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说五重塔的研究论文

文学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论文写作中我们需要大量阅读参考文献来丰富我们的知识面，拓展我们的知识深度。下面是我和大家分享的文学研究论文参考文献，更多内容请关注毕业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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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研究思考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回顾2003年以来的金庸小说研究，似乎走入了一个低谷中，这主要是学术转换期的必然现象。反思金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应从学术体制和队伍培养方面着手进行完善，同时在版本研究、比较视野、历史视野、审美体验等层面实现观念更新，开创金庸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 金庸；武侠小说；学术史；回顾；反思

一、前言

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从1985年发端，至今已有20年了。经过1994年以来对金庸小说的学院经典化和1999年以来的大众文化化，金庸小说在"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这两个层面上的许多问题，都已经初步得到了澄清。非常可喜的是，自1999年以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史历程也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丁进发表了多篇"史略"、"史稿"、"综述"等文章对金庸小说研究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何开丽在2005年以长达5万字的篇幅完成了硕士论文《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论（1980—2004）》，将金庸小说在纵向上分为1980年至1993年的感性欣赏与定性认同、1994年至1998年的文化颠覆与理论建构、1999年至2004年的流行经典与反思深化三个特色鲜明的阶段，又在横向上指出金庸小说研究在大陆主要有人文分析、文学史、文化学三种方法，相应地表现出人文关怀、历时观照、文化研究三种特征，金庸小说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是学术规范和研究视野两大问题 。

统观20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到1994年开始取得具有相当深刻性的重大发展，其后的10年，基本完成了"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两个层面上对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历程，而在这之后却渐入低谷。经典化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僵化，但往往会伴随着泛化的浅薄与兴味的淡漠。2003年以"华山论剑"和"嘉兴会议"为焦点，再次掀起了一场金庸热，但随后三年间的金庸小说研究却仅仅是前一阶段热潮的余波与回响。在今天经历了沉思与积淀之后，对三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以促进金庸小说研究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机制。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的晴雨表，许多会议论文和专著章节都曾先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并形成影响。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文献依据，以"金庸"为检索词检索2003年至2005年CNKI全部类别文章篇名，得到结果248个，对近三年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

二、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总体状况

本期金庸小说研究最主要的方面，是对此前研究的继续。

一是对前期争论的继续。

对于世纪之交的金庸、王朔之争，此期学者们努力跳出意气之争，显得更加深入、客观。姚晓雷认为其实质是北京和港台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之争，但他更强调二者之间的共性，"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具有解构性的特殊文化形态" ，这就不同于此前主要强调差异的通行做法。李秀萍则从文化市场角度认为这一争论的实质是文化资本、文化权力的争夺 。

针对严家炎站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背景下对金庸小说文学史地位的高度肯定，袁良骏始终认为金庸小说仅仅属于"新剑仙派" ，那么，对金庸小说"文学革命论"的定位，就只能是"肉麻地、无节制地吹捧金庸" 。严家炎对此进行反驳，对"文学革命论"进行了系统论述并特别指出"文学革命"是创作实绩而不同于"文学革命家"的创作和理论并行，"金庸有成功的艺术实践，但似无改革文学包括改革武侠小说的系统的理论主张，所以只是一位卓越的作家，同样不必称为文学革命家" ，仍对金庸高度赞扬。

关于金庸小说的种种争论，从金庸小说进入大陆之时就已开始，90年代表现尤其突出。这些争论，促进了研究的深化，但也夹杂着许多个人意气，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学术规范的问题了。朱寿桐认为，酷评和痛骂都是"偏爱价值"，要真正以金庸为对象，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建构理性的金庸研究学术格局 。

第二是对前期部分论题的深化。

在1994年以来的研究中，学院体制的深度介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期对此前的一些论题继续进行了深化。金庸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灵，而传统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化，则是金庸小说研究一直面临的问题，胡小伟在分析金庸小说历史意识的基础上 ，着重论述了这一问题 。傅国涌则从现代性的人文忧思立论，指出在金庸小说取得空前成功后，"按常理推断，金庸完全有条件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真正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 侠之大者"，可是"和这个时代许多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的晚年只能让我们感叹"，"其作品也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金庸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 。上述两位论者的观点一正一反，但都表现了深刻的学术思考。

