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赋赋论文范文写作

赋是同诗、词、曲并列的一种特殊文体，在长期发展中已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赋必押韵赋既然是诗与文的结合体，亦诗亦文，在体制上要求必须押韵；不押韵就不能称为赋。不过，赋的押韵不像诗那么严格，无须一韵到底，也可以平仄兼押。归纳起来，有四点。首先，可以换韵。一般说来，赋的篇幅较长，几百字，几千字，甚至上万字，这就无法一韵到底，须中途变换。有的大赋，换韵竟达几十次，乃至上百次。像左思的《三都赋》、庾信的《哀江南赋》，都换几十次。其次，适应段落。赋的换韵，往往与内容段落相一致，有些赋家则用换韵来表示段落，提示内容。如江淹的《别赋》，许多段是一韵到底的，换韵则另起一段。再如15年前，云南周善甫老先生写了一篇《春城赋》，题下标明以“春城无处不飞花”为韵，全文七段，每一段一韵，中间不换，极有风韵。其次，隔句相押。赋的押韵，灵活多样。有的一句一押，有的隔句一押，有的三四句或四五句一押，并没有严格规定。不过，最基本的是隔句相押，和《诗经》、《楚辞》的手法是相近的。2.讲究对仗对仗，是赋讲究文采的一种表现。赋如果没有对仗，和散文又有什么区别？追根溯源，赋中最早使用对仗的，是西汉王褒的《洞箫赋》。嗣后，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均有较为精工的对仗。到了魏晋，赋中使用偶句越来越多，如曹植的《洛神赋》：“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绿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左思的《三都赋》，也用了大量的骈偶句，为洛阳纸贵增加了砝码。陆机的《文赋》，由于对仗工整，又富于变化，使作品更加典雅与精美。到了南北朝，因为出现了骈赋，作品中的偶句倍增，有的作品更是一骈到底。像沈约的《丽人赋》、谢庄的《月赋》、吴均的《八公山赋》，江淹的《恨赋》，都号称名篇，以对仗工美而受人赞扬。特别是庾信的《哀江南赋》，三千三百余言，除开头或过渡有少量散句之外，全文都是对仗，而且形式多样，巧于变化，令人叹为观止。唐代继承六朝遗风，凡作赋皆有对句。就连李商隐只有八句32字的咏物小作《虱赋》，居然还有四句对仗，“亦气而孕，亦卵而成”；“回臭而多，跖香而绝”。3.铺张扬厉赋作为介于诗与文之间的一种特殊文体，它在写作上的最大特点就是铺张扬厉，即在描绘事物时，多用夸饰手法，极力渲染，以张大其事，从而引起注意，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如司马相如、扬雄的一些大赋，像《上林赋》、《长杨赋》都通过繁多的景物描写，渲染出汉代京都苑囿的空前盛况和帝王田猎的奢靡豪华。前面在讲赋的对仗时，所引曹植《洛神赋》中的那一段，则是写人物运用铺陈手法取得成功的典型范例，大家不妨推敲推敲。这里，再引两段《木兰诗》中的例子，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和掌握铺张扬厉的写作手法。《木兰诗》在写到木兰替父从军做准备时有这样几句：“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而写到木兰荣归时又有这样几句：“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看，这就是展开描写，这就是铺张扬厉。诗尚如此，何况于赋？4.追求辞采在诸多文体中，像诗歌、散文、小说等，赋是最讲究辞采，追求文雅，善用典故的，古代是这样，当代也是这样。为其如此，赋是比较难写的。在洋洋赋海大观园中，有多少声情并茂、文采斐然的佳作流传于世，供人欣赏？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三都赋》，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谢庄的《月赋》，王勃的《腾王阁序》，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前赤壁赋》等，哪一篇不文采飞扬，才情横溢？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庾信的《哀江南赋》，它辞采富瞻，熔叙事、描写、抒情、议论为一炉，仅用典就有一百多处，而且灵活多样，巧于变化，可谓空前绝后，无人比肩。而当代作品，《光明日报》“百城赋”所刊发的近五十多篇赋中，写得最富于文采的是《烟台赋》，情景交融，洋洋洒洒，堪称“铺采摛文，体物与志”的精品，大家不妨找来看看，必将受益非浅。

