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问题的表现与对策研究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增长迅猛。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的对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处于弱势境地，并且我们可以找到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最后对于改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提出相应策略。

【关键词】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对策

一、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家庭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拥有量较少，而且资本的质量不高，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家庭教育资本运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虽然在流动人口家庭教育中存在优势的方面，比如孩子的自理能力很好、坚强、乐观的品质，但是，总的来说，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总体情况十分令人堪忧。

(一)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资本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家庭经济资本处于劣势，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以后由于经济转型期的特点和自身的条件的限制，使得流动人口只能从事一些劳动时间长、生产环境差危险、报酬低的工作。导致他们与子女相处的时间短，甚至忽略对子女的教育。

第二，流动人口家庭社会资本不足。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关系局限于老乡和亲戚，基本没有其他寻求支持的渠道。家庭中与子女互动不足或者由于沟通方式不当导致子女的叛逆甚至是反社会行为的出现。父母多采用控制性和干预性的互动方式，支持性和引导性的互动方式运用不足。父母在寻求教育支持网络时感到非常无力，他还是保留非常保守的观念，认为孩子是父母的，要自己来管，家长很少与学校主动联系，他们认为包括学校学习在内的很多方面的内容要自己来教育，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社会的，几乎没有想过自己没有办法教育的时候借助于社会资源和一些专业的咨询机构来寻求帮助。等到子女真正的出了问题，触犯了法律交给有关部门来管理，已经来不及了。

第三，家庭文化资本非常有限。父母文化水平有限，很多母亲不识字，对教育的内容和采取方式认识有偏差，这些对于子女的教育十分不利。家庭文化生活匮乏甚至出现不健康的娱乐方式如赌博等。

(二)家庭教育资本不足导致教育过程中出现问题

由于父母在获得经济资本时的流动性的特点、职业的特点和家庭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很多流动儿童有被寄养的经历导致亲子关系不够亲密，引发教育问题。

家庭教育的社会资本不足，导致父母教育的无力。不知如何和学校配合共同面对子女出现的问题，也不知如何取得社会教育资源网络的支持。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局限于公有和老乡，同质性强，而且处境类似，对子女的教育没有太大的作用。

由于父母的文化资本不足对教育观念存在一些偏差，强调父母的权威，家庭互动缺乏平等沟通的氛围。流动人口家庭互动围绕学习和花钱的问题展开，互动多为控制性互动和干预性互动，引导性互动和支持性互动不足。导致孩子在心理上远离父母，在行为上出现问题。在家庭教育的价值观上，流动人口家庭普遍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在行动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教育的效果不明显。流动人口家庭文化生活匮乏，甚至出现赌博等不良的娱乐方式。

总之，由于家庭教育资本处于劣势导致家庭教育的运作情况不佳，需要其它力量的介入来共同关注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

二、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流动人口只能从事收入低、危险、技术含量低、经常面临失业困扰的、工作时间长的工作，消费能力有限，直接表现为住房面积狭小，流动儿童没有学习的空间，客观化文化资本占有较少，工作时间长使得家长与流动儿童互动时间少，影响了家庭教育的效果。

由于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了，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范围局限于亲戚、老乡和工友，获取对流动儿童教育支持的资源十分有限，对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出现的问题他们大多数时候只能独自面对。由于长期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他们在城市的社会制度安排之外，流动儿童无法进入正规学校就学，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即使我们看到一些正规学校在逐渐接受流动儿童，但是据笔者了解由于教育资源有限他们也只能接受极少的流动儿童入学。子女没有好的学校入学也使得家长对于子女取得较高的学业成就信心不足，但又无能为力。

三、改善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措施

(一)增加流动人口的家庭教育资本

韦伯利用“封闭”这个概念来描述把人们置于次等地位的过程，透过此过程，一个群体垄断了优势地位，向它界定为下层的或不合资格的外部人关闭机会。任何方便的、看得见的特征，例如种族、语言、社会背景(social source)、宗教、以及缺少一份特殊的学校文凭，都可以被用来把竞争者宣布为外部的人。通过限制获得机会(opportunities)和资源的获取(access)，封闭容许集体把报酬最大化。群体内部的人分享共同的文化和身份，并因而分享使排斥合法化的规范。

对于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资本匮乏这一问题的解决，我们不应该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而应该从反对社会排斥入手，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的处境才能真正改变流动儿童的处境。

