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硅谷杂志

文 汤姆·尼古拉斯 编辑 彭韧 编者按：为什么风险投资会诞生在硅谷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也许你能想到一些零散的因素，比如斯坦福大学，NASA，仙童公司…… 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汤姆·尼古拉斯（Tom Nicolas）看来，风投诞生于硅谷主要归功于三个因素：以斯坦福为代表的创新型大学，政府军费开支对高 科技 的推动，还有特殊的文化、法律和自然气候。尼古拉斯还认为，风投是一种精神状态，体现在对冒险的渴望、大胆的创新，以及通过创新投资对不可能获得的财富的追求，以上这些因素在推动硅谷成为风投起源地的 历史 中缺一不可，为此，他写下了这本从 历史 角度来审视风投行业的书《风投》。本文选摘自这本书的第六章《硅谷风投的先决条件》。 关于硅谷的 历史 已经有大量记载。现在俗称的“硅谷”是指旧金山海湾一片横跨五大郡县的区域，其成功的种子在19世纪末就已种下。其与风投相关的扩张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三个主要因素的交汇：大学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政府军费开支对高 科技 的推动，还有特殊的文化、法律和自然气候。强大的创新集群的形成创造了对风险资本的需求，以资助尚未成功的人、技术和产品。 被忽视的弗雷德里克·特曼 我们有必要把时间往回推，详述一下弗雷德里克·特曼对于风投行业增长的贡献。 弗雷德里克·特曼于 1922 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利用 3 年时间从 MIT 获得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1941 年，特曼成为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14 年后出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在这些岗位上，他通过将科学与工程相结合，把学术界和当地公司联系在一起，制定了实现学术和实践双丰收的战略。特曼经常被认为是硅谷演变过程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特曼在斯坦福大学的行动并非没有自身利益考量。他鼓励企业家参观校园，目的是改善斯坦福大学当时拮据的财务状况。但至关重要的是，他将资金筹集的需求与有效的大学战略相结合。1937 年，他提出的大学应该拥有授予其研究人员的任何专利获得了大学董事会的同意。 这非常重要，因为特曼坚信可以通过提供和分享空间实现大学与工业界的联系。那一年，拉塞尔·瓦里安和西格德·瓦里安兄弟受邀使用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实验室，在那里他们开始了联合工作，工作成果后来成为雷达技术的基础。一起工作的还有他们的学术伙伴威廉·汉森，他是移民出身的量子物理学家菲利克斯·布洛赫的亲密同事，后者于 1952 年成为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斯坦福大学提供空间和实验室用品并获得专利许可收入，包括著名的速调管真空管专利，该专利用来产生用于机载雷达探测技术的高功率微波。斯坦福大学孵化了 20 世纪举足轻重的创新，并由此获得了大约 200万美元（约合今天的 1 800 万美元）的特许权使用费。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作为强调拉近学术界和私营企业之间物理距离的延续，特曼将大学一部分未开发的土地指定为斯坦福工业园区，主要出租给电子和高 科技 公司。1953 年，瓦里安兄弟在那里开设了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是第一批入驻的公司之一。惠普公司（特曼是其首批投资者之一）紧随其后。截至 1961 年，超过 25 家公司入驻这片占地 650 英亩的园区，雇用了 万人，最终甚至东海岸的成熟企业，包括通用电气、伊士曼柯达、洛克希德和施乐，都在那里开设了分公司。（在施乐公司的案例中，这里就是被称为 PARC 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为了使公司更接近斯坦福大学的教师和学生，特曼于 1954 年启动了荣誉合作计划，该计划允许当地电子公司的工程师直接选修一些研究生课程。到 1961 年，32 家公司向斯坦福大学输送了超过 400 名员工。在校外，特曼在附近的门洛帕克进一步扩展了 斯坦福与工业企业共享空间的愿景。斯坦福研究所于 1946 年在此成立，网罗了大量以“可能与大学的传统角色不完全兼容”的方式追求“实用科学”和“协助西海岸企业”的教师。 在后特曼时代，大学领导人们继续发展了这种斯坦福大学和工业界相联系的强大而宝贵的传统。例如，在 1964 年，斯坦福说服了肖克利半导体的工程师开设一个新的集成电路实验室，并帮助学校将新技术融入技术课程。 几年后，斯坦福大学扩大了“斯坦福工业附属计划”，该计划允许公司只交纳少量费用，就可以使用学术实验室、接触学生和教师、参加研究会议，以及进行特殊招聘活动。对于这项联合附属计划中涌现的新发明，大学于 1969 年建立了许可办公室，帮助新产品商业化。即便是规模最小的 科技 公司也能够在讨论和改进技术想法的环境中茁壮成长。从 1975 年开始，斯坦福大学开始在大学的直线加速器中心举办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该俱乐部是初出茅庐的发明家和企业家的聚集场所，成员包括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芬·沃兹尼亚克，他们想要展示他们最新的技术发明并分享他们的想法。 风投家强调了这种日益增长的区域优势的重要性，因为“尽管MIT 和哈佛大学成就卓越，但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波士顿在 科技 创业中心的竞争中已经输给了硅谷的半导体专家们”。 回首这种地理转变的原因和后果，著名风投家阿瑟·洛克提出过一个理论：“所有精力充沛的科学家都在斯坦福大学周围成长起来了。在我看来，虽然存在些特例，但这主要归功于弗雷德里克·特曼。他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的院长，他鼓励学生，特别是博士和博士后学生，组建公司并继续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当时，这在任何其他学校都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且显然没有发生在 MIT、哈佛大学或普林斯顿大学，或任何一个优秀的工程院校。MIT 的人如果创办公司就会被解雇。” 特曼是旧金山湾区电子产业发展的催化剂，然而也可以说，他是其发展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到 MIT 攻读博士学位之前，特曼在帕洛阿尔托一家无线传输技术的核心创业公司——联邦电讯公司做过一段暑期实习。 