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斯蒂格利茨论文范文资料

文献综述范文的写作步骤如下： （一）选题 选题是写好文献综述的首要条件。选题要从实际出发，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在理论或实践上有一定意义。选题来源包括：1）与自己实际工作或科研工作有关的、较为熟悉的问题；2）某护理问题的研究今年来发展较快，需要综合评价；3）从掌握的大量文献中选择反映本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或新动向的题目。  文献综述的题目不宜过大，越具体越容易收集资料，从某一个侧面入手，容易深入。 （二）搜集资料 文献资料是撰写文献综述的物质基础，选定综述的题材后要大量的搜集和阅读有关的中文和外文文献，文献越多，就越好些，综述的质量就越高。选择文献应先看近期的（近3-5年），后看远期的，在广泛阅读资料的基础上，在深入复习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必须找到原文阅读，特别是有权威性的文章应细读。在阅读文献过程中应做好读书卡片或笔记，为撰写综述准备资料。 （三）整理资料 综述不是众多文献资料的堆积，而是作者在阅读了一定量的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资料的重要程度进行细读，抓住其主要观点和结论，对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先列出提纲，写出各级的大小标题，然后将观点相同的资料分别归入有关问题，并排好顺序。综述要如实反映原作者的观点，不能任意改动，但对引用的资料也要加以选择，不可能把搜集和阅读过的所有资料都写进去，应有所取舍。 （四）写作 根据写作提纲，逐项将内容展开，并注意观点与内容的一致。在写作过程中，可根据需要调整结构和补充内容。论述观点时，作者可有倾向性，但不同观点也应列出。初稿写出后，要反复修改和补充，包括内容增减、结构统一、数据核对和文字润色，综述发表前，最好请有关专家和同行审阅，力求做到主题明确、层次清楚、数据可靠、文字精练、表达准确。范文1： 从政府到企业：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文献的综述 一、引言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的不俗表现，一直令中外经济学家为之着迷，作为其背后主要支撑力量的民营企业更是倍受关注。从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撑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假定出发，经济学家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去观察、解释民营企业的成长绩效，及其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成功挑战了“传统智慧”（Montignola，Qian and Weingast，1993），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民营企业，进而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具体讲，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民营企业，从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全过程看，它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从产权已基本清晰的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出发，将会把我们引导到一种什么样的未来状态？随着各种形式壁垒的消除，我们如何预测它下一步的表现？本文期望能为人们进一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本上按照民营企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评价斯蒂格利茨（Siglitz）等人的观点。与早期的政治经济环境相适应，产权安排被视为外生变量，市场竞争、激励与信息等因素得到了强调。第三部分介绍围绕产权安排提出的各种理论假说。尽管文献的视角各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从Grossman－Hart－Moore的剩余控制权理论起步的。第四部分比较分析各种关于企业改制原因的假说。一般认为，地方政府退出与企业改制内生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水平。随着环境的变化，民营企业作为一般意义上企业的性质被更多地展现出来。 二、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与效率改进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具有渐进性、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非同步性的特点。这构成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初始环境。早些时候，依照Sachs（1989）等人所设计的“大爆炸”模式进行改革的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出现持续衰退，而“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却保持了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尤其令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推动这种增长的竟是有惊于主流经济学（企业）定义的乡镇企业。起初国内学者曾从经济行为的逻辑性与财产所有制无关的假定出发，运用兰格（Lange）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作过一些探讨，但基本没有得出什么有解释力的假说。根据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理论模型似乎也一时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在详细考察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后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表明，缺乏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私有产权关系并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所在，同时市场社会主义也存在一个严重失误，那就是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由于假定信息完全，像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一样，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Lange－Lerner－Tallor）定理，并没有对信息不完全的现实予以足够的重视。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中会产生严重的委托一代理问题。此时的首要问题是改变管理人员的激励结构，而这一点在不改变企业产权的情况下也能做到。由于竞争机制的引入和企业“软预算约束”（Kornai，1998）的改变，致使经理的激励结构发生变化，即使不进行私有化也可使企业效率得到提高。