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目前国内学术界大致存在着两种基本思路。第一种思路认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史。最早,李泽厚、刘纲纪就在其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提出这一看法,认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的研究,是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以至社会风尚的审美意识进行全面的考察。所谓狭义的研究,则以哲学家、文学家或文学理论批评家着作中已经多少形成系统的美学理论或观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种观点还认为,广义的研究虽然重要,但限于条件,目前的中国美学史研究还是应该从思想家和批评家着作的有关美与艺术的言论观点入手。[1](P4-6)敏泽也认为,美学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最根本的一点是研究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活动的历史,但由于条件限制,他所写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则把基本的和主要的范围放在有关美学思想的理论形态的着作中。(P1)叶朗的看法与上面所说的稍有不同,但也是把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美学是一门理论学科,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的历史表现为两个系列:一个是形象的系列,一个是范畴系列,研究形象系列的是各门艺术史,研究范畴系列的是美学史。“美学史就应该研究每个时代的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一部美学史,主要就是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的产生、发展、转化的历史”。(P4)张法先生的新着《中国美学史》,也仍然把美学史看成是美学理论和思想的历史。他认为,所谓中国美学史,指的就是从远古到清代末期的审美理论史。它的主要任务是显示中国美学由以产生的社会文化和哲学基础,显示中国审美的独特风貌,显示中国思维在审美上的独特把握方式和理论形态。(P6)第二种思路则以审美文化、审美风尚、审美艺术实践为主要研究和考察的对象。宗白华最早提倡这种研究。他认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不应该要注意表现为理论形态的着作,而且尤其要重视中国几千年的艺术创造。宗先生的这一观点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许明、尤西林等人则提出审美风尚史和审美形态史的研究问题。提出这种研究的基本思路也就是要摆脱美学思想史的束缚,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中国美学史的研究。陈炎新近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则把审美文化史看成是中国美学史研究真正成熟的形态。该书认为,国内迄今为止的美学史着作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形而上”的审美思想史,一种是“形而下”的审美物态史(像诸多版本的《中国陶瓷》、《中国书画》、《中国青铜器》等),前者不考察先秦时代究竟存在着哪些审美风尚和审美活动,而旨在分析孔子说过什么,庄子说过什么,即要从古代文献和古代哲人的理论表述中发现那个时代的审美观念发展到什么程度;后者则着重分析陶器的形状、书画的风格、青铜器的线条与制作等。而审美文化史则介于其间,它将二者统一起来,包容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内容,并标志着美学史研究形态的真正成熟。 美学研究对象问题实际上是与美学研究方法相联系的。把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主要确定为美学思想,以一些已经形成系统的美学理论和观点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看法,其研究方法主要受到西方哲学美学的影响。西方美学史家们明确地把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所以,他们主要是运用哲学思想与文艺、美学思想相互渗透的方法来研究美学,他们所追寻的美学思想和意识最早起源就是在古希腊时期的一些哲学家和美学家的的言论中。鲍桑葵说得很明确:“如果‘美学’是指美学的哲学的话,美学史自然也就是指美的哲学的历史。”(P5)他所写的《美学史》是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所提出的三条原则:道德主义原则、形而上学原则、审美原则——写起。(P24)而西方另一部美学史名着,即吉尔伯特和库恩所撰的《美学史》则以古希腊有关诗与哲学的争论为美学史的开端。西方美学家的这种研究方法对中国美学家有很大影响。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实际上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他们所写的中国美学史,以先秦理性主义思潮为起点,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开端,讲述中国美学思想的发生发展,并得出儒家思想为主,儒道互补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基本轨迹的结论。