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谜论文的参考文献

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其实李约瑟一直强调其问题是把双刃的剑，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个表述方式：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为“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这句话就是李约瑟问题的全部内容，那麽不亦是说：李约瑟是被“李约瑟难题”所吸引，进而研究它，然后再把它给提出来——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李约瑟在经过他毕生的钻研后总结说：魏特夫的看法是太过肤浅的并且是欧洲人本位的。在这一个部份，李约瑟已经在西方获得“中国科技史”的权威研究者评价，但李约瑟却也必须承认中国这四、五百年来的科学落后仍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魏特夫的提问仍然没有解决，而李约瑟不愿意武断地结论中国人的民族性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为李约瑟拒绝像他所批评的魏特夫一样用民族性差异做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难题。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和见解一直都比较多，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等到一个完整的答案。“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 “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一直努力地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学研究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分别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竞争力。我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也比较少。据瑞士洛桑国防管理开发研究院的统计，1997年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学论文索引》上发表的论文数居第12位，仅占当年世界论文总量的1．6％，相当于美国的6％，英国的19％。世界发表论文最多的200所大学没有一所是中国内地的。再如，美国现在每年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0多万件，日本40多万件，我国只有1．3万件。看来，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 “李约瑟难题”的解究竟在哪里？即怎样甩掉中国科技落后的帽子，或者说怎样能使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科学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我国曾开展了一次建国后最大规模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公众理解科学对社会影响的比例为3．3％，了解科学研究过程的比例为2．7％，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科学报告》资料，每千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为 4．7人，美国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2．8人，欧共体12国平均为1．9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为1人，而我国只有0．4人。上面两组数字对破译“李约瑟难题”的解颇有帮助，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在人才上占有数与质量的绝对优势，科学技术才走在了世界前列，可想而知，一个科技人才缺乏的国家，也必然会处在科技落后的尴尬境地。 应当看到，科学思想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扎根和探求不够，是一个非常要害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美国社会科学家朱克曼曾对31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做过分析，发现跻身于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团体，得到过名师指教者颇多，仅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就诞生过1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人在分析我国为何至今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原因时认为，西方科学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所以他们总是刻意求新。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思想“守一”和“齐一”的思想控制，严重地影响了科学的萌芽，抑制了人们的创造精神。如今世人都清楚，为21世纪定调的主旋律是科学技术，它能否成为一个民族的兴奋点乃至注意力，最该集中的所思所想和所尚所崇，这就同为“李约瑟难题”的难之处和解之处。 决定科学盛衰的钥匙在哪里？“李约瑟难题”及他的解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应该是明确和清醒的，这就是要以战略性的眼光和任务，把大力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切实作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的关键性链条和杠杆性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超先进、重塑辉煌，才能迎来日新月异、鸟语花香的科学春天！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但这只是对李约瑟之谜的一个可能的回答。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问哈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难题介绍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 李约瑟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欧洲经历了一千年宗教的黑暗时期，希腊、罗马的古代典籍也被欧洲中世纪的焚书毁灭，欧洲从阿拉伯帝国保存的希腊、罗马古籍复兴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同时消化吸收了中华文明的科技与产业、体制与文艺等成就，从而诞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 - 全球化地球文明。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与研究东方文明。