从东汉末汉献帝建安年间到隋朝统一中国之前（ 196-589 )， 期间约四百年，史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的是一个战乱和分裂的年代，朝代更替频繁，统治集团互相倾轧，争权夺利。战争、饥馑、瘟疫等，不知夺走了多少人的性命。 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争而遭杀戮，如孔融、嵇康、陆机、潘岳、谢灵运、鲍照等。这些反映到文学中，作家们往往感慨人生的短促、命运的无常。因为社会的动荡不宁，儒家的正统思想有所动摇，玄学与佛学思想盛行，学术文化在相对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中发展。 辞赋创作沿着东汉末年的赋风继续前进，随着经学的衰微，人性的觉 醒，抒情小赋得以迅速繁衍，呈现出一派生机。这时赋家在题材内容上表现出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广阔性，他们把视线从宫廷转向社会生活和自然美景，注重抒写心灵世界。在艺术形式上’此时的赋大都篇幅较短，注重对偶与音律，由此形成骈赋创作的主流。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他们在五言诗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并形成了共同的时代风格即“建安风骨”。他的辞赋创作，主要以四六言的骈偶句抒情小赋为主，显得工整精致。 王粲，字仲宣，才高而貌丑，年少时去拜访蔡邕，恰逢蔡府宾客盈门，蔡邕知道王粲来访，急忙出迎以至于连鞋子都穿倒了。蔡邕对王粲如此敬重，是因为欣赏他的才华。王粲十七岁时因避乱，投靠荆州刺史刘表，可是因为王粲长得矮小，其貌不扬，刘表不喜，多年不加重用。王粲感到时光流逝，十分忧伤，登城抒发自己的忧思，写下了千古名赋《登楼赋》，赋以“虽信美而非吾土兮”为写景抒情的线索，把登楼眺望之景与思归不得的忧思联系起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曹植，字子建，天资颖慧，博学多才，得到父亲曹操的宠爱，几乎被 立为嗣子，但因他任性放荡，不拘小节，逐渐失宠。曹丕登上帝位后，对他多加猜忌、迫害。曹植在其封地都受到监视，几乎没有任何自由，终抑郁而死。曹植今存赋六十多篇，题材广泛，不少赋作富有深意，或针砭时弊，或疏泄悲愤，或追求自由。曹植赋中最有特色者，还是那些物言志的咏物赋。如《白鹤赋》《蝉赋》《鹞雀赋》等。《鹞雀赋》似一则寓言，曹植以生动通俗的语言，通过鹞雀与麻雀的对话，表达出对弱小者的同情之心。曹植最为人称道的、影响深远的当属《洛神赋》，赋写曹植从京师返回封地途中，经过洛水，与洛水女神相知、相恋，到最后因人神殊途而不得不分离的爱情故事，其中对洛水女神容貌姿态的描写尤为细腻传神。此赋以爱情的失败象征君臣遇合的政治理想的幻灭。集团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280年，统一全国。司马氏家族用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名教，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虚伪性，所以首先觉醒的魏晋士人明确标榜“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内心的情感。这一时期的文学，又分为正始文学和太康文学。 魏自曹丕以后，司马氏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280年，统一全国。司马氏家族用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名教，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虚伪性，所以首先觉醒的魏晋士人明确标榜“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内心的情感。这一时期的文学，又分为正始文学和太康文学。正始文学的代表是“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其中又以阮、嵇两人更突出。 阮籍的诗文多表达其身处脸恶政治环境中的内心苦闷及愤世嫉俗的情感，但大多隐晦曲折。《猕猴赋》借对猕猴的具体描写，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当时社会上那些人面兽心之徒的丑陋嘴脸。《大人先生传》塑造了一个超脱现实、神游天地之外的大人，其实就是作者形象的化身。表面游仙，实际上是作者内心的满腔忧愤无处疏泄而不得不向仙界寻求精神寄托的一种方式。《首阳山赋》是一首寄寓深刻的吊古之作。 嵇康的《琴赋》在艺术上较有特色，赋对琴声的各种曲调变化的描绘能曲尽其妙。向秀的《思旧赋》是向秀从京师归来途经嵇康旧居，听到笛声，感而作此赋。表达对故友的怀念，故友是遭迫害而死的，但作者没有直接道出，而是用李斯被赵高诬陷而处死的典故，来隐喻其对现实政治的抗议。西晋太康时期的文学，有两个突出的特征：1、以抒情为主。2、崇尚文采。代表赋家有张华、潘岳、陆机等。张华《鹪鹩赋》，以微不足道的鹪鹩与那些举足冲天的苍鹰等进行比较，说明有用之才遭害而无用之才安处之意。 陆机，在当时文坛甚有名气，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作赋三十多篇，咏物赋有《白云赋》《漏刻赋》《羽扇赋》等，描绘精细，文辞清丽。