徐岱在90年代运用狂欢、游戏等理论致力于阐释金庸小说的美学内涵，他在此期提出了"爱生性"命题，"这使充溢着一种生命气息的金庸小说蕴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品格"，"通过这一原则，金庸小说成功地建构起了一种审美乌托邦" 。

本期的金庸小说研究，也开始对前期论域进行了一些有意识的拓展。比如"误读的金庸"问题："金庸武侠小说的合法性是由大众决定的，大众是它的命脉。但现在，我们的文学史家包括金庸本人却转而从纯文学这里寻求合法性。这从根本上是价值倒错的。" 再如"后金庸"时代的"文化工业"问题 和"后现代化"问题 等等。

在这三年中，金庸小说研究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继承多而新创少，泛论多而深究少，这种状况，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

三、关于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反思

综观近三年来的金庸研究，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以下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体制建设

先看一看近三年的CNKI题录分布：

年份 题录总数 重复发表论文 有效学术论文 标明作者身份论文

2003 62 3 41 25

2004 83 2 54 39

2005 103 1 49 44

总计 248 6 144 108

金庸相关文章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研究论文却逐年持平。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里反映出金庸研究学术体制的一些问题。

学术体制包括研究、发表、评价三个主要环节。

就研究环节而言，目前国内的主要金庸研究机构，仅有海宁市金庸研究会等地方性社团，尚无进入学院体制的全国性大型专门研究机构，这使得金庸小说研究力量缺乏应有的凝聚，不能集中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研究。

发表环节包括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近三年的主要学术会议是2003年的嘉兴会议。而刊物发表的情况则见于下表：

刊物类别 文学专业刊物 重点、部属大学及CSSCI学报 地方本科院校学报 专科及理工院校学报 地方社科综合刊物 其他

2003 5 3 12 14 2 8

2004 3 9 12 17 3 8

2005 7 6 12 15 5 5

总计 15 18 36 46 10 21

比例 10% 12% 25% 32% 7% 14%

从刊物类别及重点刊物分布可以看到，金庸研究论文发表的主要阵地是地方本专科院校及理工类院校学报，在级别高、影响大的学术刊物中，金庸研究并未得到彰显。但是，单刊发表金庸研究文章的情况还是有值得欣慰之处。三年内发表金庸研究论文较多的刊物依次为：《山西大学学报》（8篇）、《嘉兴学院学报》（7篇）、《华文文学》（6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5篇）。这几家刊物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都是事出有因的。2003年，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山西大学学报》主编傅如一教授的弟子王剑有幸成为金庸先生首届博士生之一，借此东风，山西大学礼聘金庸为名誉教授，学报也开设了相关专栏。嘉兴是金庸故乡，又于2003年承办了大型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嘉兴学院学报》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亦实属情理之中。《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即将更名为《西南大学学报》）于2004年推出"名栏"建设工程，以韩云波编审长期研究中国侠文化的刊物自身优势，开办了"中国侠文化"专栏，金庸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金庸小说作为香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3篇）、《中国比较文学》（3篇）的研究对象。此外，《文学评论》也在2003年刊发了2篇金庸研究论文。

金庸研究的学术评价环节，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机构和机制，可谓百废待举。此处不多赘言。

综观上述情况，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常规性的金庸研究学术体制。包括：第一，建立全国性的研究机构，目前各地已经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金庸研究会，可以考虑整合力量、加强合作，或者与全国性的一级学会合作成为专业委员会，以便开展全国性的研究统筹。第二，争取在重点大学建立相应研究机构，可以是专门的金庸研究，也可以是更广泛的武侠研究。第三，建立常规性、连续性的学术会议机制（要冠以第*届），可以由不同学校、机构轮流举办，也可由金庸家乡的地方政府固定承办。第四，巩固现有核心期刊资源，可以争取和核心期刊联办栏目，并争取更多核心期刊发表金庸研究论文。第五，建立全国性的金庸研究评奖机制。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金庸研究得以良性发展的必要保证。这固然关系到金庸研究界的内部努力，在当今金庸已经产业化的情况下，更有赖于金庸研究界外部力量的支持。金庸产业是我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多年来已经彰显了其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形成优化的金庸研究学术制度，也是把金庸产业做大做强的坚强后盾。