从1643年牛顿诞生到1765年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欧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然而，1840年的中国却进入了鸦片战争时期。1840年前后，英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建立，开启了电气化时代。从马可·波罗的诞生到工业革命电气化的开始，欧洲经历了约6百年的努力终于彻底超过了中国。难题表述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李约瑟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表征意义“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李约瑟与中国编辑本段个人努力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李约瑟传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编辑本段解答一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李约瑟研究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本观点的辩论：本观点的重点在于认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一在于小农经济导致的社会分工的不足，二在于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但我们知道：首先，西方历史是从西欧庄园制经济发展过来的，而西欧庄园制经济是一个更封闭、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一个庄园内各种物品生产几乎无所不包，自给自足的程度达到极致，这也是西欧中世纪自罗马帝国后具有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功能的城市极端没落的根本原因，但这也没有影响西欧最终走向科学技术的进步。其次，我们知道西方历史上富于冒险探索精神的民族和国家很多，特别是西班牙还发现了新大陆，但西班牙也并没有因此成为科学技术的强国。实际上，西欧之所以在近代科学技术能够领先，首先在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其次在于自英国后西方民主制度在各国的建立。重点的重点在于基督教新教对天主教的反权威意识、自主自由的意识培养了近代西方人的民主思想意识。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不在物而在于人，在于人的思想意识。科学技术是在否定之否定中进步的，这就是成人之所以区别于少儿的辩证逻辑思维过程。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要进步，具有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是最重要的。但儒家从思想上就提倡和维护等级制度，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学霸作风，东亚包括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既盲目追求“面子”、等级身份，不愿意承认学术错误，且又盲目崇信权威，缺乏反权威的意识，这就使得中国人在近代乃至现代科学技术上难以进步的根本原因。当然，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的建立是要有民主制度进行维护与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建立相对于民主意识的形成又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编辑本段解答二简介中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至今仍使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李约瑟在数十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对此，李约瑟有一些很自己的观点，但李约瑟这些观点还不足以说明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原因在近现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没发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应有的速度发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的状况也没有做到。特别是诺贝尔奖截止如今已经有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但却没有一人为中国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也谈到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处的科学环境。移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等获诺贝尔奖就是证明。由此可见，之所以“境内为枳，过海为橘”，使得这块大陆迄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那我们现在不禁要问：现代中国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在那里？！中国在13－15世纪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中西方历史的分际中国13世纪初是处于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时期，中国在北宋和特别是南宋时期已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特别是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隅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经济贸易发展来维持国家的税收收入，这样也就使得国家工商业空前发展。工商业的发展致使南宋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贫富差别加大。在政治上一方面表现为民众为追求工商业发展特别是相关技术的发展，需要一种更加自由开放的、更加宽松倡明的社会环境，要求封建统治者在保护封建土地制度的同时也能够保护工商业者的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社会关系愈来愈向商贸化金钱化方向发展，私欲膨胀、只认利益而轻视道德规范，特别是缺乏对封建道德意识和国家民族意识的认同，从而造成社会混乱，特别是造成了宋朝普通民众、军队的爱国热情严重低下。当时的状况使社会发展走到了一个政治上的十字路口，要不国家政治通过一定程度上打破封建专制而使社会制度更加清明民主，要不就为了巩固封建专制更进一步地加强对民众的政治思想统治。遗憾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治终究还是走向了反动的一面，自南宋统治朝廷稍微稳固以后，宋高宗就开始大肆迫害功臣，通过秦桧等一帮人杀害了岳飞、去除剥夺了戍边大将的军事政治权力，不但使国家统一大业功败垂成，更使得封建统治专制制度得以进一步加强。封建专权的形成使得民众自由意志不能得以伸展，其反作用的抑制力使得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意识更加低下，社会思想道德意识更加趋于混乱，对社会秩序形成了更大的破坏性。