此外，虽然斯坦福大学毫无疑问地对硅谷区域优势的演变起到重要作用，但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样重要。加州的旗舰高等教育机构也在高 科技 领域建立了高质量的中心。1939 年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劳伦斯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为科学重地。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成为基础科学前沿发展的枢纽。 革命性的硅谷工程师和企业家戈登·摩尔在转学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之前曾就读于圣何塞州立大学，并于 1950 年获得化学本科学位。20 世纪 70 年代，从圣何塞州立大学毕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比斯坦福大学或伯克利大学还要多，加州系统内的当地社区学院也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培训课程。 这些教育机构的影响意味着资本、专业知识和想法被吸引到该地区，由此创造了一系列的经济活动和大量潜在的与风险并存的机会。一旦风投机构开始进驻，这些作用力就会自我强化。 别忘了军事承包所带来的需求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风投的可能性会随着风投机构所在地与创业公司之间地理距离的上升而显著下降，即使不同地点公司之间的联合投资为投资组合实现地理多样化提供了渠道。一般而言，在地理上就近投资管理起来更容易。 虽然大学的积极影响帮助硅谷成为首屈一指的高 科技 中心，但对其专业产品需求的一个巨大而意外的冲击，使得其进一步的扩张和创新成为可能。由于美国军队在二战和朝鲜战争期间的推动，该地区的电子公司名扬全美，强化了早期的优势。一战期间，联邦电讯公司为美国海军创造了浦耳生电弧长波无线电，这种产品迅速成为“一战期间海军的宠儿”。 联邦电讯的分拆机构美格福斯为美国海军战列舰制造了公共广播系统，还为飞艇生产了抗噪麦克风。1940 年 6月—1945 年 9 月，联邦政府参与规模急剧增加，加州获得了 164 亿美元的战时供应合同，以及超过 25 亿美元的针对军事和工业设施的投资。在这次被《旧金山纪事报》称为“第二次淘金热”的过程中， 加州在总支出方面仅落后于纽约和密歇根。 加州由于各种原因获得了大量资金，其中包括在与战时需求相关的技术领域的擅长。军事采购的微波管是湾区的技术专长之一，采购量从 1940 年的几百万美元飙升至 1959 年的 亿美元。军事采购的急剧增加使得加州的优质军事合同份额从 1951 年的 13% 增加到1953 年的 26%，在军事合同总支出方面一跃超过之前排名第一的纽约。 1955—1959 年，武装部队对晶体管的采购从 180 万美元增加到 9 900 万美元，国防部很快成为这类产品的最大消费者。事实上，直到 1967 年，美国军队消费了湾区公司生产的所有集成电路的一半以上。 鉴于军方是早期采用者，它对签约公司施加了严格的技术标准，还通过资助学习曲线使生产成本下降到合理区间。军事需求是消费市场扩张的重要前提。例如，1963—1968 年，集成电路的单价从 美元下降到 美元。 企业家通过延续创办新公司的传统，响应着军方对高 科技 产品需求的增加。融资往往通过类似于第三章讨论的非正式机制进行。出生于俄罗斯的电气工程师亚历山大·波尼亚托夫是战时蓬勃发展的圣卡洛斯潜艇天线制造商代尔莫维克多的一名雇员。 1944 年，他从老板那里拿了25 000 美元，加上他自己的 5 000 美元储蓄和一笔从第一国民银行获得的贷款，创办了阿姆派克斯公司，从事军用飞机天线的设计。后来波尼亚托夫异常成功，不到两年后他就不得不将公司搬到一片更大的场地。瓦里安兄弟于 1948 年从朋友、员工和周围的投资者那里为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筹集了 12 万美元，事务所后来发展成为创业者的跳板。该公司的员工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创办了 20多家高 科技 公司。 尽管有军事承包的保障，但湾区公司仍然为提高生产力而共同努力。1942 年，联邦电讯的工程师设计了一种新型真空管生产技术， 将产量从 35% 提高到 95% 以上。这使得公司的产量得以扩大，收入从每月 万美元增长到每月超过 60 万美元。24 1941—1944 年，惠普重组了其电子测量设备和接收器产品线，将产值从 万美元增加到 100 万美元，增加了 26 倍，同时雇员从 9 人增加到 100 人，增加了 10 倍。 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在 1949—1959 年将速调管的销量提高了 125 倍，而员工规模只增加了 4 倍。这使得瓦里安成为美国最大的微波管制造商，超越了通用电气、雷神和美国无线电公司。 联邦资金的增加伴随着人力资本的涌入。1940 年 7 月—1945 年 7 月，整个加州净流入了 万人。随着企业扩大规模以满足军事生产需求，到 1960 年，高 科技 领域的就业人数增加到 58 000 多人。仅在圣马特奥和圣克拉拉这两个县，电子元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不到 1 000 人增加到了 1 万人。 这使得圣何塞成为美国高技能工人密度最高的城区。30 随着一批最优秀的创新者来到湾区工作，他们吸引了更多的高技能移民涌入。例如，诺贝尔奖得主威廉·肖克利从小在帕洛阿尔托长大，他曾在纽约和新泽西州的贝尔电话实验室工作，曾是晶体管发明团队的一员，之后他回到湾区照顾自己的母亲。1955 年（也就是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那年），肖克利在加州山景城成立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目的是将新技术商业化。 当军事承包开始缩减时，湾区企业活动的持久力开始彰显。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减少了在高 科技 设备上的军费开支。例如，美国国防部购买的微波管总价从 1962 年的 亿美元下降到 1964 年的 亿美元。利润丰厚的成本加成合同（支付生产费用以及保证固定费用的合同）曾帮助建立了当地制造业的基础，但这类合同在所有合同中的占比在 1960—1965 年从 35% 降至 15%。31 作为该地区创新能力的证明，现有公司通过改变其产品线迅速适应新的现实。 艾特尔麦卡洛公司于 1934 年从定制无线电设备制造商海因茨—考夫曼分拆出来，开发了一套电网管生产线，旨在改进调频收音机。利顿工程实验室于 1932 年由查尔斯·利顿（他拥有两个斯坦福大学工程学位：1924 年取得机械工程学位，1925 年取得电气工程学位）成立，实验室改造了其微波管部门用以生产微波炉。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开始生产科学和医疗仪器，以至于该公司在短短8 年内对军方的销售额占比从 90% 下降到 40%。 