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澄怀观道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室名师牛堂，江苏徐州人。原名李永顺，曾用别号三企。自幼习画，先入上海美专师范科，杭州西湖国立艺专研究生班，师事法国名画家克罗多学习油画，深受潘天寿、林风眠影响，并师从齐白石、黄宾虹学画，曾在多所艺术院校任教。解放后，任中央美院教授、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擅山水、重写生，并将西画中的明暗处理方法引入中国画，将西画技法和谐地融化在深厚的传统笔墨和造型意象之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李可染1907年3月26日生于江苏徐州，13岁从师乡贤钱食芝学习传统山水画，16岁入上海私立美专学习。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入杭州（国际）西湖艺术院，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师从林凤眠等教授，研习西画。1943年应聘为重庆国立艺专讲师，从事中国画教学、创作和工作。1946年应徐悲鸿之聘为国立北平艺专中国画教授，同时师从齐白石、黄宾虹，潜心于民族传统绘画的研究与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一步致力于中国画艺术的革新。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用最大的功力大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为座右铭，使古老的山水画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可染先生的山水深厚凝重，博大沉雄，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促进了民族传统绘画的嬗变与升华。 可染先生自成体系的教育思想，出现了活跃于画坛的"李可染学派"。它不仅是画坛辛勤耕耘70余年的一代宗师，而且在艺术观念的开拓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既影响早已越出美术界，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评价。 1989年12月5日卒于北京寓所，享年82岁。 斋名堂号 [编辑本段] 李可染先生一生中用过6个斋号，分别是有君堂、十师斋、师牛堂、识缺斋、天海楼、墨天阁。其中有君堂、师牛堂、识缺斋、天海楼见有钤印，十师斋与墨天阁不见钤印。有君堂、师牛堂、识缺斋、天海楼有堂匾。 “有君堂”斋号起用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现存作品中，最早见1943年所作《执扇仕女》钤“有君堂”朱文印。1945年《放鹤亭》钤“有君堂”白文印，1947年《醉翁图》钤“有君堂”朱文印，1948年《午困图》钤“有君堂”白文印，1954年《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钤“有君堂”朱文印（这在其50年代写生作品中是极罕见的例外）。最早署款“有君堂”的作品是1943年的《布袋和尚》。差不多与此同时的《荷净纳凉》，以及1946年的《蕉林鸣琴》《浔阳琵琶》《宋人诗意》《暮归》等，还有1947年的《温柔乡里不惊寒》、1948年的《钟馗》，也都署款“有君堂”。总之，40年代作于重庆和北平两地的作品，不管是山水还是人物，多半或署款“有君堂”，或钤印“有君堂”，不见别的斋号。 进入50年代，李可染很少再用斋号。一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氛，用斋号显得封建旧派；二是大部分作品都是野外现场写生，不是画室中闭门所造，用斋号也不适宜。进入60年代，李可染也没有起用新的斋号，仍然沿用“有君堂”，但极少在画作上署款或钤印，仅见1960年的《柳溪渔艇图》署款“有君堂”，但恰似惊鸿一瞥，随后即不再见。直至1983年，才在《春雨江南图》又见“有君堂”署款。