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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生态环境的外部性与环境经济政策

摘要：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问题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将外部性概念引入环境保护领域，是为了寻找促使外部性问题内在化的有效方式，以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外部性，主要是生产和消费的负外部性。环境经济政策是国家环境当局从影响成本―收益入手，引导经济当事人进行选择，以便最终有利于环境的一种政策手段，其主要目标之一是最大限度地减弱以至消除其外部性的影响，将外部性问题内在化。

关键词：生态环境;生态环境问题;环境外部性;环境经济政策

生态环境是指生物及其生存繁衍的各种自然因素、条件的总和，即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总称，是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导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严重失调，从而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现象，如外来物种入侵、土地荒漠化等。生态环境具有经济学特征，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经济特征是效益的公共性和外部性，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外部性，主要是生产和消费的负外部性。为了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需要对外部性进行治理。

一、环境外部性产生的原因

外部性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它是指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的不一致，从而导致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外部性理论是在20世纪初由福利经济学代表人物庇古提出，后经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马歇尔发展而形成。外部性也称作溢出效应、外部影响、外部效应，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的影响，即对他人产生有利的或不利的影响，但不需要他人对此支付报酬或进行补偿的活动。依据作用效果进行分类，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的外部性也称作外部经济，指的是个体的经济活动或行为给其他社会成员带来好处，但他自己却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负的外部性也称外部不经济，指的是个体的经济活动或行为使其他社会成员受损，但他自己却没有承担相应的成本。

环境外部性有正、负之分。如上游居民种树，保持水土，下游居民的用水得到保障，这是环境正外部性;上游伐木造成洪水泛滥和水土流失，对下游的种植、灌溉运输和工业生产产生不良影响，这是环境负外部性。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外部性，主要是生产和消费的负外部性，尤其是生产的负外部性。一个社会个体包括个人或企业等在经济活动中不顾及环境成本，将自身的利益建立在将成本分散为社会承担，它会导致低效率的社会资源配置状态和生态环境污染、恶化的负面影响，是典型的个体成本外溢的负外部性问题。

环境外部性产生的原因大致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产权模糊是外部性尤其是负外部性的一个典型来源。由于生态环境是一种特殊的物品――公共产品，使用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公共产品的产权通常是不明晰的，任何人无法用有效的手段阻止他人对某一公共产品的使用。这样的环境资源，私人对其的损耗和破坏带来的后果皆由社会分担，因而会刺激单个利益主体对其的过度利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经济消极外部性的产生，于是，“公地悲剧”必然会不断上演，即出现了大量的把好处留给自己、坏处转嫁给社会的“搭便车”现象。

二是“市场缺陷”导致负外部性。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经济人”在谋取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促进社会福利，自利心对社会不仅没有坏处，甚至比社会关怀更能促进社会福利。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或者说有一定范围的，那就是产权首先必须是明晰的。公共产权是未加明确界定的产权，它将带来“市场失灵”，导致很大的外部性。

三是“利益分散”下产生外部性问题。无论在何种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都是分散进行的，各经济主体在利益上有其相对独立性。由于有意识地增加外部成本同降低其私人内部成本紧密相连，私人的生产活动易通过对此种物品的破坏构成对他人和社会的危害，而这种危害并没有作为成本反映在私人的生产成本中，因而各个经济主体通常只考虑内部成本与效益，忽视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二、市场失灵和政策失效使外部性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环境外部性产生的原因回答了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破坏为什么会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有效地利用法律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市场和政府在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它们能有效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另一方面，环境负外部性又是市场失灵和政策失效的重要表现。

市场在环境领域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或者更为准确的说市场之于环境保护是有缺陷的，失灵的。公共产权是未加明确界定的产权，它将带来“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使外部性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产权制度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基本前提，只有把产权相关的责、权、利界定清晰并使其得到有效的保护与监督，才能充分调动资源所有者和经营者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积极性。“所有人的财产，就不是任何人的财产，所有人都可自由取得的财富对任何人都没有价值，因为一个人如果愚蠢到要等个合适的时候来使用这笔财富，他只会发现别人已经捷足先登了。”

