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中山的研究论文

正面 孙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由于孙中山早年即接受西方教育，认识西方世界较深，通晓外语，有医生学历，在中国内外都享有知名度；是故被多数外国人视为革命领袖。而在国内，多数革命者也认为他的声望与能力足以成为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也因此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顺利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去世后，蒋中正领导他创建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在名义上完成中国的统一。由于当时参与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特别是蒋中正、汪兆铭两人，均为孙培育出来的领导人物，故当时的国民政府当以孙为最高的精神领袖，并推举三民主义为治国的最高指导。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成为蒋中正之外，凝聚全国向心力的象征人物之一。国民政府与旗下将领也往往以“保障孙总理的革命成果”为号召，鼓动人民建设和将士作战。因此到战争中后期，孙中山很自然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对于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分析，主要是认为孙中山确系近代倡导共和革命，成功组织成分复杂的各种反满势力，并注入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与宪政思想成分的领导人。而孙中山虽亦重视掌握领袖权力，但较具理想色彩，较能为制度建设之需要而放弃政治资源。孙中山虽倡导武力推翻君主专制，武力弭平军阀割据，但使用之手段较为温和，善后措施较为宽容，不采彻底铲除之作法，与蒋介石或毛泽东等强调组织纪律而严厉惩处反对者不同。 孙中山亦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孙中山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国传统制度机构--司法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对西方重要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具有推动者的作用，促成西化民主派和共产主义派对中国未来建设的深入探索。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 负面 清末的革命团体普遍只有松散的组织，多数革命起义事实上并非直接由孙中山所领导，而是由黄兴筹画与统帅，时人也多将孙黄两人并列。至于革命党内，认同黄为实际领导革命的党人也不在少数。可惜的是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后，黄的人马被逐渐排除在中国国民党之外，黄的贡献则长期遭到忽视，直到1990年代才重新受到两岸三地重视。孙中山政治生涯中，因固执以至与同志反目。例如同盟会时代之章太炎、中华革命党时之黄兴、护法时之岑春煊，皆曾为孙之股肱，而后来反目不相往来。此外，孙对革命的奉献也许很大，但未必如官方所说般远远超过其他革命人士的贡献。但不可否认孙中山在倡导革命思想，组织、领导革命团体都是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孙中山为推翻帝制所付出的牺牲与贡献也为多数人所认同。 一些人认为，孙中山在民国建立以后，有多次作为未能贯彻民主、自由、法治等精神，例如：二次革命时力主使用武力使中国出现分裂；护法战争时召开非常国会的合法性；组织中华革命党采行秘密会党形式，皆存在曲解、损害民主及法治的表现[6]。而后孙中山因为不满西方列强不支持其广州政权，党内实行集权之外，转向师法列宁俄国，推动联俄容共，国民党组织机构采行列宁式体制，遭到党内反共右派与党外西化民主派颇多批评。孙中山逝世时有三份遗嘱，其中一份遗嘱乃是致函苏联。中国国民党也曾于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甚至考虑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只是未为莫斯科同意。 另有一些研究认为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有权宜投机的嫌疑。孙中山为换取日本支援革命，曾主张把中国东北，也就是满族的发源地-满洲，让给日本。此种看法与内地十八省“驱除鞑虏”后放弃满蒙西藏的情绪相契。(革命党在长江中游等地使用之旗帜即为十八星旗)然而此类主张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组织中相当普通，但今日观之缺乏远见。孙中山为讨袁，企图争取日本反袁。曾在致日本有司小池张造私函中提出与二十一条相匹敌之不利条件。事实上，孙中山革命时期曾颇受日本友人资助，流亡时也曾避居日本。建立共和后企图推动中日合作，曾首先提出大亚洲主义，成为日本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根源之一。惟此一战略后来不受日本日趋激进的扩张派势力欢迎，孙中山转向俄国。近代史中，中国领导人于混乱局势下，企图以权宜手段对列强在华权益让步的案例甚多。李鸿章的中俄密约，重庆与延安对德苏互不侵犯、雅尔塔协定、苏日中立友好条约、外蒙古争议性的公投独立等等的沈默，国民政府为求美国支援的让步，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保证苏联支援的让步，后来皆颇多学者批评。

孙中山与其他革命党人不得不屈服于北方大军阀袁世凯，于2月13日提出辞职。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当选理事长。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孙中山遂筹划起兵伐袁，旋即失败。孙中山不得不再次赴日本寻求援助。1914年他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并两次发表讨袁宣言。1917年孙中山回国并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并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1918年被迫去职。1919年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

孙中山民权主义与中国政治现代化早期模式的建构无论是哪一种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的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都集中在政 治方面，这是由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现代化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于经济方面，而 是来自于政治方面，即传统的政治权力中心对现代化的抗拒。因此，如何实现国家权力 由传统势力向现代势力的转移就成为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 即使完成了这种转移也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可以迅速、顺利地实现。实践表明，在一些 传统势力较为强大的国家，上述任务的完成往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国 家政治还要经历持续不断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从而严重地影响到现代化的发展。所 以，作为现代化的倡导者，他们在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尝试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 是如何选择、制定正确的政治发展目标和模式，以保证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充分借鉴西方民主、平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精神的基础 上，结合中国长期遭受封建专制统治的特点，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从而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一现代政治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是政治民主化，在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体系中，以及他对 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模式的设计上，其核心目标和全部出发点就是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 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的资产阶级国家。首先，孙中山对民主共和政治的提倡，是由于他对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反动性和腐朽 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对中国 进行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同时，也是造成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根源。因此， 要挽救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就必须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 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 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1](P325)。