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也很重视这种方法。不过,他把美学史的起点定位为老子而非孔子,极大地突出了道家哲学和美学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的重大意义。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虽不是以某个哲学家、某种思想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起点,而是强调史前审美意识对中国美学思想形成的意义,强调追溯中国审美意识产生的源头。但就其具体研究方法来说,仍然十分重视哲学思想向美学思想的渗透和影响,把美学思想家的着作和观点作为研究重点。 而重视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审美艺术实践的人们,则更多地考虑中国美学研究的特殊性,并试图在方法论上摆脱西方哲学美学方法的影响。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写成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要了解西方美学的特点,也必须从西方艺术背景着眼,但大部分仍是哲学家的美学。在中国,美学思想却更是总结了艺术实践,回过来又影响着艺术的发展。”[10](P392)在《关于中国美学史研究对象与方法问题》一文中,林同华先生则提出了要以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相印证方法来研究中国美学史,他认为这种方法就是宗白华先生所倡导的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方法,即充分注意到中国审美文化和审美理论的特殊性,注意到东西方美学的根本差异,即西方美学史,是一部以审美哲学为主体,审美心理学、审美艺术学、审美技术渗透其中的审美范畴、命题、理论的发展史,东方美学史(包括中国美学史),则是一部由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相互印证的历史。如,东方许多艺术建筑:金字塔、长城、泰姬陵、吴哥古迹等都没有相应的美学理论系统予以阐发。又,中国舞蹈、建筑、园林、雕塑、音乐、陶器、青铜、玉器文化都十分发达,却无相应的美学理论予以阐发。所以,只有以印证的方法来解决这一矛盾。所谓印证,依林同华先生的解释,就是一种不立文字、不依言语就可以作出的审美决定,一种直觉式的审美决定。许明则认为审美风尚史的研究根本有别于美学思想史,它不是现成的美学史上关于什么是美的论断,而是从大量材料出发得出的理论性结论。它包括的范围也很广阔,有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美学理论四个研究层面。[11]陈炎则倡导审美文化史的研究,他认为这种研究,从方法论意义上说,综合并超越了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研究,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思辨推理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实证分析,而是一种建立在思辨成果和实证材料基础上的解释和描述。[12] 我认为,以上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确立,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都是适用的。但若各执一端,则是不完全和片面的。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来说,哲学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和哲学美学方法运用是非常重要的。美学史研究有着学科的共性,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系统性和哲学思辨性不如西方,就轻视这种研究。因为哲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心灵表现的核心,艺术和审美的问题最终也应追踪到哲学问题上来。试想,我们如果不了解中国基本的哲学观念,如道、气、象、和、仁、有无、虚实等,不了解儒家、道家、禅宗所代表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又怎样能了解中国美学精神和美学意识的构成?而现有的中国美学史着作的研究成果也说明,这种研究是卓有成效的。目前已出版的中国美学史着作中,我认为真正称得上成功的,有创见的,还是应该首选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的几部美学史,即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哲学上寻求到理论支点,或者以儒家哲学思想为主线,或者突出道家哲学的意义,或者强调儒、佛、道三家的融合。这些以哲学美学思想为主干的美学史,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美学史的面貌,对中国美学史学术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开山作用。另外,以哲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美学,把一部中国美学史看成是哲学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避免了把美学史简单地等同于知识史或者说知识形态的研究。