在这种状况下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根据孟子人性本善的思想，以让人们回归所谓“善的本性”，也就是回归人们愚昧混沌的幼儿时状态为目标，以消除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企望、愿望为理论上的手段，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提倡“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的理论思想。“中庸之道”表面上看好似是很合乎情理，但这一“中庸之道”在集权制度下的实际社会效果却只是导致了只认“天”不认“人”，道理逻辑归于权位，只认君父不认平等权益的“三纲五常”制度。自此以后，儒家学说一反前朝历代只限于道德说教的范畴，在礼仪甚至从法律规范上对上至士绅下至普通百姓的思想行为，实施强行的灌输与限止，从而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思想，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动力。而在与南宋至明朝几乎同时期，西欧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以来，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了民众民主自由思潮的形成，特别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民主制度建立大幅度地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得西欧成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造成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在民主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个国家要发展科学技术，民主是很重要的，民主是科学的基石，没有说那个国家民主不如别的国家但科学技术却比别的国家强的。即使是说中国自战国建立中国式的封建制度以来由汉至唐宋一直执世界科学技术之牛耳，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当时世界来说还算是最民主的。即使是象欧洲当时所谓的希腊民主制度、罗马共和国其民主也只是对奴隶主阶层、对平民阶层的民主，对占相当多数人口希腊、罗马的 古罗马奴隶破坏生产工具奴隶何尝有民主可言？公元476年，中国农业生产早已于公元前就进入了以雇佣方式为主的封建劳动生产关系，大部分农民有基本的人身权力与自由。但此时的罗马社会仍是在奴隶社会的后期，当时虽然中国已经广泛采用了牛拉犁耕等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但此时的罗马社会仍是将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只有劳动的义务，不能从较高效率的劳动生产中获得相应的个人收益。所以面对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罗马奴隶缺乏劳动生产热情与主动性，从而使这些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不但难以普及，有些甚至还遭到奴隶的有意破坏。公元476年后，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古代欧洲奴隶制社会的终结以及封建制度的确立，但此后古欧洲的庄园制经济模式除了庄园内隶农私田耕种收获部分可以归隶农所有以外，与中国西周奴隶井田制下的奴隶一样仍无人身自由可言。更何况，欧洲中世纪人们的言论、舆论、行为自由遭到天主教会的严格限止，其当时的社会民主性与中国宋、明以前的状况更是无可比之处。自中国洋务运动提倡“中体西用”到戊戌的变法维新、自中国“土地改革”到邓小平提倡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无数成败的历史早已证明没有民主开放的思想与制度，科学技术乃至经济的发展是受到限止的。得出结论由上可以知道，“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中国在13世纪之前社会制度的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总而言之，宋明以来被集权制度下奴化的儒家违反人性的“三纲五常”等，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摆脱受集权制度下奴化的思想，进行一场如西方式“文艺复兴运动”类似的“道家”、“墨家”、“佛教”思想的复兴运动，提倡政治上的“大道无为”、提倡行为上对人类与世界的“兼爱”与慈爱，从思想上建立起还权于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识，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来作好思想上的基础与准备。国家昌盛的根本与道路就现代中国以扩展工商贸易为主而缺乏科学技术根基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说，应当清醒的是：GDP的总量虽然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经济基础，但这还不是国家昌盛的根本。国家民族昌盛的根本一在于民众的凝聚力、二在于技术的进步。首先就民众凝聚力来讲，中国北宋南宋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那么高，但朝廷专制、腐败，贫富差别剧大，导致民不聊生，半亡于辽金，最后亡于元。宋朝虽然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地位、科技水平，但在一盘散沙的状况下，仍然不免被严酷自然环境下锻炼出来的少数民族的铁骑所踏破。所以，国民的凝聚力是国家存在的根本。那么怎么样建立国民的凝聚力呢？从政治上来说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是国民凝聚力建立的根本，只要那个国家那个时代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别，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民众凝聚力肯定是成问题的，因此也就很难有效抵御内部的抗争和外来的侵略，就中国来说西汉、东汉、东晋、北宋、南宋、明等等的灭亡，从经济上来说无不是封建土地兼并造成的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国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国民乃至政府的军队在战争中士气低落有目共睹，而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怎么就能在朝鲜战争中打败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强大的美国军队呢？这就说明了社会主义所创造的经济平等确实是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凝聚力。但马上得天下，可马上治天下吗？毛泽东主席力主“一大二公”，积极推行平均主义政策，其结果是国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严重低下，造成国民经济整体的倒退。可见平均主义政策虽然可以提高国民凝聚力，但却是不能当饭吃的，所以中国社会在保障基本凝聚力水平的前提下必须寻求另一条发展的道路。其次再说说技术进步，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清代GDP虽然居于当时世界首位，但在世界民主风潮的影响下顽冥不化，拒绝进行社会变革。