蜡染论文范文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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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染，古称“蜡缬”。传统民间印染工艺之一。是一种以蜡为防染材料进行防染的传统手工印染技艺。据考证，“蜡染”一词在文献中最早、最确切的记载是唐代慧琳写的《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之“众缬”：“今谓西国有淡歰汁，点之成缬，如此方蜡点缬也。”“缬”是以辅染物辅助印染过程而染出的织物，缬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丝绸印染技艺的重大进步。蜡染今在布依、苗、瑶、仡佬等族中仍甚流行，衣裙、被毯、包单等多喜用蜡染作装饰。主要方法是用蜡刀蘸蜡液，在白布上描绘几何图案或花、鸟、虫、鱼等纹样，然后浸入靛缸（以蓝色为主），用水煮脱蜡即现花纹。结构严谨，线条流畅，装饰趣味很强，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蜡染的发明以人们对物质特性的重复认识和利用为基础，并需要具备一定的环境因素和技术条件，因此它是在特定的物质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蜡染是基于人们对服饰美化的需要，在人类文明进步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是在多种染织工艺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蜡染产生的时间应在纺织、印色和画馈工艺成熟之后。从原料上看，蜡染对面料没有特殊要求，棉、麻、丝、毛织物都能采用；防染材料也不拘于特定品种，动植物蜡均可使用，通常是用树脂和蜂蜡；染色只能用冷染工艺，一般是植物染色，以靛蓝为主。从范围来看，蜡染技术存在与世界上很多地方，风格和使用方式也多种多样。由于受地理和气候的影响，北方寒冷地区不宜进行蜡染，因此蜡染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蜡染的起源中国的染织工艺早在西周时期（公元前ll世纪——公元前771年）已得到较大的发展。

根据《礼记》等文献记载，丝、染色当时都设有专官主管，楚国还设有主持生产靛青的“蓝尹”工官。足见当时的丝织、染色工艺已颇具规模。

蜡染古时候称为蜡缬，是用蜡把花纹点绘在麻、丝、棉、毛等织物上，然后放入染料缸中浸染，有蜡的地方染不上颜色，除去蜡即现出美丽的花纹。这是我国古老的防染工艺，历史已很悠久。

蜡染是我国苗族古老而独特的手工绘染艺术，起源于秦汉，盛行于隋唐（公元581--907年）。这里有着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一代传一代，可以说，从我国的染织技术开创时，蜡染就作为最古老的手工艺，称之为中华民族古文明的一部分。

我国古代发现的蜡染文物，有新疆于田屋于来克古城遗址出土的北朝（公元396—581年）蓝色蜡缬毛织物蓝色蜡缬棉织品及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出土的西凉（公元400—421年）蓝色缬绢和唐代（公元618—907年）的几种蜡缬绢、蜡缬纱；还有敦煌莫高窟130窟第一层壁画下发现的唐代废置的大量蜡缬残幡。这批遗存的蜡染实物中，北朝的和西凉的蜡缬织品都是深蓝色地现白花，纹样光洁清晰，古朴典雅；唐代的蜡缬绢和蜡缬纱的地子，有棕、绎、黄、赭等色，大部分是白色花纹。

蜡染工艺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世代相传，尤其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蜡染工艺，而且流行很广，已成为少数民族妇女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艺术。这里的少数民族以蜡染作主要装饰的有黄平、重安江一带和丹寨县的苗族妇女，她们的头巾、围腰、衣服、裙子、绑腿，绑腿，都是蜡染制成，其它如伞套、枕巾，饭篮盖帕、包袱、书包、背带等也都使用蜡染；安顺、普定一带的苗族妇女把蜡染花纹装饰在衣袖、衣襟和衣服前后摆的边缘，她们背孩子的蜡染背带，点染得精巧细致，除蓝白二色外，有的还加染上红、黄、绿等色，成为明快富丽的多色蜡染。

贵州各少数民族的蜡染各有特色，例如苗族的蜡染图案有的还沿用古代铜鼓的花纹和民间传说中的题材，有的是日常生活中接触的花、鸟、虫、鱼；而布依族则喜用几何图案。各民族的蜡染都有独特的风格。

蜡染之乡蜡染之乡是中国贵州安顺。安顺是中国著名的旅游城市，境内有黄果树瀑布、龙宫、屯堡文化（天龙镇、云峰八寨等）、天星桥、花江大峡谷等众多著名景点。

安顺有“滇之喉、黔之腹，粤蜀之唇齿”的赞誉，地理位置重要，交通方便，更是“商业甲于全省”。安顺于1992年成功举办了首届蜡染艺术节，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众多宾客，自此蜡染艺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安顺有大量的蜡染作坊、工厂，涌现出洪福远等一批知名的蜡染艺人。安顺的蜡染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在不断创新。

