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墨竹论文开题报告

多得一塌糊涂。。。

郑板桥的绘画艺术在清代初期我国书画艺坛上，升起一簇闪耀着奇光异彩的艺术巨星，这就是画史上著名的“扬州八怪”。他们在继承我国古代书画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我国的文人画，积极倡导诗、书、画、印的综合艺术，从而开创了我国绘画崭新的画风，为中国绘画史的发作出了新的贡献。而在这些著名的群星里，最为皎皎者应首推郑板桥。郑板桥(1 695—1765)，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县人。他生于日渐破落的书香门第，从小失母，由乳母抚养成人。父之本(字立庵)，县禀生，家居授徒众多，板桥幼随父学。16岁随邑人陆震学作词。约25岁，因娶妻有了子女，再加上父亲年迈，为谋生计遂设塾于真州之江村(又称西村)，从事教馆生涯三四年。 30岁时，父亲去世，生活更加困顿，教书的微薄收入已难以养家糊口，于是就以卖画为生，在扬州当了十年职业画家。雍正十年(1752)，板桥到南京参加乡试，中举人。乾隆元年(i 736)，板桥到京师参加会试，中了进士，并特作《秋葵石笋图》以自贺。乾隆七年(1742)春，赴任山东范县县令，5年后调潍县又做了7年知县，前后共当12年县令。据史料记载，他在做范、潍知县时很有一些惠政，案无一积牍，无一冤民，从而得到老百姓的拥护。郑板桥为政清廉，节衣缩食，是位颇有政绩的清官。郑板桥擅画兰、竹、石，间作梅花、古松等。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画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现实主义的诗人。他的书法，标新立异，自成一体，堪称稀世之珍。故时人称他“三绝诗书画”，不为过誉。郑板桥的绘画是有很高的艺术造诣，究其渊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师古人，主要宗法郑思肖、徐渭、陈淳、石涛和高其佩，但不为陈法所拘，而是活学活用。他在《兰竹石图》中题记：“平生爱所南先生及陈古白画兰竹，既又见大涤子画竹，或依法皴，或不依法皴，或整或碎，或完或不完，遂取其意，构成石势，然后以兰竹添缝其间。虽学出两家，而笔墨则一气也。…‘遂取其意”这就是他学古人的奥妙所在。他极力主张学画．“师其意，不在迹象间”“学一半，撇一半”“不宗一家”。二是更多的是向大自然学习，他在《墨竹图》中题记：“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他学习社会．宗法自然，但不搞纯自然主义，而是把从自然中搜集的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反复地分析对比，找出其中的规律来，然后进行创作。同时．他还根据长年的创作实践，总结出“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个不同的创作阶段。“眼中之竹”是客观存在的自然实景，是对自然观察和从中体验的灵感； “胸中之竹”是艺术创作的构思，一手中之竹”是艺术创作的实现。正由于郑板桥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故在他一生创作的大量的优秀作品中形成了清新、秀逸、劲健的艺术风格．从而为文人画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郑板桥画墨竹，多为写意之作。一气呵成．生活气息十分浓厚，一枝一叶．不论枯竹新篁，丛竹单枝，还是风中之竹。雨中之竹．都极富变化之妙．如竹之高低错落，浓淡枯荣．点染挥毫，无不精妙。画风清劲秀美，超尘脱俗，给人一种与众不同之感。他自题《墨竹图》：“在纸中者，有在纸外者。此番竹竿多于竹叶其摇风弄雨，含霜吐露者，皆隐跃于纸外平!他又说：“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与可之有成竹．所谓渭川千亩在胸中也；板桥之无成竹，如雷霆霹雳，草木怒生，有莫如其然而然者，盖大化之流行．