，将各种名目的赋税统一并到户税和地税这两税中，“以一其名”，并规定，若有“此外敛者，以枉法论”。（3）课税标准：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取消租庸调和杂税、杂役。“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租庸调以丁为计算单位，贫富负担不均。而两税法“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4）征课时间：分为夏秋两季，“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相对集中并节省了征收时间。（5）征课形式：“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租庸调制是“租出谷，庸出绢，调杂出缮纩布麻”。还有各种杂税杂役。两税法则先“定税计钱”，交纳时再“折钱纳物”，即所谓“定税之初，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这样，相对简化了纳税手续，便于国家计算征收。（6）征课原则：“量出以制入。”量出为入是中国赋税史上仅有的创见。两税法提出，“凡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人，”即国家根据财政支出确立每年全国总税额，然后摊派各地征收。这种量出为入的原则可以说是创我国预算原则之先。特点：以资产和土地的多少作为纳税标准，即以资产税取代自战国以来的人丁税。这次改革的基本精神是改税丁为税产，这符合土地集中和贫富升降的社会现实。两税法替代租庸调，是地主土地所有制高度发展的结果，奠定了唐后期至明中叶中国古代赋税的基础。作用（两税法实行的社会经济意义）：A、两税法统一了税制，扩大了征税面，保证了国家财政税收；两税法将唐中期以来名目繁多的杂税统一为户税和地税两种，并规定“此外敛者，以枉法论”，这样既简化了征税名目，又可使赋税相对稳定，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从制度上杜绝了官吏从中作弊乱摊派的可能，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B、改变了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惟资产为宗，放松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两税法规定贵族、官僚、客户、商人都要交税，这就扩大了税源（这也是制定两税法的目的之一），此外客户纳税，反映了其地位由非法到合法及其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轻。）；C、贵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税，扩大了税源，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相对减轻了农民负担；D两税法将唐代名目繁多的杂税，统一归并为户税和地税两种，这样既简化了征课名目，又可使赋税相对确定。从制度上避免官吏乱摊派的可能。E、两税法按照各户的贫富程度确定征税标准，较为公平。F、两税法以货币计算和交纳赋税，对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地位：两税法是赋税制度史上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征税标准由以人丁为主逐渐过渡到以土地财产多少为主，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和进步。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赋役负担不均的不合理状况，对改善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生活是有积极作用的，总之两税法是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以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相适应的，是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同时这次改革反映了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即收税标准以人丁为主向以土地为主的转变，奠定了唐后期到明代中叶赋税制度的基础。局限性：A、土地兼并不再受限制，越来越严重，激化了阶级矛盾；B、大地主隐瞒财产，转嫁赋税，政府又增加许多苛捐杂税，农民负担更加沉重。两税法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化，对巩固政权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两税法不可能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挽救唐朝的统治危机。（6）北宋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内容：王安石变法实行募役法规定官僚也要交纳役钱，实行方田均税法，清查隐瞒土地，按土地多少、好坏平均赋税，使官僚地主无法逃避赋税。后因大官僚大地主反对被废除。特征：交钱代役；清查隐瞒土地，使官僚地主不能逃税。实质：是纳钱代役和按亩征税。（7）明后期张居正一条鞭法。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是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的产物，在客观上适应了当时历史的要求，反映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一些特点。背景：是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的产物。（明朝中期，在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在继续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旨在挽救明朝统治的张居正改革。明初的赋役制度是赋和役分别征收的，赋以土地为对象征收，按田亩计算；役以人为对象征收，分为按丁和按户征收两种。在征收内容上主要是征收实物和劳役。这种赋役制度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当时是比较合理的。但到明朝中期时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变化，一方面大量田地迅速向地主手中集中，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在迅速发展。于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土地管理体制的变化，一条鞭法应运而生。）A、明朝中期，农民赋税负担过重，阶级矛盾尖锐，国家财政困难；B、旧的赋税制度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目的：为保证政府财政收入；化繁为简、平均赋役，内容：1581年张居正正在丈量全国土地的基础上，把嘉靖初已在福建、江浙、直隶、广东等地施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推行“一条鞭法” ，也称“条鞭法”，将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并为一条”，折成银两，把从前按户、丁征收的役银，分摊在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具体内容：（1）赋役合并，并部分“摊丁入地”。即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役等名目繁多的徭役合并在一起征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之中，把过去按户丁出办的徭役，改为据丁数和田粮数摊派。