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他是一个革命家也是一个思想家。李大钊的思想是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转变过程，人道思想是李大钊思想的主旋律。人道思想的历史渊源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中国传统人道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是与天道相互呼应的，人道主要是从两个层面来讲，一是人之为人之道，即立人之道，是指道德层面；二是指人应该遵循社会伦理规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是以天为源头，人存在的意义在于遵循天道。儒家是提倡一种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观，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不过，从思想的本真意义上而言，儒家文化重视的是人。圣人孔子用“仁者爱人”（《论语·颜渊》）表达对人的肯定，他的思想中最高的道德原则是“仁”。孟子从性善论的角度发展了孔子的爱人思想，将“仁”和人的本性联系起来，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提出以“仁心”来施“仁政”，主张民贵君轻，将民意代替了天意。孟子将天和人之间的关系看为互相转化的关系。这是孟子对孔子仁爱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荀子提出性恶论，认为人的道德是后天环境造就的，并认为人人可以通过实践完善道德。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人格自我完善。中国传统人道观主要体现在儒家文化中，而对李大钊人道主义思想影响深远的也正是传统儒家文化。
李大钊懂事时即在祖父的教导下识字，四五岁起就开始接受童蒙教育，6岁入私塾，16岁时考入永平府新式学堂后才正式学习西方知识。儒家文化成为他以后人生和思想旅途中无法忽视也无法剔除的存在，也是他以后学习西方知识的前提和基础。而儒家文化中关于人道的理论深刻影响着李大钊，主要表现为：其一，入世精神。儒家文化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文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张积极向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李大钊非常赞赏儒家的主体精神，儒家自重、“有我”的精神就是一种重视主观能动性的精神。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许多国民几乎没有自我生存的空间，李大钊力主民众应该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争取自由，实现真正的自我解放，再造一个青春之中华。其二，人格理想。儒家的人格理想是经由反求诸己的方式，脱凡入圣。按照余英时先生的看法，这是一种“内在超越”的思想发展理路，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外在超越”文化发展模式迥然有别。李大钊认为，中国的儒家学说能提升人的自我修养与道德境界。他对儒学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是相当赞同的，并认为这是儒家的忠恕之道。其三，担道传统。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历来有着以身担道、殉道的追求，这里的“道”，具体到社会历史中即为“民生”，如孔子言：“民为邦本，本立而道生”。传统的民生论成为李大钊人道主义思想演变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在《大学》的“诚心，正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中，儒家的入世精神、人格理想和担道传统被统一起来，构成一条完整的理论和实践模式。李大钊对这种文化传统是赞赏的，李大钊还常常自比尧舜禹等诸圣人，以此激励自己发愤图强，担当起民族之使命，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二、近代西方启蒙学说
李大钊在法政专门学堂学习期间接触到西方诸多学说，主要有进化论、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和穆勒的自由学说等。此外，在日留学期间，李大钊还受到托尔斯泰的人道思想的影响。
进化论包括自然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自然进化论是研究宇宙演化生成问题，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表明进化论作为科学理论诞生，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是指生物界普遍存在变异，也就是“适者生存”。社会进化论是将自然进化论引入社会领域，以此推测社会进化规律。19世纪下半叶，西方进化论开始传入中国，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随之发生了变化。李大钊深受进化论思潮的影响，他认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天演之行，无所假借。”[1]548这种思潮对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给予未来社会发展的希望。同时，李大钊借助传统哲学中朴素的变易观念重新解释进化论，从而形成了他自己新的发展思想。李大钊将进化论的规律推及到社会和人的领域。在《青春》中，李大钊指出：就新兴之国与陈腐之国而言，陈腐之国必败；就朝气之生命与死沉之生命而言，死沉之生命必败；就青年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而言，白首之国民必败，这乃天演论，盖莫能逃也[2]67。他坚信在将来人们的努力下必能建立一个青春之中华，那么青年应以一种高昂的状态进行建设。
“天赋人权论”源于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权，主张把人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人人都有保护自己生命、财产和自由的权利，人人都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保护天赋的权利。这种追求人人平等的自由思想启发了李大钊对人道思想的思考。穆勒强调人的思想自由，密尔《自由论》主要是反对好同恶异的思想专制。李大钊被穆勒的自由理论强烈吸引，积极宣传穆勒的自由学说，提倡个人自由、个性解放，并强调个性的发展和人格的完善。
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大钊还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托尔斯泰的人道思想是对现实、人类应该的存在状况进行思考的宗教层面上的理论。托尔斯泰与日本友人通信时表述过，“吾之所谓宗教的真理，非此教与彼教之比。采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求人群真正之幸福。”[3]他认为只有通过“爱”才能实现人类的和谐之美，创造人类的幸福。深受儒家仁爱思想熏陶的李大钊，对托翁“爱”的哲学产生自然的亲和感，遂接受了“爱”的伦理主张。
这是李大钊在早期思想中所体现的人道思想，他试图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与西方学说之精华建立联系，跳出历史的局限，意欲建立一个青春之中华。
