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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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西方叙事学理论演变与吴尔夫小说中的女性主义立场》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学；叙述者；叙事权威；弗吉尼亚·吴尔夫 [论文摘要]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之一苏珊·兰瑟关于叙事权威的理论来解读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经典小说《到灯塔去》可以看到，吴尔夫在小说的公开叙事层构建了一个“自我消抹”的叙述者形象，而在隐蔽叙事层，却勾勒出一个无处不在的叙述者形象。通过分析探讨小说的叙述者在隐蔽叙事层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就好比是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那种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而吴尔夫本人对叙事权威的追求和依赖决定了她缘何可以在现代派和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自己的双重地位。 《到灯塔去》是现代派小说家和女权运动先驱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经典作品。自1927年问世以来，广受评论家和读者的青睐与追捧。不难发现中外评论家对小说的研究是多角度、多方位的，但迄今为止鲜有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而本文则试图从这些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探讨并得出新的结论。 一 西方经典叙事学上承俄国形式主义，中经英美新批评，下接法国结构主义，旨在建构叙事语法或诗学，聚焦于被叙述的故事，对叙事作品的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作规律等展开研究，着重对叙事文本作技术分析。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起源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性主义摇旗呐喊，伊莱恩·肖沃尔特认为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早期为女性形象批评，反思传统文本中的“厌女症”，揭示菲勒斯中心主义；中期建构妇女文学史，并纳入黑人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近期向理论建构纵深发展，反思以男性文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学理论，提出建设“女性美学”(female aesthetics)设想。其中，法国学派受拉康、福柯、德里达的影响，关注语言、再现、心理和哲学问题，如克里斯蒂娃、西苏、伊利格瑞提出女性书写(ecriture feminine)和女性行为批评(gynesis)的理论；英美学派关注主题、母题和人物等传统批评观念，重在社会历史研究。肖沃尔特认为从整体看可以发现妇女作家想象的连续性，反复出现的模式、主题、问题和形象，因而提出女性批评(gynocritics)和性属理论(gender theory)。 概而论之，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目标不同：前者属于形式主义范畴，倾向于抽取普遍规则，对文本进行一般观察，强调客观性和抽象化，具有具体化、符号学化、技术性强等特点；后者属于政治批评范畴，在政治参与和主体经验上揭示具体文本的意义，具有宏观思辨、模仿再现和政治化等特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通常不涉及叙述技巧，而经典叙事学研究一般也不考虑性别因素，不讨论叙述声音的语境、社会性质和政治寓意。经典叙事学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各有利弊，而两者融合，恰恰能取长补短。 针对经典叙事学忽略文本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弱点，可以借用性别，语境和再现等女性主义理论来弥补；针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过于印象化的弱点，可以借用叙事学领域系统的形式分析模式来弥补。叙事学是方法，女性主义是思考视角。两者渗透能够引发新的视点，打破西方文学界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之间的长期对立。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叙事形式分析与性别视角融为一体，同时关注人物、作者、叙述者、读者和性别因素，关注生产者和读者所处的时代、阶级、性别、性取向以及种族的必然联系。女性主义叙事学隶属于后经典叙事理论：在经典叙事学基础上将注意力转向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从共时叙事结构转向历时叙事结构。 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开创人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像大多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一样具有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背景，同时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影响。她于1981年出版《叙事行为：散文化小说的视角》，率先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1986年发表宣言式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首次使用术语“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随后，两位代表作家的论著在美国面世：一为兰瑟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为沃霍尔的《性别化的干预》。