这样，对于公共资源，每一个人在开发利用的同时，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不会去珍惜公共资源，由此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承担。产权不清晰是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也是环境资源受到破坏的原因之一。最典型的例证是公共牧场，由于公共草场无人负责，人人都抱着“不用白不用”的心理去放牧自家的羊，导致过度滥用，草场毁坏。在中国，环境资源的产权存在隶属关系混乱，产权未加界定或界定不清，或名义产权和实际产权脱节，这导致已有使用权和收益权受侵犯的事件频频发生。

市场失灵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许多环境资源属于公有财产，根本不可能明确产权或建立产权和市场的交易成本太高，从而导致外部性。一些环境资源不能界定产权主要是因为不具有独占性和排它性，即某一个人享用、受益的同时不能阻止他人一起享用、受益。如大气和深海资源就很难建立有效的产权，即使划定了产权，但监视、保护起来难度很大。生物多样性的产权界定成本高得无法估计，有可能达到人类无法承受的地步。

基于这一点，如果明确其产权，由某个人独占使用，整个社会将难以接受。这样的环境资源，私人对其的损耗和破坏带来的后果皆由社会分担，因而会刺激单个利益主体对其的过度利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经济负外部性的产生。对于基础资源的开发、加工与分配，市场运作富有效率，能产生足够激励;而对于污染废弃物的处理，市场运作失灵，几乎完全没有效率。

这是因为，大气和水等资源具有公共资源的属性，污染物排放是对共有资源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发生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之外的市场外部，不受市场力量的约束。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中，还有一片市场失灵空间――即那些没有市场价值的资源，如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许多没有被人们开发利用的动植物品种等。前面所说的外部性，不论是排污也好，还是公有资源的收获，它们都有市场收益。而那些没有市场价值的资源，不存在市场利用问题，只是伴随着其他经济活动而被随意处置。

实际上，它们并不是没有价值，只不过是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罢了。以生态系统功能为例，如一片森林，可以涵养水分、保持水土、吸收二氧化碳，从而减轻河流淤塞和污染，但这种没有直接使用价值的资源，在现实市场交易中价格为零，因而市场活动主体涉足这些领域动力不足或根本不愿投资，进而也不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机会和理由，政府可通过建立政策和改革制度来纠正市场失灵，使外部性问题得以解决。但有时政府制定的政策却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把市场进一步扭曲，导致政策失效。

一是国家宏观决策可能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二是环境政策本身存在失误，会加速环境资源的退化。如有些国家的法律许可污染者的权利。发达国家和地区出于产业升级的需要，会把一些低技术，低附加值，高污染的行业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转移，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一些政府明知其对环境有害却允许其投资。许多地方受不当政绩观的影响，片面追求GDP增长：一方面，盲目发展高耗能、重污染产业，同时包庇纵容违法排污行为;一方面对治污工程不重视，没有积极筹集治污资金或未安排资金用于城市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之一。

政府的这些短期行为多半是出于经济的考虑，为了优先发展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环境效益，因而外部性始终伴随决策全过程。如果政府对环境资源这一公共物品采取不恰当的补贴和税收形式从而对价格机制进行干预，使得价格偏离真正资源成本，也会产生极大的外部性。另外由于存在信息不足与扭曲，政府实施的时滞和寻租活动等问题，而且政府代理人有自己的利益动机，行为受各利益集团影响，加上政府干涉也需要成本，导致政府失灵，影响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改善。政策失效带来的结果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把本来正常运行的市场机制扭曲了或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出面干预时政府却没有反应，还有可能就是政府自身政策目标是成功的，但是对环境却产生了外部效应。

三、外部性问题内在化的环境经济政策

为了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需要对外部性进行治理。环境负外部性是市场失灵和政策失效的突出表现，而且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在解决外部性问题时，应结合使用市场调节和政府规制等方法，保证在明晰产权等市场机制运作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环境管理作用，使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促进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环境经济政策是国家环境当局从影响成本―收益入手，引导经济当事人进行选择，以便最终有利于环境的一种政策手段。因此，最大限度地减弱以至消除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的影响，将(下转300页)(上接292页)外部性问题内在化，是环境经济政策的目标。