其道如是，与可之有，板桥之无，是一是二解人会之。”实际上，板桥“胸无成竹”与文与可“胸有成竹”在根本上是不矛盾的，郑板桥注意的是在创作之前，构思要与熟练的技巧相结台，但这种写意画与文与可高度写实墨竹画在技法上又是有区别的，即有写意与写实、抽象与具象、神似与形似的不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郑板桥画竹还讲究书与画的有机结台，“以草书之中竖长撇法运之”，他说：“书法有行款，竹更要有行款，书法有浓淡，竹更要有浓淡，书，去有疏密，竹更要有疏密。”为此，人们都能从他的字画中体味到。郑板桥画的怪石，先勾石约轮廓，再作少许横皴或淡擦，但从不点苔，造型如石笋，方劲挺峭，直入云端，往往竹石相交，出奇制胜，给人一种“强悍”“不羁”“天趣淋漓，烟云满幅”之感《竹石图》。郊板桥画的兰花，多为山野之兰，以重墨草书之笔，尽写兰之烂漫天性，花叶一笔点画，画花朵如蝴蝶纷飞，笔法洒脱秀逸，十分有趣，画风取法石涛而又有创新。郑板桥的画，构图奇险，不拘一格，有的高耸入云，有的平淡天真，比如他画的兰花，有的生在悬崖峭壁之中，有的生在平坡荆棘之畔，生机蓬勃，意趣横生。不仅有完美的艺术形式，而且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他说：“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入也。”在封建专制的时代，这些以“劳人”为重的思想，无不闪烁着民主思想的火花。他又在《竹石图》中题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作者由萧萧飘动的竹叶子而联想到民间的疾苦，说明作者确有同情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他把不为人知的荆棘和高雅的兰花画在一起，并在画中题记：“满幅皆君子，其后以荆棘终之，何也?盖君子能容纳小人，无小人亦不能成君子，其棘中之兰，其花更茂矣。”《荆棘丛兰图》其“民重”。君轻”的思想明显可见。他不满现实，愤世疾俗，他在《梅花图》中题记：“一生从未画梅花，不识孤山处士家。今日画梅兼画竹，岁寒心事满烟霞。”他在一幅《墨竹图》自题诗：“秋风昨夜渡潇湘，触石穿林惯作狂。惟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他从竹子的劲节坚韧，比喻和旧势力作斗争的顽强精神。他的一幅“难得糊涂”之字题传播很广．不仅寓有很深的哲理，而且表现了作者对官场黑暗的愤懑之情。郑板桥除了绘画、书法外还对诗、词、歌、赋、小唱等均有精深的研究，尤其他的诗文，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在清代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郑板桥的诗摆脱了清初一些诗词专讲神韵格调的束缚，继承了《诗经》和唐代“杜诗”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具有民主性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表现形式。郑板桥的代表诗作．如《悍吏》、《私刑恶》、《逃荒行》、《还家行》、《思归》等，都是积极关注社会的忧国忧民之作。墨竹图【名称】：墨竹图【类别】：字画【年代】：北宋【文物原属】：原属圆明园收藏【文物现状】：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简介】： 北宋画家文同绘制。绢本墨笔，纵厘米，横厘米。【相关资料】：作者简介： 文同（公元1018一1079年），字与可，自号石室先生，又号笑笑先生。四川梓潼人。操韵高洁，能诗文，擅书画，尤长于画竹。后人称他为“文湖州”。北宋皇佑年间进士，曾官司封员外郎、秘阁校理。又受命守湖州，元丰初年任湖州太守，故人称“文湖州”。传为湖州竹派，影响深远。 文同是北宋时期重要的文人画家。他经常借画竹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与人品学养。