湾区的这种公司内部资源重置代表了一种其他地方缺少的适应性水平。波士顿的 128 号公路是数字设备公司等重要公司的所在地，却无法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调整。现有企业转移产品线的速度较慢。例如，雷神公司是东海岸最依赖军方的公司之一，到 20世纪 60 年代后期仍然将其产量的 55% 以上出售给军方。1960 年以后的创业浪潮也没有像在湾区那样横扫 128 号公路。1959—1976 年，加州北部新建了 40 多家半导体公司，而马萨诸塞州只有 5 家新企业。 加之现有公司的惰性，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 128 号公路的高 科技 行业失去了超过 3 万个工作机会。35 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128 号公路的技术衰退异常严重，以至于就业和产出开始向西移动。风险资本被吸引到高 科技 机会最多的地区也就不是偶然了。 最好的气候与民主的文化 如果大学和军事投资是创业机会激增的有形贡献者，那么硅谷文化的影响就更加无形。文化很难界定，但它表现在很多方面，吸引了特定类型的人，这些人认同，而且也帮助建立了与东海岸不同的商业风气。安娜李·萨克瑟尼安认为“该地区的文化鼓励风险并接受失败”，并且“没有任何年龄、地位或 社会 阶层的界限可以阻止人们有一个新的开始”。 实用型大学，连同起伏的山丘、普照的阳光和温和的气候吸引着对技术感兴趣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寒冷的冬天和东海岸更有条理的秩序不感兴趣。在向国会提供的关于如何培养“美国创业和创新氛围”的证词中，英特尔公司的罗伯特·诺伊斯强调了硅谷的地理优势。“是什么吸引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他问道，“首先是世界上最宜人的气候之一。这里有好的天气和至少在当时没有被破坏的地形。”英特尔的员工可以在其位于山景城的公司的果园里采摘梨子。 新的技术发现会在旧金山电台等新闻媒体中公开发表。海因茨—考夫曼的联合创始人拉尔夫·海因茨回忆说，在电子行业“我们互相学习”。刚刚崭露头角的企业家可以在一块新的文化画布上写下自己的规则，而不被东海岸几十年的传统所束缚。 文化开放可以成为创造力和创新的强大动力。在湾区，它有助于培养可能与移民一起到来的技术进步。矛盾的是，鉴于上文强调的湾区企业的发展与军事技术的联系，移民发明者在私营部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正是由于可供他们选择的与国防相关的就业机会有限。 诺伊斯在国会证词中称，1985 年英特尔新聘用的 80% 的博士和 50% 的硕士都在国外出生。诺伊斯甚至打趣道，这些人往往“比我们这里的学生准备得更充分”。他接着列出了移民取得的一系列高 科技 研发成果。“我只想说，第一个微处理器是由一位名叫费德里科·法金的意大利工程师完成的，他之后组建的齐洛格公司成为该领域的主要公司之一，”他说道，“英特尔的第一个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同时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之一，是由在英特尔工作的以色列人开发的。一位日本工程师设计了 8080 微处理器。以色列人阿里耶·芬戈尔德创立了黛西系统，一家主要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 计算机辅助工程公司。来自韩国的菲利普·黄创办了图文，硅谷最成功的终端和微处理器 / 微型计算机公司之一。来自印度的西江·莱·坦登创办了坦登电脑。” 这里商业文化的特色是民主。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瓦里安兄弟就选择“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这个名称来强调他们的组织将是一个“平等的协会”，而不是一个由雇主和雇员构成的公司。 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没有详细的报表，每个工程师都是部分所有者。员工投票选举进入管理咨询委员会的同事，帮助高级工程师设计公司政策。同样，惠普维持了一种非传统的、分散的组织结构，因为相信这种架构能够鼓励团队合作、开放和创造力。包括两位创始人在内的高级管理人员经常与新工程师合作。管理者被倡导要“四处走动”并且让员工能够接触到。他们培养了与员工的非正式、非计划的对话，也鼓励员工追求自己的想法。 随着这种做法的推广，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出现了。汤姆·沃尔夫于 1983 年 12 月为 Esquire 杂志撰写的关于硅谷的知名文章中称：“这些新公司的氛围非常民主，让来自东部的商人感到震惊。” 湾区 科技 公司是最早提供非货币附加福利的公司之一，这些福利在设计之时也最能体现雄心勃勃。1939 年，艾马克公司为其工人建立了一个现场的医疗部门和一个有补助的自助餐厅。利顿工业公司（成立于 1947 年）于 1949 年更进一步，购买了位于西拉亚山区的杰克逊湖周围的大片土地，作为员工的度假胜地。利润分享和员工持股计划越发普遍，部分目的是留住人才。当微波管主要制造商电动力学公司在 1953 年收购利顿时，它为每个利顿管理层人士都提供了股票期权，作为留在合并后的实体并参与其经营的激励。43 而在当时，基于期权的薪酬并不常见。 因为建立了保证员工忠诚度的能力，这种管理实践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希望离开公司创业的员工并没有受到限制。加州的监管环境创造了一个真正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回溯1872 年加州民法典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规定，国家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权利，并否认公司有权执行它们可能设定的任何限制性就业合同——例如禁止雇员在离职后的一段时间参与和原雇主竞争的竞业禁止协议。 虽然这种规定因加州融合了西班牙、墨西哥和英国的法律传统而意外产生，但它具有长期的效应。加州商业和职业法典第 16600 条规定：“任何限制参与合法的职业、贸易或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的合同均属无效。”这和许多允许公司实施限制性劳动力市场规定的州都有所不同。 经验证据表明，加州等州不对员工流动设限的做法促进了创新创业。显然，许多硅谷主要公司都是在没有与原雇主的竞业禁止协议严重阻碍新企业创立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建立的。 巴伦书单 《风投》 作者：【美】汤姆·尼古拉斯 译者：田轩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一、印度软件服务业

