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话分析论文文献

标记理论自布拉格学派创立以来，已成为语言学各分支学科的一项重要理论，并迅速运用到其它研究领域。本文首先对标记的概念、标记理论的发展历程等做一番简述，然后重点探讨标记理论在语用学研究中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关键词：标记理论；语境；间接言语行为；会话分析；顺应论；Abstract: Since it originated with the Prague School, markedness theory has been an important theory in different sub-disciplines of linguistics, and has been applied to other research fields.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brief analysis of this theory’s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and focuses upon its theoretic and utility value in Words: markedness theory; context; indirect speech act; conversation analysis; adaptation theory1. 引言根据《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理查兹，2000：276）的定义, 标记理论认为:“世界上的各种语言中, 某些语言成分比其它的更基本、更自然、更常见（是为无标记成分），这些其它的语言成分称为有标记的。” 标记性反映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如：音位、词法、词汇、语法、句法等。这里先以音位层面为例。音位（phoneme）是音位学（phonology）分析的一个基本单位，是指在一种语言中能够区分两个单词的最小的语音单位。如: pin和bin这样一对最小对立体（minimal pair）就是由于词首的[ p ]和[b]不同，从而能区分成两个不同的词。音位层上的标记与无标记现象并不是发生在所有的音位上，而只是发生在成对的音位中，而且两个音位的相关特征涉及某一语音特征的出现与否。出现相关标记（marker）的叫有标记成分，不出现相关标记的叫无标记成分。比如：英语中的[t]和[d]；[k]和[g]；[p]和[b]；[s]和[z]等。在[t]和[d]这一组音位中，[t]是无标记成分，因为[t]是清辅音，而[d]是有标记成分，因为[d]是浊辅音。也就是说，辅音的浊音特征构成了相关标记。类似地，在上面这些例子中，前一个皆为无标记成分，后一个皆为有标记成分。（红色显示的这部分是否也可以省略？）标记现象在语用层面也是随处可见的，此时语言单位的标记性表现为语用标记。例如，在英语交际中，对别人给予的称赞，应该说“谢谢”，但如果像中国人那样为了谦虚而不承认甚至否认别人的称赞就是一种语用失误（pragmatic failure），是一种有标记的表达。同样，有些外国人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也会出现因为文化差异所引起的语用失误。例如，在汉语交际中，中国人习惯于根据自己的观察，通过询问或推测对方在干什么或准备干什么来问候对方，如：“在看电视啊”、“去买菜啊？”，等等。这些表达法都是中国人常用的一般打招呼用语，听话者完全不必在意，只需视具体情况随便作答，而不必作很明确的回答。但是，初到中国的西方人却对此大惑不解。他们一是奇怪中国人为何选择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作为交际的话题；二是感到浑身不自在，觉得自己的一言一行受到别人的监视，因为在西方人看来，自己在干什么或准备干什么纯属个人隐私，旁人是无权过问的。所以，不谙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往往疑惑地反问一句“是啊？”，或者不礼貌地“回敬”一句“关你什么事？！”，诸如此类的回应都是不自然的、不正常的、不符合常规的，是一种有标记的表述。下面我们将具体探讨标记理论在语用学各研究领域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2. 标记理论的语用阐释标记的概念自特鲁别茨柯依（Trubetzkoy）提出以后，历经雅格布森（Jakobson）、乔姆斯基（Chomsky）、莱昂斯（Lyons）等语言学家发展和完善。标记理论在语言分析的各个层面上，从音位、词法、句法到语法，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标记理论能帮助我们正确地分析语言的特征，正确地使用语言。标记理论以其独特的方法论优势在当代语言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突出体现在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范畴学和类型学、社会语言学、语言习得和外语教学、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等各个学科的研究中。本文将从语境（context）、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顺应论（adaptation theory）等语用学的角度对该理论进行阐释。 标记理论与语境语境是语用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脱离语境就谈不上语用研究了。