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向秀的论文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汉魏之际，曹操崛起于北方，其所遵循的思想和采取的政治措施皆为名法之治而重道德名节，从而影响了整个时代。在思想理论上，体现道法结合的刑名之学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南北朝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不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论魏晋士人的生命状态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遭际却是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它是由时代、社会与人生诸种因素酝酿而成的，脱离汉末之后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背景，就很难对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价。一、时代悲剧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虽被扑灭，但东汉政权迅即陷入群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动乱中,整个社会失去了制约平衡的皇权机制和道德纲常，士在这场动乱中也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汉魏六朝时期，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过程却是战火不熄、波荡连绵，社会和人伦秩序的各方面都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人与社会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士人理想中的社会和谐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正如魏晋间著名思想家嵇康在著名的《太师箴》中所抨击的,当时的社会“名利愈竟，繁礼屡陈，刑教争弛，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汉末政治动乱造成社会变迁的首先表现就是宗族与统一王权的分离，巩固人际关系的第一个环节率先在这里断裂开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未充分解体的基础上，故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积极利用这种根基强化宗法伦理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它将政治伦理化，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纱幕，以消弭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从家族到宗族到国家社会，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系统，国家正是在这种一家一户以及同姓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家族与国家的矛盾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于巩固人际关系，减少人们对封建国家的离心力，加强封建王权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但是，东汉末年动乱后，封建王朝很快被战火吞噬。本来，封建王权是宗族的保护者，一旦王权分崩离析，家族也就与王权相脱离，而形成聚族逃难和自保的局面，比如韩融在汉末率宗族千余家避乱至密县西山中;荀彧率领宗族跟从韩馥，高柔与宗族投奔高干，董和率宗族西迁。在大宗中，许多小宗又保持其独立性，比如袁绍的谋士沮授知袁绍将败亡，大会其族人，散资财以与之。宗族本是维持大一统王权统治的细胞组织，现在却成了与国家离心离德的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士人的独立意识也就萌生了。这种宗族组织在魏晋六朝又很快演变成士族统治的基础。当时，不但宗族与宗族互相倾轧，而且宗族内部在汉末以来也失去了恩受辐辏的色彩，日趋分化瓦解。《宋书·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言当时宗族之家曰：“今夫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胜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当时宗族内部风俗浇薄。至于在宗族内部的宗主与部曲、奴婢、佃农之间，则纯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就是在这种关系上建立起来的。与宗族关系相关的友伦关系，在当时也出现了危机。友伦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一种关系，孔子在谈到理想的人际关系，就提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篇》)，将朋友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与互相帮助作为友伦之基准。东汉班固等人鼓吹的三纲六纪，也将友伦作为其中的一项。但是，友伦在势利、生死这些严峻的考验面前，往往是孱弱无力的。在世道浇漓中，固然有生死不渝的友情，但是大多的友伦却遭毁弃。光武帝也曾引用“贵易友，富易妻”的俗谚来说明人之常情。刘峻作《广绝交论》列叙古往今来各种世俗之交，其中重点刻画了“势交”的特点：“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铲捶万物。吐嗽兴云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鹜。鸡人始唱，鹤盖成荫，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列荆卿湛六族，是曰势交，其流一也。”当有人炙手可热，不可一世时，许多人立即趋之若鹜，阿谀逢迎，赌咒发誓要同生死，共命运，可是一旦那个人倒霉时，原先依附他的那些人马上如同避瘟疫一样躲开，甚至落井下石，这种趋利避害的交友准则已经成为风尚。然而，与士人命运遭际直接相关的，还是危及他们身家性命的战乱和政坛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士人遭受屠戮与迫害最多的是在汉末与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左右的年代里。当时动荡不休，性命如蚁的社会现实，加剧了士人内心的幻灭感。大抵在战乱动荡的风月中，人生无常的观念最易滋生。由于玄学也无法解消人们的幻灭感，佛教最终走进了人们的心灵世界。汤用彤先生在分析汉末佛教兴盛时说：“当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佛法诚对治之良药，安心之良术，佛教始盛于汉末，迨亦因此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汉末人生无常感的产生，同社会环境的直接刺激有关，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汉末以来大规模战争造成的死亡频繁，人口锐减。东汉末年之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魏晋和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动乱与黑暗的时代，也是战争最为频繁的年代，不仅有汉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军阀之间的火并，地方势力对中央王朝的反叛，更有大规模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地区的大肆焚掠、屠杀，造成白骨遍野，赤地千里的惨象。（二）疫病肆虐导致死亡接踵而至，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大规模的战争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情景，腐尸在浊热的空气中很容易引起瘟疫流行。穷苦人家由于饮水、居住和医疗条件恶劣，更易染上瘟疫。瘟疫一流行，顷刻之间夺去千家万户生灵的性命。汉末以来连年征战，时疫不断。（三）政坛之祸导致人生祸福无常。动荡纷争的时势，引起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斗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朝代亟革，政权迭变的历史时期。由于皇权衰落，士族势力的强大，各种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许多士族文人也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惨遭杀身之祸。政治局势的反复无常，人生荣辱的升降代迁，特别是好友的惨遭屠杀，加深了人们内心的恐惧。二、生命觉醒正是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战乱、政祸、时疫不断，不说普通百姓，即使是上层分子，生命也毫无保障。