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遗恨论文研究现状

呵呵，方锦龙先生。

方锦龙十大古曲如下：

《琵琶行》、《静夜思》、《临安遗恨》、《十面埋伏》、《雨打芭蕉》、《旱天雷》、《忆江南》、《鸟投林》、《渔舟唱晚》、《春江花月夜》。

方锦龙才艺技巧：

在琵琶演奏技巧上，方锦龙有“很多创新”。其演奏别具一格，激情与韵味并重，擅长体现不同的特点和风格，被同行评价为“以无法为有法，唯独秀于诸家”。

他根据史料制作了失传已久的五弦琵琶并注册了专利。先后出版个人CD专辑数十张，如《琵琶行》、《静夜思》、《临安遗恨》、《十面埋伏》等。《五弦琵琶演奏法》、《方氏阮咸指拨法》等论文。

方锦龙同时能弹奏近百种乐器，但琵琶是他的最爱，方锦龙的琵琶演奏别具一格，借鉴了许多种乐器的手法。如他在演奏渔舟唱晚时，用五指弹奏六连音，就是模仿古筝的花指而来，达到所谓“似筝非筝的境界”。

他还用古琴的泛音意念在琵琶上演奏连续人工泛音，并且借鉴刘德海老师的三指划弦技法，用轮、拂、扫、挑等手法“改变传统重音习惯连接”。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方锦龙

