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羁縻制度的书籍论文

1、《试论南诏多源与多元的文化格局》，《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2、《中国少数民族头饰文化的社会功能》，《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3、《西南民族聚落的背景分析和功能探究》，《民族研究》，1997年第6期。4、《关于民族社会生活史方法论的探讨》，《学术月刊》，1999年第3期。5、《稻作农耕技术的演进——以云南稻作为例》，《古今农业》，2004年第3期。6、《民族的环境取向与地方性的生态认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7、《西南民族服饰文化的社会功能》，《四川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8、《论隋炀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略》，《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9、《中国古代狩猎岩画的民族学解读》，载《民族学报》（第八辑），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版。10、《中国古代的民族融合》，《历史教学》，2001年第8、9期。11、《论〈徐霞客游记〉的民族地理学研究价值》，《辽宁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12、《西南民族服饰文化的多维属性》，《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7年第3期转载）。13、《礼仪圈中的西南民族服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14、《唐初西洱河蛮的原始习惯规范》，《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15、《头饰与人生礼俗》，《民俗研究》，1995年第1期。16、《略论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地理》1995年第9期转载）。17、《西南民族聚落的形态、结构与分布规律》，《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18、《影响西南民族聚落的各种社会历史与文化因素》，《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19、《西南交通古道考》，《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20、《稻作农耕祭祀中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神灵观念》，《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21、《谷魂信仰：稻作民最普遍的信仰形式》，《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22、《简论隋文帝的治边思想与治边措施》，《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23、《唐朝的边疆局势及御边戍守体系的变化》，《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24、《南诏社会生活史管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25、《中国少数民族头饰文化的多维属性》，《中南民院学报》，1995年第3期。26、《民族头饰发生的思维基础与社会基础》，《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27、《西南民族饮食的社会层次与饮食观念》，《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5期。28、《西南民族聚落的基本特性探微》，《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民族研究》1997年第12期全文转载）。29、《西南民族的住宅类型与建筑结构》，《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30、《民族大迁徙的地理环境因素研究——以中国古代民族迁徙为考察的重点》，《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31、《少数民族头饰中的图腾遗迹》，《云南民院学报》，1995年第3期。32、《关于民族地理学学科体系建设中相关概念的辨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地理》2010年第6期全文转载）。33、《试论唐朝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的羁縻府州制度》，《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34、《试论苗族头面服饰及其文化意义》，《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35、《中国少数民族发髻说略》，《广西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36、《略论瑶族头饰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2年第6期转载）。37、《民俗学与民族社会生活史》，《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2期。38、《关于民族地理学的概念及其实用价值》，《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年第2期。39、《唐朝与边疆民族政治联系的两种主要途径：册封与和亲》，《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2期。40、《南诏商业交换关系简论》，《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41、《民族学与地理学的历史亲缘关系》，《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转载）。42、《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内容》，《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地理》1996年第9期转载）。43、《试论南诏的军事制度》，《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44、《民族聚落分类散论》，《思想战线》，200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3期转摘）。45、《佛教禅宗兴盛于大理的复合因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46、《南诏文化积淀中的一种积极因素——拟唐试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47、《明清大理僧人类型及其心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3年第1期转载）。48、《南诏经济文化类型探微》，《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49、《徐霞客对西南民族聚落地理的考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50、《地名与民族的地理分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51、《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民族头饰艺术的美学特色》，《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52、《民族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宁夏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53、《民族社会生活史基本理论要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54、《中国各民族首饰物概说》，《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55、《中国民族地理分布及其特点》，《民族论坛》，1996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地理》1997年第1期转载）。56、《美洲民族构成及地域分布》，《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57、《禄村农民的消费心理和忧惧心理》，《楚州今古》，1989年第2期。58、《南诏饮食文化简论》，《云南学术探索》，1992年第3期。59、《南诏对爨地的征服及其别都拓东的设置》，《昆明社科》，1991年第2期。60、《简述唐对边疆民族事务的管理》，《昆明社科》，2006年第4期。61、《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晋阳学刊》，1992年第4期。62、《试论南诏官制》，《中国民族史论文集》（3），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63、《民族头饰与舞蹈艺术》，《民族艺术研究》，1996年第4期。64、《中国少数民族头饰艺术美论》，《民族艺术研究》，1997年第6期。65、《“巢居”与“穴居”：西南民族住宅形成与演进的两种途径》，《临沧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66、《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南方民族地区的宗教渗透与侵入》，《临沧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67、《中日稻作文化比较研究——以照叶树林文化为分析框架》，日本名古屋大学国际开发研究科，2003年4月。68、《试论东北朝鲜族的稻作》，载樱井龙彦编《东北アジア朝鲜民族の多角的研究》，ユニテ出版社，2005年。69、《隋唐以前的云南稻作》，载罗贤佑等编《历史与民族——中国边疆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3月。70、《失地农民上访:问题、成因与对策——以长春、吉林、延吉三市为例》（与张时飞、段启增、闫雷合作完成），《河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71、《中国拔河的起源及其流变》（中、日、韩文），收入韩国灵山大拔河保存委员会编：《灵山纲的足迹》，韩国，2007年3月。72、《中国古代的水崇拜及其文化内涵》，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编《亚细亚江文化的保存与发展》，韩国，2006年7月。73、《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的祈雨仪式及其水神信仰》，韩国江原道民俗学会编《亚细亚江文化的多样性与口碑文学》，韩国，2007年7月。74、《中国山地民族的狩猎祭祀习俗及其所反映出来的神灵观念》，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编《亚细亚山间民俗与狩猎文化》，韩国，2007年2月。75、《历史民族地理学视域下的舆地图研究——以两宋时期传世地图为考察重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1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