正像人们已经观察到的，与积极推行私有化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在给予经理人员更多的利润方面走得最远（热若尔·罗兰，中译本，2002）。乡镇企业早期的成功案例表明：激励机制的改进向相关行为主体提供了有力的激励。例如，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理人员的收益不断增加；乡村居民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获得企业所创造的大部分税收和利润（萧好，2000）。 沿着竞争与激励之间关系的思路，田国强（1995）通过一个基于激励理论的分析框架，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激励机制变化对乡镇企业效率的影响。他从产权界定与资源有效配置的关系出发，认为明晰产权通常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充分条件，却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很多情况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不取决于产权的明确界定。因为在市场机制中，行为主体的激励来源于占有财产和获取利润，所以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有私有产权才会产生高强度激励。为此，田国强用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案例作了进一步说明：尽管土地仍然归国家所有，但将努力程度与收益水平紧密结合起来的措施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产权并不是解释中国乡镇企业效率的最关键变量。依照激励机制设计的理论逻辑，在公有制条件下也可能通过选择恰当的激励机制来使资源配置优化。中国乡镇企业表现出高效率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制度安排满足了激励机制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把个人的收入和劳动贡献联系起来；企业经理和职工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等等。 可以认为，斯蒂格利淡和田国强等人的上述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早期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绩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外部环境参数发生变化时，经济学家进而发现，乡镇企业的决策权逐步由地方政府向企业转移（Jefferson et al，1994）。正如田国强同时所强调的，乡镇集体企业作为中国特定阶段特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它诞生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早期阶段。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当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产权明晰的企业不断增加时，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可能会越来越小，很有可能竞争不过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企业（田国强，1995）。很显然，仅凭对竞争、激励的强调已不能更深入解释乡镇企业后来的表现。 三、产权配置与民营企业的绩效 尽管竞争机制的引入有助于改善民营企业的绩效，但我们知道，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微观基础，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产权配置对效率的改进十分重要。此前有关东欧国家转轨的经验研究表明，在不稳定状态下，市场竞争的潜在功能难以完全发挥，过分强调竞争，会形成新的扭曲。但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案例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究竟是什么抵消了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现实使经济学家们最终认识到产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Grossman－Hart－Moore所发展的剩余控制权理论为更深入地分析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假说，积累了大量文献，并由此构成中国民营企业研究的主流。 Weitzman－Xu（1994）较早发展了一个有关中国乡镇企业内部产权安排的模型用以解释民营企业的绩效。在模型中，乡镇企业被刻画成一种产权模糊的合作性组织。虽然乡镇企业名义上归社区全体成员所有，但其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乡镇基层政府手中。与私有产权相比，其产权安排是模糊的。然而在中国，它却表现出了与私营企业相近的绩效（Svejnar，1990；Pitt andPutterman，1992；Dong and Putterman，1997）。Weitzman－Xu进而认为，乡镇企业的出色表现挑战了标准产权理论。根据Grossman－Hart－Moore的理论，产权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对一个企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在合约不完备的情况下向相关主体提供激励，并解决组织内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国的经验似乎表明，产权的重要性与组织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是正相关的，但这种相关性依文化中合作精神的不同而异。同西方相比，中国高合作精神的文化氛围（自利性动机弱，合作意识强）使得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具有了一定效率。然而，Weitzman－Xu并没有清楚地解释文化作用的机制。如果真是高合作精神导致了中国乡镇企业的效率，那么处于相同文化环境中且产权同样模糊的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对低下就是不正常的（田国强，1995）。很显然，要对中国乡镇企业的独特表现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还应当引入新的变量。 …… 四、企业改制与政府退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1）短缺经济时代结束，经济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2）政治上对私有财产的看法较之以前宽容多了，甚至在形式上开始承认其合法性。在此背景下，一个被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乡镇企业增速减缓，以及紧接着的大范围改制。此时，文献关注的中心开始转向乡镇企业改制的原因。伴随着地方政府的退出，“模糊产权”这一中国民营企业的标志性特征，也逐渐褪色。