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水灾与中国的对比研究论文

美国平时预防的好，河岸都是加了保险。一般洪水多，灾难少！

以“大洪水”为题材和背景的洪水神话，是世界上流传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神话类型之一。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洪水神话出现在人类几乎所有最古老的文献中，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印度、玛雅等文明都有跟洪水有关的神话故事，如《圣经·创世纪》中的“诺亚方舟”和我国鲧禹治水的传说。马克·埃萨克在《世界各地洪水故事》中记载，世界上有181个国家和民族流传着洪水神话，全世界已知的洪水传说有500多个。

洪水神话的普遍性证明各民族在与自然的搏斗中有着探索自然、思考自身、改进自身的相同价值观。同时，通过对各类洪水神话具体故事情节的对比研究，我们又可以发现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特点和价值观念。这为探求不同民族文化的起源、发展提供了一个实际的依据。

世界各地都流传洪水神话

1872年，大英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乔治·史密斯从古巴比伦楔形文字泥板上，识读出了一个与《圣经·创世纪》中“诺亚方舟”非常相似的洪水故事。在此之前，人们已经知道一些民族和地区有洪水神话流传，但只是简单地将其看作“诺亚方舟”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的变体。

这次重大发现之后，人们开始怀着巨大的兴趣，带着明确的目的在世界各地广泛搜求、记录数量多得难以统计的洪水神话文本。不过，西方学者对世界各地的洪水神话虽然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中国洪水神话的研究很少。1898年，法国人保尔·维尔记述了一篇中国彝族的洪水神话。这是目前所知西方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洪水神话的最早记录。英国学者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对有记载的政府报告、传教士的口头描述进行了广泛搜集，并于1918年出版了《旧约中的民间传说》。其中，记录了三卷洪水故事文本。但是，书中对中国洪水故事的记载则是一片空白。1988年，阿兰·邓迪斯将国际上100多年的研究成果汇编成论文集《洪水神话》，不仅收入了对希伯来、巴比伦、印度、希腊等地古代洪水神话的经典研究，而且还有对美洲、非洲、澳大利亚、东南亚、中亚等地区口传洪水神话研究的新成果。在这部被称为洪水神话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中，中国洪水神话依然缺席。

中国人自己的洪水神话研究起步较晚。有学者在概括总结洪水神话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20世纪洪水神话研究大致经历了20年代的萌芽期、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初步繁荣期、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萧条期、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的复苏期、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繁荣期”。20世纪20年代，在梁启超尝试从典籍中寻找洪水记录之后，中国学者才开始有针对性地进行洪水神话研究。1937年，芮逸夫在《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一文中，记载了他在湘西考察得到的有关苗族的洪水故事，由中心内容“现代人类是由洪水遗民兄妹二人配偶遗传下来的子孙”，进而论证得出“伏羲女娲为南方或东方民族”。1942年，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伏羲考》中详细征引近代西南苗、瑶、彝等民族的洪水神话资料，采集了近50则关于洪水泛滥、再造人类的故事和民俗资料。

总的来看，中国是一个洪水神话极为丰富的国家。作为一个古老的农耕民族，我们曾饱受洪水之患，并且至今也不时受到洪水的威胁。因此，从远古时期就有大量关于洪水的神话和传说，而且直到今天还在一些少数民族中间以口耳相承的活形态广泛流传。有学者指出，洪水神话是一种复合型的神话，由原型洪水神话、水生人神话、葫芦生人神话、兄妹婚神话等融合而成。鲧禹治水就是典型的原型洪水神话。

除了家喻户晓的鲧禹治水故事外，中国洪水神话还有几种不同的亚型：神谕奇兆亚型、雷公报仇亚型、寻天女亚型和兄妹开荒亚型等。各种不同亚型的洪水神话，反映了各民族不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性格，在体现鲜明民族性之时，又记录着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例如，这些洪水神话的结尾有一个常见的母题，即许多民族出自同一个始祖，都是洪水后那对男女所生，或从同一个大葫芦中出来的。

国际上主要有四大故事圈

洪水神话文本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和各个民族。在国际上，洪水神话文本大致包括地中海洪水故事圈、印度洪水故事圈、东南亚洪水故事圈、美洲印地安洪水故事圈等。