蜡染的发展 传统的蜡染作为服饰的装饰，日用生活用品的装饰，从唐代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捣练图”中的蜡染服饰，到现代苗族姑娘绘制的蜡染花纹，有着悠久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但作为纯观赏型的艺术品——蜡染壁挂，也就是“蜡染画”，是年轻的艺术，它从七十年代诞生，八十年代作为现代装饰画，走进宾馆，走向画廊，正一步一步地走进千家万户寻常百姓家。

有人断言，继“云南重彩画”之后，“蜡染画”将风行全球，将出现一个新的艺术高峰。不管这个预言正确与否，但作为一种新的画种，要想得到社会的承认，必须涌现出一批艺术大师，创作出一批高质量，有份量的艺术作品。

这才是最根本的。 目前的蜡染，大体可以分三大类：—类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民间艺人和农村妇女自给白绘自用的蜡染制品，这一类产品应属于民间工艺的范畴。

另—类是工厂、作坊面向市场生产的蜡染产品，这一类产品应属于工艺美术的范畴。第三类是以艺术家为中心制作的纯观赏型的艺术品，也就是“蜡染画”这三大类蜡染同时并存，互相影响，呈现出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这种复杂的，多元化的现象，在艺术界是少见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蜡染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也在发生新的变化。青年一代已不满足于古老的传统纹样，而千方百计地从充满变革的新生活里吸取素材，加以改造，而使用在蜡染上，随着“蜡染热”的兴起，一些民间的“蜡染大师”纷纷到国外搞展览，作现场表演，他们凭空用蜡刀在布上画的直线，可以用直足来衡量，他们画的圆圈，可以用圆规来检验。

他们在艺术上力求突破程式化的造型，他们认为传统花样太呆板，而力求把花画得逼真，'画得“笑”起来；把鸟画活，画得飞起来。结果失去了蜡染的装饰趣味，失去了蜡染的艺术特点，变成了用蜡染制作的床单花样，机绣枕头的花样。

传统的蜡染正在变异，而作为艺术作品的蜡染正在兴起，蓬勃发展。在台湾，“艺术的培柒”和“工艺的蜡染早已分道扬镳，工艺的蜡染是作坊生产的蜡染纱笼；而艺术的蜡染是艺术家创作的蜡染画。

老一辈蜡染艺术家的作品，明显带有中国山水画的神韵，而年青艺术家的作品，更多地带有现代色彩。在英国，作为造型艺术的独立画种，艺术家自己创作的蜡染画，通过展览，画廊出售，价格十分昂贵。

在日本，以艺术家为中。

染即采用蜡防染的染色工艺，古称蜡缬①，与绞缬（扎染）、夹缬（镂空印花）并称为我过古代三大印花技艺。《贵州通志》中曾有如下记载：“用蜡绘制花于布而染之，既去蜡，则花纹如绘。”《辞海》关于蜡染一项的解释如下：“古代称蜡缬①，起源于汉以前，为我国传统印染工艺之一。今在布依、苗、瑶、仡佬等族中仍在流行。制法：用蜡刀蘸腊液，在白布上绘几何图案或花鸟虫鱼等，再浸入靛缸（以兰色为主），后用水煮脱蜡，即现花纹。”

蜡染用“蜡防染色”，即用蜡把花纹点绘在麻、丝、棉、毛等天然纤维织物上，利用蜡与水不相融的原理，把织物放入适宜在低温条件下染色的靛蓝染料缸中浸染，由于蜡的阻隔作用，染液浸入不了描蜡或受蜡部位的织物纤维，从而起到防染效果。除去蜡，此处即现出因蜡保护而产生的美丽的白色花纹，与布底染成蓝色的部位形成鲜明的色彩差异。关于蜡染工艺的制作方法在宋代已有详细记述。南宋时任桂林通判的周去非在其《岭外问答》中记有“瑶人以蓝染布为斑，其纹极细，其法以木板两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灌蜡于镂中，而后乃积布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蜡，顾能制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这是最早关于蜡染工艺的记录，此种方法现今我国已很少见到。另外在《贵州通志》记述的“用蜡绘制花于布而染之”的手绘蜡防染印花的方法至今存续于我国西南地区。

蜡染技术：

古时候称蜡缬，与绞缬（扎染）、夹缬（镂空印花）并称为我国古代三大印花技艺。我国的染织工艺早在西周时期（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已得到较大的发展。