在《知识考古学》中,针对历史学研究的思想介入,福柯提出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他认为考古学的研究是对历史学研究思想史方法的摒弃,是“对它的假设和程序的有系统的拒绝,它试图创造另外一种已说出东西的历史’”。[13](P175)我国有研究中国美学史的学者亦认为:“美学史应该研究审美意识的原始记录和理论概括。”[14]我认为这些看法隐含着把美学史的研究变成纯客观的知识形态,而抹去美学史研究的思想光辉的危险。黑格尔说:“哲学史所昭示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15](P7)哲学史也罢,美学史也罢,它所展示的都应该是人的精神和心灵发展的历史,它不应该变成原始记录和纯客观描述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研究主体就必须具有自觉的哲学意识。但是,在运用哲学方法研究中国美学史,考察作为理论形态的哲学美学思想史演变的同时,我们切不可以忽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美学史不仅是哲学美学思想史的研究,而且也是审美艺术史的研究。宗白华先生提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不仅要注意理论形态的着作,而且尤其要重视中国几千年来的艺术创造,要在中国古代各部门艺术的美感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中研究中国美学史[16](P26),这一看法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不仅在于,中国美学的构成形态不同于西方美学,相对西方美学来说,在理论系统性和逻辑思辨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美学着作多以感悟性、品鉴性形态出现,多是就具体艺术门类所谈的看法,是艺术家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且还在于中国美学自原始社会始,就有非常丰富的艺术审美实物(如彩陶、玉器等),后来,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艺术品类。宗白华先生之所以反复强调中国美学史研究不同于西方美学史的研究,要紧密结合中国艺术实践展开,也是基于中国美学史的这一基本事实。林同华先生提出用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互相印证方法来研究中国美学史,也是符合中国美学史的实际的。中国美学有一重要特点,那就是它所面对的审美形态和艺术形态特别丰富,不仅诗、画、书法、音乐、舞蹈、戏剧历史悠久,而且建筑、雕塑、陶瓷、玉器、青铜器艺术审美形态也很发达,但它们在美学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和阐发,这就需要用印证方法来解决这一矛盾。比如,要确认先秦美学为什么崇尚“大”,汉代美学为什么有一种厚重、恢弘的气象,魏晋时期崇尚“清”,宋元之后为什么走向世俗,归于平淡和俗艳,这都不是美学思想家、理论家所提出的观点和范畴所能解决的问题,必须联系同时期丰富的艺术审美形态和现象来印证。审美艺术史的研究,实际上也就是用艺术审美文化来印证美学理论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不过,在提倡印证方法的同时,我们一定不能轻视理论本身的价值,不能以审美直觉、体验、感悟的方法去代替审美哲学分析和理论概括的方法。因为,美学史考察的对象虽然广泛,不仅是理论形态的东西,还应该包含大量的形象形态、作为艺术审美实物而存在的东西,但它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建立起审美观念和审美思想的历史。所以,我们提倡以印证的方法去把握中国美学史,同样离不开美学理论史和思想史自身发展的线索。不然,我们的美学史研究就成为一般的艺术史研究,而失去美学史研究应有的理论和精神内涵。宗白华先生在这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示范,比如,他用《考工记》中的“梓人为笋”的工艺实例来说明“虚实结合”的思想,用《易经》的“贲卦”来说明文质关系,用《易经》的“离卦”来说明中国美学中“附丽为美”的观念,都是很好地运用印证的方法解决了审美理论和观念史研究的一些问题,而没有把审美艺术史的研究变成一般的艺术史的研究。 第二,审美文化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对把握中国美学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不可能只存在于美学家、思想家、文艺批评家的理论着作和观点中,它也存在于社会礼仪、风俗习惯、文化制度和文化心理中,存在于与这些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相关的艺术审美实践中。审美文化和风尚史的研究,对扩大美学研究的领域,更深入地把握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审美意识和精神本质,都是非常必要的。