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形象论文范文

英美文学是英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长期以来创造性地使用英语语言的产物,是对时代生活的审美表现。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美文学类论文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英美文学类论文范文篇1 从英美经典电影分析英美文学女性形象 [摘要]很多英美经典电影，都是以英美文学为蓝本进行改编的。将文字转换为银幕上的画面，这样的变化，更有利于观众对原作中角色的定位。女性角色，是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是文学话题制造的永恒话题。在诸多英美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背景的变化，也变换着不同的色彩。本文以一些经典的英美电影，对比那些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分析，包括对爱情的执著、自我价值的追求、悲剧色彩和独立自主的方面。 [关键词]英美电影;英美文学;女性形象 一、引 言 女性角色，是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是文学话题制造的永恒话题。在诸多英美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背景的变化，也变换着不同的色彩。从莎士比亚时期开始，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英国、法国、美国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为例，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开始展现出不一样的活跃程度，特别是随着电影产业的兴起，将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更加有利于对原作中女性形象的深刻展示。在这一点上，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英美电影，以更加丰富的形式，诠释了电影视角下的女性角色新特点，其中对于女性主义的形象表现极为突出。 二、女性对于爱情的执著 爱情，是英美文学作品中一直延续的格调。无论是辉煌的史诗巨制，还是社会小人物的刻画写实，其中都有着爱情的主题。在爱情面前，电影，或者说原作中的这些女性角色们，敢于为了爱情反抗传统，反抗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世俗。改编自美国作家罗伯特的小说《廊桥遗梦》的电影中，弗朗西斯卡与罗伯特之间的爱情，突破了家庭与婚姻的禁制，两人的爱情在当时是一种被唾弃的行为，是对婚姻的背叛，对伦理道德的挑战。 在电影中，弗朗西斯卡在意大利长大，嫁人后随丈夫来到了美国。源于意大利的浪漫，弗朗西斯卡在美国乡村的生活无聊至极，在她与罗伯特的爱情中，尽情洋溢着自身的浪漫风情，这是冲破了世俗枷锁的爱情。弗朗西斯卡的爱情让观众落泪，是因为她没有因为爱而放弃自己的家庭，她仍旧记得自己身为母亲的责任，但却为了爱希望自己死后能与罗伯特在一起。 在原著中，弗朗西斯卡这一角色，对其爱情的描写文字较多，而在电影中，人们通过女演员眉宇间的那抹思念，很直接地理解了她对罗伯特执著的爱以及对家的责任感。爱情与女性之间，似乎是文学作品中必然保留的桥段，以英美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英美电影中，爱情的主旋律，不仅是对这些文学作品的一种致敬，更符合潮流下的电影要求。 又如在《简?爱》中，简?爱对罗切斯特的爱，是一种纯粹的爱，而无其他杂糅的情感。当简?爱拒绝了圣?约翰的求婚，虽然罗切斯特的豪宅已经被他那个疯子般的妻子烧毁，虽然罗切斯特因此而失明，但是简?爱按照心中对于爱的执著，认为这样的罗切斯特仍旧是自己的最爱。简?爱因为自己的爱而成为罗切斯特的天使，罗切斯特的余生因为简?爱而精彩。 在电影《傲慢与偏见》中，在尊重英国女性作家奥斯汀原著的基础上，小说中的人物伊丽莎白与达西之间的爱情，一直被人们所谈论。伊丽莎白的爱情观中，没有金钱财富，没有地位差距，有的是彼此之间的了解，是两人之间的彼此相爱。通过电影中，达西的傲慢与伊丽莎白的渴望平等，不难让观众理解原著中的那个对爱情很执著的伊丽莎白。虽然爱着达西，但是伊丽莎白的爱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不需要无聊的高姿态和耍酷态度。 伊丽莎白这样的爱情观，也正是原著作者奥斯汀的爱情观。我们在看这些英美电影时，对于银幕中的女性形象有着更加直观的理解，而爱情这种在银幕上独特表现的情感，更容易让我们通过电影了解原著中女性的爱情世界，那是一个执著的感情观。 但是这样的爱情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很难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女性的爱情执著观，带来的往往是爱情悲剧。在电影《茶花女》中，玛格丽特对于爱情也是固执的，哪怕被自己的爱人阿尔芒误会，她仍旧默默地承担着因为爱情而带来的伤害。不管爱情的结果怎样，对于爱情，这些女性仍旧是那么执著与肯定。 三、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权主义 在众多的英美电影中，都很好地再现了原著中反抗男权的思想，即强烈的女权主义。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女权主义是女性主义最为显著的表现点。目前，改编的英美电影中，多以20世纪初期的英美文学作品作为蓝本，而这些文学作品中，开始阐述女权主义，反对男权。这种现象并不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所独有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有很多的女性实际上开始走出家门，进入了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而这些女性正是反抗男权的代表，她们的身上少了些浪漫的气息，但是却多了一些职业性的元素。