至于摊派的比例，各地没有统一的规定，有的地方以丁为主，有的地方以田为主，有的地方丁田各半，还有的地方全部摊入田亩中，但丁役摊入田亩的倾向是一致的。故称“一条鞭法”。（2）赋役征银，由地方官征收。田赋中除了苏、松、杭、嘉、湖等地仍收“本色”供皇室、官僚食用外，其余一律折收银两。差役把正德以来的力差、银差统一规定为以银代役。力差由官府雇人充当。赋役的征收，由地方官直接管理，废除了原来通过粮长、里长办理的办法。（3）以州县为单位，把一切赋税、役法项合编起来，确定征收的总数。意义：A、上承唐宋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制，改变了历代赋与役平行的征收形式，统一了役法，纳银代役的规定，简化赋税名目和征收手续，是我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一件大事。B、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的势力，相对减轻了农民负担，农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C、赋役统一征银的办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适应了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对豪强漏税有一定限制作用。结果：虽然由于大地主的反对，不久就停止实行，但改用银两收税的办法却保留下来。（8）清前期实行摊丁入亩，征收地丁银。清初的赋役制度沿袭明朝，但也开始着手整顿赋役制度。原因：A、旧的赋税制度使农民负担过重，影响社会安定，而且人头税使隐蔽人口现象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B、的赋税制度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C、1712年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为摊丁入亩提供了条件。内容：A、为了有一个稳定的税收额，先是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永不加赋使丁银额固定下来，这是赋税发展的一大进步。因为以丁之多少为课税标准，会逼跑贫户，隐匿人口，岁收并不能确定；而丁银定额，就相对减轻了贫民的负担。这既减少了贫户逃亡，保证国家岁收，又给日后的“地丁合一”创造了条件。B、在明以前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国家一直以土地和人丁为双重标准征税。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租佃关系的普遍化，土地买卖的加速，人口数量的激增及流民反抗的加剧，封建国家越来越难以束缚农民于固定的土地之上，直接向农民征收人口税（丁役银）更加困难，旧的标准很难维持下去。在康熙五十一年永不加赋，停止征收新增人头税的基础上，雍正初年实行地丁合一，开始了单一的土地标准征税，正式废除了人丁税。地丁合一又叫摊丁入亩，丁随地起，即把丁银全部摊入地亩中征收。所摊数额，一般是纳一两银子的田赋，摊入一二钱丁银。摊丁入亩的实行有助于封建国家税收的稳定，标志着延续了数千年的人头税的废除。它简化了税收原则和手续，把土地多少作为收税的惟一标准，改变了赋役不均的严重情况，从而调整了封建国家、地主和自耕农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评价：这一制度的实行，部分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它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头税，封建国家对劳动人民的人身控制松弛了，杜绝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隐瞒人口的现象，也促进了人口出生率的提高，有利于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劳动者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又有利于手工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赋税规则的简化，有利于政府征收，保证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以上四项的共同点是：以土地财产作为收税主要标准；纳税不再收取实物而收取货币。思考：比较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的异同：同：（1）都收取银两，即货币地租，推动商品经济发展。（2）都以土地为主要的收税依据，使农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松弛。（3）都因商品经济发展使国家直接控制的土地不足，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4）都增加了国家收入、缓和阶级矛盾。异：（1）失败——成功；（2）人丁数和税额不固定——固定；（3）王朝中期——王朝初建时期；（4）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完全按田亩的多寡来分担2、特征分类（中国古代赋税史上的四大税种）：以人丁为主要征税依据的赋税制度：“人头税”，即丁税。编户制度、租调制、租庸调制；以土地和财产（田亩）为主要征税依据的赋税制度：土地税，即田租。初税亩、两税法、方田均税法、一条鞭法；征收货币的赋税制度：募役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以户为依据的财产税，即调。以成年男子为依据的徭役和兵役，以及其他苛捐杂税。3、税种分类纳税主体：臣属（西周）、土地（春秋）、土地、人丁（秦汉）、户税（北魏）、人丁（唐前期）土地和财产（唐后期）、土地（北宋王安石变法）、土地（明）、土地（清朝前期）纳税形式：实物地租、力役地租、货币地租纳税内容：土地税、人头税、徭役、兵役（西汉）、租粟；调帛或麻---户税、兵役、徭役（北魏）、租谷、调绢或布、纳绢或布代役---庸（唐前期）、土地税和财产税（唐后期）、按土地的多少、好坏平均赋税；征收役钱（北宋王安石变法）把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按田亩多少收税（明朝）、摊丁入亩，征收统一的赋税（清初）3、古代赋税制度调整的原因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一是王朝建立之初，吸取前朝教训而减轻赋税；二是在国家控制大量无主土地而推行均田制时实行租庸调制；三是为解决经济困难，增加财政收入，调整赋税制度；四是临时加派的税款如辽饷。特点纳税主体具有多样性纳税形式具有多样性纳税内容具有多样性，以田赋、丁税为主。3、中国古代赋税制度沿革的五大趋势（演变特点）：从秦到清，我国赋税制度的沿革规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1、由向国王的纳贡到国家征收土地税；2、征收标准：由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到以土地财产（田亩）为主的征税标准，直至取消人头税的变化（以两税法为变化的标志），反映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驰。3、由赋役分征到赋役合征，税种由繁多逐渐减少，名目和手续的简化；以一条鞭法为标志4、征收的物品：由实物、劳役地租为主到货币地租为主（以一条鞭法为标志）；5、征收时间：征税时间由不定时逐渐发展为基本定时（以两税法为标志）；6、税种：由繁杂多项逐渐演变为简化单一（以一条鞭法为标志），农民由必须服徭役逐渐发展为纳绢代役（以“庸”为标志）；纳税种类由赋、役分征到赋役合征，反映了赋税的名目、手续简单化。7、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税逐渐加重。