运用墨色的深浅浓淡来描绘竹的各种状态，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开创了 “湖州竹派”，在当时和后代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其表弟苏轼即曾从他学画竹。文同一生爱竹画竹成癖，《墨竹图》即其传世杰作。作品评价： 此图用水墨画倒垂竹枝，竹叶浓淡相间。史传文氏之竹“浓墨为面，浓墨为背”，于此可见。笔法谨严有致，又现潇洒之态。本幅无款，有“静闲口室”、“文同与可”二印。诗塘有明人王直及陈质题诗。画墨竹始于文同。至于画竹，他曾对好友苏轼有过表露，说：“吾乃学道未至，意有所不适而无以遣之，故一发于墨竹”，可见画竹是他宣泄情感，遣发胸怀的手段。苏轼是中国文人画理论的奠基人，也擅画竹。由于文同、苏轼等的倡导，宋元间画墨竹之风大盛，名家辈出。如元代赵孟頫、李衍、柯九思、吴镇、倪瓒，明初王绂、夏昶等等均以文同为宗师，后人则以“湖州竹派”称之。竹也就与文人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全图呈“S”形构图，吴镇在《墨竹谱》中将这种构图称之谓“俯而仰”。此图竹竿曲屈而劲挺，似竹生于悬崖而挣扎向上的动态。《宣和画谱》认为“竹本以直为上，修篁高劲，架雪凌霜，始有取也”，此种弯曲的竹子自然是不可取的。而据记载文同却偏爱画纡竹，或许正因为变形而又顽强向上的竹子，更能引起他的思想共鸣。此图竹竿用笔自然圆浑，墨色偏淡，节与节之间虽断离而有连属意。画小枝行笔疾速，柔和而婉顺，枝与枝间横斜曲直顾盼有情。此图之竹叶更是笔笔有生意，逆顺往来，挥洒自如，或聚或散，疏密有致。在墨色的处理上更富有创造性，以浓墨写竹叶的正面，以淡墨表现竹叶的背面，使全图更觉墨彩缤纷和有丰富的层次。综观全图，竿、节、枝、叶，笔笔相应，一气呵成。充分体现了文同非凡的笔墨功力和对竹的深刻的理解。 画竹必须先爱竹，爱竹必先由观竹而起，观竹则必须亲自养竹，文同即是这样的。据说他在洋州时曾在居处遍植竹林，经常以竹为伍，细心观察竹的不同形态，观察竹在晴晦雨雪等不同气候条件下的变化，做到“胸有成竹”。宋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也认为“有成竹于胸中，则笔墨与物俱化”，只有通过观竹、爱竹，对竹的充分理解，执笔时才能不期而然地将胸中之竹纳入毫端，这正是文同墨竹出神入化的原因。墨竹的起源 相传始于唐吴道子。一说，始于五代郭崇韬之妻李氏。墨竹 明 陈洪绶 纸本墨笔 ×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陈洪绶是明代著名的人物画家，但这幅墨竹却颇具新意。他以书法入画，笔墨高雅厚朴，一反枯硬之风。

墨竹百科名片 1752年作 竹石图 立轴 水墨 郑板桥萧萧疏竹不胜看，到此方知画竹难。谁信中书曾放笔，片时行进楚江干。 郑板桥的绘画艺术在清代初期我国书画艺坛上，升起一簇闪耀着奇光异彩的艺术巨星，这就是画史上著名的“扬州八怪”。他们在继承我国古代书画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我国的文人画，积极倡导诗、书、画、印的综合艺术，从而开创了我国绘画崭新的画风，为中国绘画史的发作出了新的贡献。而在这些著名的群星里，最为佼佼者应首推郑板桥。

三、郑板桥绘画的形式表现特色 郑板桥绘画在形式上的表现特色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探讨,即书画、题跋、布局、技法的表现. （一）融合共通的书画.郑板桥绘画传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画,在他的艺术创作上,把画、诗、书和印结合,让它们成为不可分的综合艺术.郑板桥不仅以书入画,而且以画入书,郑板桥学黄庭坚的长撇,又巧妙地参以兰竹画法,使字的中锋一竖和一撇,犹如兰竹叶的再现.郑板桥的绘画能使书与画巧妙的融合成一体,诗书画印相搭配,形成他个人的独特的风格.