1.规范劳动力市场，增加就业

对雇主的不良行为进行规避，促进新型服务企业的发展、对在长期失业者中招募工人的企业的财政刺激、对低技术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改善、意图在失业者和潜在雇主间建立联系的临时就业，处理妇女特殊需求的政策。鼓励自主创业，对小业主给与支持和政策倾斜。城管和小贩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上演已久，小贩大多是流动人口和社会低收入阶层，流动儿童心思细密，对于父母被追赶的情景十分不解和感到愤恨，从而引起他们对于执法者和整个社会的误解，小小的心灵充满了疑问，为什么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还会被驱赶，为什么来到城市会受到如此的对待，这个城市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反社会的情绪会在幼小的心灵开始萌芽。因此，对城市的小摊贩运营进行合理的规划，给流动人口一定的自主谋生的权利，对他们的劳动给予一定的尊重是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现状的重要环节，也是改善流动儿童处境的措施。 2.提升能力

对流动人口进行免费的技能培训， 增加就业能力。很多流动人口由于没有学历没有技能，自主创业没有资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危险，劳动环境恶劣，劳动时间长。进行培训后部分流动人口有可能从事一些技能性的工作，提高家庭收入从而改善流动儿童的境遇。

3.收入支持

收入支持这里是指社会保障的支持，也就是说在流动人口面临受伤或者失业的情况下，有一笔资金作为临时性的救助，以防止家庭经济条件迅速的恶化。目前，流动人口由于户口以及工作单位的临时性原因，很多流动人口都没有社会保险。很多流动儿童也由于户口的原因没有保险，无论生病还是出现意外伤害，损失由他们自己承担。如果父亲，家里的顶梁柱遭遇到不测，家庭就坠入无限的困境中。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机制，把流动人口纳入其中，使他们有一定的安全感，无论整个家庭陷入何种境地都能使流动儿童的各种权利得到保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4.地域扶持倾向

这种尝试的理念是，特殊的城市贫民区或受剥削的地区，需要建立在广泛基础之上的针对经济、社会和基础设施等的行动(Rodgers， 1995b)。

2005年以来，为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重庆市南岸区采取“因地制宜、政府投入、社区管理、以寓养寓”的模式，投资250多万元，在各街道建设“阳光公寓”。只需“一人一天一元”的低费用，农民工就能住进环境整洁、设施完善的公寓房。截至2007年7月，南岸区已建成7个“阳光公寓”，入住农民工5000多人。政府在能力的许可下，可以参考重庆的做法，建设流动人口公寓。给流动人口家庭安身立命之所，给流动儿童一套学习的桌椅和一盏点燃希望的台灯。

(二)发挥教育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正功能

在布迪厄看来，学校所传递的文化是统治阶级文化，而非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文化遗产。学校运用支配阶级所赋予的权力关系将其文化定义为合法的文化资本，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符号暴力过程强制性地传递。由于被支配阶级的文化与支配阶级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他们的子女常常是学校教育活动中的失败者，无法取得足够的、支配阶级定义的合法文化资本。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文化资本分配不平等结构，并进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文化资本的循环传递与阶级关系的循环传递。

教育的再生产功能是否意味着教育是制造社会不公平的机器?是否意味着教育没有存在的必要呢?我们知道，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是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合法途径。自从教育作为一种社会选拔机制以来，在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教育给处于社会劣势阶层的人们提供了一条通往社会上层阶级的途径。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社会的地位世袭，使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教育给大众提供了平等竞争的舞台。

在打破这种循环使得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议题上，科尔曼报告给我们增加了信心。

科尔曼报告的历史性意义是，它把教育的平等，放到社会经济平等的背景上。教育的平等受制于社会经济平等，反过来也影响社会经济平等，从而把教育平等问题提高到改造社会的整体目标上。

那么，学生家庭的社会背景，怎么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的呢?科尔曼研究发现，处于弱势的学生，他们觉得环境过于强大，不可能通过教育改变他们的人生，他们对自己的前途缺乏自我期望，觉得没有盼头，学习的“士气”就比较低，从而造成学习成绩较低，而且差距越往后越大。在流动儿童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很多儿童都有很高的理想，但是由于家庭条件的原因，学习差强人意，也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很多人读完小学就不读了，能读到高中，考上大学的流动儿童是少数。

科尔曼向国会证明，教育机会的平等，要从教育的结果来考察，因为正是对受教育结果的期望，影响了学生的自我评估，决定了学生的学习状态，也造成了因种族、肤色、宗教等因素下，弱势人群教育机会的实质不平等。