有关论著在《叙事》、《文体》、《PMLA》等刊物纷纷问世，女性主义叙事学渐成显学。 为了证明女性叙述文本的特殊性，仅仅使用叙述话语理论阐释会出现偏差和缺失，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多次引用分析《埃特金森的匣子》(1832年)这个书信文本——由于新娘有义务向丈夫公开所有的信件，于是她给知心姐妹写了一封信： 我已经结婚七个礼拜，但是我(丝毫不觉得有任何的理由去)追悔；我的丈夫(根本不像)丑陋鲁莽，老不中用……他的信条是，应该把妻子当成……(双方都不该)只能一门心思想着服从(而不应视之为)玩偶；我……不(这样不奢望我能比现在更)幸福。 仔细阅读会发现书信暗含玄机，区别在于是否隔行阅读。词句的重新组合导致语义和语气上的本质变化：丈夫以为赞美自己，知心女友看到的是新娘痛斥丈夫，懊悔婚姻，新娘和女友关心女人的婚姻幸福，而隐含读者读出的是对社会婚姻关系男权思想的抨击。兰瑟指出书信的表面文本是软弱无力的女性文体，拟态模仿卑微元助，柔和依顺；潜在文本却具有能动直接理智、有力度有权威的男性语言特点。私下潜在的受众是心灵相通的女友；表面公开的受众是丈夫。所以，在男权中心社会，女性作家在不被认可的边缘化处境下，为赢得叙事权要采取机智的叙事策略。 兰瑟的著作《虚构的权威》研究在特定的时期女性取得话语权威的策略，意在建构女性叙述声音理论。“声音”这个术语，在叙事学中指叙事讲述者，有别于作者和非叙述性的人物；在女性主义中指身份和权力。兰瑟将两者融入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中，认为叙述声音和被叙述的外部世界具有互构关系，因此探讨女性叙述声音要联结社会身份和叙述形式、文本与历史；兰瑟创造性地透过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三种叙述声音模式，总结女性叙事声音实现话语权威的策略。作者型叙述声音指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叙述者采取全知视角点评叙述过程，对其他作家和文本作深层思考和评价。个人型叙述声音即热奈特指称的自身故事叙述，讲故事的我是主角，私人声音公开化。集体型叙述声音指表达群体的共同声音。 二 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说到吴尔夫“在她的叙事行为中谨慎地加入了。距离感”，这种“没有消抹作者的距离”赋予她的小说以叙事权威。本文正是基于兰瑟对吴尔夫作品中叙事声音的探讨，具体分析《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在潜在文本中的所作所为。笔者认为这部小说的叙述者好比是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从而帮助吴尔夫本人在文学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运动中奠定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达洛威夫人》(1925)租《到灯塔去》(1927)同属吴尔夫中期诗话意识流小说。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采用了多重人物聚焦的叙事方式，关注的重心是人物转瞬即逝的思想感情，但从整体看，《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比《达洛威夫人》的叙述者更为隐蔽却也更为重要。在《达洛威夫人》中，叙述者藏匿于人物背后，记录并传达人物的所思所想。在阅读时，读者尽可跳过这个幕后叙述者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在《到灯塔去》中，叙述者却摇身一变成了“主角”。小说描写的重心不是人物的思想而是叙述者本身。事实上叙述者在众多人物意识间穿梭却对他们的意识不予认同。虽然叙述者也曾尝试“垂帘听政”，但总体来说，她失败了，而且是彻底失败了，叙述者的形象“无所不在”，她的“声音”充斥着整个文本。即使是在一直被评论家推崇为“作者自我消抹”典范的第一和第三部分里，读者也可依据那些无所不在的蛛丝马迹找到藏匿于人物背后的叙述者。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叙述者更是直接越过人物，跳至前台，发表她对生与死的哲学感悟。 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型叙述者通常现于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他独立于故事之外，像“上帝”那样高高在上，了解故事内外发生的一切，拥有无限的权威。而现代派小说中的叙述者不再能够高高在上，自封上帝，同时也不再需要和要求那种全知全能的外露权威。从总体上看，《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扮演的是上帝而不是人的角色，她行使着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中全知全能型叙述者的无限权威。在小说中她对人物的言行进行全面的观察和权威的评论，并最终攫取了原本属于人物的声音。 在《到灯塔去》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一个查特曼式“公开叙述者”的存在，因为总是有那么一个“拥有阐释权威的人把人物的思想转化成间接性的表达”。人物声音被压制甚至不被允许进行自我表述，这个穿插其中的叙述者不仅自己说，还替别人说，她成功地攫取了小说人物的发言权。作为“全权代表”的叙述者自由穿梭于众多人物的意识间，居高临下、冷漠超然地向读者讲述人物的所思所想，解释评论人物的一言一行。更有甚者，她还超越时空限制，成功观察到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广阔的世界。从这种意义上讲，小说打破了经典现代派小说对叙述者观察角度和认知能力的限制，获得了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叙述者才拥有的那种全知全能。 小说第一部分“窗口”围绕“量袜子”这一外部事件展开，参与其中的是拉姆齐夫人和她的儿子詹姆斯。在拉姆齐夫人“如果今天天气不好，我们就改天去(灯塔)”这样安慰性的话语后，她让詹姆斯站起来比比袜子是否够长。再过几行是，她心不在焉地告诉詹姆斯要一动不动地站好，可这小男孩还处于几分钟前母亲告诉他不能去灯塔的失望中，故而显得焦躁不安，腿不停地动来动去。跳过许多行，我们读到拉姆齐夫人对詹姆斯更加严厉的警告，这次詹姆斯听话了，拉姆齐夫人量了袜子，结果发现袜子太短了。这一外部事件在又一长时间中断后以拉姆齐夫人吻了吻儿子的额头并提议帮儿子另找插图来剪而结束：“拉姆齐夫人缓和刚才的严厉语气，举起他的额头吻了吻。