8、纳税形式由实物地租、力役地租发展到以货币地租为单一形式，反映了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上述演变体现了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这种演变说明．随着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弛；用银两收税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活跃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相应反映。（自然经济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统治者无法抗拒商品经济的发展等）5、赋税制度变化的原因（1）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2）农民的反抗斗争；（3）统治者顺应形势，调整政策。5、不同的赋税制度产生的影响第一种情况，迅速改变了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状况，缓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第二种情况，扩大了国家税源，增加了政府收入；第三种情况，通过税制改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第四种情况，加重了人民负担，成为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4、认识（1）随着历史的进步，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弛；（2）用银两收税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活跃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相应反映。（3）赋税制度的沿革取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状况，实质体现了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规律。（4）赋税是封建国家生存的经济基础；赋税的合理与否关系到社会进步与倒退，是评价历史人物和封建统治的依据之一；赋税制度的变化主观上取决于统治者的素质，客观上取决于生产力的进步。（5）反映的问题：历史上，一些封建统治者在一定历史时期相对减轻对农民的赋税剥削，完全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同时也是为了将来加重剥削。一般说，一个新的王朝在建立之初，由于刚经过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或长期战乱的破坏，社会比较贫困，统治者总会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采取一些比较宽舒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一当社会经济得到恢复、财富有所增加，统治阶级就会重新加重对人民的盘剥。

中国唐代后期用以代替租庸调制的赋税制度。开始实行于德宗建中元年（780 ）。由于土地兼并逐步发展 ，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很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按垦田面积征收的地税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安史之乱以后，赋税制度非常混乱 。赋税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大历十四年五月，唐德宗即位 ，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到次年（建中元年）正月，正式以敕诏公布。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同时不再按照丁、中的原则征租 、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这是中国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一大变化。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由国家规定的土地兼并限额（畔限）。同时征税对象不再以人丁为主，而以财产、土地为主，而且愈来愈以土地为主。具体办法：①将建中以前正税、杂税及杂徭合并为一个总额，即所谓“两税元额”。②将这个元额摊派到每户，分别按垦田面积和户等高下摊分。以后各州、县的元额都不准减少。③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因此被称为两税。④无固定居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的1／30征税。⑤租 、庸 、杂徭悉省，但丁额不废。 两税法把中唐极端紊乱的税制统一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负担，但是实行中的弊病也不少：①长期不调整户等，不能贯彻贫富分等负担的原则。②两税中户税部分的税额是以钱计算，因政府征钱，市面上钱币流通量不足，不久就产生钱重物轻的现象，农民要贱卖绢帛、谷物或其他产品以交纳税钱，增加了负担。③两税制下土地合法买卖，土地兼并更加盛行，富人勒逼贫民卖地而不移税，产去税存 ，到后来无法交纳，只有逃亡。于是土地集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农民沦为佃户、庄客者更多。由于没有更好的税制来代替，这种税制就成为后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的基本税制了。 -----780年（建中元年），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实质上就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它的主要内容是： （1）取消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的征收，保留户税和地税。 （2）量出制入，政府先预算开支以确定赋税总额。实际上， 唐中央是以779年（大历十四年）各项税收所得钱谷数，作为户税、地税的总额分摊各州；各州则以大历年间收入钱谷最多的一年，作为两税总额分摊于各地。因此，户税、地税全国无统一的定额。 （3）户税是按户等高低征钱，户等高的出钱多，户等低的出钱少。划分户等，是依据财产的多寡。户税在征收时大部分钱要折算成绢帛，征钱只是很少一部分。 （4）地税按亩征收谷物。纳税的土地，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 （5）无论户税和地税，都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因为夏秋两征，所以新税制称为两税法。 （6）对不定居的商贾征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 两税法是一项有着重要意义的改革。首先，在均田制下，国家对租调徭役的征敛，主要依据是丁身；两税法则主要是依据土地多少征税。两税中的地税是履亩征粟，户税虽说依据资产，但土地是资产中的重要内容，所以也主要是依据土地征税。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均田制破坏后，土地占有情况愈来愈不均，于是舍人税地就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舍人税地也意味着封建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 其次，在“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下，不管是地主、贫民，他们向国家纳税的数量却完全一样，这当然极不合理。两税法推行后，没有土地而租种地主土地的人，就只交户税，不交地税。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 再次，租庸调是以均田制为基础，流亡客户因为不在当地受田，所以既不编入户籍，也不纳税。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管土户、客户，只要略有资产，就一律得纳税。又因为贵族官僚原来就得负担户税和地税，所以也得交纳两税。这样，两税法的推行就极大地扩大了纳税面，即使国家不增税，也会大大增加收入。 在推行两税法时，由于租庸调及各项杂税都已并入了户税和地税，所以唐政府规定取消各种杂税。但这种局面只维持了极短的时期。不久，腐朽的统治者又想尽办法搜刮，增添了许多苛捐杂税，再加上其它原因，人民的负担成倍增加，生活比以前更加困苦。