这一点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许多学者从语境的角度对语用学下过定义，例如：“语用学通常被看成是语境学，研究语言的显性内容（语义）和隐性内容（含义）是如何通过语境发生关系的”（熊学亮，1999），“语用学是专门研究语境在交际中的作用的学科”（彭增安，1998）。由此可见，语境对于语用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谈到语境的功能时，何自然等人（2002：118-121）认为，从说话人的角度看，语境会影响说话人在说话内容、表达方式、表达手段等方面的选择；从听话人的角度看，语境有助于听话人确定指称（reference assignment）、消除含糊（disambiguation）、充实语义（semantic enrichment）等。一句话，语境会影响意义的表达和理解。美国语言学家Givon对于语用层次的标记现象作过比较全面的探讨，其代表观点就是标记性取决于语境，同一个结构可能在这个语境中是有标记的，而在另一个语境中是无标记的（转引自张凤，1999）。换言之，标记性和非标记性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在转化的过程中，语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标记颠倒，即在不同语境下范畴的标记值（marked value）会发生颠倒。所以，标记性和非标记性会随着语境的动态变化而相互转化。例如：a． Would you mind closing the window?b． Could you close the window?c． Would you please close the window?d． Close the window.以上四句话都表达同样一个命题（proposition）——请求受话人把窗户关上，但它们具有不同的交际功能，适用于不同的语境。以a句为例，如果对好朋友说这句话显然不合适，不合常规，此时它就是一种有标记的表述；但如果对上级、长辈或陌生人等说这句话就非常适切，合乎自然，此时它又是一种无标记的表述。可见，在语用层次，语言单位的标记性和语境一样，是一个完全动态的概念。 标记理论与间接言语行为Searle曾在Indirect Speech Acts一文中将间接言语行为定义为“通过实施另一个行事行为而间接地实施的一个行事行为”。他认为最简单的表达意义的情形是，说话人说一句话，他的意思完全就是他所说的字面意义。但是，在间接言语行为中，说话人的话语意义（utterance meaning）和句子意义（sentence meaning）是不一致的。这是由于间接言语行为同时体现着两种话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s），即：主要话外行为（primary illocutionary act）和次要话外行为（secondary illocutionary act）。而且，他认为，话语的话外行为不仅决定于意图，而且取决于规约。因此，他以主要话外行为和次要话外行为之间的联系性为依据，将间接言语行为区分为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conventional indirect speech act）和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unconventional indirect speech act）。在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中，主要话外行为和次要话外行为之间联系紧密，具有约定俗成性、习惯性和程式化的特点（王德春等，1995：74）。因此，这属于常规性的表达，为非标记项。例如：在“Could you pass me the salt？”一句中，听话人无需重视“询问”（次要话外行为）的字面意义，而是直接把它理解为“请求”（主要话外行为）的间接用意, 这种对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的理解无需太多的语用推导（pragmatic inference），只需对字面意义作一般推断即可得知说话人的真实意图，这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已成为交际双方的一种共同规约，因而是一种无标记的表达。而在以下对话中：A: Would you like to have coffee?B: Coffee would make me 以“陈述”的字面意义来表示“拒绝”的间接用意，主要话外行为（“拒绝”）和次要话外行为（“陈述”）之间联系并不紧密，具有非约定俗成性、非习惯性和非程式化的特点，因此属于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根据Searle（1975）的观点，理解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大致需要经过十个逻辑推断步骤，主要依靠说话双方共知的语言信息和说话当时的语境因素来推断，因而较为复杂和较不稳定，是一种非常规性的、不自然的、有标记的表达。从上文可知，在语用层面上，标记项的判断和确立往往也是相对的。如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相对于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是无标记的，但相对于一般言语行为（如显性施为句）则是有标记的。Austin根据是否含有施为动词（performative verbs）把施为句划分为显性施为句（explicit performatives）和隐性施为句（implicit performatives）。显性施为句即含有施为动词的语句。何自然等人（2002：61）认为，施为动词就像施为句所表达的言语行为或施为用意的名称或标签，即有什么样的施为动词就有什么样的言语行为。