‘让我们另外找一幅插图来剪吧’”。 在“量袜子”这一琐碎外部事件中，作者把许多人物的内心活动穿插其间。牵涉其中的不仅包括前面提及的拉姆齐夫人和詹姆斯，还包括诸如“人们”和“班各斯先生”等事件发生时不在场的人物。是谁在看拉姆齐夫人并得出结论“从未有人看起来如此悲伤”?又是谁在发表那些关于眼泪集结并于暗处掉下的模棱两可，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论。屋里除拉姆齐夫人和詹姆斯以外没有别人，显然那些言论不可能出自她们之口，也不可能是紧随其后开始讲话的“人们”发表的。既然如此，结论只能是：那些言论是叙述者的。 此外，“窗口”还有对其他一些次要外在事件的描述。这些事件与“量袜子”这一主要线索分属不同的时空，如电话交谈和修建房屋就发生在别的时间和空间。在“量袜子”事件开始不久，读者就被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时空，聆听班各斯先生在电话里和拉姆齐夫人关于火车、旅行的谈话。关于眼泪的那个段落已经把读者带离了他们所在的时空；而这段关于电话交谈的描述更是把读者带人一个无法确定、超越现实的空间。至此《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挣脱了人物聚焦，有限视角的束缚，获得了全知全能的观察角度和阐释能力，从而赋予作者以外露叙述权威。 在小说的第一和第三部分中，叙事者自由穿梭于不同身份、背景、年龄、心态的人物内心世界，对他们的内心活动、言行举止进行多角度观察、前方位报道和权威性评判。她时而进入莉莉·布里斯克的内心活动，时而穿梭到詹姆斯的童心世界，时而又陷入詹姆斯夫人的沉思苦想中。她知道詹姆斯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是多方面的”；她也了解莉莉懂得了“爱情的脸谱千变万化”。虽然叙述者试图通过自由直接引语把自己的思想和人物的思想混成一团，让读者不易察觉到她的存在，可惜她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在阅读小说时，读者可直接越过叙述者进入人物内心世界，叙述者“不存在”的幻觉消炭了，他们很难相信詹姆斯会说出“任何事物都是多方面的”这样与他实际年龄很不相称的话，也很难相信“爱情的脸谱千变万化”是莉莉本身对爱情的领悟。诸如此类的哲学式感悟和格言化表达又是用一般现在时(不同于用一般过去时来表达的人物思想和言行)、来表达并附着在加括号的小说人物上。这种时态上的差异拉开了小说叙述与人物的距离，而距离就意味着叙事权威。 事实上，《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暗度陈仓，把沉思、劝谕和预示这些过时的，不再为现代派小说接受的叙事手法置于深层文本中。她通过授权小说人物想什么，说什么而分享了传统全知全能型叙述者至高无上的权威。吴尔夫在这部小说的表层文本中消抹了叙述者，使其融入人物的意识里，在深层文本里却保留了一个完整清晰的叙述者形象。吴尔夫的叙述者就这样通过无所在而达到了无所不在。因为，如果小说人物都众口一词、异口同声地使用叙述者的语言，那么这样的叙事也就建立了一种更高更大，无法复制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正是吴尔夫这样的女性作家向往和追求的。 三 自福楼拜开始；以詹姆斯倡导的，珀西·卢伯克支持的新的“间接和侧面”的叙事手法要求用小说人物的感受取代叙述者的“画外之音”。正如乔伊斯借《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斯蒂芬·迪得勒斯之口：所表达的那样：“理想的叙述者应该修炼到无声无形”。现代派小说理想的叙述者，和现实主义小说中公然暴露在读者面前对人物发号施令的“上帝”型叙述者不同，它藏于人物背后，引入不同人物的声音，对这些声音不加干涉，任其自由发展。 每一个人身边涌动着的流旋的生命力，一旦以其勃发之力注入每一个人，他们便会获得一种特有的、无形的美学生命，戏剧性的场面也就即此产生……艺术家就像创世的上帝，出现在自己亲手创造物的上下左右，里里外外，隐而不见，修炼达到无声无形，若无其事地修剪着自己的手指甲。 这样一种美学意识要求现代派小说的叙述者赋予读者一种“消抹”的幻觉，这种幻觉产生于对“叙事者自我意识的压制，对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交流的阻碍，以及对叙述立场外在标记的遮蔽”。 在《到灯塔去》这部现代派小说中，吴尔夫采用了人物聚焦的叙事，试图给读者一个“消抹”的幻觉，但小说没有任何一部分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甚至任何纯粹聚焦于单一视点的叙事也没有。吴尔夫在小说的一、三部分采用了多重人物聚焦，在第二部分里则采用了零聚焦叙事。在公开叙事层面上，她力图让叙述者消融到人物的意识活动里，达到无所在的境地，但在隐蔽叙事层面上，她却保留了一个清晰的叙述者形象，从而构建了一个无所在却又无所不在的叙述者来帮助她本人获得叙事权威。吴尔夫缘何如此渴望得到外露作者权威，笔者认为可以从她的家庭背景和女性主义立场里找到一些答案。吴尔夫成长在一个文学世家，但这样一个家庭却没给她提供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她的哥哥们可以上剑桥接受最正统的英国教育，而她只能呆在父亲的书房里看书学习。长大后的她虽成了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却又不得不置身于并依靠着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先锋派的庇护。她对现代派小说里，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深感不满，也意识到那些患了“失语症”的女性群体有必要站出来发出自己_的声音。 和《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先生一样，吴尔夫本人对名声的消逝和死亡的威胁无法释怀。作为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她渴望获得永久的名声，渴望和乔伊斯那样的现代派男性小说家齐名。同时她也深知在男性一统天下的英国文学中，一个女性作家要获得这样的名声和地位是何其困难，但吴尔夫尝试并做到了。她不仅在现代派小说潮流里名垂青史，也在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了自己的丰碑。对英国文学传统上白人男性独有叙事权威的靠拢和倚靠使得她牢固奠定了自己在一片诋毁女性现代派作家的现代派小说运动和一片批判男性的女权主义运动中的双重重要位置。 当然，吴尔夫的创作历程和她本人女性主义立场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吴尔夫开始是一个旧女权主义者，坚持男女应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权利。