比如,研究先秦美学和中国上古时期的美学,中国文化性质怎样,原始宗教和神话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什么地位,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方式怎样,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个中心,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因革关系怎样,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还是剧烈变化,原始汉字、礼制文化、饮食文化对中国文化起源和发展具有什么意义,等等,弄清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又比如,许多人在谈到中国美学时,都很重视先秦典籍中,如《周易》,和孔子、老子、庄子、孟子等人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美学意识,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文化缺乏更深的了解,不能从更宽广和深远的文化背景,如从远古神话宗教、生殖文化和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和饮食文化等来观照它,我们也不可能追溯到这种生命美学意识真正的根源。再如,要了解儒家美学精神,了解孔子的仁和礼的学说对中国美学的影响,若对夏商周三代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原始巫觋文化如何演进为祭祀文化、礼乐文化的历史进程缺乏了解的话,也是不可能的。同样,要说明道家哲学美学思想和思维特征,对中国原始思维特征和南方楚文明及巫史文化缺乏了解,也是很难说清的。 所以,审美文化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意味着研究领域的扩大,也意味着研究方法和研究形态的成熟。不过,我们在强调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研究的同时,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美学史还原为审美文化史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因为,美学史研究的最重要目的还是在于揭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和精神,并使其获得理论和思想形态。而从方法论意义看,审美文化史、审美风俗史的研究又需要美学理论和思想的指导,如果没有这种指导,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实际上也很难进行。所以,即使我们重视审美文化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也不能忽视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史的研究,不能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割裂或者对立起来的。相比较起来,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处于更重要的地位。审美风尚史和审美文化的研究只有在充分凸现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和思想内涵时,才具有普遍意义。有的学者提出审美风尚的研究可以称为审美民俗学的研究,认为审美风尚的研究包括了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美学理论四个层面。[11]这种概括就不恰当地扩展了审美风尚史的研究范围,它把美学理论的研究看成是风尚史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的研究对审美风尚史研究的指导意义。还有学者提出,审美文化史的研究从内容和方法上都包容并超越了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研究。[12]这在笔者看来,也是不够妥当的。因为,依我们对文化的了解,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多个层面,而狭义的文化则专注于人类的精神创造及其结果,属于精神文化的领域。审美文化虽不排斥物质文化的东西,但它主要属于精神文化的领域。而思想价值又属于精神文化领域的核心层次。所以,审美文化史的研究只能指向而不可能包容与超越审美思想史的研究,它只有在充分凸现美学史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时,才真正具有意义和价值。
美的定义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答案。如果以美是我们自己心理意识对外界事物的感受来说,那么它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心理状态与外在世界的一种协调对应、共通的感受。儒家以善为美,和是善,仁是善,义是善,礼是善,都是由意念、伦理、道德等思想境界的修为而出现的感受。以体制、秩序、关系为儒家美学意识的特征。道家以自然为美,讲究顺应,讲究无为,都是出于宇宙的辽阔、人类的渺小和局限而来的感叹,是从有限和无限、无为与有为的辨证中而出现的感受。以自然、简洁、朴素、清净高远为道家美学的思想特征。佛家的一种中国化表现形成了禅宗,在禅的思想境界中,有很多与道家的思想类似,但是它的主体意识是来源于佛法的,也就是对“缘起”的概念的影响,在意识上不再有有限和无限的客观对立,而是以个人的自我觉察、心性的解脱为主,从道家的客观观察者变为主观决断者。形成一种既超脱又平常、从复杂到简单的意识状态,以象征和蕴意为主要特征。
