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田园诗论文提纲
陶渊明的诗文平易朴实,淳厚有味,语言真切,朴素,简洁,明确,通俗而精练,深入浅出。在编写论文的时候要注意把这些陶渊明的诗词特点理清,那么写作的思路就清晰了。
内容提要:
中国诗坛,人才辈出,其中“五柳先生”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出身在东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他的田园诗不多,却在中国诗歌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厌恶污浊的官场,绝然躬耕田园,矢志不改。在田园生活中,他领略了田园的美好,民风的淳朴,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他还将当时士大夫所不耻的田园风光、劳动生活带入到诗歌领域,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田园诗创作的先河。他的田园诗风格自然质朴,体现了自然质朴的创新美、自然淡永的抒情美、意境盎然的形象美、质朴无华的语言美,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自然”的风格至今都可称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几乎无人能超越其艺术的高峰。
关键词:创新、抒情、形象、语言
学校(院系):*****
班级:*****
学号:*****
中国诗正文:坛,人才辈出。其中“五柳先生”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出身在东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就是第一个以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为题材,创立了我国古典诗歌田园诗派的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末年著名诗人,田园诗派的开创者,别号“五柳先生”。这是作者晚年,时适战乱频繁,作者为了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于是托名“五托先生”,写《五柳先生传》来表现他的志趣。陶渊明的田园诗不多,却在中国诗歌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厌恶污浊的官场,绝然躬耕田园,矢志不改。在田园生活中,他领略了田园的美好,民风的淳朴,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虽他饱受困顿之苦,却不返官场半步。这种高洁的德操常人难以企及,也震撼着人心。他还将当时士大夫所不耻的田园风光、劳动生活带入到诗歌领域,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田园诗创作的先河。
提起陶渊明,人们便会谈起他的隐逸和他的田园诗。他的归隐,绝不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仙踪难寻,而是真真切切的不愿做官,实实在在的躬耕田园。他不仅真正参加了劳动,而且讴歌着田园风光、劳动生活,为诗歌题材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其自然质朴的风格更为他获得了“田园诗人”的桂冠,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语)。我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之所以受到历代特别是唐宋以来诸多名家的推崇,原因就在于其自然质朴的风格。
一、自然质朴的创新美
陶渊明的诗在生活题材上,在语言锤炼上,在表现手法上,都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其田园诗作,继“风骚”,承“三曹”,开诗坛田园之先河。在《归园田居》其三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苏轼与友人读完此诗,在《书渊明诗》中无限深情的写道:“览渊明此诗,相与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矣!”劳作的甘苦,通过陶渊明的田园诗,第一次在文人创作中得到歌颂。四十四岁以后,陶渊明连遭不幸,阅历日深,对衣食和劳动有了更加现实深刻的理解。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劈面则提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可以看出陶渊明高于晋人和文学史上很多优秀作家之处,就在于他以躬耕不懈寻求到了人生的新意境。
他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在语言上的通俗、朴素、精练、深情而近似“田家语”的白描手法,都达到了“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艺术效果。“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的信笔拈来,“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等用质朴语言形象创新性的反映了诗人对劳作的新认识、新感情,苏轼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别此语之妙也。”(《题渊明》)陶渊明的田园诗不烦绳削的佳作,较之晋宋那些穷力追新,极貌写物,因辞累句叠而损伤了真正自然美的山水诗,给人以清新自然的享受。
二、自然淡永的抒情美
诗的生命是情感,陶渊明的田园诗有对田园宁静恬淡乡间生活的写照:“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对他亲躬陇亩则更是自然朴实的抒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农村生活环境较之官场的“雷同毁异,物恶其上”的喧嚣倾轧,更使诗人深感田园生活的清净闲适。在田园劳作中,他也切实找到了和劳动人民“话桑麻”的共同语言:“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仕途痛苦反复使他清醒看到官场生涯与他“性本爱山丘”的心性是不相容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清人温汝能说:“陶诗多真趣。”(《陶诗汇评》)这里点出陶渊明田园诗中那种舒适淡永的一往深情,确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对田园之爱于字里行间真切流出,给人以丰富有韵、回味无穷的美的感染。