政府可以采用直接管制、税收和补贴等方式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政策工具主要有创建市场(明晰产权、可交易的许可证如排污许可证和开采许可证)，利用市场(补贴、环境税费、执行债券、押金―退款制度)，环境规制(标准、禁令、执照、责任、不可交易的许可证和配额)，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加贴标签、社区参与)。具体有两大环境经济手段：一是庇古手段，即所谓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直接干预解决环境问题，包括税收、补贴、押金―退款。

具体来说，就是由政府给负外部性确定一个合理的负价格，由负外部性的制造者承担全部外部费用，通过这种征税和补贴，就可以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这种政策建议后来被称为“庇古税”。二是科斯手段，通过政府借助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包括私人合约、排污权交易。科斯认为，外部性的产生是由于产权没有界定清晰，而有效的产权可以降低甚至消除外部性。自然资源等环境要素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通过产权的明晰来使外部性内在化，因为自然资源禀赋使用价值、物质性效用等属性，构成了自然资源价格的内在依据;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及其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是自然资源具有价格的外在依据。

长期以来，中国在环境经济领域主要使用倾向于政府干预的环境经济手段。现在，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解决环境经济问题的路径选择和使用手段也正经历着重大改革，新的排污收费制度已经颁布，排污权交易制度正在由试点向全面铺开的阶段过渡。由于环境资源禀赋的自然性与其开发利用的社会性的冲突，使得环境资源的产权安排不可能采取单一的私有产权结构，而应通过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和国家产权的结合性安排，来内化负外部性，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应用前景将十分广阔，改革后的排污收费制度也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马中.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概论(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刘春发.竞争均衡下的森林外部性以及其经济学意义[J].林业经济问题，2008，(2)：109-112.

[3]樊胜岳，等.生态经济学原理与应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99.