中西审美差异及原因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是两种不同思想文化体系的美学。他们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各有其不同发展史,中西美学是最为古老、最具特色而至今最有影响和活力的两大美学理论体系。以孔子和老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美学是经验美学、伦理美学和社会美学。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美学是理性美学、宗教美学和心理美学。中西方在审美方式上、审美心理上和审美理想上存在着种种差异。一、在审美方式上中国古代在审美思维方式上是实用理性,“贵悟不贵解”②主张审美主体要进入“悟”的心理状态去体验美和创造美,要求审美主体在“心与物会”、“神与象交”、“情与景合”的浑然统一中,去体悟宇宙万物的生命意蕴和美的性质。因此,主体在审美观照中,只注重事物内在的规律性和一致性,对阴晴晦明、风霜雨雪、月落乌啼、水流花谢等种种自然现象,都不采取细致分析的态度,而是以心灵去冥和自然,畅我神思。西方古代在审美方式上是思辨理性,“贵解不贵悟”,强调理解、思辩,主张审美主体要注重理性自身的逻辑性、严密性和完整性。二、在审美心理上中国审美心理偏重于情感和理智的统一,偏重于内容的和谐。中国儒家美学将美看作是美和善的和谐结合,就是要在审美活动中用来束缚情感,从而将审美情感纳入特定的伦理轨道,让情在理智的约束下有限的活动,从而使先天的情感欲求符合后天的伦理规范。西方审美心理偏重于心灵与理智的统一,偏重于形式的和谐。西方传统美学将美看作是真与善的和谐统一,强调在审美活动中,要用灵魂束缚肉体,用理性压抑感情,认为“最高的美不是感官所感觉到的,而是要靠心灵才能见出的”。中国在审美体验中,往往以理节情,注重向内心和向无限的超越:渴望从有限中发现无限,所以中国人喜欢登高远眺,喜欢极目抒怀,强调澄怀观道,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西方更讲人的天才禀赋,而中国更重积学修身。中国讲“养气”,重“虚静”,协调内心,不致过度激烈。中国审美体验的最高范畴是“畅神”、“悦志悦神”,更重视内在美的人格修养。西方最高的美是上帝,是神,更重视非理性的外在美。三、在审美理想上中西方在审美理想上都以“和谐”为美的最高理想,然而不同的是:中国人对儒家的“中和之美”表示认同,从而侧重审美主体的心理属性;西方人对柏拉图的超验的和谐理想表示认同,从而侧重审美对象的物理属性。其实,无论在中国的心理结构还是在西方的物理结构的背后,都还隐藏着深刻的思想内容,这就是中国的“人人之和”和西方的“人神之和”。中国受孔孟儒家思想的影响,历来把协调人心、稳定社会看成是审美活动的最高理想。西方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影响,强调只有当灵魂受到宗教的洗涤与净化之后,才可能透过物体和谐直观上帝的和谐,从而在精神上与上帝融为一体,这种最高的审美理想,就是人与神的和谐统一。在中国与西方审美文化剧烈碰撞之际,审美意识彼此相互融通之时,进行中西审美差异的比较,进而探索中西方人格的差异,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的美学思想体系,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反思自身,从而建立起既符合经验传统,又具有现代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中西审美差异产生的原因产生中西审美差异的原因要从中西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审美理想的发展演变来看。儒、道思想集中代表了汉文化不同于世界其它民族文化的基本特质。儒家美学的中心概念即是“中和之美”,强调以文权体制为中心的宇宙间的一切的普遍和谐,“中和”的宇宙是一个以现实政治和人伦社会为中心的整体和谐的宇宙,它作为儒家文化的理想是美的极致。儒家美学的最大贡献是为中国文人提供了一种普遍关怀一切存在的心灵,正是这种心灵决定了中国诗画中的那种“提神太虚”“散点透视”的空间构造和它的宇宙感,人生感。道家所尊崇的是天地万物的自然而然的生成之道。道家美学的贡献是为中国艺术提供了一种审美的境界,它的基本特征是“虚静”和“空灵”。庄子主张把自我同化于自然整体,最高的艺术境界是同于自然的一片无我而又充实的虚灵,一种“淡然无及而众美从之”的境界。在西方美学中,希腊文明向西方艺术提供了一种以神圣的形式为中心概念的美学价值,基督教文明则向西方艺术提供了一种以光和色彩为特征的美学价值,二者相互渗透和彼此共同构成西方美术在美术风格上的总体面貌。
对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美学思想的感悟论文
在平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里,我们时常会因某些事或人产生新的想法,这个时候,就可以写一篇感悟的文章,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为了帮助大家掌握感悟的写作方法,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对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美学思想的感悟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论文关键词 :老子 无为而无不为 合目的性 合规律性
论文摘要: “无为而无不为”是老子美学思想的重要观点,它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们现在的学习,生活,以及世间万物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吸收老子美学思想的精髓并把它很好的运用到我们的学习生活当中。
