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太史公曰研究论文

还有1000字的论文呢?

太史公自序（《史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於变；《礼》经纪人伦，故长於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於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於风；《乐》乐所以立，故长於和；《春秋》辩是非，故长於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谬矣。” 於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於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史记读后感5000字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 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

传记的一种，主要记诸侯之事。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

《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

“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

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隋书 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

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请保留此标记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

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

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

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总而言之，这是一本。

蔡，作《春秋》；《诗》记山川、溪谷，否否，不然，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春秋》辩是非！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谬矣，受命於穆清？”太史公曰！身毁不用矣，孔子知言之不用：“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皆失其本已，获符瑞，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

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下不得任用，泽流罔极。

海外殊俗，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世传《吕览》；韩非囚秦。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故长於风；《乐》乐所以立，故长於和。’子曰；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书》以道事，《诗》以达意，至于麟止，自黄帝始：“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子不子则不孝。

此四行者，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四时、五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於政，存亡国，故长於变；《礼》经纪人伦，故长於行，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继绝世。”

於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缧绁，诸侯害之，大夫壅之。

贬天子，易服色，咸各序其宜，弑君三十六，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道之不行也，讨大夫，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灭功臣，故长於治人：‘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岁：“唯唯：‘我欲载之空言，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退诸侯，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有能绍明世，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贤贤贱不肖。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子弑父，欲遂其志之思也。《易》著天地、阴阳，正《易传》，改正朔？”太史公曰，则受而弗敢辞。

故《春秋》者，下得守职，万事既具、牝牡、雌雄；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亡国五十二，废明圣盛德不载，《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数万，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说难》、《孤愤》，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禽兽、草木。”

於是卒述陶唐以来，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建封禅，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而论兵法；不韦迁蜀，思来者，继《春秋》：“先人有言。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以达王事而已矣太史公自序（《史记》） 太史公曰 展开。

史记太史公自序读后感 《太史公自序》论文 读过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后，我感慨颇深。

《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为《史记》一书所做的序文，排在全书 的最后。全序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司马氏的世系及其父司马 谈的论六家要旨；第二部分叙述司马迁自己的经历及作《史记》的原 由旨趣；第三部分对《史记》中的每一篇作了非常简要的介绍。

这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 自作之列传。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 见于此。

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 要资料。 在《太史公自序》一文中，司马迁不仅介绍了自己的身世，而且 还总括了《史记》的主要内容，所以此文大致相当于司马迁的自传和 《史记》 的目录。

《太史公自序》 然而 一文叙述的最重要的是 《史记》 写作的宗旨和过程，可以说这两部分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正是宗旨的 宏大深远，才能在过程中排除了艰难险阻；而过程的蹉跎跌宕，更使 得宗旨如斧凿刀铭！ 文章首先记述了司马迁家族的谱系： 司马迁的家族与历史的缘分 可以上溯到重黎氏即唐虞之际， 因而司马迁家族修史有着千余年的传 统，这也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一大优势——史官传统。悠久的史 学沉淀和显赫的家世加强了司马迁写作《史记》的信心，这在我们读 《太史公自序》的过程中也是可以发掘出来的。

（太史公曰： “先人有 言：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 世、正《易传》 ，继《春秋》 、本《诗》《书》《礼》《乐》之际？’ 、、、”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 文中还记载了司马迁早年的人生经历： “年十岁则诵古文。

二十 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 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 过梁、楚以归。 ”如此丰富的人生阅历也使司马迁与整日呆坐于象牙 塔里的传统史学先生有所不同。

因为司马迁的云游四方不仅增长了他 的见识，而且还磨砺了他的意志，最重要的是使司马迁把幼年时从书 本上学到的知识和自己的亲身考察结合起来， 这对于以后司马迁创作 《史记》这一巨著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 文章中包含了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原因：写史既是祖传之业， 也是为了完成父亲的嘱托——“余先周室之太史也。

自上世尝显功名 于虞夏， 典天官事。 后世中衰， 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 则续吾祖矣。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 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 于事君，终于立身。

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 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 及公刘，以尊后稷也。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 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 相兼，史记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 太史而弗论载， 废天下之史文， 余甚惧焉， 汝其念哉！ 十年砺一剑。 ” 然而，如果想要完成一部不世出之奇书，就要耗费一生的精力。

《太史公自序》中还提到，司马迁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并不 是一帆风顺的。他为李陵辩解，最终被汉武帝处以腐刑。

此后的一段 时间内， 他也曾哀叹 “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 ” 然而司马迁真不愧为千古之奇才，他反思一段时间以后，表明了自己 的态度“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 、演《周易》 ；孔子厄陈、蔡，作《春秋》 ；屈原放逐，著《离骚》 ；左 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 览》 ；韩非囚秦， 《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 、； 为作也。 ”这段话也广为世人所传诵，至今不朽。

然而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是什么呢？《太史公自序》中也 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总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以周公、孔子为榜样，兴 礼乐，正王道以及汉兴未载，完父遗愿。 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司马迁把一百三十卷各自的写作主旨，排 出了一百三十段的阐述。

其中有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八 书， 十表。 正如梁启超所说的 “诸体虽非迁所自创， 而迁实集其大成， 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此足证迁组织力之强， 而文章技术之妙也。