也就是说，显性施为句所表达的言语行为属于直接言语行为，如：“I order you to pass me the salt.”一句通过“order”这个施为动词明白无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指令”这个言语行为。而“Could you pass me the salt？”一句由于缺乏具体的施为动词，说话人真正意欲实施的言语行为或者说施为用意就变得更为隐蔽、含糊，听话人在理解时需要多费脑筋，首先必须作出判断：说话人到底是在“询问”还是在“请求”？所以，我们认为，和显性施为句比较，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又是有标记的。 标记理论与会话分析语用学是一门研究语言运用的学科，而会话是人类最原始的语言运用形式，是话语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形式。因此，会话分析是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下文我们就相邻语对和会话中的偏好组织这两方面进行讨论，探讨标记理论在会话分析中的情况。 标记理论与相邻语对萨克斯（Harvey Sacks）等人在研究会话结构时指出，会话的特点是轮流说话（turn－taking），一次会话至少由两个话轮或轮次（turn）组成，会话是成双成对的。他说，“问题后面常常跟着回答”（转引自Coulthard，1985：69）。也就是说，问题和回答（question－answer）往往组成一个话轮对或交换（exchange）。同样地，在一般情况下，在一个话轮对中，问候后面常常跟着问候（greeting－greeting），建议后面常常跟着采纳（offer－acceptance），道歉后面常常跟着抚慰（apology－minimization），劝告后面常常跟着认可（warning－acknowledgment），抱怨后面常常跟着道歉（complaint－apology），等等。这种两两相对的语句就叫做“相邻语对”（adjacency pair）。“相邻语对”是会话结构的一种基本单位，它对揭示会话结构有重要作用。谢格洛夫（Emanuel Schegloff）和萨克斯认为，相邻语对具有以下特征： 相邻语对是由这样两段话语组成的序列：（Ⅰ）相邻；（Ⅱ）分别由不同的人说出；（Ⅲ）按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的顺序排列；（Ⅳ）分门别类，不同的第一部分需要不同的第二部分（或第二部分系列），如，提议跟采纳或拒绝匹配，问候跟问候匹配，等。（转引自Levinson，1983：303-304）姜望琪（2003：221）认为，相邻语对是日常会话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有问有答”、“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共同遵守的一条普遍规律。笔者以为，相邻语对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会话现象，是一种基本的、自然的、合乎常规的表达，因此属于无标记的表述。例如：（1）A：明天天气如何？（问）B: 晴天。（答）（2）A：王先生，您早！（问候）B: 您早，周先生！（问候）（3）A：今晚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吗？（建议）B: 好主意。（采纳）（4）A：把你的脚踩疼了吧，真对不起。（道歉）B: 没关系。（抚慰）在以上四个会话中，从A到B的话轮转换过渡自然，两者之间联系紧密，几乎不留空隙。B的回应结构简单，满足A的要求，符合交际中人们普遍遵循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和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但是，假如B对于A的发话不作出那样的回应或回话，而是像以下这样回应，情况就大不相同了：（1）A：明天天气如何？（问）B′: 你要出差吗？（反问）（2）A：王先生，您早！（问候）B′：还早啊？都差点儿吃到了。（反问+陈述）（3）A：今晚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吗？（建议）B′：你还有时间看电影，真够悠闲的。（陈述）（4）A：把你的脚踩疼了吧，真对不起。（道歉）B′：唉呦！疼死我了。（陈述，不明确表态）我们认为，像这样的回应在日常会话中也是有的，但和上文提到的相邻语对相比，显然不那么自然、合乎常规，因此属于有标记的表述。 标记理论与会话中的偏好组织在研究相邻语对时，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关于第二部分的系列或范围。Levinson在探讨偏好组织（preference organization）时，认为一个相邻语对的第一部分会出现偏好程度不一的第二部分系列与之匹配。例如，在以下这个会话中，对于第一部分的“问题”，出现了包括“回答”在内的各种反应，它们一起组成了第二部分系列：A: What does Tom do for a living?B:(a) He runs a factory.(b) Do you need to know?(c) I’ve no idea. You may ask David.(d) What’s that got to do with it?(e) He doesn’t.在以上的会话中，B的五种不同反应组成了话轮对第二部分的一个系列。胡壮麟等人（1988：280）认为，在这个系列中，各种应答语并不具有同等的地位，有的是“偏好的”或“期待的”（preferred），有些是“非偏好的”或“非期待的”（dispreferred）。