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在被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接着又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甲午之战中打得一败涂地。所以，技术进步可说是国家存在的另一个根本或者说是另一条发展的道路。那么，如何求得国家技术的进步呢？国家技术的进步，最重要是在于国民思想的开放，而国民思想的开放最重要的是在于政治制度的民主开放程度。比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医学、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相关的物理等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种科学技术的进步首先是得益于当时的“百家争鸣”的政治言论环境，而这种“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又是瓦解打破旧的“井田”等奴隶主制度，建立土地私有化等封建制度的时代需求。我们中国现在人民生活水平较西方发达国家还较低，GDP确实需要进一步地推进发展，但我们知道现代人类的生活水平追根究底不过是来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GDP追究是要有走到头的一天，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确实是一个真理。但要实现科学技术进步这一真理，推进国家的民主水平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要推进国家的民主程度，靠现在受耳濡目染、儒家思想文化透到骨子里的中国人是不行的，所以中国应从中国人的幼少时期就向他们灌输民主思想和文化习惯，特别是破除权威意识，但愿我们中国的下一代人或下下一代人有幸能迎来民族民主的复兴昌盛。本观点的辩论反驳方：1、科学技术的产生和民主文化自然有一定关系，但不是由于民主文化而产生了科学技术，恰恰相反，是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所谓西方的民主传统不过是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时期的民主，而这种民主在其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已经被抛弃了。因为它不适应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环境，正像民主不适应中国的的封建皇权社会一样。西方近代的民主是在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才重新提出来的，而这时也正是新航路开辟，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兴起等西方近代文明萌芽的时期。2、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若要产生民主文化只有改变那个社会的环境，即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3、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一种新的文化提前出现，那么就必然要求经济基础的变革，否则这种文化便不能持久。观点持有方：1、您的主要观点是：“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结论，我需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现在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而李约瑟用大量的史料证明了中国在南宋以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是大大高于西方的，若照您的说法您所说的“民主文化”应该是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可见您这一结论是很荒谬的，特别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时特别显得如此。2、您的第二个观点是“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但我认为经济基础只是决定文化发展的一项因素，且不是决定性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人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单位乃至一类人的体能、性格、气质、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等，那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是什么文化？中国人是黄皮肤、性格谦逊、气质内向、行为方式更重于情感交流、地方方言众多、各地风俗不一，包括象形字、诗、书、棋、画、戏剧格式等等。实际上，经济发展是可以推动相应文化的多样化繁荣发展的，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社会的民主程度，愈民主则经济对文化带来的整体效应愈大愈多，否则就愈小愈少。就象明清时期专权制度的加深加大，象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甚至连孟子所谓“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的言论都不能容忍，硬是要把孟子从天下庙堂中赶出去，在这种专权制度下经济虽然还在缓慢发展，但建筑、瓷器、家具格式样式愈来愈仿皇室化，中国上至衙门下至社会、家庭，对人们思想行为控制的手段愈来愈花样翻新，社会黑暗，而所谓“女人的小脚”等等封建恶习大都产生于这一时代。所以说，文化虽说是受经济发展影响的，但更是人类与社会环境斗争的结果，更是千百年来思想行为教育与统治的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不承认孔孟之道对中国人的影响，就等于不承认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别。编辑本段解答三其一、全球化程度在中国领先时：世界上的各民族主要还是由于自然地理因素的原因，处于相对封闭隔离的阶段。而欧美领先时：世界上各民族的发展越来越具有相互影响性，全球化程度逐步提高！其二、主观因素在中国领先时：中华民族并未有主观的掠夺其他民族的想法。而欧美领先时：欧美的初衷就是发财和掠夺，传授任何新技术都是为了下一步的（不平等）贸易利润！其三、实际发生的对比！在中国领先时：中国基本没有通过领先的技术对其他民族的野蛮而长期的掠夺（当然那时的科技业不足于这样），相互的联系只有通过游牧民族把中华的那点先进技术带去了欧洲！而欧美领先时：初期，也就是世界近代史欧洲+后来的美国，对亚非拉的赤裸裸的掠夺！世界现代史就是欧美+小日本瓜分世界资源残酷战争，和亚非拉各地的反抗！（以上的掠夺都是非常惊人的）如今，就是WTO贸易规则下的不平等贸易，欧美利用他们的技术、亚非拉的资源、亚非拉的人力，只给予少量的报酬，制造的产品除了自己享用之外，剩余部分还高价销往亚非拉赚取了更多利润！而欧美对他们领先技术的保护和使用更是建立了一套非常完善的能将利润超额收回的贸易制度！总结：中国领先时：各民族相互独立，中国的领先不阻碍和掠夺其他民族，只有少量的关键的技术传播！欧美领先时：各民族相互关联，欧美利用领先的技术先是赤裸裸的阻碍和掠夺其他民族；之后又规划了现在有利于欧美领先方的世界贸易制度，平和而冠冕堂皇的欺诈落后方的各方面资源。中国的落后在于中国历史中的内部因素，而无法再次领先或许更多缘于欧美领先方阻碍/控制的外部因素！