动辄罹祸，危在旦夕的忧患背景，以及由传统价值观念失范（名教危机）所导致的信仰危机，面对这种社会巨变，魏晋士人开始重新检导自我价值，思索人生命运，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宗法社会的社会秩序，仅仅做一名宗法社会的合格角色，以此为人生的全部，亦即为唯一价值。这其实是无个人价值，仅有宗法社会的价值，把个人完全消灭在宗法社会的价值之中，就是个人的价值。而道家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变为一粒无知无识、无情无欲的尘沙，以赞育宇宙大化的自然秩序。这依然是无个人价值，甚至无人的价值，仅有宇宙自然的价值，把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都消灭在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之中，就是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至魏晋，人们的想法不同了：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夫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曹丕《典论·论文》）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以众贤共送往涧中……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列叙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石崇《金谷诗序》）曹丕、石崇所关注的已经不是宗法社会的价值和宇宙自然的价值，而是个体生命的价值，是如何在有限的肉体生命结束之后，精神生命还能借助诗而传于后世。连标榜“宗经”“征圣”，思想比较保守的刘勰，谈自己的《文心雕龙》之撰都说：“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也是从个人的生命价值出发的。魏晋士人开始意识到个体的生命存在，解除人生的遮蔽状态，从日常的伦理的与功利的表层生活中解脱出来，产生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认识到人的命运充满种种偶然性，却有一个必然的结局，这就是死亡。既然人必有一死，短暂的人生连同它所有稍纵即逝的悲欢离合还有什么意义？当他们直面人生的这一悲剧性方面，而发现理智无能做出解答时，一种悲剧意识便觉醒了。这时，它只有两条出路：或者向宗教寻求解脱，否定有限的人生，并禁绝生命的欲求；或者向艺术寻求安慰，在审美的陶醉中体验有限生命与无限本体融合的境界。一切宗教在本质上都是否定人生的，基督教把人生看做纯粹的罪恶，人生只是赎罪的过程和进入天堂的准备。佛教把生命看做纯粹的苦难，人生的目标竟是彻底摆脱生命而进入灭寂的境界。可是，既然人生遭到根本否定，人生的短促还有什么悲剧性可言？反倒是值得庆幸的事了。所以，宗教其实是对悲剧意识的扼杀，在基督教统治欧洲以后，希腊人的悲剧意识死去了。在佛教风靡中国南北朝以后，魏晋时期萌发的悲剧意识夭折了。另一方面，倘若对人生的悲剧性方面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回避，当然也谈不上悲剧意识。中国的儒学就属于这种情况。孔子“不知生，焉知死”，对于生死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他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学，注重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伦理秩序，他从来不把人的命运放到永恒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正如他的哲学决无诗意一样，在他那里，艺术（音乐、诗）也决无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道德的工具。真正的悲剧意识既不同于完全出世的虚无主义，又不同于完全入世的功利主义。不妨说，它背靠虚无，却又面对人世，它一方面看到人生的虚无背景，另一方面又眷恋人生，执著于人生，无论如何要肯定人生。正是这种深刻的内心冲突赋予了人的命运以悲剧性质。在魏晋士人身上，最使我们感动的就是与人生的悲剧性息息相通的这种内心冲突。从开一代诗风的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经建安、正始、元康诸代诗群，直到晋宋大诗人陶渊明，绵绵二三百年间，慷慨悲凉的忧生哀死之叹，悠悠不绝于耳。“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很容易看破日常伦理关系的无谓，而把眼光从人伦习俗转向人生更深远的前景。儒家思想仅在安定的社会秩序四壁之内才有他的立足之地，现在这四壁颓败了，人生的深邃背景或者说没有背景暴露在人们前面了。王弼注《老子》“以无为本”，把虚无确立为本体，与海德格尔、萨特的虚无本体论一样，何尝不是人类根本价值观念迷离失措的哲学反映？典型的如阮籍的咏怀诗，浸透着生命无常的飘忽感，前途迷茫的惶惑感，以及脱俗无亲的孤独感，“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无已。”“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开轩韬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逝者岂长生！亦生荆与杞。”“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人生若朝露，天道竟悠悠。”“晷度有朝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阮籍《咏怀诗》）人生短促，天道悠长，在永恒的背景下，凡世俗看重的一切，妻子、声名、荣名皆如浮云不足恋。可是悲观里有执著，嗟生正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于是仰慕老庄，渴求成仙长生，企望融入自然本体的逍遥境界。然而，正像鲁迅所指出的：“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大人先生传》中写道：“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鲁迅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历来是儒道互补，现在阮籍既不信儒，尽管尤好老庄，很想达观起来，可是达观里有疑惧，其实并不真信生死之说，依然是恋生恨死。安身立命的价值目标出现了空缺，既不能入世务实，又不能真正超脱，于是有了彷徨“失路”之叹：“北行太行道，失路将如何？”“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人情有感慨，荡漾焉可能？”（阮籍《咏怀诗》）既怀忧生之感慨，逍遥无忧的“荡漾”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了。那只是“飘飘恍惚中”的一个理想，终究是“悦怿未交接”，只好“感伤”不已。在这些诗句中，我们能深切地感觉到一种失去信仰的悲哀。《晋书》的阮籍传中说他“时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苦而反。”正透露出他无路可走，莫知所适的内心悲痛。一己的生命既不可恃，宇宙的大化又不可及，加之与社会世俗的格格不入，便导致了一种无可排遣的孤独心境：“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阮籍《咏怀诗》）在嵇康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到类似的忧患（“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世路多崄 。”“常恐缨网罗。”）、无常（“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生若浮寄，暂见忽终。”）、孤独（“嗟我征迈，独行踽踽。”“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朱颜，谁与发华？仰诉高云，俯托清波；乘流远遁，抱恨山阿。”“中夜悲兮当谁告，独抆泪兮抱哀戚。”）之叹。不过，与阮籍相比，嵇康的性格似不那么复杂，他还天真地相信神仙和长生，所以没有那么多迷茫之叹。（所引言论见嵇康《幽愤诗》）忧生、迷茫、孤独，给魏晋士人的个性染上了深深的悲剧色彩。当热爱人生的心灵一旦对人生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疑问，这颗心灵就失去了安宁，注定要同悲观主义的幽灵进行永世的抗争，漂泊在重新寻求人生意义的前途未卜的路程上。三、审美态度自魏晋时期起，一些人开始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待人接物，开始过自己所愿意过的生活。别人说他们“恣情任性”，而他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因而他们的生活显得很洒脱，很有特色，也很有意思了。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无与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王隐《晋书》见《世说新语·任诞》注）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按《礼记·曲礼》‘嫂叔不通问’，故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总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世说新语·任诞》）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世说新语·任诞》）显然，魏晋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伦理的人生态度与功利的人生态度，而伦理意义上的善，无非是以一定社会秩序的眼光来看的功利主义的善，两者是相通的，都比较讲究实际，是很世俗的人生模式。