同年的《苍岩双瀑图》、1984年的《黄山烟云》亦署款“有君堂”，以后则不再使用。总计前后贯穿了41年。 “有君堂”的来历是这样的：1943年，时任国立艺专校长的陈之佛邀请尚在文委会为前程犯愁的李可染担任国立艺专中国画讲师，他搬进了重庆东郊嘉陵江南磐溪的房舍，可巧的是，屋里地上竟然冒出了竹笋，于是想起晋人“不可一日无此君”的逸事，遂起斋名“有君堂”。从这一年开始，李可染重新研究美术史，想把他认为传统中最优良部分集中起来，提出“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用他四十年后回忆的话来说，“是时钻研传统，游心疏简淡雅”，“虽用笔恣肆，但处处未落前人窠臼”。按照他的说法，重庆和北平时期，应是“所谓企图用最大功力打进去者”。“有君堂”这个画室斋名，应当说表明了李可染对传统的态度，他是把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文人画，当做君子来相交的。他仰慕文人画的清气、逸气、骨气、灵气和率真之气，以疏简淡雅为尚，以放逸恣肆为真。因此，凡署款“有君堂”或钤印“有君堂”的作品，山水画一般都有隐逸情调，人物画一般都是高人逸士或古装仕女。而且，笔墨特征也很明显，用笔迅疾，长线飘曳；用墨烂漫，时作墨戏。题款多用行草，一般少有长题，多为“可染”二字穷款，或许是对自己的书法水平不满意、不自信。人物形象塑造趋于漫画化，性格夸张，趣味横生；山水树木亭舍，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但求神韵。总的风格是不修边幅，有浓厚的魏晋名士气派，与“有君堂”的文化内涵和品位倒也十分般配。 从50年代起李可染不再用“有君堂”斋号，除了政治上和创作方式上的原因，可能还有文化心理上的原因。他提出改造中国画，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改造中国画中的旧文人习气，而他清楚地知道，“有君堂”所追求的文人趣味，恰恰是在改造之列：“元明清文人画及形式主义者，更把中国画从人民的手中抢去，缩小在狭窄的个人主义的圈子里，在效果上也变成特殊阶级的专门‘玩赏’品了”（李可染《谈中国画的改造》，原载《人民美术》创刊号，1950年）。因为有了这样的政治觉悟，“有君堂”是不能再用了。李可染请齐白石老人刻了一方“为人民”的长形白文印，常钤印于50年代的写生作品上。但有时候稍不留意，“有君堂”印又会偷偷溜到画作上，像1954年的写生作品《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不过这可能是个无心之失。但是，1960年的《柳溪渔艇图》署款“有君堂”可就是有意为之了。 李可染最后一个画室斋号是“墨天阁”。应该是1988年开始在有些作品上署此斋号。《密树自生烟》（1988）、《高岩水边人家》（1988）、《暮雨初收夕照中》（1988），都署“墨天阁”。李可染晚年的山水画，都有一片暮云千里的“墨天”。当然，“墨天阁”的“墨天”不是这个意思。中国戏剧界有一句表示职业操守的行话：“戏比天大”。那么，中国水墨画家是否应该也有“墨与天齐”的意识呢？南朝梁元帝萧绎在《山水松石格》中，首倡“笔精墨妙”之说。从唐代开始，水墨的地位被文人推到了极为崇高的位置。传为王维所撰的《山水诀》开篇即说：“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清代石涛说要“于墨海中立定精神”，并有诗句：“墨团团里黑团团，黑墨团中天地宽。”黄宾虹也说要在墨法上力争上游，他的“七墨”说可以说是在理论上对水墨画墨法的一个精彩总结。李可染生性对墨韵有着天才般的敏悟力，他其实一辈子都在“墨戏”中过生活。他对米芾、董其昌、龚贤、八大山人、黄宾虹这些墨法大师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到了晚年，他坚信中国绘画要想在世界艺术之林独树一帜，只能通过展现东方神韵的灵玄墨法来实现。在1987年所作的《高崖飞瀑图》上，李可染题曰：“吾国绘画基于用墨，历代匠师呕心沥血，墨水交融千变万化，臻于神境。杜甫所谓‘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神应泣。’石涛和尚题画句云：‘墨团团里黑团团，黑墨团中天地宽。’极言墨韵之美。此中堂奥，门外人不易知也。”这段话，大概就是“墨天阁”这一画室斋名的最好注脚。