她们更加关注社会、政治等话题，这些女性角色，追求的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很多的英美电影中都有所体现。 例如，在美国女作家米切尔的小说《飘》中，女性角色斯嘉丽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而在以《飘》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中，观众对于那个富家大小姐斯嘉丽印象深刻。影片以南北战争为背景，战争夺取了斯嘉丽家庭的一切，而斯嘉丽在重重困难中，从一个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的大小姐，成长为一个智慧的现代女性。 斯嘉丽这个女性形象在原著中，属于写实人物，米切尔对于这个人物没有泾渭分明的描述，而是做了真实的叙述。在电影中，这种感觉更加直观一些，斯嘉丽似乎是一个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所以，很多的英美文学作品中，女性不再是一个独立于外的弱势群体，导演与作者都在强调女性角色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她们有着自我价值。在电影《名利场》中，那个为了跻身上层社会的蓓基，按照现代的评判观点来看，用“女强人”来形容蓓基更加合适。 她为了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不惜卖弄自己的学识、自己的歌声，甚至自己的肉体，蓓基一直在展示着自己的价值所在。无论是勾引好友艾米利亚的哥哥乔斯，还是对克劳莱家族继承人的罗登，蓓基都成功地将自己的价值融入计谋当中。 这些女性形象，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同时，也是对男权的一种反抗，女权思想在电影或小说中都毫无掩饰。在电影《茶花女》中，玛格丽特本是巴黎的一个名妓，但是她爱上了阿尔芒，并与之在乡下同居。 阿尔芒的父亲认为是玛格丽特葬送了儿子的前程，胁迫玛格丽特移情别恋，而阿尔芒信以为真，愤怒下当众羞辱玛格丽特。玛格丽特终因病而亡，而阿尔芒事后知道了缘由后，悔恨不已。玛格丽特的死，是爱情悲剧的表现，更是对男权世界一种无声的反抗。同样地，在电影《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爱情，一开始，伊丽莎白因为达西的高傲而没有接受他的表白。 我们通过电影，再去原著中寻找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爱情，会发现奥斯汀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伊丽莎白与达西那奇妙的爱情。直到达西改掉了自己的“臭毛病”，伊丽莎白才真正地接受了达西。伊丽莎白虽然爱着达西，但是对于达西的那种大男子主义很厌恶，她故意地对达西冷漠，也正是对男权的一种反抗。在哈代的《无名的裘德》改编成电影后，苏的“新女性”形象更加凸显，她敢于追求自我的价值而反抗学校的规定，敢于直面对裘德的爱。 四、悲剧色彩浓重的女性形象 以英美文学作品改编的英美电影中，很多女性形象都是悲剧性的。这些女性形象虽不至于占据英美文学作品的大半，但是在我们观看的很多英美电影中，这样的悲剧色彩，似乎更受到导演和编剧的欢迎，也更能够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女性，更多是与作品创作背景下的大多数女性有着明显的思想和行为区别。正是因为这些女性角色“前卫”的行为，造成了她们悲剧的产生。这些悲剧多体现在女性的爱情上，还有社会阶级的残酷压榨上。 例如，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芳汀这个角色，被赶出了工厂，死在了医院里。她本有一个美好的爱情，但是却被情人抛弃，独自带着女儿珂赛特。在改编的音乐剧《悲惨世界》中，芳汀被迫去那个她永不想涉足的地方，卖了自己的头发、牙齿，甚至是身体。当I Dreamed a Dream响起时，芳汀的悲剧终究发生了。对于芳汀的死，是悲剧的结局，也是她的解脱。 又如，在《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这个角色，是莎士比亚在17世纪塑造的形象，而那个时期的英国女性，和中国的传统女性一样，对父亲和兄长十分尊敬，甚至达到了盲从的地步。然而奥菲利亚深爱着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对她的表白，被奥菲利亚的父亲否决。当奥菲利亚的父亲被哈姆雷特杀死后，奥菲利亚崩溃了。她一直在无声地承受着一切，但悲剧的脚步没有因为她停止。一个纤弱的女子，一个温柔的女子，一个性格柔弱的女子，在那个年代注定了她的悲剧色彩。 在英美文学中，女性的悲剧色彩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电影改编后，这种女性悲剧更加真实。她们与周围生活的格格不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除去《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这种被社会压到无法喘息的女性外，还有爱情带来的悲剧。例如在《廊桥遗梦》中，弗朗西斯卡的爱情就是一个悲剧，她有着自己的家庭，却爱上了罗伯特。 这样的爱情就是一个悲剧，在道德的束缚下，在伦理的谴责下，弗朗西斯卡的爱情只能以悲剧结束，四天深入骨髓的爱情，折磨了弗朗西斯卡的后半生，这样的悲剧让观众更加心痛。同样地，在《呼啸山庄》中，女主人公凯瑟琳，也是一个女性悲剧形象的代表。凯瑟琳对于爱情的渴望极其矛盾，她希望自己的爱情是不受世俗影响的纯净的爱，还期望能够找到身世好、家境富裕的白马王子。凯瑟琳同希斯克利夫之间的爱情，是纯净的，为此不惜打破社会的道德枷锁。而凯瑟琳还是放不下对财富的向往，她嫁给一个不认识的人，成为山庄的女主人。这是世俗中“美好”的婚姻，但她对爱情的矛盾，让她无法割舍爱情，最后为之付出了生命。 