元代陈绎真评论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时说:“陶渊明心存忠义,心处闲逸,情真景真,几于《十九首》矣。”《诗谱》这段话点明了陶渊明田园诗所写的事均出自他的真情实感,自然美妙。在表达感情的方式上,陶渊明的田园诗善于把自我抒情自然融合于客观事物中,如《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于自然摹写典型景物中,物我合一,表现了诗人闲适、恬静、淡泊的自我心境。陶渊明田园诗的质朴自然抒情,是和诗的内容相关联的,质朴来自贫困寒微的生活境遇,清净自然淡永是傲视腐化罪恶社会和崇尚自由人生品格的体现。
三、意境盎然的形象美
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创作过程中所塑造的形象是用点染白描手法,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并不着意刻画,苏东坡说:“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冷斋夜话》)所谓“奇趣”,包括诗中流露出的真情实意,也包含诗人艺术上的独特创造所给人的审美意境,古人曾指出陶渊明的田园诗“遇境成趣,趣境两忘”的特点。(许学夷《诗源辩体》)
陶渊明田园诗塑造的形象还富有理想的色彩。诗人在《桃花源记》提出了“桃花源”的社会理想,这里人人参加劳动“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劳动成果归自己,没有封建剥削,“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塑造形象时,能够使景,“依依远人村”;事,“种豆南山下”;理,“欲辩已忘言”,巧妙融合,创造出景、情、理浑融深厚的艺术境界。诗人把对自然景色的观赏体会与领悟到的人生真意联系到一起,使诗歌的景、情、理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正如苏轼所言“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这种独特塑造形象的风格构成了陶渊明田园诗意境盎然的形象美。
四、质朴无华的语言美
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虽然极近普通的“田家语”,却是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而在这精粹传神的语言中又都含有丰富的情感、典型的形象。“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一个“贮”字,用在这里,形象生动新鲜传神,中夏清幽林阴好像是可贮存、可掬取的一泓清泉。“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一个普通的“翼”字,同样使我们清晰动感地看到那和煦南风温存抚爱着欣欣向荣的禾苗的景象,生意盎然。“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平淡无奇的四句诗却写出了一片生动田园生活和谐欢快的声音和气氛。北宋诗人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能够做到如此平淡朴素而又寓意深远,的确难能可贵。他的一些诗句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看似淡然没有精雕细琢,细细品味,其实都是颇具匠心的“奇句”。
总之,陶渊明的诗歌语言就是经过提炼的“田家语”,是自然的再现,简净、含蓄却又至为丰美,是蕴寓于通俗中的神奇。正如苏轼在《与苏辙书》中云;“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著名诗词评论家叶嘉莹教授也评道:“陶渊明的殆无长语的省净的诗篇,与他躬耕归隐的质朴生活,在其省净的简单之外,原都蕴蓄着一种极为繁复丰美的大可研求的深意。”元好问评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虽然陶渊明的田园诗在绮靡文风盛行的东晋并未受到多大的关注,但是到了唐宋以后,却得到了诸多诗人的企慕与推崇。其以无穷的魅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在东晋以后的诗人诗作中找到这种影响的痕迹。如谢灵运的山水诗,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还有诸多的学陶渊明田园诗等。也正如清代文人沈德潜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承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义曹有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可见在中国诗史上,陶渊明的诗歌创作熏陶和影响一大批诗人。陶渊明也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把五言诗的创作推向高峰的一位大诗人。
学校(院系):九江职业大学师范学院
班级:06语文教育(2)班
学号:0631240
[参考文献]:
1、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
2、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
3、袁行霈著《.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北京
4、程郁缀著《唐诗宋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李华主编《陶渊明诗文常析集》巴蜀书社出版,1998年版