地中海洪水故事圈是人们最早发现、研究最多的一个部分。地中海洪水故事圈以希伯来、希腊、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等洪水故事为主，通常也被称为西方洪水神话。在西方研究洪水神话的著作中，通常的学术用语是“世界毁灭和末世神话”。典型的西方洪水神话由洪水灭绝人类与人类再生两部分内容组成。例如，在“诺亚方舟”中，人类的作恶多端和不虔诚，惹怒了造物主耶和华。耶和华要毁灭世界，于是发动一场滔天洪水，毁灭了地球上的一切，只留下诺亚一家子，夫妻结合繁衍人类。又如，在希腊洪水神话中，国王吕卡翁惹怒宙斯，宙斯降大雨于世界，淹掉地面上的一切。洪水过后只剩下丢卡利翁和他的妻子，夫妻二人通过扔石头重新创造了人类。总之，西方洪水故事的基本逻辑为“人的罪恶——洪水惩罚——人类再生”。

印度的洪水神话产生于公元前10世纪前后，最早见于《百道梵书》。目前所知古印度的洪水故事，一是以摩奴创世为主题的古文献，二是一些非印度教部落的口头传说。摩奴创世的故事大意是说：摩奴救了一条鱼并将它养大，在洪水来临时，大鱼将摩奴拉到北山。摩奴登陆后与女子一起繁衍出子孙后代。有观点认为，印度洪水神话不是独立发生的，而是西亚洪水故事原型在印度文化中生成的产物。这种文化传播并非照搬，印度文化中固有的核心内容——果报主题对原型作出了重要改造。这一主题直接被后来的佛教思想所继承，并通过佛教传入中国和东亚、东南亚。

洪水故事广泛存在于东南亚各个国家中。人们在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越南和泰国等国，都发现了不少“异文”。菲律宾伊富高人的故事说的是，有一年发生大旱灾，人们挖掘河床底下，寻找河的精魂，结果惹怒河神发起洪水，所有人都被淹死了，只剩下一对兄妹幸存。20世纪30年代，芮逸夫提出了“东南亚文化区”的概念，所谓“东南亚文化区”是由铜鼓、芦笙、洪水神话这三个文化元素为标志构成的。

在西半球，洪水故事同样大量存在。西方人类学家仔细调查研究了土著印第安人保存完好的原始文化形态，发现南北美洲土著也有大量的洪水故事。除此之外，世界其他大洲也有许多洪水故事发现。有学者研究发现，一地区的部分故事亚型竟然与中国西南部一些民族的亚型极为相似。例如，大洋洲新几内亚瓦曼斯人的一个洪水故事大意为：有一天，一条大鱼游进了港湾。有位大善人嘱咐自己的孩子不要捕食这条鱼，并劝其他人不要吃这鱼。但大伙不听，将鱼分吃了。善人忙将各种动物赶到树上，并与家人一起爬上了椰子树。洪水退了后，善人一家从树上下来重建家园。这个故事与中国古籍所载古巢县人吃巨鱼，引发地下水使城陷为湖的晋代故事如出一辙。

“洪水”与“再生”紧密联系

事实上，在东南亚神话、日本神话等东方洪水神话中，处处可见中国文化的身影。

自远古开始，中华民族便与东南亚许多民族结下了亲密的族缘关系。通过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和宗教传播等三个主要途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以及后世形成的宗教神话传说、民间神话传说，对东南亚的神话传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共同拥有的“兄妹婚型”洪水神话，不仅母题和故事情节完全相同，甚至在“葫芦崇拜”这样的细节上也惊人的相似。可见，中国洪水神话与东南亚洪水神话有着源远流长的“血缘”关系。

据傅光宇所著《云南民族文学与东南亚》介绍，云南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存在着一条洪水神话的“云南—东南亚”链。东南亚国家的一些神话甚至直接把其北部山区和云南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描述，体现了同源异流、要素移植、多元汇融、共同创造的文化现象。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早在远古时代就互相往来。日本文化一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它的洪水神话故事与中国相似的内容非常多。有迹象表明，中国洪水神话是日本洪水神话的源流。例如，有学者对日本的国家诞生神话进行分析，同时对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侗族的洪水神话进行调查和要素分析，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性。

“大禹治水”是中国最为著名的洪水神话，最早出自吴越，后传至中原。大禹被视为“地王”受到百姓祭祀，俗称“禹祭”。日本也有相似的神话，其中的主人公被称作“土神之母”，俗称“泥祭”。有学者对比研究“禹祭”和“泥祭”时指出，“泥祭”脱胎于“禹祭”，“土母治水”源于“大禹治水”。

其实，中国洪水神话与西方洪水神话也有共同点。特别是，“洪水灭世”和“人类再生”是一个永恒主题。当然，不同民族的传说在情节和具体内容上也各具特色。在巴比伦、希伯来、希腊和印度洪水神话中，人们用来躲避洪水的是人工制造的船只；在中国几个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洪水神话类型里，避水工具是葫芦、牛皮等自然物，或是神的保护（石龟、石狮）。