印度的软件出口仅次于美国，占比达到全球软件出口的20%，印度在IT外包行业是世界第一名，竟然占到了50%的市场份额。 事实上，中国软件总量要比印度要大得多，中国一年的软件总量大约在5000亿美元之上，而印度的软件产能大约在1500亿美金左右，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软件主要是用来出口创外汇，而中国的软件主要是为本土经济所服务的，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印度软件业的确厉害，包括著名的波音公司，它的大飞机使用的飞行软件都是交给印度来编程的。比如著名的Windows 10软件，大部分印度人做出来的，甚至于比美国人搞的Windows 7要好用一些。

印度被称为IT人才的硅谷。根据之前统计，在美国超过18%的微软员工，16%的IBM员工，17%的网络人才和超过10%的医生，21%的护士曾经在印度接受过教育。甚至于美国的百事可乐、可口可乐、通用电器、捷运公司包括具有重要定位的美国五角大楼都采用印度的软件。在硅谷的各大电脑公司里，有大量的印度人担当研发的重任,即使发达国家领头羊德国也曾经表示要从印度引进软件人才。

印度软件业一度占据世界软件市场50%以上的份额，印度软件产品大多是输出到美国，然后是欧洲。印度的软件公司大量承揽了美国航空公司、瑞士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等航空公司的飞机运行软件，以及英国伦敦地铁的运行软件，印度的设计技术堪称一流。

世界银行之前有一份调查称，80%的美国公司把印度作为全球软件来源的首选市场。微软比尔盖茨曾经在之前访问印度时惊呼：“21世纪的软件大国，不是美国，也不是欧洲，而可能是印度。”可见，印度的软件业在全球的地位。

印度主要是IT外包服务，比如服务呼叫中心，还有一个就是软件外包，依靠的就是印度人的编的软件通俗易懂。

严格地讲，印度的软件业并不发达，发达的是印度的“软件外包产业”。

印度软件行业的主要盈利模式表现在外包服务上——就是给欧美大的IT公司做软件代工。类相当于富士康和苹果的那种合作关系，因此，软件的核心技术及品牌都不掌握印度自己手中，类似于中国之前的“外贸加工”模式，所以，印度的软件外包则是一种比较廉价的脑力劳动输出。

印度软件外包业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

早在1991年，印度政府就在软件业实施“零税赋”优惠政策，并享有银行贷款的优先权。不仅如此，印度政府还对号称“印度硅谷”的班加罗尔在内的多个软件园和出口加工区实施了优惠政策，并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创造出有利于积极吸引外资、加快软件业发展的法律生态环境。

叠加英语是印度官方语言之优势，使得软件人员在与跨国公司的交流上沟通无障碍，这是印度的软件行业具有的先天优势。

需要纠正的是，虽然英语是印度的一个语言优势，但是并非英语是印度语言交流的全部。因为在中国人的普遍印象中，印度是说英语的国家。事实上，根据人口统计显示，印度真正说英语的人口数量大约仅占总人口的5%，当然，在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里，说英语的人口数量已经不少了，毕竟英语人口拥有5000万，比起6648万人口的英国只少1000多万，可见印度英语人口比例虽然区区5%,但人口基数非常大。

英文是印度的全球商业交流及政治领域的工作语言，同时也是一门外语。比如在印度街头翻阅报纸杂志，在酒店里打开电视浏览各个频道，会发现英语只占有所有媒体一小部分，而且还是欧美主流媒体频道，而印度本地的英语频道并不多。在印度大城市公共图书馆，印度管理人员曾经说过，英语书籍只占所有图书的8%，92%以上的图书是各种印度语言的图书，而且英文图书的价格是印度本地图书的几倍。

除了英文作为工作语言外，印度最普遍使用的语言是Hindi(印地语)，占总人口的66%。另外还有Bangla（班哥拉语）等1 8种语言。印度语言中分10种不同文字，其中，语言使用人口占5%以上的语言文字有7种，这些语言在发音、语法、书写上是各不相同的。

在印度，中学生除了学习本地语言，往往还要学习英语及印地语，假如毕业去外省工作，还要学习当地语言。因此，一个印度人要想在全国找工作，至少要会讲4-5种语言。

由于印度在语言交流成本比较高，为了降低语言交流成本问题印度实施了两次大的规定：一次是印度独立后，决定在国会继续使用英语作为法律工作语言，这个决定大幅减少了政府的翻译成本。在全球商业领域和 科技 领域，印度将继续使用英文，保持与全球交流的低成本化。另外一次，是1976年，印度决定采用技术的手段，解决6-7种不同语言的沟通问题，其语言翻译软件也由此出现。

一开始，印度的软件外包公司承接的都是一些很小的软件开发代工，在2000年，印度软件业软件开始迅速发展。记得当年“千年虫”的担忧让全球各国一度恐慌，同时，也给了处于低端产业链的印度IT公司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让印度接到了大量的代工订单，比如美国软件公司运行中的数百万条代码修复工作。