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在留日期间，李大钊已经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他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则是十月革命之后的事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李大钊改变了之前从人的情感、意志、道德等角度观察社会问题的研究方法。
中国传统“人道”观是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调之一。中国传统的“人道”观以人为根本，将人生观与世界观结合起来形成天人合一的思想，这表现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人道精神。唯物史观中的群众观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根本的观点不谋而合，李大钊将两者结合形成新的群众观点以此唤醒民众自觉地创造性，“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一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2]226这就是说，他认为民众应该追求自身努力去完成自我的解放，国家和民族亦如此。
一定程度上，近代西方启蒙思想是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调之二。李大钊在广泛接触和学习西方启蒙学说、深刻观察社会现状和参加实践活动以后，发现资本主义所宣传的人道主义是抽象的，并不能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李大钊早期受竞争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就是“天演进化”，是一种没有目标的进化，因而并没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后来，李大钊开始接受了创造进化论和互助进化论，注重人的精神和意识，并且认同互助进化的思想。他认为人类真正的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并试尝用互助论思想弥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世界大同是李大钊一直追求的理想，他将人道主义的范围放逐于全体人类的解放，并憧憬一个新时代。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三个部分：一是历史观；二是经济理论；三是社会主义运动理论。其中唯物史观是最重要的，“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思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是不可能”[4]179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总结为：一是人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基础构造”，所有精神上的构造是随着经济构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二是“生产力和社会组织有密切联系，生产力一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4]186李大钊以求实的态度发现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他系统地向人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传统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阐释意义。
首先，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凡是一个时代经济上有了变动，那么思想上也会随之发生变动，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思想。李大钊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必然会淘汰，孔子学说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的产物。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分析了封建专制制度对于人们思想的束缚。他认为，现代的经济组织是适应了新社会的要求，劳工阶级的自我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他从根本上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进行了瓦解，从而鼓励新青年要勇于冲破封建的束缚，追寻新的社会。
其次，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对与物质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说明，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李大钊认为，道德的基础是物质。道德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因为人类社会的根本构造是物质的经济构造，其他的精神构造都是随之变动而变动的。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而我们不能以旧社会的道德要求新社会的道德，应该在新社会中建设新的道德。
最后，在李大钊对人生观的解释方面，依然可见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的痕迹。他强调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肯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解放才是最终的解放。《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两篇文章，表明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角分析社会问题，他相信，只有坚持“物心两面论”，注重“以人道精神改造人类精神”、“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人类社会才能走向真正的自由，获得真正的解放，人类的自我生存价值才能得到最大意义上的实现。
通过分析李大钊人道思想的渊源，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的人道思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他学习和研究西方启蒙学说，借鉴了西方人道观中对人的意义的肯定。李大钊的人道思想可以说是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他在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开始审视西方学说中关于人道的消极意义，从而转向革命的人道观。
参考文献：
[1]李大钊全集：第1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2]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3]黄凌霜.托尔斯泰之生平及其著作[J].新青年，1917，3（4）.
[4]李大钊全集：第2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