正是科尔曼报告的这一结论，为后来美国普遍实行的“肯定性行动”或称“平权法案”铺平了道路。公共教育事业大幅度地向弱势人群倾斜，实行所谓“为了平等的反向歧视”。在中小学强制性黑白合校的同时，大学招生，政府机关雇佣和提升等方面，普遍实行倾斜性政策，照顾黑人和其他弱势人群。这种措施是特定历史状态下的阶段性的措施。因此，几十年后，这样的做法是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是否应该逐渐终结，具体措施是否适度，成为争议的焦点，也为此出现了一系列司法诉讼，至今没有平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公共教育事业对弱者的倾斜，明显地改善了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教育机会的平等性。

那么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公平合理的教育制度，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因此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减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至少它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们向较高的社会地位去努力。有些国家一经独立就致力于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不管社会环境如何，教育的改造作用是不能否认的。当它一旦传播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不利的阶层，改造的趋向便是平等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流动儿童摆脱贫穷边缘的社会地位，平等的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三)针对流动儿童教育的政策建议

1.改革户籍制度去除身份区隔

我国的户籍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合当时社会发展需求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也在不断制造着依附于身份的城乡分割，以有没有户籍作为资源分配的依据，违反了社会公平正义原则。

在教育领域来说，正是城乡户籍的存在，造成流动儿童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儿童同样受教育的权利。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加快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

消除户口的社会附加功能，切断户籍身份与利益之间的关联，改变户口与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公民利益挂钩的不合理现象，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逐步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二元结构，建立对流动人口的动态管理制度。 2.调整现有义务教育格局，消除身份歧视

在流动人口特别集中的城郊结合部，要提高公立学校的招生能力，或者增设新的学校，来解决局部区域内农民工子女入学紧张的现象。

社区和学校牵头，办好农民工子女家长学校，提高农民工教育子女的能力，使流动人口家庭尽快适应城市生活。

3.发挥学校教育与社区的教育的功能增加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社会资本

学校主动与家长沟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只是在开家长会的时候职责家长的错误。采取灵活多样的交流方式加强学生家长之间的互动，互相交流教育心得，营造好的教育气氛。把同质性较高的家庭分成小组，如单亲家庭小组、多子女家庭小组，学校负责讲解这些家庭的子女容易出现的问题，及早发现子女出现问题的征兆对症下药进行解决。

4.发掘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增加流动儿童家庭的文化资本

团委、妇联、青少年研究机构等非政府公共组织可广泛挖掘社区教育资源，为流动儿童提供文化资本。比如，妇联联合街道与大学，让大学生进入流动儿童家庭，与流动儿童结成对子，利用双休日、寒暑假对流动儿童提供学习帮助;团委、街道等机构可以培育义工、志愿者队伍，鼓励退休教师、大学生以及其他社会成员成为义工或志愿者，广泛开展义工活动、志愿者活动，指导流动儿童的学习，帮助他们实现学业进步。

总之，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是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只有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协作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所有的儿童都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有责任帮助流动儿童家庭充实家庭教育资本，有责任帮助他们改善亲子互动，有责任让他们得到公平的待遇。

参考文献：

[1]重庆：农民工住上“阳光公寓”

[2]周海玲：《论流动儿童教育公平化的策略――文化资本的视角》，《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年9月

[3][法]雅克・哈拉克：《投资于未来――确定发展中国家教育重点》，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49页。

[4]昆明城乡一体化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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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是指由于天灾或人祸而生活无着落、流离失所、需要离开原居地的人。下面是我整理的关于难民的时事政治论文，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从难民危机看欧盟一体化

摘 要 欧洲难民潮爆发至今，各国民众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以德国民众态度转变尤为巨大，这也从一方面反映出难民问题解决的困难――代价过大、耐心耗尽的民众是否仍会继续支持政府在难民问题上的开放态度――欧洲各国政府态度不一是难民问题妥善解决的最大障碍。面对影响整个欧盟国家的重大问题，欧盟领导机构在难民问题上的决策乏力折射出欧盟一体化的困境。

关键词 欧洲难民 德国 欧盟一体化

作者简介：刘静，河南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

冷战以来，欧洲连续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以来两次大的难民潮，应该说第一次难民潮推动了欧洲难民政策的发展和完善，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欧盟一体化的进程。而最近这一次难民潮不仅来势汹涌，更因其难民主要来源于伊斯兰国家，不同于第一次难民潮是来源于欧洲国家内部， 文化 融合较为容易。伊斯兰文化和____文化的隔阂历来就较难解决，这次难民的涌入更是从经济、文化、政治、宗教各个方面冲击着欧盟民众的神经，由此带来的欧盟国家迥异的反应，不断挑战欧盟一体化建设的意愿。①