另外，日本的软件公司与美国公司的竞争，迫使美国大幅削减软件代工成本，在低端的软件解决方案上与印度IT公司展开合作。印度的很多IT公司也“借力使力”提升自己的软件技术，并且改善离岸业务模式流程，在获取专业软件知识上打造高价值的IT服务。

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卢比开始的长期贬值，间接支撑了印度软件公司竞争力，让印度一度成为“世界软件工厂”，号称”世界办公室“。

在软件代工高速发展时期，成千上万人的软件公司不在少数，比如Infosys、 HCL、Wipro等，这些都是印度软件外包领域的巨头，软件代工总收入都做到了千亿美元的级别，并占领了世界软件市场约20%的份额。统计数字显示，印度超1000人的软件公司就有上百家，并且软件外包公司前五名的公司员工数都在5000人之上。

印度获得软件技术人才有几个方式 ：首先是依靠吸收印度的大专院校人才。印度有400余所大学设有计算机专业，每年能够培养软件毕业生1万余人，印度政府特别为250余所院校提供部分教学经费。

印度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印度在高校的师资力量、教材及教学管理其实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很多著名大学几乎差别不大。特别是班加罗尔大学、韦洛尔 科技 大学等著名大学，他们的师资力量、教材和教学管理与全球名牌大学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印度在师资力量和学校规模、学科设置等方面是与全球全面接轨的，并且人才输出也堪称世界一流，印度的毕业生在全球人才市场上炙手可热。

很早以前，印度信息技术部长在美国就曾经说过，印度每年可向世界各国输出20万名IT人才。印度事实上已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信息技术产业和人才的大国”。当时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德国等，这些发达国家都十分渴望获得印度的信息技术人才。

其次是依靠民办或私营机构来培训人才。这类机构在印度有大约700余家，每年可培养数万名学员。再次是软件企业自己开立的培训机构。印度政府还在全国250个机构开设电脑培训课程，并在大约3000所中学推出“中学计算机扫盲和学习计划”。因此，印度多渠道发力软件培训，为软件企业提供了持续不断的“软件蓝领”人才。 虽然在过去20多年来印度软件外包业称雄世界，但已经成为过去式。由于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技术更新迭代较快，特别是在大数据分析应用、数字化转型、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印度外包产业和模式开始遭遇技术寒流，产值大幅下滑，员工大批失业。

由于印度众所周知的软件几乎都是外包业务，因此，印度软件业基本上挣的是外国人的钱。印度软件代工的模式是根据国外公司的需求进行软件编写，但自己的硬件条件很差，所以，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内部环境，软件发展后劲不足，尤其是软件外包技术含量相当低，加上外国公司不断控制人工成本，利润越来越低。

印度《经济时报》，早在2017年印度IT产业裁员就高达万人，并且IT公司在印度校园的招聘也大幅减少了50%—70%。报道称，裁员仅仅是刚开始。研究表明，在未来数年，印度数十万的就业机会可能会消失。在印度班加罗尔，心理医生”生意兴隆“，原因是来咨询的人很多，大部分往往都是被解雇的软件工程师。 印度IT公司由于极少在技术开发、产品研发上大幅投入，因此无法进入软件的高端领域。自始至终，印度软件外包产业没有走出低端产业链的循环格局，印度软件外包维持的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劳动力套利”模式。

因此，印度IT公司始终在延续这种低成本代工模式，并拥有十分庞大的入门级劳动力队伍，而缺乏资深的软件管理者和高端的软件开发者，让印度IT公司在面对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数据流量等新的模式面前，在软件高端产业链开发领域缺乏核心竞争力。

印度为何不进行软件行业产业升级呢？ 由于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约达亿，再加上它的教育体制限制，缺乏充分的高端人才供给，使得印度基于外包模式的软件行业无法进行产业升级。

印度的教育走的重视重高等教育，轻视基础教育模式，高等教育可以”直追“咱们，但基础教育却停留”非洲水准“。比如2013-2014学年，印度小学阶段辍学率高达21%，小学到初中阶段高达39%。

《经济学人》称据一份非政府组织的调查报告，大约有一半的印度五年级学生看不懂提供给二年级学生的课文，另外，仅有四分之一的五年级学生能掌握除法。

印度在识字率上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基础教育辍学率居高不下的前提下，高等教育规模却扩大很快。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15年已经到了。

虽然印度也有像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这样的顶级学府（录取率不到3%），但早已经成为了向美国硅谷输出人才的后花园。

印度IIT毕业的天才学生几乎都移民去了美国，成为了印裔硅谷高管，比如谷歌和微软的CEO往往是美籍印度人。

印度的人才流失一直是印度IT产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毕业生会选择离开印度，是全球软件人才外流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些外流人才一大半去了美国。印度的工资水平低、工作环境差，让印度的高 科技 人才纷纷流向欧美发达国家，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也导致了本国的软件行业无法进行产业升级。

因此，如果真正让软件业领独领风骚，必须吸引软件核心高技术人才，或者培养孵化类似于微软及谷歌这样的软件公司，打造软件业的高端产业链及技术把控能力。

印度的优势是软件业比较团结，特别是在美国，印度人和印裔很团结，往往喜欢抱团作战，是其一大优点。

印度顶尖的软包公司

1、印度软件外包公司:塔塔集团(TCS)

TCS在全球有100多个分支机构,向55个国家提供软件服务。TCS雇员超过2万名,客户数有近千名, 提供IT和商业咨询服务。除印度本土外,公司在美国、英国、匈牙利、巴西、乌拉圭和中国拥有多个交付中心

2、印度软件外包公司:Infosys

Infosys是印度 历史 上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总部位于印度信息技术中心—班加罗尔市,在全球拥有雇员超过100,000 名,分布于全球27个国家, 56个主要城市设有办事处或分公司。 Infosys股票市一度达629亿美金

