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工作者基本素养主题论文

唯物史观原因1.唯物史观既是方法论，又是历史观2.迄今为止最周密最全面的历史观和方法观3.唯物史观是发展，开放的体系，接受一切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我们中国有个好传统，就是尊重历史、热爱历史。中国的史家几千年来也有一个好传统，就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这是我们中国史学界引以为荣的传统。唐代的史学大师刘知几进行理论总结，在史家的素养问题上，提出了“才、学、识”三个字。到了清代乾嘉时期，史学大师章学诚发展了刘知几的主张，在“才、学、识”三个字之后，又加了一个“德”字。他的《文史通义》专门有一篇，叫《史德》，这就把“才、学、识”和“德”合起来了。我认为，这四个字是我们史学工作者要尽职尽责做到的。如果把这四个字与我们新的时代任务结合起来解释，就是说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应当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良好的学术素养。一、史学工作者应当怎样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有一个时代责任的问题。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了，取得了大踏步的前进，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是各位如果冷静地看一看，就会发现现在的问题也不少。为什么邓小平同志说要韬光养晦？为什么江泽民、胡锦涛同志说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道理就在这里。我们要正视存在的问题。我们虽然建国已经56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有很多目标还没有达到。苏联建国70多年，国家照样变色，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教训。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如何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不变、如何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问题。这是最近若干年来党中央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党中央给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一个大课题。今天我们无论研究任何课题，脑子里绝不要忘记这个根本的题目。我认为史学工作者一定要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去进行研究，这是史学工作者的时代责任，也是我们应有的立场。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现在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人为本等命题。这些都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出发、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借鉴国际共产主义的经验和教训而提出来的，也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史学工作者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2005年春夏之交，我们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两位同志到中南海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学习时，胡锦涛同志就提出了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建设的任务。这个任务，我们历史研究所要承担。现在，国家社科基金也把和谐社会问题、中国古代的社会建设问题、“三农”问题等作为重大的理论课题来招标。如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史学工作者的作用，这是当前历史研究工作中应当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搞古代史研究的学人都相当关注，搞当代史研究的学人就更应该关注了。我听说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做研究工作的同志，除了历史系毕业的外，还有其他各个专业的。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社科院类似于过去的翰林院，翰林院是储才之地，但是翰林未必都能进入国史馆。在封建时代能够参加修国史，那是很了不起的事。各位在这里修国史，是无上光荣的事情。所以我很羡慕你们。明清两代为修国史争议的问题很多，那些经验很值得好好总结。能在国史馆为修国史效力，肩上的责任很大，应该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应该研究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的重大问题。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把优良传统传下去，史学工作者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世界上几个古代文明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能不间断地传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华文明具有自成体系的史书，有五千年一以贯之的史学传统。史书就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因此，史学工作者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传承者。我们应当把工作做好，用我们编纂的史书把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传承下去。这些年我和出版界的同志联系较多，新闻出版总署也经常让我参加他们的一些座谈会、讨论会。最近十多年来，我们国家的书越出越多了，到书店里去看，确实是琳琅满目，装帧设计也越来越好。从形式上看差不多和国际接轨了，但质量上有没有和国际接轨却是一个大问题。我在书店往往花费几个小时去找书，找不到几本值得买的书。这是一个很严酷的现实。书很多，但是真正有分量的力作太少。我听有关同志说，现在我们每年出版的书比美国还多，但是废品也多，真正能传之后世的太少。有关部门的同志说，今后的出版方针是改变追求当出版大国的方向，争取成为出版强国，多出有分量的好书。这给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学人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要拿出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的精品力作来，而不要做粗制滥造的东西。我一年能写一两篇好的文章就满足了。我在历史所这几年，从不提量的要求，你一年哪怕只写一篇文章，也不管在哪里发表，只要有质量就好，年终总结时就讲这篇文章。现在一些地方规定一年一定要写多少篇文章，还规定要在什么核心期刊、国家级刊物发表，这是不科学的。应该踏踏实实、潜下心来，先把论文写好。专题研究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再写专著。二、一个史学工作者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理论素养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这是史学工作者加强自己素养的必然途径。有的人发表文章批评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存在重大缺陷，要用自己的观点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影响是很坏的。也有人把斯大林妖魔化，把新中国史学工作者为之奋斗了几十年和几代人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一概说成是“联共(布)党史教程的体系”。其实质在于通过抹杀斯大林来全盘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导地位。对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毫不含糊地在史学工作者中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历史问题，不能让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潮蔓延。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而建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我们是一定要坚持的。诚然，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绝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套，因为不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要一个不漏地经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但是，我们在观察社会问题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考察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现在史学界有人否定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划分，从表面上看是在讲学术问题，实质上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最终的归结点是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否认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要害，就是要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我们必须坚守的一块阵地，绝对不能放弃，如果我们从这个阵地上退缩一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要被人家攻破。