为什么洪水神话与再生神话紧密联系在一起？道理很简单：洪水灭世后，人类何去何从很自然地成了首要问题。闻一多在《伏羲考》中指出，洪水神话的详细称谓应是“洪水造人故事”。这里的“造人”是人类再生、再造之意。从这个角度来看，洪水神话回答了人从何而来的问题，是人类对自身和社会关系的一个重新认识。

折射中西文化的三个差异

由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民族性格、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中西方洪水神话也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特性。梁启超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出发，把中国古籍上有关洪水的记载与《圣经·创世纪》、印度、希腊、北欧、南太平洋群岛的洪水神话加以比较，指出中国洪水神话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如没有上帝惩罚的宗教观念，且女娲、共工和鲧禹皆不屈服于自然，表现了“常欲以入力抗制自然”的理想。

具体来看，中西方洪水神话中的文化差异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治”与“避”的民族心理差异。

范文澜说：“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灾；独在黄炎族神话里说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这种克服自然、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是禹治洪水神话的真实意义。”

进一步来看，单从人类面对洪水灾害的文化心理划分，洪水神话可分为两类：以“治”为核心的治水型洪水神话与以“避”为核心的逃生型洪水神话。面对大洪水灭世的灾难，国外的洪水神话基本上是采取躲避逃生、保全性命的观点。而中国的洪水神话采取了“治”的态度，始终强调治水主题。

在持“避”观点的诸多神话中，洪水起因主要是神要惩罚人类。在基本情节上，希伯来神话和苏美尔、巴比伦神话非常接近，只是发起洪水的主神和得救者的名字有所不同。如果说上述地区洪水发起原因相似是因为地域接近而有互相影响的可能，那美洲太平洋西北岸印第安人惹怒天神、大洋洲拉亚特亚岛的渔夫触怒海神而导致洪水降临的神话，则更好地说明了人类触怒天神、天神降罪这一洪水发生原因的普遍性。

中国的洪水神话虽零散不连贯，但诸多记载并不特别强调洪水是神的惩罚，也没有交代洪水产生的原因是为了毁灭人类或者为了考验人类。在我们的上古传说中，洪水只是一种自然灾害，与神力无关，至少人类没有原罪。

在西方洪水神话中，人们面对洪水通常只能消极地等待神明救助。在神祇面前，人类是渺小的，对神的惩罚毫无招架和反抗能力，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面对洪水也不是积极地抗争，而只能依靠神谕来躲避灾难。

中国洪水神话主要阐述的是人类要对自然灾害采取“治”的方法。禹继承父亲鲧的遗志，采用疏导的办法，虽历尽艰辛，却几过家门而不入，历时十几年终于治水成功。

中国洪水神话突出反映了主动抗争精神，从中可以看到古代劳动人民为了战胜灾难而无所畏惧的精神气概。

二是“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差异。

在西方洪水神话中，生存下来的人都是得到神庇佑的“善人”。但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希伯来神话中的诺亚对神唯命是从，对神给人类制造的灾难没有丝毫异议，且积极为神的行为辩护。在“诺亚方舟”中，人与神之间是契约关系，人要绝对服从神的安排、按神的意志办事。

中国人面对洪水的态度，是独特的“治理”态度。在灾祸发生后，女娲、伏羲以及天帝派出的各路神仙都下凡协助大禹治水。这一点和西方洪水神话的性质是完全不相同的。中华民族早就形成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宇宙观，强调宇宙是万物生命运动的载体，宇宙中的万物息息相关、相互交融，和谐相处，故人神一致、天人合一。所以，中国的洪水神话在面对大灾难时常会出现人神协力共治水患的场景。

天帝当然也惩罚过“窃息壤”的鲧，但究其原因不是禁止用息壤来治理水患，而是在于“窃”。鲧死后，生出禹。天帝又命令禹带着息壤下凡布散，治理九州洪水。从内容上看，中国洪水神话中的天帝是“君以民为本”这一观点的神话式反映。

诸神竭尽全力和世人共治水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长城精神”，强调的是集体作用。虽然禹功绩很大，但没有诸多神祇和百姓的帮助恐怕是难以完成治水大业的。

三是“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的差异。

中国地处东亚，属于温带季风性气候，降水量和气温值都适合农业的发展。由北到南的黄河水系、长江水系、珠江水系，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肥沃土地上的先民提供水源，让他们总体可以过上安定宁静的生活。而在这种以农耕为主的传统文明中，人类习惯于凭借自身的能力改造自然生态环境。

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古希腊位于爱琴海沿岸，三面环海，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炎热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地不利于农业发展。由于海上交通便利，他们养成了崇尚流动、冒险和创新的思维。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源头希伯来，则是典型的游牧文明。他们最初的生活领域是两河流域，靠近河流，水灾较多。“诺亚方舟”的神话继承了苏美尔——巴比伦的洪水神话。它的背景就是两河流域反复出现的洪涝灾害。