根据历史文献《礼记》记载，织物的染色当时设有一种叫"染人"的专官主管，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还设有专门主持生产靛蓝的"蓝尹"工官。足见当时的丝织、染色工艺已颇具规模。

蜡染在宋代五溪地区已很盛行。明、清时代，黔中一带苗族也多用蜡染衣料。民国年间，蜡染盛行于湘西、贵州、云南、川南的大部分苗族中，而以贵州的丹寨、安顺、郎岱（今六枝）、普定、惠水等地技艺最高。大多数地区都将蜡染成品作衣饰，湘西地区则用作床单、帐沿、枕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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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染，古称“蜡缬”。

传统民间印染工艺之一。是一种以蜡为防染材料进行防染的传统手工印染技艺。

据考证，“蜡染”一词在文献中最早、最确切的记载是唐代慧琳写的《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之“众缬”：“今谓西国有淡歰汁，点之成缬，如此方蜡点缬也。”“缬”是以辅染物辅助印染过程而染出的织物，缬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丝绸印染技艺的重大进步。

蜡染今在布依、苗、瑶、仡佬等族中仍甚流行，衣裙、被毯、包单等多喜用蜡染作装饰。主要方法是用蜡刀蘸蜡液，在白布上描绘几何图案或花、鸟、虫、鱼等纹样，然后浸入靛缸（以蓝色为主），用水煮脱蜡即现花纹。

结构严谨，线条流畅，装饰趣味很强，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蜡染的发明以人们对物质特性的重复认识和利用为基础，并需要具备一定的环境因素和技术条件，因此它是在特定的物质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蜡染是基于人们对服饰美化的需要，在人类文明进步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是在多种染织工艺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蜡染产生的时间应在纺织、印色和画馈工艺成熟之后。从原料上看，蜡染对面料没有特殊要求，棉、麻、丝、毛织物都能采用；防染材料也不拘于特定品种，动植物蜡均可使用，通常是用树脂和蜂蜡；染色只能用冷染工艺，一般是植物染色，以靛蓝为主。

从范围来看，蜡染技术存在与世界上很多地方，风格和使用方式也多种多样。由于受地理和气候的影响，北方寒冷地区不宜进行蜡染，因此蜡染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蜡染的起源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秦、汉时期，甚至更早。

蜡染古称“蜡缬”，“缬”的意思是染彩，它与“绞缬”（扎染）、“夹缬”（印花蓝布）一起被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纺染工艺。在历史文献中有关蜡染的记载很少。

《后汉书》、《临海水土志》、《新唐书》等虽有“染彩”、“斑文布”、“卉服鸟章”等记述，但都没有确指蜡染，到了宋代的文献中才对蜡染有明确的说法。如南宋周去非的《岭外问答》说：“以木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灌蜡于镂中，而后乃积布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蜡，故能制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

其中叙述的蜡染工序，显然并非从南宋开始。后来的《贵州通忐》载：“用蜡绘于布而染之，既去蜡，则花纹如绘。”

可见蜡染已由以蜡灌刻板印布发展到直接用蜡在布上描绘了。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宋代由于印花蓝布等成本低、工艺简单而大为盛行，蜡染在中原逐渐消失，而在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却代代传承，至今不衰。

从传世的和出土的蜡染实物看，蜡染在唐代是盛行的。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三色蜡染、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对树象羊蜡缬屏风”，都是唐代遗物。

在贵州省平坝县下坝的棺材洞里，前些年出十了宋代苗族点蜡幔及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这些都是蜡染流传悠久的历史见证。

蜡染的研究者根据史料和民间传说，对蜡染最早的起源和发展有一些推测，意见不尽一致。无论如何说，蜡染在中国西南地区，特别在贵州一枝独秀却是事实。

形成这种状况主要有三个放面的原因：一是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心理的原因，他们迁徙到贵州后怀念故土，怀念祖先，固守从故土带来的文化形态，并在其中寄寓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意义，逐渐成为民族自尊自爱的标志：二是地理环境的原因，贵州地处偏僻，山川阻隔，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少，易于保持传统的文化形态；三是制作原料的原因，贵州气候湿润，草木繁茂，盛产蜂蜡和制作蓝靛染料的蓝草，这为制作蜡染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艺术”，贵州民间蜡染是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不管是岁时节日住房的装饰还是婚丧嫁娶人生仪礼，也不管是民间宗教信仰祭祖敬神还是服饰佩带织绣花样，各式各样的蜡染工艺织染活动，都与贵州山地少数民族特定的文化背景与生活环境密切相关。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息息相关，使得蜡染工艺和贵州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傩戏等活动一样，具有某种“全文化”的功能，在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强大的中心文化辐射挤压的边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和符号形式。这里的少数民族以蜡染作主要装饰的有黄平、重安江一带和丹寨县的苗族妇女，她们头巾、围腰、衣服、裙子、绑腿，绑腿，都是蜡染制成，其它如伞套、枕巾，饭篮盖帕、包袱、书包、背带等也都使用蜡染；安顺、普定一带的苗族妇女把蜡染花纹装饰在衣袖、衣襟和衣服前后摆的边缘，她们背孩子的蜡染背带，点染得精巧细致，除蓝白二色外，有的还加染上红、黄、绿等色，成为明快富丽的多色蜡染。