他们“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则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惟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石，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士，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事，育长妻子。”（阮籍《大人先生传》）他们遵礼守法，循规蹈矩，名利双收，自以为居于“吉宅”，可以“远祸近福，永坚固已”了。然而，自然界变化不已，社会上世事无常，站在这种无限和永恒的立场上来看待人生，意识到人生的短促可悲，这种伦理功利的人生模式并无坚固可言，它是不足取的，对它们也很难接受。正是意识到人生的悲剧性，人生的短促无常，缺乏有意义的世界背景，而走向审美的人生的。他们是以袒露而充盈的情感面对整个世界的，他们也突出地意识到了人皆有情，人不能无情。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我们看这个时期的人的情感是何等丰富啊。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世说新语·任诞》） “戴公（戴逵）见林法师（支遁）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俱尽耳。’” （《世说新语·伤逝》） “卫洗马（卫玠）初欲度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所能遣此’。”（《世说新语·言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他们弃绝世俗功利人生，而向往适情逍遥的审美境界：“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与名。夸名不在己，但愿适中情。”“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阮籍《咏怀诗》）这也是嵇康诗中所描绘的境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魏晋士人心怀人生无常的忧伤，遗落世事，藐视伦理功利，陶醉于酒、诗、音乐和自然之中，这种人生态度不是悲剧－审美的人生态度，又是什么呢？他们所追求的审美极境乃是把飘忽短暂的个体生命与永恒无限的自然本体融为一体的境界，以此来救助人生的悲剧性质，赋予人生以意义。“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今吾乃飘飖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餐阳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遂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阮籍《清思赋》）“飘飖恍惚，则洞幽贯冥。”（阮籍《达庄论》）这里，“逍遥”就是与作为自然本体的“道”融合的境界。一旦达到了这个境界，便有了“道”的永恒无限，个体生命的短促有限也就不足忧虑了。魏晋士人都耽酒，照理说他们悲人生之短促，希求长生，不该有如此伤身之举。但其更深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与道周始”的逍遥境界不易达到，于是用酒做了一种替代。刘伶的《酒德颂》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正因为意识到了自然本体的永恒与个体生命的短促之间的悲剧性对照，明白个体生命达到永恒之不可能，才提出了个体与自然本体相融合的理想，而这理想也只是一个不能真正实现的幻想。于是只好靠了酒的力量，麻痹视听，隔绝世俗，把自己送进一个物我两冥的幻觉世界。只有在这个幻觉世界里，融合的理想才仿佛得到了实现。当然，这种实现也只是幻觉而已。魏晋士人的耽酒表明他们也只能通过实际的醉来寻求理论上的逍遥境界，用情感的放纵取代意志的淡泊无为，用生命密度的增大代替生命长度的伸展。虚静无为的逍遥境界终于还是要归之于纵情昂奋的醉的境界。与自然本体的融合，关键在于忘我，而这忘我是不能通过静默的修养功夫，而只能通过情绪的陶醉达到的。魏晋士人尽管明知审美的人生只是一种主观的幻觉，除了这审美的人生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的孤高性格不许可他们和俗人一起去度一种世俗的人生。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悲剧意识的支配，受人生之谜的折磨，不能忍受人生仅仅是宇宙中稍纵即逝的偶然，“倘若人不是诗人、解谜者和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一个人！”（《尼采全集》第六卷）沉入审美的醉境，追求与自然本体融合的幻觉，实出于自我拯救的必要。醉诚然是主观的幻觉，可是倘若连这幻觉也没有，这些敏感的生灵如何还能活下去呢？不管魏晋士人对于审美的人生的追求包含着多少幻灭的苦恼，这种追求本身却具有真实的悲剧性审美意义。对人生悲观而依然执著，怀疑而愈加追求，大胆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而向往超越的审美境界，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的魅力之所在。 主要参考书目： [1]袁济喜《六朝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和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 上海三联书店 [4]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 人民出版社 [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上海三联书店 [6]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李泽厚《美学三书》《中国美学史》 安徽文艺出版社 [8]叶 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现代美学体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 [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 [1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1]许抗生《魏晋玄学史》 陕西人民出版社 [12]孔 繁《魏晋玄谈》 辽宁教育出版社 [13]宗白华《美学散步》《艺境》 北京大学出版社 [14]饶芃子《中西比较文艺学原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王运熙、黄霖《原人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17]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你的问提回答如下：本文章下载于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话题1：自我认识和别人的期待 材料加工： “哐当、哐当……”听见那清脆的打铁声了吗？清风拂面，强健的肌肉散发出生命的气息，熊熊的烈火陶冶着高尚的情操。嵇康，这个时代的英雄，一代才子，就在这儿过着铁匠的生活。和其他人一样，你也对他期望很高吧，可是你敢劝他人仕吗？是否忘了《与山涛（山巨源）绝交书》？那铿锵的言辞己经向所有人宣告了他对仕途的不屑，就让他做他自己吧，让“竹林七贤”永远过着“邺下放歌”、“竹林饮酒”、“曲水流觞”、“南山采菊”的生活，不要让世俗的秽气覆盖了菊花淡淡的幽香。 或许这就是生命的真谛，不管他人如何期望，自己认为是对的就不懈追求，追求自由、追求崇高、追求生命的尊严、追求英雄本色，抛开他人的期望，抛开他人的劝阻，向着自己的认识迈进。（2004年高考重庆满分作文《菊花飘香的时节》节选） 话题2：心灵的选择 材料加工： 历来最为矛盾的便是文人，他们似乎生来就进行着心灵上的选择，在进与退之间，在生与死之间。 魏晋出英雄——历史学家如是说。 我不知道在别人心目中嵇康算不算英雌，但从他的每一次选择中我断定：他是个英雄。 嵇康也许天生一副傲骨，不屈于俗，不慕于官，过着白己田园隐士的生活。一代名将钟会，慕名往谒，结果被拒之门外。钟会在临走时，没忘记恨恨地瞪两眼。于是嵇康便上了刑台，理由是谋乱。行刑前，执刑官问他还有何话说，他抬起头，看着台下三千太学生稽首向着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司马昭也看着嵇康。嵇康知道，以他的名望，只要向司马昭说一句恳求的话，往后则皆大欢喜。他的心在动，心在痛，屈服吗？不，他知道自己并没有错。于是他说了句：“把琴拿来。”……他勇于赴死的从容给了历史一个隽永的背景，那已成绝响的《广陵散》余音绕耳，嵇康是在尊严与生命之间做出了令人回味的抉择。 若干年后，我们会说：这是最令人回肠荡气的选择！（2002年高考山东优秀作文《心在刃上选择》节选） 话题3：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材料加工： 沙漠上的狂风刮过古堡的废墟，书本中妄自描述着空中花园的美丽，人们希冀希冀着听到消逝已久古乐的音律，时光带走了古文字的意义。