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历史论文5000字

俄国文学的文学成就,主要通过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出来的。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俄国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俄国文学论文 范文 一：俄罗斯文学论文——论《大师与玛格丽特》

摘 要：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夫维奇·布尔加科夫(1891-1940)是20世纪初俄罗斯著名小说家、戏剧家。他的作品被苏联政府“默藏”多年，直到60年代才重获出版。之后，苏联乃至世界文坛掀起了“布尔加科夫热”，对他的研究成为俄罗斯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其代表作《大师和玛格丽特》更成为瞩目的焦点。这部小说被赋予了无以计数的封号：神话小说、情感小说、宗教教诲录、传奇小说，甚至是超小说，因其复杂性和多释性至今仍被认为是个难解的谜。本论文以《大师和玛格丽特》为主要分析文本，旨在探讨它的多重风格与文体杂糅现象，从叙述学的角度对这部20世纪俄国经典小说的特色及主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

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小说创作主题、艺术风格、人物特点

目 录

一、 布尔加科夫生平简介········································2

二、 《大师与玛格丽特》内容简介································3

三、 《大师与玛格丽特》小说主题································3

四、 《大师与玛格丽特》艺术风格································3

五、 《大师与玛格丽特》人物特点································4

正 文

一、布尔加科夫生平简介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 (俄语: 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 May 151891, 基辅 – March 10, 1940, 莫斯科) 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一位俄罗斯小说家、剧作家。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出生于乌克兰基辅市的一个俄罗斯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神学教授。自幼喜爱文学、音乐、戏剧，深受果戈理、歌德等的影响。

1913年，布尔加科夫和Tatiana Lappa结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报名参加了红十字会。1916年，他从基辅大学医疗系 毕业 后，参加了白军。他还曾被短暂征入乌克兰民族军。1919年，他决定弃医从文，成为一个记者。他的兄弟们也都参加了白军，在内战结束后，除了米哈伊尔以外，都流落到巴黎。布尔加科夫从未被允许去西方探望他们。

1921年，布尔加科夫与第一个妻子离婚，与Lyubov' Belozerskaya结婚。在20年代早、中期，他发表了一系列作品，但从1927年开始，他被批评为作品严重反对苏维埃。到1929年，他的任何作品都无法通过审查。 1931年，布尔加科夫与Elena Shilovskaya结婚。Elena即是《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玛格丽特的原型，本姓Sergeevna，Shilovsky是她前夫的姓。她和前夫离婚后，第二天就和布尔加科夫结婚。在布尔加科夫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继续写作《大师与玛格丽特》和其他戏剧、评论、小说、翻译，但无一得到发表。

布尔加科夫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1930年，他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请求说：如果苏联不能使用他的讽刺文学才能，请让他移民国外。斯大林本人给他回了电话，拒绝了他。但由于斯大林比较欣赏他的戏剧《图尔宾一家的日子》(根据《白军》改编)，便给他在莫斯科一家小剧院找到了工作，后来又调到莫斯科艺术大剧院。然而他在剧院的工作并不成功。他还曾短暂地在Bolshoi歌剧院当词作者，但很快离开了。 1940年，布尔加科夫因家族遗传的肾病而去世。

二、《大师与玛格丽特》内容简介

小说从表面上看就是讲了一个魔王撒旦访问莫斯科的魔幻 故事 ：沃兰德(Warland，撒旦的化身)想了解莫斯科的世道人心，就带着几个随从去到那里，用的魔法设置了很多，以检验世道人心的败坏，但几乎所有人都在这场游戏中丑态百出，展现了自己缺陷的人格。主人公大师是一个历史学家，因为幸运地彩票中奖得到一笔巨款，便辞职开始写一本关于圣经中犹太总督彼拉多的小说，无奈小说不为人接受，心情郁闷，住进了精神病院。但很幸运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光里，大师遇到了美丽的玛格丽特，她理解他，欣赏他，支持他，与他一起完成心中的愿望。最终在沃兰德的帮助下，他们获得了超越现实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永生”(最后都死了)。

三、《大师与玛格丽特》小说主题

《大师和玛格丽特》主题广博，线索纷繁，人物众多，小说故事时间延展两千多年，空间横跨天堂、地狱、人间、古代城邦和现代社会，人物囊括神、魔、妖、人、兽。与这种多重叙事线条交错、在不同时空穿行的复合型文体结构相适应，小说的叙事话语也不是单一的，包含着风格迥异的多重话语层次，它们彼此之间对立矛盾，仿佛每种风格层次均出自不同作者之手，但又完美地交融在一起，如同各种风格的大聚会。