摘要:《二十四诗品》历来被视为以诗评诗的典范,作为我国古典文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更加重大。虽然其是否为唐末文学家司空图所作尚不能确定,然而其中对诗歌的感悟与理解的确与司空图的美学思想和理论主张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将司空图的诗歌理论(见于《司空表圣文集》中的“论诗杂作”)与《二十四诗品》进行比较分析,即可见二者的相通之处。 关键词:司空图 诗歌理论《二十四诗品》“论诗杂作”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关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其中汪涌豪先生在《论〈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论异趣》一文中,认为《二十四诗品》通篇充盈道家气息,而司空图一生中儒家思想始终占有主导地位,进而为《二十四诗品》并非司空图所作提供了新的思路。而实际上,儒家思想、禅宗思想共同影响了司空图的后半生;另一方面,从《诗品》内在精神来看,它应是道心、佛性、禅理、儒思的统一,前三者无需赘言,至于儒家思想的体现则有必要说明一下。如果说前三者都表现为对尘世的一种超脱的话,那么儒家则崇尚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在《诗品》中的“幽人”、“高人”、“畸人”都是不拘束于现实而能够实现真正审美精神的主体形象,然而在这些形象的背后我们又隐约可见另一个灵魂,它在慨叹“大道日往,若为雄才”(《悲慨》),感受着“壮士拂剑,浩然弥哀”(同上)——这种发自心底的悲痛,足见其并未全然忘却世事。所以朱东润先生在《司空图诗论综述》一文中这样说:“《诗品》所能表现者,适为诗人当国破家亡之际所造之幻境,其目的在于自慰,其结果则转成幻灭而使诗人深堕于怅惘之境地……”而这样的心情,在当时又有谁比司空图更深有体会呢? 在司空表圣文集里,有论诗短文五篇,即《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与极浦书》、《题柳柳州集后》和《诗赋》,谈到了创作的体会和诗文鉴赏的经验。我们统称其为司空图的“论诗杂作”。按照与汪文同样的思路研读这些作品中所传达的美学思想和诗学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与尚不能确定为司空图所作的《二十四诗品》之间,恰恰有着许多惊人的同趣之处。 一、“品”与“味”的契合 24首四言诗构成了这部《二十四品》,由于最早见于《虞侍书诗法》、《诗家一指》等著作,所以被后世称为《二十四诗品》,简称《诗品》。我想先从这个名称说起,这里的“品”是值得玩味的:首先它不同于南北朝时期钟嵘所作《诗品》之“品”,它不是品级的“品”, “《诗品》,品诗也” (杨振纲《琐言二则·一》),是对艺术人生的思索与感悟,既有对诗歌韵味的咀嚼,也有对诗人心境的解读,生动凝炼地道出了各种创作体验与内心感受。作者从“雄浑”到“流动”细细地品味,从而完成了一次对艺术人生的巡礼。“品”的是一种滋味,这种滋味既指不同诗歌所呈现的不同的格调韵味,也指这种格调韵味中潜藏的诗人的创作心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与“品”相关的“格”、“韵”、“味”,与司空图的诗论体系是相通的。司空图曾在他的《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诗味说”:“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把“味”作为诗歌的第一要义提出来,并指出“味在酸咸之外”,进一步要求诗歌能表现“味外之味”。还是在这篇文章里,谈及王维和韦应物的诗作,司空图赞道:“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在《与王驾评诗书》一文中又赞道:“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在《题柳柳州集后》一文中更有这样的表述:“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搜研之致,亦深远矣。”从以上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司空图是惯于以品味的方式去探寻诗美的,这与《二十四诗品》对各种形态的美的咀嚼玩味又不谋而合。虽然我们还不能由此断定司空图就是《二十四诗品》的作者,但至少可看出二者对诗学研究的视角是一致的。 其次,对于《二十四诗品》名目中的“品格”用语,在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如“渟蓄”、“抑扬”、“温雅”、“澄澹”、“遒举”、“遒逸”、“渊密”、“沉郁”、“清厉”等,虽然远不及诗品面面俱到,但却是阴柔、阳刚并举,而且通观司空图的这几篇文章,虽然字数不多,篇幅不长,但涵盖面却相当之广,简略地评论了从初唐到他所处的时代约30位风格各异的诗人。可见,司空图对前代诗歌有着整体上的把握,对初、盛、中、晚各家各派的特点也是了然于心的。 二、对“全美”的追求 司空图非常注重和强调诗歌的“全美”。“全美”这一概念是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提出的:“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此前,他曾列举了自己的二十几联诗,然后自评曰:“皆不拘于一概也。”在《题柳柳州集后》也有这样一段话:“噫!后之学者褊浅,片词只句,不能自辨,已侧目相诋訾矣。痛哉!因题《柳集》之末,庶俾后之诠评者,无或偏说,以盖其全工。” 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司空图不但在诗歌创作上追求全美,而且也把这种观念运用到了对诗歌的品评上,主张以宽广的视角对诗人诗作进行全面的衡量。他在评价诗作的美学风格时,往往兼顾到了“全美”,如在说王维、韦应物诗“澄澹精致,格在其中”的同时,又从另一方面进行补充说明:“岂妨于遒举哉?”也就是说,在司空图看来,“澄澹”与“遒举”两种风格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于同一诗作中,或是同一诗人身上的,不过,只有以“全美为工”的诗人才能达到此种境界。再者,对于那些诗风单一、诗境狭窄的诗人,司空图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那些自己本身诗才浅薄而又不能以通达的眼光看待别人作品的诗评家,司空图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再来看《二十四诗品》,作为一部诗歌理论著作,一个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丰厚性和包容性。