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社会剖析小说”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分析社会生活,但同时又是从生活出发,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反映现实,通过生活本身引出历史的结论。例如:《子夜》的时代背景是一九三○年春末夏初,主人公吴荪甫雄心勃勃地企图发展民族工业,但这理想在半殖民地现实面前迅速地被碰得粉碎,转瞬之间便破了产,把自己的产业出卖给外国了。吴荪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他的悲剧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悲剧。吴荪甫的形象包含着巨大的社会历史内容,他的命运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子夜》对此描写得肌理稠密,严丝合缝,正是社会剖析小说的重大特色,表现了作家对半殖民地社会了解、剖析的深刻性。文学史界近年来公认茅盾是中国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坛主。这一派来源于19世纪法国、俄国现实主义小说,又同中国古典世态小说两相结合。从《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里可以看得分明。这部写于七十年代并未经最后修饰的草稿,巴尔札克、托尔斯泰式的叙事,精细的环境与人物服饰描摹所流露的旧说部的笔趣,是再明显不过了。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说,直至八十年代现代派先锋小说兴起,一种更偏于个人内心的新一代叙事风行于世。这并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纪绝大部分时间所充任的,也是这种“新兴”作家的角色。绕开茅盾是不成的,试图把一个大作家推崇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同样不成。另外,每一代的文学承传是“积累”式的,下一代如果只对上一代“狂轰乱炸”,采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阿Q”方式,到头来你会发现手中仅剩熊瞎子劈的一穗苞米,我们永远要为获得现代知识的ABC 而缴纳昂贵的“学费”。实际上,后现代派的作品与评论,并没有把现代派的一切都扫荡干净呀!现代派对写实派也不像人们想的是扫地出门。我们今天读一些青年作家的新作,在感到它们“寓言”式结构的同时,会觉得故事、环境、人物这些小说的基本因素仍然活泼泼地存在着,它们只会变形,而不会彻底消失。茅盾小说的意义正在这里。 这是我转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