小说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沉思索。作品采取怪诞的手法、非现实的人物,诠释了现实生活的本质,赞美了真诚的爱情,对善与恶,现实与理想的关系进行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哲理探索,并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和未来的辩证思考,以及对肉体与灵魂关系的深刻透视。

四、《大师与玛格丽特》艺术风格

1、幽默风趣

由沃兰德担当主角的讽刺寓言式小故事系列贯穿整部小说,这些故事里充满着“笑”的元素,随处可见极富喜剧性的细节｡布尔加科夫施展让人惊叹的讽刺天赋,极尽嘲讽､夸张､逗乐之能事,用犀利的笔撕破腐朽虚伪的社会现实｡

2、庄重肃穆

与沃兰德故事轻松幽默的风格相对立,在彼拉多故事叙事语言的运用上,布尔加科夫突出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和灰暗的色调｡在环境描写上他反复写到耶路撒冷正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险,灾难正向这座古老的城市袭来｡在人物刻画方面,布尔加科夫将他的重点放在彼拉多的内心描写上,用了大量篇幅来刻画彼拉多的内心矛盾,洞悉他细微的情绪转变｡

五、《大师与玛格丽特》人物特点

魔鬼沃兰德

布尔加科夫笔下的魔鬼沃兰德不同于《失乐园》与《浮士德》中的魔鬼，他是属于布尔加科夫的。当布尔加科夫招来魔鬼打乱了整个莫斯科的生活秩序时，我们可以看见布尔加科夫躲在魔鬼背后对莫斯科小市民善意的嘲笑。

大师与玛格丽特

小说进行到一半，小说的主人公大师和玛格丽特才姗姗来迟。从一开始，布尔加科夫就不打算让他的主人公处于现实之中。大师第一次遇见玛格丽特，“爱情就在他们面前蹦了出来，就好像小巷里的地底下蹦出来个凶手，一下子让他们惊呆了。”在布尔加科夫笔下，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爱情具有某种纯粹性。它不是托尔斯泰笔下那种宗教式的爱情，又或者是屠格涅夫笔下那种莫名的冲动，它只是爱情。布尔加科夫需要爱情，于是爱情出现了。在这里，布尔加科夫抛弃了之前他对细节谨慎的关注，他表现出来的自由让人着迷。

在布尔加科夫让魔鬼与现实开了一个玩笑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出现共同组成了布尔加科夫所需要的真实。作为主人公，大师只占去了全篇很少的几章篇幅。与大师相反，玛格丽特则统领了整个第2部。余华认为，大师是布尔加科夫在现实中伤痕累累的影子。事实上，在大师身上，布尔加科夫始终有着隐痛。大师传达了布尔加科夫与现实关系的暧昧。大师坚信自己的作品是有价值的，而在其作品被否定后，他一度陷入彷徨。大师始终在现实与内心之间若即若离。而最后，他在魔鬼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安宁。与大师身上的暧昧不同，在玛格丽特身上，布尔加科夫的写作不再受到任何束缚。强劲的 想象力 冲进每一条缝隙与现实拥抱。现实不再成其为现实，或者说，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了现实。玛格丽特是真正属于布尔加科夫内心的。当布尔加科夫寻找世界的真实时，她成了布尔加科夫的眼睛。可以说，是玛格丽特为布尔加科夫打开了那扇通向世界的门。

无论我们怎么样对待布尔加科夫的创作，接受或是不接受他，我们都应该向他鞠躬致敬，因为这是一名作家，一个以全部的思想和身心忠诚于祖国及其艺术事业的人，他真诚地、从不背叛自我地度过了自己并不轻松的一生。

俄国文学论文范文二：《死魂灵》

一、作者简介 伟大的俄国作家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是俄国十九世纪前半页最优秀的讽刺作家、讽刺文学流派的开拓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一八零九年出生于乌克兰米尔格拉德县的索罗庆采镇的一个地主家庭里，果戈理一家居住乡间，父亲管理着自己的田庄，平时爱写些文学作品，诸如诗歌与喜剧;母亲信仰宗教，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果戈理从小就生活在受文学熏陶很强的家庭环境里，同时乌克兰淳朴浓郁的乡村习俗以及古老的 传说 与庄园生活，都对他的文学素养的培养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父亲早逝，促使他较早的就去外地打工谋生，中学毕业后，果戈理来到彼得堡，曾经在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先后供职，薪俸微薄，生活拮据。正是在打工的生活中，果戈理亲身体验到了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艰辛与困苦，饱尝了人世间的冷暖与心酸，使他看到了社会的本质，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生活痛苦的理解。