而且，比较起来，“偏好的第二部分”（the preferred second parts）由于听话人满足了发话人的期待，因而更合乎惯例、更正常，是一种无标记的表达，而“非偏好的第二部分”（the dispreferred second parts）由于不是发话人所期待的部分，因此是一种有标记的表达。例如，在以下两个会话中：（1）A：Could you put on the light for my room?B: Yeah. （索振羽,2000:196）（2）A：If you’d like to come and visit a little while this morning，I’ll give you a cup of : Hehh. Well, that’s very kind of you, I don’t think I can make it this morning. –uhm I’m running an ad in the paper and –and uh I have to stay near the phone. （姜望琪，2003：232-238）例（1）中B这样的第二部分叫做“偏好的第二部分”，例（2）中的第二部分叫做“非偏好的第二部分”。Levinson认为，“偏好”与“非偏好”跟“标记性”有密切的关系，“偏好的第二部分”是无标记的，“非偏好的第二部分”是有标记的，它们在结构方面差别很大。“偏好的第二部分”结构很简单，有时只需一个“yeah”就足够了，这符合人类交际行为的“省力原则”或“经济原则”，即在交际中人们总希望以最少的投入来获得最佳的交际效果。在例（1）中，B对A的请求几乎没有什么迟延就表示同意，发话与应答之间结构紧凑，交际效果为双方所满意。相比之下，“ 非偏好的第二部分”则结构复杂，在例（2）中，它既有“hehh”这样的故意拖延，又有“well”这样的“非偏好标志词”（dispreferred marker）和“that’s very kind of you”这样的致谢，拒绝的形式也不是最简单的，没有直接用“No”，而是采用“I don’t think I can make it this morning”这样的婉言谢绝，最后还有“I’m running an ad in the paper and –and uh I have to stay near the phone”这样一长串解释。根据Grice合作原则，这种结构复杂的“非偏好的第二部分”也违反了数量准则（maxim of quantity），即受话人提供了多于交际实际需要的信息。这就为听话人的接收和理解增加了负担，给听话人一种意外。这种不合常规的用法因而也就产生了标记性。 标记理论与顺应论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交际目的、交际场合灵活地选择不同类型的话语。笔者以为，话语双方使用有标记的表达或无标记的表达，其实就是对语言的一种选择。按照Verschueren（1999：58-61）的说法，作出这种语言的选择，是由于语言具有一系列的特征，即：语言具有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变异性（variability）；这种选择不是机械固定的，而是在语用原则和语用策略的基础上进行的——协商性（negotiability）；语言使用者作出某种选择是为了尽量满足交际的需要——顺应性（adaptability）。例如，当某人试图劝告一个夸夸其谈、口若悬河、鲁莽冲动的朋友时，他其实面临着诸如以下这样一些表达方式的选择：由于语言自身所具有的变异性，他在选择时被赋予了一定的自由度，但是，他的选择又必须遵循一定的语用原则（如：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和语用策略（为了照顾朋友的面子，必须规避语言的外显性，采用间接委婉的表达方式）。说话人和他的朋友之间有了这样的互动和协商，就会选择最符合语境要求的第（4）句，从而顺应对方的要求。和前三句相比，第（4）句不仅使用了尾韵的修辞手段，从而增加了话语的注意价值和记忆价值，而且采用了一种偏离常规的表达方式，也就是有标记的表达方式，从而产生了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效果，容易使听者猛醒，并心悦诚服地接受和采纳。3. 结语本文重点探讨了标记理论在语用学的几个具体研究领域，如语境、间接言语行为、会话分析、顺应论等领域的研究情况，目的是论证其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当然，许多问题的研究深度还不够，标记理论在语用学范畴的研究也远不只这些。所以，人们对这一重要理论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首先兴起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它主要是指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的一门学科。对这个定义，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此研究应以语言为重点，联系社会因素的作用研究语言的变异；有的学者认为是语言的社会学，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各种关系，使用语言学的材料来描写和解释社会行为。我们比较倾向于前者。