”这可以说是对《史记》完成工作的一个总结和 概括。在每一段里，司马迁都简要的介绍了这一卷的主人公和司马迁 本人对于该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的评论。

在这些历史人物中，既有 传说中的五帝及夏王朝，又有一些平民英雄如陈涉等，可以说是无所 不包。相对于历史人物、事件的多样性，司马迁的评论和立场则是基 于周公、孔子和《春秋》所标榜的价值观念，是单一的。

读完此文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 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以及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他有资格成为我国古代士大夫的典范。

后人对于这篇《自序》 ，可以说是赞。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原序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历叙世系和家学渊源，并概括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利用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史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以《史记》上续孔子的《春秋》，并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评价，来抒发自己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表白自己以古人身处逆境、发愤著书的事迹自励，终于在遭受宫刑之后，忍辱负重，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第三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全序规模宏大，文气深沉浩瀚，是《史记》全书的纲领。

《自序》历述了太史公世谱家学之本末，作者娓娓道来，错落有致，累如贯珠。叙写司马迁千余年家世，不过数百字，而系次井然。耕牧壮游，磊落奇迈的倜傥少年形象跃然纸上。父子执手流涕，以史相托付，场面又何其凝重。草创未就，横被腐刑，愤懑不平之辞，又使读者不禁掩卷叹息。特别是作者用相当篇幅序写六家的要旨，论道六经的要义，充分而深刻地反映了司马父子的学术思想。对儒、墨、名、法、道及阴阳六家的分析精辟透彻，入木三分，指陈得失，有若案断，虽历百世而无可比拟。

《自序》明述了作书之本旨，概述了各篇的写作旨趣。一般说来，书之为序其义有二：一曰，序者，绪也，所以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二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自序》可以说是兼此二义。推本春秋，考信六艺，这一宗旨或殿于卷末，或冠于篇首，反复述明；又分别标明诸篇小序，申明为某事作某本纪，为某事作某年表等等，全书纲领体例，《自序》中莫不灿然明白。读者在读《史记》之前，须将《自序》篇熟读，深沉有得，然后可读诸纪、传、世家；读纪、传、世家若不得其解，仍须从《自序》中求得。这实乃司马迁在教人读《史记》的方法。其体制如《周易》的《系辞》，《毛诗》的《小序》，皆关系到一书的体要。清人牛运震曾评价：“《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史记评注》）

《无韵之离骚》一书作者，按照《史记》本记、世家、列传、表、书五种写史体例，逐一概述，并将其有机地结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向读者展示了一道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作者对各篇主要内容作了介绍，然后针对读者特点，选了《项羽本记》和《吕太后本记》作了重点导读.读者可以通过作者的介绍，了解到，十二本记是按时间顺序写的.“本记”列在全书的前面，对全书起着总纲的作用，其他四体（世家、列传、表、书）由此展开.作者认为“世家”是“史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简略地介绍了三十世家所记载的具体内容.总结出三十世家大致分为六类：诸侯、世家、宗亲外戚、《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开国功臣.其后《无韵之离骚》作者以精练的语言，选取以上六类代表作，为读者简略作了概述与介绍.在“列传篇中”，作者概论了司马迁的立传标准——“扶义惆怅、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深邃思想.并将七十列传的目录一一罗列，然后从列传的分类和内容上，对其进行了简要介绍.作者结合时代顺序，并顾及列传分类各个方面，择其经典13篇进行了概述.其中对《太史公自序》作了重点介绍，指出《太史公自序》是《史记》一书的总论，也是一篇内容丰富、学术价值很高的自转.著述《史记》的动机、目的及其《史记》的体例和主旨都呈现于此篇.作者文笔通俗流畅，词句生动平实，文章脉络分明、简洁有序、构思精良，以极精简的文字，浅显清新的方式和语言阐释了经典巨制的博大深邃，由此可见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和精深的语言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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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概率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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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史记》编纂体例之数的意义

作者 向燕南

刊名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2007卷3期(2007/05)

页次113-118

篇名 清代《史记》的研究成就

作者 董焱

刊名社会科学论坛

卷期／出版年月 2007卷4B期(2007/04)

页次174-179

篇名 《史记》论赞对古代杂文文体的影响

作者 谌东飚

刊名云梦学刊

卷期／出版年月 28卷1期(2007/01)

页次117-119

篇名 《史记》中人物肖像描写方法的现代意义

作者 马玉琛

刊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8卷3期(2006/09)

页次86-89

篇名《史记》中的处所词语作状语

作者余贞洁

刊名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6卷1期(2005/02)

页次64-66

篇名 《史记》采《战国策》略论

作者 董常保

刊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3卷1期(2006/03)

页次86-89

篇名 《史记》所见辞书未收词语续释

作者 王彦坤;周若虹

刊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24卷1期(2006/01)

页次16-20

篇名论《三国演义》对《史记》笔法的继承

作者张次第

刊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32卷6期(2005/11)

页次136-140

篇名论史记五体的体系关联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7期 (1980/12)

页次1-30

篇名論史记五体及“太史公曰”的述与作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6期(1979/12)

页次17-43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作者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