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条约缔结制度研究论文

是一个不平等条约。1.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口为通商口岸。2.赔偿2100万银元，使中国的经济遭到更大的破坏，人民被压榨的更为严重。3.协定关税，让中国的关税权遭到破坏，不能自主。4.使除了英国以外的法国、美国等国家通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领土主权等主权遭到严重破坏。1.社会性质的变化。条约签订前，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自主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着统治地位；条约签订后，中国领土、领海、司法等主权遭破坏。外国侵略者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3.社会革命任务（革命对象）的变化。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民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中国从此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法律分析：条约是国际关系的重要法律形式。条约在我国对外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已同外国缔结了数以千计的条约性文件。近年来，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同世界各国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缔结条约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但是，我国关于缔结条约的法律还不尽完善。我国宪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主席和国务院在批准和缔结条约方面的职权作了原则规定。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国务院领导下管理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的具体事务。

尼布楚条约（《尼布楚议界条约》）是清朝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签定的第一份边界条约。1689年8月22日，清、俄两国在尼布楚开始会谈。清朝使团重要成员有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一等公佟国纲等，俄罗斯使团由御前大臣戈洛文、伊拉托木斯克总督符拉索夫率领。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清政府全权使臣索额图和俄罗斯帝国全权使臣戈洛文在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内容以满、俄和拉丁文三种文字签订。条约明确划分了中俄两国东西边界，从法律上确立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领土，清政府同意把贝加尔湖以东的尼布楚之地划归俄罗斯。在苏阿瑞兹的国际法著作译成中文之后，在17世纪80年代末，中国与俄国曾订立了一个国际条约，这就是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此条约为中国和外国之间的近代意义的第一个条约。在此以前，中国和外国从未发生过此种意义上的条约关系，而且在此条约的订立过程中，西方国际法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运用。《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的历史背景在于，此前沙俄一直侵扰中国黑龙江地区，两度占领雅克萨，都被中国击败。而沙俄忙于南方及西北战事，同时因给养困难，无力坚守雅克萨，提出同中国议和。当时，清王朝已经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实力强大。康熙帝两次东巡，设黑龙江将军驻守瑷珲，设置驿站，加强水师，保障军需，建立了对黑龙江上游地区的有效统治。但因为西北有噶尔丹叛乱，也希望保持东北边疆的稳定。在这一局势下，康熙帝同意议和，派索额图任钦差大臣，率领使团赴尼布楚，与俄国使臣谈判并签订了条约。俄国由于在历史上与欧洲的渊源关系，当时已经熟知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并运用于实践中。对中国而言，这一时期它对国际法尚属陌生，康熙帝当时为了对付西北叛乱，希望达成条约以约束俄国，因此作出了让步，放弃了把俄国看做朝贡国的传统态度。在这次谈判中，康熙帝挑选了两名耶稣会士——法国人传教士张诚（Gerbillon, Jean Francois，1654—1707）和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Pereira, Thomas，1645—1708）参加了清朝代表团，充当翻译和顾问。徐日升熟知数学、天文，尤其精通音乐，在其自1673年以来供职宫廷的十余年里，经过康熙帝考察，对其极为信任，同时康熙帝也对于张诚有所了解，故在1688年派两人出行。康熙帝之所以这样做，除却发挥他们的翻译作用之外，看重的是他们所具有的西方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方面的知识，希望他们能够为中国使臣提供相关问题的咨询。两个西方传教士各自写有关于这一谈判的日记，根据他们的日记，中俄双方是在国际法所确立的平等互惠基础上缔结条约的。当时中国的谈判使团代表对西方的国际法是不了解的，参与谈判的张诚等人的国际法知识则弥补了他们的不足，这些耶稣会士读过早期的国际法论著，如格老秀斯和苏阿瑞兹的著作，具备一定的国际法知识。耶稣会士的日记中多次提到国际法一些基本要素和原则：如国家间的平等和互惠；在外交活动中使节的性质及其地位；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观念等等。参与条约订立的耶稣会士在中俄交涉中充当了中间人，并在缔约过程中体现了国际法的运用，推动了中俄尼布楚谈判顺利完成。谈判按双方对等的方式进行，条约的订立过程，包括条约约文的草拟、约文的文本和条约的生效机制等，都遵守了西方的国际法规则。谈判中有个有趣的插曲，康熙帝明确指令使臣签订和约后，叩首跪拜上帝，以上帝的名义宣誓。中国方面提出的这套中西合璧的宣誓方式显然使俄国人难以接受，俄国人决定变通方式进行宣誓。妥协的结果是签约之后，先由中方译员张诚宣读中国人手中的条约文本，再由俄方译员宣读俄国人手中的条约文本，双方同时各自核准校对手中的文本，再进行宣誓。耶稣教会亦对他们卓有成效地推动中俄签订条约颇感自得，1703年，耶稣会士洪若翰在从中国寄往法国的信件中，盛赞了传教士在中国与俄国谈判中发挥的作用。当然，徐日升和张诚也因为协助尼布楚条约达成而备受康熙的宠遇。另据《国家人文历史》刊载的文章《尼布楚条约》背后的大清“内鬼”阐述，葡萄牙人徐日升和法国人张诚分别收受俄国的贿赂，“将康熙所定的中方底牌和盘托出”，后又多次为俄国提供谈判情报，使俄国最终赢得土地的愿望如愿以偿。

你是哪国的，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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