历史的车轮缓缓轧了过去，轧碎了多少文明古迹。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相信古老的文明也能在今天重现。 昔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临刑之前叹息：“《广陵散》从此绝矣。”一部名曲就这样失传了。当真是“后不见来者”。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现代人就将再次听到这千古绝唱，嵇先生之记忆即是现代音乐家的曲谱。（1999北京市满分作文《重现文明再创辉煌》节选） 话题4：包容 材料加工： 嵇康的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一方面嵇康不能容于人，另一方面嵇康不能容人。山涛让他当官，是善意的，他却气得要死，认为对方侮辱了自已，可就是这个山涛使他的儿子没成为孤儿：钟会非常崇拜他，想和他交朋友，他连正眼都不看一眼，这其实就是嵇康心胸狭隘的表现，不能像大山一样包罗万象，不能像大海一样海纳百川。 有人说，这是嵇康天性自然的执着。天性是什么？天性就是包容。而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统治者也没能容得下这样一一个知识分子，把他作为一个异己给消灭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话题5：家庭教育 材料加工： 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但我们看他做给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 一告后辈要立志，志之必坚。 二告后辈要“见义而作”，赈灾济贫。 三告后辈要慎言。 四告后辈要少欲，要宽容谦恭，要有涵养。 五告后辈不要打探他人隐私。他说：“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强知人私。” 六告后辈不要受人之馈。他说：“匹帛之馈，车服之赠，肖深绝之”，因为“常人皆薄义而重利”，别人主动向你破财献礼，则必有所求，必图回报，这是“君子之所大恶也”。 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稀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庸碌。因此我们知道，稚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意的。只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 所以，后来被山涛推荐而做官的嵇绍，成了一个为皇帝忠诚保驾的驯臣。 有一次晋惠帝兵败被困，文武百官纷纷逃散，惟有嵇绍衣冠端正地以自己的身躯保护了皇帝，死得忠心耿耿。（《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节选） 话题6：自虐 材料加工： 自虐，实际上是精神的流亡，是精神苦闷的象征。魏晋士大夫的一个倾向是服药、喝酒、身上多虱，这与其说是隐逸、潇洒，倒不如说是这些部含有自虐的成分。他们追求精神自由，追求高古的人格，不愿与当时的社会达成妥协：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生命的能量只能向内转，通过自虐式的感官刺激来获得暂时的宣泄和解脱。嵇康作为一位与时代相悖的人，他承受了太多的精神压迫与打击，他别无他法，只有把常常饮酒、服药、装疯等自虐形式作为自我拯救的方式。在精神苦闷之际，用药酒等刺激感官，借酒杯来浇心中块垒。这也是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方式。 话题7：坚持自我 材料加工： 其实嵇康是很有才气的一个人，所以山涛就推荐他出来做官：但是按照嵇康的性情他是不愿意接受的，于是嵇康就要和山涛绝交。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到嵇康的性格是很矛盾的，因为嵇康当初说“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 自己认为最好的朋友，就因为这样就结束了来往，也可以看到嵇康是把他自己的本性看得极其重要的，不容他人干涉。嵇康的行为不是因为按照什么现成的规矩去行事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本性，所有这些都是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体现。 话题8：路 材料加工： 嵇康啊嵇康，愤世嫉俗，绝望了这社会的一切而毁坏礼教者是你，“非汤武而薄周孔”者也是你，你呀你，你可如何让司马氏安于枕席？你的一腔忠愤却无人知，只好寄托于手中的铁锤——第一锤，砸平世间不平事；又一锤，大泄胸中之悲郁；再一锤，以警醒生前身后千年万年所有的炎黄子孙：看一看，我生活在怎样一个世纪？“砰砰”锤声中，钟会来了，你并不理睬，只抛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一句“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于是你抛锤仰天大笑：“哈哈……吾非汤武而薄周孔，看你何名篡权柄！”这一笑，惊掉了司马昭手中的玉杯，杀机顿生。 人说你毁坏礼教，不事孝道。“冤哉！”一千七百年前那没有发出的呼喊，就让我替你喊出吧！或许，这有悖于你不屈的性格，但那是在路人皆知司马心的时代，这是称那个“冤”字己完全被世人理解的时代。我知道你表面上毁坏礼教，实则是激愤于挂羊头卖狗肉者之流（如司马懿）的胡作非为，激愤之极而转为不言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礼教！其实啊！司马懿何尝是孝子？可司马氏就是以不孝为名杀了你。悲哉！“阴阳易位，时不当兮”，屈子几百年前的这一悲吟，不幸却又应验在了你的身上。（《哭嵇康》节选） 话题9：交友 材料加工： 冤哉！嵇康！ 再不见你纵酒之豪情，再不闻你打铁的锤声。一壶酒，浇铸成你狂放的本色：一把锤，锻造了你铁样的个性。如此本色，如此个性，才成就了你的一生。 你“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在你的眼中，这世界应如你杯中之清酒，无尘渣毫粒，无腐臭之气，而是清冽如流玉之晶莹，甜香赛芝兰之悠长。可遗憾的是，翻遍一卷《中国古代史》，你的名字却印在了最昏晦的那一页：满眼是野蛮的屠戮，满耳是大众的悲鸣。其时，有明哲保身者，更有持“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陋志者。你“常谓之知言”的山涛，此时便弃你而去，留你一人痛饮苦酒：“美酒今以之驱愁，良友兮不可不慎求。人之相知兮，贵识天性，曲者不以为桷兮，诚不欲以枉其天才。”面对山涛的诱荐，你嬉笑怒骂，接舆狂歌。一纸《与山巨源绝交书》阻断了后路，更逞了淋漓之快意，成就了后人敬仰之声名。（《哭嵇康》节选） 三、成品展示（2002年高考优秀作文） 正义的选择 一片竹林，一把古琴，一个遥远的年代。夕阳西下，那个坐在地上，对着夕阳弹琴的影子，赫然印人我的心扉。他的琴声低沉而又高亢，快乐而又悲凉，流露出无限的孤寂。他，一个孤高绝伦的隐士，一个丝毫未被遗忘的才子，在这夕阳下深深地体味人生…… 他内心的焦灼与热烈在这恬淡的竹林中丝毫没有消散，反而在这时起时落的琴声中得到完整的体现。他静静地聆听着自己的琴声，感到无比的欣慰。 那是一曲几成绝响的妙曲：一个年轻的侠客，为报杀父之仇，一剑刺死了仇人——那个不可一世的国王，自己也毁容自刎。听吧，高亢代表着刺客矢志不渝的决心，雄浑流露出毅然赴敌的沉勇，激荡显示了拼死战斗的壮烈，委婉透露出一丝的悲凉与赞叹。这就是嵇康的《广陵散》，那绝世的《广陵散》。 嵇康是隐者，但他又是不甘沉沦，不屈地与司马集团斗争的战士。他像一只卓尔不群、傲立(又鸟)群的野鹤，又像那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 夕阳的余辉，把他的心照得如同明镜：欲隐而不能隐，欲退又不能退的境遇，使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他本可以选择退而自全，但文人的良知告诉他不能违背正义。他蔑视权贵，带着一丝嘲讽的口吻问钟会：“何所闻而来？何所闻而去？”为了这种正义，他可以抛去一切：名与利，甚至于生命和友谊。那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不是最好的证明吗？尽管人生短暂，他不知何时能看到司马氏的没落，然而，他还是义不容辞地卷入了朋友吕安的风波。他本来想什么事都不问，只打他的铁，种他的菜，可是却有人用卑鄙的手法来从他身边夺走帮他种菜的人，他再也不能沉默了，于是他选择了正义，站在了被告一边，自己也成了被告。 刑场上，他最后一次弹响了《广陵散》，无数的人被他的琴声所感动。而你可知道向秀的思念？夕阳西下，他的小车经过你旧时的小屋，一切如旧，竹子依旧翠绿，夕阳依旧把它的余辉洒满整个庭院，只有那个对着夕阳弹琴的影子，却为何不见？那首感人至深的绝响为何不闻？向秀的孤寂，更向何人说？只有那晚来的凉风夹带着辽远的笛声，吹过残败的墙垣，呜呜作响，似乎在回答他的心语。 嵇康的影子终于在风中找到…… 话题1：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 材料加工： 人是感情的动物，然而感情并不是放在天平上的，它有倾斜，有侧重，在这种不客观因素指导下认识事物，势必也有倾斜。中国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当政，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长河中，被一-些卫道士们认为违反天理，违反人理纲常，然而，这些评价公正吗？显然不。 