十九世纪初，沙皇俄国在卫国战争中打败了拿破仑，国内早期的资本主义日益发展，随之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声势日益高涨，迫使反对沙皇专制的自由思想十分盛行，涌现了许多知名的作家，其中普希金的诗作广为流传，歌唱自由、反抗暴政、颂扬献身精神对果戈理的思想影响很深，种种的这些社会经历与社会思想的发展，促使果戈理积淀了日后文学创作的大量素材和动力。1831年，果戈理开始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1831～1832年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问世，这部小说集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相结合的产物，被普希金誉为“极不平凡的现象”，从而奠定了果戈理在文坛的地位。作品笔调幽默、清新，结合了优美的传说、神奇的幻想和现实的 素描 ，描绘了乌克兰大自然的诗情画意，讴歌了普通人民勇敢、善良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同时鞭挞了生活中的丑恶、自私和卑鄙。之后一改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迷醉之情，而将讽刺的笔触转向了揭露社会的丑恶、黑暗和不平，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标志着他的创作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特别是1837年普希金不幸逝世之后，他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 方法 推向了新的高度，无愧地站在普希金遗留下的位置上，共同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在写作小说的同时，果戈理也开始了讽刺喜剧的创作。1836年4月，著名喜剧《钦差大臣》在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上演，轰动了整个京城。该剧逼真地反映了俄国专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黑暗，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官僚阶级的丑恶和腐朽。

由于远离祖国，脱离生活，果戈理的创作思想发生了危机。他的世界观中根深蒂固的宗教赎罪思想、神秘主义和害怕革命变革的情绪迅速膨胀起来。他竟然要回到宗教迷信和宗法制度中去拯救自己的灵魂和寻找社会的出路，并对过去发表的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表示了公开的忏悔。这一切迷误与倒退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朋友们的严厉批评。果戈理终身未娶，几乎是在穷困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于1852年3月4日溘然长逝，终年43岁。

二、作品简介 《死魂灵》这部小说这要描写了主人公乞乞科夫，作为一名六等文官，一名看似君子而实际是的投机取巧爱财之人，他来到省会N市，结交政府里的各种高官权贵地位显赫的官员，来打通与他们的关系。他为了发财致富，想起一套买空卖空、巧取豪夺的发财妙计，他走访了一个又一个地主，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在市周围的郊区低价购买地主花名册上的尚未注销的死农奴，并以移民为借口，向国家申请无主荒地，然后再将得到的土地和死农奴名单一同抵押给政府，从中获取巨额财富。当他兴高采烈地办完手续后，他的种种购买农奴的罪恶行径被人发觉，继而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后来又被政府公爵逮捕，重重的罪行袒露无遗，他为了活命，为了自己的那笔巨额财富，苦苦哀求摩拉佐夫，后来在旁人关系的协助下，他得以被释放，重新获得自由。