五、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 无论是对爱情的执著，还是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抑或是悲剧性的色彩，通过电影中的女性角色表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英美文学作品中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这也是女性主义在文字上的宣泄，在银幕上的爆发。在19世纪，简?奥斯汀、勃朗特等一大批女作家走向英美文学的高处，她们反对男权，发扬女性主义。例如，在勃朗特的《简?爱》中，女主人公简?爱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她积极向上，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征服了男主人公罗彻斯特。 在简?爱与罗彻斯特的爱情中，简?爱一直保持着克制和清醒，她嘲笑那些可笑的权贵，她向往平等。简?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角色，简?爱对于爱情的追求，一直保持着独立。她知道了罗彻斯特有妻子后，不愿贬低自己的地位价值，选择离去。而当她认识到自己对罗彻斯特的情感后，不顾罗彻斯特的失明和一无所有，仍旧回到罗彻斯特的身边。简?爱的容貌也许并不出众，但是她有一个高贵的灵魂，她追求独立和自主，她有更加吸引男性的自我修养和精神追求，特别是简?爱对于经济独立的认识。这都是独立自主女性形象的表现。无论是电影还是原著中，简?爱都让我们感叹不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女性!同样的女性特质，我们在《名利场》中的蓓基身上也能看到一些，蓓基的“女强人”特点，正是她独立自主的一些体现，虽然她一直想傍上一个富翁。 六、结 语 女性形象，在英美文学作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在爱情还是自我价值，抑或是悲剧色彩和独立自主方面，都有着吸引人的地方。通过电影的展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似乎活了过来，以电影来分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更加耐人寻味，也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闲来无事，可以走进影院，去回顾一下这些英美经典。 [参考文献] [1]辛淑兰.超越傲慢与偏见：从女性视角看《傲慢与偏见》中的幸福婚姻[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6. [2]黄治康.《呼啸山庄》的女性意识研究[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3). [3]王盈盈.从女性视角解读美国电影《廊桥遗梦》[J].电影文学，2013(08). [4]陶曦，李雯倩.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J].电影文学，2010(12). 英美文学类论文范文篇2 浅析英美文学与我国文学二者关系 摘 要:通过英美文学作品与我国文学作品的主题分析发现,英美文学主题,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定位为回归自然与征服自然;而我国文学作品人和自然的关系为相互统一,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关键词:英美文学;作品主题;人和自然 英美文学与我国文学在“人和自然”的主题方面存在差异,是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和研究英美文学与我国文学作品的重要线索。 一、英美文学发展的分析 英美文学是英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长期以来创造性地使用英语语言的产物,是对时代生活的审美表现。英国文学经历了长期、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英国与美国语言因为同属于一个英语体系,长久以来认为美国文学是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两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现实的、历史的、政治的、 文化 的等外在力量的影响,以及遵循文学内部自身规律,其文学发展历经了古英语与中古英语、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维多利亚、现代主义等不同的历史阶段,战后则大致呈现从写实到实验和多元的走势。中古英语时期的文学较以前在扩展主题、丰富类型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而且深受到__的影响,传奇小说及诗歌逐步流行。 二、英美文学中人和自然的主题分析 尽管英美文学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多元化,但社会的存在无外乎人和自然,世界上好多文学作品都是反映“人和自然”这一主题的,当然英美文学也不例外。 英美文学作家在作品中力图揭示在特定条件下主宰人的行为的两种力量:一方面是遗传,是人内在的力量,具体来说是描写人对其生物本能的依赖,即人追求爱情、金钱和享受的不可压抑、无法阻挡的欲望。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是外在的力量,是作家对人所生存的社会的研究,具体来说,是描写高度文明的社会给人造成的威胁与围困。民族传统依据每个民族生活的社会条件和自然地理条件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民族传统一经形成便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能长久地在民族成员中保留下去。 自然,既是人类的母亲和摇篮,又是人类的敌人和战场。这种矛盾的关系,体现在人类的自然观念中,便是两种对立的心态:回归自然与征服自然。