一、欧洲难民问题上德国态度转变

面对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潮，德国政府最初是持欢迎态度的，因此越来越多的难民从欧盟内部越境进入德国。德国德累斯顿《萨克森报(Sachsische Zeitung)》援引记录申请庇护者初始分配信息的。Easy系统的数据显示，2015年共有万名难民在德国登记申请避难。②政府要为每位成年难民每月发放几百欧元的补贴，这些钱都来自于财政拨款，经济压力尚好解决。真正值得担忧的是更深层次的文化融合问题，这些难民大多持有和欧陆主流____文化不同的伊斯兰宗教信仰。欧陆原本就存在伊斯兰种群和基督____的融合问题，它们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让越来越多的德国民众担忧，如果任由伊斯兰文化背景难民入境，那么社会分裂趋向将会更加严重。迫于种种压力，德国在奥地利的边界地带恢复边境审查，难民无法再任意进出。这种违反欧盟申根协定的行为和德国政府最初欢迎难民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现德国的执政联盟中，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Union)和社会民主党(SPD，以下简称社民党)在难民问题上也失去了以往共进退的步调。社民党主席、德国副加布里尔于2015年11月2日驳回了关于在德国边界设置过境区以过滤较无望取得庇护的移民的提议。③

除了政府风向的转变，随着进入德国难民数量越来越多，德国民众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欢迎难民到来然而这一热情变得摇摆起来。默克尔曾经宣称难民将会是“德国的新鲜血液”，给德意志带来“新的民族融合”，但是德国人的视线却总被一些负面新闻所吸引――不时被曝光的伪装成难民的恐怖分子、汉诺威球场恐袭威胁、新年夜科隆的大规模性侵和遍及全德的民众抗议。曾甚为民众支持爱戴的默克尔在难民问题上态度强硬，丝毫不理会德国民众的诉求。而民众则以他们自己的的方式给予回应：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ARD)2016年5月份民调显示，持右翼民粹主义立场、反对大规模接受难民的德国选择党(AfD)获得民众极大欢迎，支持率从2015年8月份难民危机刚发生时的3%急剧飙升至创历史的15%，而联盟党(Union)则由起初的43%下降到33%。④在支持率持续走低的情况下，联盟党(Union)是否会因为2017年德国大选而给默克尔以更多压力也值得关注。

二、欧盟在难民问题上的态度纷争

不单是德国，其他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类似的问题。英国《金融时报》5月10日报道，奥地利极右翼的自由党(Freedom party)因其反移民倾向而支持率大幅飙升，而担任奥地利逾7年之久的法伊曼，则在失去所在中左翼社会民主党(SP)的支持后宣布辞职。类似的情形还有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FN)，虽然在12月13日法国内政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在首轮选举中获胜的“国民阵线”在第二轮投票中落败，但这个坚持民族主义、反移民、反申根协定的政党自此留在法国政坛，自此拥有了政治话语权。

冷战以来，欧盟各国对待移民态度分化明显，以法国的“同化原则”及英国、荷兰的“多元文化主义”最具代表性。⑤但从本世纪开始，随着伊斯兰世界的纷争加剧，及世界范围内与伊斯兰相关的恐怖袭击事件的增加，从本世纪初期开始，各国伊斯兰政策开始趋于同向。经济萎靡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又适逢伊斯兰难民潮，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得以趁机发展，一些极右翼政党公然鼓吹排斥难民，反对欧洲“伊斯兰化”。尽管很多选民将选票投给这些极右翼政党只是为了表示对执政党的不满，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极右翼势力已经成功的站在了政治宣传舞台上，并将移民、文化冲突、移民等问题变成各政党都难以忽视的竞选话题。极右翼政党在政治影响力和执政 经验 上都远远不如传统政党，但毫无疑问他们成功的将选民的注意力转移到这次难民潮上。为了争夺选民，欧盟各国政党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保守化”、“右倾化”，特别是一些南欧国家因为地理因素承受了更大的难民压力，更易导致右翼政党的上台。

除了选民倒逼执政党外，接收难民也将增加经济负担，挤占社会资源，使原本就是低迷的经济雪上加霜。文化背景的差异更使得民众担忧宗教、民族、文化冲突会酿制类似恐怖袭击的事件。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科隆跨年夜性侵事件以及布鲁塞尔机场车站爆炸事件更印证了欧洲民众对难民政策的质疑，早在此前就有人担忧恐怖分子利用难民潮混入欧洲核心区域。