（二）队伍建设

金庸研究的繁荣，核心是要有一支研究队伍。近三年情况表明，金庸研究队伍建设的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的。下表根据108篇标明作者身份的论文进行统计，表中职称均含同级人员，多作者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为准，多身份作者就高不就低，其他类包括非学术职称、仅标注为教师身份人员、助教、本科生、夜大生，数据栏表示方法为"论文作者人数/论文篇数"：

职称及年份 教授 副教授 博士后 讲师 博士生 硕士生 其他

2003年 5/6 4/5 9/9 2/2 3/3

2004年 6/9 7/7 10/10 1/2 9/9 2/2

2005年 9/11 7/7 1/1 11/17 2/2 2/2 4/4

可以看出，讲师是金庸研究最大的一个群体，硕士生也是一个重要群体。还要指出的是，在正高职称的26篇论文中，有5篇是合作完成（这有可能意味着主要作者并非教授）。从统计看，金庸研究队伍状况职称结构显然不够理想。在108篇论文中，高级职称作者共计45篇，仅占42%。这可能意味着，金庸研究队伍整体学历不够（根据许多大学的人才政策，博士生取得学位后即可特聘为副教授）。

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依次为：王立（教授辽宁师大，后调大连大学）7篇（4篇为合作），田智祥（菏泽学院讲师，同时为山东师大硕士生）6篇，刘卫英（辽宁师大副教授，同时为南开大学博士生）4篇（3篇为合作），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袁良骏（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丁进（江苏省人事厅编辑）、谢理开（龙岩学院，职称不详）均为3篇。在这些作者中，严家炎论述了金庸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袁良骏主要对金庸持基本否定态度，丁进主要考察金庸研究史，这些都是此前相关研究的继续。在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中，王立、刘卫英和辽宁师大的研究生们，主要从主题学角度较为深细地考察了金庸小说的若干母题，已经初步形成特色；谢理开主要探讨了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田智祥发表文章较多，涉及较广，但文章篇幅均较短小，论述不够深细，尚未形成特色。

一般而言，要深入研究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会有多篇文章发表。在三年中，仅有7位作者有3篇及其以上论文发表（即平均每年至少有 1篇）。从面上看，大多数作者涉足金庸研究，都只是匆匆过客，偶然旁及，由于对论题缺乏长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大量文章质量不高，研究不深不细。从点上看，几位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往往起点不高，在90年代以来金庸研究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未能就一些总体性问题继续进行厘清，理论高度很难得到提升，也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这样很可能造成低效重复。倒是一些偶尔涉足金庸研究的作者，如朱寿桐、姚晓雷、李秀萍、高玉等，他们能够站在金庸之外从更高更广的角度看金庸，写出了一些力作。

金庸研究要繁荣发展，研究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环节。在上述体制建设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有几项工作要做：第一，鼓励、吸引更多作者加入金庸研究队伍。第二，金庸研究的前辈作者和优秀作者要适时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培养研究的后备队伍。第三，研究者要加强专题意识，在重点、难点上取得突破。第四，研究者要在哲学、文学等基本素养上苦下功夫，将金庸放到更大的学术文化格局中，"微小叙事"和"宏大叙事"相结合。第五，鼓励重点研究金庸的作者"专业"化，鼓励偶尔涉足金庸研究领域的优秀作者继续进行金庸研究，形成专业、业余研究者互补也就是局内、局外互补的局面，共襄金庸研究盛局。

（三）观念建设

研究的观念层面往往决定着研究的努力方向以及层次水平，因此，总结近年来金庸研究观念层面的得失并做出反思，是繁荣金庸研究的必要工作。

观念层面反映在学术成果上，集中体现于选题和方法两大方面。选题的更新是学术增长点的表现，而方法的更新是层次水平提升的标志。在前10年金庸研究的基础上，2003年以后选题重点和方法策略主要有：论争透视，包括王朔、金庸之争及其所反映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文学革命论、新剑仙派之争及其所反映的"重写文学史"之争；人文关怀，表现为广泛地探讨金庸小说各方面的人文意识，是金庸研究中的长线课题；审美探讨；学术史略；母题探源；比较研究，比较了余秋雨、王朔、张恨水、林语堂、罗琳等；文化运作，主要探讨2003年金庸"华山论剑"和2004年金庸四川行的传播策略；等等。根据何开丽讨论1980—2004年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可知，除母题探源和文化运作两点外，上述选题和方法大多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可以认为，在近三年的金庸研究中，整体上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

