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哲学与陶渊明比较研究论文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是的，我们都会被这句诗描写的环境心境意境所触动，作为千古流传的名句，也的确是大诗人陶渊明在归隐后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融合以及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 那么，陶渊明的归隐思想，到底在后世的影响是如何的，我觉得，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分析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陶渊明一生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陶渊明28岁以前。由于父亲早死，他从少年时代就处于生活贫困之中。第二时期，学仕时期，从太元十八年他29岁到晋安帝义熙元年 (405)41岁。第三时期，归田时期,从晋安帝义熙二年(406)至宋文帝元嘉四年(427)病故。归田后20多年，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陶渊明今存诗歌共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他的四言诗并不太出色。他的五言诗可大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继承汉魏以来抒情言志传统而加以发展的咏怀诗，一类是几乎很少先例的田园诗。陶诗的艺术成是从唐代开始受到推崇，甚至被当作是“为诗之根本准则”。为什么陶渊明会在唐代才开始被推崇，那是因为他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陶渊明在当时只以隐士著称，他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萧统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到了宋朝，特别是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获得了世界的声誉。 由此看来，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以至他的思想，甚至成为了后世文人的精神支柱和归宿。纵观历史，许多文人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他们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以及理由。往往是在想建功立业失败后才想归返艺术，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 而从陶渊明本身就非常充分的说明了这点，陶渊明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把自己树立成一个矛盾体。即使后来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从的他诗：“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很明显的体现出来。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从文学艺术角度来看陶渊明确实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仆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使陶渊明成为一个永不令人生厌的话题。 当然，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不仅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也同样成为了后世推崇他的文人的支柱。“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那么，在艺术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陶渊明，这晚到的推崇和成就，是否是他当时所想得到，当然不可得知，然而我在推崇喜欢他的文学艺术的同时把他的处世方法当作是一种消极的避世，这又是不是犯了很大的错误，也是不可得知，当然，应该没有人最初的最原始的理想就是归隐的。人生在世，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 归隐，应该是艺术。而不是人生目标。

这麽多人回答，算了

我眼中的陶渊明——既握锄头又握笔的农民诗人 轻轻挖开花园角落的泥土，种上三株无名无姓的草儿，悉心的浇灌。 既然草本无名，不若我为你取个名吧！ 这一株姓陶，那一株名渊，最后一株唤明。 陶——渊——明。 ——题记 采菊东篱下，举目眺南山。 南山不可见，唯觉香满怀。 有心云常在，倦飞鸟无从。 笔泄山野句，神醉酒壶空。 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把积极的和消极的人生观念适当地混合起来，我们能够得到一种和谐的中庸哲学，介于动作与不动作之间，介于尘世徒然的匆忙与完全逃避人生责任之间；在世界上的一切哲学之中，这一种可说是人类生活上最健全最美满的理想了。 林语堂曾说陶渊明是中国整个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时，一定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反对。他不曾做过大官，没有权力和外表的成就，除一部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散文之外，也不曾留给我们什么文学遗产，可是他至今依然是一堆照彻古今的烽火。 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是简朴的，风格也是简朴的，这种简朴的特质是令人敬畏，是会使那些较聪明、较熟悉世故的人自惭形秽的。他今日是人生的真爱好者的模范，因为他忙乱中反抗尘世欲望的念头，并没有驱使他去做一个彻底的遁世者，反而使他的感官的生活调和起来。因为陶渊明已经达到了那种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所以我们看不见一丝一毫的内心冲突，所以他的生活会像他的诗那么自然，那么不费力。 陶诗所描写的往往都是些最平常不过的事物，如村舍、桃李、桑麻、榆柳、豆苗、鸡犬等等，这些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一经陶渊明重新审视，便进入了审美的可能，隐退尽了锋芒而泛着桃花源间的落英之芳与东篱黄花秋放之味的气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劳作虽辛苦，结果虽让人感到无奈，但这种无所拘束的田园生活却充满了欢乐，充斥着喜悦。“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尽管劳动还不熟练，但充满希望和美好向往的生活本身就是快乐的。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陶诗所表现出来的忧是一种疼痛，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感。《庄子》里有一则寓言——有一种树，树干粗大却无人砍伐。因为这种树做船船沉，做棺棺朽，做器器毁，做门流脂，做柱生虫，毫无用处，所以得以保存。陶潜犹如这一棵特立独行的树。在黑暗的官场中摸爬滚打一阵后，深知要保全自己就要不为任何人所用。自由的最高境界是摆脱一切束缚。所以他选择自然作主导的田园生活，逃避疼痛。结果，肉体自由了。 陶潜，高出不胜寒，欲乘风归去。便化龙潜回了日思夜梦的高山绿水，田园深处。 归去来兮，倦了的陶渊明回到自己的小屋，洒脱孤傲，无牵无挂。 饮酒作乐，以琴书来消愁，你可曾想到借酒浇愁愁更愁！ 坐车载舟，寻壑经丘，寻美景以排愁抒情，沉醉在这万物复苏，自由任性的世界却又保有一丝清明。又曰：“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说是排忧，不如说是为自己凭添忧愁。 寻高山以放歌，是在宣泄无法再压抑的忧愁伤痛吗？ 顺应自然，乐天安命，安度余生，还犹豫什么呢？陶渊明，你是在犹疑什么呢？听天由命，唾弃自己了吧？难道是任其自生自灭？ 寂寞的烟花在怒放。它们寂寞的无奈，却又不甘寂寞，不甘被人漠视，才不断地变幻自己的装束，不断呼啸着划过夜空。宣泄自己的不满，愤恨！陶渊明如果见了，也会舍下那菊，来哀怜这瞬间的美吧！ 纵然青史已成灰，人却各有性，复言归去来兮。 诗人陶渊明以生命的火焰烛照着他的人生里程，用杯中物消尽心中的块垒，而化作一篇篇珠玑般美丽的诗章，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给后世的文人们留下有益的启示。

