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差距的影响因素文献综述论文

第一，国家强化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政策但改革累积效应使城乡差距扩大。在后改革时代，国家在处理城乡关系中城市偏向的政策有所改变，尤其是在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更是将“三农”问题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由于改革累积效应和城市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城市偏向的政策还很难改变。就改革的累积效应看，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累积，城市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在城市的投资效益与生活舒适度越来越高，城市偏向的政策转变很难带来城市偏向的行为转变。就城市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看，当一个改革所带来的利益是确定或可以预见但又有限时，改革的设计者、政策的制定者就会将不属于自己的利益集团的群体排除在改革之外，剥夺部分人参与改革的机会和权利。在中国城乡关系上，表现为深化的改革措施一旦要降低城市居民的相对福利时，则城市利益集团就会对政府施加压力以进行政策调整，或者对利益均等化改革进行抵制，或者将农民从改革获利群体中排除出去。 第二，国有企业战略重组使农村资源向城市集中再次助推城乡分离。从企业角度看，大城市由于拥有基础设施、知识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一直被企业所青睐，企业向城市的集聚未曾停止，城市逐步成了企业总部的所在地——总部经济由此诞生。在后改革时代，中国从政府与市场两个方面都加快了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步伐，出现了一批企业“航空母舰”。企业“航母”的出现有利于中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有积极作用。但从城乡关系角度看，这一趋势必然导致中国城乡分离被强化。一方面，原来在农村和小城市的一批企业，尤其能源化工企业陆续搬进大城市，把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也带进城市；另一方面，把农村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原料带到城市郊区加工。从某种程度上说，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导致了资源富集区农村的凋敝。 从现实看，一是中国大城市集中了大量的大型企业集团。在2002—2011年的10年间，进驻北京、上海等20座大城市的中国500强企业多达679家（见表2）。二是部分经济大省和企业大省已经形成了多个企业集聚的中心城市。部分经济大省已明显形成了“一省两核心”的城市经济圈，如山东的济南和青岛，浙江的杭州和宁波，辽宁的沈阳和大连。而部分企业大省甚至形成了“多核”的城市经济圈，如江苏除南京和苏州外，还有江阴和无锡；广东除广州和深圳外，还有佛山和东莞等。 第三，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源向城市集中导致农村发展再次受限。经过前改革时代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城市已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城市中有待遇较高的就业机会、较广的个人发展空间、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尤其重要的是城市中较高品质的生活和城市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对农村人，尤其是农村年轻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必然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向城市的集中过程。这些人虽几乎没有农业生产经验，他们流向城市不会对农业生产造成直接影响，但却有可能造成城乡关系的继续分离：随着拥有知识的青年劳动力逐渐离开，农村中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儿童；流出的青年人即便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他们也不愿意再回到农村中去。 这样，农村的人力资本无法累积，农村的后续发展缺少动力。 二、近代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内容扩展 （一）近代以来中国二元结构的扩展过程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内容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仅局限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层面，而是渗透到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近代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扩展的路线图如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二元政治结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乡二元文化结构。 第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扩展。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国家的商品、资本及其所承载的工业文明、商品经济文化和市场经济逻辑开始冲击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小农经济文化和自然经济逻辑。随着一次次战败后国门逐步洞开，中国商品市场逐步扩大（见表3）。 城乡间维持了几千年的模糊边界被逐渐划分开来，城乡分离趋势越来越明显，程度也越来越深。1870年后，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也加入到分离中国城乡的队伍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10年间，中国民族资本有了长足发展，城市经济进一步壮大。 民国时期，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外国资本三股资本势力继续冲击原本就脆弱的中国城乡关系，城乡进一步分离。农村逐渐成了城市工业部门的生产要素来源地，也是城市工业部门产品的去路之一。这样，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形成。这时虽然出现了城市人和乡村人的差别，甚至在农村中的士绅阶层也逐渐壮大，但城乡二元结构则主要局限在经济领域，并未向政治和社会领域扩展。 第二，城乡二元政治结构的形成与固化。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配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在劳动力流动方面国家制定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公民分为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对人口在城乡间的流动、城市招工范围、农转非的途径等做了极其详细的规定。一方面将农民钉在土地上，强制他们完成为城市工业部门和城市建设提供积累的任务；另一方面将广大农民享受城市较充裕的粮食供给、较高的工资与福利待遇、较完备的公共产品提供的权利剥夺了。同时，户籍制度还带来了空间、历史差距、二元部门和社会地位四重锁定效应（见图2）。即使农民再有管理国家的能力，也没有渠道进入公务员行列，更不用说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有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战略做出了巨大牺牲与贡献，但却不能享受与他们的贡献相匹配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户籍制度不断被完备，不断被强化（见表4）。 由此，中国城乡二元政治结构完成了由形成到固化的过程。 第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生与表现。伴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断形成与深化，计划经济下城乡二元政治结构的逐步形成与固化，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也逐渐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城乡居民享受社会保障的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近代以来，在中国享受社会保障就是城市人的专利，将农民排斥在外。