三、 读后感

我用了大约一星期的时间，断断续续的将这本小说读完，由于平时很少涉猎俄国的文学作品，因为作品里的人物名字很长，不便于记住，加之我不太喜欢俄国小说里的情节与环境，一种阴森的潮湿的令人很反感的氛围。读这部小说，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以及一种新的阅读理念去读的。总的来看，小说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其中运用了大量描写，并辅之以一定的夸张荒诞成分。通过对人物形象及环境的大致掌握，了解了沙皇俄国社会的千型百态，农奴制将要土崩瓦解的那段历史，新的社会制度将要应运而生的社会转型形态。任何制度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发展的，都有一个成长发展与成熟衰退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抹杀某一段历史的积极存在性，也不能简单予以肯定弊端，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事物发展。沙皇的农奴制起初有它存在发展的合理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被取代也将是一种不可挽转的趋势。 在这小说里，作者对沙皇俄国官僚、地主、仆人等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大量描述，展现了他们贪图权势财富，贪婪愚昧的精神世界，以及资本原始积累者的欺冷酷的丑露行径，透露了农奴制的行将末路，定将要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的信息。该小说在人物塑造和幽默讽刺的运用和抒情的结合方面，有所独树一帜。在塑造人物性格中，作者使用大量描写刻画人物的肖像，以揭露人物的精神世界，从而展现人物的鲜明性格，与此同时，作者还使用夸张的手法，荒诞的写法，来支配小说的情节故事发展，在荒诞离奇的故事中来突露人物性格特征。《死魂灵》是果戈理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在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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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文章到处都是，一定是老师布置的作业，给你一篇符合要求的文章论文标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论文作者 秦刚论文关键词 ,论文来源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论文单位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有许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只能就编写《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一书所涉及到的几个问题，作一些分析和探讨。一、列宁晚年社会主义建设思路被忽视的原因在读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邓小平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对列宁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探索，邓小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实际上，列宁的探索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他是在经历了“直接过渡”和“战时共产主义”之后，才找到了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的。推行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从俄国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情出发，采取迂回方式或者说改良主义的方法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在重病期间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构思和改革设想，都是围绕这一基本思路展开的。不幸的是列宁逝世过早，没有能够进一步发展他的新思路，使之更加成熟和系统化。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又很快终止了新经济政策，列宁晚年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思路未能在实践中得到持久的贯彻执行。人们在谈到列宁以新经济政策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思路被忽视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多的归结为斯大林的原因。斯大林在列宁之后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对忽视列宁的思路，放弃新经济政策，无疑起了关键性作用，但除了斯大林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从理论来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理论还在发展中，其中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例如，选择新经济政策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方法，这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当时还是把社会主义经济理解为一种纯粹的计划经济形式，只是认为直接过渡到这种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当时无法办到的事情。这种把社会主义经济认定为纯粹的计划经济形式的思想，根深蒂固，不能不左右着人们后来的政策选择。再如，新经济政策从发展生产力、巩固工农联盟出发，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这是对的。但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当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商品生产、商业和货币流通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认为自由买卖、自由贸易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能在有限的限度内利用它们。正因为在思想认识上有这样的历史局限性，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并没有完全深入人心，后来斯大林取消市场经济，搞单一的计划经济，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从实际中来看，实施新经济政策，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政治日益稳定。但是，当时俄共（布）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许多人对实施新经济政策心存疑虑，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充分实施难以保持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难以保证引导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所以，不仅俄共（布）内部有工人反对派等派别反对新经济政策，共产国际也有反对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组织派别和个人。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说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共产国际内部“有些人看见我们在退却，竟很不应该地像小孩子那样大哭起来，在最近这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些同志出于最崇高的共产主义感情和共产主义志向，看到优秀的俄国共产党人竟然退却起来而嚎啕大哭”。（《列宁选集》第2 版第4 卷第672 页）由于俄共（布）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都有一些人对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有抵触情绪，这也增加了长期贯彻执行新经济政策的难度。至于说到斯大林，他在最初是赞同新经济政策的。列宁逝世后，他在实践中也一度遵循列宁的思路和方法，贯彻推行了新经济政策。但是，斯大林同俄共（布）党内许多人一样，对新经济政策缺乏深刻的理解，把它看作是权宜之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临时性措施。斯大林出于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出于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从巩固和维护苏联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出发，提出并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高速推进工业化的方针。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的问题。斯大林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出现，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小农个体经济已无法满足工业化对粮食和原料的需要；二是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利用新经济政策对苏维埃政权发动进攻。他据此提出了全盘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方针，终止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终止了新经济政策，必然中断列宁晚年开辟的社会主义建设思路。二、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功过是非评价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功过是非，是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也是一个众说纷云的问题。就目前国内外情况来看，很少有人对斯大林的历史作用持完全肯定态度，但却有很多人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把斯大林描述成苏联历史的罪人，完全否定或基本否定他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这是不合适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观点和实践作法，包含着很多复杂的情况，也包含着很大的矛盾性。