国乐大师 方锦龙 现代5弦琵琶代表人。会100多种乐器

2009年的中国音乐界是一个“主旋律”凸显的年度。在这一年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系列音乐创作、演出、学术研讨,成为年度的“最强音”。进入21世纪以来,“学院派”音乐群体呈现出往“主旋律”音乐观念靠拢的态势,具体体现就是“学院派”的音乐家大量承担各级政府机关的“主旋律”创作、演出委约任务,其音乐语言、创作观念开始逐渐往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上靠拢。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恶俗音乐的广泛影响,大众流行音乐被整体丑化,但随着政府意识形态主管机构的大力整治,该现象得到了普遍好转。由于大众流行音乐早就被推到市场经济的“风口浪尖”,市场化的流行音乐在本年度没有取得较为引人注目的成绩,只是按照既有惯性发展着。 本年度在相关刊物上陆续发表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音乐发展回顾与反思”系列论文,可谓音乐学学科建设的一批重要成果。于润洋先生的《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首先从自己的“音乐学”理论定义切入:“音乐学这门学科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地表述为:从历史和理论这两个层而上对音乐这门艺术进行全方位、多侧面的、基础理论性的探究,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总是离不开音乐有别于其他门类艺术的一系列独特的性质。”按照这个定义,文章分别从六个角度涉入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于先生经常对音乐学学科建设进行高屋建瓴的阐释,该文是这种学术阐释的新成果。王安国先生的《历史的跨越――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三十年》从四个层面展开论述:1.美育地位的恢复和学校音乐教育体系构架的形成;2.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理论,在改革与发展过程及教学实践中逐步生成和完善;3.以课程为载体,课堂为中心的音乐教育教学水平的大幅度提升;4.跨越式发展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的新问题。王震亚先生的《八十年代的八三届》以一个亲历者的口吻,回忆了中央音乐学院新时期首届学生的招收过程,这届学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音乐领域的中坚力量,重读该文在重温历史的同时,还可以使读者产生饮水思源的心理感受。蔡良玉先生在《超越与深化――对西方音乐研究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中展开了自己学术回顾的心路历程,在从音乐史学的角度上对西方音乐研究的各个层面做出一番巡礼后,针对该领域当下存在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田玉斌先生在《改革开放三十年 合唱艺术谱新篇》中,对合唱艺术作出了自己的历史审视。认为改革开放政策为我国合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各级合唱组织在我国合唱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社会的关心与支持使合唱艺术得到了广泛的普及;通过合唱比赛活动促进了合唱艺术水平的提高;通过培训活动使合唱指挥队伍的整体水平大大提高;优秀合唱作品的创作使合唱艺术水平得到了提升;中外文化交流使我国合唱界开阔了视野。付林先生在《中国流行音乐创作30年实录》中则对中国流行音乐30年的历史作出了自己的理论总结。他把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流行音乐历史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78-1985第一波――抒情性带动潮流;1986-1990第二波――“西北风”引领风向;1991-1999第三波――新载体推动原创;2000-2008第四波――互联网跃飞歌潮。这种按照传播媒体的形式划分历史阶段的手法较为新颖独特。 围绕着音乐批评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音乐家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展开探讨。作曲家高为杰先生对音乐批评家发出呼吁“音乐评论家要当好伯乐”,认为“交响音乐评论家之于中国交响音乐事业的发展,就如同伯乐之于马”。他从三个层面展开自己的阐述:1.音乐体裁;2.专业标准;3.音乐普及。最后他寄语道:“评论应当诚实、公正。评论离不开主观性,要有主观的看法,就必须诚实;评论又离不开客观性,要有客观的评价,因此就必须公正。”该文可谓2009年音乐批评家与社会关系问题讨论的代表作。琵琶演奏家章红艳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体会在本年内提出了《发展中国音乐的5点意见》。在涉及中国音乐的“名称问题”时,作者说:“我主张,对外应称中国音乐,对内称‘国乐’为好。”之后还围绕着教育、品质、创作、形态等问题展开了自己的意见。她的这些想法从学理层面上看虽然有些零散、不得要领,但是提出的问题却是深刻的、急迫的,给出的解决办法也是适宜的。4月25至26日,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在杭州师范大学举办了“2009中国音乐评论高层论坛”。论坛以“建国60周年以来的音乐评论”为主题,20余名专家围绕着历史回顾、学科现状、学科建设、学科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呈现出学术争鸣、百花齐放的胜景。 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北京乃至全国的音乐舞台掀起了一股“献礼热”。3月下旬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举办的大型文艺晚会“穿越千年――神奇的达斡尔”在保利剧院拉开了大幕,演出由莫力达瓦旗民族歌舞团保留的一批音乐舞蹈经典作品组成,热情的舞蹈、质朴的民歌,展现了达斡尔族的悠久历史与璀璨文化。来自江南丝竹之乡的“花月正春风――浙江民族乐团音乐会”3月6日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该团的演奏家们现场演奏了扬琴独奏《梦游天姥山》、笙独奏《天山的节日》、古筝独奏《临安遗恨》、笛子音诗《梅花引》等保留曲目。自国家大剧院落成并投入使用以来,除了世界著名的音乐团体之外,国内各地方音乐团体纷纷进入该院呈现上自己的“拿手好戏”。这些团体的争奇斗艳,为建国60周年大庆的首都舞台增添了一抹抹绚丽的色彩。作为主旋律创作的献礼作品,由河北交响乐团委约青年作曲家杜咏、谢鹏依据西柏坡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大型交响音乐会“柏坡交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于4月20日在石家庄首演,6月8日在国家大剧院献礼演出。作品由《柏坡印象》、《翻身的日子》、《幸福春光》、《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西柏坡――我是你的读者》五个乐章组成。7月1日晚,指挥家彭家鹏与武汉音乐学院东方中乐团在该院编钟音乐厅为国庆呈现了一场“盛世庆典”大型民族管弦乐音乐会,音乐会由《庆典序曲》、《月儿高》、《西北组曲》、《瑶族舞曲》、《难忘的泼水节》、《沂蒙山畅想曲》、《秦・兵马俑》等曲目组成,被誉为百器之尊的“楚曾百钟”在音乐会上一展风采,以其华丽的音响、博大的气势,征服了在场的听众。