这种对立一直贯穿英美思想、文学传统的始终。就文学家个体而言,他们的思想观念及其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显示出一种深刻的复杂性,甚至是矛盾性和变动性。有的礼赞、崇拜自然,有的在对抗、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显人的尊严和价值,有的聚焦于特殊的人化了的自然环境,有的呈现出一种回归自然与征服自然的交融,有的显示出超时代的远见卓识。 三、我国文学作品中人和自然的分析 我国神话中盘古开天辟地的 故事 含有丰富的泛神论思想:自然界的一切都神圣不可毁坏,因为一切都是从一个叫“盘古”的巨人身体长出来的———他嘴里呼出的气变成了春风和天空的云雾;声音变成了天空的雷霆;盘古的左眼变成太阳,照耀大地;右眼变成浩洁的月亮,给夜晚带来光明;千万缕头发变成颗颗星星,点缀美丽的夜空;鲜血变成江河湖海,奔腾不息;肌肉变成千里沃野,供万物生存;骨骼变成树木花草,供人们欣赏;筋脉变成了道路;牙齿变成石头和金属,供人们使用;精髓变成明亮的珍珠,供人们 收藏 ;汗水变成雨露,滋润禾苗;呼出的空气变成轻风和白云,汇成美丽的人间风光;盘古倒下时,他的头化作了东岳泰山,他的脚化作了西岳华山,他的左臂化作南岳衡山,他的右臂化作北岳恒山,他的腹部化作了中岳嵩山。 传说 盘古的精灵魂魄也在他死后变成了人类。所以,都说人类是世上的万物之灵,人类应该爱护自然和其他一切生命。 四、英美文学与我国文学中“人和自然”对比分析 在探讨英美文学中的“人与自然”时,实际上是包含着比较与借鉴的意图的。通过通读惠特曼、梭罗等人的作品,我们了解到他们都是受到过我国宗教和哲学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我国文学作品中包含的天人统一的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代价值。事实上,现代西方某些哲学、伦理学在理论建构之际,就已经吸收了一些我国文化传统中的天人统一的智慧。德国学者格罗伊从东西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对立特征,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以印度佛教和我国道教为代表的东方传统“人与自然”与英美作品中反映的“人和自然”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遗憾的是我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急于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大量引进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忽略对本国文化传统的建设与更新,如今已面临比西方国家更为严峻的自然问题。目前我国在大力倡导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在这样一个思潮巨变的历史时刻,一方面,作家们应该大力弘扬我们祖先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大力推出优良作品;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要有责任感,要注重社会的我和自然的我的统一。 参考文献: [1]杨健红.论英美文学教学的道德关联性[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 2009(11).

神话学又称比较神话学，它在跨文化的比较观照之下势必会越出西方传统的界限，将东方各民族古典神话和原始民族的口传神话统统纳入总体考察的视野之中。这样，在中国知识界没有引进神话概念之前，是西方神话学家首先提出中国神话的问题，并做出先驱性的探讨。回顾20世纪初我国神话研究的发轫期，在日本学者的启发下，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借鉴神话学观点，把历史上第一个时代命名为“传疑时代”，怀疑盘古之说“非汉族旧有之说”，还把黄帝以上的包牺、女娲、神农诸帝皆视为神话。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以印度、希腊神话之发达为参照，说明产生了《庄子》、《列子》的南方文化在想像力上远过北方。蔡元培花了很大功夫翻译日本井上圆了所著《妖怪学讲义录》共六册，侧重从心理学方面解说神怪产生的原理。周作人翻译了英国人类学家根据荷马史诗创作的神怪小说《红星佚史》，至40年代又翻译了《希腊神话》、《希腊的神与英雄》等，还写有《童话略论》、《神话与传说》、《神话的辩护》、《习俗与神话》等系列文章，在传播西欧的神话学知识，改变国人对神话的蔑视和偏见方面卓有成效。《红星佚史》的作者之一安度阑(Andrew Lang，1844—1913，后译为安德鲁•兰)为英国著名神话学理论家，著有《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和宗教》、《神话学》等论著，成为早期中国神话学译介和奠基时期影响最大的人物。谢六逸编著《神话学ABC》、玄珠(茅盾)著《中国神话研究ABC》、林惠祥著《神话论》，黄石著《神话研究》等均称引或依据安度阑的神话分类法。鲁迅较早提到“神话”显然也是在日本和西欧的神话学东渐以来的大背景之下受到启发，其《破恶声论》(1908)是20世纪率先涉及神话问题的少数文献之一，其中写道：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淑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若何惊异瑰之大;矧欧西艺文，多蒙其泽，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4]鲁迅在此批评了“嘲神话者”的偏见，还说明神话的发达与否因文化而异的现象，提出不了解神话就无法了解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明的见解。至于中国神话为何不若西方之发达的问题，到了1923年著《中国小说史略》时再尝试给予解释。该书第二篇题为“神话与小说”，首言小说出自神话传说，中外皆然。