可以说,二十四品各则名目都是在一定美学基准上选定的品格用语,曾有研究者把它们纳入到“素美、壮美、华美”三个范畴内(参见成复旺、黄葆真等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二册第四章),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而这也正与司空图“以全美为工”的诗学主张相一致。实际上,它荟萃了各种美学品格与创作感受,从“雄浑”到“流动”,凡二十四品。但是,从理论的角度看,它到底有没有一个体系,这也是一个在学术界争论了很多年的问题。有人认为,《二十四诗品》在排列顺序上体现出了“脉络”、“伦次”,而所作的解释又不尽相同;也有人认为,它并没有什么的理论体系,只是就诗的意境、风格问题陈述了24则意见罢了。但不管怎样,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诗品的确包罗万象,对各种风格意境及创作经验都有所阐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评论的那样:“故是书亦深解诗理,凡二十四品:曰雄浑、曰冲淡……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之。所列诸体皆备,不主一格。……”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称赞的“诸体皆备,不主一格”,也正是司空图在诗歌创作上的一贯的主张。他曾自评己诗“皆不拘于一概也”,批评贾岛诗作:“大体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 三、两相呼应的诗学理论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诗品》与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两相对照,就会发现,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一个是四言韵文,一个是以散文为主(其中《诗赋》一篇为四言韵文),但是在内容上却有高度的一致性。 1.“思与境偕” 在《与王驾评诗书》一文中,司空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思与境偕”。 用“思与境偕”来概括诗歌创作的意境理论,是对前人诗歌意境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对唐代诗歌创作,特别是对陶渊明以来的山水田园诗创作实践的总结。具体来讲,这一理论主要是针对写景之作提出的,要求作品的思想感情与生活景象相融合,诗人要钟情于自然,并于自然山水中见其性情;在此中,诗人本身被艺术化,成为一首自然与人和谐浑成的诗。诗本身的工巧就有赖于与这种诗化生活情调达到同一,景中含情,景中有“我”。而通观《二十四诗品》,每一则几乎都是一首精致的四言山水诗,都是自然之趣与人之情绪相结合的产物,无一不体现出这种创作观念。 2.关于“气” 《二十四诗品》中最能体现壮美气质的莫过于《雄浑》、《劲健》二则了。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都谈到了对“气”的崇尚。首篇《雄浑》其实就是暗指一股浩大的自然之气,也只有它才能“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而这股“气”在作品里就会呈现出“劲健”的风格。《劲健》一则里首段极言“行气如虹”,突出一个“气”字,“饮真茹强,蓄素守中”也是从“气”的劲健来阐明风格的劲健,也就是指作家或作品的正直健康真实丰富的思想感情。而具有此种风格的诗就会达到“天地与立,神化攸同”的境界。司空图一方面欣赏“澄澹”的诗风,另一方面也对“劲健”的诗风大加赞赏:“愚尝观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这话虽说夸张,仍不失为知音。“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这九个字,乃韩愈诗劲健风格的绝妙注解。而在评论元、白诗的时候,则称其“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与王驾评诗书》),不论这段话说得是否妥当,但足见司空图对“气”的注重。 3.关于“淡” 《二十四诗品》第二则便以“冲谈”名篇,后面又有多处谈及“淡”,可见这又是一个贯穿于其理论中的一重要概念。而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素”、“清”、“浅”、“空”等等,都要求诗人心胸淡泊,恬静自安,发而为诗,吐词朴素自然,饶有超然尘外的闲适意趣。回顾诗坛,陶潜的田园诗,王孟韦柳的山水诗,便是实例。司空图对陶潜的关注在此不必缀言,单从他对唐代诗人的品评上即可见其明显的倾向:在历数了沈宋、王昌龄、李杜、王维、韦应物、大历十才子、元白、刘禹锡、杨巨源、贾岛、孟郊、刘德仁这些诗人后,他所要着力表现的诗人还是王维和韦应物,称道二人诗歌“若清风之出岫”(一说“若清沇之贯达”)。此外,对“澄澹精致”诗风的偏爱,又与其对元白的贬斥相得益彰:因为元白的诗歌,尤其是“因事立题”作“新乐府”(白居易语),力求发挥诗歌的讽谕作用,自然与淡然的境界大相径庭。从另一个角度看,《诗品》虽“诸体皆备”,然而就是没有一则对元白诗风的称道,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4.关于“含蓄” 司空图“三外说”(散见于其“论诗杂作”中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和“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一个核心就是“含蓄”,在阐释“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时,他借用戴叔伦的一段话:“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见司空图《与极浦书》)指出作诗、赏诗都应保持一段审美距离来感受那种朦胧飘忽的妙境,进而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而这些都是对含蓄的解读。这与《含蓄》一品中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一样,告诉我们含蓄的艺术效果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境界,但同时要想做到含蓄,又谈何容易! 5.“实境”与“题纪之作” 《二十四诗品》中的《实境》一则,道出了真切地直接写所见所感而达到的境界。对于实境,作者有明确的回答:“取语甚直,计思非深”,而如何能达到“实境”,则是“情性所至,妙不自寻”。