蔡防（1995）用一个委托一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乡镇企业改制的动因。他假设地方政府是委托人，乡镇企业经理则被看作代理人，企业绩效取决于对经理的激励和约束。给定地方政府的监督能力，其监督效果内生于乡镇企业的数量和个体规模。在早期，企业个数少、经营规模小，加之经理的就业机会较少，企业面临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尚不严重。随着地方政府所掌管的乡镇企业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及经理就业机会的增多，监督效果逐渐变差。地方政府只得默许经理人员以灰色收入的形式获得部分剩余索取权以达到激励效果。因为经理所获得的剩余是“灰色的”，具有较高风险，作为补偿，对集体资产的侵蚀在所难免。结果乡镇企业的运作成本日益提高，以企业所有权（在地方政府和经理之间）重新配置为核心内容的乡镇企业改制也由此启动。 至此，整个理论演进的逻辑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正如人们已经观察到的，随着政府的全面退出，中国民营企业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其内涵越来越接近主流经济学关于“企业”的标准定义。民营企业首先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企业，其特殊性就在于被嵌入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伴随着经济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它的一般性会被更多地展示出来。解决了这一关键认识问题后，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似乎开始逐步淡出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最近的文献考查表明，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已开始由“解释问题”向“解决问题”转变。例如，姜长云（2000）对乡镇企业资本短缺问题的研究；张杰（2000）、格雷戈里和塔涅夫（2001）对民营企业融资；习题的研究；范从来等（2001）对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模式和股权结构的研究；Sun（2002）对股份合作制内部治理机制合理化问题的研究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各种经验与对策性研究逐渐成为主流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已不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在我们看来，产权已基本明晰的民营企业，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能否尽快成为国家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力量，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解释。很显然，只有一种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多元化视角才能勾勒出它未来的成长轨迹。如何预测民营企业下一步的表现？随着它的成长将会对整个改革进程施加怎样一种影响？无疑是现实对理论提出的又一大挑战。（来源：经济研究） 范文2：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围绕中国的财政分权问题展开研究。财政分权问题涉及到诸多因素，对其研究必须采用多层次的视角。既有的研究成果多囿于财政分权的某个局部层面，尚未见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完整理论框架出现。财政分权，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而言，是指通过法律等规范化的形式，界定中央（或联邦）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支范围，并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预算管理权限，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1980年代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股财政分权的浪潮。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1990年代中期，全世界人口超过500万的75个发展中国家中，有62个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财政分权改革（世界银行，1997）。伴随着财政分权实践的蓬勃兴起，涌现了大量理论文献。这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探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财政分权问题，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后，其财政分权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已有的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文献主要沿着下述几条线索展开： 1.对财政分权和市场化改革之间次序问题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具有制度变迁意义的财政分权改革肇始于1980年代初“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将中国的财政分权置于其市场化进程的宏观视野中考量，学者们首先对于两者之间的先后次序问题进行了研究。高培勇（2001）认为，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分权化的财政体制改革先行一步，在改革启动初期扮演着为推进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角色。贾康（2000）也认为，只有先从财力增量的分配格局入手，向地方政府放权，才能使传统的体制有所松动，为以后计划、物价、工资、企业等方面的改革提供空间。总之，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分灶吃饭”式分权体制的实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是中央出于经济理性主动向地方进行放权让利的产物，其目的是缩小国家干预范围、增强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胡鞍钢和王绍光（1997）虽然也认同先行一步的财政分权对于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他们认为，1980年后的分权化改革并非是中央纯粹按照经济理性所做出的决策。事实上，这种“放权让利”是中国在1979和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增收和减支皆不可行的背景下，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中央被迫向地方妥协的产物。 与前述学者们的观点不同，黄佩华（1991）认为财政分权应当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进行，否则会给地方政府带来盲目发展经济的负面激励。