中国的墨法墨韵，像天一样清苍，像天一样高远，像天一样深幽。李可染站在自己画室的高阁上，看到的是一片墨天无尽的苍茫浩淼…… 李可染1907年3月26日生于江苏徐州，13岁从师乡贤钱食芝学习传统山水画，16岁入上海私立美专学习。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入杭州（国际）西湖艺术院，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师从林凤眠等教授，研习西画。1943年应聘为重庆国立艺专讲师，从事中国画教学、创作和工作。1946年应徐悲鸿之聘为国立北平艺专中国画教授，同时师从齐白石、黄宾虹，潜心于民族传统绘画的研究与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一步致力于中国画艺术的革新。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用最大的功力大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为座右铭，使古老的山水画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可染先生的山水深厚凝重，博大沉雄，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促进了民族传统绘画的嬗变与升华。 可染先生自成体系的教育思想，出现了活跃于画坛的"李可染学派"。它不仅是画坛辛勤耕耘70余年的一代宗师，而且在艺术观念的开拓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既影响早已越出美术界，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评价。 1989年12月5日卒于北京寓所，享年82岁。 -------------------------------- 详细一点的： ��李可染，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出生在江苏徐州一个平民之家，取名永顺。父亲是贫农，逃荒到了徐州，先以捕鱼为生，后来又做了厨师。母亲是城市贫民。双亲均不识字。 一、耳聪 李可染的艺术世界充溢着大自然的万籁音响，而这个万籁奏鸣的世界在他童年时代已经潜入了他易感的心灵里了。 ��小时候第一次深深吸引他的声音，是一个沿街卖艺求乞的盲琴师奏出的悲凉琴声。此后，每当听到那悠长的、凄心楚楚的曲调，他便怦然心动，几乎落泪。常常，他暗随琴师，听他拉琴，默记弦音，深夜始归。11岁的可染从此谙识不少民间曲调，还自制了一把小胡琴，并拉得一手好琴。 ��42岁那年，李可染画过一幅现实题材的写意人物画《卖唱图》。这幅画在他一系列古典人物画中显得尤为特别。"月儿弯弯照九洲，几家欢乐几家愁。"为女孩伴奏的盲琴师颤动的手指触动着琴弦，似正传出声声不断、如泣如诉、万分悲凉的琴声。那种真情实感，当是画家揉进了自己童年时代久已潜存的心音。 二、启蒙 13岁那年，小学放暑假，可染在城墙垣道玩耍。靠城墙有一片园林建筑，名曰"快哉亭"，后室有几位文人长者在作画。他顺城墙豁口滑下去，伏在窗外观看。从此一连数日，天不亮就在窗外候着，恋恋不舍。一位长者见他对画如此入迷，感叹道："后生可畏！"画师们招呼他进去看画，从此可染便成了老画师们的"研墨童子"。大清早，他就提着小桶到井边汲水，研好墨，等着看长者作画。回到家里，他竟能把所见全幅山水大意背临下来，这使画师们大为惊讶，催促孩子拜山水画家钱食芝为师，原来这里是"集益书画社"活动的场所。 ��李可染正式拜师后，钱食芝为这个小学徒画了一大帧山水，并写了数十行跋文。附诗云："童年能弄墨，灵敏世应稀。汝自鹏捕上，余惭鹢退飞。"钱食芝预感这个少年弄墨的童子将会如同大鹏展翅，相较之下，自己则如同鹢鸟冉冉倒飞了。 三、一字铭 � 1929年，对于22岁的李可染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一个年份。那年，他超越了七年学历，报考西湖国立艺术院首届油画研究生。由于他现场所作的巨幅人体油画，画风雄厚大胆，被慧眼识才的林风眠校长破格录取。其实，那次是他第一次拿油笔，还是同时前来报考的山东青年张眺临阵教给他的。 ��可是，到了课堂上，他有点傻眼。他拿起从未曾拿过的炭条准备画素描，却不知从何下手。