绪论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音乐美学思想在世界音乐美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是与希腊,印度音乐美学三足鼎立的一门音乐学科。当谈及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时,人们免不了会提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音乐美学思想。本篇文章我仅代表个人对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美学思想谈一些自身的体会。
一·老子的简介及“无为而无不为”的美学意蕴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致力于“柔弱”“无为”的个人道德修养。其主要著作《道德经》是道家学派最具权威的经典著作。关于“无为而无不为”的美学思想,老子视其为化生万物的法则,其中包含了对美的重要规律即自由与必然,和目的与合规律的理解。所谓的自然,即自来如此,本性如此。所谓“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并非毫无作为,而是指道孕育,衣养万物,并顺物之性让其充分发展,此外不再另有目的与作为。“无不为”是说道由“无为”而成就了万物生命和世界之美,最终达到目的。老子认为:人只有处处顺应自然规律才能取得自由。深刻的意识到了自由与必然的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的统一。如在《道德经》第34章这样说:“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为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不名有,不为主”指道化生万物而不另有别的追求,它不以造物主自居。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64章)完全遵循万物之性而让其生长,此外不另有自己的目的与作为。此即“无为”而正是由于“无为”道又达到了“无不为”成就了万物的生长和世界之美“成功遂事”最终达到了目的。它不自以为伟大,也不追求伟大,却又成了真正的伟大,显得无比伟大。也就是所谓的“成其大”.可见道之所以成功,在于它把自己的目的,追求完全融于万物的本性之中,而不是在此之外令有追求。从目的与规律的关系说,目的是融于规律之中,而不是外于规律的。两者相互渗透和统一。以宇宙万物的生命运动来说,万物各有其性,只有符合其生长规律,万物才能各显风采,世界才能成为美的世界。反之,如果违背了万物之性,拔苗助长,这就违背了自然规律,物性被扭曲或被扼杀,世界就变得丑陋,无美可言。可见,老子从万物的生命运动中看到了大自然中一切事物的产生变化都是无意识的,无目的的,但其结果又都是合乎其某种目的的。自然并没有有意识的要去追求什么,达到什么,但它却在无形之中达到了一切,成就了一切。
二.“无为而无不为”美学思想对我们的启发
从以上对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美学思想的简单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老子美学思想的精髓就在于他主张一切以自然为主,合乎自然规律的去做每一件事,不能急于求成,要抱着一种“无为”之心来用心去做每一件事,只有这样才能“无不为”其实静心思来老子的这种思想对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它不仅和我们日常的的学习,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大自然中的很多事物和现象都在无形之中遵循着此规律。针对此问题我想就我个人观点做一下分析
1.“无为而无不为”对声乐演唱的启发
作为一个声乐演唱专业美声唱法的学生,时常会因为声音技巧达不到老师想要的高度而异常烦恼。声音是个很抽象的概念,看不到摸不到,只能通过听觉来判断其好坏。并且很多时候自己所听到的声音往往和老师所听到的声音是有误差的,自己觉得很舒服的声音在别人听来或许是最不好的声音,所以要想得到好的声音就显得很难,这个难主要指的是对声音概念的把握是否准确。比如老师让学生声音往前走,学生如果把握不好就会使声音过于明亮而显得太白或真声过多失去其原有的美感。这个时候最忌讳的就是心态过急,越是想找到好的正确的声音就越是距离正确的声音远。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往往为了一味的追求自己听觉上舒服的声音而使身体或腔体的某一部分产生了僵硬感,所以声音出来必定是不好的,也就是老子所谓的“如果违背了自然规律,事物就会变得无美可言”。所以当我们在日常上课时遇到类似情景时,不妨多来想想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也就是说,不要把声音想的过于复杂话,顺其自然,投入自己的感情,按照自己最舒服的感觉去唱出最舒服的声音,那么这时的声音则大多情况下是好的。当然,如果一味的追求自然而使身体各部位都处于绝对放松状态也是不行的,因为那样产生不了歌唱时的兴奋状态,自然也得不到好的声音。可能有很多老师都会觉得在他们的学生中最好教的反而是那些思想比较简单的,想的比较少的同学,为什么?因为这些学生大多有一种无所谓的感觉,思想简单,只是跟着老师的思路走让怎么唱就怎么唱,想的少一些,对自己能不能唱的好也不是特别在意,反而能很快按照老师的意思的到好的声音。这也就是所谓的“无为而无不为”吧。当然不是说每个学生都抱有一种‘无所谓’态度就一定能唱好歌,而是针对于对待声乐想的过于多的,总是把自己的目标定的过于高而又总也达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的同学不妨放松自己的心情,以一种‘无为’的态度去静心研究其规律性,研究怎样顺应其自然的规律,这样的话,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无为”转化为“无不为”最终达到了自己想要的目的。所以针对于在声乐道路上不是很一帆风顺的同学(包括我自己)我个人认为,不能过于心急,急于求成就如同“拔苗助长”违背自然去做事,必然事与愿违。其实声音无非就是有一个非常打开的腔体,有足够的气息支撑,有丰富的感情表现,有自身良好的嗓音基础。然后协调好各部位的关系唱出来就可以了,但是说来简单,做来却很难。因为这些部位的协调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使其中的一部分出问题。所以我们要认清声乐以及其他很多学科都是需要一辈子去潜心研究的,只有怀有一颗“无为”之心才能使自己不会过于急躁,心平气和的去研究它,这样我们才能慢慢的掌握其中的规律顺应其规律而行最终获得成功。 以上是针对在声乐演唱中怎样用“无为而无不为”的美学思想来更好的指导自己学习的一些个人体会。其实,不单单是在学习中,生活中“无为而无不为”的美学思想也处处给我们启示,教我们如何去做一个更好的人。