按照黄佩华的观点，中国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财政分权先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且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部门企业缴纳的税利，这就给地方政府提供一种负面激励：大力扩张地方工业规模，实施地区保护主义，以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正是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导致了1980年代经济运行的过热。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认为，转型国家的财政分权必须要选择合适的时机，确定正当的顺序，即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应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原因在于，只有先经历市场化的改革，割断政府和企业间的非正常联系，企业才能摆脱政府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自主的经济主体。接下来再实施财政分权，就可以避免给地方政府提供“铺摊子”的负面激励，更可以有效地实现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诸多收益。杨灿明（1996）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1978年以来的财政分权化改革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分配层面的问题，反而带来了市场分割、区域间交易费用提高及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控制加强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企分开等其他层面的市场化改革滞后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没有把分配问题与整个宏观经济协调起来；其次，也是因为分权改革一开始并没有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作为明确的目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间分权体制的量变。 2.对财政分权和宏观经济运行绩效的研究。总体而言，对于1980年代初开始的财政分权改革的绩效，多数学者的看法是，中央向地方权力的下放，地方收入留成比例的提高，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Qian和Weingast，1996；Qian和Roland，1999）。但也有学者指出，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这种激励机制仅仅在沿海地区发挥了作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这些地区带动的。因为这些地区充分受益于外来直接投资的流入、浓厚的企业家传统以及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软约束（Young，2000；Tsai，2004）。这一方面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分权与经济增长以及分权和宏观经济稳定两个问题上。 （1）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研究。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研究，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在不同的研究中衡量财政分权的方法存在着差别。Zhang和Zou（1998）注重于财政资源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用人均省及省以下的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并据此估计财政分权的影响。解释变量中包括了劳动力增长、投资增长以及以实际税率衡量的税收。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与他们的结论不同，林毅夫（2002）等人认为财政分权积极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林毅夫的研究注重于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政策激励的反应，使用边际留成比例衡量财政分权，选择了28个省级政府1970-1993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财政分权主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促进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马骏（1997）同样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同的是，马骏选用的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是省级政府的平均留成比例，而非边际留成比例。乔宝云（2002）就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和财政资源分配均等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取舍关系进行了探索。他使用中国1985-1998年间分省的有关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率、分配均等和财政分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正面影响并不是线性的。 （2）与宏观经济稳定相关关系的研究。Rajiv Lall和Bert Hofman（1994）在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时发现，实施财政分权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特殊的双重领导和条块管理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负有双重受托责任。1980年以来开始的放权让利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和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激励，地方官员的受托责任也产生扭曲：对本级政府负责成为其首要目标，“条条管理”让位于“块块管理”。这种分权所带来的财政后果是，中央收入比重的逐年下滑以及中央对地方财政赤字控制能力的削弱。这些负面的财政后果进而成为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改革是维护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Montinola（1995）认为“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在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展开竞争提供激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保护改革的作用，这主要包括为中央政府的经济攫取和其他非正规资源配置能力施加了一种可信的限制。