3、印度软件外包公司:威普罗公司wipro

Wipro Limited是印度领先的完整服务解决方案供应商,同时也是印度领先的有价值的信息 科技 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企业。在亚太和中东市场,Wipro为国际公司提供IT解决方案和服务。

4、印度软件外包公司:萨蒂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Satyam

Satyam位于印度，在美国、英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加拿大、匈牙利、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日本与澳大利亚的萨蒂扬开发中心为全球提供服务,其中152 家为财富全球 500 强与财富美国 500 强企业。

5、印度软件外包公司:马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Tech Mahindra

Tech Mahindra是印度排名前5的IT公司,在全球90个国家拥有近万名员工,年销售额高达46亿美元。

二、印度的生物技术产业

印度处于热带，在一些药用植物上，印度的天然条件能够获得更好收成。古时印度的香料业就强于我国。

印度被称为“世界的药房”，也被称为“全世界穷人的药房“。印度曾向全球200多个国家出口药品，印度药品一度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20%左右。据统计，印度有近3000家仿制药企业，2017年全球七大仿制药公司中印度就占了两席。因此，印度的仿制药品不仅能满足了本国穷人看病的基本需求，而且每年还大量的出口，并成为印度重要的支柱产业。

全球有大约五分之一的仿制药出自印度，主要有几方面原因：首先印度的制药业比较发达，制药企业研发能力较强；其次是相关政策比较宽松，甚至不惜颁发强制许可证书，为国内仿制药亮绿灯，事实上，没有仿制药，大多数印度穷人根本无法承担高昂的医药费。

特别是一些抗癌类进口药物，价格十分昂贵，比如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由瑞士诺华制造的格列卫，如果折合成人民币，每月仅药费支出就要2万多人民币，一般普通的老百姓根本无法承担。

格列卫在世界很多国家都被授予了专利药物，但印度政府并不授予格列卫专利。原因是： 一是印度为了适应世贸组织规则，修改了《专利法》，早在2005年就开始生效。印度的《专利法》规定，在药物领域只对1995年以后发明的新药或经改进后能大幅度提高疗效的药物提供保护，不支持衍生药物专利。由此，格列卫就被印度视为衍生药物，因此也不受专利保护，印度国内的药企就可以仿制，因此，印度制造的格列卫价格十分便宜。二是为让国内药企仿制一些药物，印度政府还对一些药物实施“强制许可”，从而为国内一些药企生产仿制药去掉了专利约束限制。

事实上，上世纪70年代，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为实现让普通百姓能够看得起病、促进本国制药行业发展两项基本目标，亲自主持了对《专利法》的修订。

从此，印度对食品及药品等民生必需品只授予工艺专利，而不授予产品专利。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印度放弃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上的宽松让本国企业能获得大量仿制药生产许可，从而为印度仿制药提供了快速扩张的空间。

印度生态品种丰富，拥有森林、湿地、海岸、草地、海洋、沙漠等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拥有千差万别的生态多样性，从而为印度的生物资源提供了优越的生存条件，让印度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约占世界生物多样性地区总面积的8%左右。

从记录的野生物种来看，印度拥有世界上的野生物种；在已记录的物种中拥有植物万种、动物万种。从栽培物种来讲，印度是世界上八个作物起源中心之一，至少有166种作物和320种作物亲缘种起源于印度，因此，印度作物基因资源也十分丰富。在已驯化饲养的动物方面，印度仍然具有丰富多样的基因资源，且位居世界前列。

印度的医学院、理工学院等很多都设立了生物技术课程，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已将生物技术列为重点发展学科。印度每年毕业的生物技术专业的硕士一度达6500人，博士达1500人。生物技术人才的大量涌现促进了印度生物技术研发的领先地位和生物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

印度的生物技术产业，在资源、人才、设施、政策等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从80年代开始，印度在古吉拉特邦、拉贾斯坦邦、旁遮普邦、安得拉邦、北方邦等地设立了1000多个生物技术研究开发机构；还建立了10多所合乎国际标准的干细胞培养实验室，成为世界胚胎细胞菌采集最先进的十大研究中心之一；

印度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生物技术信息系统网络的国家，处于生物信息技术领域的前沿领先地位。

三、印度的太空技术

印度卫星的研发和应用技术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尤其是运载火箭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比如早在2009年，印度已拥有4种类型的国产运载火箭：1）“卫星运载火箭3（SLV-3）”；2）“加大推力运载火箭（ASLV）”；3）“极地卫星运载火箭（PSLV）”；4）“地球同步卫星运载火箭（GSLV）”。

印度早在40年前就发射了第一颗遥感卫星，印度还是继美国、俄罗斯、欧盟之后又一个将火星探测器送上火星的国家。

2007年，印度将首个返回式太空舱和3颗卫星用一枚极地卫星运载火箭送入太空，为该国未来实施载人航天计划等获取了重要数据。

印度目前还在紧锣密鼓地实施其探月计划，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在2008年用一枚极地卫星运载火箭将印度首个月球探测器“月船1号”发射升空。

2008年4月28日，将一枚印度PSLV-C9火箭搭载10颗卫星升空。是继中国、美国、俄罗斯、欧洲航天局之后第五个掌握了“一箭多星”的发射技术。印度一箭十星成为当时第一。此后，特别是1箭104星发射成功最为著名，并且创造了世界之最，一直被印度国民津津乐道。

印度之前进行了一次反卫星试验，其反卫星试验其实也意味着，印度将会成为继中国、美国、俄国之后，全球第4个全具备反卫星能力的国家。

四、印度的电影业

印度电影产量世界第一，平均年产量大概超过一千部，根据统计，2018年其电影平均产业规模约合亿人民币。据毕马威的预测，到了2023年印度电影产业规模将增加到约合亿人民币。

宝莱坞(Bollywood)是宝莱坞制片厂外景的简称，位于印度孟买电影基地。宝莱坞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之一，拥有数亿观众。