武则天当政期间，知人善任，提倡有识之士自荐，并广开言路，重视发展经济。在她统治下，唐朝经济继续朝前发展，之后便出现了“开元盛世”，难道这些违反天理了吗？ 然而，面对古人，封建卫道士在感情上亲近封建伦理，尊崇封建道德，所以否定她；而我们站在历史长河上，用理性的思维去认识这件事，所以能给予正确评价。这便是根据感情亲疏判断事物的片面性，不准确性。（2003年高考安徽优秀作文《莫让感情蒙住双眼》节选） 话题2：相信自己 材料加工： 我认为，武则天是聪明坦荡的，她由一个宫女成为一个女皇，干了那么多石破天惊的大事，主宰了46年的江山，却在自我评价上留下了一张白纸，也拒绝了别人在她的墓碑上对她歌功颂德。 “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生前事”是最重要的，它意味着使命感和责任感；至于“身后评”，那是后人的事，褒贬“于我何有哉”？武则天和曹操都是这样的历史人物。如果他们在“担当生前事”的时候就想到后人会对自己如何评价，思前想后，诸多顾忌，就可能会束缚他们的手脚，使其不敢大刀阔斧地行事。而这也正是他们最大的悲哀。（2004年重庆市高考优秀作文《相信自己》节选） 话题3：感情和理智 材料加工： 有人说，女人是靠感情生活的动物。女人永远离不开感情，女人更珍惜感情。一个可以为了事业而放弃感情的女人，又会怎样呢？我个人的回答是：势不可挡。有一句话说“只要有了仇恨，一个女人可以扳倒十个男人。”但我看，只要没了感情，一个女人足可令百万男人低头称臣。 漂亮是女人天生的幸运。在有智慧的女性手里，更是一把无坚不摧的宝剑。如果在这以男人为中心的世界里，女人想要出人头地，就得充分运用这把宝剑。一个女人若能像一柄剑那样冰冷无情，雪亮锋利，却又外表美艳，楚楚动人，就是想得天下也并非不可能。 而武则天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她漂亮，有野心，工于心计，最出色的地方就是无情。她才是女人里面的“独孤九剑”！美貌+野心+多谋+无情=天下无敌！她为了坐上皇位，前前后后一共杀了四个亲兄弟，一个亲姐姐，两个亲儿子，一个亲甥女，这种“剑法”，简直让任何枭雄也要瞠目结舌，自愧不如。你说，这个放弃亲情不谈爱情的女人厉不厉害？（《武则天和南丁格尔》节选） 话题4：宽容 材料加工： 《唐语林》卷一中有一则武则天和骆宾王的小故事。骆宾王在他刚成年时，正好遇到徐敬业在徐州造反，于是便作了著名的《讨武曌檄》，臭骂武则天，后兵败被杀。武则天看到“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意指武则天用花言巧语诱惑了皇上），一笑了之，及至读到“一抔之土末干，六尺之孤安在？”川意指高宗刚死，坟土末干，武则天就篡夺了王位，如今太子又在什么地方呢？），她很不高兴，对左右埋怨说：“宰相安得失此人！”（宰相怎么没注意到这样的人才！） 骆宾王死后，武则天找人寻访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盛传于世”。 骆宾王任侍御史时入狱，写了《在狱咏蝉》，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他死后，决没想到“表”他“心”的竟是他的头号敌人！武则天的肚量，由此可见！（《笔伐》节选） 话题5：无字碑 材料加工： 墓碑，是中国一种特殊的文化宝库。历史学、考古学要研究它、利用它：在文学、书法艺术方面，墓碑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树碑立传，自古以来已成惯例：然而，唐代女皇武则天却为自己立了一块不书文字的无字碑，此碑至今还在乾陵武则天墓旁。 其实，无字碑并非无字，如果仔细观察，上面密密麻麻刻了许多文字，这全是宋、金以来人们因“无字”之憾而添补的题识。女皇武则天对唐高宗树碑立传，为何对自己树碑而不立传呢？ 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武则天无字碑之谜》节选） 话题6：评价 材料加工： 武则天，一代女皇，中国历史上亘古一人。那么，如何评价中国古代封建zhuanzhi社会出现的这一位不同凡响的女性？暴君乎？明主乎？风流女皇乎？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武则天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立无字碑是聪明之举，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论，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武则天有可以肯定的地方，也有应该否定的地方。武则天当政期间，贞观以来经济发展的趋势，仍在继续：在处理唐高宗去世前后的复杂局面中，她表现了不平凡的个人才干：就纳谏和用人这两点，连许多具有封建正统思想的人士，都为之赞叹不已。但是，武则天的消极面也十分突出。她为了巩固个人的地位，任用酷吏，也曾滥杀无辜，崇信佛教，奢侈浪费。特别是统治后期，朝廷政治日趋腐败，形成一批为武则天所纵容支持的新的特权贵族。最终导致武则天被迫交出权力，还政于唐中宗。她知道对自己的一生，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碑文写好写坏都是难事，因此决定立无字碑，由后人去评价。（《一代女皇武则天》节选） 三、成品展示 无字碑上的智慧 公元705年底，一代女皇武则天走完了她功过参半、荣辱参半、是非参半、褒贬参半、毁誉参半的一生。她的一切，无不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笔下永远的传奇。各种版本的正史野史层出不穷，各个时期各个影视剧种的常演不衰，各大明星名角儿的争相垂青，无不阐释着她的传奇，她的不凡，她的史学价值、文学魅力、艺术生命。 溺女，浸透着多少他人无法体会的辛酸与无奈？灭子，隐含着多少世人无法体谅的悲凉与痛楚？摄夫，郁结着多少常人无法体悟的失望与恨铁不成钢？宠张，苍凉着多少后人无法体味的孤寂与失落？垂帘，昭示着她足以令朝臣汗颜的谋略与胆识。称帝，昭示着她令男儿仰止的威严与气度。改元，昭示着她欲与先人试比高的雄心与决心。一个曌字，昭示着她常人无法企及的豪气与霸气。一尊无字之碑，更昭示着她令世人无法企及的智慧与卓识。 自古碑者，或文或画，或庄或谐：或洋洋千言，或寥寥数语：或歌功颂德，或说罪道过：或祭颂逝者，或警示后人：或浅显直白，或深刻隽永，莫衷一是，不拘一格。修陵筑墓，树碑立传，文过饰非，以求不朽，古今中外，无论尊卑贵贱，无不孜孜以求。有谁想到过立一尊无字之碑？武则天就在她给后人韶下的这个千古之谜中，享受着后人永远的关注与探究，猜测与好奇，祭奠与唾弃。 这偌大的空白就是她智慧的写照。她苦难奢靡、苍凉悲壮、磅礴恢弘、辉煌跌宕的一生，岂是一段碑文所能述说得完，一块石碑所能记载得下的？她的荣辱，她的功过，她的幸与不幸，又岂是他人所能体会得到参悟得透的？ 石头再硬，也有被风化的一天。碑面再大，也有一定的厚薄长短。碑文再长，也有完结词穷的时候。有的人，把名字刻人石头，想‘不朽’，结果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难道武则天早就先知先觉了？无作有时有亦无，有作无时无亦有，难道武则天早就参透悟透了？ 无字，方能不朽：无言，方能万言。 此处无字胜万言！无字碑，书写着武则天人生最后的精彩，千百年来，栉风沐雨，历久弥坚。这，就是武则天的不凡。话题1：自我认识和他人的期待 材料加工： 是否还能记起那个视楚国相位持竿不顾、依然决定曳尾于涂中的庄子？这个心如澄澈秋水，再如不系之舟的清高居士，拥有举世的才华，然而却不肯向权势显贵屈服，一生过着清贫飘零的生活，你是否也想劝他人世，期望他能为祖国为社会为黎民百姓做番大事业？是的，所有人都希望如此。然而，庄子他认为自己就是一棵树、一棵捍卫心灵月亮的树，如果你硬要将他拔起，种在污秽的社会泥土里，他将立刻枯萎死亡。就让他永远地做一棵树吧，他身边会有一株傲岸的菊花陪着他。（2004年重庆高考优秀作文《菊花飘香的时节》节选） 话题2：换一种角度 材料加工： 其实，庄子错了，他忽略了鱼的处境，既然是泉己干涸，鱼相处于陆，那么它们只能靠相濡以沫了，又如何能够各自游走到大江大湖呢？而即使有那样一种万一的可能，在经历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艰辛后，哪尾鱼还能够摇摇头，甩甩尾地将那样一种刻骨铭心的情境忘却？ “相忘于江湖”，又岂是一句话那样简单？所以更多的人们仅记住了庄子蕴意相濡以沫中相互依靠、相互偶依的内涵，而宁愿忘却那句相忘于江湖。 忽然了悟，世间美丽的词其实很多，但是它们表现的不是表面的形式，就是飘忽的意境，而形式与意境却是最容易风吹云散的，相濡以沫却是一个过程，因为不易，因为难得，才更显其境界的深远，韵味的绵长，也因此才会成为生命中愈嚼愈美的词汇。（《夏日黄昏》节选） 偶翻《庄子》，看到了这样一行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由庄子看来，在一个几乎没水的地方，两条鱼只能相互呼吸一些湿气和水泡，与其这样，不如各自游走，在大江大湖中互相忘却。 话题3：魅力 材料加工： 庄周先生，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等可爱的人物，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尽的人格魅力。很难用一种中规中矩的评价来概括他的一生，我们未尝不可说，庄周是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是文采斐然的散文家，是幽默大师，是故事大王，是逻辑学家，是心理医生，是穷光蛋，是常常感到寂寞的高手，是藐视权贵的奇才，是淡泊名利的隐士，是悲天悯人的仁者，是滔滔不绝的辩士，是好抬杠的朋友，是田园诗人，是经常援引神话的无神论者，是喜欢异想天开的理想主义者，是濮水边的渔翁，是田间的歌者。这一切，都不足以窥见他生前的点点滴滴。他本人也自命不凡，在他眼底下，凡夫俗子就如一窝叽叽喳喳、跳跃扑腾的小麻雀，官僚是一群猪猡，文人学士则如争吵不休的猴子。读读他笔下大鹏和小鸟的比喻，河伯与海神的对话，以及井底之蛙的设喻，便可见他的胸襟。