贵州各少数民族的蜡染各有特色，例如苗族的蜡染图案有的还沿用古代铜鼓的花纹和民间传说中的题材，有的是日常生活中接触的花、鸟、虫、鱼；而布依族则喜用几何图案。各民族的蜡染都有独特的风格。

蜡染艺术在少数民族地区世代相传，经过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形成了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是中国极富特色的民族艺术之花。

还应提到一种叫做“蜡片”的工艺品。在一些民族地区，把未经浸染的蜡花当作装饰品。

她们把这种“蜡片”装饰在头上或服装上。这种工艺品是白色和黄褐色花纹，色彩谐调，别具一格。

“蜡片”的缺点是蜡花容易脱落，所以在服装上只能局部采用。

蜡染，是一种古老的防染工艺，古称“蜡缬”，与绞缬、夹结一起被称为我国古代染缬工艺的三种基本类型。

蜡染工艺品的魅力除了图案精美外，还在于蜡冷却后在织物上产生龟裂，色料渗入裂缝，得到变化多样的色纹，俗称“冰纹”。同一图案设计，做成蜡染后可得到不同的“冰纹”。

蜡染工艺，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蜡染工艺，而且流行很广，已成为少数民族妇女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艺术 。这里的少数民族以蜡染作主要装饰的有黄平、重安江一带和丹寨县的苗族妇女，她们头巾、围腰、衣服、裙子、绑腿，都是蜡染制成，其它如伞套、枕巾，饭篮盖帕、包袱、书包、背带等也都使用蜡染；安顺、普定一带的苗族妇女把蜡染花纹装饰在衣袖、衣襟和衣服前后摆的边缘，她们背孩子的蜡染背带，点染得精巧细致，除蓝白二色外，有的还加染上红、黄、绿等色，成为明快富丽的多色蜡染。

贵州各少数民族的蜡染各有特色，例如苗族的蜡染图案有的还沿用古代铜鼓的花纹和民间传说中的题材，有的是日常生活中接触的花、鸟、虫、鱼；而布依族则喜用几何图案。各民族的蜡染都有独特的风格。

蜡染艺术在少数民族地区世代相传，经过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形成了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 是中国极富特色的民族艺术之花。

在苗族和侗族地区的很多地方都流行有《蜡染歌》（古歌），代代传唱叙述着蜡染的起源的故事：有一个聪明美丽的苗族姑娘并不满足于衣服的均一色彩，总希望能在裙子上染出各种各样的花卉图案来，可是一件一件的手工绘制实在太麻烦，但她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终日为此闷闷不乐。一天，姑娘又看着一簇簇一丛丛的鲜花久久发楞，办法没想出来却在沉思中昏昏入睡。朦胧中有一个衣着漂亮的花仙子把她带到了一个百花园中，园里有无数的奇花异草，鸟语花香、蝶舞蜂忙。姑娘在花园中看呀看呀，看得入了迷，连蜜蜂爬满了她的衣裙也浑然不知。等她醒来一看，才知道刚才是睡着了，可是低头再看：花丛中的蜜蜂真的刚刚飞走，而且在她的衣裙上留下了斑斑点点的蜜汁和蜂蜡，很不好看。她只好把衣裙拿到存放着靛蓝的染桶中去，想重新把衣裙染一次，试图覆盖掉蜡迹。染完之后，又拿到沸水中去漂清浮色。当姑娘从沸水中取出衣裙的时候，奇迹出现了：深蓝色的衣裙上被蜂蜡沾过的地方出现了美丽的白花！姑娘心头一动，

立即找来蜂蜡，加热熬化后用树枝在白布上画出了蜡花图案，然后放到靛蓝染液中去染色，最后用沸水熔掉蜂蜡，布面上就现出了各种各样的白花，哦！染缸中居然染出了印花布，姑娘高兴地唱起了山歌。人们听到了姑娘的歌声，纷纷来到她家听她讲百花园里的梦境、观看她染出的花裙、学习她描花绘图的技艺，大家回到自己家里之后，照着姑娘教给的方法，也都染出了花样繁多的花布。从此，蜡染技术就在苗族及与之杂居的布依、瑶族等兄弟民族之间流传开来了。