郑板桥把画上的竹与自己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密密麻麻的题跋上谈出自己的创作经验,精彩的画论就写在竹干之间,与郑板桥特有的“六分半书”与画呼应,形成独特的风格. （二）书画合一的题跋 中国文人画是以诗、书、画、印结合的综合艺术,自文同、苏轼、米芾等人提倡以来,为了抒发情怀、寄寓人品及性格,画家们将诗、书、印结合一体,让它们融入画面上,与画不可分开.郑板桥几乎每幅都有题跋,郑板桥题跋主要藉由“题画”抒发个人的情感.题跋不只在内容上发挥它的作用,在画面整体表现上增强中国画的造型美,这也是郑板桥绘画特色之一.每一题跋都是一篇绝妙的小文,气味隽永,寓意深远.郑板桥在书画表现上不断地寻求创新,“掀天搨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原来不在寻常眼孔中也”,因此“未画以前,不立一格,既画以后,不留一格”. （三）不泥古法的布局 郑板桥绘画风格特色之一就是巧妙、大胆的“经营位置”.在布局的安排上“少不疏,多不乱”为其基本原则.通常题跋也纳入为全幅构图中的主要角色,而且画中的主客关系也很和谐的安排. （四）推陈出新的技法 郑板桥画兰画竹几乎都用墨笔,笔法圆浑而不失劲秀,奔放而不流于狂纵.中国传统画兰竹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以勾勒的方式用墨描下来,另一种是直接在竹影的范围内以写字的方式画下来.郑板桥墨竹直接以墨笔挥洒,“写兰如作字,兰叶尤妙,焦墨挥毫,以草书之中竖长撇法运之”.郑板桥强调技法要从古法,先有绘画的基础才能求“写意”.郑板桥很重视传统画法,甚至说不学古法就不成画.郑板桥画竹自有法则,遵守传统法则而不受古法的拘束,这即是郑板桥的“至法”.虽这些法则来自古人,又能化为郑板桥的“我法”,这是郑板桥在优良传统基础上,再以个人的深入观察和经验的累积得来的.郑板桥画竹技法,从竹节与竹叶来看,继承了明清以来的“浓墨点节法”的传统,又创造性地与“个”字、“人”字进行巧妙地叠叶,使整个画面劲秀而富有生机. 四、结论 “书画合一”虽然是中国文人画的传统,但郑板桥成功地推出独创的画风和精彩的绘画理论,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画但又超越了传统文人画的风格,在绘画史上的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郑板桥强调学古的方法,学古不是死学而是要“活”学,他的墨竹就是学自传统,是“各有灵苗各自探”的成果.郑板桥的学习方法及态度方面对后人却有很大的启示和借监作用.

贯穿于有清三百年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名家辈出，风格多样。清隶为清代碑学的兴起，从根本上击溃帖学垄断的僵局，起到了重中之重的历史作用。典册告诉人们，有清一代擅长隶书的名家达500人之多。清代早期的隶书名家有：郭允伯(?-1652)、万授一(1659- 1741)、王嵩樵(1592-1652)、王烟客(1592-1680)、王虚舟(1668-1743)、傅青主(1607-1684)、郑谷口(1622-1693)、朱竹坨(1629-1709)、垢道人(1605-1691)、林吉人(1660-?)、周亮工(1612-1672)；清代中期的隶书名家有：邓石如(1743- 1805)、伊墨卿(1754-1817)、曲江外史(1687-1763)、南阜山人(1683-1748)、汪近人(1686-1762)、高西唐(1688-1753)、郑克柔(1693-1765)、杨石(上宀下戊)(1696-?)、罗两峰(1733-1799)、龙泓山人(1695-1765)、黄小松(1744-1802)、奚冈 (1746-1803)、陈曼生(1768-1822)、巴隽堂(1744-1793)、桂馥(1736-1805)、翁方纲(1733-1818)、阮芸台(1764-1849)、钱立群(1759-1844)、张文鱼(1738-1814)；清代晚期的隶书名家有：吴熙载(1799-1870)、何绍基(1799-1873)、莫(吕阝)亭(1811-1871)、杨濠叟(1812-1881)、胡不恐(1817-1862)、杨见山(1819-1896)、俞荫甫(1821-1907)、胡荄甫(1825-1872)、赵之谦(1829-1884)、吴大澄(1835-1902)、徐袖海 (1826-1890)、翁叔平(1830-1904)、杨惺吾(1839-1914)，等等。