实现我国税收制度绿色化的政策建议一、开征系列环境税我国在环保方面采取的税收措施很少，生态税收严重滞后于环境和资源保护对税收提出的要求。严格地讲，我国目前还不存在纯粹法律意义上的环境税。因此，我国实现税制绿色化的第一步应当考虑将现行的一些宜于以税收形式管理的环保收费项目纳入征税范围，根据环境保护的需要逐步设立环境税。（一）环境污染税。目前，我国环境污染税缺位，治污资金主要通过征收排污费筹集。而现行的排污收费，由于缺乏强制性和规范性，征收困难，任意拖欠现象严重。在我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环保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有必要改排污收费为征税，对排污企业课征污染税。1.水污染税。对直接或间接排放废弃污染物和有毒物质而造成水体污染的活动或行为从量征收。开征水污染税的目的，在于减轻和防止现有水资源的进一步毒化和污染，保护我国有限的水资源。2.大气污染税。主要包括二氧化硫税和碳税。我国目前已有对二氧化硫的排污收费，可通过“费改税”，开征二氧化硫税。至于碳税则可在条件成熟时考虑开征。3.固体废物税。可先对工业废弃物征税，然后逐步考虑对农业废弃物、生活废弃物征税。具体税种可考虑饮料容器税、旧轮胎税、润滑油税、化肥税等。4.噪音税。可借鉴国外经验，按飞机着陆次数对航空公司征税，并将所得收入用于补偿机场周围居民。（二）环境保护专项税。我国环保投入严重不足，仅占GDP的～，而发达国家已占～，这也是造成我国现在环境问题的原因之一。加大环保投入，迫在眉睫。建议开征环境保护专项税，为环境保护筹集专项资金。可借鉴意大利的经验，开征废物垃圾处置税，专门用于处理城市废物垃圾。二、调整现行税制，改革和完善现行资源税1994年税制改革后，我国与环境保护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税种主要有：资源税、消费税、车船使用税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尽管这些税与环保有一定联系，但其设立之初一般也很少直接出于保护环境的考虑。借鉴国外的经验，我们对现有税制的完善就应渗透环保意识，采取对环境友好的态度，以为环保服务（特别是对资源税和消费税的调整与完善上）。如对能源（煤炭、石油、水电和天然气）、交通工具（主要是机动车）和汽车燃料（含铅汽油和无铅汽油）这样一些产品间接税收（消费税、销售税或增值税）中就可多考虑环境问题，根据保护环境的日益需求，根据其污染程度的大小，调高或降低税率。具体谈到关于我国现行资源税的改革与完善，建议措施如下：（一）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我国现行资源税仅对矿产品和盐类资源课税，征收范围过窄，基本上只属于矿藏资源占用税。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低、浪费现象严重的情况极不相称。资源税的开征不仅是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也应起到全面保护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税收作用。因而应将目前资源税的征税对象扩大到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首先，增加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第二，增加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待条件成熟后，再对其他资源（如土地、海洋、地热、动植物等资源）课征资源税，并逐步提高税率，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二）完善计税办法。应将现行资源税计税依据由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计征改为按实际生产数量计征，对一切开发、利用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按其生产产品的实际数量从量课征，尽可能减少产品的积压和损失，使国家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杜绝浪费。（三）规范资源税制。我国现行税制中对土地课征的税种有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各税种自成体系，相对独立。一方面税种多，计算复杂；另一方面税制内外有别；同时征收范围过窄，减免过宽，税率过低，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鉴于土地课征的税种属于资源性质，为了使资源税制更加规范、完善，建议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并入资源税中，共同调控我国资源的合理开采、开发。同时应扩大对土地征税的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严格减免措施，统一内外税制。三、对环保产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是国家对生产者改进技术和工艺流程，减少污染物排放、资源损耗所给予的一种正面的税收鼓励或间接的财政援助，作为一种环境保护手段，在西方国家中颇受重视。在税收方面，对环保产业生产者给予适当的税收减免补偿非常必要。四、在不加重微观经济主体负担的前提下实现税制绿色化综合的绿色税制改革通常是在一种收入中性的背景下进行的，即为了不加重纳税的总体财政负担，新增的生态税将通过降低其他一些税的税负来加以抵消。西方国家在实现税制绿色化的过程中，非常注意保持微观经济主体现有的总体税负基本不变，比如在开征新的环境税的同时，降低企业的其他税收负担（如所得税负担）。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借鉴。因为目前我国企业的负担（尤其是费）已经相当重，实现税制绿色化应该建立在不加重企业负担的基础上，主要是做好相关的“费改税”工作。结合目前税费制度的改革，在开征上述生态税收之后，应及时将企业缴纳的大多数环保方面的收费（如排污收费、水资源收费等）并入生态税收中一并征收，以避免重复征收，加重纳税人负担。另外，还应做好环境税与其他相关税种的衔接工作，实现统一、高效运行。根据收入中性的原则，对现有税种不当的税收，评估其对环境的有害影响，以对环境有利的生态税取而代之。我国税制改革的建议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WTO是适应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要求而产生的。加入WTO对我国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我国工商税制中的地方税而言，目前的状况是：税种多，收入少，立法层次较低，改革进度滞后，对内对外两套税制并存。加快我国地方税制的改革步伐，既是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国进一步完善税制的内在要求。笔者认为，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应该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地方税体系。应遵循的原则应是：（1）坚持国民待遇原则，减少优惠；（2）坚持透明度原则，简化税制；（3）发挥税收调控作用，保护国内幼稚产业；（4）适度调整税负，增加地方税收收入；（5）提高税收立法层次，适当下放税权；（6）清费立税，规范税制。