由于生活环境的恶劣和社会动荡的关系，信仰上帝成为饱受苦难的犹太民族的精神支柱。上帝拯救了诺亚一家，使得“义人”存活，这给犹太人以极大的心理安慰和精神力量。让他们相信，只要皈依上帝，就能获得幸福。这深刻地表现了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

总之，西方洪水神话主要是建立在神本主义之上的，中国洪水神话更多建立在人本主义之上；前者着重强调神性的强大，后者更为看重人性的伟大。在中国神话中，神亲力亲为帮助人类抵御灾害，体现了人神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中国神话中的神不是至高无上的，甚至是可能犯错的，犹如共工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注的对象始终是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来源：《解放日报》；作者：金家琴、李志华】

今天，我们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长江洪水的周期性变化，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留下了大量的关于长江洪水的资料，根据这些历史文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唐代，长江洪水平均18年一次，在宋代，长江洪水平均5年至6年一次，在明代和清代，长江洪水平均4年一次。于是，我们不禁要问，长江洪水到底从何而来？

长江流域洪涝灾害的形成，既与自然因素有关，也与人类的活动密切相关，我们先来说一说自然因素。

我国的地形图

第一：季风气候的特殊性

我们先来对比一下中国与美国的气候，从纬度位置上来讲，中国与美国的纬度位置几乎是相同的，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美国位于北美大陆的南部，大西洋的西岸，美国有密西西比河，中国有长江，中国的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世界第三长河，密西西比河是北美大陆第一长河，世界第四长河，密西西比河的长度仅次于长江。按照道理来说，美国的东南部和墨西哥湾沿岸应该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美国的东北部和五大湖区应该属于温带季风气候，但是，因为北美大陆没有亚欧大陆的面积大，大西洋也没有太平洋那么宽广，海陆热力性质的差异不是很明显，所以，美国东部的气候，并不是明显的季风气候。

北美地形图

美国的东南部与墨西哥湾沿岸受到墨西哥湾暖流增温增湿的作用，年降雨量高达2000毫米以上，中国秦岭、淮河以南的年降雨量在800毫米以上，浙江、广东、广西等地的年降雨量在1600毫米以上，但是，美国的东南部与墨西哥湾沿岸仍然不是明显的亚热带季风气候。

美国的东北部和五大湖区年降雨量在1000毫米左右，中国的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年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上，但是，美国的东北部和五大湖区仍然不是明显的温带季风气候。

美国的东南部、墨西哥湾沿岸的气候与我国南方地区的气候相似，都是夏季多雨，冬季少雨，但是，美国东南部和墨西哥湾沿岸的降雨量季节分配更加均匀一些，而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量在夏季更为集中，此外，美国的东部的气候，冬季大陆高压不是很明显，在冬季，美国东南部、墨西哥湾沿岸的气候比我国南方地区的气候，要稍微湿润和温暖一些。

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也会发生洪水

美国的东北部和五大湖区的降雨量，季节分布也较为均匀，冬季寒冷少雨，夏季高温湿润，但是，我国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则是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因为温带季风气候的降雨量集中在夏季。

总的来说，我国的气候是明显的季风气候，降雨量较为集中，因此，我国的河流径流量季节变化大，在夏季，容易形成洪涝灾害，而在冬季，则出现枯水期。

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也会发生洪水，但是，相对来说，密西西比河的水位变化幅度要温和一些，长江是自西向东流的，我国的西部地区地形较高，东部地区地形平坦，奔腾的长江一出西陵峡，即进入到平原地带，水流减缓，泥沙淤积严重，密西西比河是自北向南流的，几乎全都是在大平原上流淌，密西西比河的河道非常宽，但是，河水却比较浅，长江径流量的季节变化比密西西比河更为明显。

密西西比河

其实美国也有洪水，但是，美国洪水的酷烈程度和频繁程度较低。

第二：气候变暖与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

从历史上来看，全球气候变暖，会使得暖湿气流增多，暖湿气流增多，降雨量就增多，近5000年来，我国的主要江河的径流量是减少的，因为从整体上来看，近5000年来，我国的气候是趋向于干冷的，因此，气候的温暖程度与长江的径流量能够呈现出一定的对应关系。

此外，厄尔尼诺现象与长江洪水也密切相关，也能够呈现出一定的对应关系，我国长江流域降雨量的多少，往往是副热带高压带的位置决定的，副热带高压带的位置偏南，雨带就不容易北上，并在长江流域徘徊，从而形成洪涝灾害。