★租赋制—编户制度：主要盛行于两汉，编户农民对封建国家承担田租、算赋、口赋和兵役四项负担。 �★租调制：主要实行于魏晋到南北朝。教材重点介绍了北魏的租调制：受田农民，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租粟、调帛或麻，还必须服徭役和兵役。这里的“调”按户征收。 �★租庸调制：实行于隋至唐中期。教材小字介绍，唐朝的租庸调制规定，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纳定量的谷物，叫做“租”；交纳定量的绢或布，叫做“调”；服徭役的期限内，不去服役的也可以纳绢或布代役，叫做“庸”。 �★两税法：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780年唐政府接受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该赋役制度改变了过去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个大变革。 �★一条鞭法：1581年，张居正为了增加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多少收税，叫做“一条鞭法”。由于大地主的阻挠破坏，一条鞭法实行不久就停止了，但改用银两收税的办法却保留了下来。 �★摊丁入亩和地丁银制度：清初雍正在位时期，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赋税，叫做“地丁银”。这样，自汉唐以来长期实行的人头税被废除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弛了 中国古代赋役制演变的基本线索：赋役是维护封建统治和剥削、掠夺人民的工具，是运用国家政权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的手段。封建财政管理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点，就是如何保证赋役来源和加强对赋税的攫夺。自战国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主要有四种：战国秦汉时期的租赋制、魏晋至隋唐的租调制、中唐至明中叶的两税法、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一条鞭法和地丁合一。 �两汉赋税制的主要内容是“租”和“赋”两项。租是土地征收的税额，交纳粮食。从景帝二年（公元155年）起，终汉一代田租基本是三十税一。赋以丁计，包括算赋、口赋。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口赋是专对儿童征收的人头税。赋交钱币（在历史上，租、赋、税的概念又往往相互混用）。 �曹魏时，战乱频仍，人口流移，官府籍簿散佚，无法按丁征赋，而户比丁易于统计，且较稳定，故改为按户征收，是为“户调”。户调又何以纳绢或布帛而不纳货币?这是由当时商品货币关系减弱以及纺织业的兴起所决定的。曹魏时将调以固定的赋税形式确定了下来，并按户征收，遂形成“户调”。 �从西晋至唐中叶，商品货币关系虽有所发展，但自然经济仍占绝对优势，各封建政权仍然使用租调这种赋税征收方式，有所变化的是隋唐在租调制的基础上开始征收“庸”，故又称“租庸调制”。租庸调制开始实行于隋朝，唐朝进一步加以完善。唐朝租庸调制的基本内容是： “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二斤，皆书印焉。凡丁岁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见《唐六典》卷三）郑樵在评价唐朝这种赋役办法时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者，十一之税也。调者，调发兵车井田之赋也。庸者，岁役二旬，不役则收其资。役多则免调。过役，则租调俱免，无伤于民矣!”（见郑樵《通志·货一》）思考：唐朝的租庸调制与前代租调制有无本质区别?其主要不同在哪里?有何积极意义?从郑樵的评价材料中找出该制度对农民有益的证据。租庸调制自唐高祖李渊颁布，始成定制，后经唐太宗直至唐玄宗开元年间，一直承袭。开元之后，租庸调制赖以存在的基础均田制瓦解，租庸调制随之破坏，被两税法取代。 租庸调制实行的社会经济意义：（1）以庸代役，农业生产时间较有保证。封建赋税形式，从内容看大致可分为三种：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形式。劳役是封建国家对农民的直接的人身控制和奴役，劳动者失去任何自主。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服劳役又直接影响农业劳动时间的适时安排。租庸调制允许劳动者交纳实物代替劳役，即以庸代役，一方面使劳动时间增加，同时，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劳动积极性也相应提高。由租调制到租庸调制的转变，标志着对劳役地租这种最落后的赋税形式的否定，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2）剥削量减轻，有利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唐前期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历时一百年繁荣局面的出现，正主要是兴革封建财政、经济管理体制、实行租庸调制和均田制的结果。诚如太宗所说：“今省徭薄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则其富有矣。”（《贞观政要·论务农》） �租庸调制的局限性：租庸调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自然受到封建国家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的限制。从阶级局限看，封建国家兴革赋税制度，适当减轻人民负担，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和加强对劳动者的更多榨取。因而，轻徭薄赋是有限度的，每当经济转机，生产发展之后，统治者的剥削也随之加重，结果阻碍了经济发展，激化了社会矛盾。从历史局限性看，它不可能超出赖以存在的生产力水平，并要受封建土地管理体制的制约。随着经济发展和土地管理体制的变化，租调制这一赋役制度就失去了历史作用和存在价值。 �唐中叶产生的两税法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特别是土地（均田制）关系变化的产物。它适应了当时丁口转移、商品货币经济有所发展的新情况。两税法有如下特点：（1）课税对象：“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两税法将课税对象由过去的主户扩大到客户，并对商人重新规定税率。客户纳税，反映了其地位由非法到合法的变化及其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轻。扩大征税面，保证财政收入，这是制定两税法的目的之一。（2）征课内容：包括户税和地税。唐代征赋名目繁多，除租庸调外，后又有地税、户税、青苗钱等各种杂税。两税法则“置两税以总之”，将各种名目的赋税统一并到户税和地税这两税中，“以一其名”，并规定，若有“此外敛者，以枉法论”。