钱颖一和Weingast也持类似的观点（Qian and Weingast，1996），他们认为1980年代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确立了一种“维护市场”的财政分权框架，改革赋予地方政府管理本地经济的责任，强化了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同时，改革也有助于消除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与钱颖一等人的观点不同，Li和Lin（1999）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改革过程中“维护市场的威权主义”的确立。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实现了在中央政治控制和协调下经济分权化和地方预算自主间的平衡。 3.对财政分权程度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即中国的财政已经过于分权。既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设计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赵志耘和郭庆旺（2005）在研究中所选取的两类指标是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在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的三个衡量指标中，地方政府的税收控制指数比较小，表明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自主权较小，其他两个指标——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都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程度已相当高。特别是第二类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的指标，充分反映了中国是一个财政高度分权的国家。 国际比较也表明相同的情况。王绍光（1994）认为分权存在底线。通过研究34个国家中央财政收支的情况，他发现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当今世界一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或支出不应低于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比重的50％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果某一国家在上述四个方面全部低于这些指标的话，就可以认为超出了分权的底线。他发现，前南斯拉夫在1980年代就超过分权底线，随后即出现了国家的动荡不安。而中国的上述四个方面也低于相应指标，表现为中央政府所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能力十分低下。这表明，中国的“放权让利”改革已经走过了头，超过了分权的底线，需要作出新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才能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 尽管普遍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带来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公正化（楼继伟、李克平和项中新，2002），实现了提升“两个比重”的既定目标（高培勇，2004），是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次重新集权化（EraDabla—Norris，2005）。但是，财政分权依然处于过度的状态。由于过度分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没有改善财政资源分配的均等（乔宝云，2002）。姚洋 （2003）也认为，适度的财政分权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中国财政分权由于制度供给的失衡而远远超过了适度的界限，其后果是导致了各级政府对事权的推诿和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在基层的积累、政府行为的商业化和机会主义倾向、地方公共品提供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地区差距的扩大，以及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等诸多问题。 4.简要评价和思考。通过对相关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文献的梳理，不难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层面的考量。从研究方法看，以往的研究既有规范分析，也有实证分析；研究视角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既有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宏观经济稳定等经济领域问题，也关乎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设计等政治、法律问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财政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管理问题。对其研究和处理必须拓宽视角，不能拘泥于财政本身。第二，需要构建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理论框架。目前，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时，往往直接照搬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对中国情况进行分析，缺乏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入考量。传统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建立在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其关键性的前提，如成熟的代议制民主体制等，在中国并不存在，因此，正如Bahl所言，中国财政分权所获得的“好处”不能用传统的分权优点所解释（Bahl，2003）。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文献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现行财政分权制度安排的弊端进行了中肯的分析，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但由于缺乏宏观层面的理论指针，这些政策建议只能是局限于财权或事权划分等方面的零敲碎打式的制度创新，尚未有能够指导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建设进程的系统化的理论出现。这一点也许正是下一步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关键所在。