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司空图《与极浦书》中谈及的“题纪之作”。司空图在强调了诗人写景要含蓄隐约,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后,不忘指出一个例外,“然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这与《二十四诗品》所说的“实境”之作是一回事,都注重直观性与可见可感性。 6.对诗歌艺术的推崇 在《雄浑》一品中有“具备万物,横绝太空”一句,与司空图《诗赋》中的“挥之八垠,卷之万象”所言情境气势极为相近,都极言诗歌的无穷魅力。不仅如此,《诗品》作者还有意将诗歌上升到一个“神奇”的境界中去玩味,道出了一些玄而又玄的创作体验:如“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自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含蓄》);“妙造自然,伊谁与裁”(《精神》);“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缜密》);“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清奇》);“情性所至,妙不自寻”(《实境》)“夫岂可道,假体遗愚”(《流动》),这些都说出了创作过程中的所体会到的诗的神奇。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只标妙境,未写苦心”,然而“神”“奇”“妙”的背后却是苦心自见。这一点与司空图又不失为知音:在司空图看来,诗之妙处,亦难以言诠,在谈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时,他深有感触:“岂容易可谈哉”?(《与极浦书》);并明确地指出过“文之难而诗尤难”,又讲“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化,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与李生论诗书》);“知道非诗,诗未为奇……神而不知,知而难状”(《诗赋》),其共同之处是在对诗的神化中,都体现出了对诗歌艺术的崇敬和对更高诗境的追求。 综上,通过《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歌理论的比较,从中确实找到了许多可以相互生发之处,在没有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证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到底是谁之前,我觉得尊重历史上的判断,还是可取的,毕竟,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之间的确有着不可抹杀的联系。正如王寿昌在《小清华园诗谈》中所称:《诗品》“理熟言弥粹”,这样的作品应该是在“深谙古作家”的前提下产生的。而从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但能从容地品评诗坛前辈诗歌的风格特色,而且对有唐一代诗歌发展脉络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就曾言简意赅地描述了这样一段唐代诗歌小史: “国初,主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阆仙、东野、刘德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逾褊浅矣。” 通观司空图一生的诗文创作理论主张,正是在追求主观世界与自然界的默契,人与艺术的和谐,而《二十四诗品》正体现了人的心灵与艺术世界的共鸣,这不能不被视为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之间的一个很好的结合点。我们并没有牵强地生拉硬拽,只是作一种客观的展示,而诸多“偶然”的“遇合”则有力地证明着一个必然的存在,也期待着能有更多新的研究、新的发现来为我们拨开迷雾。但不论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这两个点是否可以连成一条线,他们各自的存在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
论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特色内容摘要: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第一个以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为题材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他的田园诗创立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一个新流派,被历代诗人推崇备至。陶渊明的田园诗其实只是取材田园,貌似田园,其实际意义早已超出田园领域之外,延伸到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中去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深入到陶渊明田园诗的时代感和人民性的精髓之中去认识,探索它的艺术特色。他在一个玄学盛行,唯美主义支配整个文坛的时代里,以崭新的思想内容的诗作卓立于诗坛,表现出巨大的革新精神。所以,对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特色进行讨论,定能学习领略到我们伟大田园诗人的情怀。陶渊明的田园诗的艺术特色可以概括为: 1 .情、景、事、理的交融 2 .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关键词:陶渊明,田园诗,艺术特色论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特色 一.谈田 园诗离不开陶渊明,东晋著名文学家,田园诗人,辞赋家,散文家。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谈陶渊明自然会想起他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名句。