陆机尤擅抒情小赋，或行怀述志.或思亲怀乡，或伤逝悼亡。《愍思赋》写对亡姊的悼念。《叹逝赋》伤悼已故的亲友，其中充满对时光流逝、人生无常的感慨。悲伤的人生情绪，往往成为陆机抒情小赋的基调。 潘岳作赋讲究文辞的华美，来摹写客观物象和抒发主观感情。《秋兴赋》先描绘秋日萧瑟零落的景象及由此产生的人生无常之感，最后抒发自己欲摆脱官场束缚、归隐山林的情怀。《西征赋》历叙征行之处所见所闻，表达怀古伤今之慨。《怀旧赋》《悼亡赋》《闲居赋》等都写得情深意切，感人至深。成公绥作的《天地赋》第一次把天地当作赋的描写对象，《大河赋》第一次对黄河进行正面的颂扬。公元316年西晋王朝覆灭，偏安于江南的东晋王朝开始。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使东晋的文人士大夫的人生情趣发生改变，他们规避世俗，喜谈玄虚，这直接影响到恬淡清虚文风的形成。这一时期辞赋作品中仍有慷慨不平之音。郭璞的《江赋》，用散体大赋那种铺张扬厉的手法对江海这类气象博大的事物进行描绘，局面宏大雄伟。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为后世所称道，赋作以游历为线索，把对天台山景物的描绘与玄理佛教思想合而为一。他本人对此赋也颇为得意，赋写成后，对他的友人范荣期说：“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 作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赋作共三篇（《归去来兮辞》《闲情赋》《感士不遇赋》），在赋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归去来兮辞》表达其归隐田园的愿望及在田园生活中怡然自得的心情。《感士不遇赋》抒发的却是志士不遇的悲愤。《闲情赋》似有深意，不仅表达其对爱情的追求，更在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晋宋之际文风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变平淡为绮丽，在尚文风气的影响下，宋代作家辈出，辞赋留存的有谢灵运、颜延之、谢庄、鲍照等人。谢灵运，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山水诗人，其赋也颇可一观，《撰征赋》写作者于东晋义熙十二年奉命至彭城慰劳刘裕的途中所见所感，其手法颇似前代潘岳的《西征赋》。《山居赋》借对山水景物的描写寄托其怡情山水的闲逸情趣。谢庄《月赋》，假托曹植与王粲月夜吟游来谋篇，清空的月色与遥远的悲伤之情相融合，构成清冷惆怅的氛围。古人言其“只写月夜之情，非为赋月也”，确为精到之论。 鲍照，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元嘉三大家”。鲍照的赋感慨沉悲，清丽中见风华。最突出者当推《芜城赋》，赋以芜城（广陵，今扬州）昔日的繁华兴盛与今日的衰败荒芜进行对比，抚今追昔，悲愤满怀，让人产生无限的悲伤和惆怅。齐梁陈时期的统治者爱好文学，形成了宫廷文学集团。文学创作多局限于宫廷闺房和个人的狭小天地里，文风趋向轻靡而缺乏气骨。但他们在形式方面对中国文学作出了极大贡献，主要体现为追求语言的华美，精工的对偶和和谐的音律。这时期的代表赋家赋作有沈约的《丽人赋》，谢脁的《游后园赋》《临楚江赋》。江淹（江郎才尽的典故）存有辞赋数十篇，其中最为人所称颂的是《别赋》和《恨赋》。《恨赋》从恨极处着笔，后依次写帝王之恨、去国之恨、屈死之恨，最后将不同命运的人的死都归结到“恨”字上。《别赋》就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统摄全篇，然后再特写富贵别，任侠别、从军别、绝国别、夫妇别、学道别等种种人生之别，最后以难写别情结尾。江淹将恨与别两种普遍的人类情感，细腻深刻地加以描写，引起了后世人们强烈的思想共鸣，无怪乎经久不衰、脍炙人口。 融合南北文风，集南北朝辞赋之大成，取得辞赋创作突出成就的当推庚信。庚信本仕于梁，后出使西魏，正值梁朝灭亡，只好羁留于西魏；北周代魏后，又仕北周。庚信的赋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仕北以前，多写宫廷生活趣昧，如《春赋》《灯赋》《镜赋》《对烛赋》等；仕北以后，着重表现的是国破家亡之痛和故国乡关之思，文风也由前期的华艳轻巧转变为后期的遒劲悲凉，如《枯树赋》《小园赋》《竹杖赋》。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哀江南赋》，被认为是中国赋史上最优秀的篇章，叙述了他的家世背景及其前半生的经历与感受，着重追叙了侯景之乱、梁元帝偏安一隅、与西魏的战争以及陈霸先篡位等一系列导致梁朝衰亡的史实。在这一系列的追叙中作者用自己的眼睛来捕捉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的社会心理，哀悼故国 ，从更高的层面把握历史精神。

