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唐朝,那是风流的年代。吏治清明,百花争鸣的诗坛,文化与经济发达。宽松的政治环境催生了一大批杰出的诗人。山水派,田园派,写实言虚,无所不及。辽阔而又奇美的山水环境,诞生了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俊逸。得意或失意,命途多舛或仕途坦荡。诗人们的境遇是不同的。由此人生也是大不相同。有失意的李白,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诗人的酒量是值得称赞的,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诗句正好印证了这一点。然而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多少丧乱中沦亡了的人,处于战乱,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叛乱,山河破碎。连繁华的长安也是荒草凄凄,人烟绝迹。唐明皇去了四川,捧为手中之宝的杨玉环在马嵬坡下含泪自尽,由此留下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如卢家有莫愁的千古遗恨,读之让人感慨。当他们在高高的殿堂上寻欢作乐时。如果想到会有这么一天,该是怎么样的遗憾与悔恨呢?然而我们只能扼腕叹息了。
运用文字进行创作是文学的基础,我记得作家莫言在演讲词中的最后一段,意味深长的提了一句:文学的用处,就是它毫无用处。我想一千个人,看到此句,会有一千种感想,一千种理解,一千种意味。以至于余味悠长。
让我们回顾战国时期列御冦写的《列子·汤问》,其中《愚公移山》一文刻画了愚公不畏艰难,坚持不懈,挖山不止,最终感动天地而将山挪走的伟大形象。即使放到如今科技发达的时代,有汽车有飞机,如果你家门前有太行山和王屋山两座大山,两座山高有一万多丈,宽有七百里,先不说每天开车绕远路要花费多少时间,就光整日坐在家中想想也足够你悲伤了,好在最后因愚公坚定。为民着想的心感动天地,于是天帝点将使山移。使愚公安享晚年,福及子孙,这难道不是一种享受吗?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失去了父母的关爱与家庭的温暖,却得到了千古美名;文成进藏,远嫁吐蕃,她失去了亲人的关怀,失去了在皇宫里的欢乐,舒适的生活,却得到了西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也得到了坚贞纯洁而伟大的爱情,更换得了汉藏两族人民世代和平和友爱的情谊;保尔柯擦金为了祖国的安宁与繁荣,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失去了健康,成了残疾人,但他“残疾”,却不“残废”,他得到了千千万万青少年、中年、老年人的尊敬与崇拜,李大钊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大地上第一个扛起社会主义大旗,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却得到了后世千万人民的尊敬。这些代代相传的历史事实难道还不够说明悲伤也成为一种享受吗?
如今,钓鱼岛事件,贪污事件,房姐事件等,不都让我们感到悲伤么!但我们真的能让邻国的觊觎和国内的不正之风停止我们前进的脚步吗?虽然我们为此感到悲伤,但同时也给我们每个人当头一棒,告诫每一位中国人我们不能成为东郭先生,对待敌人只有猎枪而不是好酒好菜,这些惨痛的教训,难道不是悲伤带给我们的警醒吗?
悲伤与享受,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绝对对立的两个概念,其实,这两件事是有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的,互为因果的,说极端了,便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两千年前的老子已经发现了,他说:“祸兮福之所待,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老子的福就是享受,他的祸就是倒霉。因此悲伤与享受并不截然对立,有时悲伤的同时也是一种享受。
——叔本华
不同言论逐渐弥漫了当今社会,有各持己见的互不相扰,也有剑走偏锋的针锋相对。如何在取舍之间寻见正确的答案,着实要下一番功夫。你说,未必真,我说,未必对,他说,未必实。
关乎现下社会弊端的讨论随处可闻,新闻媒体网络等介质的发展推动了全民言论时代的到来。人们只要端坐小小机器前,手指轻敲键盘,就能发表自身的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表达欲,也尊重了所有人言论的自由。“网民”成了中国的第三方驻扎人群,这是时代的决定,无可厚非。但恰恰是这第三方的加入使得原本浮华的社会更加焦躁不安,人人都能说,也使得迟早会应了那句老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空间上的距离,认知上的距离,造成了言论上的距离,真实与虚假的距离。能佐证此观点的例子不胜枚举,也就不再举。
若是将与自身无多大关系的第三方撇置一旁,就还剩下一方朋友圈。换言之,就是第二方人群,通常所说的“你”。对于这些“你”所说的言语,我们通常报以更大的信任,至少说这话的人存在于面前切实可见,比起远方的第三方空间看似要实在得多。因为作为生活的初学者,我们的一切认知来源于生活,身旁的朋友自然成了我们认知世界最为重要的渠道。透过他人的双眼拓展自我,是不可置疑的生存法则,没有任何人可以生活在自我的世界。我们又该怀着怎样的心态对待这些“你说”呢?大多数人有自我的一套判断标准,朋友或是亲人在眼中或是心里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取九舍三。面对不同人的不同思维方式,我们无权干涉,更无法妄加评论。
反复玩味“他说”、“你说”,总有餐桌上被他人夹过舍之之物之感。这些取之于他人之物必将立足于他人。如此思考,慢慢产生了时间静止,唯有我在的觉知。这种“觉知”让我与现实拉开一段不小的距离,以至于使我有时间去想想语言本初的意义。
如若要谈社会对“话语权”的隐形争夺,则避不开对其本质的解读。语言文字自发明之始,就是人们传递信息、交流想法的媒介。通过语言,内心的想法得以表达,相对的,理解体会他人的心境也成为可能。语言的重要性从我们面对陌生世界的第一刻就开始体现,广义言之,哭是所有人的第一语言,也是生命最初的见证者。如若说是狭义的语言,从开始呢喃的“爸爸妈妈”,到最后的一句“再见保重”,语言无不是贯穿我们整个生命的东西。
既然语言有如此重要性,且按照耳听八方而博见广闻的观点,我们确是该取万家之言,方能知明而行无过矣。然而对于当今言论的方式,我却要打上一个问号,驳了大众的想法。
我并不反对“兼容并包”的理论,那又为何自称为悖论呢?一是当今社会并未达到我们的理想的境地,二是不同的价值取向已经偏离了是非观判断的本身。这恰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我说”在他人那会成为“你说”和“他说”的潜藏矛盾。除自身以外的空间有着铺天漫地的言辞,到处充满的是别人的想法。这些想法指引着你认识事物,而它绝非你内心本真的想法。此类情况一多,就成了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说的“社会憔悴”。
其实,我们生活的环境还存在第一方人群,就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自身。面对任何事任何人我们都会有自己想要表达的第一观点,称为“我说”。只不过这些最朴真的藏识,往往因为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被掩埋。因为我们并非专家学者,有发言权却没有多少分量,既然言多必有失,那还不如沉默来得保险。于是随意附和几句,成了一个个“规训个体”。
前北大校长蔡元培曾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提到,教育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养成“自由人格”。从自由人格认识到自我的独特性,从而实现自我个性的超越。从中我们可以理解到为何我们身处社会却可以不被其他言论所左右,具有自由人格的个体应该既存在于社会群体当中,同时也应该区别于社会共性。从“你说”、“他说”中摆脱出来,形成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意志的“我说”。人只有完成两层障碍的突破,才能超越自身,达到自由之境。
既然“我说”能培养“自由人格”,由此发展为“自由思想”和“自由意志”。那何必要将“我说”湮没在“他说”、“你说”之后?自由是人的灵魂,也唯有自由之人方能成为世界的认知者、价值的判断者和生命的。
你说他说谁说
他说你说我说
我说他说谁说
谁说你说我说
管他谁说的
听我们的
关于你说我说他说的讨论到此作结,以上言论,都是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