撰写文献综述步骤：

1、搜索相关文献

2、评价来源

3、识别主题、辩论和差距

4、概述结构

5、写文献综述

看看下面这个经济学论文范文怎么样，也是用某种经济学原理解释某种经济学现象，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生活中的经济学：经济活动中的是非观“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信条。可是至今我们未能发明一种分配方式，可以保证所有的人齐步致富，于是先富的人在他人眼中总是横竖不顺眼，他难免受非议、遭怨恨，甚至被抄家被瓜分。“不患贫而患不均”的结果是“大家一起受穷”。改革以来，党的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立刻改变了大家受穷的僵持局面，10 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改善不但有目共睹，而且是亲身感受。可是上述这条传统信条在大家的观念中究竟改变了多少实在很难说，一遇气候适宜，它恐怕又会怂恿一些人出来“造富人的反”。贫富悬殊有可能但并非必然引起社会的不安定，理解这一关系的关键因素是弄清贫富不均的原因。如果富人是靠偷盗、欺诈、贪污、勒索而发家，贫富不均成为社会的不公，这将引起社会不安；但如果富人是靠勤劳、创新、敏捷、灵活而致富，则在一定程度内贫富差距大反而成为鼓励社会成员创造更多财富的动力。我们需要的是铲除社会的不公，而不是完全消灭贫富差别。然而“公”和“平”是有联系的，历来的政治家、革命家都把公平作为奋斗的目标之一。贫富悬殊极易造成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尽管钱的来路正当，但富人的颐指气使，穷人的委曲求存，仍然会使许多人感到压抑。于是难题就出现了，什么样的贫富差距算是适当的？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一类纯属价值判断的问题可以通过议会中的辩论、投票，最后制定所得税法来解决。美国的经济学界和政界不断在搜集社会收入分配的变化动向资料，并展开讨论，以确定当前对富人课的税应增加一些还是减少一些。对于合法收入（不论这种收入有多高），美国人几乎从来不用“剥削”这一易使人情绪激动的说法。他们用收入分配差距这种中性的指标：最常用的衡量办法是看收入最高的 20％的人的人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 20％的人的人均收入的几倍。从 20世纪 20 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 25 年中，美国人的收入差距明显地缩小。但 50 年代以后，收入差距变化甚微，1965 年以后略有缩小，近三五年来又略有扩大，现在最富有 20％的人的平均收入约为最穷 20％的人的平均收入的 7．5 倍上下。在国际比较中，这样程度的收入差距属于中等偏低，换句话说，算是比较平均的。至少比德国、法国、荷兰、丹麦等国平均。美国用累进所得税来调整收入分配中的过度悬殊，越是高收入的部分税率越高。不过，从最高部分的税率演变可以看出美国人不断变得更加容忍高收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高税率超过 90％，以后降到 70％，1984 年降到50％，而 1988 年又降到 33％。最后的一次减税发生在里根当政的时代。这位共和党总统一向以观点右倾保守著称。在酝酿减税时许多人攻击他是劫贫济富，可是最后在国会投票表决时却顺利通过。除了个人所得税，美国还有公司所得税、遗产税、债赠税，这些税虽然并不明确针对富人，但富人的这类活动远多于穷人，因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嫉妒别人的富有，如果说这是一种毛病的话，原也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如何避免这种情绪被挑动和被激发，保持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打上豪分浮财，斗地主抄家，都靠了激发这种情绪才能成功。美国人有一些习惯有利于保持人际关系的平衡。他们互相不打听收入水平，问别人“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是很不礼貌的，正好像问一位女士“你多少岁数？”一样。除了在正式社交场合，人们不注重衣着，所以很难从衣着上去猜测此人是阔老还是寒士，当然也很少凭衣着取人的风气。大学教授过去上课时还打领带，但最近几年有些年轻教授穿着却非常随便。在大城市，邻里之间的交往非常有限，多半只限于说一声“Goodmorning”之类的问候话，很少串门聊天。家里开宴会，出席者很少仅仅因为是邻居而受到邀请，这避免了比阔气比排场引起的邻里纠纷。别人富有，本来就是引人羡慕甚至令人眼红的事，如果再怀疑富人的钱恐怕是从自己身上刮去的，不平的情绪便会油然而生。所以避免产生不平心理的重要条件是“把账算清楚”——在每一笔经济往来中既不让别人占了便宜，也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其实对于社会来讲，占别人的便宜和被别人占了便宜是同一件事的两种不同的说法（对个人讲当然完全不同）。只要设想：如果一个社会内没有一个人被别人占了便宜，则其必然结果是没有一个人占了别人的便宜。因为不可能存在只有人拣便宜而没有人吃亏的事。刚到美国时，我对电话收费制管理之严格感到吃惊。大机关里的电话分两种，一种是无人看管可以随便使用的，但此种电话只能拨通本单位内部；另一种可以拨市内、长途、乃至国际电话。后一种电话都有人看管，如果要借用（事实上等于揩油）必须事先声明拨往何处征得主管同意。美国人有一句口头禅“免费搭车”，他们对于白吃、白拿、白占十分敏感，所以创造了这样一个专门名词，不像我们习惯成了自然，见怪不怪。防止免费搭车最有效的手段，并不是用道德说教去劝阻，而是赋子每个人有保卫自己正当收入的权利，从财源上杜绝别人拣便宜的机会。相反，如果每个人自觉自愿把自己创造的财富交出来，这样汇集的巨额财源便成为喜欢拣便宜的人的可趁之机。税收从表面上看是不与权利相称的义务，但从根本上看，正因为每个人享受了国防、治安、道路、公共服务（例如路灯），才有纳税的需要。所以纳税并不完全是无权利的义务。美国人纳税意识很强，常说“纳税和死亡是人生逃不了的两件大事”。但同样强烈的是百姓对政府开支的监督意识，几乎每天报纸都有文章或消息，直接间接议论这件事。凡此种种，其原则是每笔钱的来龙去脉都要弄清楚。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尽量做到各负盈亏，不吃大锅饭。生产力越发达，分工必定越精细，其结果是交换越频繁。美国种小麦的农民仍在市场上买面包吃，因为自己做面包的成本比买面包的价格高。此时农民生产的商品率达到 100％。不仅农民如此，几乎每一个人全都靠交换来获得自己生活用品，于是金钱成为主宰一切的因素。美国之成为金元帝国恐怕与这一点有关。在美国，人人都谈钱，也不避讳谈钱，钱成了推动一切经济活动的动力。然而对每一个人有价值豹事物却不限于能通过交换得到的东西，例如健康是有价值的，但钱却买不来健康；新鲜空气是有价值的，但穷人和宫人呼吸同样的空气。此外，成就、友谊、寿命、理想等对生命的价值丝毫也不比物质享受次要，而都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美国人重视钱，与前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价值观比较是一个进步。但物质享受相对满足之后，又发现了人生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追求。有一些美国人觉悟到了这一点，近几年环境保护热风起云涌，自然主义提倡回到自然去，宗教热忱久盛不衰，也许指出了下一个世纪人们将逐渐从热衷于追求物质享受，回复到一个比较均衡的人生价值观。小结：收入差距大未必引起社会动荡，关键在于造成差距大的原因何在。把账算清楚，可以避免产生忿忿之情，剥削也就不再可能。经济交往中的糊涂账往往成为内部摩擦的原因。