但是她很快就觉察到这种思想的局限，认识到在一个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即使在家庭之外拥有了和男人平等的权利后，在家庭之内，特别是在人的思想观念之中争取平等的权利却更为艰难。于是，吴尔夫着手去解构男性政治思想即文化霸权，尝试着去确立书写历史的女性视角，从而成为新女权主义的思想先驱。难能可贵的是，吴尔夫没有让思想固化，而是走向了一种更加理想与和谐的女权主义阶段。因为吴尔夫认识到，在父权制社会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同样都是不自由的。而人类的解放必须以消除一性对另一性的奴役为前提，必须以两性协调互动达到统一和谐为基础。于是她努力寻求一种新的解决之道，这就是她著名的“双性同体”的理论。吴尔夫从最初片面强调男女法律上平等的旧女权主义开始，到20世纪60、70年代从文化角度去解构男性政治文化霸权、确立女性视角的新女权主义承接，以及最后强调在社会中男女的和谐发展所预示的20世纪90年代后女权主义发展的新方向。吴尔夫没有把获得选举、受教育等法律权利，也没有把女性获得思想文化的平等待遇视为最终目的，而是把实现人类社会的解放定为女权主义的最终目标。从她本人女性主义立场的发展变化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吴尔夫何以在《到灯塔去》中如此倚重男性小说家所持有的那种阐释和评价的叙事权威来使自己权威化。事实上，小说的叙述者在文本中“就是女性主义者并且还冠以其作者的真名实姓”。

王小波的精神结构及其小说的结构模式 {内容提要}：本文从意象分析法的角度，论述了王小波小说中“夜”的意象的意义，进而阐述了他阴阳两界冲突的精神结构和由此形成的其小说的结构模式。{关键词}：王小波 精神结构 阴阳两界 结构模式王小波有部中篇小说《我的阴阳两界》，阅读这部小说，读者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何为阴界？何为阳界？在他的杂文中也数次提到类似的说法，比如，话语圈属于阳的一方；世界除阳的一面之外，还有阴的一面；“赖在文学上，可以给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个立脚点。有这样一个立脚点，就可以攻击这个圈子，攻击整个阳的世界。”（1）还有其他衍生的词“阴性的态度”等。我认为，阴阳两界是理解王小波精神世界的一个通道，他的精神结构呈现出阴界和阳界之间不可调和的分野，二者之间像两军对垒一般，上演了一场场攻防战，时而剑拔弩张、势不两立；时而委屈求全、妥协礼让；时而握手言欢。这是内心深处惊心动魄的战争。王小波的精神世界时时表现出搏杀、冲突、紧张、分裂的状态，他精神上的弦绷得太紧，这是一个人的战争，这是分成两半“自我”的格斗，最后终于两败俱伤、琴弦绷断，曲未尽人已失。王小波精神世界的这种特质投射到小说创作中，自然其小说的精神结构与它保持一政，不仅如此，其小说的叙述结构也展现出双线并行、交织、虚实相映、古今对话的结构模式。综合王小波杂文和小说来看，对阴阳两界的界定，大致可列出以下两类词语方阵：阳界：愚蠢、专制、强权、无智无性无趣、乌托邦神话、愚民教育、宗教化政治、煽情伦理、思想牢笼、话语圈文化、精神阳萎、实用功利、机械化一、强势群体……阴界：健康的性、有趣、神奇、智慧、自由、爱情、创造、理性、科学、民主、人的尊严、沉默文化、参差多态、弱势群体……法国文学理论家加斯东·巴什拉尔认为，每个诗人都提供一份意象的综合，我们可以事后去发现它，绘制一幅“曲线图”，重新发现一种逻辑。在此，意象既不是一种修辞形象，也不是文章细节，意象是“一个完整的题材。它呼唤各种不同的来自多渠道的形象的聚合”；它是“一种原则的升华”，它可以上溯到语言和形象思维的起源，同时又表达“凝聚了事物内部的情感世界”。巴什拉尔的批评即是从一个意象出发，重新认识一个世界，艺术家心灵向往的那个世界。（2）笔者通过对王小波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单位意象”或者说“存在编码”“夜”进行分析，以期切入他的精神结构。“包围着他们的是派出所的房子，包围派出所的是漫漫长夜。”（《未来世界》）。《似水柔情》末尾：“眼前是茫茫的黑夜。曾经笼罩住阿兰的绝望，也笼罩到了他的身上。”最典型的是如下大段文字：“夜黑的发紫，星星亮得像一些细小的白点。在京效时我常和铃子钻高梁地，对夜比一般人熟悉得多。这是险恶的夜，夜空紧张得像鼓面，夜气森森，我不禁毛发直立。”“在这种夜里，人不能不想到死，想到永恒。死的气氛逼人，就如无穷的黑暗要把人吞噬。我很渺小，无论作了什么，都是同样的渺小。但是只要我还在走动，就超越了死亡。现在我是诗人。虽然没发表过一行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更伟大。我就像那些行吟诗人，在马上为自已吟诗，度过那些漫漫的寒夜。”（3）在他的早期习作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文字：“在我小的时候，常有一种冰凉的恐怖使我从睡梦中惊醒 ，我久久 地凝视着黑夜。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会永久存在。哪怕它是疼”（4）。于是到云南插队时，他常常在深夜走出宿舍，在夜色中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诗，写了又涂，涂了又写。（5）王小波在1979年6月6日写给李银河的信中引了《德国诗选》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并说他尤其喜欢“银色的星光”这个诗句（6）：他爱在黑暗中漫游，黝黑的树荫重重的树荫会冷却他的梦影。可是他的心里却燃烧着一种愿望，渴慕光明！渴慕光明！使他痛苦异常。他不知道，在他头上，碧空晴朗，充满了纯洁的银色的星光。王小波在不同的小说中先后引了二次塞利纳杜撰的瑞士卫队之歌：“我们生活在漫漫寒夜，/人生好似长途旅行。/仰望天空寻找方向，/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7）并且第二次引用时用的小说题目是《茫茫黑夜漫游》，由此可见他对这首诗及“夜”这一意象的喜受。除此之外，他的一些小说题目多少也透露出一些信息：《红拂夜奔》、《夜行记》、《夜里两点钟》。在王小波的笔下，夜是漆黑的、萧杀的、凄惨的、紧张的、险恶的、森然的、漫无边际的，它意指黑暗、压抑、迷茫、恐怖、绝望、死亡。当王小波把“文革”时期比作漫漫黑夜时，“夜”这一意象的内涵还较为狭小，从王小波整个一生及其创作始终来看，他赋于“夜”以丰富、深邃的意蕴。《茫茫黑夜漫游》好比怪腔怪调的布鲁斯，是一篇心态小说，是作者写作时“当下”心境的流露，在此，作者表达了在强制下永不屈服的信念：“有人可以从屈服和顺从中得到快乐，但我不能。”