后释“神话”之名及其实云：“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5]这段话既对“神话”这一概念做简单界定，又从而暗示出神话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初民对超于人力以外的现象(今谓超自然现象者)的自造解释。这一观点反映了人类学派通常的神话观点之影响。不过鲁迅似未读过高木敏雄《比较神话学》，他仍以《三五历记》所述盘古开辟说为中国本土神话之例。鲁迅在此还重申了神话对于文学的重要性，“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古代保存神话传说较多的古籍，鲁迅特别提出《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燕丹子》、《楚辞•天问》等，可算做国人对神话典籍的最初回顾。该篇末尾提到中国神话零星散碎的原因，乃引日本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的说法：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能更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鲁迅于此二点之外，又提出一点原因，即国人神鬼不别的现象：“天神地祗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祗。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作为例证，鲁迅举出《搜神记》、《异苑》、《三教搜神大全》等书中所记生人死后为土地神、紫姑神、门神的说法，实为20世纪后半期民间文学复兴中的鬼话、仙话与神话并列说之远源。而宗教学家谓中国最重祖先崇拜，已死之先祖得与天神同列，亦可与鲁迅所说人鬼神不分的现象相互对观补充。与鲁迅大约同时关注到神话问题，并写出研究中国神话的专文或专著的先驱者还有茅盾、周作人、梁启超、江绍原、林惠祥、顾颉刚等，尤其以茅盾的功绩最为突出。他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是国人用汉语写成的探索中国神话的开山之作。茅盾在1980年回忆当时情形说：“二十二三岁时，为要从头研究欧洲文学的发展，故而研究希腊的两大史诗，又因两大史诗实即希腊神话之艺术化，故而又研究希腊神话。——继而又查《大英百科全书》之神话条，知世界各地半开化民族亦有其神话，但与希腊神话、北欧神话比较，则不啻小巫之与大巫。那时候，郑振铎颇思编译希腊神话，于是与他分工，我编译北欧神话。惜郑振铎后来兴趣转移，未能将希腊神话全部编译。我又思，五千年文明古国之中华民族不可能没有神话，《山海经》殆即中国之神话。因而我又研究中国神话。”[6]凡此种种，便是《中国神话研究ABC》、《希腊神话》、《北欧神话ABC》、《神话杂论》等一批著作的起因。从知识结构上看，茅盾之所以在五四以后投入神话研究，成为卓然自立，开一代风气的文学研究革新家，是同他深入钻研西方人类学和神话学的有益积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类神话研究著述也应看做是文学的人类学批评在中国学坛上最初结下的丰硕果实。没有西洋文法作为参照，汉语语法的探讨恐怕没有自发出现的可能。同样道理，茅盾对希腊、北欧神话的比较研究以及他对未开化民族神话知识的了解，反过来成就了他作为中国首位神话学家的功业，毕竟是融化新知以求重新阐发中国古典文学的开创性尝试，预示着20世纪以来人文研究推陈出新的历史变革方向。在神话理论方面，茅盾书中提到的重要问题还有中国神话的地理分布格局，神话是短篇小说之开端，先秦子书如《庄子》、《韩非子》等亦保留着神话片段，少数民族神话的搜集与研究之重要性等等。关于地理分布，他提出中国神话由北、中、南三部分组成的观点，刺激了后来顾颉刚关于东、西两部分组成的新论点。在具体神话的分类和解说方面，本书由于是首创之作，没有多少先例成说可以依循，所以可以说处处闪现着独创见解。如蚩尤为巨人族之一，黄帝战蚩尤乃神与巨人族之事。夸父与夸娥是同神异名，“终北”、“华胥”反映中部人民的宇宙观。大司命是主管生死寿夭的命运之神，少司命是主管爱情的命运神，帝喾为中国神话中之主神，相当于希腊之宙斯。古史和神话中的两个羿的关系：“人性的羿”就是历史化了的“神性的羿”，等等。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足以使中国的神话学超出单纯的译介引进层面，而进入创辟专门领域和独立学科的阶段。相形之下，黄石的《神话研究》、谢六逸的《神话学ABC》、林惠祥的《神话论》三部书，除了后者略涉及中国神话外，基本上仍属译介的性质。除此以外，赵景深译有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1927)、汪倜然著有《希腊神话》(1927)、方壁著《北欧神话》(1930)，亦属译介之列。五四以来的传播新文化的刊物也刊发了大量神话方面的论文和作品，如《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小说世界》、《文学周报》、《民间文艺》、《民俗》、《艺风》、《史学年报》、《开展》、《民间月刊》、《妇女与儿童》、《歌谣周刊》等，其中的一些刊物还办过神话专号。时至30年代，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普及开来，成为西学东渐以来在文学与人文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新领域之一。新时期以来，我国的神话学在沉寂多年后获得复兴，成立了中国神话学会，举行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出版了《中国神话》专集和一系列著作和译著。20年来发表的专题论文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的70年[7]。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古籍之中所记载的汉族古神话，许多学者还从民间采集到大量口传神话，尤其是在广大少数民族中流传的神话作品，从而给中国的神话学建设带来独特的多民族跨文化的比较资料和广阔的发展前景。