1、李约瑟难题又称为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之问。

2、李约瑟难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

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3、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何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4、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出发对该问题的解答：

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

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

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四是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扩展资料

对李约瑟之问的不同解答：

1、 缺乏古希腊的科学哲学思想。

2 、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

3 、迷信落后和重文轻技思想阻碍了科技发展。

4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自然哲学的不同。

5 、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

6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7、 文字的逻辑性的缺失。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_李约瑟难题

有八种说法：

第一类是制度说。黄仁宇引用诺斯等人的观点,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财产所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也有人认为中国在14世纪之所以没有爆发工业革命是因为当时没有建立一套有效保护创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产权制度(卢现祥,1996)。

工业革命之所以在欧洲产生,孟陶()认为土地制度改革是导致工业革命的基础。汉蒙德(Hamond)也认为圈地运动引起的土地改革大大提高了企业精神和资本对于生产的广泛控制力。

第二类是资源———经济约束说。最具代表性的学说是伊懋可(Elvin,1973)的高水平陷阱假说。Elvin认为中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短缺是导致李约瑟之谜的原因。冯涛、兰虹(Huong,2003)、姚洋(Yao,2003)、赵纲(Chao,1986)有类似观点。

第三类是“英雄”说。戴尔蒙德(Diamond)认为技术创新是少数“英雄”的活动,而“英雄”的数量以及创新的数量取决于人口的多少和技术创新的难易程度。林毅夫(Lin,1995)也持类似的观点。

第四类是中央集权说。戴尔蒙德(Diamond,1999)认为完整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大一统的国家体制是中国落后的原因。钱文源(1995)认为帝国的统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阻碍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成长。冯涛、兰虹(2003)认为中央集权加强了地主小农经济体制,从而阻碍了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发生。

第五类是价值说。韦伯(Weber,1964)认为资本主义所以发生在欧洲,其原因是新教徒为进行资本积累的宗教狂热所驱动,而中国的停滞在于儒家的传统。张尔升、苏同明(2003)也认为中国企业家的价值取向失偏是中国工业革命落后的原因。

第六类是体制说。李约瑟本人认为:中国官僚体制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制的需要,它最初非常适合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它却严重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林毅夫(1994)认为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无心投资现代化科学研究所必须的人力资本,因而从原始科学上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大大降低了。

第七类是海外贸易说。张尔升、苏同明(2003)认为海外贸易和重商主义是欧洲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而中国的闭关自守和重农主义是导致经济落后的原因。

第八类是分工说。陈平(Chen,1990)认为李约瑟之谜的谜底是分工。欧洲多元社会所具有的开放经济和发达的劳动分工与中国社会所具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劳动密集型农业的不同是中西文明分岔的原因。他用生态演化理论解释中西文明分岔的形成机理。本文也持分工说,但我们是从分工、专业化导致经济增长的角度去考察李约瑟之谜。

上述并未穷尽破解李约瑟之谜的解释都有一定程度上的阐释力,但有些解释存在绝对化和片面化的地点。我们暂且搁下文化、权力、价值等社会学范围的谜底,重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比较分析上述有关学说,从中得到分工演进是李约瑟之谜的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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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意义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成就。除了四大发明外，其他科学发明和发现也有不少。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骤降为只占。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思潮是把科学仅仅视为知识，在一个自主的封闭体系中去探讨科学的发生和发展，这就是所谓“内在论”或“内部主义”的思潮。但是，李约瑟通过对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研究，发现仅仅用内在论去研究李约瑟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从外部，即外在的影响如社会经济，人文思想方面去研究它们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影响。

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说过：“把科学实体作为知识体系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内部方法’，这仍然是主要的形式。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外部方法’，这是‘内部方法’最新的对立面。怎样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学科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现在也已有了日益增多的解决迹象。”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之谜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但这只是对李约瑟之谜的一个可能的回答。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问哈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1、李约瑟之谜：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2、简介李约瑟难题由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李约瑟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3、人物简介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其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李约瑟对中国文化做出了极为重要的研究，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