所以必须进行政治革命，而“讲 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1](P325)。其次，孙中山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 是实现国家进步的基本要求。孙中山指出，现在世界发展的主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民 主共和政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无法抗拒。应该说，孙中山的上述认识，反映了他对中 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对中国来说，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逐步趋于 解体，中国的发展开始显露出新的契机，即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落后的封建 生产关系，从而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孙中山以民权主义思想 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民主共和的中国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这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还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寻找到 了理论支持。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不仅必须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而且他还认为 中国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共和的客观条件：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某些固有的属性如中国 的行省制度及国民在断讼、教育、公共事业管理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自治能力。这就是 孙中山所说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共和政体的雏形”的客观依据。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 上，孙中山得出了“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国民之故”[1](P173) 的结论。二一个以追求政治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权与传统政权最大区别就在于民众的广泛参与性。 这种参与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化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传统势力，而克服 这种阻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建立一个与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现代民主制度来扩大 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另一方面，由于民众总是现代化的受益者，因而，也是现代化坚 定的支持者，通过这种参与，可以使民众在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中充分体现其影响，从而 达到削弱传统势力影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其所提出的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目标与模式中，着重强调了全民 政治的观念。首先，孙中山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独裁专制政出一人，老百姓没有任何民主 权利，也没有民主参政意识，因此，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政治制度，建立一个 “主权在民”，而非“主权在君”的新型国家政权。为了真正做到还政于民，孙中山详 细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他发现，即使西方先进的国家，人民得到的民主权利仍 然很少，如在代议制政体下，人民虽然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其他方面的权利算 不上充分、发达。同时，由于西方近代宪法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享有设定了财产、受教育 程度等的限制，使民权制度往往成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成为压迫平民的工具。基于这种 认识，他提出了“直接民权”的思想，以作为“全民政治”的基础。其次，为了追求“直接民权”理想，孙中山主张全体社会成员平等的、最大范围的参 与政治过程。按照他的设想，大多数人参与政治的途径应当是直接行使选举、罢免、创 制和复决四大民权。他说：“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显现民权；能够实行这四 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 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 ，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 。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2](P350)由于孙中山在中国未来政治 发展模式上坚持了全民政治的方向，又由于这个方向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总 的趋势，因此，辛亥革命后民众对新政府的目标和手段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给予合理而 稳定的认同，其结果，就使新政权在革命胜利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和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 了权威性和稳定性。而新政府就是利用了这段宝贵的时间，迅速而有序的贯彻、推行自 己的政治主张，并通过这些主张将中国引上现代化之路。当然，此后不久中国社会便由 于传统势力对现代化的抗拒而导致国家政治长期的动荡不安，但从总的趋势看，辛亥革 命以后，由于民众参与政治范围的扩大，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政治势力重新占据国家权力 中心的可能，而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此后也一直在沿着打破地方主义倾向的方面前进， 在中国以后的政治发展中，无论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只要它有可能问鼎国家权力中心， 总是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从这时起，建立一个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统一的国家政权 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惟一选择.三孙中山在选择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新政权的质量问题即新政权 必须具有政治职能上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以保证新政权在对国家实行管理的过程中充分 显现工作效率。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孙中山在国家的制度建设上，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提 出了政权与治权分离的设想。政权即人民拥有的权力，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 复决权。治权即政府拥有的权力，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督权。人 民掌握了政权，就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而政府拥有了充分的职能，就使政府能够以 较高的效率管理全国事务。政权就是人民大众行使权力参与政治的过程，政府权运行时 ，人民又可以运用罢免权和复决权进行制约，也是一个参与过程。总之，在政权与治权 的各自运行过程中，都包含了人民大众参与政治的内容。具体来说，孙中山上述思想的贯彻，主要是通过五权分立的方法来加以实现的。五权 ，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纠察权。孙中山在对未来国家创制问题上进行 长期、深入的思考后，认识到政府的质量是资产阶级政权能否得到巩固、政府职能能否 有效行使的关键。为了保证新政权的稳定和行政的高效率，一方面，孙中山充分借鉴了 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挖掘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长 期推行的考试制和纠察制，提出了他的五权分立政治构想。孙中山认为，虽然三权分立 的原则对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对限制和监督行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行政机关 常常对立法机关采取忽视的态度，因而，在国家行政实践上，很难真正做到行政与立法 、司法的分离和相互监督，从而造成行政弊端。