（《忙里偷闲读庄子》节选） 话题4：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 材料加工： 大地有高山和峡谷，人间有高尚和卑下。人世中充满着七情六欲的烟和雾，一切亲情、友情、爱情……犹如四面八方的风笼罩着这个烟雾交错的世界。立于天地间，谁能够脱离红尘的牵绊，谁能抛开一切俗念？古今中外又有几人能够穿越感情的烟雾？像庄子的豁达与放逸吗？像屈原的忠诚爱国吗？虽然庄子能与鲲鹏为友，能穿透世间有为的境界，但他却无法脱离尘世的纷纷扰扰。屈原放弃一切而忠诚于国，却赴清流来保全自己的清白。庄子和屈原都把自己放在广阔无垠的宇宙外层，却不知在他诞生之日，地球上的灰尘己把他们都打上了人间的烙印。于是，无论怎样去俯视这宇宙，都是带着感情的牵绊，仿佛地面有无数的线牵连着各处器官，你又如何能够把这层烟雾拨开？（2003年湖北高考满分作文《感情和认知》节选） 话题5：买镜 材料加工： （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在如此清贫的生活之中，仍保有一颗宁静之心的人，非庄子莫属。在功名利禄、宦海烟云的俗世几经浮沉，惟有庄子，常常磨洗那片心灵的明镜，才不致被滔滔的官场蜗角虚名所动，始终保持一颗善鉴万类的赤子之心。（2004年湖北高考优秀作文（明月为镜，昭然我心》节选） （二）心有明镜，活得超然。 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他能冯虚御风，他是圣人，是神人。身居青山笑王侯，他扔下了秕谷足以塑成尧，塑成任何明君，他超然了。心中的真理，化作明镜，倒映了他一身神清气爽。（2004年湖北高考优秀作文《心有明镜》节选） 话题6：人文素养与发展 材料加工： 也许，我们并不能像庄子那样，有一种看透世俗的泰然，以及一副泥泞中亦可的大无畏……虽然我们不能达到伟人的高度，却可以构建自己的伊甸园。 构建精神的伊甸园 ——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呼喊，保持良好的人文精神，培养深厚的人文素养，不仅会让你变得深刻，更会使你出类拔苹。（2004年浙江高考优秀作文《精神的伊甸园》节选）项羽“提供”的作文素材(伊情雨的文苑) 素材1： 项羽攻入函谷关后，拥有大军四十万，实力强大，士气正旺，颇为自负。“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以为刘邦在自己的掌控之中，鸿门宴上坦然接受刘邦恭卑的谢罪，其傲慢轻敌的思想最终为自己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运用角度： 轻敌思想要不得，在任何时刻都不要忽略了对手的存在；要尊重对手、警惕对手，对对手不能过于傲慢自负。 素材2： 范增向项羽进谏，刘邦“其志不在小，有天子气，急击勿失”；项伯却劝项羽，“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羽对此没有自己的主见，也没能正确对待两人的不同建议。 运用角度： 要善于采纳别人的建议，择其善者而从之；对待不同的意见自己要有主见，不能人云亦云。 素材3： 在项伯的劝说下，项羽放弃了原先攻打刘邦的计划；鸿门宴上，范增几次暗示项羽要杀死刘邦，项羽默然不应。 运用角度： 做事不能优柔寡断，患得患失；果决才是做事应有的态度。 素材4： 鸿门宴上，刘邦卑词“谢罪”，项羽便非常坦率地说出告密者是刘邦手下曹无伤，致使曹无伤被刘邦诛杀。 运用角度： 坦诚是有条件的，对敌人坦诚相待只能被敌人所利用；为人处世，必要的时候还是要有点城府和心机；要保守秘密，保护投诚者，才会吸引更多人敢投靠自己。

一、沈括 (1031—1095)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进士。神宗时参加王安石变法运动。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在今江苏镇江东郊)，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 二、朱熹 (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 三、王守仁 (1472—1528) 明哲学家、教育家。字伯安，余姚(今属浙江)人。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后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谥文成。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阳明学派影响很大，还流行到日本，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传习录》和《大学问》。 四、李贽 (1527—1602) 明思想家、文学家。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做过云南姚安知府。哲学观点没有自摆脱王守仁和禅学的影响。但公开以“异端”自居，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见解，主张重视功利。认为“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夫妇论》)。对封建传统教条和假道学讲行了大胆的揭露。曾评点《水浒传》，著作有《李氏焚书》、《续焚书》、《藏书》、《李温陵集》等。 五、黄宗羲 (1610—1695) 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学问极博，对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以及释道之书，无不研究。史学上成就尤大，所著《明儒学案》，开浙东史学研究的风气。在哲学上，反对宋儒“理在气先”之说，认为“理”不是实体，只是“气”中的条理和秩序。作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大胆结论，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反对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点，强调工商皆本。这种政治历史观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案》等。 六、顾炎武 (1613—1682) 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曾自署蒋山亻庸，江苏昆山人。学者称亭林先生。少年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斗争。晚岁卜居华阴，卒于曲沃。学问很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皖派都有影响。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 七、王夫之 (1619—1692) 明清之际思想家。字而农，号斋，衡阳(今属湖南)人。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界称船山先生。明亡，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几陷大狱。到桂林依瞿式耜，旋桂林复陷，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而刻苦研究，勤恳著述者垂四十年，得“完发以终”(始终未剃发)。学术成就很大，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主要贡献是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著作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 八、鲁迅 (1881—1936)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并同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等采取一致步调，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妥协、投降倾向，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1938年《鲁迅全集》(二十卷)出版，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的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56年，党和人民政府在上海迁移并重建了鲁迅墓。毛泽东为鲁迅墓题字。北京、上海、绍兴等地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 九、毛泽东 （见“千年十大政治人物”） 十、邓小平 （见“千年十大政治人物”）

一、沈括 (1031—1095)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进士。神宗时参加王安石变法运动。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在今江苏镇江东郊)，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 二、朱熹 (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