他自愧画拙，总是扣放画板，待教授来课堂指导时才翻正过来。画板一角写着一个"王"字，原来那是"亡"字的密码暗示，暗示自已，画不好素描勿宁死。 四、兄弟 "一八艺社"时期的青年李可染。1929年摄于杭州西湖"善福庵"住房前。左为挚友张眺，右为李可染，中为陈唯岑。 李可染的患难兄弟，就是那个临阵教他油画的青年张眺。张眺长可染五岁，与可染同时考入西湖国立艺术院研究部。因为他俩都是高个头、穿长衫、留头发；因为都是穷学生，同住在月租最廉的破旧危楼里；也因为同出同进，形影不离，亲如手足；还因为他们同是进步美术团体"一八艺社"的最早成员，人们称呼他俩是"西湖边上两兄弟"。 ��两兄弟不但用功画画，还勤奋读书。他们住的危楼就在尼姑庙"善福庵"的上方，庙里住着70多岁的老尼姑，天不亮就起来诵经，每当木鱼声声、香火袅袅之际，两兄弟也就起床掌灯晨读了。自定早课两小时，吃完早饭，然后到校上课。 张眺爱读西方哲学、文论，可染爱读中国古籍、画史。在张眺影响下，可染又读了不少世界文学名著。那时，可染和张眺都学油画，西湖国立艺术院的主导思潮是后期印象派，他们在画风上了一度接受了塞尚、高更的影响，但总觉得还有不足。张眺思想敏锐，评古论今，可染以他少时拜师习国画为底蕴，从原来不会画素描、油画，到后来名震全校，这样，两兄弟又有了各自的绰号：一个叫"张理论"，一个叫"李艺术"。 ��"两兄弟"作为林风眠校长亲自主考的学生，李可染考前，得张眺之助，辅导他油画，竟一发而中，破格录取。张眺落榜，经一再申诉得以入学。他俩相互激励，学业进步得快。 ��三十年代初，两人都参加了"一八艺社"的进步美术活动，引起了当局注意和防范。一天，可染从图书馆回到住室，房门洞开，书刊、画页散乱满地，床被、垫褥全都大翻个。李可染一看，连自己的笔记本也给抄走了。张眺已被关押进了陆军监狱。 可染多次探监。第一次送了牙刷、毛巾、肥皂等日用品，后来又送了衣物。可染最后一次探监时，见张眺人瘦下去了。但张眺很乐观，隔着铁窗栏杆低声说："你放心，我天天和狱友挤肩、撞膀子，锻炼身体，我还跟一个狱友学俄文……" ��可染求救于林风眠先生，林先生出面作保，张眺终于获释出狱，但没有在学校露面，而是去了上海。后来他和田汉，同为左翼文艺运动领导人。又到了苏区，曾任苏维埃教育部长，但不幸在左倾路线下蒙冤罹难。当可染得知此情，已是半个世纪前发生的悲剧性往事了。 ��八十年代，可染依然深深地怀念当年"西湖边上的兄弟"张眺，他说："在张眺同志教育影响下，我初步认识了中国社会和它的前途，初步认识了文艺上的正确道路。这对我一生都起了很大作用，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 五、抗战 1938年，抗战初期，持调色板的李可染在武汉 1932年秋，杭州"一八艺社"进步美术活动遭禁，可染在林风眠校长关爱下，悄悄离开西湖返回家乡。九一八事变，激荡着爱国青年的热血，此时可染所在的徐州民众教育馆，以及他在那里兼课任教的徐州私立艺专，成了抗战宣传活动的中心。 ��李可染在民教馆里创办了抗战宣传室；同时创办了黑、绿两色石印的抗战画报，把抗战宣传室的活动内容，演化为更活泼、更通俗的形式，向广大观者群散播开去，在人们的心田里撒下拯救民族危亡的火种。 李可染人物抗战宣传画，是在九一八以后、七七事变之前开始的。1938年，他参加会聚武汉的文化大军是一个转折点，那年他由孤军作战汇入有领导、有组织的抗战宣传活动大潮。直到1942年前后，他才重新开始中国画的创作、研究。这位后来饮誉中外的当代山水画大师，在青春年月里，曾如此激昂地投身于抗战宣传画创作活动，大规模地、忘我地作画，持续10年之久。他先后完成的墙上壁画、布上宣传画、多种形式的宣传画，难以精确统计，少说也有200余幅。这对世界美术史说来，也算得上是一种罕见的、特殊的文化现象。从中可以窥见，作为爱国的艺术家，他胸中跳荡着一颗怎样热烈的中国心。 ��早年徐州民教馆陈列的宣传画，有油画、水彩、水墨、炭笔画……多种工具、形式、题材和品类。其中引人注意的是《甲午海战--九一八，日本侵华史》，以史实性照片、图片为贯穿线，配以漫画、宣传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蓄谋已久的侵华野心和罪行。 �"八一三"以后，徐州民教馆以它固定的抗战宣传室为活动中心，又演化出新的分支："抗战文艺宣传队"和"抗战宣传画巡回展"两种流动形式。李可染发起和组织、领导了徐州私立艺专的学生，邀集美术、戏剧、音乐界的朋友，联合走了街头，那时全国都在沸腾着抗日救国的洪流。 ��抗战宣传画激发了青年李可染的创造活力，他构思敏锐，落笔大胆迅捷，一个人创作起稿，同时就有7位学生紧跟着上色、书写美术字标题。这样画在大幅面白色竹布上的宣传画，完成了上百幅，由青年学生们张举游行，协同抗战文艺宣传队，在城乡巡回展示。两支人马：一支且唱且舞，演出街头话剧，另一支就在近处场地，举办抗战宣传画展。文艺宣传队演出到哪里，巡回画展就在哪里出现，互为配合，相得益彰，轰动城镇，观者如潮，收到极好的宣传效果，成为唤起民心、齐心抗战的响亮号角。 这项自发、自为的宣传活动，持续到1937年七七事变。当时，兵家要地徐州已是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南北通途断绝。可染为谋求机会，持久深入地从事抗战宣传，绕道西安，向着武汉转移。 ��在由武汉经长沙、桂林、辗转重庆的途中，常常由美术开路，画笔打先锋，可染是最得心应手的画家之一。宣传画出现在城乡墙壁上，戏剧演出队、歌咏队随后便出现在街头。控诉日本侵略军破坏和平的家园，号召送棉衣给前线，呼吁援助挨饿受冻的难民同胞，反妥协、反投降、反对做顺民当汉奸，歌颂抗战英雄，成为宣传画的主旋律。其中一幅《敌人被打得焦头烂额了！》由李可染所作，他笔下鬼子兵的狼狈相成为败北日军的典型形象。许许多多街头演剧队，化装鬼子兵，竟不约而同地以此画中的形象为蓝本，其造型特点之鲜明，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六、从师 1950年，李可染与恩师齐白石在北京齐宅合影 1947年，经徐悲鸿先生引荐，李可染终于有幸拜齐白石为师 ��齐白石是近代大写意花鸟巨匠，又是金石篆刻巨擘，但在当时，他的革新思想一再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走着他的"寂寞之路"。他第一次看到可染的写意画就十分欣赏、推崇，后来多次在可染画作上题写画跋，高度评价可染的创造精神。白石老人曾为李作《耙草歇牛图》题跋，老人写道："心思手作，不愧乾嘉间以后继起高手。"一语道破可染艺术的最大特点：不但精于勤，而且深于思。 李可染在齐师身边10年，每天为老人磨墨理纸，看齐师作画。白石老人的花卉，他一笔不画，但他认真学习了齐师的作画态度，用笔运墨之法，还有构思之奇伟，以及大胆独创的精神。 ��齐白石曾赠可染一枚构思奇巧的印章"树下童子"，即树下一人。白石老人赠印时，对可染讲了两句古语："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纳履。"印章取其"不须整冠"、以洁身自好为做人本色之寓意。 ��1957年，可染访问德国期间，97岁的白石老人溘然长逝，可染未能及时赶回奔丧，未尽弟子之谊，成为他终生遗憾。 李可染拜齐白石为师，同时也求教于黄宾虹。 ��他第一次求教黄宾虹，是带了自己大约20幅作品去的。黄师见了可染笔下的那气质厚重、笔墨浑化的水墨钟馗，大为欣赏，兴奋之极，当即要把自己收藏的元代珍品《钟馗打鬼图》送给可染。可染因礼厚太重，敬辞未受。师生结缘，一见如故。 ��黄宾虹精于画史和鉴赏。他品评艺格高低，重要艺术标准是"纯全内美"，一反轻薄浮华之气。黄宾虹70岁以后，山水艺术大成，最后形成其浑厚无比的画风。这一点，促进了可染以"厚重"为核心的审美观迅速成型。 1954年，李可染赴江南写生。那次，他前往黄师家，住了六七天。黄师用装在墙上的小滑轮将自己的藏画一一挂起给可染看，并一一品评，整整观赏了两天。可染见黄师因眼患白内障，戴着墨镜，仍然摸索作画，每日勾山水画稿，堆积成摞。有一天，到了晚上，黄师还在灯下一口气勾了七八张山水轮郭，这使可染十分感慨，喟叹"前辈老师用功之勤苦，实非我等后辈可及"。 ��黄师作画之勤，与齐师比肩，黄师对可染的厚爱，也与齐师等量。此次在黄师身边，黄师每日选一幅当天画稿送给他。可染临行告别，黄师亲送可染上路，走了很远，又以自书楹联相赠，作为纪念。谁知这竟是亲聆黄师教诲的最后一课。次年，黄师辞世。 七、写生 1956年夏，雁荡山写生途中，在深山和采药农民在一起。后排右二背草帽者为李可染先生 奇险的蜀道、江城的朝雾、嘉定乐山大佛、夕照中的重庆山城、万县瀼渡桥，是1956年李可染最关键一次长途写生的重点景观。这次写生，历时8个月，春季由北京出发，冬季始归。 ��可染曾久居山城，重庆有许多美术界朋友，只要打个招呼，川省沿途都会有人热情接待。但既是诚心诚意来写生，最重要的是集中精力，避免应酬分散了时间，也尽量不惊动朋友们，免得干扰各自的工作计划。