以下笔者从四个方面提出自己关于金庸研究的设想。

第一，版本研究。

金庸小说到今天已经有了三个版本：连载本、三联版、花城版。如何看待这三个版本，涉及到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在近年兴起的现代文学版本学中，版本涉及到精确所指、版本兼容、新善本三个重要原则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金庸小说无疑是版本学的良好研究范本。其次，版本问题涉及到文学经典化在创作和接受两个方面的历史进程，是考察金庸小说之"历史经典"与"流行经典"双重属性的基本工作。第三，三个版本的变迁，也是探讨半个世纪以来文化发展、金庸个人以及中国群体人格变迁、武侠文学创作规律和雅俗整合流变规律等的基础工作。

第二，比较视野。

金庸研究的比较方法，从1966年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就已经开始了，但比较层次一直缺乏进展。比较研究要深入到作家作品的内在机制中去，提升到整体文学史和整体社会史的高度来进行，而不仅仅是一些现象的并行罗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批优秀作家对侠文化表现过兴趣，如鲁迅、沈从文、老舍、艾芜等，虽也有过一些将他们和金庸进行比较的论文，但随着整个文学史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还大有深化的空间。近年西方大众文化大量进入中国，金庸本人曾说过《哈利·波特》和《魔戒》就是西方的武侠小说，其内部建构模式和外部建构模式和金庸小说相比较而言的特点，也是大有比较价值的。即使像《堂吉诃德》这类古典名著，虽然已有不少人将其与《鹿鼎记》相比，但如果深入到文艺复兴打破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整体夸张系统的大氛围中，就会发现我们往往并未领略到其中的精义。金庸小说自有其完整的主体系统，但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金庸小说在广大的文学和文化世界中的位置，也能更好地理解金庸。就目前的金庸研究而言，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研究，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需要大力加强。

第三，历史视野。

历史视野包括向前和向后两个层面。向前的历史视野指的是对过往历史的处理，体现为作品的历史意识，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如前述胡小伟的研究。向前的历史视野还包括对金庸历史地位的确认，如王敬三 的研究。向后的历史视野体现为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体现为强烈的'当下性或"当代史"意识，这里大致可与"后金庸"同义。近年来，出现了少量研究"后金庸"的文章，但也主要是对80年代以来的温瑞安和黄易的研究。我认为在这方面有必要大力加强金庸与"大陆新武侠"的比较研究。金庸树立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所谓"金庸把能够想到的桥段都写完了"，这是后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的一个障碍，武侠创作必须顺应时势发展"求新求变求突破"。90年代，温瑞安提出"武侠现代化"，黄易创作"玄幻""异侠"两大系列，就是他们意欲超越金庸的努力。但他们毕竟和金庸一样，是在香港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其创作突围就更多地有一种未完成的过渡性。而2001年才开始的"大陆新武侠"浪潮，是在和金庸差别很大的文化氛围中起步的，因此很快形成了"凤歌的综合、沧月的感觉、小椴的技巧、步非烟的想象、方白羽的哲思、慕容无言的现代" 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展示了和港台新武侠颇为不同的特点，广泛及于作品的侠义情感、审美风貌、文化内涵诸方面 。大陆新武侠作者文化起点普遍较高，其中一些作品如小椴的《杯雪》、凤歌的《昆仑》等，在文学技巧和审美体验上都可以和金庸50年代的小说相比。但问题是，金庸是在60年代初实现了飞跃而后在60年代中后期达到创作高峰的，由于当下数字化时代的粉丝文化机制，大陆新武侠的部分作品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明星体验，自我感觉良好、网络游戏影响、商业层面操作等已经成了限制他们迅速成长的因素。这个时候，研究金庸，学习金庸，借鉴金庸，就成了金庸小说真正实现文学经典化和"后金庸"时代的21世纪"大陆新武侠"小说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第四，审美体验。