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第一个以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为题材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他的田园诗创立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一个新流派,被历代诗人推崇备至。如果仅从他的田园诗的字面上看,诗人之超然物外和物我两忘的超凡脱俗,真有着神仙般的无限风韵。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这是因为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古代最黑暗、最腐败的时期:政权更迭频繁,高门钜族生活糜烂,老百姓食不果腹,衣难遮体,统治阶级和底层民众之间等级森严,差别甚大。在这种情况下,陶渊明出仕做了几年小官之后,终因不愿与腐败的官僚们周旋而宁可还乡归隐。当时的诗坛上也充斥着谈玄悟禅、模山范水之作,在形式上刻意追求绮语浮词、铺锦列锈,而陶渊明却能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的诗作卓立于诗坛,表现出巨大的革新精神,最终达到了同时代人所无法企及的高度。俗话说愤怒出诗人,这说明只有真正有所触动有所感受者才会言之有物,正因如此,陶渊明的田园诗虽取材田园,貌似田园,但其实际意义早已超出田园领域之外,延伸到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中去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不至于仅仅在其文字和形式的表现上徘徊,而是真正深入到陶渊明田园诗的时代感和人民性的精髓之中去认识,探索它的艺术特色。陶渊明的诗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他的诗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平淡自然。这是和他的诗歌内容以及表现上的特点分不开的。他的诗的主要内容是平淡的田园风光,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及处于这种生活中的恬静心境;而又是通过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直率自然地抒写出来,使人感到真好象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自然,日常生活的诗化,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田园诗的总体艺术特 色。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他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1]又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 [2]由此可见他的创作态度。陶诗的声吻和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他的田园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诚地记录了他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田园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正如宋人黄彻所说: “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 [3]陶渊明的诗歌虽然平淡,却不浅薄,相反只使人感到淳厚有味。他的诗歌语言虽然只是极普通的“田家语”,却是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而在这十分精粹的语言中又都含有丰富的形象,这些形象无论是自然风光,或是社会生活,都有着深厚的现实生活基础。如“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荫”,这是写诗人的生活环境。“贮”字虽只是一个平常的字眼,但用到这里却很形象很新鲜,中夏清幽凉爽的林荫好象是可以贮存、可以掬取的一瓮清泉。“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一个普通的“翼”字,同样使我们清晰地看到那和煦的南风温存抚爱着欣欣向荣的禾苗的景象,生意盎然。 二.陶渊明田园诗的主要创作:大都数田园诗都以“高远的理想与志趣;劳动生活内容的反映;田园贫困状况的描写;反映社会生活” 为主要题材,表达自身的社会思想。陶渊明的田园诗的代表作至今存留一百二十五首,其中九首四言诗,一百一十六首五言诗。其中《归田园居》五首、《饮酒》二十首、《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十三首等,另有文、赋十余篇,也都成为传世之作。 田园诗是陶渊明创作的主要成就。 《归田园居》是一组清新自然的佳作,其中第一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生动地摹写了悠然恬静的乡居生活,表达了冲出"尘网"、"樊笼",复归自然的喜悦心情。写闲适生活、弄饴之乐的代表作之一是《和郭主薄》。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诗中写夏日清风,书琴时弄,蔬谷自给,美酒解颐,稚子绕膝,望云怀古的田园风情。写困顿生活的代表作之一是《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副虚期。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诗中写陶渊明向人乞贷,主人赠与并款待他。此时陶渊明非常贫寒,无法像韩信那样回报漂洗衣服的老妇,只能死后在冥府中报答主人。在"躬耕自资"的田园生涯中,陶渊明还写下了对劳动的认识和感受。 《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深刻地表明力田自给符合人生之道,愿与古时隐士长沮、桀溺一样长年躬耕。 《归田园居》第三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更加细腻地写出了劳动中的切身体验。陶渊明的田园诗中还折射出一种"自然"的哲学内涵,《饮酒》诗第五首是后世广为传诵的名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中反映了陶渊明对人生的哲学思考,悠远的心境,纯洁的秋菊,高峻的南山,自由的飞鸟等都寄托了作者安贫乐道的操守与清纯高洁的理想。