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1951—1966年，国家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试行办法》、《工人、职员退休处理暂行规定》、《关于改进公费医疗问题的通知》、《关于改进企业职工劳保医疗制度几个问题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在城市建立起了水平虽低但却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农村却几乎是一片空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社会保障也未能实现城乡一体化。其进步只在于：农村社会保障从无到有，城市社会保障锦上添花。以医保差距为例，2011年，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了95％以上的城乡居民，参保人数增加到亿人。其中，新农合参保亿人，城镇居民医保参保亿人，职工医保参保亿人。但是，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的质量和水平差距是巨大的。二是以教育机会不平等为代表的城乡机会不平等问题十分突出。教育扩张并不能导致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相反，只要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还有可能去提高他们的教育机会，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会维持，这就是关于教育扩张与教育不平等之间的著名假设——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 不幸的是，中国的现实印证了这一假设。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起不断滑落，如北京大学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1978—1998年的三成落至2000年以后的一成，清华大学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三是农村居民通过努力成为城市人和富人的渠道不畅通。在计划经济年代，这条渠道因为户籍制度等的锁定效应，几乎是封闭的。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舆论对成功的评判标准较为单一，即致富，那时农民通过兴办乡镇企业、进城打工、考取大学等方式致富或进入城市，规模很大，渠道畅通。但现在这条道路似乎被割断了，城市人和乡村人分野明显，虽然身份转化的制度障碍减少了许多，但是转化的渠道却不顺畅，农民成为城市人或富人越来越困难。 第四，城乡二元文化结构的存在与强化。城乡二元文化结构自中国城乡差别形成之初就存在了，并在数千年中变化甚小。但在1978年开始进行市场化取向改革后，中国城乡二元文化结构则呈现加速分离的趋势。一是城市市场经济文化和农村自然经济文化的差异逐渐扩大。改革开放后，西方市场经济文化逐渐渗透到城市人的生活中，人们的自主理念、竞争理念、创新理念、开放理念逐渐形成。 这与农村自然经济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至今仍是依赖理念、同情弱者的理念、封闭理念在人们意识中占据主导地位。二是城市人思维方式和乡村人思维方式的差异明显。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在中国现阶段，“城市人偏好关注自己的明天，而农村人喜欢关注别人的昨天”。即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人的生存压力很大，要不断考虑自己明天如何发展、在哪里谋生；而一定程度的自然经济存在使农村人生存压力较小，有更多的时间去议论别人，谈论是非。三是城市人和乡村人生活方式的差异逐渐扩大。城市居民越来越崇尚健康、休闲、享受型消费，他们运动健身、休闲娱乐、出境旅游、购买奢侈品，而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民，这样的生活方式还很遥远。 （二）中国四重城乡二元结构的内在作用机理从整体上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在内容上的扩展，经历了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到城乡二元政治结构，再到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直至城乡二元文化结构。那么，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四方面内容之间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时间、空间和关系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四重二元结构在时间上不是完全继起的。城乡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个二元结构的扩展在时间上并不是完全先后继起的，四个过程虽然有相互重叠的部分，但产生和发展在时间上又不完全重合。可以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贯穿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整个历史阶段；城乡二元政治结构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特殊的、比别的国家更加明显的城乡对立局面；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则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城乡二元文化结构则处在一个不断被强化的螺旋式累积增长通道之中。 第二，四重二元结构在空间上是并存的。一方面，在中国的每个地区、城乡关系演变的每个阶段，四重城乡二元结构几乎同时存在；但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区，四重城乡二元结构又不是完全一致的，其中有些二元结构在这些地区占主导地位，而在另一些地区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如在中国现阶段，东部发达地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东部地区的主要任务是破解城乡文化二元结构，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而西部地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十分严重，西部地区的主要任务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推进城乡经济一体化。 第三，四重二元结构在关系上是互动的。城乡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个二元结构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格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居于基础性地位，从物质基础上决定了其他三个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则是在城乡经济、文化、政治二元结构联合作用下，所表现出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城市人与乡村人在社会发展上的二元差异。城乡二元政治结构是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引致的中国比其他国家更为突出的体制性二元结构，对其他三方面二元结构也起到了强化和固化作用。城乡二元文化结构是中国特殊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文化和哲学根源，而且城乡二元文化也是四重二元城乡结构中最顽固，最难以转变的一个。中国传统的小农文化、自然经济文化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每位国人的意识中，并且世代相传。可以说，时至今日，相当一部分城市人和绝大多数农村人本质上仍信仰自然经济文化，思维方式受这种文化影响，行为方式自觉不自觉受这种文化支配。而且，不同于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决定了其转变的困难性和滞后性，中国小农文化和自然经济文化转变的困难与滞后又会使城乡经济、政治和社会二元结构的破解面临更大的困难和不断反复的危险。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分析常鹏宇,张信东(山西大学管理学院,山西太原,030006)摘要: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探讨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深层原因,并就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若干政策性建议。