安顺蜡染文化 蜡染 古称蜡撷。

是贵州各少数民族共有民间传统印染工艺。“用蜡绘花于布而染之，欲去蜡，则花纹如绘”（《贵州通志》）。

蜡染源于春秋战国时代，流行于汉唐，兴盛于宋元。1987年在安顺市平坝县桃花村苗族刘姓的一座洞葬群棺中，不但发掘了汉唐时代的陶釜和酒具，而且首次发掘了宋代彩色蜡染褶裙，灿然如新，图案为“鹭丝鸟纹”，款式与现代苗族褶裙相差无几。

安顺素有“蜡染之乡”的美誉，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就陈列有清代皇家宫廷珍藏的一幅安顺市郊苗族蜡染背扇扇面。 黄果树地区民间蜡染源远流长，以石头寨为例，这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家设有染缸。

布依族姑娘从十二三岁起，便开始学习蜡染技术，妇女人人能画蜡，故名“蜡染之乡”。 蜡染实际上分为蜡画和蜡染两种形式。

蜡画是用铜刀（蜡画工具）醮上高温加溶的蜂蜡，在白布上信手画出，花鸟鱼虫，江河湖泊，唯妙唯哨，栩栩如生，然后绘画者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填以各种颜色即成。蜡染是将画好的作品通过防染，煮沸、去蜡、漂洗、花现。

加之，神秘莫测的冰纹，使蜡染更具抽象画派的韵味。蜡染在安顺苗族布依族妇女中，颇为盛行。

苗族图案带有史书性质，似铠甲，象文字，或写意、或抽象，任随驰骋；布依族大多是图腾图案，有太阳纹，有云雷纹、有回纹、有铜鼓纹，连续对称，古朴典雅。蜡染布料常用作衣裙、围腰、床单、背扇、帐檐、挎包、帽子、时装。

目前各种蜡染工艺品已是中外游客追求的时尚。

作品的成功是独立的艺术事件，作品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确定因素，是可遇不可求的，更是不可复制的，不能像工厂加工产品一样重复生产。可复制的工业模式的产物，只能是产品而不是艺术品。西施捧着心口的病态倾国倾城，东施去重复，也只能成为千古笑柄。讲到艺术创作的偶然性，想起一个关于达·芬奇《蒙娜丽莎》的传说。作为西方美术经典，那位威尼斯公爵夫人梦幻般的微笑将达·芬奇推到了近乎神明的地步。其实，当时的达·芬奇十分潦倒，为了躲避战争，一直惶恐不安。他接了一单肖像画生意，用了特别纯熟的色彩幽暗法，加之客户的身份和报酬的丰厚，操作上尽量精细认真，如此而已。最后出现的那种深邃莫测的微笑纯属偶然，大大出乎画家本人的意料。显然，艺术神品的产生，作者往往是无意识的，其艺术意涵的奇妙更不在作者的掌控之内。中国也不缺乏类似的例子。三国孙权新添屏风，画家曹不兴应召在屏风绢素上配画。曹不兴稍不留神，蘸了墨的毛笔在雪白的绢面上误点出一个小墨点。旁边的人都惋惜惊叹：“坏了！”曹不兴端详片刻，不慌不忙地把小墨点改画成一只苍蝇，再在旁边画上花草。画面布局匀称，生动逼真，那只苍蝇活灵活现，以至赏画的孙权伸手去弹，然而苍蝇并没有飞走。仔细一看，才知道是画的。围观者又是一片惊叹：神来之笔！古今中外，在很多艺术创作领域中，或多或少地包含着随意性与偶然性，那些非自主、无意识的状态下产生的美往往具有别样的艺术价值。然而这些偶然性背后有着必然性，精品的诞生都有一定的前提，正如机遇是为有准备的人存在的一样。先天的才华自不必说，它是最为基本的条件，可以让一个人的艺术之路走得更为顺畅，而长期的积累和付出，以及对艺术心无旁骛的追求更是不可或缺。无论是达·芬奇还是曹不兴，都才华横溢，勤奋多产，为艺术而生——某种事物或感觉触动了他们经由博学和历练形成的艺术功底，于是，他们抓住了那道转瞬即逝的灵光，并将其保留在自己的作品中，一切信手拈来，水到渠成——我想，只有全身心奉献于艺术的人，才能得到艺术之神的这种眷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