因此，在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 再加上考试权和纠察权，其目的就是通过考试，使大小官吏“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 的流弊”[1](P330)。通过纠察，以避免西方立宪国家立法机关兼有监督权限而常常导 致议院专制的弊病。与上述构想相适应，国家机构由“五院”组成，即中央政府由在权 力上完全平行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成。孙中山的用意在于通 过划清政府和人民的权力，各自在权力许可的范围内充分活动以维持两者之间的适当平 衡。这样，既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权的制衡作用，同时也可以使政府职能得到最充分的发 挥。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其在自身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总会孕育出一 些方法和机制，用于处理社会中不断发生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创制、协调、整合的问 题，以保证该国家或社会体制在较为正常、顺利的条件下运行。这些方法和机制实际上 反映了社会的调节功能。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方法和机制越合理、越完善、越充分，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就越顺利。现代化作为较高层次的社会发展过程，其所面临的问题 与过去相比都最多、最复杂，也最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处于现代化进程中 的国家或社会应当具有较过去相比更有效、更合理、更完善的社会调节功能，以保证现 代化的顺利实现。孙中山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蓝图时，在政治发展模式和目标的确立上， 十分注重社会调节功能的完善，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在政府与政府之间和政府与民众之间 建立起合理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以实现上述目的。应该说，孙中山上述政治模式的 提出，极具创见性，这不仅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较为合理的发展模式， 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 义。四政党政治是孙中山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另一个追求目标。我们都知道，政党既是 近代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同时也是近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出现及其在社 会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成分。因此，孙中山十分重视政党在中 国革命斗争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孙中山的政党政治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作 用和地位以及在现代政治中如何加强和完善党的自身建设；二是在国家政治制度化的前 提下，如何发挥政党的作用以推动政治的发展。首先，孙中山始终强调，政党的建立对于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正如 他所说的，政党是“集一般优秀人物组织而成，各持一定之政见，活动国内，其影响及 于国家政治，至远至大”[3](P1)。因此，从他参加革命活动时起，就将建立一个坚强 的政党以及将政党作为其领导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同时，孙中山认为，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赖 于政党政治。他说：“无论世界之民主立宪国、君主立宪国，固无不赖政党以成立者” [3](P5)，而“共和立宪国之政治，……未有不以政党为其中心势力”[4](P397—398) ，即一方面，党必然是民主共和政治的基本标志；另一方面，只有以政党作为国家政治 发展的推动力量，民主共和政治才能存在和发展。孙中山还十分重视政党的自身建设， 即党纲、党德的建设及党员自身觉悟的提高。他首先强调党的政治路线的确定，应当以 国家的发展前途为进退，这既是政党存在的基础，也是政党能够取得事业成功的前提。 孙中山说：“政党欲保持其尊严之地位，达福国利民之目的，则所持之党纲，当应时势 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3](P1)。同时他还指出提高党员自身觉悟对政党的重要 性：“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 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 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3](P2)其次，在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孙中山在考察了英、美、法、日等国的政治制度 以后，主张中国应在共和制的基础上，实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制度。他说：“要知文 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 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4](P408)孙中山认为，虽然政 党政治是现代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政党在国家政治中占有中心地位，但由于政党 也只是代表着一定的政见而活动于国内，如果某一政党不以国家为重，而专行私见，必 与国家无益，因此，在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应实行两党或多党制，既有执 政党，又有在野党。这样，如“甲党执政，则甲党以所持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 野，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图进步 焉。”[3](P63)在现代政治制度条件下，随着某些社会或经济集团在政治上的唤醒，政党及政党体系 就成为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高质量及政党体系的完善无疑 是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内容。孙中山在其长期革命实践中充分认识到，政党是中国政治走 向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政党的地位与作 用、两党或多党制以及政党建设的设想。由于这些设想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要特征的 ，因此，在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时，这种政治上的设想 无疑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建立一个支持现代化的具有较高权威的和制 度化的新型国家政权，又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因此，要成功地推行现代化，社会 系统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以此来推动社会和经济变革。面对这一历史任务，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都曾提出过自己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 的现代国家建设理论。这些理论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思想，也为中国人民探索国家出 路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理论成果。但比较而言，由孙中山所提出的，以民权主义 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是在充分总结前人的学说及辛亥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逐渐补充、完善而最后定型的，因此，它是辛亥革命前后 中国人所提出的各种政治现代化方案中最系统、最深刻的.总之，孙中山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早期主要倡导者，他所提出的民权思想在较为完整的 意义上确立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及其模式，这些目标和模式的提出不仅为中国 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依据，而且也确定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早期基 本框架。可以说，孙中山民权思想对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具有伟大的奠基意义。收稿日期：2001-12-12【参考文献】[1]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2]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3]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4]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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