厄尔尼诺现象是指南美洲沿岸的太平洋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导致这里盛行上升气流、气压降低，从而使得当地的沙漠出现降雨的现象，当秘鲁沿岸的气压降低，盛行上升气流时，东南亚与澳大利亚则盛行下沉气流，气压升高，从而出现干旱少雨的现象，甚至引发森林大火。

梅雨季节，我国长江流域的河流

厄尔尼诺现象由于是发生在南美洲和赤道附近的太平洋上，故而，不会对我国的气候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仍然能够通过太平洋上空的大气环流，间接影响到我国的气候，这主要体现在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上，一般来说，当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太平洋西岸的海水温度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南。当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南时，雨带就不容易北移至我国的华北平原，从而使得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增多。

接下来，我们来重点说一说气候温暖的问题，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可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距今5000年前至3000年前，是第一温暖期，这段时间经历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朝和商朝，当时的大部分时间，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要高2℃至3℃，海平面则比现在要高米，殷商时期，我国的黄河流域有犀牛和大象，这一时期，我国经历的洪水也比较多，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950年，是我国5000年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西周时期，汉江都曾经出现过结冰现象，当时的自然灾害，主要表现在干旱，但史书中并未出现洪水的记载。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8年左右，是我国5000年文明史上的第二个温暖期，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左右，从汉代开始，长江水灾的记载则比较详细了，说明长江流域的洪水开始变得频繁，《汉书》记载了这一时期的两次大洪水，如：《汉书·高后纪》记载道：“三年（公元前185年）夏，江水、汉水溢，流民四千余家。”《汉书·五行志》记载道：“八年（公元前180年）夏，汉中、南郡水复出，流六千余家，南阳沔水流万余家。”西汉时期，我国的人口峰值是6000万，西汉前期的人口更少，在人口稀少的情况下，长江流域发生了洪水，出现“流六千余家”、“流万余家”的灾难，可见，当时的洪水有多大，说明在温暖期，长江洪水确实比较频繁。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寒冷期，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低1至2℃。

隋唐至五代十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1℃左右，当时的四川盆地还出产荔枝；北宋至南宋前期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寒冷期，长江上游一带的荔枝在这一时期，不能越冬，无法种植。

南宋后期至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第四个温暖期，不过，这一温暖期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明清时期，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四个寒冷期，称之为“明清小冰期”，19世纪末，全球气温开始回升。

从唐代开始，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温暖期，还是寒冷期，长江的洪水频率都呈现出越来越大的现象，在唐代，长江洪水平均18年一次，在宋代，长江洪水平均5年至6年一次，在明代和清代，长江洪水平均4年一次，这充分说明了，长江的洪水越来越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

第三：人类的活动

近5000年以来，我国经历了四个温暖期与四个寒冷期，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的气候是逐渐偏向干冷的，因此，近5000年以来，我国主要江河的径流量是趋于减少的，径流量减少的同时，伴随着水位变化幅度的增大，关于这一点，黄河流域的河流表现得比较明显，黄河的径流量在减小，甚至出现过断流的现象，华北平原的一些湖泊完全淤积、湮灭，黄河流域的河流径流量减少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黄河流域不会发生洪涝灾害，因为黄河流域的河流径流量在减少的同时，水位变化幅度也在增大，这主要是因为河流的泥沙淤积严重，河床日益抬升，湖泊、湿地的湮灭，也使得天然水体调蓄洪水的能力减弱。

清代，治理黄河

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本身较为温暖湿润，长江径流量的变化幅度没有黄河那么明显，但是，从长时段来看，仍然是减少的，并且长江流域的一些湖泊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长江流域的河流水位变化幅度增大，汛期来临时，水位迅速增高，而到了枯水期时，则出现断航，甚至干涸的现象，换句话说，长江流域的河流径流量季节变化增大。

因为长江流域的河流径流量季节变化增大，所以，尽管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是寒冷的，处于“明清小冰期”，但是，长江洪水的次数并未减少，而是增多了，在唐代，长江洪水平均18年一次，在宋代，长江洪水平均5年至6年一次，在明代和清代，长江洪水平均4年一次。

为什么自唐代开始，长江的洪水越来越多了呢？因为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人类活动的极大干扰，自清代中叶开始，我国南方山地的森林资源损耗严重，明末清初，来自美洲的高产作物番薯、玉米、马铃薯被引进到中国，玉米、番薯和马铃薯，耐贫瘠，不受地形垂直度的影响，能够在我国长江流域的山地、丘陵地带种植，这些农作物的种植面积的扩大，使得我国南方地区的森林资源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唐宋时期，长江上游一带的森林资源十分丰富，四川盆地的山地森林覆盖率高达70%至80%，但是，明清时期，随着四川盆地人口的增加，大量的森林被砍伐，取而代之的是美洲高产作物玉米、番薯和马铃薯，森林的损耗一方面削弱了森林涵养水源的功能，另一方面加剧了水土流失，使得长江的河床抬升，水位变化幅度增大。