在金庸研究史上，最热门的方法莫过于文化研究。然而，归根结底，无论是就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就"重写文学史"立论，对金庸小说来说，都主要是一种他侓的方法，要真正体验金庸小说的魅力，必须要深入到金庸小说内部，进行自律的文学性探索以及作家主体性探索，而这些都将表现为和文学史方法与文化学方法不同的美学方法。徐岱曾经指出："金庸小说的真正迷人之处，在于它提供给你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在这里，精神的解放和生命的高扬高于单纯的思想启蒙，审美兴奋淹没了接受知识的乐趣。" 随后，他从多方面进行了金庸小说的美学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提出的"爱生性"观点，就是从生命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小说生生不息的内在源泉。但是，从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这方面有深度的文章并不多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徐岱是一个孤独者，大多数研究者都较少采取这种方法。

高玉在批判中国现代文学"审美中心主义"时，认为把金庸小说当成"纯文学"来研究是一个误区。笔者以为，自1988年章培恒比较金庸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 成》以来，经过1994年的"文学革命论"和"小说大师论"再到其后多方面、多层次的金庸小说"经典化"潮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即"重写文学史"，就武侠这一具体文类而言，则是以对1933年茅盾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论"的反动为其核心，力图拨开长期以来"新文学"对武侠文类的偏见。严家炎的如下论断庶几可以作为这场文学史反思的结论："雅俗对峙是文学发展的动力"，而"金庸就是超越雅俗的典范"，"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理想境界" 。接下来的工作，需要从金庸小说内部出发来探讨其迷人的艺术魅力，审美体验的问题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审美问题首先要研究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我们目前的许多文章还主要集中于对金庸小说文化传承的资料性和具体技巧的精巧性的归纳，因此未能触及到金庸小说的人的本质力量。席勒在《审美书简》第15封信中曾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人才游戏；而且只有在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而金庸在1966年回应《海光文艺》梁羽生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时，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实这就已经是一种"游戏"品质，是和人的"本质力量"相关的，也是他在小说中追寻"自由"的动力源泉。中国传统文学的"载道"以及新文学的"革命"，与金庸小说本就不是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的，载道的、革命的文学要求以社会政治解放人，金庸小说却是以艺术审美来解放人。长期以来，权力的一元化体制和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思维方式，把武侠文类排除在文学圣殿之外。以"重写文学史"和张扬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宏富文化传承来研究金庸，其意义在于奠立金庸小说研究之"可行性"基础，而进一步的提高、深化则有待于深入到金庸小说的人之生命体验的艺术方式之中，也就是用美学的方法来对金庸小说进行"自律论"的文学研究。

到今天，过往的争论大多已有了结论，可以暂告一段落了，金庸小说以及金庸本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以为，在此之前，人们研究金庸，主要是一种文学活动，是思想意识的革新，深度模式倒是其次的；而当下研究金庸，"活动"的层面应该主要转移到"金庸产业"的文化运作策略上，而"文学层面"经历了20年的聚讼纷纭，已经具有了相当深厚的文化沉淀，那么，追求深度模式也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当"美学的自立门户其实也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人学的开张" 之时，美学就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努力让自身成为一种智慧形态，这是当代美学的追求目标；通过追寻生命的奥秘来实现一份人文关怀，这便构成了美学的基本价值座标。" 探讨人自身以及人类永恒追求的无限性，是美学的任务，也将是金庸研究在当下兼具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的一个闪亮的学术增长点。

四、后语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世纪之交10年之久的轰轰烈烈之后，金庸研究近年似乎走入了低谷，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上一波将平而下一波未至的转换期。"重写文学史"和"流行经典"之争大致已经有了一个令各方信服的结局，金庸的地位已经确立，恰如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其意义是在破除。如果说上一阶段的好些观点都有强烈的研究者的主体性，且许多文章是从金庸之外立论的；那么，在下一阶段，感性就要归于理性，从金庸本身立论，以深刻性取胜，脱颖而出的将是犹如德国古典哲学式的繁荣，其意义是在建设。从更广大的范围来认识金庸，从更深刻的层次来研究金庸，金庸研究将成为一个深刻、完整的属于金庸自身本体世界的宏大文化架构，并以其深刻和长久的魅力影响着未来文化的进程。

浅谈巴金后期小说创作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论文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肯定对论文都不陌生吧，论文是讨论某种问题或研究某种问题的文章。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应如何写一篇优秀的论文呢？下面是我整理的浅谈巴金后期小说创作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论文摘要：

巴金创作于40年代的作品，要比三十年代更成熟。其作品《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就艺术水平而言，都超过了《家》这样的作品。尤其是《寒夜》，在巴金后期创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思想主题的多重意蕴及艺术风格的巨大变异，显示了巴金小说的巨大美学价值。