造成清代隶书鼎盛、名家辈出的原因是什么呢？从社会状况来看，清代政冶极不清明。清初读书人为避“文字狱”，把自己的精力移入金石考据领域。当然，由于金石彝器出土日多，也为金石考据的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清代学人治学态度严谨，崇尚“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理念。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清代考据学得到空前发展，本不为人所重的残碑、断纸，竟成了考据学家寻觅的瑰宝。清代学者尤重汉隶的研究，如万授一的《分隶偶存》、桂馥的《说隶》、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等，给清代隶书的繁荣昌盛提供了学理上的客观条件．使有清一代隶书家得以对传统隶书进行符合汉字构架的局部改良，从而大大提高了清隶的艺术表现力。从对姐妹艺术的吸取方面来看，将篆刻的若干长处有机地移到隶书的实践中，从而使书法具有“金石味”，以丰富隶书的表现力，这一点邓石如做得很典型。正如魏锡曾所著《绩语堂论印汇录》中指出的：“若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隶书大家邓石如擅篆刻；同样，隶书大家金吉金亦擅篆刻，伊墨卿、陈曼生、何绍基、吴苦铁等清代隶书大家，皆擅篆刻。可以不夸张地说，篆刻拓展了清隶的艺术魅力。从宽泛吸收其他书体优点来看，清隶的营养成分是有分量的。清代隶书家远绍汉隶，对汉碑碑额及碑阴的研习颇见功力。书法赖以存“形”的核心点是抽象，具有表现为时间序列和线性构架的本体规律，有不可逆性和不可约简性。汉隶碑额或碑阴亦具这些属性。这些碑额或碑阴给清代隶书家的启迪是明显的。除了这些碑额或碑阴以外，清代隶书家对魏晋南北朝碑如《范式》、《李仲璇》等也认真临写，当然对诏版、砖文、镜铭也注意取法。正是这样，使清隶打破了传统隶书与其他书体的界限，体现出清代隶书家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发展理念。清初隶书成就最高的郑谷口，以草法入隶，其隶书被包慎伯列为“逸品上”；博诵经史、蕴蓄闳深的大学人、大词人朱彝尊以欧法入隶，“笔意秀劲，韵致超逸”（《桐荫论画》句）。此外，金吉金以吴碑入隶，伊墨卿以鲁公楷法人隶……都使隶书呈现出各自的审美取向。这种以正、草、篆籀入隶，动、静相整合的隶书面貌，可渭空前，充分展示了清隶“放意自得”和“心手达情”的时代特色，从而使清隶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的张力都得到了显著加强．构成了隶书发展史上一座令人瞩目的高峰。从清隶书家所用的工具观之，亦有长于前辈书家之处。中国文房四宝史告诉我们：宋代以前，总的来说用硬毫笔者占大多数；明代开始，用软毫的才逐渐多起来；具体地说，明以后至清代，羊毫被广泛使用。《频罗庵书画跋》云：“笔要软，软而遒；笔头要长，长则灵。”长锋羊毫有如下特点：一、便于储墨并且储墨量大；二、八面出锋的旋转余地大，适于隶书特色之笔——“燕尾”笔法的运作。读邓石如隶书，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长锋羊毫的这些特点。从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角度看，清隶具有抒发性灵、解放思想、师汉隶但不为汉隶所束缚的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特色，用石涛的话说，就是勇于“借古以开今”。如张文鱼的飞白体隶书，赵之谦的魏碑体隶书，均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充分表现了他们良好的修养、上乘的品格、阔大的襟抱和精湛的功力，真是：“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刘熙载《艺概·书概》句）从墨色上看，清隶的一大特色是墨色活。