长江中下游的支流有汉江、湘江、赣江、青弋江、水阳江等等，这些河流流经我国南方地区的山地、丘陵地带，我国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森林，在明清时期，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森林的消失，加剧了水土流失，从而提高了长江的含沙量，含沙量提高以后，一旦水流减缓，泥沙就会淤积。

森林涵养水源的能力

与此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泊，在明清时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围垦，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的湖泊面积日益萎缩，淤积现象严重，削弱了湖泊对洪水的调蓄能力。

当然，宋元以来，我国长江流域森林资源的损耗与湖泊面积的日益萎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唐代，我国的人口峰值是8000万至9000万，北宋，我国的人口峰值是亿，明朝万历年间，我国的人口数量达到了2亿，清朝道光年间，我国的人口迅速增加到亿，人口从8000万增长到亿，必然伴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我国的平原面积少，山地、丘陵面积多，人口数量增加，必然是向山地、丘陵地带进军，在明朝以前，我国南方地区的耕地面积的扩大，受到了农作物自然属性的制约，因为水稻、小麦对地形高度和气候的要求均比较高，这些农作物在山地和海拔较高的地方是无法种植的，但是，随着美洲高产作物玉米、番薯和马铃薯的引进，山地和丘陵地带的土地被大量的垦殖。我国南方地区亚热带森林的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泥沙随着暴雨、山洪进入到长江流域的河流与湖泊，并最终汇入到长江，使得长江流域的河流生态环境受到了损害。

近些年来，我国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农业科技的提升，使得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提高，这样一来，在增加粮食产量的同时，还能退耕还林，退耕还湖，我国南方地区森林资源的恢复，有利于减少水土流失，涵养水源，湖泊面积的恢复，则有利于调蓄洪水。长江流域天然湖泊的面积，自宋元以来，日益萎缩，但是，近些年来，我国的长江流域还兴修了大量的人工湖泊，人工湖泊面积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调蓄洪水，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会越来越好