他说，只有一种生活是可取的，就是迷失在探究小说艺术无限可能性中。王小波对夜的恐惧，即是对受奴役的、乏味的、无创造的生活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如何超越死亡，穿过漫漫寒夜般的人生，他选择了创作，选择了诗意人生因此他称自己是行吟诗人、浪漫骑士，以艺术对抗寒夜，超越死亡，也超越命运、生命、存在。他说：“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像来自星星……我希望自己能写这样的诗。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一切恐惧就可以烟消云散。”（8）想象一下，一个17多岁的少年在亚热带地区的夜色下，在旷野之中，以他的单纯、真诚试图摆脱当时的话语霸权、语言牢笼，抒发出自己本真的内心情感，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景。那么，与“夜”对应的意象就是“星星”、“明星”、“银色的星光”，这是王小波的精神源泉，他渴慕星星，寻找星星，梦想化作星星，照亮黑暗，抗争阳界，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王小波的人生及创作，那就是：星光照彻黑夜。王小波确如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慧星，他闪亮的光芒照彻了晦暗的夜空。王小波的另一个重要的“存在编码”就是小说中的“刑场”意象，及由此衍生的“砍掉的头”、“尸体”意象，（9）“夜”和“刑场”都是王小波对人生、对他生活的世界的一种深刻体认。王小波的小说中的人物可分为界线分明的二个方队，即阳界中人和阴界中人；军代表/知青、团知书/受帮教者、大夫/病人、警察/犯人等，在他们之间上演着管制/反抗、改造/抵制、追逐/逃跑的游戏。王小波小说的动态与静态场面也值得留意，当他的叙述落笔于争斗、追逐、逃跑时就自由奔放、生机盎然、谐趣横生，如王二的上山，老鲁捉王二，卫公、红拂出逃、薛嵩抢婚、征战等，而一旦人物在一处停留下去就往往是压抑、郁闷、死气沉沉的世界。与此对应的两类地点（皇宫、宣阳坊、灰色长安、洛阳/凤凰寨、路上）也就有了相反的寓意。下面以《黄金时代》中的3篇小说为例，论述阴阳两界的冲突、对峙、碰撞。在《黄金时代》里，王二是到云南插队的北京知青，二十出头，充满了好多奢望和青春的强烈躁动，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以当地队长、农场军代表为首的管制体制也就是阳界，发生激烈冲突，当他拿着猎枪和军代表剑拔弩张地对峙时，这种冲突达到顶点，这是箝制与反抗、设置与反设置、情感萎缩与生命激情、道德戒律与精神自由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但个人是无法与整个社会相抗衡的，王二选择了跑为上策，逃往深山老林。在这个阴界世界中，王二和陈青扬在原始山林里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是一个神奇的梦，他们远离人类，远离文明，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他们活得狂放恣肆、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他们在大自然里无所顾及地做爱，他们的精神自由和生命激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和敞开，演奏出一首生命狂欢曲，从这层意义上讲，这的确是王二的黄金时代，他们的生活很像汤恩比所说的人类史前文明的阴的时期的生活。下山后，他们受到阳界势力 的围剿：收审、写交代材料、出斗争差，但王二和陈清扬以精神上、性爱上的放浪不羁、轻松游戏消解了神圣、虚伪、庄严，从而宣告了他们在这场阴阳冲突中的不可战胜。《三十而立》，王二成了大学教师，但他感到无趣机械的生活好像一种酷刑，在他看来，这个世界里存在着两个体系，一个来自生存的必要，一个来自存在本身。就前者而言，就是为了功名利禄虚名浮利，违心地装丫挺，假正经，过表演给人看的生活，这就失去了自己的存在；而存在本身具有无穷的魅力，它没有什么世俗功利性，它就像草长马发情那么自然，二者之间的分野就是阴阳界面的确立。王二在功名利禄和追求真善美之间，在追求真诚和掩饰自己对社会的真实感受之间，在自然人生与生存之累之间徘徊不定，苦闷不安，做着痛苦的抉择。在常态生活中，阳界的一切不像非常态的“革命时期”那样面目狰狞、咄咄逼人，它就像滞重无形的空气弥漫在“阴性人”王二的周围，它无所不在又难以捕捉，王二时时有抗争的冲动，却不知把矛头指向何方，因此，不得不在万般无奈中“荷戟独彷徨”。是苟且生存，还是返回存在本身？在王二死前，在小说结束之前还是个问题。《革命时期的爱情》，是一部关于性爱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个人成长史的小说。个人的成长恰恰框定在一个抹杀个人存在的革命时期，伟大人物设置的乌托邦中，那种命运的被设置感、行货感、玩偶感刻骨铭心，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必然格格不入。少年王二与姓颜色的女大学生的爱情是惨痛、凄美的，作为两个触犯游戏规则未被惩办的漏网之鱼，他们在野外树林、河边的爱情可看作逃逸阳界中心的边缘地带里的一次疗伤。他们在此还原到人本位，体验男人和女人的感觉，但王二幼时的惨痛经历在心理上的投影使他无法有所作为。表面革命失败的背后，是肮脏、丑陋的世界作用于个人隐秘的性心理上的挫败感，他们所扮演的革命角色其实是丧失人本性的受愚弄的玩偶、泥人，他们在咀嚼失败中开始的畸形之爱只能以失败告终，这是革命时期曲折隐晦的个人情感悲剧。王二长大成人后，进街道豆腐厂当工人，他和阳界中人、道德牧师、帮教他的女团支书之间由对抗、冲突最终转向枕席之欢，女团支书由肩负拯救精神的使命，自觉不自觉地滑向肉体的放纵、沉沦、做成阴阳苟且之事，这是一场阴差阳错的爱情。在《黄金时代》中，阴阳两界的冲突是紧张、激烈的，也是明朗、单纯的，有两军对垒的气氛，王二和陈清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战斗同盟，而《革命时期的爱情》里，这种冲突要隐晦、错综复杂的多，在最隐秘的心理层面，在个人成长史中，也在王二和女团支书的苟且贪欢之间展开，它是多色调多层次的。《我的阴阳两界》，主人公王二选择的生活方式是独特的，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长期在地下室居住，喜欢寂寞、黑暗，在写小说、译书的思维乐趣里自由地生活。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阳萎，这其实是一种文化隐喻，是阳界的伤害造成的，他逃跑、隐匿到阴界中去，在阳界中人看来，他是小神经，被列入异类，但长期以来，他和阳界中人过着两不相扰、相安无事的生活。