1995年由台北的汉学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研讨会”，聚集了当今大陆、港台和海外汉学家40余位，分别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和文学等角度考察中国神话的特性与传承分布，显示了中国神话学日趋多学科化和国际化的走向[8]。以下从两个主要方面评述女性主义、比较宗教学派在当代的中国神话研究中产生的反响及其所代表的较新的学术发展动向。二、女性主义与中国神话研究神话学发展到20世纪中期，迎来了一场空前的大变革，那就是女性主义神话学作为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迅速崛起，引起整个知识界的震动和热烈的学术争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学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几乎所有文明都是父权制的。毫无例外的是，所有的父权制文明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女性存在的贬低和蔑视，对女性的社会权利的压制和遮蔽。这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现实中两性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通过语言文字折射为社会意识形态中被改造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声音。“男人造语言”这一惊人的学术发现，给予女性主义者充分自觉的“性别政治”的意识，开始从各个方面去揭露批判男性中心社会的种种语言积习和文化表达，试图在男性化意识形态的遮盖背后，重新寻找真实的女性形象。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所有年月。各种文明传统的文字文本中的女神形象的研究，规模空前庞大。如1992年由英国伦敦的潘多拉出版社出版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一书，由牛津大学的拉灵顿()博士主编，分为6个部分，有19位学者撰文分别运用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拉灵顿在导言中指出，传统的神话学研究充斥着男性中心的观点和厌女症偏见，而本书则尝试完全让世界各地的知名女专家来执笔，重新书写不同时期各个文明中的神话传说遗产，尤其注意女性形象和女性的作用。“对于西方人而言，我们对我们的神话遗产的解释决定着我们思考自己的方式。政治家、心理分析家和艺术家都利用神话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从何处来。于是，纳粹的意识形态就利用了德国神话，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分析则把希腊神话作为他们解释人类行为的模型，画家、作曲家、雕塑家和作家也都有意或无意地模仿过去的神话模式。”[9]现在，女性用自觉的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古代神话，这种视角的变换会给女性带来把握自己身份的全新契机。只要神话不再是由男性成见所反射的哈哈镜，那么女性就能够从神话中找到自己真实的过去。《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讲到中国神话的部分由华裔学者刘涛涛(Tao Tao Liu)执笔。她从男性的开辟大神盘古讲起，述及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为什么女性神灵只有作为男神的配偶和亲属才得以存在和流传?“一个女人自身根本没有地位和权利。她必须学会灵巧的手艺以便充实自己，这一情况也反映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一般而言，神话中有头有脸的女性扮演的总是母亲和妻子的角色。”[10]在介绍“神话与民俗中的女性”时，作者共举出女娲、嫦娥、织女、孟姜女、观音和白娘子6位流传最普及的故事。从年代上看，只有前三位属于神话人物。而即使这3位神话女性的故事也显得非常简略。在“神话与民俗中的小人物”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女性数量增加了，但是她们的面目和在男性社会中的功用却复杂化了：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褒姒、妲己、狐狸精。显而易见，父权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性别方面必然坚信所谓“女人祸水论”的偏见，这三位后出现的女性角色与女娲、嫦娥、织女相比，已经完全成了男性中心社会的图解女色亡国观念的反面教员。类似于《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的出版物在90年代盛极一时，这表明知识女性对神话学这门新学科的兴趣与日俱增。为什么现有的西方神话文本总是把女性放在次等的位置上呢?拉瑞•荷塔多(Larry )带着这一疑问编出《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11]一书，期望通过对非西方的宗教传统中女神地位的考察，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该书立论的思路很像韦伯在非西方社会中寻找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因。书中共研讨了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传统中的女神，古代埃及宗教中的女神伊西丝信仰和印度教中有关女神的“撒克提”(sakti)观念。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女教授贝缇娜•纳普(Bettina )独自撰写的大著《神话中的女性》。