活从何来？活从善于用水来。何绍基、赵之谦、吴苦铁等皆为用墨高手，其涨而不烂、润枯相间的施水带墨法，使墨色在隶书中充分地表现了艺术魅力。书法形象的智性把握是“法”，而书法形象的情感酿造，却是“意”。清代隶书高手在“水”这个材料上用尽了心思，充分发掘了墨色的艺术表现力，故清隶在用“水”上给来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理论思考点和实践操作点。清代碑学的先导是清隶的强劲发展。清初帖学垄断，书风单一。由于历史性的文化积习的压力，使书法在以法致道的漫漫长途中艰难地跋涉着。最为明显的是，帖的巧美导致了“馆阁体”对清初书法的侵蚀，从而形成了颓弱的格调低下的局面。清初和这—局面分庭抗礼的关键书体，就是隶书。清隶不仅为碑学在清代的发展开了头，而且清隶始终伴随着有清三百年书法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着。张扬个性的清代隶书众所周知，清代是一个政治上昏聩、腐朽、没落的王朝，而书法尤其隶书却在这个时代得到复兴。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如前所述，隶书自东汉桓、灵之后，形势急转直下，至宋、元、明三代已少有人问津，“篆籀八分，几于绝迹”[8]。而被尊为帖学鼻祖的“二王”书风，由于得到梁武帝、唐太宗等的极力推崇，长期笼罩书坛。以“二王”为衣钵而失之于“俗”[9]的元人赵孟頫书及失之于“软”[10]的明人董其昌书，本不足为重，却深得明清皇帝的赏识，以致出现了从明季到清初赵、董书风交相辉映，天下附影的局面。加之科举而馆阁体兴，千人一面，一字万同。可以说在“二王”帖学范围内讨生活的清人书法至此已是衰朽至极。物极必反。书法艺术这种自身的矛盾运动，客观上为隶书的复兴积聚了巨大动能，犹如一座巨大的活火山，一触即发。一方面，康、雍、乾时期，清政府为了强化皇权，防止颠覆，加紧了对汉人中学人思想的钳制，以致文网密布。为了逃避残酷的现实，人们不得不转事他行。其中，不少人则致力于古籍的勘理和金石的考证。于是，作为记载着汉代文献史料的碑刻，受到人们的空前青睐。同时，汉碑书法艺术的美学价值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与重视。许多人考证之余便埋头于汉隶书风的探究，学界由此大兴“汉学”和“尊碑卑帖”之风。显然，是至今想来还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狱”激活了“隶书”这座沉睡了1400多年之久的火山。此外，清初几位先知先觉、具有强烈个性的大家对清隶复兴亦功不可没。首先是傅山。傅山以草、行书名重于世，作风仍属帖学一路。但他从言行上已很透彻地表明了自己尊碑的思想理念。他说：“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在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旁宽窄，左右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11]尤其是他的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12]的美学思想，更是道出了与妩媚婉秀，充溢着阴柔之美的帖学风范格格不入的艺术主张。他身体力行，行草之外，兼习分隶。尽管尚不成熟，但作品拙朴真率的情趣，一扫晋唐以来八分恶习，在当时具有强烈的反叛意义。因此，傅山可说是清代碑学崛起、隶书中兴的先行者。其次是被誉为“清初三隶”的王时敏、郑簠、朱彝尊。郑、朱二人殚精竭虑，提倡碑学，毕生浸润于金石的研究与考证，且注重实践，创造出了个性鲜明、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八分书体。王时敏于画学虽为复古守旧派代表，但所作八分直追秦汉，带有古气。线条也不象唐隶那样浮滑单薄，用墨上更没有明人那样“黑”、“死”，很讲究苍涩浑润的变化。就这些而言，他的作品较之唐隶还是富有新意的。