妇科女大夫小孙的冒然闯入打破了这种生活，导致了二者的失衡、冲突、较量，表面上看，在这场较量中，王二大获全胜。与女团支书为青工王二治疗精神为初衷却以捐献肉体告终不同，小孙以奉献肉体来治疗王二肉体阳萎为起点，最后治好了肉体，把王二拉回阳界，却导致他又精神阳萎。两个王二与两个女人的性关系都蕴含着挽救的母题，尽管动机、方式、角色不同，但结局都是失败的，而后一种失败是精神上的大溃败，因而是阴性人王二最大的人生失败。在这三部小说中，阴界的形象化指涉由蛮荒之地、边陲的原始山林转到城市效外河边的小树林，再转为城中医院里阴暗、杂乱的地下室，自然的野性、诗意由强转弱，最终衰退到人群居住之所的凡尘。阴性人王二由在自己的世界里随心所欲的生命狂欢转变为无路可逃中与阳界调情苟合，再变为阳界中的一员，精神境界一路呈现沦落、萎缩、衰退之势，阴阳两界的冲突也由紧张激烈走向淡化、缓和，直到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欢。这是否可称为阴阳三部曲？与王小波及其小说的精神结构相一致，其小说的叙述结构也往往采用双线、多线并行、交织，古今对话、呼应，纪实与虚构、现实与想象、现时与历史、生活与本文构成一个虚实相生真假莫辨亦真亦幻的奇妙繁复的开放性叙述空间，叙述人在这个无限敞开的叙述空间里自由出入、往返。《未来世界》由三大叙述板块组成：描绘叙述人在未来世界里的“当下”现实生活，追忆舅舅在上个世纪的历史中的生活，叙述人撰写的舅舅传记中的生活。《白银时代》的叙述结构是：写作公司里的现实生活，回忆中的大学生活，《师生恋》这部小说中的大学生活，师生恋情及奇谲的沙漠世界。其中，《白银时代》和《2010》的情节核及叙述动机都是一个谜语，小说的叙述流程亦即谜语的破解过程。《未来世界》和《2015》都运用了少年视角，顽皮、刁钻、性萌动期的少年可看作前叙述人，他的叙述起到颠覆人物关系、伦理关系或反讽世界的怪诞荒唐或增加戏谑效果的作用。《红拂夜奔》、《万寿寺》，用现代意识烛照历史传奇，叙述人的现实生活与其虚构的小说中的历史人物生活形成同构关系，历史和现实，过去和现在在相同的主题和动机上被跨越，这种古今对话的叙述方式在另外两篇小说《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伦奴》、《似水柔情》中表现得同样突出。

关于沈从文小说创作研究综述摘要：近几十年来文艺界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以前对他的文学批评和政治批判发展到后来对他作品的肯定及重视。期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尚须进一步探讨。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研究 综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有关他的作品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一、早期沈从文研究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作品研究的基石与铺垫。在早期沈从文小说研究中，有关他的小说评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1]“没有思想的作家”[2]“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3]“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4]等结论。其二，对他作品创作的独特风格的认可，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她在《沈从文论》中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5]刘西渭的观点也有代表性，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中，认为沈从文的艺术创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建国前夕，则由原来的文学批评转化为政治定性。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作了更为全面的批判：沈从文不仅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特别的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表明当时在沈从文的评论和研究上存在着误区。二、当代沈从文研究进入新时期以前，从49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研究的文字发表。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在这样三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1. 对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2. 将他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3. 肯定了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进入80年代，沈从文从以往被埋没和遭贬抑的状况一变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大陆文学界的沈从文作品研究也逐渐从较为零散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政治评判发展为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于1988年沈从文逝世后达到高峰。在此期间编写的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等各类文学史开始对沈从文及其创作进行较为重点的评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 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皆以相当的篇幅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斓的湘西历史画卷》一文中进一步提供了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的证据。2. 