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二元结构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按照国际通行的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表示,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仅为,现在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2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提高了80%,其中最明显的当属城乡收入差距。改革开放2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由逐渐扩大到逐渐缩小,再由逐渐缩小到加速扩大的发展过程。如果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城乡的收入差距,就国际一般情况而言,当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在800美元～1 000美元阶段,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倍,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一直超过国际一般情况,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1994年达到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1,2003年继续扩大到∶1,2004年收入差距比为。但这个结论,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倍~5倍,甚至是6倍。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演变过程中,合理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一定正效应,但不合理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负效应。由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大,因此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的负效应占主导地位。正面影响(1)一定时期内能使我国经济在生产力发展方面有长足进步,比如改革开放后打“破大锅饭”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确实把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提前了(在汽车等方面)。(2)推动农业发展。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到工业化所需要的一个理想差距程度时,企业会在农村用较低的价格获得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而促进工业化进程,而留在农村的劳动力能享受更多农业资源,最大限度利用现有的生产手段,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农业增长。(3)使农村居民向城市聚集,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素质。城乡收入存在适度差距,会对农村居民产生吸引力。一方面,会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变成市民,这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得到提高,比如农村居民通过努力,以升学、学习劳动技能等方式到城市定居;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到城市打工,在自己原有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在一定条件下接受城市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生产技术,提高了素质。负面影响(1)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从而影响改革发展的进程。经济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是如果没有农村的稳定也就不会有整个社会的稳定。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0%,是社会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作为劳动群众,也是我们的政权基础,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会直接影响社会成员心态的平和程度、社会关系的协调程度和社会形势的稳定程度。在贫富悬殊的社会中,收入分配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较多表现为社会秩序的混乱。这个问题在转型社会中尤为突出。贫困阶层不断扩大并日益边缘化,必然引发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继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秩序混乱无序,从而造成社会形势的动荡不安,致使经济发展可能止步。(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农村居民购买力过低,难以激活农村广大消费市场,可导致农村边际消费倾向持续走低,而这又影响了投资乘数作用的发挥,难以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从而影响我国经济全面发展。(3)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导致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和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直接导致了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难以提高,这也决定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缺乏真正的支撑。为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最关键的还是要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唯有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才能真正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收入的不平衡行业垄断带着计划经济深深的烙印,虽然在一定期间可明显提升此行业与国外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但其长期存在,必然导致行业间及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因行业垄断由中央政府的主管部门实施,所以能够创造出完全排斥竞争的效果,如电力、电信、金融等自然垄断的行业,以及一些因行政体制原因产生的制度性垄断行业,由于机会不均条件下的垄断和特权,在这些行业从业的人员几乎都成为社会的高收入者。由于行业垄断,破坏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规律”,弱化甚至排斥了市场的调节功能,使垄断行业与非垄断的行业出现了收入上的差距。再有是一些人将权力作为一种资本参与收入分配,贪污腐败,导致收入分配的严重变形。这些权力资本的使用不当已经成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城乡户籍制度的影响城乡户籍制度是城乡分割体制的基础,它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符合当时对城市倾斜发展和城乡社会稳定的需要,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它已成为影响社会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具体表现在农民劳动力转移不顺畅、农民工子女上学(中小学)难等问题。市场运作不规范在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健全的前提下,保证市场运作规范的重要条件是法制建设的先行。当前,由于我国法制不健全或执法不严,致使非法非正常收入大量存在;而且由于市场运作不规范,城乡间信息的不对称,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农业产业布局不科学,也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目前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城市职工享受,而农民却很少享受。