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 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 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 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 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一县有数千之众， 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 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 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 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 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动乱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 以上两次灭佛事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5〕试想， 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 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 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 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 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以上为复制而来，仅为楼主参考而用，望能有助！

《史记》、《汉书》有《儒林传》,《后汉书》有《文苑传》,《宋史》有《道学传》,分别记载当时的学术人物,但还不是专门的思想发展历史著作.中国最早的思想史专著是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孔子的“仁”、“有教无类”、办私学,晚年勤奋编典籍；孟子的“仁政”、“民贵君轻、性善论；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老子的“道”和“无为”；庄子的唯心哲学；韩非的以法为本.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先人在改造自然、发展自己的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体现了他们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及感悟,充满了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精神风貌、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蕴藏在古代文化的典籍中,体现在古代仁人志士的思想和行动里.在学习古代文化时,要注意挖掘蕴藏的民,族,精,神；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团结统一、爱好和平的和谐意识；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与时俱进、自强不息、变革的思想；浩然正气的正道之行和道德情操；有容乃大的开放意识和博大的胸怀；天下为公、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天人合一、自然与社会统一性、整体性的思想；仁爱宽恕、厚德载物的精神；崇尚气节的人格修养；敦厚守信、忠于职守的诚实态度；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舍生取义,勇于牺牲的英雄精神；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的孝道传统；勤俭节约等.春秋时期,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礼”,主要内容是“仁者爱人”、“克己复礼”.道家的老聃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剔除“天命”的绝,对,权,威,政,治,上提倡“无为而治”.战国时期,儒家的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且主张人性本善.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主张“性恶论”.墨家创始人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庄子提出“齐物”,即任何事物本质上没有区别.法家的韩非主张法、术、势结合.明朝建立的时候,欧洲文艺复兴方兴未艾,思想开始解,放,中世纪社,会走向瓦解.而明朝选定的官学——朱熹道学,却有严重的禁,欲,主,义,倾,向,向中世纪回归.明朝后期,出现了李贽为代表的异端思潮,对道学开展批判.晚清每况愈下,社,会,各,阶,层对传统的官,方,儒家正统思想产生了怀疑.士大夫内部出现了戴震批判朱熹理学的呼声,和龚自珍提倡放弃考据训诂之学,转而讲求经世之务的主张.民间则出现了将基,督教移植到中国民间宗,教传统的“拜,上,帝,教”,来对抗孔子,并形成了一此气势空前的反,抗,清,朝,统,治的民,变——太,平,天,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就文化的载体文字而言,汉字的诞生时间尚难以考证,相传伏羲作八卦,仓颉造字.19世纪末发现了三千多年前的汉字——甲骨文,近些年又有更早期文字发现的报道,如距今五千多年前的高邮陶文等.中国早期就有敬,天,祭,祖的传统,注重人伦道德.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周朝末期进入春秋战国,产生了诸子百家,汉以后成为儒,家,社,会,东汉前后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都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夏以前数千年中国杰出首领的代表.中国神话有盘古开天辟地的说法,显示盘古可能是早期开辟疆土的领袖.女娲补天造人的神话,则表明女娲可能是教化婚,配,生,育的首领.传说燧人发明钻燧取火,神农开创农业及医,药,伏羲教民‎‎渔、猎、畜牧,创造八卦、文字,此即三皇.三皇之后的首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五帝时期,黄,河,水,患,严,重,大禹以疏导之法成功治水,被推为王.夏商周三代文化最大的特色即为宗,法,制,度.宗法制度萌芽于夏朝,完备的宗,法,制,度确立在西周,其是在晚商的长子继承制的法则上加以严格规范与执行.标志为嫡长子继承制、土地分封制与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在宗,法,制,度,下,“礼仪”对每个士族成员有极大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实际上宗,法,制,度已经成为一种未成文的习惯法.在宗统范围内宗,庙里祭,祀,辈,分之亲疏,即规定了地,位的高下.宗庙里的谱牒,即是政,治,上的名分.在宗,法,体,制,下,“国”与“天下”是以“家”做原型扩大的,“家”的精神乃成为各级政,治,秩,序的基型.宗,法,制,度在西周末期已开始瓦解,但宗,法,制,度的影响却长期笼罩着中华社会.西周的宗,法,封,建,制,度留给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天下只有一个共主的观念,这种思想也为秦汉帝国的建立与统一奠定基础.宗,法,制,度的影响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影响,也不限于统,治,阶,级,它在后世成为平,民,社,会,宗,族概念的基础而普遍传承.商周时期的中国人尚未产生长生不死的神,仙,观,念,也未有佛,教宣导的轮,回,转,世的思想.但当时的人也已经认为人死后会变成鬼,并且生前的身份会在阴,间延续.因此商周时代人们认为人死后的灵,魂依然继续关心影响人世之事,这导致占,卜的流行.而是否能够得到鬼,神的保护在于祭,祀,典,礼是否恰当.商朝卜问的工具多为龟,甲或骨,头,而周人卜,问的工具已经转为由阴,阳,符号组成的八,卦及扩充而来的六,十,四,卦来表示吉,凶.到了西周晚期,统治者与士人已对天命产生怀疑.士人逐渐看重“民心”,而获取民心就要施行“德政”,这后来就成为儒家主张“德治”的依据.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开,放,运,动其规模之大历史之长也为仅见.人文思想在此时期也成为中国哲学的支柱.诸子百家在这个历史阶段各自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处世思想,其中,为孔子、孟子、荀子所主张崇尚伦,理,道,德的儒家、为老子、庄子、列子所主张崇尚自然无为的道家、为墨子所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为商鞅、韩非所主张刑,名,权,术的法家与后来的佛家思想并为后世中国最重要的五种思想.秦汉时期也为中国奠定了疆域和思想的基础.秦始皇焚书坑儒,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之后,又统一度量衡.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能够经两千年而延续中国正统思想的地位,原因在于其经过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的补充与改造,已经综合先秦时期各种思想于一体,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以探讨先秦儒家思想为目的的经学也在在汉朝成形,成为传统中国学术的重心.