“清初三隶”的成就，基本代表了清初书坛分隶的水准，为后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打开了通路。最后是作为朱明后裔的高僧石涛。石涛以其巨大的绘画成就与创新精神倍受人们钦慕。在书法上，他也是提倡个性解放，尊碑卑帖的一个重要人物。所作八分，“散朴有致，不格绳墨”[13]，气格非凡，为随后的书家冲破晋唐以来隶书樊篱提供了又一崭新的“旗标”。清代隶书复兴的元气得力于清代的金石学、考据学、文字学等朴学文化的滋养，一些汉学家朴学家以其深厚的学术修养，提笔书隶，具有学者风范。兹后兴起的碑学思潮，推波助澜，开拓了书法家们的审美视野，形成了新的隶书审美观。金石碑版简牍不断有新的出土，即使人们眼界大开，又为新的隶书审美观起到了支撑作用。近现代印刷技术普及，传世碑帖珍拓和出土书刻得到较广的传布，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学习、研究和晶赏。凡此种种社会文化因素，都对隶书的复兴有着或大或小的促进作用。一、清朝前期的隶书清初隶书首推郑篮，其次有朱彝尊、石涛等。郑篮(1622—1694年)，字汝器，号谷口，上元(今南京)人，终生未仕，以行医为业。隶书初法明人宋珏，后“深悔从前不求原本，乃学汉碑，始知朴而自古，拙而自奇。”他一生专工隶书，一扫魏晋以来的刻极之气，浑厚圆转，沉着飞动，名重一时，被朱彝尊推为“古今第一”。朱彝尊的隶书，以秀逸著称，并和郑篮一起研讨隶书，互相激发。钱泳《履园丛话》：“国初有郑谷口始学汉碑，再从朱竹垞辈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著名画家石涛的隶书，初受郑篮的影响，后用行书参入隶体，给古朴拙质的隶书注入了鲜活的笔法。“扬州八怪”中的高风翰、汪士慎、金农、高翔、郑板桥等，无不有一手独特的隶书本领。尤以金农的隶书创新性最强，形成了世人称之为“漆书”的艺术形象。与“扬州八怪”有密切往来的西冷篆刻家丁敬、黄易、陈鸿寿等人，在隶书创作上也各有特色，丁、黄两人以工力见长，陈则气势磅礴。这些画家、篆刻家的艺术思维活跃，对隶书的审美创造别具一种眼光，这也是清隶艺术特色有别于汉隶的一大原因。清隶的确立，代表性书家是邓石如和伊秉绶。邓石如(1743—1805年)，初名琰，字石如，后改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他对篆书有创造性的发展，对隶书也下过功夫，遍临汉碑达50余种，并对篆、隶笔法互相参用。伊秉绶(1754—1815年)，字组似，号墨卿，福建汀州人，以平直之笔写隶，不在蚕头雁尾上作矫饰，体势宽博，笔力拙质，有大气势，康有为推其为集分书之大成者。当时与伊秉绶齐名的桂馥，也擅长隶书，但风格有异。二、清朝后期的隶书清朝后期的隶书，是在碑学思潮中发展的。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的碑学，从南北朝碑版到汉碑的艺术渊源和风格流派，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复兴的清隶给予了高度评价，从而在理论上进一步推进了清隶的发展。何绍基初宗颜真卿，继究北碑，以楷行书体上独创一家，晚年遍临汉隶，每临一碑多至若干通，采用苏东坡提倡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每临一遍，专注一端，或取神韵，或取势度，或取用笔，或取行布，致使临书无一通与原碑全似，积而久之，融汇笔端，名曰临碑，实是创作，并影响到他的其他书体创作，卓然成大家。他的汉碑临作曾刊印过。《中国历代法书墨迹大观》十五册刊其隶书屏，浑朴圆转，举重若轻。 赵之谦聪明过人，多才多艺，书画篆刻皆有造诣，篆隶草行莫不精能，用笔流宕，变化多姿。吴熙载是包世臣的入室弟子，精通金石考证，篆刻师法邓石如，擅长篆隶，所临汉碑，振笔有雄风。杨守敬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曾出使日本，对日本书道的发展有过不小的影响，他的隶书苍劲跃动，带有金石味，从书风渊源上看，有近师杨岘的痕迹。杨岘隶书尚带秀逸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