她从世界的神话文学中选出9位女性形象——古埃及的伊西丝，巴比伦的提阿玛特，古罗马的狄多，古希腊的伊菲革妮亚，印度的悉多和中国的女娲等，逐一加以剖析，确认她们在所属社会中的价值、能力和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讲述她们如何战斗、领导军队、建立国家、治理大地以及她们如何经历性别的挑战和身份的危机，并且把这些神话女性同当今社会中的女性相互对比，在历史和现实的参照之中探寻女性命运的未来。关于女娲，贝缇娜•纳普综合分析了造人、补天、执(圆)规、蛇身、变形(“一日七十化”)等母题，认为她代表着父权制文明尚未确立时的全能女神信仰，那时的女神不仅是崇拜的中心，而且是宇宙秩序和自然和谐的代表。女娲补天和立地四极的情节，表明她也代表着远古时期人力工程和科学方面(包括知识、技能和经验)的最高成就。作为人类的创造者，宇宙的灾难性错误的纠正者，女娲也就相当于所谓“救世主”(the savior of universe)[12]。至于这位女性救世主如何在后代失去了她的地位和荣耀，贝缇娜•纳普认为是汉代以来父权制的强化，“女娲不再是完美的典范了”，对她的崇拜也就随之解体。按照女性主义学者汤森德的划分，当代女神神话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和方法，一种是遵循荣格的弟子纽曼的做法，把母神视为原型，其最终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深层心理即所谓“集体无意识”。另一种更为基本的、历史的方法，依据考古学资料，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13]。贝缇娜•纳普重构女娲救世主的信仰的尝试显然是属于后一种方法。相信随着对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新的透视的展开，这种重构女神宗教的研究在东方世界还会迎来更加可观的成就。历史方法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实证性资料的积累，可喜的是在这方面已有西方学者捷足先登，完成了非常有分量的论著。如1999年在荷兰莱顿创刊的英文刊物《男女：早期中国的男人、女人和性别》(NAN NU:Men，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就以57页的篇幅发表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4]，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克耳特女神》(Celtic 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着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晚近发表的较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女神信仰的英文论文是收入《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一书首篇的《中国宗教中的女神》，作者是陈阿蓝(音译Alan )。文章指出：“中国的传统文献资料并未提供一个女神崇拜的完整图景。重构每一位女神的由来将是十分困难的，考察其在上古时代的崇拜情况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因为，官方记录中的神话叙述总被历史化和道德化地处理，而保存这一记述传统的执笔人毫无例外皆为男性，他们对女神崇拜已没有什么同情。事实上，某些儒家学人还对此心存怨恨。尽管如此，可以确信的是，女神在中国宗教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5]陈阿蓝希望能够依据传世的文献资料勾勒出一幅中国女神崇拜的历史全景。她首先追溯了商代卜辞中所反映的萨满巫教活动，确认(女)巫及其功能对于商王室礼仪活动的重要作用，如求雨、增殖和治疗的仪式。她引用汉学家谢福()的说法，把这些女巫称为实际上的“二等女神”(lesser goddesses)[15](P10)。在商周交替之际，男性的萨满巫师开始逐渐成为国家宗教活动的主角，关于仪式与神位的知识变得比巫术力量本身更加重要。然而，在周代和以后的日渐增多的文献中，有关女神崇拜的图景逐渐清晰了起来。陈阿蓝根据《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的线索，主要讨论创世女神女娲、日月女神羲和的故事，描述早期文学作品中女神如何转变为“神女”(山鬼、巫山神女、湘夫人、洛神等)的情况。关于女娲，她认为直到汉代对女娲的崇拜才成熟起来，因为女娲杀黑龙和补天救世的功绩在汉代《淮南子》以前没有记载。女娲与“置婚姻”及创制音乐等母题的关联反映的是古代增殖仪式活动的情况。也是从汉代以下，女娲的形象总伴随着伏羲，表现为造型艺术中的人首蛇身交尾形象。陈阿蓝认为这种配偶神的出现体现着汉帝国时代流行的价值观念即神圣王权。在高度父权制的社会背景之下，世界由一位女神独自创造的说法难以维系下去了。“然而，和伏羲在一起，女娲还能以‘配偶和助手’(consort and helper)的角色保持她在神灵世界的一席之地。”[15](P12)在论述了早期文学中女神转化为神女的情形之后，陈阿蓝还描述了以西王母为主的道教神谱中的女神体系，从而使她对中国女神的历史叙述获得全景效果。尽管在资料的占有和晚近研究成果的把握方面显得不足，述而不作的性质较为明显，陈阿蓝的论文在用女性主义观点重审中国古代女神方面，仍然能够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带来新鲜的参照和重要的启发。基于这种认识，吉拉道特在书中用主要篇幅去重构道家神话的象征体系。围绕着混沌这个原型主题，《老子》、《庄子》、《淮南子》、《列子》等不断地持续讲述着关于创世、堕落和救世性的回归混沌的道家神话故事。由于这些早期文本的巨大影响力，混沌族的意象象征体系积淀出中国文化的深层象征，反复出现在后代的文本中，并且旁及少数民族神话的创造。《早期道家的神话与意义》第六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朝向混沌主题的类型学”，第7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混沌主题的神话基型(prototype)”，作者在此将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动物祖先如盘瓠(犬)、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及葫芦型方舟母题等，同汉族文本中的混沌象征联系为一个具有转换生成性质的整体，探讨道家核心神话在中华多民族文化中的传播力度[19](P169—208)。