论文关键词：巴金；《寒夜》；冷静缜密；复调。

人物介绍：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有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一、由单一走向多重意蕴：

巴金后期小说的“复调”结构巴金在40年代，在风格上变得深沉，内涵复杂丰富。如果说早期作品都是单调小说，后期基本上都是复调小说。在作品中，总有多种意蕴和声音。他仍然承续着前期的抒情性，但是，不象早期那样浮躁，粗浅，激越。而是含蓄蕴籍，令人回肠荡气。比如《憩园》抒情性比较强一些，但是，很委婉深切。之所以如此，就是内涵上比较丰富。一方面仍然是对封建大家庭的文化批判，另一方面却是对人性自由、善良的渴望。还有作者个人化的对家族的情感因素。《第四病室》社会批判性很强，但是，也有人性透视和对善良、美好人性的渴望。尤其是意蕴丰富、技巧精湛的《寒夜》，可以说是巴金最圆满的艺术精品。接下来笔者就以这部作品为例，来探讨后期小说的深刻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变异。

二、《寒夜》的多重意蕴

《寒夜》文字并不多，但内涵非常丰富。是社会批判、文化冲突、人性探索与人生思考的合一，现实、文化与人性、人生的三位一体。

1、巴金创作《寒夜》的一个巨大动力就是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寒夜”就是阴郁现实的象征。作品是写一个小家庭的悲剧，它不是来自巴金过去大家庭的生活资源，而是来自于自己小家庭的生活感受和想象。创作《寒夜》时，巴金新婚不久，还陶醉在幸福甜蜜之中。但是，他以一种卓越的想象力，写出这样一个动人的悲剧故事。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人物很少，一对青年夫妇，一个婆婆，一个孩子。丈夫汪文宣性格软弱，收入微薄，妻子曾树生漂亮、开放，而婆婆却守旧顽固。由于生存压力，本来就存在的矛盾日益激化，婆媳之间冲突不断升级，丈夫左右为难，精神极度痛苦，最后妻子离家出走，丈夫由于严重肺病，在抗战胜利锣鼓声中痛苦死去。婆婆领着孩子离开家里。结尾的时候，妻子曾树生回到家里，但是，人去屋空，她一个人在寒冷的月夜下徘徊。作品写道：夜，的确太冷了。巴金把这种家庭悲剧和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正是国统区这种黑暗的现实造成了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后来，巴金为了解释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一再强调成书的时代背景，明确表示作品的目的是揭露抗战前夕大后方政治黑暗和知识分子的痛苦处境。“那时社会上最活跃的是官僚资产阶级，是那种利用职权囤积居奇，做黄白黑生意的人，他们官商结合，权利结合，像蛀虫一样把中国在战争中所剩下的一点元气全部耗光。”作品中汪文宣的痛苦、失业及家庭的破碎，都和社会现实具有密切关系。

2、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冲突

实际上，这种家庭悲剧也可以在文化上找到原因。

在这个家庭中，婆媳间的冲突是最重要的冲突。婆婆完全是旧式的，在她身上是传统封建的家庭伦理观念，而曾树生却是受过现代教育的新青年。婆婆总是用旧的观念去衡量儿媳妇，媳妇由于无法接受这种陈旧的道德约束，于是双方常有冲突，这导致这个家庭的破碎。

婆婆对于儿子和媳妇，就象中国所有非常传统而狭隘的母亲一样，是那种伟大而自私的爱。但她同样也以那种传统的封建妇德审视曾树生。在传统妇德的尺度下，曾树生这样一个新派女性就是不守妇道的坏女人。她极端讨厌、甚至憎恨儿子的妻子。她看不上曾树生的生活方式，如跳舞、晚上与人应酬，化装、穿漂亮的衣服等。她甚至对曾树生和自己儿子的自由恋爱和婚姻都进行非常尖刻的嘲讽，“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曾树生自然难以忍受这样辱骂，她说：“我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我就不曾有过缠脚的福气。”在更多的情况下，她不是和曾树生正面冲突，而是通过汪文宣和曾树生激烈冲突。她不是去理解、支持儿子和妻子的感情，而是破坏她们之间的感情。看到儿子和妻子的那种亲密的感情，她不是感到欣慰，而是反感。儿子和妻子吵架，她不是希望他们两个快点和好，而是幸灾乐祸，甚至挑拨离间，添油加醋，怂恿儿子和妻子一刀两断。曾树生和汪文宣吵架赌气出走，她说是“私奔”，而且说她不可能回来，说：“要是我就登报离婚。”“我劝你死了心吧，现在新派女人，哪里会长远跟着你过这种苦日子啊！”“那个女人走了也好，将来抗战胜利，有一天你发了财，还怕接不到女人。”儿子主动找妻子，她便生气，认为儿子没出息。两个人的冲突最后到了那种有我没她有她没我的程度。曾树生出走就和这种婆媳冲突具有更直接的关系。