赋的格式 一些文章中也略及赋的体制问题。比如《史记》和《汉书》中都有辞赋家的传，汉代刘向、刘歆的《七略》中的《诗赋略》。那裏能涉及到一些。至於具体的关於赋的论文，可参阅班固《两都赋序》：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於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臯、王襃、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於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臯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於孔氏，列於诗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攡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蔿之赋《狐裘》，结言扌豆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於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播其风，王扬骋其势，臯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於倡序，亦归余於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写送文势。按《那》之卒章，闵马称乱，故知殷人辑颂，楚人理赋，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至於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夸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於情理；子渊《洞箫》，穷变於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於鸿规；士衡子安，底绩於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於雕虫，贻诮於雾縠者也。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抑滞必扬，言旷无隘。风归丽则，辞翦荑稗。-------------------------------------------------- 赋 作者：陶秋英 文章来源：论坛作品 更新时间：2004-05-24 文体名。“赋”的含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左传》里多有某人赋某篇的记载。“赋”是诵说的意思，不指文体。《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也是指这个涵义。《周礼·春官宗伯·大师》中有“六诗”的提法,《毛诗序》称之为“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据郑玄的注解,“赋”是铺的意思，即“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也不指文体。不过《诗经》中铺陈言志的手法，对于赋体的形成是有影响的。所以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赋用作文体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赋篇》，其中分别铺写了云、蚕、礼、知、箴五种事物，可以说是由铺陈发展到以赋名篇的肇始。但是，赋作为文学体制，则可追溯到楚辞。战国中期屈原的《离骚》、《九歌》等篇章，当时并不曾以赋题称，到西汉刘向、刘歆领校秘阁图书时，为屈原编集，始称之为“屈原赋”25篇，《汉书·艺文志》予以著录，同时还著录有“宋玉赋”16篇、“唐勒赋”4篇。楚辞与赋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后代文体分类常以辞赋合称，并认屈原为辞赋之祖。但楚辞与汉以后的正宗大赋在精神和体貌上又有所不同，所以后人也有将辞与赋加以区分的。要而言之,赋体以楚辞为滥觞,至荀况始有定名，它出现于战国后期，到汉代才形成确定的体制，这就是赋的渊源。关于赋的特点,《《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体物写志，指赋的内容；铺采□文,指赋的形貌。与“诗言志”的传统相比较,赋的特点首先在于“体物”，即摹写事物。《诗经》里只有很简要的景物描写，到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作品中，写景的成分和技巧都有了很大的进展。汉代大赋更多模山范水、叙写宫苑游猎之作，大量地罗列各种珍禽奇兽、名花异木、虫鱼水族、车旗仪仗，名目繁多。所以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鲜明地区划了两种文体在表现内容上的不同。