这对于我们的比较神话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受吉拉道特影响的美国汉学家罗伯特•艾利森(Robert )著有《精神超越的庄子—内篇解析》(Chuang-Tzu for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Th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一书。她非常赞同艾利雅得、吉拉道特等人从神话角度重审道家思想的方法，但却不是亦步亦趋地继续研究混沌神话，而是另辟蹊径地关注鱼鸟变形神话。罗伯特•艾利森引用汉学家格雷厄母的观点，认为《庄子•应帝王》篇的混沌君寓言并非道家神话的核心故事。恰恰相反，《庄子•逍遥游》篇首的鲲化鹏神话中才是“核心的神话”[20](P180)。鱼鸟变形神话不只是化蝶故事的某种预演，而且给庄子的整个哲学幻想打开了门径。正是这种哲学幻想后来构成了道教传统的不变的灵魂，那就是“自我转化”和“自我超越”。罗伯特•艾利森虽然也强调神话对于理解道家文本的绝对必要性，但她并不像艾利雅得和吉拉道特那样关注神话与萨满—巫教的渊源关系，她只关心神话作为“隐喻”的艺术如何形成庄子特有的思想传达，启发读者自己挣脱概念思维的精神牢笼，超越到一种“开放的心灵”状态，获得更为自由和优越的认识方式，开启直觉理性的幻想空间。《精神超越的庄子》一书第2章“神话与怪物：隐喻的艺术”和第三章“神话的内容”，分别研讨神话母题在庄子文本中的结构素作用以及庄子文风特有的认识论意义。正像吉拉道特紧紧围绕《庄子》内篇末尾的混沌君神话大做文章一样，罗伯特•艾利森则集中关注位于庄子文本开端的鲲鹏神话，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将神话放在全书的开端呢?”[20](P 27)此问题的解说是：庄子试图以出奇制胜的开篇来暗示读者：书里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不能直接表达的。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命题，而神话以荒唐之言的形式充当着表达不可表达的道的功用。换言之，鲲鹏神话作为开篇，旨在预示读者自己摆脱概念的和分析的思维力量，跟随神话的幻想力量进入精神的超越之旅。日本的宗教学与神话学研究也深受艾利雅得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译介工作的先行。久米博、前田耕作、大室干雄、宫治昭、中村恭子、立川武藏、斋藤正二等翻译了十三册的《艾利雅得全集》(东京：3/4书房，1973—1976)。此外，还有别的单行译本。可以说艾利雅得所有重要著作都已译为日文。这对日本的文科研究和汉学研究所带来的启发作用可想而知。铁井庆纪(1930—1989)，御手洗胜(1924—)，小南一郎(1942—)，横山宏(1938—)等学者很早已应用艾利雅得“圣与俗”(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中心象征”(centre of symbolism)和“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的时间观来分析中国古典文学。这些成绩又辗转影响到台湾和香港学者。日本驹@①大学文学部教授、宗教人类学家佐佐木宏干的《凭灵与萨满》(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萨满教的人类学》(东京：弘文堂，1984)，大东文化学院教师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大学书房，1969年)，佐野大和的《咒术世界的考古学——原始信仰与祭祀礼仪》(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92年)，樱井德太郎等的《变身》(弘文堂，1974年)，等等，都是直接受艾利雅得的萨满教理论影响的著作。集中在中国神话研究方面的论著则有：御手洗胜的《神仙传说与归墟传说》(见《东方学论集》2号，1954年2月，63—84页)。铁井庆纪的《中国神话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池田末利编，东京：平河出版社，1990)一书，收录的如下论文：《昆仑传说试论》(1975年)，《“中”：神话学的试论》(1980年)，《道家思想乐园思想》(1980年)，《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圣俗对立》(1983年)。此外，京都大学的小南一郎著有《西王母与七夕传说》、《中国神话与故事》(东京：岩波书店，1984)、《楚辞的时间意识——从九歌到离骚》(《东方学报》，京都，58册，1986年3月)等。御手洗胜的弟子王孝廉(1942—)，原籍台湾，现任教于日本关西大学国际文化学部，专攻中国神话学。他应用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观念，研究中国神话所呈现的圆形时间结构以及古典小说的结构模式，如《说岳全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表现出的“原始”、“历劫”、“回归”的三段循环。总结为一种“原型回归”，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这种回归，可以说是不可抗拒的天命，来自天上的仙女，经过人神的悲恋之后再回到天上去，来自海中的龙女再回到海中;宋江等梁山泊好汉，在人间轰轰烈烈地干了一场以后，必须再回到他们命运的原点;贾宝玉完成他的爱情历劫以后再回到他的青埂峰，石头依然还是石头。”[21]晚近大陆学者研究道家思想的著述也应用了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论。如对老子和庄子思想中的“归”与“返”等中心主题的跨文化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