具体地说，应该着重于以下几方面的改革：一、改变现行对内对外两套税制并存的做法，制定统一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税法（一）房产税对内对外应按统一的房产税税法征税；改变计税依据，与国际惯例接轨，把按房产原值减除一定比例后的余额计税的办法，改为按评估值计税，以公平税负，减少税收流失；改进税率设计，由中央统一制定幅度比例税率，以适应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别很大的实际情况，便于地方根据本地实际确定适用税率。（二）土地使用税目前，很多外资企业和大型内资企业，不是设在城镇，而是设在城镇以外的地区，因此，将原“城镇土地使用税”改为“土地使用税”更为确切；内外资企业及其他纳税人应统一征收土地使用税。建议修订《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有关外商投资企业不征收土地使用税的条款，以贯彻国民待遇原则。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是1988年制定的，10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价水平的提高，原制订的税额已显得过低，不利于发挥调节土地级差收入、提高土地使用效益的作用，应适当调高税额，拉大级距，以适应我国地区间经济差距悬殊的状况，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三）车船使用税内外资企业和其他纳税人在我国境内拥有并使用的车船，应统一征收车船使用税。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是1986年制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价水平的提高，原定税额过低，不适应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需要，也需要调整税额，以贯彻公平税负原则。二、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税种，对外资企业也依法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是我国地方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应重新立法，建立独立的税种，外资企业同样也应缴纳，名称改为“城乡维护建设税”为宜；计税依据宜改为按生产经营收入额计征，以公平税负、稳定税基、便于征管；税率改为由中央制定幅度比例税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和城乡维护建设的需要确定具体的适用税率。这样，有利于地方政府将有关城建的收费并轨征收，规范征收行为，有利于保证城乡维护建设资金的需要，也有利于贯彻国民待遇原则。三、取消筵席税，停征土地增值税（一）筵席税筵席税是1988年在特定情况下开征的一个税种，自开征以来，收入甚微，1994年全国共征收了87万元，至1997年也只征收了3089万元，对抑制不合理的高消费、提倡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效果也不显著；1994年国务院将此税下放给地方管理后，多数省、市已停征，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取消筵席税。 （二）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是1994年1月1日开征的一个新税种，开征目的主要是为了抑制当时的房地产投机炒卖活动，防止国有土地收入的流失，增加财政收入。此税开征7年多来，收入很少，开征当年全国只征到了52万元，至1997年也只征收亿元。近几年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正常快速发展，行业利润已逐步趋向平均化；根据实际情况和简化税制的原则，建议暂停征收土地增值税。四、清费立税，开征社会保障税（一）清理整顿乱收费应采取多种渠道分流的方法：巧立名目或重复收取的乱收费，坚决取消；确需收取、具有“规费”和“使用费”性质的，可继续采取收费的形式征收；对那些不以提供公共设施或特定服务为基础，而以取得财政收入为目的的收费，应改费为税。这也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来华投资。（二）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保证。国际上多数国家都开征了社会保障税。我国目前的各种社会保险基金，虽有缴纳人直接受益性质，但主要内涵属于税，现在有的省、市已由税务机关征收。借鉴国际经验，应积极创造条件开征社会保障税，它能有效克服社会保险统筹基金在缴纳和使用管理上的混乱现象，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五、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增强我国农业产品竞争力我国加入WTO后，农产品市场将受到强烈冲击，必须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强我国农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中央通过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已提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坚决取消各种不合理的收费、集资和摊派，取消屠宰税，在农村原有税费综合负担减轻的原则下调整农业税税率，重新核定作为农业税计税依据的常年产量并使之保持长期稳定。这一改革方案，已在安徽全省和有些省市的部分县试点。从试点的实践来看，这一改革方案是可行的，要抓紧总结试点经验，及早全面推开。六、提高税收立法层次，适度下放地方税管理权限地方税收管理体制必须遵循“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兼顾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模式。为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需要，加快改革步伐，应提高立法层次，合理划分税权。一是全国统一开征的地方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颁布；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实施细则。授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一定的税收加征和减免等权力，以更好地贯彻提高民族产业国际竞争能力和保护幼稚产业的税收政策。二是对不具备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征的地区性特有税源，赋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开征新税种的立法权，避免税源流失，增加地方收入。地方制定的税收法规，都应上报中央备案；凡与国家法律、法规有抵触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和国家税务总局有权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