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希金“多余人”形象分析俄国文学的民族性
对于少数亲身经历了反拿破仑战争的贵族青年来说,爱国主义是必须同为祖国和人民争取自由的意志联系在一起的。远征欧洲期间,他们亲眼看到了一个正
处于资产阶级思想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巩固时期的新世界。他们直接感受到了西欧各国的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并有机会接触西欧的自由主义者、了解他们的政治经济学说。拿破仑虽然被打败了,但拿破仑所代表的那种制度却征服了俄国先进贵族青年的心。一位名叫冯·威森的军官说:“通过与法国自由派接触,我国的军官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们的思想 方法 ,也开始热衷于代议制机构。现在,他们因自己的国家仍处于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而羞愧难堪。俄国解放了欧洲,但难道这仅仅是为了在本国保留农奴制吗?”雅库什金写道:“回国后看到农奴制、人民的贫困和对自由派的迫害,心情特别沉重。”他们觉得,自己的使命并没有因为战争的胜利而结束。志同道合的军官们聚集在一起,议论着如何继续为祖国服务,为改造社会、建立一种新的文明而斗争。1821,年,禁卫军司令瓦西里契科夫向特级公爵沃尔康斯基报告说:“您不了解自由思想在我们之中传播的广度。请不要用‘让他们住1:3 1’这句令人沮丧的话回答我。议论者人数太多,无法强迫他们沉默。革命已经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中??”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旧贵族阶级中分化出了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厌恶本阶级,痛恨本阶级的丑恶,但身上又具有本阶级的劣根性,空有抱负,却没有实际行动的勇气,成了“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成为“多余人”。敏感的作家抒发了个人对社会的体会,在作品中反映了当时一部分贵族青年的生存状态:他们读过亚当·斯密斯的《国富论》,反对抵押土地,主张重农主义,并且还在 农村 进行过自由主义改革等。普希金的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正是“多余人”形象的鼻祖。他的产生与时代密切相关,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也体现着作者深层的精神内涵。
三、作者深层的精神内涵
1.为 社会 、为人生的主张
先进的俄罗斯文学的主要特点就是和解放运动有着密切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文学上,反映了群众的解放要求和一些作家对群众表示出的同情,同时也表现在当时革命家常常是作家,而最先进的作家也常常是革命者,他们用文学为解放运动服务,很多人遭贬谪。很多进步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的也是社会的焦点,表现的是解放运动中重大 问题 (农民、知识分子地位,妇女命运),所以俄罗斯文学是提问题的文学。19世纪上半期提的是“谁之罪”,下半期提出“怎么办”。文学的导向是由于当时的俄罗斯苦难极其深重,受到西欧启蒙主义思想 影响 的作家们,面对俄罗斯这种逼人的现实,不能不问这个问题——谁之罪?所以对当时封建的、军事的、农奴制的俄国专制制度的批判就成了几乎所有重要作家的文学主题。在思索“谁之罪”的同时,就是在思索俄国应该“怎么办”。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从普希金开始,就提出了推翻沙皇专制的命题,后来有些作家主张改良,也有些作家处在一种矛盾状态。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则唱出了当时的最高音——他提出了一个新人的理想。
2.“道德探索”主题的开辟
普希金是俄罗斯“道德问题”或“道德探索”主题的开创人。俄罗斯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民族,它的文化性格中的特别气质和东正教有很大的关系。东正教自认为是基督教的正统,它的大本营在俄罗斯。东正教的基本宗旨就是:“教徒通过神秘的宗教仪式和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及修身、修心,去追求天国永恒的快乐,或换取来世的终身幸福。”东正教较之天主教,对于忏悔寄予更大的期待,认为人通过忏悔不仅可以救赎,而且可以接近上帝。东正教的这些特征构成了俄罗斯文学的重要文化源泉。只有了解东正教对俄罗斯的深厚影响才能了解俄罗斯的受
难和爱的特殊气质。俄罗斯文学具有强烈的自我反省和忏悔的意识,对于知识分子、作家本身的内心世界的反省和忏悔在西方文学中并不是没有传统的。比如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那是一种相当深刻的、对于贵族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反省和忏悔。到了19世纪,作家对自身的忏悔和反思在西欧作品中很少有直接的显露,他们都在批判社会,把所有的事情归罪于社会。我们看英国的小说也好,法国的小说也好,很难找到作家对知识分子社会职责和自身欠缺的思考,几乎看不到对自身的忏悔。而在俄罗斯则大不一样,这是因为俄罗斯的东正教影响很深,知识分子本身具有一种忏悔的传统,而这种传统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同逼人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变成了对自己社会责任感的思考,对知识分子是否尽到了社会责任的反思。著名学者刘小枫高度评价了俄国作家的宗教情怀——“宗教的'情怀具有的是一双深挚的同情目光,时时定视着尘世的苦难和不幸”②。俄国许多作品反映了知识分子对自己未能尽到社会责任的忏悔,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形成了一个“多余人” 画廊。作为“多余人”,他们大都觉得自己在这个社会上不满意当时封建贵族的生活,厌恶这个群体。但是当他们转向贫苦农民,转向工人,转向受苦的市民的时候,又觉得和这些人格格不入。当社会矛盾双方激烈的斗争爆发的时候,他们反而觉得自己无事可做。因而,“多余”并非客体存在意义上的多余,而是主观体验上的“多余感”。而这种人的位置是由自己来确定的——由自己的思想格局、心理气质、性格上的弱势造成的。作家这方面的思考相当深刻。俄罗斯文学不仅是一种社会批判现实主义,而且是一种心灵现实主义,它很重视关于人的灵魂的探索,并且在这方面有很杰出的 艺术 表现。《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书就是精神贵族的忏悔录,在第二章中诗人写道:
现在你们沉醉他,
这轻浮的生活吧,朋友们!
我了解它的空虚,
所以对他很少眷恋;
对于种种的幻影我已经闭上眼帘;
③
小说对贵族生活的虚伪和平庸揭露入木三分,酣畅淋漓。由此,奥涅金这个形象开创了多余人的画廊,成了多余人形象的第一人。作家血液中渗透着东正教的精髓:忧患意识和救赎思想。他一方面猛烈鞭笞旧贵族的腐朽,一方面又对拥有启蒙思想的一部分贵族青年知识分子“怒其不争”,他以充满忧患的笔调,哀伤地预示着贵族阶级即将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