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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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压力堆在快递员身上

前段时间，一位外卖员刘某自焚。他家人在水滴筹上求助，我看着挺难过，就捐了点钱。

水滴筹上的筹款金额是50万，很快就筹到了。可根据报道，事件起因是可能是他说的，单位欠发给他约5000元薪水，他拿不到就不想活了。

屏幕前的看官可能觉得，5000元算什么，至于这么玩命吗？但是，你要知道，5000元对他来说不是小数目。这位外卖员妻子患病，小女儿还在上学，一个月六七千的工资不经花。

2018年8月-2019年2月，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就曾经委托研究小组对快递（外卖）员群体进行调研。为方便叙述，以下若没有区分，则就把快递员和外卖员群体统称“快递员”。

调研发现，扣钱在快递员群体中相当普遍。

前段时间，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就揭示了快递外卖行业里普遍的机制，即超时单扣款。按照快递员的话，就是：

“超时就会被投诉，根据公司的规定，只要客户有一定的理由，我们就要受罚，扣除50元以上的工资，要知道我们辛苦路上跑一单大概也就7、8块钱左右，一个月经不起几个投诉的。”

快递员觉得自己很委屈，因为在各种物流环节中，尽管一些问题可以通过系统优化，如基础仓储及科学调度解决，但是还有很多问题，如运费价格不统一、单货不匹配、信息化系统不健全等需要他们去机动解决。这些问题造成的时间损失压力，层层传导到最后，就会让他们不堪重负。

指望消费者不投诉不太现实。消费者追求的是尽快送达，对偏差的容忍性极低——前段时间快递是否送到快递柜或快递点的争议中就可以看到这点。指望所有消费者体谅快递员是不现实的，毕竟没多少消费者真正处在快递员的处境，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同情心正在快速流失。

快递员还有一些别人想不到的难处，比如社区大院门禁都进不去，这就导致他们派件超时、货品破损、货物丢失时有发生，有快递员就说：

“其实派件不成功也不能全怪我们，派件的片区内有一个小区物业不让快递员进，所以才导致每天都无法把快递包裹送完。但是，送不完就要扣工资，上个月交罚款就交了3000多，占了工资的三分之一。”

快递员面临的风险还有被偷盗，偷快件、电瓶乃至电动车。有外卖员只是上楼送个外卖，电动车就被偷了，还有5单外卖没送，他只好：

“一单电话一单电话打过去，慢慢加顾客的微信，把餐费退给顾客。这样下来，加上丢掉的电动车，大半个月的血汗钱就打了水漂”。

也正是因为配件时间紧迫压力大，快递员常常违反交通规则逆行、闯红灯等，这又导致四成快递员在送快递过程中遭遇过交通事故，市民对快递员的交通违规行为也怨声载道。

快递外卖公司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于是推出了新的计价系统。但这些变动往往对快递员更加不利。以刘某的报道为例，去年11月，其配送站所在的赢跑公司以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为由，将外卖员工资从6元一单改为阶梯制，每月送单量总数在600-800单的每单收入为元，800-900单为元一单，900-1100单的元一单，1100-1200单之间收入为元一单，1200-1400单的为6元，1400单以上则为元一单。

1200单一个月是前20%的外卖员勉强达到的成绩，这对绝大多数外卖员等于变相降薪。

劳动关系没保障

报道中称，赢跑公司是去年9月份承包了泰州“饿了么”3个站点外卖的运营公司。

刘某归赢跑公司管理，但没有和赢跑公司签订合同，而是以个体工商户的身份，和好活（徐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项目转包协议》，承揽赢跑公司的“饿了么”配送业务。

刘某被扣5000元钱，是因为他转投当地美团的配送服务承包商，而他签的劳务派遣合同中有条款规定，离职需提前一个月和公司打报告申请，否则月工资按配送费每单元计算。

这种劳务派遣关系广泛存在于快递行业。调查显示，快递员有六成签订劳动合同，约两成签订劳务合同，还有一成快递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将近6%的快递员不清楚自己的合同状况。

传统快递业主要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企业承担员工的法定福利。新兴快递业以加盟员工为主，员工有全职有兼职，员工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外包关系。类似“赢跑公司”这样的外卖运营商就是外卖公司“饿了么”的当地代表，而在签合同时又会嵌套好活（徐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项目转包协议》，层层转包。