这种在享受社会保险方面的相对不均等性,特别是医疗保险,使农民由病返穷。虽然国家在2005年采取了农村医疗统筹,但就实际情况看,对于完全单纯靠土地生存、困难(孤寡老人)及大(多)病的农民群体,按现在的统筹标准,其本身支付的部分也是有相当难度的。教育机会不均等在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成员。目前教育软硬件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据2002年9月12日的《经济时报》报道,各级财政教育投入分配格局为: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只分别承担了义务教育经费的2%和11%,也就是说只承担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极小部分责任,县乡政府财力薄弱,却分别负担了经费的绝大部分。事实上,县乡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却是对农民的征收,这就客观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城镇居民则是无需缴纳这部分费用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4缩小城乡差距的建议和措施完善法律制度建设通过法律形式来查处政府官员的渎职行为和打破垄断,保证机会的均等,允许民间资金进入,消除不正当竞争。通过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限制和打破垄断,逐步消除行业壁垒和垄断,降低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标准,鼓励资本在行业之间的合理流动和有序竞争,促进行业之间平均利润的形成,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缩小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改革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城乡户籍制度就是实行开放式管理的户口制度,即任何人不论从何处迁往另外任何一处,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就应该依法享有同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如享受教育(子女上学问题)、医疗等。改革户籍制度的实质是去除依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差别,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上的均等,社会身份的同等,使户籍只承担对人口的社会管理职能,不再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优化产业结构通过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等落实农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发展农村经济和非农产业,以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国际上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解决贫困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长期性和根本性措施。农村工业化,就是大力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不断提高第二、三产业在农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剩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提高农民收入。同时,对于农村经济,政府应积极指导,使城乡对农产品供求双方信息得到尽可能对称,以便科学布局。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增加投资,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保障等的投入力度;增加资金、技术、人力投入,发挥政府投资的导向作用。同时改革农业投入体制,推进农村投资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方向,信贷资金不准或按特定优势比例投向非农领域和非农产业,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加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并广泛吸纳外资、工商资本和社会闲散资金,形成多元化的农业投融资体制,扩大农业投入来源,增加农业投入总量。通过各种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农业、农村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并且使广大农民拥有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政府应进一步通过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来调整收入差距,因为税收可直接有效地减少高收入人群的比例,并且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对于农用物资也应制定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国家虽然减免了农业特产税等税种,但是对于农业物资(如化肥等)也应依照一定比例来减少其税率,让农民最直接受益,让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能较快缩小。增加农村教育投入国家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把农村基础教育列入中央预算,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和办学模式,并且在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加强农村实用技术的培训,完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让广大的农村劳动者掌握一些实用技术,实现教育在农村的真正普及。此外,还要对农民进行法律法规培训,全面提高农村人员素质,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5正确看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是哪一项具体措施就可以做到的,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就必须坚“持统筹安排”,不能因过分强调公平而忽视效率,重“返大锅饭”,如统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就要在初次分配中注重效率,公平、合理拉开收入差距,把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与劳动贡献直接结合起来,鼓励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把生产要素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按贡献参与分配;而在再分配中注重公平,把公平放在突出的位置,更多地考虑低收入群体的实际困难。统筹市场力量、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更科学地对社会资源配置;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应切实贯彻收入分配政策,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各方面的积极性并使其收益最大化,使我国经济能在稳定中持续增长,让全社会成员共同过上富裕生活。

中国的城乡差别主要是收入的差别，农村和城市的差别，穷人和富人的差别。城乡差别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的不均衡。