然而，赋在侧重“体物”的同时,也注意到“写志”,这与“诗言志”的传统又是一致的。《汉书·艺文志》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魏晋间皇甫谧《三都赋序》也说:“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寝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可见辞赋的起源也是同讽谏述志相联系的。汉代大赋中铺张摹写物态的趋势虽发展到极点,“劝百而讽一”,但结尾仍不无讽谏之义。所以《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史记·司马相如传赞》也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通过摹写事物来达到抒发情志的目的，这是对赋体在内容方面的要求。赋在内容上既然要通过“体物”以“写志”，在艺术表现上就必然注重铺陈，形容事物的外象和内理。由于注重铺叙和形容，在语言上就不免要使用华美的词藻，着上绚丽的色彩。这也就是“铺采□文”的意思。另外，赋也很讲究声韵的美，它把散文的章法、句式与诗歌的韵律、节奏结合在一起，借助于长短错落的句子、灵活多变的韵脚以及排比、对偶的调式，形成一种自由而又谨严、流动而又凝滞的文体，既适合于散文式的铺陈事理，又能保存一定的诗意。这是赋这种文体的重要特征。赋体（辞赋）的流变大致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各个阶段。骚赋指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以及后世模仿楚辞的作品。其特点在于抒情浓郁,意象瑰玮，声调绵邈,句中或句尾各用“兮”、“些”、“只”等语助词调节音韵。它还不象汉以后的赋那样注重铺陈事物，也没有形成很固定的体制。汉赋主要指汉代流行的大赋，由枚乘《七发》开其端，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汉赋的特点在于极力摹写各类事物，一般都是长篇巨制，结体严密，气象壮阔，文辞富丽，好用典故难字，表现出一种典雅堂皇、肃穆凝重的风格，被视为赋的正宗。章法上多采用问难对答的形式,句式参差明显,韵文中夹杂散文，诗的气息大为减弱。骈赋也叫俳赋，孕育于汉魏之际，而流行于两晋南北朝。它是汉赋的变体,所谓“三国两晋,征引俳词；宋齐梁陈，加以四六，则古赋之变矣”(《汉文典》)。骈赋的特点，一是骈四俪六，全篇均由四言六言的对仗组成，句式整齐；二是丽藻雅辞，络绎奔会，写得花团锦簇；三是两句一韵，依照章节内容的变换而转韵，格式较为固定；四是逐渐讲求平仄协调，富有音乐美；五是篇幅一般比较短小，失去了汉赋的宏廓气象。总的说来，骈赋由于注重形式华美，趋向绮丽，辞藻益茂，而体格渐卑，内容上的意义相对地削弱了。到唐代，科举制度盛行，赋列入国家考试科目，于是产生了考试专用的试帖赋，叫做律赋。律赋在骈赋的基础上更注重对仗与声律的工整严密，并对全篇字句数和韵式作了严格的限制。如王□《沛父老留汉高祖赋》，限用“愿止前驱得申深意”八字为韵,即全篇分八段,各段依次分用此八韵中的字押韵。这样矫揉造作的作品，显然已失去了文学的真实生命，而作为利禄之途的敲门砖，其形式却一直沿袭至清末。与此同时，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影响下，一部分赋又呈现出由骈俪返回散体的倾向，不讲求对偶、音律、藻采、典故，章法开放流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也比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畅快的气势，称作文赋。杜牧《阿房宫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等，都是代表作。

诗词曲赋，四大文体，比较而言，赋是最难写的。刘勰说：“以赋观诗，较若纷至沓来，气猛势恶。故才弱者只能为诗，不能为赋。赋起源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明清。在汉唐时期，有只作赋而不写诗的文人，却几乎没有只作诗而不写赋的才子。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对赋的推崇过于诗。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边缘文体，在两者之间，赋又更近于诗体。从汉至唐初这段时期，赋近于诗而远于文。赋是文的一种，在今天与散文等古文一样，因为其倾向于实用而被现代文所代替，所以逐渐消失；而诗词则有相对多一点的不可替代性，所以反而能勃兴。 汉赋是赋体的正宗，今天就是要学习写作，可能也只能参考不好取法。典型汉赋的基本特征，应该有二，一是骈句，二是对答。赋中的骈句，应以四六为主，通常的结构是前四后六，除去语助词，用五七言就有点象好多诗加起来的感觉，反而为文不得，应该不可取。我认为在写作上注意这些要点，同时照顾一下韵脚，就行了。赋是韵文中的一种，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写作原则就是必须押韵。赋的押韵方式可句句押韵，也可隔一句或隔两句押韵；隔三句以上押韵的赋就比较少见，因为这样读起来也不好听。虽然赋对平仄要求没有很硬性的规定，但作者在遣词造句时，使平仄错落有致，所以一般人读这篇赋的时候，通过对文中描写的场景的想像，再加上错落有致的读音，很容易带出一种离情别绪，使听者感受到淡淡的哀愁。笔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神奇，诗词典赋的魅力跟读音也是分不开的。