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董易在《自己走出去的路子》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是浪漫主义的，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处于成熟之境，已经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最能体现沈从文创作风格的是写实与抒梦两者的结合。3. 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交代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如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区别于古代的田园牧歌式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而凌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中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4. 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与思路。不少论者从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来阐述，如笛论富的《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从沈从文及创作与苗族血缘关系的角度，如龙海清的《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从肇始于五四的爱与美的文学主题之于沈从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从文的〈边城〉》，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角度，如尚喜平的《一个探索者的足迹》等等。这些研究并非处于同一水平，其成果也等次有差，但显示出沈从文作品内涵的丰富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继承前一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成果的背景下，沈从文作品研究进一步发展，向纵深和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推进，成果丰硕新论不断，形成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本文侧重对其创作主体的背景思想、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等这几方面入手， 做一尽可能全面的综合和概括。（一）背景研究如何看待家世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沈从文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贵族气息等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的关系。他的整个创作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6]另有评论者则认为单凭祖父一代为官便认为沈从文出身官僚豪门是勉强的，他继承了父辈一代的“生存自由”及“生存奋斗”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为他的一生崇尚自由、执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调。[7]金介甫先生认为“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在书香门第。”[8]总的来说，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原因。（二）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对于沈从文小说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也有研究者按时间的顺序认为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作品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而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9]及谭怡楚的“情爱文学研究” [10]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讨论，总的说来，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80年代的思路与方法，除了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也有一定深化，关于沈氏的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而对于沈从文其他的小说研究者引发了一些争议，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夫权制文化意识？”[11] 《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 [12]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13]——这些争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90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小说与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这为其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关于沈从文小说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凌宇是最早注意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探索者。