过去20年间，中国因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造成的损失占GDP的7~20%。2005年，因环境污染引发的冲突达万起；2007年，40%的城市生活污水直接排放；60%的大型湖泊因矿物质和有机物污染而出现富营养化；在监测的197条河流中，半数受到硝酸氨、过锰酸盐和石油的严重污染；在监测的287个大中城市中，只有的空气质量达到环境保护部的标准（另一种说法是，全国只有的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上述环境污染是表面上的，是以城市或工业地区密集人群为中心生态危机的。实际上，那些“远在深山”的生态退化更加危险。环境污染了，国土还在，还有修复的可能。但一些致命的生态破坏则很难修复，如消失的物种不能“死而复生”，损失的土壤不能回到原位，干涸的湿地难以再现生机等等。中国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生态系统全面退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囊括全球生态系统类型的国度。然而不幸的是，中国自然生态系统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退化过程之中。青藏高原草地生产力由上世纪60年代的300公斤/亩下降到100公斤/亩以下；地下鼠量由过去的8~10增至30只/公顷；土地裸露率由不到10%增加到30%以上。全国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并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递增。红树林由历史上最大面积25万公顷，下降到目前不足万公顷。水土流失急剧中国水蚀、风蚀和冻融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全国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涉及全国30个省（区、市）。黄河流域年入河泥沙16亿吨；长江流域每年土壤流失量24亿吨。随土壤流失的还有各种营养元素，仅黄河流域每年流失的泥沙中，就含有N、P、K三种元素总量约4000万吨，超出了2003年全国的化肥需求量（3990万吨）。濒危物种增加联合国《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列出的740种世界性濒危物种中，中国占189种。中国濒危或渐危高等植物4000~5000种，占中国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栖息地环境改变、生境破碎化、以及大型水利工程是造成物种濒危或灭绝的重要原因。1988~2000期间，黑龙江省嫩江县天然林斑块数由240上升为343，平均斑块面积由80公顷下降为68公顷。由于三峡工程实施和环境污染，长江上已难寻觅白鳍豚的踪迹，科学家承认该物种已功能性灭绝。湿地消失天然湿地大量消失在北方，河北省过去50年来湿地消失了90%，即便侥幸存留的湿地，八成以上也变成了污水排泄场所；陕西关中一带30多个县，几十年来消失上万个“涝池”（池塘）。生态危机在南方，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水域面积从最高4000平方公里减少到不足50平方公里。干旱、半干旱区湿地状况更不容乐观：内蒙古阿拉善盟，由于上游地区过度开发黑河水，进入绿洲的水量由9亿立方米减少到目前的不足2亿立方米，致使东西居延海干枯，数百处湖泊消失。湿地被誉“地球之肾”，“肾”萎缩大大降低了其调节气候、调蓄洪水、净化水体的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旱涝灾害。人工林树种单一几十年来，大量发展人工纯林的传统不但未有改观，反而愈演愈烈。以杨树为例，原来的“南方杉家浜，北方杨家将”，现已发展成了“东西南北中，全是杨家兵”。如今，杨树已经南下江南，接近了南岭。整个大西北、华北平原，甚至江南一些地区，也以杨树为主。高密度、单一树种的人工纯林对国土生态贻害无穷，单一树种形成的种群实质上是一种生物多样性极端下降的“绿色荒漠”。第六，农业生态系统退化危及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基础。现代农业过分强调技术，用地而忽视养地。“化学化”尽管带来了产量的快速提高，但土地出现退化，食品安全受到冲击。大化肥、大农药、除草剂、激素、添加剂、农膜，甚至反季节种植、转基因技术滥用，使得土壤板结、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下降、病虫害加剧、产量下降。以前要一年才能长大的猪，现在四个多月就能催肥。两只翅膀的鸡，在激素的作用下可长出3~6只翅膀。这样的食品进入食物链的生态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中国生态危机现状还包括生物入侵、全球变暖、海洋生产力下降等等。政府要像重视环境污染控制那样高度警惕生态危机带来的隐患，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解决这个难题，还中国一个真正的蓝天。只有生态退化遏制了，环境才能够从根本上得以改善。编辑本段保护措施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力度投入巨资保护生态环境，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生态环境总体上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还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加强。1、进一步加强恢复生态系统工程。停止砍伐森林、全民植树造林、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木还草、恢复湿地、禁捕禁猎、治理工业污染、生活污水实现全处理，这些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的系统工程，国家、企业和全民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和力量，当作头等大事，可以毫不过分的说，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是同等重要2、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社会各界对生态保护的意识及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深入人心，是生态保护工作的必备群众基础。应大力推进全民环境教育，从娃娃抓起，让公众了解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国情、省情，使“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观念深入人心，使绿色环保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3、加强生态监测。在中国单纯的水环境、气环境和工业污染监测已趋于成熟，并已经为环境保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生态环境还在起步阶段，还没有系统的监测技术和形成完整的监测网络，生态环境方面的有关数据还是采取从各部门东拼西凑的方法获得，其准确性和时效性均较差，已经制约了生态保护和恢复工作，必须建立和开展有效和系统的生态环境监测。编辑本段相关数据生态危机的后果比战争更危险，是毁灭性的，包括地球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历史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被破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我们现在只要翻开一下世界地图就可以看到，现在世界上那些最荒凉、最贫苦、最穷困的地方，在古代都曾经是最繁荣、最昌盛的地方；现在世界上那些生活最穷苦、最艰难的人民，在古代，他们的祖先在某一段时期曾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很大的贡献。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由兴而衰、由富而贫哩？我们再看一看世界文明发展史：从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希腊文化；从古印度文化；从中美洲的玛雅文化；到中国的楼兰，我们研究一下这些文化的兴衰，都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事实，就是这些文化的兴衰都和它们所在地区的森林数量、质量和植被的分布有关系再请看下面的事实吧！如果不是事态严重，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政见的政府首脑们怎么会坐到一起（1992年在巴西和2000年在约翰内斯堡）共同研究世界环境和发展的问题呢？如果不是事态严重，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政见的政府又怎么会乐意参加、制定并执行那么多与环境有关的国际公约呢？世界上的事情已经够联合国头疼的了，如果不是事态严重，联合国为什么要在1973年成立环境规划署这样一个常设机构，来促进和协调地球上发生的各种环境问题呢？