斯蒂格利茨在1976年和罗斯柴尔德合写的《竞争性保险市场中的均衡：一篇关于不完善信息经济学的论文》具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们关于均衡的分类，现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中，特别是信息经济学的规范概念。他的文章在信息经济学领域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可能是引用率最高的。在他的很多论文中(其中很多是与别人合著的)，他反复指出如果忽视了信息的非对称性，经济模型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误导。

斯蒂格利茨与罗斯柴尔德在《竞争性保险市场中的均衡：一篇关于不完善信息经济学的论文》一文里总结了阿克洛夫与斯彭斯两位学者的工作，并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终于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因此这篇论文也成了斯蒂格利茨在不对称信息研究方面的经典之作。

第一节 借租税转嫁说明价值问题的种种理由。 地租现象是如此复杂，和它们有关的曾引起价值问题中的一些枝节问题的争论 的实际问题又是如此之多，以致有必要来补充我们以前用土地所作的例证。我们可 以用想像的商品再来论证一遍，这种商品要选择得使它在问题的各个阶段都具有自 己的显著特征，而不致引起在地主和佃户的现实关系中不存在这些特点的非难。 但是在我们讨论这点之前，我们可以借租税的归宿从旁说明价值问题。因为大 部分经济科学确实是从事于研究主要影响某特定生产或消费部门的那些经济变动在 全社会的普及的；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原理不能用某种租税“向前”即离开原料和生 产工具的生产者而向最后消费者转嫁、或按相反方向而“向后”转嫁的讨论加以适 当的说明。而这对于现在所讨论的那类问题是特别适用的。 有一个普遍原理，即：如果一种税加于某些人用来生产售与其他人的商品或服 务的任何一种东西上。那末，这种税有使生产缩减的趋势。这将使大部分租税负担 向前转嫁给消费者，小部分向后转嫁给供应这组生产者以生产必需品的那些人身上 。同样，任何一种东西的消费税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向后转嫁给它的生产者。 例如，对印刷业所征的那种料想不到的重税，会使从事该业的人受到严重的打 击，因为如果他们力图大大提高价格，即需求势必急剧下降。但从事该业的各阶层 所受的打击是不同的。因为印刷机和排字工人在印刷业外不容易得到雇用，所以， 印刷机的价格和排字工人的工资一时降得很低。相反地，厂房和动力设备，以及杂 勤人员、工程师与雇员是不会等待通过自然毁灭的缓慢过程使其数量与已减少的需 求相适应的；其中有些会很快地在其他行业中找到出路，而长期由仍操该业者所负 担的部分极少。此外，很大一部分租税势必由辅助工业如造纸业和铸型业来负担， 因为它们产品的销路有所减少。作者和出版商也会受到一些损失；因为他们不是被 迫提高书价，从而销数减少，就是让成本汲尽他们的大部分总收入而后已。最后， 书商的总销数减少，从而他们也会受到一些损失。 上面曾假定税的分布范围很广，并涉及所述印刷业易于迁入的各个地区。但是 如果它只是一种地方税，则排字工人势必迁出租税所及之范围；同时印刷厂主，所 负担的税额也许多于，而不是少于那些厂主，他们的资金更加专用，但易于调动。 如果这种地方税不能由有吸引人口趋势的任何结果得到补偿，则部分负担将落在当 地面包商和杂货商等人的肩上，因为他们的销售量将有所减少。 其次假定所课的税是印刷机税，而不是印刷品税。在这种场合下，如果印刷业 者没有他们情愿毁坏或弃而不用的半旧机器，那末，这种税不会打击边际生产。它 不会立即影响印刷量，从而不会影响它的价格。它只会中途截取印刷机所有者行将 获得的一部分报酬，并降低印刷机的准租。但是它不会影响过去引诱人们把流动资 本投于印刷机所必要的纯利润率。因此，当印刷机被用坏之后，这种税会增加边际 生产费，亦即会增加使生产者感到犹疑不决而可以自由抉择的那种费用。从而，印 刷供给减少，它的价格上涨。而新印刷机的引用只会到达那一边际，在该边际，根 据一般印刷业者的判断，它们除能支付租税外，还能给那种支出提供正常利润。 当达到这个阶段以后，印刷机税的负担分配和印刷税大致相同，只除去一点， 即：从每台印刷机攫取巨大工作量的引诱更为加大。例如，较多的印刷机可以实行 双班制，尽管夜班会引起特殊费用。 现在我们就把租税转嫁的这些原理应用到我们的主要例证中去。 第二节 上节所讨论的租和准租与价值的关系之例解。 让我们假定，有几千块比钻石硬的大陨石落在一个地方，因此，人们立刻把它 们拣起来，再拣就没有了。这些陨石能切削各种东西，势必使许多工业部门发生革 命；而陨石的所有者在生产上占有特殊优势，它会提供巨大的生产者剩余。这种剩 余一方面完全是由对它们服务的需求的迫切性和大小，另方面是由陨石的数量来决 定的。它不会受取得更多供给所用成本的影响，因为按任何价格也不能再生产出一 块来。生产成本确实可以间接地影响它们的价值，但那是用硬钢和其他材料制成的 工具的成本，而这些工具的供给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如果聪明的生产者惯于 用任何一块陨石来完成用这种工具同样可以完成的工作，则那块陨石的价值不会大 大超过在这些次要用途上和它同样有效的那些工具的生产成本（减去折旧）。 因为陨石是如此坚硬，以致不会受磨擦的影响，所以，它们也许在全部工作日 内都在被使用着。如果它们的服务是很有价值的，那末，为了使它们提供最大的服 务，加班加点，甚或实行二班或三班制也是值得的。但是它们被用得越厉害，它们 每次追加的服务所提供的纯报酬也就越少；从而就说明这一规律，即：不仅土地， 而且也有其他各种生产工具，如果被用得过于厉害，势必产生报酬递减。 陨石的总供给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当然任何特定厂商要买多少就几乎可以买多 少。在长时期内，他预其他用在陨石上的支出提供利息（或利润，如果他自己工作 的报酬也包括在内），正如同仿佛他购买的是一架机器，它的供给可以无限增加， 因此，它的价格同它的生产成本几乎一致那样。 但是当他一旦购买陨石之后，诸生产过程或借助于它们所生产的那些东西的需 求的变动，也许使它们所提供的收入成为他的预期收入的两倍，或只是二分之一。 在后一场合，它类似于从那样一架机器所得到的收入，这架机器没有最新的改良， 只能赚取一架成本相等的新机器所能赚取的二分之一。 陨石和机器的价值同样都是它们所能赚取的收入的资本还原，而这种收入又是 由它们所提供的服务的纯价值决定的。收入获得力，从而各自的价值，并不取决于 它的生产成本，而取决于它的产品的一般供求关系。但是在机器的场合下，那种供 给是由和它效率相同的新机器的供给成本所制约，而在陨石的场合下，却没有这种 限制，只要现有的陨石是用来做任何其他东西所不能做的工作的话。 试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因为不论谁购买陨石，都是从其他生产者 那里买的，他的购买实质上并不影响陨石所提供的服务的一般供求关系。因此，它 不影响陨石的价格；而这种价格仍然是陨石在那些需要最不迫切的用途上所提供的 服务之价值的资本还原。断言买主从代表服务价值的资本还原的价格上预期正常利 息，等于断言陨石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是由那些服务的价值所决定，这是一种循环 论。 其次让我们假定，这些陨石并不是立即都被发现，而是散落在公共土地的地面 上，只要大力搜寻，还可以在这里或那里找着一块。那末，人们的搜寻陨石只会到 达那一点（或边际），在该点，寻找陨石的可能利益，在长时期内恰够补偿所用劳 动和资本的支出；在长时期内，陨石的正常价值就是使供求保持均衡的那种价值， 而每年所找到的陨石的数量，在长时期内恰是正常需求价格等于正常供给价格的那 一数量。 最后，让我们把陨石这一场合和通常用在加工工业中的轻型机器和其他设备的 那一场合加以等同对待，办法是假定陨石是易碎的，而且很快就会磨坏；并假定有 一种取之不竭的源泉，从它可以按几乎不变的成本迅速而有把握地得到追加的供应 。