赋的格式 一些文章中也略及赋的体制问题。比如《史记》和《汉书》中都有辞赋家的传，汉代刘向、刘歆的《七略》中的《诗赋略》。那裏能涉及到一些。至於具体的关於赋的论文， 可参阅班固《两都赋序》：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於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臯、王襃、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於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臯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於孔氏，列於诗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攡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 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蔿之赋《狐裘》，结言扌豆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於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播其风，王扬骋其势，臯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 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於倡序，亦归余於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写送文势。按《那》之卒章，闵马称乱，故知殷人辑颂，楚人理赋，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至於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夸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於情理；子渊《洞箫》，穷变於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於鸿规；士衡子安，底绩於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於雕虫，贻诮於雾縠者也。 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 抑滞必扬，言旷无隘。风归丽则，辞翦荑稗。 -------------------------------------------------- 赋 作者：陶秋英 文章来源：论坛作品 更新时间：2004-05-24 文体名。“赋”的含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左传》里多有某人赋某篇的记载。“赋”是诵说的意思，不指文体。《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也是指这个涵义。《周礼·春官宗伯·大师》中有“六诗”的提法,《毛诗序》称之为“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据郑玄的注解,“赋”是铺的意思，即“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也不指文体。不过《诗经》中铺陈言志的手法，对于赋体的形成是有影响的。所以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赋用作文体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赋篇》，其中分别铺写了云、蚕、礼、知、箴五种事物，可以说是由铺陈发展到以赋名篇的肇始。 但是，赋作为文学体制，则可追溯到楚辞。战国中期屈原的《离骚》、《九歌》等篇章，当时并不曾以赋题称，到西汉刘向、刘歆领校秘阁图书时，为屈原编集，始称之为“屈原赋”25篇，《汉书·艺文志》予以著录，同时还著录有“宋玉赋”16篇、“唐勒赋”4篇。