此行，偕同研究生黄润华，始终以步代车，沿途作画。江上之行，露宿在木船甲板上；山路之行，就挤进骡马店、小客栈。餐宿简朴，途中很是艰苦，写生作画，虽不能"每发必中"，空跑路无景入画的情况也是有的，但天天专注于一，总的收获很大。 有一天，写生之后，年近半百的李可染和二十几岁的黄润华都疲惫不堪，困乏万分，只好借宿在路边席棚客栈里。先生患有失眠症，好不容易刚刚入睡，一阵锣鼓，越敲越响，睡意一下子赶跑了。锣鼓敲近，惊天动地，年轻的黄润华也吃不住劲了。想到下半夜不好过，天不亮还要起身赶路画画，先生这才同意打电话给四川美协。著名版画家吴凡半夜接走了师生二人，真是一次不平凡的接待啊！想当年，可染先生任教重庆国立艺专，年轻的吴凡还是学生。他深知可染师品质为人，温和地嗔怪老师，早该通知来川行程，免受锣鼓之苦。此后染师每次见到吴凡，总要提到那四川锣鼓的威力，自嘲自笑。 ��然而，如此的鞍马劳顿之苦并不影响李可染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在他的后半生、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画的革新探索中，他先后10次到祖国各地写生，实践着他"到生活中去、到祖国壮丽山河中去"的创作信条。所到之处，他必观察探索自然景物风雨阴晴朝夕变幻之奇，完成了数百幅山水写生画稿。以此为标志，他的山水画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笔墨意境独树一帜，在国内外发生了重大影响。 八、澄怀观道 1979年春天，李可染在画室作画 1984年，可染题写"澄怀观道"四字，作为自己美学思想的总结和追求。"澄怀观道"，借用六朝山水画家宗炳语，并赋予了新的含义。宗炳一生"栖丘饮壑，三十余年"，好山水、爱远游，归来将所见景物绘于壁上，卧以游之，谓"澄怀观道"。自赞其至美、至乐之境，曰："抚琴动操，令众山皆响。" ��李可染以此四字，概括自己70年求艺悟道的真谛。他从现代视角，透析东方文化本源，展示中国画跨世纪的前景，升华了对山水画与自然天籁和现代人生活互相关系的美学思考。 李可染关于现代山水艺术价值的再认识、再评价，促成了他的一系列山水新作的诞生：《山林之歌》、《夏山滴翠》、《千山响杜鹃》、《林茂鸟竞归》、《雨后瀑声喧》、《家在崇山茂林烟霞里》、《人在万木葱茏中》，这些有声有色、声色并茂的山水画，不仅开拓了雄迈的精神境界，而且形成了新的艺术语言体系，新的表现技巧。 ��他晚年自创"密林烟树法"，使墨体块、强逆光的山水，疯然改观。茂林、夕阳、瀑布、飞鸟、归鸦，自然万象……悠然于一片葱茏烟云之中，结构成浑化无极的绿色音响的世界。 ��澄怀观道，大道圆通，一体运化，万籁奏鸣，正是李可染大师终其一生求索的真境界。 ◆与世长辞◆ 1989年12月5日上午10时50分，艺术大师李可染与世长辞。 ��在他人生旅程的最后一站，他接受1990国际性科学会议的委托，创作了生平第一幅也是最后一幅抽象画《超弦生万象》，传达了他最后的期待与祝福。那在宇宙空间自由运转的抽象的"点"和"线"，好像一根连绵不断的蚕丝；又好像是大自然的琴声，划出天上人间万籁奏鸣的神奇轨迹…… 李可染（1907年-1989年），男，江苏省徐州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北京山水画研究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委员。50年代曾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西安等地举行山水写生展，并出访德国、捷克。1986年于中国美术馆举行大型个人画展。同年德国艺术科学院授予“艺术通讯院士”称号。1989年逝世。出版有《李可染画集》、《李可染山水写生画集》等，著有《李可染画论》。

"澄怀观道‛是六朝山水画家宗炳语，宗炳一生"栖丘饮壑，三十余年"，好山水、爱远游，归来将所见景物绘于壁上，卧以游之，谓"澄怀观道"。自赞其至美、至乐之境，曰："抚琴动操，令众山皆响。 另外：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宋史〃宗炳传》