去年底还有“饿了么”外卖员韩某在配送时猝死，一开始其家属被“饿了么”合作的“蜂鸟配送”告知，韩某与“饿了么”并无任何关系，平台出于人道主义只能提供2000元补偿。而在这件事引起巨大舆论声浪后，“饿了么”才决定为其家庭提供60万元抚恤金。

与韩某签订协议的主体是蜂鸟众包平台，然而其用户协议特别提示，蜂鸟众包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外卖员与蜂鸟众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雇佣关系。

正规劳动合同的缺失，让快递员的权益受到更大的威胁。以五险一金为例，只有约两成的新兴快递企业快递员有工伤保险，而五险一金里其他福利的覆盖比例比工伤保险还低。

在上文的描述中，快递员因为赶时间多送几份，往往会违反交通规则，从而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下。他们很需要意外险，但是仅有三分之一的快递员有公司提供的意外险，加上自行参保意外险的快递员，只有不到五成的快递员具有意外险。

出了事故后，六成快递员会选择与对方协商解决，联系保险公司解决的快递员只有。路上的风险，快递员基本上自己承担下来了。

缺失五险一金，让快递员对自己的工作缺少归属感，有快递员就这样说：

“没有‘五险一金’，感觉就不是正式员工。干快递毕竟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我打算再干几年就不干了。这个工作太消耗人的精力和体力了，其实我们吃的就是年轻的资本和身体的本钱。可年纪大了，体力不行了怎么办？总得为家庭着想吧。”

社会歧视恶劣

另一个让快递员缺少归属感的因素，是社会对他们的歧视。

调研发现，四成快递员认为“在过去一年中遭受过职业方面的歧视”，还有四成快递员认为工作的主要难点是“用户不理解，投诉压力大”。他们的抱怨也与这有关：

“快递行业太累了，倒也不是身体的累，心里累，很多人都太不好说话了。你说现在天这么冷，送快递已经紧赶慢赶了，人家拿到手连个‘谢谢’也没有，还说‘怎么才送过来’，让人觉得挺伤心的。”

“干我们这一行的，就得受得住气。送外卖啊，顾客和商家我们都不敢惹。”

很多人把快递员当成底层人员，对他们展现出生活中的恶意。有外卖员就在调研中提到：

“比如我刚才去买水。今天我穿的是便服，如果我穿外卖的衣服，他们很可能不搭理我，或者说很敷衍，这就是歧视。那些把自己生活中的痛苦、压力发泄在外卖小哥上的，说白了，还是因为很多人瞧不起送外卖的，这里面甚至包括很多保安和那些店员。”

这段话里提到了保安瞧不起外卖员。

前文提到过，外卖员想要进小区，而小区门禁权限往往掌握在保安手中，这就让保安在冲突中成为比外卖员更有“权力”的一方——尽管不让外卖员进小区是物业的规定而不是保安的意志。由于门禁阻挡了外卖员完成其急迫的任务，外卖员和保安的冲突经常出现。

今年初就有保安和外卖员冲突的恶性事件。1月2日深夜，湖北仙桃某外卖员送完外卖，出小区时被保安拦下。保安要求外卖员从其它出口出小区，爆发口角，冲突升级，保安持类似警棍的棍子朝外卖员头部打去，外卖员伤重不治身亡。

从调研和新闻事件来看，连接着货物和人的快递员，也承担了很多社会上的恶意。

这一点我们也是有所体会的，去年经济形势不好，所以我们文章评论区和后台留言出现了很多不太好听的声音。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理解，毕竟怨气在我们这里发泄了，也比在街上无差别恐怖袭击强。我们就算当社会的垃圾桶也可以接受，毕竟后台口嗨两句也掉不了我的肉。

而快递员这个职业本来是赚点辛苦钱，受到那些社会恶意就很冤枉了。极端案例里还有被殴打致死的，也难怪快递员对自己的职业缺乏归属感。有快递员在调研中表示：

“我永远也不会告诉我儿子，他的爸爸送过外卖。”