2.“无为而无不为”的美学思想对个人修养及生活的.影响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现代社会里,生活的压力,学习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往往把人压得喘不过其来。我们周围的很多人都在无形之中互相攀比,该比得比,不该比的也盲目的去比,时间一长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做出很多不该做的而事情,从而失去了自己原本以来人性里很珍贵的东西。这样急功近利,不择手段的做事,即使一时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能长久,而且最终会聪明反被聪明误,落的个不好的结果。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压力重重的社会,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使自己不随波逐流,迷失自我呢?我认为真的是要有一颗“无为而为之”的心态,对待什么事情都不要急于求成,顺其自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做每一件事,不要太过于注重其结果,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会少一些你争我斗,大家都只是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也就不会太过于在意自己比别人少得到了什么,无形之中也就调和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家在一起都能和睦的相处,那么整个社会也就会和谐起来。所以,我认为要提高一个人的个人修养,要建立一个和谐,祥和的社会大家庭,“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对我们是很有指导意义的。等到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真的能达到那样一种和谐的境界时,也就没有什么是不可为的了。现在我们国家一直在提倡建立和谐社会,也正是遵循这一原则。
3.大自然给人们“无为而无不为”的启示
大自然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上帝赐给人类最宝贵,最美丽的东西,我们每天置身其中,享受着大自然带给我们的无限快乐。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大自然的保护意识却越来越差,违背自然地规律去改造它甚至是破坏它,我们认为我们是万物之灵,我们有思想和意识,我们可以创造事物,也可以改变事物所以我们就认为我们是万物的主人,可以任意命令和指使万物,主宰万物的生长和发展,可以想怎样奴役就怎样奴役万物。这种想法是多么幼稚和无知呀!这种心态是多么可悲,可叹呀!殊不知我们是依靠万物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万物为我们提供了生机和能量。如果我们真是万物的主宰,那么在我们肆意蹂躏万物的时候,他们就只有忍气吞声,不敢反抗。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比如我们大量砍伐树木,毁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结果是大地干旱,河流干涸,狂风肆虐,黄沙漫天。又比如我们任意扑杀野生动物,一些珍稀动物甚至成了我们的桌上美味,结果导致生存环境日益恶劣,非典等一系列传染疾病蔓延。还有我们刚刚发生的震惊中外的汶川大地震,罕见的雪灾,日益明显的气温高升等等,哪一个不是大自然在向人们做出的反抗。所以我们现代人更要有“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境界,要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去呵护她,改造她,不能为了一时的利益去不合规律的去改造它,只有这样,大自然才会还给人类一个清新,自然的空间。
三.小结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美学思想蕴藏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时刻在指导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更好的去领会其中的奥秘,并且拥有一颗平和之心,以一种“无为”的态度去做每一件事,最终达到“无不为”。
参考书目: 《道德经》 老子
《美学》2003年第一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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