宝莱坞和印度其它几个主要影视基地泰米尔语- Kollywood，特鲁古语(Telugu)，孟加拉语(Bengali) - Tollywoord，坎拿达语(Kannada)和马拉亚拉姆语(Malayalam)等构成了印度的庞大电影业， 每年出产的电影数量和售出的电影票数量位居全世界第一。

宝莱坞对印度以至整个印度次大陆，中东以及非洲和东南亚的一部分的流行文化都有重要的影响，并通过南亚的移民输出传播到整个世界。

宝莱坞是印度最美丽的一张名片，表现出印度人独特的魅力。 印度的电影明星们在全球名流的圈子里风头强盛，很多好莱坞明星开始往宝莱坞发展。在印度宝莱坞明星的婚礼上，可请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夫妇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可见印度宝莱坞的影响力。

印度电影在电影产业中创造了巨大经济价值。作为不发达国家，印度为什么能够电影行业发展到与好莱坞媲美的程度?

一、金融资金支持。早在1999年，电影业就成为印度政府官方认可的产业，意味着电影从业者可以获得合法的银行贷款。2001年，印度工业发展银行成为第一家为电影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银行。大量资金的支持让印度电影业开始发展壮大。

二、印度电影民族特色极为鲜明。印度电影在歌舞元素及印度民族风光特色的基础上，非常注重电影节奏、意象表达和叙事抒情。把歌舞转化为表达人物 情感 和思想的工具，并与全球市场接轨，并且融入摇滚等 时尚 元素。

三、印度政府对电影产业的大力支持。在1948年，印度政府广播新闻部内设立了电影处、1953年设置国家电影奖、1960年建立电影金融公司、1961年创办浦那电影学院、1964年建立国家电影馆。1952年，印度官方举办印度国际电影节以促进印度电影与世界电影行业的交流。不定期举办，从1975年起每年举办一次。

印度国际电影节是亚洲最早的A类电影节之一，至今已成为亚洲极具影响力的电影赛事。

印度作为世界第二大人口大国，本土市场是印度电影的重要消费地。由于各地语言差异性明显，印度电影为了服务好本土观众，采取根据拍片语言进行了市场划分。据统计，印度电影中有15种当地语言。

据拍片语言的不同，印度电影总体上形成了三大制片中心：孟买(印地语)、加尔各答(孟加拉语)、马德拉斯（泰米尔语），其中位于孟买的“宝莱坞”闻名遐迩。

印度电影本土化的重要措施就是采取平民票价。尤其是印度影片收入与影片成本及档期无关，全国电影票价一律保持在超低水平，目的就是让平民百姓能够看得起电影。2017年印度推行GST修正案后，印度国内票价又再度大幅降低。持续稳定而价格低廉的票价，让平民阶层成为电影院的常客，形成印度全民观影热潮。

绝对是印度理工！IIT！二楼的答案很完整了。

硅谷 (Silicon Valley) 指位于美国加州北部旧金山湾以南的湾区，周边有斯坦福大学，早期以硅芯片的设计与制造著称，因而得名。后来其它高技术产业也蓬勃发展，硅谷的名称现泛指所有高技术产业。