在这个场合，陨石的价值总是和该成本大致相等； 需求的变动对它们价格的影响极小，因为价格稍有变动，就会很快地使市场上 的陨石存量发生巨大的变动。在这种场合下，从一块陨石所得到的收入（减去折旧 ）总是和它的生产成本的利息十分接近的。 第三节 续前。 上面的许多假设是不断地从一个极端伸向另一个极端的，在一个极端，取自陨 石的收入是从严格意义上说的地租，而在另一个极端，它宁可同自由资本或流动资 本的利息列入一类。在第一个极端场合下，陨石是不能用坏或毁灭的，而且它的数 量也是一成不变的。当然它们有被分配于各种不同用途的趋势，而在这些用途上它 们是这样应用的，以致增加陨石的供给以适应某种用途的需要，如不取自它们所提 供的纯服务至少具有同样价值的其他用途是不行的。可见，几种用途的应用边际是 由陨石的固定数量和在不同用途方面对它们的需求总额的关系来决定的。这些边际 一旦如此决定，对其使用行将支付的价格，是由它们在其中任何一个边际所提供的 服务的价值来表示的。 加于陨石而征自使用者的等一税，将减少陨石在各种用途上的纯服务，所减之 数等于税额。这种税将不影响陨石在几种用途上的分配；也许在由于重新调整的磨 擦阻力而引起某些延缓之后，它将全部落在陨石所有者的肩上。 在我们假设链条上的另一个极端，陨石的毁坏是如此之快，按几乎不变的成本 得以再生产又是如此之快，以致陨石所能承担的各种用途的迫切性和数量的变动， 将迅速引起可用陨石数量的变动，因此，那些服务永不能提供一种大大高于或低于 取得追加陨石所用货币成本的正常利息。在这种场合下，当一个企业家计算行将使 用陨石的任何定货的成本时，他在行将使用（和耗损）陨石的时期可以把利息（或 利润，如果把他自己的工作也计算在内）列入，作为该定货的一部分主要成本或直 接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对陨石所课的税，会全部落在那个人身上，他甚至在实行这 种税不久之后接受了借陨石来生产的一批定货。 假定陨石的寿命和新陨石得以供应的速度处于中间阶段；我们发觉，陨石借用 者所必须支付的费用和陨石所有者在任何时候从它们所能取得的收入也许与其成本 利息（或利润）暂时有所差异。因为陨石所能承担的各种用途的迫切性和数量的变 动，会使它们在它们的边际使用上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有很大的提高或下降，即使 在生产它们的困难方面没有巨大的变化。如果由于需求的变动，而非由于陨石成本 的变动的这种上升或下降，在讨论任何特定企业或任何特定价值问题期间多半是大 的，那末，对那种讨论来说，陨石所提供的收入与其说近似于陨石生产成本的利息 ，而不如说近似于地租。在这种场合下对陨石所课的税有减少用户所付租金，从而 有减少取得追加供应的投资引诱的趋势。因此，它减少供给，并迫使那些需要用陨 石的人把租金逐渐增加到一点，在该点，租金和陨石的生产成本完全相抵。但是这 种调节所需要的时间也许是很长的。在这个期间，大部分税会落在陨石所有者的肩 上。 如果陨石的寿命和我们所述的使用陨石的那种生产过程比较起来是长的，那末 ，陨石的存量也许超过它们特别宜于做的各种工作所需要的数量。其中有些几乎是 闲而不用，这些陨石的所有者计算他恰愿生产的那种边际价格时并不列入陨石价值 的利息。这就是说，有些成本就持续长时期的合同或其他事件来说被划成直接成本 ，可是就仅仅短时期的某特定事件来说却被划成补充成本，而这种成本在商业清淡 时是要加以考虑的。 当然，在长时期内，所索价格应当抵偿补充成本和应当抵偿直接成本是同样重 要的。一种工业由于甚至不能对投于发动机的资本提供低廉的利息，和由于不能补 偿逐日消耗的煤和原料的价格一样，在长期内势必破产。正如同一个人由于得不到 食物或由于带上镣铐而势必停止工作一样。但是人不吃饭也能继续工作一日，而如 果他带上镣铐，他就立即不能工作。同样，一种工业在整个一年甚或一年以上的期 间也许而且往往相当活跃，虽然在那个期间除主要成本外所赚无几，而固定设备也 不得不“白白地使用”。但是如果价格跌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不能支付当年用现金 所购买的原料、工资、煤和照明等费用，那末，生产势必立刻停顿。 这是生产要素所提供的被视作地租或准租的那些收入和被视作当前投资的利息 （或利润）的那些收入（减去折旧和维修费用）之间的根本差别。这种差别虽说是 根本差别，但它只是程度上的差别。生物学有趋势证明，动物界和植物界具有共同 的来源。可是，在哺乳动物和树木之间仍存在着根本差别；而从较狭隘的意义上说 ，橡树和苹果树之间的差别是根本差别；同样，从更狭隘的意义上说，苹果和蔷薇 之间的差别也是根本差别，虽然它们都属于蔷薇科。这样，我们的中心理论是，自 由资本的利息和旧投资的准租逐渐地融合在一起，即使地租不是自在的东西，而是 一大类中一个主要的种。 第四节 续前。 此外，不论在精神世界或物质世界中，自然界从来没有把纯粹因素和其他因素 分割开来，从严格意义上说的纯粹地租是极其罕见的。差不多所有的土地收入都多 少含有某些重要成分，而这些成分是从投在建筑房屋、棚舍和排水等方面的劳动产 生的。但是经济学家学会了识别日常所说的地租、利润和工资等这些名词所指的那 些混合物的各种性质。他们知道在日常叫做工资的这一混合物中含有真正地租的成 分，在日常所谓的地租中含有真正的劳动报酬等等。总之，他们懂得把化学家作为 自己的榜样，他探求各种元素的本性，因以处理商业上普通的氧与苏打，虽然它们 含有其他元素的杂质。 他们知道差不多所有实际使用的土地都含有资本的要素；由于人为了生产而投 于土地的劳作所产生的那部分价值和不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产生的价值是需要加以分 别论证的； 在讨论普通所谓“地租”，其实从较狭隘的意义上来说并非全都是地租的那种 收入的任何特定场合下，必须把这些论证的结果加以综合。论证综合的方式取决于 问题的性质。有时只用机械的“力的合成”就够了；较多的是必须酌计各种力量之 间类似化学的交互作用；而在差不多所有那些范围很广而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对生 物学上的增长概念势必要加以注意。 第五节 稀有地租和级差地租。 最后，简单谈一下“稀有地租”和“级差地租”的区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地租都是稀有地租，所有的地租也都是级差地租。但 在某些场合下，把用适当工具同样使用的某特定生产要素和劣等要素（也许是边际 要素）所提供的收益加以比较来计算该特定要素的地租，是方便的。而在另一些场 合，最好是直接考察需求和用该要素来生产那些商品所需要的资料的稀缺或丰裕的 基本关系。 例如，假定现有的陨石都是同样坚硬，同样不易毁坏的； 假定这些陨石都操于某个别人之手。再假定他决定不利用垄断权来限制生产， 以便人为地提高它的服务价格，而是把每块陨石充分使用到它能被有利使用的程度 （这就是说，使用到强度这样大的边际，以致产品只能以一种价格出售，这种价格 刚够它的费用和利润，而对陨石的使用不提供任何剩余）。这样，陨石所提供的服 务的价格势必由它们服务总量的自然稀缺性和对那些服务的需求的关系所决定；而 剩余总额或地租最容易被看成是这种稀有价格和陨石使用费总额之差。因此，它一 般地被视作稀有地租。但是相反地，它可以被看作是陨石纯服务的总价值超过假如 它们所有用途像它们边际用途那样无利时所达到的总价值的级差差额。如果陨石为 不同的生产者所有，而他们又由于互相竞争而不得不把每块陨石使用到再用就无利 可图的边际，那末，上述论点也完全是适用的。 上例之所以这样选择是为阐明这一事实，即：用“级差”和“稀有”的方法来 计算地租是不以劣等生产要素的存在为转移的：因为按优等陨石的边际使用和按在 完全不值得使用的边际上的那些劣等陨石的使用，都同样可以清楚地作出有利于陨 石在各种较有利的用途方面的级差比较。 由此可见，劣等土地或其他生产要素的存在有提高优等要素地租的趋势这一见 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却是真理的反面。因为如果劣等土地被淹并且完全不能生产 任何东西，那末，其他土地的耕作势必更加集约化；所以，较之该地提供少数产量 时，产品的价格较高，而地租一般也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