（3）课税标准：“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租庸调以丁为计算单位，贫富负担不均。而两税法“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4）征课时间：分为夏秋两季，“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相对集中并节省了征收时间。（5）征课形式：“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租庸调制是“租出谷，庸出绢，调杂出缮纩布麻”。还有各种杂税杂役。两税法则先“定税计钱”，交纳时再“折钱纳物”，即所谓“定税之初，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这样，相对简化了纳税手续，便于国家计算征收。（6）征课原则：“量出以制入。”量出为入是中国赋税史上仅有的创见。两税法提出，“凡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人，”即国家根据财政支出确立每年全国总税额，然后摊派各地征收。这种量出为入的原则可以说是创我国预算原则之先。 两税法实行的社会经济意义：（1）两税法将唐代名目繁多的杂税，统一归并为户税和地税两种，这样既简化了征课名目，又可使赋税相对确定。从制度上避免官吏乱摊派的可能。（2）两税法按照各户的贫富程度确定征税标准，较为公平。（3）两税法以货币计算和交纳赋税，对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4）两税法扩大了征税面，保证了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 �明朝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是一条鞭法的实行。1581年张居正在丈量全国土地的基础上，把嘉靖初已在福建、江浙、直隶、广东等地施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条鞭法，也称“条鞭法”，其目的是化繁为简、平均赋役，其具体内容有：（1）赋役合并，并部分“摊丁入地”。即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役等名目繁多的徭役合并在一起征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之中，把过去按户丁出办的徭役，改为据丁数和田粮数摊派。至于摊派的比例，各地没有统一的规定，有的地方以丁为主，有的地方以田为主，有的地方丁田各半，还有的地方全部摊入田亩中，但丁役摊入田亩的倾向是一致的。故称“一条鞭法”。（2）赋役征银，由地方官征收。田赋中除了苏、松、杭、嘉、湖等地仍收“本色”供皇室、官僚食用外，其余一律折收银两。差役把正德以来的力差、银差统一规定为以银代役。力差由官府雇人充当。赋役的征收，由地方官直接管理，废除了原来通过粮长、里长办理的办法。（3）以州县为单位，把一切赋税、役法项合编起来，确定征收的总数。 �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它上承唐宋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制，改变了历代赋与役平行的征收形式，统一了役法，简化了赋税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的势力，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松弛了对农民的控制，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赋税统一征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发展。 �清初的赋役制度沿袭明朝，但也开始着手整顿赋役制度。为了有一个稳定的税收额，先是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永不加赋使丁银额固定下来，这是赋税发展的一大进步。因为以丁之多少为课税标准，会逼跑贫户，隐匿人口，岁收并不能确定；而丁银定额，就相对减轻了贫民的负担。这既减少了贫户逃亡，保证国家岁收，又给日后的“地丁合一”创造了条件。 �在明以前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国家一直以土地和人丁为双重标准征税。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租佃关系的普遍化，土地买卖的加速，人口数量的激增及流民反抗的加剧，封建国家越来越难以束缚农民于固定的土地之上，直接向农民征收人口税（丁役银）更加困难，旧的标准很难维持下去。在康熙五十一年永不加赋，停止征收新增人头税的基础上，雍正初年实行地丁合一，开始了单一的土地标准征税，正式废除了人丁税。地丁合一又叫摊丁入亩，丁随地起，即把丁银全部摊入地亩中征收。所摊数额，一般是纳一两银子的田赋，摊入一二钱丁银。摊丁入亩的实行有助于封建国家税收的稳定，标志着延续了数千年的人头税的废除。它简化了税收原则和手续，把土地多少作为收税的惟一标准，改变了赋役不均的严重情况，从而调整了封建国家、地主和自耕农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沿革的特点： ① 征税标准由以人丁为主逐渐向以田亩为主过渡，人头税在赋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少，可以两税法为标志； ② 由实物地租逐渐向货币地租发展，可以一条鞭法为标志； ③ 征税时间由不定时逐渐发展为基本定时，可以两税法为标志； ④ 农民由必须服一定时间的徭役和兵役发展为可以代役，以“庸”制为标志； ⑤ 税种由繁多逐渐减少，可以一条鞭法为标志； ⑥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商品征收重税。这种演变说明，随着历史的进步，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弛；用银两收税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活跃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相应反映。

两税法是中国古代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赋税制度改革：一、两税法将唐中期以来名目繁多的杂税统一为户税和地税两种，并规定“此外敛者，以枉法论”，这样既简化了征税名目，又可使赋税相对稳定，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从制度上杜绝了官吏从中作弊乱摊派的可能，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二、两税法规定贵族、官僚、客户、商人都要交税，这就扩大了税源（这也是制定两税法的目的之一），此外客户纳税，反映了其地位由非法到合法及其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轻。三、把原来按丁征税转入按贫富征税，立法原则较为公平，很显然比租庸调制一律按丁征税合理。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赋役负担不均的不合理状况，对改善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生活是有积极作用的。总之两税法是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以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相适应的，是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同时这次改革反映了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即收税标准以人丁为主向以土地为主的转变，奠定了唐后期到明代中叶赋税制度的基