首先介绍一个概念“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于1922年提出。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目前，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一、对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状况的总体评价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取向，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基本反映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的作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统一的分配体制被打破，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利因素1、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从农村居民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1997年超过2000元，2002年达到2476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从城镇居民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加速增长，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率达到％。2、从总体上讲，平均主义分配逐步在打破，“脑体倒挂”正在走向“脑体正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正在合理拉开，分配开始向科学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向新兴产业倾斜。传统的体力劳动、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的收入在相对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新兴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在显著增长。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型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3、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当前，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高个百分点，说明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力度加大。4、国有单位职工的收入增长势头较强“八五”和“九五”时期，我国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的工资基本上都呈现正比例线性增长势头。其中，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平均工资增长了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另外从工资的绝对增长水平上看，其他单位工资水平一直最高，国有单位次之，城镇集体单位最低。5、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宏观经济发展保持了协调一致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三项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然而必须看到，在收入正常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容轻视的问题: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加剧主要表现为：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1998年为，1999年为，2000年为，10年上升倍。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1995年为1：，2000年为1：，2001年扩大到1：。三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四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1，2000年又上升到：1。五是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资差距为：1，2001年扩大到：1，其他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差距为：1，2001年发展到：1。六是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近两年，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2002年1季度的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倍。2、财产的集中度越来越强，居民家庭财产的差别越来越大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与此同时，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目前约为％，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户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3、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平均主义”并没有彻底根除，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不包括工资外收入）分配上，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内部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偏校与此同时，在工资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现象。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4、收入分配不规范一是工资支付不规范，全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职工工资现象；二是工资提取不规范，实行工效挂钩企业的计划外、基数外提取工资现象较普遍；三是部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超过工资总额的4％的标准进入，变相提高收入；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务消费”随意性太强，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5、整体收入结构仍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一是工资收入结构不合理，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劳动报酬高，项目繁多，未纳入工资内；二是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与中央关于“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国城镇居民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格局还远远没有真正调整到位，其它要素参与分配还需要进一步增加比重。二、调节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财税政策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节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工具之一。由于个人收入分配活动与财政收支有着特定联系，财政政策可以说是政府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从我国转轨期经济运行和制度安排特点以及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三个角度看，运用财税手段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本质上是要妥善处理好三大矛盾：第一，经济增长与增长福利分配之间的矛盾改革之后的中国在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GDP规模快速膨胀，但增长福利分配呈现出逐步拉大趋势，一部分人的生活质量相对来讲反而下降，低收入群体规模有所扩大。很显然，现在有必要利用财税手段调节好经济增长的分配基矗这种调节的难点在于把握好公平个人收入分配的力度不能大幅度约束效率的递增。第二，合理解决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与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规模的矛盾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增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收入分配格局的规律性倾向，对消费进步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规模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但从理论角度看，这两者之间存在有一定的相互约束性，其表现是扩大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的规模势必要影响中等收入阶层的状况，从而制约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张。