值得肯定的是,乐团在专业圈的演出获得欢迎以后,随后展开了湖北省内的巡回演出,这种做法对弘扬高雅音乐优秀传统、提高国民音乐鉴赏力,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期待国内的各音乐团体都能够向该团一样走向社会、深入民间,为新世纪中国高雅音乐的大发展争取社会资源。为了对建国以来中国民族器乐的历史作出较为全面的回顾与展望,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主办的“民乐60年”大型系列讲座于4月1日至22日在中国音乐学院民乐系开讲,系列讲座聘请李西安、陈其钢、谭盾等为中国民族音乐世界化做出卓越贡献的专家主讲。专家们的讲座对新中国民族器乐事业做出了全面的历史回顾和理论解析。这种由各个专业学会组织的系列回顾活动,对于深化回顾与展望的理论深度、扩大社会影响力深具裨益。 作为60周年大庆的献礼节目,由国家权威机构举办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于十一前夕在人民大会堂上演。听觉层面的音乐演出,在这部史诗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其中除了一些历史曲目外,还有一些新创作品。不过,这些新作品未能给人以新鲜感,更未能成为使人过耳不忘的作品。对于这样一部大型史诗作品来说,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10月1日举行的大阅兵与群众游行活动,在现场视觉冲击感异常强烈的同时,人们在观赏中往往会忽视音乐演出在现场转播中与视觉形象的互补作用。数千名来自各专业、业余音乐团体的音乐演出,遴选出了一批中国近现代以来主旋律创作中的精华。这次演出体现了政治性、群众性、时代性、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是音乐艺术较好地服务社会的成功实践。 在国庆期间,首都音乐界先后举办了涉及雅俗、中西、经典、先锋等不同音乐风格类型的“北京传统音乐节”、“北京国际音乐节”、“北京现代音乐节”。传统音乐节旨在弘扬北京的传统音乐文化,国际音乐节旨在传播西方现代经典音乐,现代音乐节旨在探讨创新性的新音乐。“传统音乐节”由北京市教委、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中国音乐学院承办,音乐节分别进行了10次展演、7场论坛、4个大师班。该活动具有学术性、观赏性、艺术性、教育性于一体的特点。“国际音乐节”经过11年的历程已经办得轻车熟路,音乐节组委会以市场化的运作模式、精英化的品牌战略、平民化的市场理念,将国际著名音乐团体荟萃于音乐节之内,成为首都金秋十月的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现代音乐节”由中央音乐学院主办,音乐节主办者立足于“学院派”的文化战略,试图将音乐节打造成探索新音乐未来发展道路的学术舞台。经过数届的历练,现代音乐节已经开始成熟,逐渐成为中国音乐界发布新音乐观念、展演新音乐作品的艺术平台,与以上两个音乐节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无独有偶,同年同月第11届上海国际音乐节也在国庆期间隆重举办,众多世界级的演奏家、指挥家登台亮相,与北京国际音乐节南北呼应。 音乐创作是音乐艺术繁荣与发展的基础条件,本年度在此领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推进。5月29、30日,来自全国各地的48部参加“帕拉天奴”杯作曲决赛的作品(艺术歌曲34部、合唱14部)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进行了决赛。最终评选出27部获奖作品、8名演唱奖。自2006年以来,帕拉天奴乐器公司就在国内音乐学院连续举办了钢琴、小提琴等室内型新音乐创作比赛活动,旨在发现创作人才和作品,繁荣专业音乐创作,这种企业行为值得肯定与赞许。第二届中国天津国际手风琴艺术节刚刚落下帷幕,全国首届“金杯”手风琴中国作品创作比赛于本年度的12月在天津音乐学院举行。众所周知,当代中国手风琴作品创作的发展与演奏水平的发展严重背离。我国选手参与国际手风琴比赛屡屡取得佳绩,但是作品的缺乏却一直困扰着手风琴艺术的发展。因为乐器文化是由演奏家、曲目两个核心元素构成的,两者缺一不可。这项活动的举办对于促进手风琴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7月5至7日北京、上海、福建音乐创作暨福建省艺术音乐研讨会,在福建永安举行。来自以上三地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数十人出席了研讨会。研讨会集中讨论了艺术音乐的创作现实与发展问题,研讨的形式是听作品、谈感受,与会音乐家针对会议上呈现的作品畅所欲言,为创作领域出现的新动向把脉、问诊。这种小型规模、问题集中的研讨会做法,对于确定对象、活跃思想、凝聚人心、深入问题,有着切合实际、有的放矢的好处。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中国音乐文学学会、《歌曲》、《词刊》编辑部协办的“成才之路”全国音乐创作研习班于8月10至14日在京举办,一批词曲作家、歌唱家为学习班学员授课。中国音协举办是次研习班,旨在培养歌曲创作、演唱的人才,以健康的思想内容、较高艺术水平的歌曲创作与演唱走向大众音乐生活,使音乐创作较好地起到引领社会风尚健康发展的作用。 当代中国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开始加大文化硬件和软件建设的力度,2009年度在音乐领域的具体体现就是天津音乐厅重建,和杭州爱乐乐团新建首演。8月28日,具有80年历史的天津音乐厅在经过精心的重建以后,以陈其钢的大提琴与管弦乐队《逝去的时光》作为她面世首演曲目,呈现在世人面前。从此打破了天津这个在中国近现代、当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城市缺乏高雅音乐商业演出场所和市场化运作的现状。7月20日新组建的杭州爱乐乐团在杭州大剧院拉开了自己艺术生命的大幕,80名新乐手以自己的“初啼”改写了历史文化名城杭州没有交响乐团的历史。天津与杭州都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城市,在经济发展获得空前繁荣的同时,如何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就成为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重要难题。这两个城市的政府管理机构不辱使命,为城市文化建设的整体推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源于“黄钟大吕”、“振聋发聩”立意的“金钟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随着“理论评论奖”和“流行音乐奖”的设立,已经发展成为涵盖了音乐创作、表演、研究各个层面,在中国音乐界权威性最高、覆盖面最广的音乐大赛。在新中国成立60年大庆之际,“金钟奖”再度鸣响,为庆典的中国增加了亮丽的色彩。中央电视台举办的“CCTV民乐比赛”增加了乐器种类,既有流传广泛的二胡、琵琶、笛子、笙、唢呐、扬琴等乐器;也有受众面较窄的板胡、中阮、柳琴、三弦、古琴乃至少数民族的“非常规乐器”。这种扩大乐器种类的做法,对于深化主流乐器的社会影响力、增强特色乐器的社会认知度,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主流媒体中的翘楚,中央电视台在承担普及中国音乐的社会责任方面作出了表率。 如果对2009年度中国大陆地区音乐事业作一个总体的评价,可以一首小诗来表达: 甲子庆典神州欢, 主流音乐成时尚; 精英艺术各行是, 学院音乐芳自赏; 流行音乐平常态, 网络恶俗兴风浪; 理论研讨多家言, 勤奋耕耘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