出自《南史.隐逸传》“澄怀观道”，本是禅的境界——拈花微笑里领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禅境。这一禅境亦十分精妙地呈示了在审美主客体的交融升华中达到的最高审美境界。“澄观一心而腾踔万象”，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灵所深深领悟的一个审美主题。“澄怀观道”最初是六朝刘宋时画家宗炳对山水（画）美学的一种认识。据《南史.隐逸传》载：宗炳“好山水，爱远游，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将至，名山恐难遍睹，唯澄怀观道，卧以游之。’

“天人”关系，是上个以来中国人与自然的终极话题。先民仰观天文，俯察万物。感知自然变化，以“人道”法“天道”，进而开展农事与社会活动，最终形成了遵循规律。敬天顺时的人文传统，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公元4-5世纪，中国古典绘画的艺术精神，正式成为“体道”观念的图像化呈现——绘画的目的在于实现个体精神与“道”的相与为以，此即南朝宗炳、王微分别在《画山水序》和《叙画》中所云只“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和“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这与老子哲学中的“涤除玄鉴”是一致的，"澄怀"和“涤除”，即洗除心中种种主观欲念，从而使其新能澄澈地体悟、映照自然之"道”。于画者而言，以一种抛弃尘念、超越功利的审美心胸，去体验天地山川、自然万物的内在生命精神，亲近自然，在物我两忘的审美观照中，实现个体的精神自由与解放，乃最高追求。因此，画家的笔下，无论高山崔嵬，还是草虫微物，都是画着“澄怀观道”之心的外化——画者或托身山川，或心藏丘壑，或寄意鞍马，或寓兴花鸟，最终，都只为达到“与天为徒”的精神境界。 闲，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夫审美人格的显现。古人推崇“闲心”“闲情”，认为“闲”是唤醒审美意识和创作意识的关键。刘勰《文心雕龙·隐秀》云：“境玄思淡，而独得乎优闲。”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言：“神闲意定，则思不竭而笔不困。”闲亦是一种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明陈继儒在《太平清话》中曾列数诸般闲情：“凡焚香、试茶、洗砚、鼓琴、校书、候月、听雨、浇花、高卧、勘方、经行、负暄、钓鱼、对画、漱泉、支仗、礼佛、尝酒、宴坐、翻经、看山、临帖、刻竹、喂鹤、右皆一人独享之乐。”古典绘画中，诸如观瀑、听琴、烹茶、垂钓、高卧等表现文人情调、趣味的题材亦十分常见，这些格调清新、韵致自然的小品既是文人雅致生活的在线，也是文人心灵的写照——“心闲”即“自然”，也是道家所倡的无所依傍、自由自在只自然精神的显现。 古人在互相往来的艺术活动中，通过赠送作品、撰写题跋和书画合作等方式，用以维系他们在交游、仕宦、商业等活动中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绘画的往来酬酢，一如诗词唱和，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积极参与社交性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明董其昌有云：“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盐趣无非生机。”古代画者，于天地之间，游目骋怀，静听竹雨松风、卧看青山白云，将其所见所感托育毫素，笔底遂能枝活叶动、鳞潜羽翔，展卷常有烟云变灭之趣。在书画酬酢活动中，画者将眼中自然、心中自然、转为笔底自然，以一纸生机，寄与友人，书画作为一种有着社交功用的文雅礼物，因而也成为由彭志坚彼此林泉之心的互证，在往来唱和中“以君丘壑心，发我林泉想”。出于共同的自然观念和艺术信念，作为酬酢之礼的书画，也倍受珍视，经由同时代，甚至是异代知己的反复赏玩，再三题跋，使之流传有序，进而赋予其更为深厚的文化意蕴。在一系列复杂、多元的往来唱和中，通过画图内外所呈现的细节，我们能进一步还原其所处之文化、经济和社交的语境，从而发现其背后隐藏的多重艺术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