王安石对此诗大加赞赏,曰:"有诗人以来无此句"。此外,陶渊明还创作了一些抒写胸臆的咏怀诗,主要有《饮酒》、《杂诗》、《咏贫士》、《读山海经》等。陶渊明在政治上一直若进若退,他曾经有过大济苍生,建功立业的猛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是,恶浊的现实使他壮志难酬,最后终于解绶归田。在他的诗作中,透露出一股亢壮之情。他以松菊、孤云自似,热情讴歌反抗强秦的荆轲,"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在《读山海经》之二中,愤世嫉俗的情绪表现得更为激昂:"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诗中讴歌了不向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同时又表达了他猛志难展的愤懑,黑暗的社会政治,使他徒有"在昔心",却没有偿愿的"良晨"。这类诗作表现了陶渊明的另一种风格。陶渊明的文、赋和他的诗一样以质朴自然见长,《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感士不遇赋》、《自祭文》等是历来为人们传诵的名篇佳作。《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赋中的代表作品,作于彭泽辞官归乡之际。这是一篇与官场诀别的宣言书,感情真挚,文笔畅达。欧阳修对此文推崇备至,甚至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一篇而已!"《五柳先生传》也是一篇奇文,全篇百余字,以"不"字贯穿始终,"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文中的五柳先生任情率真,超然世外,表达了陶渊明"自然"的人生哲学。《桃花源记》在内容上接近于小说,因此被收录于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陶渊明在文中塑造了一个没有帝王,没有战乱,自给自足,和平稳定的理想社会。文中写武陵渔人初入桃花源:"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写桃花源风情:"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在这个美轮美奂的聚落中,有儒家追寻的上古之世的淳朴,有老子宣扬的"小国寡民"的宁静,表达了动乱时代的广大人民对太平社会的向往。此外,陶渊明的诗文还被介绍到朝、日、法、德、英、美、俄、澳等国,由此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法国文学大师罗曼.罗兰在给中国诗人梁宗岱的信中说:"你翻译的陶潜诗使我神往"。日本著名学者大矢根文次郎在《陶渊明研究》中写道:"渊明文学在日本的流传,从古远的上代直到今天。不论时光如何消逝,各个时代的诗人、文人和画家们,对于他恬淡高洁的人格的憧憬,对于其诗文的无限热爱从未中断。他们把这些吸收到了的自己的作品中,化成了自己的血肉。他长期地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力,各个时代的人们都从其中得到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他充分地保持了纯粹属于东方文化的特征。今后的日本文学,还会继续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三.陶渊明的田园诗的艺术特色可以概括为: 1 .情、景、事、理的交融陶渊明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陶诗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而为一的、对人生了悟明彻的心境。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只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诗歌创作中,情,景,理三者交融是至关重要的,而情又是最为重要的.离开情的景就没有了生气,离开情的理更是"淡乎寡味"的空理.景和理如果没有浓厚的感情渗透,便失去了作品的生命力。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伴随他锄草归来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在中夏贮满了清阴的堂前林,床上的清琴,壶中的浊酒,以及在他笔下常常出现的青松、秋菊、孤云、飞鸟,都已不是寻常的事物,它们既是客观的又是体现了诗人主观感情与个性的,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且看《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前四句讲了“心”与“地”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只要 “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尘俗喧嚣的干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偶一举首,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仿佛与南山融为一体了。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自己心里构成一片美妙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这种心与境的瞬间感应,以及通向无限的愉悦,是不可落于言筌的。正如《古学千金谱》所说:“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 《拟挽歌辞》其三也是情景事理四者浑融的佳作:“荒草何莽莽,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首诗先写亲友为自己送葬的情事,“荒草”、“白杨”烘托出悲凉的气氛。然后说人皆有死,谁也不能避免,而一个人的死去对活着的人来说并无太大的影响,不必过于执着。最后两句以理语作结,统摄了全诗。死亡是人的一大困惑,这个困惑被陶渊明勘破了。陶渊明诗中的“理”不是抽象的哲学说教,而是在生活中亲自体验到的,其中包涵着生活的情趣。