楚辞与赋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后代文体分类常以辞赋合称，并认屈原为辞赋之祖。但楚辞与汉以后的正宗大赋在精神和体貌上又有所不同，所以后人也有将辞与赋加以区分的。要而言之,赋体以楚辞为滥觞,至荀况始有定名，它出现于战国后期，到汉代才形成确定的体制，这就是赋的渊源。 关于赋的特点,《《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体物写志，指赋的内容；铺采□文,指赋的形貌。与“诗言志”的传统相比较,赋的特点首先在于“体物”，即摹写事物。《诗经》里只有很简要的景物描写，到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作品中，写景的成分和技巧都有了很大的进展。汉代大赋更多模山范水、叙写宫苑游猎之作，大量地罗列各种珍禽奇兽、名花异木、虫鱼水族、车旗仪仗，名目繁多。所以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鲜明地区划了两种文体在表现内容上的不同。然而，赋在侧重“体物”的同时,也注意到“写志”,这与“诗言志”的传统又是一致的。《汉书·艺文志》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魏晋间皇甫谧《三都赋序》也说:“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寝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可见辞赋的起源也是同讽谏述志相联系的。汉代大赋中铺张摹写物态的趋势虽发展到极点,“劝百而讽一”,但结尾仍不无讽谏之义。所以《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史记·司马相如传赞》也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通过摹写事物来达到抒发情志的目的，这是对赋体在内容方面的要求。 赋在内容上既然要通过“体物”以“写志”，在艺术表现上就必然注重铺陈，形容事物的外象和内理。由于注重铺叙和形容，在语言上就不免要使用华美的词藻，着上绚丽的色彩。这也就是“铺采□文”的意思。另外，赋也很讲究声韵的美，它把散文的章法、句式与诗歌的韵律、节奏结合在一起，借助于长短错落的句子、灵活多变的韵脚以及排比、对偶的调式，形成一种自由而又谨严、流动而又凝滞的文体，既适合于散文式的铺陈事理，又能保存一定的诗意。这是赋这种文体的重要特征。 赋体（辞赋）的流变大致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各个阶段。 骚赋指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以及后世模仿楚辞的作品。其特点在于抒情浓郁,意象瑰玮，声调绵邈,句中或句尾各用“兮”、“些”、“只”等语助词调节音韵。它还不象汉以后的赋那样注重铺陈事物，也没有形成很固定的体制。 汉赋主要指汉代流行的大赋，由枚乘《七发》开其端，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汉赋的特点在于极力摹写各类事物，一般都是长篇巨制，结体严密，气象壮阔，文辞富丽，好用典故难字，表现出一种典雅堂皇、肃穆凝重的风格，被视为赋的正宗。章法上多采用问难对答的形式,句式参差明显,韵文中夹杂散文，诗的气息大为减弱。 骈赋也叫俳赋，孕育于汉魏之际，而流行于两晋南北朝。它是汉赋的变体,所谓“三国两晋,征引俳词；宋齐梁陈，加以四六，则古赋之变矣”(《汉文典》)。骈赋的特点，一是骈四俪六，全篇均由四言六言的对仗组成，句式整齐；二是丽藻雅辞，络绎奔会，写得花团锦簇；三是两句一韵，依照章节内容的变换而转韵，格式较为固定；四是逐渐讲求平仄协调，富有音乐美；五是篇幅一般比较短小，失去了汉赋的宏廓气象。总的说来，骈赋由于注重形式华美，趋向绮丽，辞藻益茂，而体格渐卑，内容上的意义相对地削弱了。 到唐代，科举制度盛行，赋列入国家考试科目，于是产生了考试专用的试帖赋，叫做律赋。律赋在骈赋的基础上更注重对仗与声律的工整严密，并对全篇字句数和韵式作了严格的限制。如王□《沛父老留汉高祖赋》，限用“愿止前驱得申深意”八字为韵,即全篇分八段,各段依次分用此八韵中的字押韵。这样矫揉造作的作品，显然已失去了文学的真实生命，而作为利禄之途的敲门砖，其形式却一直沿袭至清末。 与此同时，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影响下，一部分赋又呈现出由骈俪返回散体的倾向，不讲求对偶、音律、藻采、典故，章法开放流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也比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畅快的气势，称作文赋。杜牧《阿房宫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等，都是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