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表明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使唐朝中期以来极端混乱的税制得到统一，是我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

关于财政如何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实现小康社会的基础，如何处理好区财政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充分发挥区财政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和作用，是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 一、财政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路� 目前，地方财政收入匮乏，财力有限，财政与地方经济发展还存在着多种矛盾，地方财政的充实依赖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培育和壮大财源、发展地方经济是区政府必然选择。但政府应以什么样的方式支持经济发展，如何以有限的财力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客观上取决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和政府应履行的职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地方政府承担着生产建设和生产经营管理的职能，财源建设思路侧重于单个的财源建设项目，主要依靠财政资金的投入，并通过增加政府投入，增加GDP进而增加税收和利润，这种方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对促进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市场经济要求政府逐步从竞争性、盈利性领域退出的要求不符，与公共需要的要求不相吻合，并且使有限的地方财力分配更加捉襟见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发生了转变，财源建设思路应按照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和公共财政的性质，着重于宏观整体发展。由于财源建设具有公共性、间接性的特点，财源建设的主体为各类市场，而不是各级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市场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创造良好的投资软、硬环境。因此，地方财政应积极转变支持经济发展的思路，采取新的手段和措施实现财政与经济的良性发展。一是支持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以财政政策工具引导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二是改变财政主体型投资方式和直接支持竞争性企业的作法，采取间接支持方式、以诱导型投资特别是财政贴息促进民间、企业主体性投资，努力扩大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带动社会投资跟进增长。三是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财政税收政策为各种所有制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四是致力于提高区域公共服务能力，以转移支付的财政分配体制和降低财政运行成本的思路，帮助解决区乡财政运转困难，释放区乡政府的吃饭与发展矛盾交织问题。五是区乡政府以及省市政府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职能，各级财政都应尽力体现政府职能和及时跟进而提供财力保证。� 二、财政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 （一）调整和理顺财政体制关系，统一财权与事权，支持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的发展问题头绪很多，错综复杂，困难较大，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区乡政府权责不清、职能不明，导致财权与事权高度不对称，政府间利益冲突加剧。财政体制作为体现各级政府间利益分配关系的制度安排，在协调政府间关系和体现政府职能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理顺财政体制，首先，必须健全区、乡政府职能，还权于区乡政府。区域经济良性发展需要区乡政府增强从总体上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统揽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能力；综合运用宏观调控手段的能力。然而，从总体上看，当前区乡政府的这些职能不是在增强而是削弱。因此，在深化改革中有必要对区乡政府的职能作用进行重新研究和界定，在取消和转化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行政职能的同时，赋予区乡政府应有的行政职能，建立起确保这些职能正常运行使的组织体系，切实改变“短腿政府”、“残废政府”的现状，使区乡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能够充分发挥不可替代的“看得见的手”的重要作用。在政府职能事权范围的基础上，不断地调整和理顺政府间财政体制，不仅要合理确定区乡财政收支内容，赋予区乡政府必要的财权，还要配套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充分调动区乡政府拓展财源、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发挥财政投融资导向作用，正确引导民间资本，支持区域经济发展� 发展区域经济，资金启动必不可少。而财政资金支持是有限的，因此，发挥财政导向作用，吸纳社会闲散资金，逐步拓宽社会投资渠道，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是较为重要的。具体来说，一是要改变过去只注重直接投资和减税让利等传统发展模式，在进一步完善财政管理体制和健全财税运行机制的前提下，增加政府可支配财力，增强政府对经济调控能力，在满足基本支出需要的基础上对区域经济实施引导性扶持。二是要运用间接调控手段，尽量减少财政直接投资，做好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规范市场行为，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同时，用活经营管理政策激发民间资本投入，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对民营经济发展实行不定规模、不限项目、不设门槛、不控制行业；利用奖励政策对在外科技人员、打工人员、大中专学生回当地领办、创办民营工业企业和投资经商，其征地、办证、子女入学、转户等一律从简和享受优惠等等。三是要用好财政贴息政策，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粘合作用，使政府投资带动更多的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导向金融资本、民间资本及国外资本投资技术创新领域、基础产业领域、特色农业和效益农业，推动产优化升级，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使整个产业结构高度合理化。