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一般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状况如双言制（diglossia）、双语、多语或多方言状况； 2）各种语言变体包括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social dialect或socialect）、标准语和土语（vernacular）、正式语体（formal style）和非正式语体（informal style）等构造特点及其社会功能； 3）交谈情景与选择语码之间的关系以及语码选择与人际关系的相互作用； 4）社会以及不同的集团对各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评价和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 5）由于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种种原因以及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的方式和规律，等。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一般认为是： 1）语言的变异（variation），并且联系社会因素来探讨语言变异发生的原因和规律，常常使用统计的方法和概率的模式来描写这些变异现象。这又被称为"微观社会语言学"（micro-sociolinguistics）或"小社会语言学"； 2）社会中的语言问题，如上面提到的双语、语言接触、双方言，语言规范化问题等，这又被称为"宏观社会语言学"（macro-sociolinguistics）； 3）研究人们怎样在实际环境中使用语言进行交际，以及不同的社会、社团使用语言的差别，如某一社会阶层使用语言的不同习惯（包括语音、语法和词汇的不同，这被称为语言的社会变异），又如不同的性别、年龄、行业和经济地位等对个人言语的影响（这被称为个人语言变异）。 如果说，从索绪尔开始的结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研究的是同质的（homogeneous）语言，那么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有序异质的（orderly heterogeneous）的语言，联系社会因素的作用来研究语言的结构。这是社会语言学不同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要特征。 社会语言学现在已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随着60年代以后语言学家对语言异质性的认识的加深，社会语言学又发展出交际民族志学、跨文化交际、交际社会语言学、语言社会化和语言习得、会话分析、语言变异研究等学派。 1） 交际民族志学主要从语言的文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研究语言的使用规律，它侧重于用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来描写语言的运用，尤其注重研究在不同的社团、组织、社区以及社会中因文化习俗的不同给言语运用所带来的限制性特征，如：特定社区的社会语言学资源、实际言谈活动中上述资源是如何被开发和利用的等等； 2） 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主要是探索不同语言文化环境中的交际策略和具体差异； 3） 交际社会语言学注重研究一个种族内部的交际差异，例如同一种族内男女性别差异对交际策略的影响，不涉及跨文化和跨种族的交际策略； 4） 语言社会化和语言习得的研究把语言的本质看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因而儿童的语言习得就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5） 会话分析是一个专门的学派（在英文文献中常用大写的CA来替代），主要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的对话，为其他关心实际言谈的社会语言学派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的框架； 6） 语言变异研究则是以拉波夫为代表的"变异学派"。1966年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发表了《纽约城英语的社会分层》（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一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精心调查了纽约市上中等级百货公司里职员的语音，并用一句包含fourth的句子作为调查手段。他发现，不同的r 发音，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人清楚地发r音，有人发得不清楚甚至基本不发。经过统计，他发现，上层和中层的职员，发r音的百分比比较高（分别为62%和51%），而下层的职员发的比例则相对低得多（只为20%）。 通过这个变异调查，拉波夫断定，不发r音是下层口音的标志，下层职员出于向上中层靠拢的心理，经常在顾客面前发r音。此后，变异研究不仅以语言变异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而且发展出了一整套调查语言社团、搜集语言素材并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虽然早期变异研究的成果多集中在语音方面，但目前已逐渐扩展到语法、语义、话语分析等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对语言提出了一种更为细致的同时又更为广阔的概念，打破了索绪尔以来只研究语言内部同质系统的局限；2）对语言研究进行计量统计的分析；3）通过语言变异的研究在共时和历时之间架起了一道沟通的桥梁，解决了共时和历时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