汉末魏际天下大乱,乘时趋势者,不以道义为重.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凤.清谈所标,皆为玄理.稽其理论,多与释氏相通,故自晋以来,释子多治老、庄,清谈者亦往往与释子周旋,佛,教于是与中国学说融合；或以佛与儒、道诸书并称,渐为儒释道之沟通融会.玄学是汉唐两个盛世之间四百年动乱期的主,流,思,想.玄学思想的主要思想家和重要典籍也都出现于这个时期.玄学最重要的人物包括嵇康、阮籍、何晏、王弼四人.何晏与王弼致力于融合礼,教与玄,学,使,礼,教,玄,学,化.而阮籍与嵇康则带头形成一股抛,弃,礼,教、解放个性的风气,带动了历史上第一个个,体,解,放的反,传,统,运,动,在当时及往后数百年成为一股潮流,许多士人仿效他们过著放浪形骸的生活.宋朝理学的形成是传统儒学的一次复兴.儒家思想形成于先秦,盛行于两汉,然又中衰于魏晋隋唐时期,后复兴于宋、元、明、清.宋代对儒学的复兴并不是如两汉时期的经学,而是转向于对经典的思想内涵的探讨与解析.南宋大儒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经典加以注解,成为《四书集注》,并取代了五经的地位.传统儒学经过理学家对先秦儒学宗师言行的崇奉与诠释,加上官方的全面肯定与提倡,儒家在宋以降成了宗,教,性的“儒教”.各省各县都建孔庙对孔子加以供,奉.儒学之盛由此可见.北宋中叶,融合儒、释、道为一体,并以儒家学术为核心的理学形成.在宋之前的儒学虽在伦,理与国家学说相当成熟完善,但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却较薄弱.宋以后,理学将道德的自觉提升到对“圣”的向往与实践,因而发扬光大了先秦儒学最核心的道德学说.理学将道德落实在大学八目之上,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宇宙理论方面,理学建立了“与天地万物合一”的形上人生境界,以宇宙自然运行的天理强化人伦之理的正当性,并以天理的正当性,克制个体对自我功利与感性快乐的追求.理学把人生的境界建立在个体的自觉上,以讲求个体的修养达到圣人的境界.由于理学细密地分析、实践地讲求“立志”、“修身”,以求最终达到“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把道德自律,意志结构,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扬到本体论的高度,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理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其萌芽于北宋中期,代表人物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成熟于南宋早期,代表人物为朱熹和陆九渊；转型于明代中期,其代表为王阳明.理学的理论发展,可谓由“气”到“理”,从“理”到“心”,由“心”到“欲”；由强调区分“天理”到“人欲”,到“理在欲中”、“欲即理”终；理学理论终走入无法突破的终极,因此理学在经由转型之后也完成了其生命历程,被心学所取代.自宋代以下,理学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对理学家而言,要改良社会改良风俗,只能从礼,教着手.为了普及礼,教,朱熹等南宋理学家开始为一般民众编订简易的《家礼》与《乡约》,做为常人的社会生活与居家仪节.这些规范成为以后数百年间中国人的生活准则.此外朱熹和其他理学家还编写了一些蒙学教材,如小学、百家姓、三字经等.除了图书外,朱熹创始以书院作为理学的修习场所与宣讲之重要场所.明中叶以后,各地出现大量的“讲会”,透过宣讲,理学的道,德,教,化普及于文,盲,阶,层.另外,透过娱乐、说书、戏曲等等手段,理学的教化更深入人心.晚明实学思潮造成这个时期学术文化的生机蓬勃,而且以强大的生命力延续到清初.更发展出博学派、经史派等流派,其多重视实用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晚明时期,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医,学、声律学等诸多学科以及机械、冶金、农业、水利、等技术分枝都展开了大规模的科学总结和新的开创.清代中叶之后,由于经济的繁荣及文,字,狱的压迫,考据学大兴.在文献学方面,有集全国之力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也有各个地方印行的小型地方志.中国现存地方志高达八千多种,其中明代有一千多种,清代有五千五百种.在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对中国古籍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总结,留给后世宝贵的遗产.明末清初的学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习西,洋,文,化的风,气,涌现了王徵、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方以智等一批学习西,学的先,驱.这也是中国除佛,教,文,明之外,再一次触及外来文明之“思想”的初步契机.遗憾的是,康熙后期发生罗,马,教,廷与满清朝廷对宗,教,仪,节认知不同的“仪礼之争”,导致接续的雍正、乾隆、嘉庆朝厉行禁,教.结果导致明末开始与西,方的科,学,文,化交流中断.也正是这个时期,西,方进入工,业,革,命,科技突飞猛进,清政,府却对这些新的科技手段茫然无知,特别是对此时兴起的民,权,思,想未有接触,中西文化出现一大隔阂.三代（夏商周)：中国古代文化的雏形开始形成,可称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源头”,与这个源头联系比较密切的文化热点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仅就中国文化“源头”看,重点掌握三个方面：—是记录和传播文化的载体趋向成熟----文字(甲骨文),形成了中华文化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二是创立了记录时间的方法——干支纪日法,中华民族对历史的变迁有了明确的时间观念.三是形成了认识世界的哲学方法——《易》.重点是古人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突出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面奠基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灵,魂”,产生了中国古代文化两位杰出的“形象代言人”：老子和孔子.反映了古人对自然、人生和社,会的几类不同的思考,主要是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时期.科技文化大发展,统一性与多样性向结合,奠定了中国科技文化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为后世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的文化体现了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之初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统一王朝的恢弘气度.突出代表：气势雄伟的万里长城(长城精神)、威武气派的秦始皇兵马俑和贯通古今的《史记》,思想上的大—统.尤其是《汉武大帝》的热播,与之有关的内容应引起一定的重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秦汉文化高潮过去后的平淡”,相对于前一个阶段,少了些气势,多了些平淡与细腻.具体表现：文化科技继续进步,思想方面儒、道、释开始互相渗透,佛教盛行、艺术异彩纷呈,具有鲜明的民,族融合特色.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带来古代文化的全面辉煌.兼收并蓄、全面辉煌、泽被后人、影晌周边,世界领先、地位突出(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中国古代文化辉煌的代表. 宋元时期：中国古代文化的又一高峰.中国传统科技的代表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在这个阶段,商品经济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凸显,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新现象,应引起重视. 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尾声,承古萌新,西学东渐.明清两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承古萌新,是这一个时期文化的特点.承古：集大成的科技著作相继问世；古典文化进入总结时期,官,方,组,织编撰大型图书成就突出,体现民,族,文,化的博大气象.萌新,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民,主,启,蒙,思,想产生；市民文学兴起,小说成为文学的主流,西学东渐.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重点是先秦时期、隋唐时期和明清时期；从社会的变迁对文化的影响角度；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和明清时期.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