在王贞平教授所著的《多极亚洲中的唐朝》一书中写道：“在多极世界中，直接以武力处理对外关系收效有限，而以软实力解决相关问题则有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这里的软实力就指—— “唐朝在全盛时期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软实力，它由多种要素构成，包括成熟的机构，完备的法律、官僚制度，发达的文化，以及由繁荣的经济带来的上层的奢华生活方式。”

以往看过有关唐代 历史 的书籍，大多是站在中华 历史 本位的角度来记述的，王贞平教授则是站在上帝视角俯视着整个亚洲大地，大地上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战争与征伐。当然也有委曲求全、利益互换的外交往来。

王贞平教授最后提出：“唐朝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实用多元主义，而不是某一位皇帝对世界的宏大道德构想，这种教条式的构想显然不足以成为观察多元世界的工具。” 不管怎么说，唐代的羁縻制度在封建 社会 边疆统治中是较为成功的，在中国地方制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秦朝、汉朝、唐朝，以及后来的明朝、清朝都有着巨大的疆域，在边疆都分布着大量少数民族，但中原王朝都有着经略天下的强烈占有欲。而唐代的羁縻制度上承秦汉以来的边州制度，下启明清的土司制度，也是在创业维艰、艰苦奋斗之后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

从太原起兵到武德七年，唐朝还不能称之为大唐，因为唐朝政府为了巩固边地和争取外援，基本上是臣服于东突厥的。李渊在起兵时，害怕遭受南北夹击，曾经派刘文静出使东突厥，并约定： “征战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 这是李渊的一种妥协，也可以说是一项交易，以中原的钱财珠宝换取突厥的直接军事协助，或者至少让突厥保证不干涉李渊统一中原。

也正是在东突厥的支持下，李渊才得以迅速占领长安，在公元628年建立唐朝。在史书中记载的李渊臣服于东突厥的理由，并不是为了取得战略缓冲，李世民对大臣们说 “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东突厥，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 这也充分体现出了国家交往间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弱国无外交。

随着中原的统一，唐朝国力也逐渐增强，对周边较远、较小的民族势力采取了安抚的措施，而对势力强大的东突厥则准备进行反击，这就是李渊采取的裴矩提出的“远交近攻”的策略，与东突厥的关系降至冰点。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刚登上皇帝宝座，东突厥就将军队开到了渭水之北，直接威胁着唐朝的首都长安，这一次东突厥低估了唐太宗的决心。

在此期间也有些边境上的民族势力反叛，但唐太宗都轻动干戈，采用了“静之抚之”的策略。当然，唐太宗对东突厥的战斗并不是盲目的征伐，而是在静候时机，终于，东突厥内部因为权力之争引起内乱，原先臣属东突厥的薛延陀、回纥、拨野古等部相继背叛，再加上东突厥境内遭遇大雪灾。趁此机会，唐太宗加紧了对东突厥的军事行动。

最后，在强大的唐朝军队碾压下，东突厥灭亡，后来还继续剿灭了吐谷浑、高昌、焉耆、薛延陀、龟兹等国，攻伐西突厥的计划又提上日程。而如何管理这些被灭国家的人民和土地呢！当然必须得有军事力量镇守，唐太宗在这些地方划分设置了府州、郡县，考虑“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但这样的考虑却半途而废，终未实现。

随着归降或收服的少数民族地区越来越多，没有有效的管辖是不行的，最后唐朝政府决定在边地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羁縻府州制度。 在王贞平教授的《多极亚洲中的唐朝》一书中写道：“唐羁縻政策的实质是互惠的。它使唐能在与四邻交往的过程中以低成本满足双方的需求。”

唐朝的羁縻政策有其正面的影响，当然也有其负面的影响。从“马云羁，牛云縻”这句话就可以看出当时对少数民族还是带有歧视之意的，其实质上所强调的并不是华夷认同，而是有差异存在。差异的发展必定会产生离心力、分解，最终不利于国家统一。

另外，这样的羁縻政策并不能等同于唐朝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而只是表面上的、象征性的上贡，给了少数民族势力发展的空间，等他们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势必会在中原王朝衰败之际发生反叛。归根结底，羁縻政策还是民族歧视的根源。

在王贞平教授的《多极亚洲中的唐朝》一书中不仅详细客观地描述了唐朝和北方、西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还阐述了同东方、南方少数民族关系处理的进程，这是一本不多得的研究唐朝外交关系的书。

在书中，作者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是“文化”，而大唐文化恰恰就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了现代。但是一个国家光有强大的软实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实力不菲的硬实力。

在书的最后，作者说：“唐朝实力有限，在面对复杂的对外关系时无法制定出一个迅速、简单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唐朝的外交政策很少是和平与战争、谈判与拒绝、安抚与融合、强迫与参与之间的二元选择。”

所以，一个大国想要保持和平和发展，就要与周边国家的外交中 探索 出多种合宜的政策，这跟现代我国对外政策的多样性有着相似之处。但这也正是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无法真正做到的。

1.夏讷时期初步建立官制，在地方封候伯； 2.周朝建立分封制和宗法制，在地方封诸侯，实行森严的等级制服分封制使地方封候势力逐渐扩大，在东周时严重威胁中央政权的稳定 3.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在中央高皇帝制度和中央官制，在地方实行郡县制，用于加强中央集权 4.汉初实行郡县制和分封制并存的方式，封国逐渐强大，出现“七国之乱”。武帝推行“推恩令”削弱封国力量，加强中央集权 5.隋唐朝时实行“三省六部制”，削弱相权，加强了中央集权 6.宋朝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方式，把地方的财权、兵权、行政权收归中央，削弱了地方权力。 7.元时建立行省制度，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又有效地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8.明时废丞相，六部分权，加强中央集权 9.清时设南书房，设军机处，废内阁，取消议政王大臣会议，使中央集权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