这种复杂性和矛盾性主要表现在：他的理论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方针政策中，往往是正确的内容与错误的倾向交织在一起，有的观点虽说正确，但在实践中却未能很好地坚持下去，甚至被扭曲或完全背离；即使是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也常常伴随着严重错误的出现。例如，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工业化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个成功实际上又是以农业和农民的巨大牺牲为代价获取的，以至造成苏联农业的长期落后。再如，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思想付诸了实践，在30年代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在实践中提出了两种公有制实现形式，但他又过早地提出消灭个体经济和私人经济，并急于把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推进，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践水平。还有，斯大林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有不少正确的合理的主张，但在实践中并没有认真贯彻实行，相反却产生了用个人意志代替国家法律，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党内意见分歧以及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错误。认识和评价有关斯大林的这样一些问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要把有关问题都放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去衡量或评价，而不能以当今已经变换了的历史条件为标准，更不能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否则，就难以得出正确的认识和有意义的结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的失误，出现的偏差，以及所犯的严重错误，同他的个人品质和思想方法有关系，但又不能完全归因于个人的问题。除了苏联是在非常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进行开拓性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俄国历史传统的影响，苏共党内民主和苏维埃国家法制不健全等问题，而这些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一切只有拿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才能对斯大林的功过是非作出客观正确的评价。从这种历史的角度出发，来认识和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这就是：一方面有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又有严重的错误。对于其错误的方面，作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有利于更好地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教训。但无视其有正确的一面，有历史功绩的一面，只看到错误的一面，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也是站不住脚的。总结历史经验，不能搞虚无主义；搞历史虚无主义，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三、苏联社会主义改革未能成功的主要教训在斯大林之后，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几代领导人都对原有的体制进行过改革尝试，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原有体制的弊端。改革的过程中，进中有退，反复无常，最后改革变成了改向，导致了苏联的瓦解。今天回过头去看，在斯大林之后，苏联有过三次改革的良好时机。第一次时机是50年代中期。当时，社会主义已经在多国巩固和发展起来，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被彻底打破了。苏联的经济规模也扩大了，迫切需要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而且原有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赫鲁晓夫也确实主张并实行了某些改革，但他的改革是混乱无序的。第二次时机是70年代初期。苏联原有体制的弊端暴露得更加充分、更加严重，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已受到严重阻碍。勃列日涅夫虽然实行过“新经济政策”，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扩大企业自主权，但很快又草草收场，停止不前了。与此同时，他用“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来掩盖问题，夸大成绩，使人们满足于现状，迷失了前进的方向。第三次时机是80年代中期。但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关键时期却提出和推行了错误的路线，使改革的方向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结果导致苏共变质，社会主义在苏联彻底垮台。人们在研究和总结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看法和观点。应该说，苏联改革历经几十年，都未能取得较大的成效，最后失败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教训恐怕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第一，必须注重发展战略的调整。社会发展战略，是社会管理体制运行的轴心。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当时的社会发展战略而设立和运转的。当时社会发展战略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后来因战争的需要，又特别重视军事工业的发展。在斯大林之后的几十年里，苏联由同帝国主义相抗衡，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逐步转变为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进行核军备竞赛，这就使它的发展战略难以有根本性的调整，长期以军事工业为中心。这样一种发展战略，耗尽了苏联的国力，给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同时也在客观上制约着苏联体制的改革。因为实施这种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有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作保障。发展战略不改变，体制上难以有根本性的改变。第二，必须解放思想，面向实际。思想僵化，理论教条化，是斯大林时期就已经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苏联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没有比斯大林后期的认识水平高出多少。如认为苏联已进入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并进一步得出苏联处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或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结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正在消失，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实现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需要抑制商品货币关系；并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是全民国家、共产党是全民党等论点。这些与苏联的现实有很大的距离。依据这样的理论观点，改革怎么能会深入地进行下去。不解放思想，面向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提出和创造新的理论，是无法推行改革的。第三，必须重视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赫鲁晓夫上台之初就拿斯大林破坏民主、搞个人崇拜问题开刀，似乎是要解决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但他根本没想去改变原有的政治体制。赫鲁晓夫和后来的勃列日涅夫等人在原有的政治体制下，依然在自觉不自觉地搞个人崇拜、家长制等背离民主原则的那一套东西。由于党内缺乏民主，国家民主制度及法律机制不健全，苏联党内很难产生既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能适应时代变化，并勇于改革创新的领导干部；党外的意见和要求也很难集中起来，成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动力。这种情况长期没有改变，一方面扼杀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又为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滋长提供了土壤。这就不能不为改革无法推进和改革最终偏向埋下了制度方面的祸根。第四，必须引入市场机制。应该说，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比较明确，实践上也没有长期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的情况发生。苏共领导人在着眼于改革的时候，也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在改革中没有引入市场机制，是一个教训。这主要因为在理论上一直把市场看成是资本主义专利。不引入市场机制，无论怎么改革，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源配置不合理、效率低下、分配平均主义等原有体制的弊端。苏联改革不成功的教训表明，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里搞社会主义，必须在经济上要一个市场经济充分完备发展的历史阶段。把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