硅谷是眼下标识高新技术的顶尖级名词。位于美国旧金山市湾区南面的硅谷，是指从旧金山向南到圣何塞，大概纵深100公里的一块面临太平洋的平坦谷地。斯坦福大学位于硅谷的中心。就是这么小的一块地方，1998年的产值大约相当于当年我国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这么一块小地方顶我们3亿人左右的产值，真为可观。20世纪70年代开始，硅谷成为世界高新技术的创新源地和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2000年，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大都市区的GDP高达4580亿美元，仅次于纽约和洛杉矶地区；其人均GDP达65090美元，约高出美国平均水平的一倍，是美国人均GDP最高的地区。今日硅谷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源地，是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地区。硅谷发源于二次大战，但在战前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区，工业传统较少，特别盛产大樱桃，直到70年代还到处可见樱桃树。它的工业基础源于两位名教授，一位是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弗雷德里克·特曼，另一位则是固体物理专家威廉·肖克莱。特曼首先鼓励他的学生利用电子技术创办公司，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如著名的惠普公司（电子测视仪器）、里顿公司（军事电子系统）和万瑞协会（电子仪器）都是在特曼支持下创办的。其次，他将斯坦福大学的空地租给高技术公司，以加强大学与工业的紧密联系，形成了世界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斯坦福工业园区，为硅谷的工业发展奠定了雏型；最后，由于斯坦福大学离华盛顿较远，拿不到麻省理工那么多的资助。特曼校长就另辟蹊径，强调斯坦福大学不仅要关心、依靠地区工业，获取项目而发展；大学还要关心企业，协助企业，大力培训地区工程技术人员，密切教学与工业的联系使双方受益共同发展。肖克莱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将其晶体管的研究成果商品化，在硅谷建立了肖克莱晶体管公司。两年后该公司解体，八名该公司职员辞职，组成了仙童半导体公司。1963年由于仙童公司接受了美国军方订货，销售额一下跃升到13亿美元，到 70年代后期绝大多数硅谷半导体公司都是仙童公司的后代，都具有仙童公司技术和管理的遗传基因，生气蓬勃、欣欣向荣。硅谷其实早已存在。只是在过去几年中，特别是1996年以来，显得格外红火。当然主要原因是互联网在全世界的普及。硅谷在不断的创新中变化，60年代硅谷的主导产业是半导体，70年代是处理器，80年代又是软件，90年代则是互联网。硅谷是变化的。硅谷也有起落。比如房价的涨落就是明证。1991年买的房子到1995年房价大概跌了20%，近年来又涨上去了。所以硅谷也不是永远增长，整个创新过程是一个新陈代谢、时起时伏的过程。硅谷最早的创业家是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的两个创办人。他们在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白手起家，在一个车库里研制出了振荡器并创办了惠普公司。现在的惠普公司仍然是硅谷雇员最多的公司。在惠普的发展史上，也有过多次转产的经历，先是做精密仪器，后来又做计算机、打印机等等。另一个对硅谷发展有很大影响的公司是50年代的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硅谷后来许多著名公司的创业人都是从那个公司出来的。有趣的是，当初他们离开仙童公司的原因，是不满该公司老板——因发明半导体而获1958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的专横作风。他们后来自创企业，发誓树立新风气。128号公路高技术产业区位于美国波士顿的西部，波士顿及其附近新英格兰地区原来就是美国东部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区。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初期，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为核心，形成了雷达、远程通讯、工业控制、导航系统及导弹控制的研制开发中心。另外，128号公路所处的新英格兰地区的工业传统组织是大公司，它早期的工业组织是垂直式，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而全”的生产组织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规模经济，降低成本，便于保密和强化控制。这种模式对早期的工业和市场也可能是适应的，但是对面向新市场反应敏感的高技术产业则是不适宜的。来源：() - 什么是美国硅谷？----和128号地区的对比_秋叶_新浪博客128 公路所属新英格兰地区的工业传统模式的大公司对新兴的高技术创新小公司有重大影响，当这些小公司一旦立足发展后，也都模仿传统大公司的模式，如 128号公路红极一时的计算机公司，数字设备公司（DEC），王安公司等都采取了这种模式。在市场多变，新技术新产品生命周期短促的冲击下，就很难转轨调头。二次世界大战后，128号公路曾是半导体工业和计算机的中心，但都先后被硅谷取而代之。在信息网络发展方面更是大大落后了。199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娜李。萨克森尼安(AnnaLee Saxenian)写了一本书：《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该书比较了波士顿附近128公路周围的高科技公司与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发展历程。值得注意的是，波士顿附近有两所著名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又有充足的资金——波士顿靠近纽约这一金融和商业的中心。在80年代前，128公路周围的高科技遥遥领先于硅谷。但是80年代以后，硅谷超越了前者。对此连作者本人都感到意外。她很坦率地说，她在80年代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原来的主题是想论述硅谷为什么将走下坡路，因为那里的生产成本变得越来越高。但后来的事实表明硅谷的收益增长得更快。这引起她深思，她试图去解这个迷，于是写了这本书。而硅谷成功地实现了由国防产品向商用产品的平稳过渡，不像128号公路始终过份依赖国防市场。同时，20世纪70 年代风险资本的大规模兴起，风险资本逐渐取代了军费而成为企业者的主要经济来源。到90年代，硅谷已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技术复合群体，形成了大学研究，企业家和军费赞助三为一体的模式。从国家计划和政府投入看，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所在的128公路地区，都得到比硅谷更多的支持，但是128地区远远落在了后面。硅谷是制度和文化的产物。有了好的制度，好的创业文化氛围，硅谷就会自己冒出来。的确，硅谷是一个奇迹，因为她超出了人们的意料。频繁的人才流动、自由的创业体制、非常分散的决策过程，才能孕育出硅谷。正是由于硅谷缺乏传统的工业历史，与已有经济政治机构的联系薄弱，大学与工业更加开放，紧密而又互惠的合作，成千上万个具有活力的创新小公司的推动，便于进行新颖而又富有生命力的实验，形成了一代崭新的工业系统，使它具有128号公路完全不同的高技术产业组织。从硅谷的情况看，企业家们从技术与市场的规律（趋势）出发，探索出了一整套全新的生产模式———产业网络，这个产业网络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两方面：（1）基础设备齐全；（2）分散化、多样化的生产合作网络体系。首先，是基础设备齐全。由于创新企业及企业家的涌现，企业家各怀绝技，产品能满足特殊的市场需要，但他们缺乏资金、元配件、跨学科知识、生产设备、管理和市场营销经验及法律知识，等等。适应这种需求，经过40多年的发展，硅谷形成了独具特色、基础设备和机构齐全、能支持技术创新的社会化产业网络。其次，是分散化、多样化的生产合作网络体系。这些体系可减少单个制造商内部开发的设备资本投资和亲自进行全部的、垂直的、从研制开发到生产的全部过程。由于这种行业结构的高度分化，形成了形式多样，适应性强和富有弹性和活力的工业生物圈。这些分散化的分散化的协作，不仅对小型创新公司意义重大，即使对发展成为规模很大的公司也受益无穷。128号公路则与硅谷的行业网络绝对不同，它是以大公司为特点，自给自足封闭式的组织，没有形成行业网络和各式各样的支持创新服务设施与机构，因此创新效率和成功率都较低。不论是企业还是地区产业的发展都受制于地区的环境和文化。美国评论家琼斯指出：“与其说硅谷是一个区域，毋宁说硅谷是一种精神。”硅谷与128 号公路高技术产业区发展轨迹的不同，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差异的结果。来源：() - 什么是美国硅谷？----和128号地区的对比_秋叶_新浪博客

加罗尔大学（BU）是印度最好的25所五星级高校之一，在全印度高校中排名第九位。其所在的城市班加罗尔是印度“软件金三角”之一，具有印度“硅谷”之称。 SRM大学被《Outlook Magazine》杂志评为Tamil Nadu地区最好的五所大学之一，在这五所大学中就业率排名第二。SRM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在综合能力排名中，名列第一。 巴拉迪大学2003年被印度高校评定委员会（NAAC）评为“A”级大学.IT类及MBA就业率100%，月平均工资1000美金。 安那大学被大学拨款委员会认定为“优秀学校”，并被国家评估鉴定委员会（NAAC）评为五星级大学，在印度大学综合实力排名中位列第一。由于其工科背景，使其在印度的地位与中国清华大学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