他的田园诗表现了他对宇宙、历史和人生的认识,是探求其奥秘和意义的结晶,而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样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语言表现的,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杂诗》其二)“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其八)这些诗句言浅意深,富有启示性。清人潘德舆说陶渊明“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养一斋诗话》),是中肯之论。 2 .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前人往往用“平淡朴素”概括陶渊明的田园诗的风格,然而他的田园诗不仅仅是平淡,它的好处是在平淡中见警策;它不仅仅是朴素,而且是在朴素中见绮丽。他的田园诗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穷巷、荆扉,而且一切如实说来,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然而一经诗人笔触,往往出现警策。陶诗很少用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只是白描,朴朴素素。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青松在东园”,“秋菊有佳色”,“悲风爱静夜”,“春秋多佳日”,都是明白如话。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绮丽。又如《拟古》其三: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有些朋友并不理解自己的态度,一再劝说出仕。可是燕子却翩翩而来,丝毫也不嫌弃它们的旧巢以及自己这个贫士。似乎燕子在问诗人:我的心是坚定的,你的心也像我一样坚定吗?这首诗好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浅显平淡却有奇趣。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读山海经》其一)“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两个“亦”字,物我情融,耐人寻味。又如:“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归园田居》其五)一条山涧、一只鸡、一根荆薪,这些平平常常的事物一经诗人点化便有了生活情趣,显示出他对邻人的亲切,以及农村淳朴的风俗。“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平淡的十个字便写出了雪的轻柔之美。关于陶诗的这个特点,苏轼概括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4],十分精辟。他的田园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的,只是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5]例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其一)“待”字、“掷”字、“贮”字,这三个动词都是常见的,看似平淡却很精彩,不可更易。陶渊明的田园诗,在人读来初觉平淡,再咏则有“平中蕴奇、枯木茂秀”之感,诗人对于语言文字的提炼运用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他把自己对自然和田园生活的热爱之情融入到诗作之中,使人读之仿佛身临其境,在自然恬静的田园中漫步一样,给人无穷的遐想,正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如《饮酒》之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意言。”这是悠然自得、怡然自乐的乡村生活的写照,透过文字我们看到“面山结庐、抱膝吟歌、采菊观日、笑傲风月”的隐者形象。静谧的山林与倦飞的鸟儿与诗人问答,这时作者的心境不是用语言所能描述的。诗人不愿与世俗同流,极力向往自然和田园生活的愿望也可表现一斑。同时也可以看出诗人对于事物的表现手法和意境的延伸是非同寻常的,寥寥数字将人对生活的态度、对自然的热爱、对事物的描写、对世事的鄙视,表现得一览无余。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的田园诗创立了古典诗歌的一个新流派—田园诗派,被历代诗人推崇备至,甚至被看成是“为诗之根本准则”。但笔者觉得陶渊明的每一首田园诗都是他唱响的一曲心路之歌,或借物抒情,或以花讽世,或指桑骂槐……其实都是他发出的血泪呻吟,虽然那血没有流在竹简和纸上,但是他的血和泪都是在心里流淌,流出的是苦和悲,是徘徊和忧郁,是一代人无声的抗争,是一曲苍凉的悲愤之歌,是他恨世厌俗的铁骨发出的铮铮亢音。他的人格、他的志向、他的诗情在今天对于我们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注释: [1]《五柳先生传》.陶渊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版.第2页 [2]《饮酒序》.陶渊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版.第4页 [3]《溪诗话》.黄彻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版.第46页 [4]《与苏辙书》.苏轼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版.第9页 [5]《论诗绝句》.元好问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版.第11页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李文初.陶渊明论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3]朱自清.陶诗的深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邓安生.陶渊明年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5]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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