3、人生思考与人性探索

这种家庭悲剧还蕴涵着巴金对人生、人性的.思考和探索。如果说婆婆与媳妇的冲突主要是新旧文化的冲突，那么，夫妻之间的冲突就带有更多人性、人生的内含。

造成这种家庭悲剧的最深层根源是生命冲突。汪文宣与曾树生是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汪文宣是枯萎颓败，曾树生却是饱满丰盈。他们之间并非因为缺乏感情而破裂。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婚姻，并不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他们是自由恋爱结婚，在一起生活了14年。从作品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她们之间有很深的感情。曾树生即使离家出走，也仍然惦念着家里的丈夫和孩子，总是按时给家里寄钱，写信，最后又回到家里。所以，关键不是他们之间的感情问题，而是生命状态的问题。汪文宣已经丧失了男人的生命力量，这不仅是由于他身体的疾病，更重要的还是他的精神状态。他仅仅剩下一个善良道德的空壳，除了善良忠厚，一无所有。他是那种在日常生活的压力之下被磨去了生命力，不断下滑沉沦的人。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他都缺乏应该有的独立意志和力量，只是软弱无力地随波逐流。

在社会上，他虽然在工作上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但是，在事业上却一无所成，甚至最后失业，靠妻子养活。他既没有朋友，也无法获得上级的认可。他的懦弱几乎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大家凑钱请上司吃饭喝酒，他本来很拮据，丝毫没有兴趣，却也不敢说不，拿出钱来，一起到酒店，强做欢乐。他带着严重的肺结核病工作，总是咳嗽，但是，上司看他一眼，他就不敢咳嗽。在家庭也是同样的软弱的，他没有能力处理好家庭纠纷，在妻子和母亲冲突的时候，他左右为难，无所适从，除了痛苦，就是无奈。他的这种软弱，已经使他丧失了一个男人的魅力。他经常瞪着一双可怜的目光，在曾树生的脸上寻求同情和理解，但是，曾树生最无法忍受他的这种目光。他的母亲总是咄咄逼人地排斥、否定曾树生，而她面对母亲的压力时，或者是眼睛充满泪水，或是痛苦呻吟，或者是企求的目光，或者沉默无语。他的善良道德可以说是一种对生命力的疲弱的补充，他试图用道德来弥补生命力的不足，但是，他最终仍然无法维持爱情和家庭。曾树生却是那种生命力饱满丰盈的女性。她活泼、漂亮，对生活有所渴望。但是，她并不是那种具有崇高理想的知识女性，而是那种世俗化的知识女性。她渴望的那种幸福，是一种世俗幸福。从这个角度看，《寒夜》就是关于一个懦弱的男人与一个漂亮的女性的爱情悲剧故事。

三、缜密冷静的写实风格

巴金前期是激情写作，后期却是冷静叙述。《寒夜》最充分地体现了巴金后期小说的冷静缜密的写实风格。

巴金前期属于“青春写作”，其风格呈现出激情化的特点。《家》就是这样的小说。情绪、感情成为作品最突出特点。热情洋溢、坦率单纯、酣畅淋漓，汪洋恣肆，行云流水，他不求深刻隽永，不求繁复严谨，只求与读者的感情沟通和共鸣。巴金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写的《激流》总序，短短只有一千字，却不断强调自己的爱和恨的感情特征。爱和恨是一种感情的激流：“这激流永远动荡着，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也曾发射出种种火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

这一切造成了一股奔腾的激流，具有排山倒海之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一谈到《家》，巴金就强调自己当时的爱和恨的感情。