但仍有很多人在从事快递员等行业，比如刘某的家属称刘某缺乏技能，进不去好工厂，只能跑外卖，“至少比看大门挣得多”。

正如《》提到的那样，工厂里的低端岗位脏、累、危险、工资低，最近几年机器换人又大规模取代了这些岗位。高端岗位需要技术或管理才能，又少，容纳不了太多人，还不如出来做快递员，赚的比厂子里多，工作环境比工厂还好一些。

快递员的需求要正视

前段时间互联网巨头纷纷下场搞社区团购，网上一片批评之声，后台有读者朋友也想让我们写一写这件事。

我当时觉得这件事不好谈。

社区团购本不是好的商业模式， 2019年底的虎嗅FM上，各路新零售专家就看衰过其前身生鲜到家。毕竟互联网巨头也布局过生鲜到家，确实做得没什么起色。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疫情来了，疫情期间社区有了配送生鲜食品的需求。这个原本不算好的生意，变成了还可以赚点钱的生意。去年互联网巨头跑马圈地时，再次注意到了这一模式，开始在这一模式中重新布局。

去年网民对社区团购普遍持负面态度，总结下来，有对社区团购使更多人失业的担忧，也有对烧钱恶性竞争的不满。但我当时想假如疫情再来导致某些城市部分社区封闭，想要把生鲜食品送到这些社区，恐怕还是要依靠这些与配送有关的互联网巨头的力量。

去年2月份，快递企业承运了疫情防控物资万吨，包裹亿件，发送车辆万辆次，货运航班291架次。在武汉，很多快递员、外卖员放弃休息，上门接货，全时段服务，为防疫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最近通化的例子也表明，停掉京东等快递服务和饿了么等外卖服务，单靠官方组织志愿者，是难以高效实现数十万人的生活物资调运的。

所以如果有地区也进行封小区隔离，社区团购这样能直达社区的物资调配模式，就成了需要依靠的力量，到时候社区团购在网上的口碑又要变好了。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矛盾，那就是社区团购商业模式本身存在着恶性竞争的问题，但是快递员、配送员、外卖员的服务是可以依靠的。然而政府在关键时期组织快递员、配送员、外卖员时，又得依靠、借助这些企业。在外卖员、配送员、快递员群体里，政府并没有直接抓手。

另一方面，外卖员、配送员、快递员群体里，如果有能够和政府直接对话的组织，不仅能在关键时刻有用，还可以在平时扩大快递员群体的话语权，让他们不至于沦为公司-快递员-客户链条里最薄弱的环节，也不至于被广泛歧视。他们的正常诉求，如正规合同、五险一金、最低收入、加班时长都可以集中谈判，而不至于原子化，受到系统的压力。

说到这里，其实就是不能再说下去了，国内对非盈利组织，尤其是自组织的工会，限制还是很多的……

其实政府对快递员的生活也有关怀举措，如2018年4月，经北京市东区邮政管理局和朝阳区政府协调，朝阳区邮政分公司以及中通、天天、百世等快递企业部分一线员工拿到了公租房钥匙，租金低于市场价30%-50%。

但这种民政福利，还是要靠青天大老爷模式实现，地方官想到了才有福利，想不到就没有。快递员自组织工会，集中主张权利，恐怕比较遥远。

最后的最后，想问一个可能非常得罪人的问题：假如快递员合同正规化、五险一金等福利待遇完善，代价是适当涨快递费，各位读者朋友们，你们看涨多少快递费合适呢？

参考文献：

通化就生活物资配送不及时致歉，封闭管理期间半价配送“蔬菜包”

外卖员因进出小区与保安发生冲突后倒地死亡，肇事保安被刑拘_媒体_澎湃新闻-The Paper

网约车的权益亟须“上保险”

43岁外卖员送餐时猝死，平台：不存在劳动关系_直击现场_澎湃新闻-The Paper

陈志强. 疫情防控视野下的快递小哥群体再审视[J]. 青年学报, 2020, (02):17-20.

自焚的饿了么骑手：工资被扣5000元 多次讨要未果而轻生-上游新闻 汇聚向上的力量

廉思, 周宇香. 城市快递小哥群体的风险压力及疏解对策研究——基于北京市的实证分析[J]. 青年探索, 2019(6):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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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名字就不可能是核心期刊，想发核心期刊的朋友至少要懂得如何判断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如果连这些起码的常识都不知道，就等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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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学院一个。。。。大高中罢了。。。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