陶渊明的一生是有传奇色彩的。他满腹才华却无处施展，饱读诗书缺不尽得志。在看尽了官场的种种黑暗后，他终于决定离开，他要去寻找他自己的乐园……

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是乡里小人也——陶渊明。很早就听说陶渊明很了不起，有骨气，不向权贵低头。陶渊明又名潜，是东晋伟大的诗人，出生在没落的地主家庭，他青年时代有远大的抱负，曾经三次做官，但由于官场的黑暗和腐朽，他最终选择了辞官回乡，过隐居生活。陶渊明归隐后，生活变得十分贫困，要过年了，别人都是忙忙碌碌的，而他家却还冷冷清清的，由于他爱写诗，于是他挥笔写下一副传于后世的对联，上联是：“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横批是：“南北”。读过书的人一看就知道他的意思，上联缺“衣”下联少“食“横批没有“东西”，陶渊明用自己的只是创去连宣泄困苦，虽然身苦，看心态乐观，不改初衷。他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更是勉励后人以天下苍生为重，以节义贞操为重，折腰时心已愧，不趋炎附势，保持善良纯真的本性，不为世上任何名利和浮华所改变。比如他的《五柳先生传》中，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写出了他不涉官场的尔虞我诈，不陷入世俗的恩恩怨怨，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娴静少言，不慕容利，点点风骨，跃然纸上，从不为“五斗米折腰”到“娴静少言，不慕容利”陶渊明在我心中一直以一个独立于世俗之外的隐士形象立居。人生在世，始终一帆风顺是天方夜谭的，面对挫折坚信，我们绝不能望而生畏，徘徊不前，生活的积极者，应像陶渊明一样为自己的志向“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求名利，保持一颗快乐的心，于浊世中，洁身独立。

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对于世情，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有生机。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小隐隐居于山林河泊之中，大隐隐隐居于热闹的地方。隐初在我，不在于物。只要内心真诚、纯净，那污秽的俗事又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呢？在纷繁的琐事面前，污秽的俗事面前无法保持湛然不动的内心，或者手足无措、无力应付，或者心烦或者怒，或者担心自己无法长久坚持操守，只好跑到山林里躲起来，忘记了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一种很不负责的行为，一种懦夫的行为。无责任心、无有能力的人希望依赖山林忘却世事，真正有能力的人、有责任心的人却是匿于市井之中，时时不忘尽自己的所能去救更多的人，兼济天下。持竿垂钓的庄子，欣欣然曰知鱼之乐，楚国聘其为大夫，傲曰宁肯作曳尾于泥中的龟，不肯作受人祭祀的龟骨，然其穷困不得不向监河侯借粮时又哪有曳尾之龟的神采可言呢，并说自己如同车辙中的鲫鱼，只要一瓢水，就能活命，这近同哀求又有什么尊贵可言呢？至于那“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陶渊明境界就更低了，在其作品中念念不忘透露山中生活的坚辛，若真能超脱又何来辛苦一说？史书中《陶渊明传》说“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不堪吏职，说明他对正常的行政事务感到厌烦，缺乏为民服务的热忱，既无办事能力又缺乏职业道德。“岁终令遣郡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 束带见之，也就是把职业装穿戴整齐见长官，在工作中穿上职业装，这在现在也是任何工作者应当遵循的准则，穿戴整齐也是对他人应有的尊重，然而陶渊明却辞职不干了，这种眼中只有自己没有他人又有什么可赞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