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作为史学工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应当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但是，在历史人物研究中，如果历史人物的后人还在，就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看研究当代中国史更是如此，因为有些老同志或他们的子女还在，如何记录和评价他们经历的历史，就很可能成为问题。现在修家谱、修族谱的风很盛行，尤其是沿海地区。这是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写当代史，宣扬什么，反对什么，要在取舍之中看出我们的观点。我举评价历史人物的例子，就是为了说明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绝不能够为一些不良倾向所左右。现在有一种现象我很反感，就是有些人认为自己手上有几个钱，就可以曲解历史、篡改历史，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现在史学界有些人喜欢做翻案文章，还有人为吴三桂翻案。我认为吴三桂是个铁案，绝对不能翻，否则就没有是非了，就没有民族气节了。还有一个例子。最近十年来，我们做乾嘉学派的研究，这是社科院的重大项目。我个人先做了很多年，后来我们研究所的年轻学人又加进来一起做了五年。经过将近十年的努力，课题已经做完了，前期成果《乾嘉学术编年》已经出版。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年的工夫做《乾嘉学术编年》？这缘于我的一个很深的学术体会。1992年，我第一次应邀到台湾访问，参加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叫《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以往学术界认为乾嘉学派分为吴派和皖派，过去我也是这么认为的。随着自己研究的深入，我觉得这样的看法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逐渐形成了乾嘉学派不能够用吴、皖两派来简单划分的看法，认为应该把它们看成一个历史过程来研究。因此，我写了这篇文章到台湾出席讨论会。会上对我的发言没有什么大的反映，但是会后不久，“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召开了全岛研究这个问题的学人的会议，随即把乾嘉学派的研究项目用所谓“国科会”的名义立项，由政府给了大量资助进行研究。十多年来，他们不间断地出了很多成果，而我们这边因为没有人来领头，虽然人才济济，但是不能形成合力，没有出什么成果。自从两岸沟通后，双方学术界互相之间也产生了影响，其中既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我们这边一些人把历史问题简单化、不在历史文献上下工夫的坏风气就影响了对方

历史学研究是创新性的工作。历史学家要创新，必须具备某些特定的素质。历史学青年研究人员群体是否具备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基本素质，是一个关系到我国历史学科未来发展，以及在国际历史学界地位的大问题。笔者在结合今天的实际，学习、分析、总结老一辈史学大家的基本素质时体会到，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也许主要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培养自己的基本素质。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这里又包括四个要素，缺一不可：一是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精神实质；三是具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四是能够正确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做到这四点，非常不容易，需要研究机构和学者本人长期不懈的努力。 二、丰富的知识积累。历史学是一门特别强调基础知识的学科，之所以许多历史学家都是大器晚成，就是因为知识积累需要时间，需要漫长的时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一个希望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能够成为史学大家的学者来说，需要积累的知识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历史学知识。这里不仅仅是自己研究方向、研究领域的专门知识，比如秦汉史知识、英国中世纪史知识，而且应该包括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基本知识，比如中国史知识、外国史知识、考古学知识，等等。二是历史学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这种跨学科知识，是构建历史学家广阔的思考平台，形成历史学家开阔的学术视野的必要条件。三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实践方面的知识。这要求历史学家不要把自己锁进象牙之塔，与世隔绝，而应该关心现实，关心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现实的发展和变化。古人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个优良的传统。对现实的了解和关注，是历史学家治史的不可缺少的动力之源、灵感之源，更是治史目的正确性的重要保障。 三、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在两个方面创新：一是新的重要史实的发现、梳理；二是对重要问题新的、有说服力的解释。这要求历史学家具有下述基本素质：（1）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做学问，要有清晰的思路、明确的概念、严谨的表述，这是基本要求。目前，我们的教育体系缺少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系统训练。我们有些年轻学者在这方面很欠缺，说话、写文章逻辑混乱。（2）较强的联想能力。历史的舞台无限广阔，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无比丰富复杂。缺乏联想能力，就难以发现纷纭复杂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与相异性，难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产生很多灵感。知识面的宽广，是联想能力强的前提。（3）较强的批判精神。在学问方面，决没有绝对的权威、绝对的正确，真理永远是相对的。所以，历史学家对任何已有的学术结论，在吸收其正确合理的成分的同时，还永远应该抱批判精神，去寻找它们的不足之处。批判精神是历史学家打破思维局限、眼界局限，确立自主意识、创新意识的前提。（4）较强的创新意识。这是学术研究最基本的意识，因为同科学技术发明一样，学术研究的性质、目的就是创新。这一最基本、最起码的认识，恰恰在一些人那里被忽视了。目前，存在着大量重复劳动的学术产品。有些学者，甚至一辈子都没有一项真正创新的成果。（5）较强的信息获取能力。首先是善于利用各种手段，尤其是现代发达的通讯传媒、电子网络手段查找资料的能力。其次是与国内、国际有关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这种学术交流是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在学术日益国际化的21世纪，与国外学者的交流能力，将是我国历史学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所必备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对历史学家的外语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应该说，比较熟练地运用一门外语进行专业研究和学术交流，是任何一位未来的历史学家的基本功之一；而对于从事外国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来说，恐怕还需要掌握不止一门外语。 如果我们在以上五个方面加强对自己的培养和训练，必将提高我们在史学研究中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良好的学风。在学风方面，我国历史学具有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笔者认为是以下几点：第一是勤奋。历史学是一门聪明的学问，需要历史学家有非常智慧的头脑；历史学又是一门“笨”学问，需要历史学家有勤奋刻苦、吃苦耐劳的精神，不但要勤于动脑，而且要勤于动腿——到处去查找资料。在很多时候，勤奋比智慧更加重要。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一些特别优秀的历史学文章，主要得益于作者在查找资料方面所下的“笨”功夫。第二是坚韧。我们都知道，坐冷板凳，而且一坐就是十年甚至一辈子，这种描述首先是来自历史学科的。坚韧意味着甘于寂寞，有时候也意味着甘于清贫。坚韧对立于浮躁、急功近利、沽名钓誉。坚韧意味着学者的清高，学者内心世界的充实。第三是严谨。所谓严谨，就是实事求是、诚实踏实、一丝不苟。别人的有关成果要充分了解并且承认，决不能埋没掩盖，当然更不能窃为己有。自己的成果要做到：字字有据——决不说空话、说主观臆断的话；据必求全——就是一些历史学家提出的“竭泽而渔”，把必需而且能够找到的资料全部找到；据必求真——就是尊重史料，不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而使用似是而非的史料，或者经不起推敲的史料。 以上几点看法，笔者主要是用来自勉，当然，也盼望能够获得其他年轻的历史学工作者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