下面我们改用一些数字来叙述，因为数字的表达能使概念量化，往往比文字的表达更为具体而清晰。2003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水——20亿人生命之所系”，说明地球上有20亿的人没有适当的安全饮用水供应。在第三世界由于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万人死亡。受污水危害的儿童，每天有6000名，相当于每天有20架大型客机坠毁死亡的人数。缺水已是一个世界性现象，有的国家已经靠买水过日子。德国从瑞士买水，美国从加拿大买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从1984年起，每年从日本进口雨水，日本只要花100吨水就可换1吨石油。在我们中国的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由于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2003年我国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我国由于生物入侵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574亿！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严重的生态环境损害在内。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仅气象、海洋、地震等7大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折合成1990年价格），就呈明显上升趋势：20世纪50年代平均每年约480亿元；20世纪60年代570亿元；20世纪70年代590亿元；20世纪80年代690亿元；20世纪90年代前5年约1190亿元；1996年仅因水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2200亿元；1998年中国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高达3007亿元。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的一项统计报告分析，中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54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8％。这个数字既不包括其它环境破坏和生态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也不包括1997年以后我国生态环境继续恶化所造成的损失。意思就是说：到2002年实际损失的数字会更大。而2002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8％左右，这一年增长8％的实际数字是10万个亿，10万个亿呀！坦率地说，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如果我国的环境损失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那就意味着全国人民一年的血汗所创造的财富全被生态环境的破坏抵消了，白干了！如此下去，我们怎样才能富国强民、怎样才能全面进入小康！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人们，能够认识、理解、需要、并接受生态化了。因为，20世纪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的环境灾难，人类再也无法承受起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损失、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以及由此给人类带来的人地之间、人际之间、和代际之间的种种极度紧张关系。在我国，可能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正确理解生态化的深刻含义，说不定有些人还在利用生态化的号召力达到赢利的目的。但是，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却在忧心忡忡。2002年，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朱镕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谈到生态环境问题时，语气沉重：“生态环境问题仍然相当严重”。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格平认为：“局部环境的破坏可能引发全局的环境问题，甚至会使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条件受到威胁”。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自然保护司杨朝飞司长答记者问时说：“我国面临的生态压力仍然很大，在生态方面，一方治理多方破坏，点上治理面上破坏，边治理边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2000年国务院颁发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首次全面地提出了树立科学的生态保护思想。大多数有识之士确信：生态化转换是关系到生存、发展、健康、幸福的根本，是各行各业以及人类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它将成为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唯一选择，并在行动上付诸实施。“生态化”不仅是一个具有前瞻性、时代性、创新性、战略性、方向性的词汇、还是一股不容回避的洪流、是人类社会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编辑本段黄河流域的生态危机黄河流域大部分处于干旱地区,水资源条件先天不足.据统计,黄河拥有水资源只有580亿立方米.而且,黄河水因泥沙太多,每年16亿吨泥沙至少需200亿立方米的水来冲刷,其可利用之水还必须减去200亿立方米.这样黄河实际拥有的可利用水量是每年300亿立方米.30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供沿河9个省区及河北.天津两省市使用,本来已经供不应求,再加上不合理利用和浪费水资源,使得水资源浪费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缺水,成为黄河面临的一大难题.1979年,黄河领域有154个城市缺水,1988年,缺水城市增加到300个,总缺水量高达54亿立方米.进入90年代以后,缺水城市每年都在增加.城市膨胀,流动人口剧增之后,城市用水不得不挤占农业用水,或在城市完全不顾后果地大量超采地下水,出现大面积地下水漏斗,地面沉降,地下水质恶化等.因为缺水,华北粮仓河北省一方面年年旱灾,另一方面农田保积年年降低.全省1986年的水田浇灌面积较1980年减少了900万亩,粮食产量长期徘徊不前.宁夏,甘肃,因为严重缺水,大量人口生活在温饱线以下,无法摆脱贫苦困.黄河流域水资源条件先天不足，生态环境脆弱，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特别是近20年以来下游断流频繁发生，不仅造成了水资源供需矛盾的加剧，而且对流域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的冲击。据《黄河志》记载，1761年黄河花园口最大流量为万立方米，1958年7月17日为每秒200立方米。据水文资料记载，黄河多年平均径流量为560亿立方米，黄河入海水量占径流总量的比率，50年代为79%，60年代为60%，70年代为，80年代为。1972年黄河首次出现断流现象，当年断流17天，1991—1995年间平均每天断流620公里；1997年断流13次共226天，断流河段长683公里。黄河可能成为季节性的内陆河。在断流的地方，昔日黄河帆影已成无水之舟。断流使下游沿黄城市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东营，滨州，濮阳等城市对居民实行定时供水，家家户户蓄水备荒，摆满了坛坛罐罐。沿黄两岸禾苗枯焦，断流时间一长，便颗粒无收。断流给工农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例如：年产30万吨尿素合成氨的”中原化肥厂”，因黄河断流影响，不得不停产。总之，因断流给沿黄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都非常严重。仅以山东省滨州为例：滨州地处山东省北部，黄河三角洲腹地，北濒渤海，是黄河入海的必经之地。这一地区气候干燥，降雨量少，地下均为咸水，很难食用，因而这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城镇居民生活主要依靠黄河水，黄河水是其经济命脉

美国的自然灾害多了是，比中国的多多了。中国有的美国都有，中国没有的美国也有。

洪水基本上是由于地势差导致的压力比较大，才会有这样的后果。美国也是有洪水的，只不过因为他们的地势比较低平，人员也很稀少，所以很少出现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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