四是要将财政资金集中投向能带动其他投资主体和产业较大效益的关键环节上，使之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五是要有选择地运用加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支出（税收优惠）等手段，引导和刺激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改投资热情。如对社会资金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可对特定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优惠的土地使用政策，包括减免土地使用费和允许企业在投资项目周围一定区域进行多元化经营；对符合产业结构要求的企业技术改造，实行投资抵免税的方式，支持企业再投资。要打破所有制和“身份”界限，积极鼓励发展民营、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民营经济参与投资农、林、牧业和国有企业改革。� （三）转变职能和理财思路，营造公平竞争机制，支持区域经济发展�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在于政府能否为市场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歧视待遇。财政部门应随着政府工作提速及政府职能的转变，找准自己的位置，通过制定政策、建立规章和改进公共服务手段，规范财经秩序，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政府也应转变观念，把企业推向市场；企业应转变观念，在市场的大潮中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同时，财政还应转变职能和理财思路，从更高层次上支持企业发展。一方面，应为政府当好参谋、把好关，不能随意出台或变相出台减免税的政策；另一方面，应严格按政策办事，切实把国家的政策落实到位，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一是要认真执行国家法规、政策，所有减、免税项目到期都要恢复征税，不能在税收优惠上重放轻收。二是应对现行财税法规政策中不合理部分进行清理，该取消的取消，该放心止的废止。三是地区间不应搞优惠政策上的攀比竞争，区域性、暂时性的优惠政策容易形成一种不平等的市场环境，难以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四是改革税收计划和执行方法，使税收的增长真正建立在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四）不断深化财政改革，完善财政运行机制，支持区域经济发展� 1、积极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行政府采购制度。首先，要继续深化部门预算改革，进一步改进和规范预算编制，实行“零基预算”编制方法。结合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加强预算内外资金的管理，实行财政综合预算，增强政府可支配财力。其次，加快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改革，减少资金动作环节，从机制上防止截留、挤占和挪用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第三，推行政府采购制度，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政府各部门的采购性支出，如各种办公用品、设备、公共设施及政府所需的其他劳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应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招标购买，实行政府统一采购。通过深化财政改革，强化财政职能，增强政府可支配财力，使政府能够集中财力办大事。� 2、进一步规范财政供给范围，提高财政支出效益。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将财政资金逐步转移到满足公共需要上来，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①要解决财政供养人口过多、人员经费支出项目过乱的问题，规范人员经费供给。做好定编定岗定员工作，严格控制人员经费。②结合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将事业单位划为公益性、准公益性、经营性等类型，并对其实行不同的财政补助政策。对经营型的事业单位，一律推向市场，财政停止供给；对准公益性的事业单位，考虑其收入条件和能力，适当核减事业经费；对公益性的事业单位，要加大支持力度，保证科技、教育、社保、农业、生态建设等重点领域和项目支出的需要。③逐步减少对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资，为企业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环境。④采取拓展新的产业领域，扶持新兴产业的政策措施，既促进技术进步，又增加就业机会。⑤财政投资要强化成本效益观念，建立一套评估的体系和方法，对各项投资预算支出进行详细的评估和考核，确保投资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区级财力水平。省、市财政都应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办法，建立对区级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区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所得税改革以后，中央增加的转移支付资金，也应主要用于区级。同时，调整专项资金分配结构，集中一部分财力用于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进一步增强区级政府可支配财力，提高其履行基本职能的能力，使区级政府有一定的财力来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1）支持西部大开发。一是增加建设资金投入。提高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比例。制定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安排专项资金时，充分体现对西部地区的支持等。继续保持用长期建设国债等中央建设性资金支持西部开发的投资力度。二是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加大中央对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环保等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向西部地区倾斜。中央财政扶贫资金重点用于西部贫困地区。对国家批准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工程所需的粮食、种苗补助资金及现金补助，主要由中央财政支付。对因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工程而受影响的地方财政收入，由中央财政适当给予补助。三是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减按１５％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定期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对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等企业，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对西部地区公路国道、省道建设用地比照铁路、民航用地免征耕地占用税。