基于种种考虑，不难理解为何欧盟各国对待难民问题前后不一、自说自话。面对难民潮的持续发酵，欧盟也曾提出了多种应对方案，都因成员国态度不一，最终没有形成获得全部国家支持解决方案。如欧盟委员会于2015年9月10日做出的把希腊和意大利境内的16万难民分配到其他欧盟国家的计划就遭到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明确反对。而在该计划执行的最初6个月内，只有937名难民被成功转移。⑥欧盟委员会从2016年4月6日开始着手修订以《都柏林协定》为核心内容的难民庇护政策，以减轻希腊、意大利等“前线国家”的难民潮压力。而这同样不被看好，被认为离复杂的政治现实太远。 三、从难民问题看欧盟一体化

难民危机越演越烈的很关键一点是，欧盟没有及时作出有效可行的决策。作为波及整个欧元区的难民潮，欧盟共同利益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行动，而各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却作出迥然不同的反应。承担了大部分难民登记、审查和接纳工作的法德两国，希望尽快通过难民分配方案;而北欧国家因难民份额较小，采取了遣返难民的政策;南欧的意大利和希腊因其不是难民的目标国家，干脆放弃了履行《都柏林公约》关于允许难民停留并审查难民申请第一责任国义务，放任难民过境。

上述问题不过是欧盟政治体制设计本身存在漏洞的表象。欧盟内部的决策一直遵循着协商一致的机制，并且运行良好，但我们应注意到，欧盟的上层建筑架构主要用来运营市场一体化项目，抑或作用于贸易协定的谈判，一旦触及到难民潮等政治社会危机，欧盟机制实际上就处于瘫痪状态。在难民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成员国的各自的意志，而非欧盟整体的意志;政策执行上也是通过各国政府柔性的协调和支持实现的，而非欧盟领导机构的统筹安排，这些都必然影响有效决策的形成和落实。欧盟的团结一致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挑战。

此外，与难民问题互相影响的，是在6月23日举行的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的英国公投，它将是下一个欧洲关注的焦点。“德国《柏林日报》5月9日刊文称，英国公投将是一个‘脱欧晴雨表’。若公投结果是脱欧，将加速各国仿效英国进行脱欧公投;即便结果是留欧，也只是暂时给各国公投的想法‘泼冷水’。”作为欧洲大国的英国，其一举一动都会给欧洲各国带来难以估量的示范作用。脱欧情绪的蔓延成势反映了欧盟正遭遇多年来最严重的认同危机。

在欧盟的历史进展中，一直存在着反对移民，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和政党，但它们一直被欧洲一体化成就的光芒所遮盖。进入到21世纪，反对外国移民的极右翼政党和反对欧洲一体化的疑欧主义政党开始合流，形成了一股反对外国移民，反对欧洲一体化的强大的极右翼力量。面对2014以年的难民潮，欧盟没有做出迅速有效的反应，导致难民问题演变成难民危机，这给反对外国移民、欧洲一体化的极右翼政党以绝佳的崛起机会，也直接导致各国极右翼政党在近年来的各国选举中屡创历史记录。虽然极右翼势力的崛起有很多方面的因素，但不可否认，难民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脱欧情绪，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这次难民潮来势汹涌，短时间内还看不到解决的希望。透过这次难民危机中欧盟机构及各国的反应和态度不难看出，在紧急情况下，欧盟上层机构在面对成员国为求自保而无视欧盟整体行动的行为时，缺乏一种妥善有效的处理机制。作为一个超国家机构，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政治协调机制，没有切实可靠的执行保障，在重大集体决策面前，都将无能为力。难民问题也好，债务危机也好，都不过是欧盟上层决策机制漏洞的反映。在新世纪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欧盟一体化进程除了要面对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的重重困阻，恐怕更难解决的是欧盟成员国与超国家机构之间的利益分歧。欧盟下一步是走向分裂还是继续向着一体化前进，就在其决策协调机制的重构了。

参考文献：

[1]宋全成.欧洲难民危机：进程、特征及近期发展前景.山东社会科学.2016(2).

[2]伍慧萍.难民危机背景下的欧洲避难体系：政策框架、现实困境与发展前景.德国研究.2015(4).

[3]黄海涛、刘志.试析欧洲难民危机.现代国际关系.2015(12).

[4]张浚.福利困境、“去民主化”和欧洲一体化：欧洲政治转型的路径.欧洲研究.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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