爱和恨是作品的主要感情。在语言上，抒情性语言非常多，即使描写性的语言，也具有很强的感情色彩。

在很大程度上，《家》就是依靠这种这种爱憎分明的激情反抗的力量而获得了众多的青年读者。但是后期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日常生活细致描摹作品《寒夜》虽然以抗战时期为背景，却没有重大的社会事件，而是写普通的小人物及其日常生活。最主要是写三个人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这就决定了作品的缜密细致的叙述方式。日常生活本身就没有什么戏剧性，如果不是细致地描摹，作品就没什么写的了。所谓细致，就是细节。作品以精彩的细节取胜，作品几乎没有大场景，都是日常生活细节构成。如作品开头写汪文宣由于和妻子吵架，妻子离去。他去妻子工作的银行找妻子去，但是发现妻子正和一个男人出来，他想找妻子而又不敢的矛盾、复杂、痛苦的心理，懦弱的性格，在细节中充分显示出来。

2、心理深度

优秀的小说总是要塑造人物性格的，《寒夜》中人物不多就三个人，但是，每个人物的性格都很丰满，都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人物性格的成功，就是对人物心理的开掘。只有进入心理，才可能塑造性格。一般来说，中国古典小说，主要靠人物行动显示心理，或者是细节描写开掘心理。但是，现代小说往往直接进入人物的心理，更深入地开掘、描摹人的内心生活。《寒夜》主要是靠细节和心理开掘的深度来写人物的。作品往往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人物复杂心理揭示出来。

比如整个第二部分，全部是汪文宣的心理活动。写他做一个梦。在梦里，母亲和妻子两个人都争夺他，他处在中间，非常痛苦。

四、余论

总而言之，巴金后期的小说创作尤其以《寒夜》为代表，体现了现代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特别是对人性的深度探索以及注重细节的描摹，展示了一颗伟大文学心灵的卓越的想象力和吞吐经验的能力，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折射出了永恒的文学魅力！

巴金的名言名句：

1、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2、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阳光，却在黑暗里燃烧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3、要做一个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安慰的人。

4、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5、我的眼眶里至今还积蓄着朋友们的泪，我的血管里至今还沸腾着朋友们的血。在我的胸膛里跳动的也不止是我个人的孤寂的心，而是许多朋友们的暖热的心。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句。我是靠着友情才能够活到现在的。

6、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在于接受，也不在于索取。

7、沉默容易使人跟朋友疏远。热烈的诉说和自由则使人们互相接近。

8、生如同日记，每人都想记下自己的经历。但当他把记好的日记和他的誓言进行比较时，心情是何等谦卑啊!

9、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

10、财富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样生活技能，不向他们指示一条生活道路，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

11、我常说我靠友情生活，友情是我的指路的明灯。

12、青春是无限地美丽，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也是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希望，这样个信念，贯穿着我的全部作品。

13、“死”的逼近使人更宝贵“生”，更宝贵活着所能处理的光阴。人明白自己随时都会死去，他更不肯浪费时间，他要在这有限的余生里做好一些事情。

14、我在写作中所走过的路与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是相同的。无论对于自己或者别人，我的态度都是忠实的。……我愿意它们广泛地被人阅读，引起人们对光明的爱惜，对黑暗憎恨。……我的文章是写给多数人读的。我永远说着我自己想说的话，我永远尽我在黑暗中呼号的人的职责。

15、支配战士的行动的是信仰。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

16、光辉的理想像明净的水一样洗去我心灵上的尘垢。

17、希望是人生之需要.人如没有希望，何异江河干涸了流水？

18、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止追求，你们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

19、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对我来说它永远是鼓舞的源泉。

20、随着信念的指示做事情，事无论大小，我都会感到喜悦。

21、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露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愈写下去，愈认真，也愈感痛苦。——《随想录》

22、朋友是永恒的，并没有结束的时候。

23、这群青年有良心，有热情，想做出些有利于大家的事情，为这个理想，他们就牺牲了他们个人的切。他们也许幼稚，也许常常犯错误，他们的努力也许不会有点效果。然而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英雄气概，他们的洁白的心却使得每个有良心的人都流下感激的眼泪。

参考文献：

[ 1]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2]何艳萍.《从复调分析的角度看巴金后期小说创作》,《中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4]恩斯特·贝克尔.《拒斥死亡》,林和生译,华夏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