第三，妥善处理创造就业机会与转移支付资金之间的矛盾财税政策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有两个切入点：一是创造就业机会，使中低收入者得到挣取收入的机会；二是在个人之间进行收入的转移支付。从理论上讲，这两者有一定的矛盾，突出的表现是财政资源利用上的此消彼长。很显然，确定合理的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就是要在创造就业和转移支付之间选择一个适当的配比。综上所述，可确立以下一些个人可支配货币收入财税调节政策：第一，在各级财政之间合理划分收入分配调节事权收入分配调节涉及各级财政，因而首先要合理划分事权。由于我国是区域经济极度不平衡的国家，收入分配调节事权不可能相对集中，确定全国范围内相对统一的调节标准也就不是一个务实的选择。为此，收入分配调节的基本事权应按居民属地来划分。但考虑到各级财政收入汲取能力的体制性和资源性差异，可把收入分配调节财力支持划入转移支付体系。进一步说，上级财政可从专项转移支付角度向下级财政拨付资金弥补下级财政的收入分配调节财力不足。从我国现实情况看，为了实现收入分配调节的针对性，中央财政对向省级财政转移扶贫资金时可指定地区和类别。省级财政则可向符合条件的下级财政确定收入调节补助。这种补助额的确定应以各地收入、物价和人口状况为依据，而不必寻求补助标准的统一性。第二，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时一方面可利用纳税信息，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相关信息。如社会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统筹账户金额等。通过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绝对额。同时，还应利用价格指数、工资指数、实物耗费指数等来监测居民收入的相对变动状态。建立相对科学、全面的居民收入监测体系的重要作用在于我们准确划定调节对象提供基础资料。第三，改革收入分配调节资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国调节收入分配的财政性资金的支出以现金补助为主，这种模式在现实情况中暴露出了一些明显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资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充分实现预期目的。比如低收入阶层部分领取补助金者把钱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上。为此，我国各级财政可建立对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消费的定向补助制度。如凭发票或收据报销定额义务教育学杂费、水电费、医药费、食品支出等。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放宽补助范围。定额标准确定权可由市级财政掌握，省级财政可酌情予以调控。第四，调整相关税制改革个人所得税税制，在适度提高起征点的同时，减少级次、扩大级距并降低税率，特别是3000元？5000元这一区间内的收入应采取低税率政策，因为这一收入区间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界限，税率过高会抑制中国的消费扩张，反过来削弱经济增长。在房产税方面，可考虑在把房产分类的基础上，把中高档私人住房纳入征税范围，税率从低、征管从严。当然，这要以进一步规范房产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费为基础。第五，在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中设立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对低收入群体子女来讲，接受高等教育是能否实现收入阶层转换的基本条件。为此，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以及有条件的市级财政可在教育经费中核定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这笔资金可通过教育部门根据一定的原则无偿补助给符合特定条件的已考入大学的低收入群体子女。中央财政的这笔专项资金可向西部地区倾斜，经济发达的省份可把此类资金地向省内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倾斜。原因：（1）以为劳动者的个人禀赋和家庭负担不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必然产生收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2）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拥有不同生产要素的不同社会成员也必然会产生收入的差距和富裕程度的不同（3）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和竞争的作用下优胜劣汰，使具有不同竞争能力的人在富裕程度上必然出现差距（4）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以及不同经济领域和部门之间客观上存在差别，也必然引起收入的差别和富裕程度的不同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影响因素一、统计方法不科学1.统计口径不一掩盖了差距程度。2.平均指标使用的单一性缺陷引致了高低收入差异。3.调查样本确定偏差抬高平均收入。二、巨富增多抬高人均水平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个人投入的资本占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总额的比重越来越大。在个人资本大幅度增加的同时，长三角地区巨富大批涌现。仅公布的2005年中国400名富豪中，长三角137位的财富可使亿长三角居民每人平均抬高1470元。三、发展战略偏向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长三角工业化、城市化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本应把优先发展工业战略和城乡差别战略，调整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进而转向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上来，但在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在政策设计上却继续存在“城市倾向”。如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江苏1985年为，2001年降到，2004年则进一步降为。浙江2000年以来大致维持在8%左右，低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9%〜10%的水平。四、分配原则偏向在市场取向体制下，当市场追求效率时，政府本应把着力点放在公平方面，但却在宏观政策上仍向效率倾斜，继续用计划方式把资源从农村投向城市，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并即将推向两极分化境地。分配原则的偏向，实践中造成社会成员享有宪法意义上的生存与发展权在事实上不平等，突出表现就是公民受教育机会不公平和就业机会不平等,而这正是分配起点不公平的根本原因。五、再分配措施偏向一是个人税收调节体系不健全。二是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偏向城市。六、社会保障差异长三角地区城镇职工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社会保险和住房保障为主体的制度体系，几经改革已日臻完善，而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极低。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看，除政府硬性规定必须参加的失地农民和在本地企业的就业人员，一般劳动者基本都未参加。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水平还远不及城镇职工医保的月筹资水平，很难谈得上是真正的医疗保障。温馨提示：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应答时间：2021-07-30，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平安银行我知道]想要知道更多？快来看“平安银行我知道”吧~

个人的思想意思的差别，另外文化水平也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