他这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现在两篇专论中，一篇是《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撞击看沈从文》，一篇是《探索生命的底蕴》，书中详细地谈到沈从文创作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及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其后的赵学勇在《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就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并由此而发现和证明了其创作意蕴中一些独到之处。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更是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说的关系。一些研究者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小说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现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也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祺，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明这一点上将张承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将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并以人性、道德状况作为揭示城乡文化巨大差异的切入点，但沈、张两人又毕竟存在着文化起点、时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异。”[14]综观近几十年来学者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不难看出，研究思路上由注重作品的分析开始向深入细致的主体倾斜，研究的思想从偏狭走向开阔，研究的方法采取了新领域多角度的认识，如引进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构主义、原形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精神分析法说等，可以说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与此同时研究中还有些问题只是初步地提出，尚须进一步探讨，如沈从文小说与福克纳作品的比较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等，还有一些研究层面仍有待开掘，如小说中湘西的兵政文化、傩戏文化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将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注释：[1] 侍桁 《一个空虚的作家》 载1931年《 文学生活》1卷 1期[2]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3]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4] 李同愈 《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 载《新中华》 1935年3卷7期[5] 苏雪林 《沈从文论》 原载《文学》 第3卷第3期 1934年9月[6] 黄献文《 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1996 第1期[7] 向成国《自然的精灵》 《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第3期[8] 金介甫《沈从文传》 时事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8页[9] 韩立群《 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10] 谭怡楚《 沈从文情爱文学论》 《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0 第2期[11] 美 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重读沈从文的〈丈夫〉》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2第2期[12] 山风 《心灵的悲剧——读沈从文〈萧萧〉》 《名作欣赏》 1996第5期[13] 程丽蓉《创作心理距离与沈从文的小说》 《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第2期[14] 王喜绒《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从沈从文到张承志》 《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第2期参考文献：[1] 《沈从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2] 《沈从文全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3]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 昭明出版社 1975年版[4]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5] 凌宇 《沈从文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6]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 三联书店 1985年版[7] 金介甫《沈从文传》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2月版[8] 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9] 孙冰编《 沈从文印象》 学林出版社 1997年版[10] 巴金、黄永玉等：《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11] 凌宇《 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 《文学评论》 2002年第6期[12] 王保生《沈从文评传》 重庆出版社 1995年版[13]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