对西部地区内资鼓励类产业、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及优势产业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自用先进技术设备，除国家规定不予免税的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对水电的实际税赋进行合理调整，支持西部地区水电发展。四是建立和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提高西部地区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水平，逐步使其达到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五是完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大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新增财政收入用于支持农村教育发展的部分向西部地区农村倾斜，支持中小学校建设的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继续向西部地区倾斜。国家继续在资金投入和政策措施上给予倾斜，支持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六是加大各类科技计划经费向西部地区的倾斜支持力度，逐步提高科技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数额。国家安排的补助地方文化设施建设、广播电视建设投资和文物经费，向西部地区倾斜。加快建立电信普遍服务基金和邮政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支持西部地区和其他地区农村普及电信和邮政服务。（2）支持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一是选择部分老工业基地城市进行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试点，有步骤地剥离重点大企业办社会职能，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所需费用由中央财政予以适当补助。妥善解决厂办“大集体”问题。老工业基地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优先列入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工作计划。二是对部分企业历史形成、确实难以归还的历史欠税，按照规定条件经国务院批准后给予豁免。对资源开采衰竭期的矿山企业，以及对低丰度油田开发，在地方具备承受能力的条件下，适当降低资源税税额标准。对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农产品加工业等行业，允许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税金予以抵扣。实施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和缩短无形资产摊销期限、扩大企业研发经费加计扣除优惠政策适用范围、提高计税工资税前扣除标准等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三是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环保等领域的专项资金安排，支持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四是外国投资者并购和参股改造国有企业，原国有企业历史形成、确实难以归还的历史欠税，按照规定条件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豁免。五是凡符合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的东北地区外商投资项目，可享受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的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外商投资研究开发中心除按有关规定享受优惠政策外，对经核准的外商投资企业技术中心，其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自用耗材、试剂、样机、样品等可按现有规定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3）支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一是完善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制度，继续安排资金支持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中央财政加大对产粮大县奖励政策的实施力度。加大对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理、中低产田改造、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建设、旱作农业的投入。二是落实对内资重点龙头企业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和农林产品初加工业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三是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加大对财政困难县义务教育经费的转移支付力度。四是国家对优势企业的联合、重组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加大对重点企业技术改造的支持力度，通过科研投入、工程设备采购以及税收政策等，支持重大成套装备技术研制和重大产业技术开发。五是支持中部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和资源型城市转型。选择部分老工业基地城市，在增值税转型、厂办大集体改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比照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有关政策给予支持。支持资源型城市和资源型企业加快经济转型，培育、发展循环经济和接续产业，研究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对重点资源枯竭型企业关闭破产、分离办社会职能、职工安置、沉陷区居民搬迁给予扶持。六是加大对财政困难县乡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规范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对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增强县级政府面向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七是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对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地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实行集中连片开发，增加支援欠发达地区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的投入，在扶贫开发、金融信贷、建设项目安排、教育卫生事业等方面比照西部大开发政策执行。对干旱缺水、水土流失严重、行蓄（滞）洪区等特殊困难地区加大扶持力度。八是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加大中央财政对中部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